我們需要怎樣的社會？ —給練乙錚先生的信 哲學人民

練先生：

您好。冒昧寫信給您，是因為讀了《香港──練乙錚文集II》關於最低工資的章節，有些淺見想跟您分享。

有 別於鼓吹放任市場的人，先生雖深受自由經濟思想之薰陶，但不會囿於「凡政府介入市場皆要不得」的教條，對廣大弱勢群眾更有一份關切之情。您說過，這跟您年 輕時做過基層工作的體驗有關。是故，您反對最低工資──但倡議負入息稅等補貼低收入人士的方法──理由也是從弱勢社群的利益角度出發。您強調「勞動力市場 是自由經濟最關鍵環節，勞資關係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關係，不可隨便觸動、干預」，並用經濟學分析，推出最低工資對他們反為不利的結論。本地經濟學者及為 數不少的評論員都有類似講法，不同的是，先生善於結合理論和現實，尋找社會病源，對症下藥；他們就近乎本能地反對政府干預，認定最低工資之類政策干擾市場 價格，導致市場信息混亂，資源錯誤投放，效率受損。他們彷彿不知道，現實世界根本找不到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市場；金融海嘯禍國殃民，亦源於美國朝野迷信市 場有自我調節功能，沒做好預防工作。至此，我們沒理由不通盤考量「無形之手」的長短功過，繼續把市場的效用神話化。何況，干預這回事早就存在。數干預最嚴 重，對社會元氣及經濟活力折損最大的，莫過於高地價政策。那些手執輿論機器之人（如獅子山學會）卻視若無睹，只曉得把矛頭指向最低工資。這種在客觀效果上 具針對性的做法，如非雙重標準，便是基於對既得利益者的維護而作的文宣攻勢了。

世界只被理解為經濟場域

不 知先生可會同意，本地經濟學論者喜歡抽空社會的經濟結構及發展脈胳，獨獨將最低工資跟就業情況扣連和對立起來，避談其他可能性──例如整全的殘疾就業和福 利政策──便把僅僅可能會增加失業的責任，全算在最低工資頭上，放大了該政策的負面影響。他們也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何社會的政策都要以經濟理性為先，彷彿這 世界只能被理解為經濟場域，其他同時並存的屬性毋須考慮。這自然是以偏概全。須知道，合乎經濟學推論（他們引用的大多是美國的實證研究結果，有多適合套用 在香港身上總不加深究）的事，不等於政治、文化或道德上可取。何況，經濟學界內派系林立，鮮有共識，我們更沒理由隨便接納僅僅是某一種學派的思想作為解決 現實問題的獨步單方。像最低工資，固然屬經濟範疇，但同時可以是一項公共福利政策，甚或一種防治無形之手胡為的補救措施──這隻「手」既能製造機會讓金融 權貴為所欲為，催生大海嘯，在勞動力市場自然能縱容（大）商家恃強凌弱，用「你唔做大把人做」這種話脅迫工人接受剝奪其尊嚴的超低工資。不同的是，工人受 壓榨，不會像泡沫爆破那樣轟動全球，引起關注。

超長工時 難有心力進修

受 壓迫者只有默默忍受，他們根本沒有經濟學者掛在口邊的議價能力，社會發展空間的閉塞亦否定了從（超）低（薪）做起的可能（故《壹周刊》的壹觀點指最低工資 為最致命的剝削乃罔顧現實的指控）。這是他們本身不長進不勤加增值不與時並進的錯嗎？且不說微薄收入及超長工時之下他們沒可能有金錢和心力去進修，他們之 所以陷於困境，難道不是因為政府長期施行偏袒或縱容大商家之管治政策所造成的嗎？這些市場的「輸家」，有原本做小買賣的商販，被以本傷人的超市及便利店集 團趕絕；有靠一門手藝自食其力的「手作仔」，被市建局和大地主聯手轟走；有職業司機受盡油公司及車主壓榨，鐵路及巴士公司夾攻，為了糊口被迫超時工作，弄 壞身子，甚至因而發生意外……數之不盡的技工及個體戶，因社會要「發展」要「進步」要走知識型經濟之路，從本業中給篩走，被迫進入低技術勞工市場，進一步 拉低有關工種的薪金。在經濟學者眼中，這是巿場正常運作下人力資源新陳代謝的過程。

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

但 追求「發展」和「進步」究竟是為了什麼的呢？經過科網股熱潮及金融海嘯，我們理應更清楚以資訊科技及金融業為代表的知識型經濟，它不但沒有為社會創造實質 財富，更將大多數人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手裏──過去幾年大量熱錢流入，炒旺樓市及股市，造成經濟復蘇的景象，但除了相關行業受惠外，一般市民根本感受不到 好處，還要直接或間接承受租金飆升之苦，貧富懸殊才會加劇。這現象亦宣告「先做大個餅再透過涓滴效應令基層市民同受惠」的傳統智慧失效，可見社會發展多 年，已到了瓶頸位，市場空間及機會無多，有的是惡性競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極難雙贏。大財團要繼續擴大市場佔有率，牟取暴利（香港崇尚股東利益極大化的 營商哲學，什麼社會公義和責任統統不用管），便竭澤而漁，向弱小開刀。領匯是最佳例子。其巨大利潤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建基於犧牲公屋居民及小商戶的 權益之上。（近月領匯醜聞頻傳，足以否定公營機構私有化提升效率之說，曾在《壹周刊》專欄讚許領匯的蔡東豪，或許仍舊會訴諸業績有可觀增長來為其開脫，但 蔡先生能否解釋一下為何我們要接受這種認錢不認人的價值觀？它一旦成為主流思想，又會催生怎樣的社會出來？）換句話說，知識型經濟帶來的進步，只對少數人 有益。它用推土機把整個城市的精神和文化面貌變得庸俗醜陋，使社會百病叢生，大多數人活得像機器，或一隻以滿足生理需要為主的動物。而所謂市場失敗者，都 不過是這種劫貧濟富及嚴重違反人類心靈需要的進步觀之受害者。這套進步觀，是透過政府的具體政策──例如數碼港及各種金融基建──強行加諸於社會之上（所 有政策背後總有一套評定優劣的價值觀）。

政府須維護多元活潑環境

若 是反對干預，最先和最需要批評的，不是政府的具體政策──何況反對者大多選擇性針對有損大商家利益的政府干預──而是它從來沒有進行充足、公正及高知識含 金量的公眾討論，形成全民共識，再調動各種社會資源予以配合，循序漸進地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所行的，不論是否假市場之名，都是以大財閥最 大利益為依歸的政策，受害的是中下階層。最低工資只是對最弱勢的受害者作出一點補償，縱是干預，也是撥亂反正的干預，有何合乎公義的理由反對？

那 麼，怎樣的一個社會才是我們值得追求呢？正如先生於10月15日專欄內指出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下一步要做的必然是探求一個讓最多公民有足夠條件（包 括閒暇和修養）發揮個性及所長，實踐自我（而非有最多的錢去不斷消費去滿足廉價欲望）的理想社會。這社會，不會有高地價政策，使遊戲規則一律簡化為「誰付 不起高昂租金誰便要消失」，市場競爭十居其九是巨人欺凌侏儒，工作機會、生活及文化的選擇結果買少見少，財雄勢大者為所欲為。這社會，亦不會凡事都以為可 以產業化，不會幻想但凡生意和機構都是愈大愈好，政府和公民則曉得共同努力去維護一個多元活潑、百花齊放、讓小本經營者有蓬勃生機的市場及社會環境，並做 好公共空間管理、文化保育、財富再分配等工作，貧富不再懸殊。這社會，更不會用一種以狹義「競爭力」為本的進步觀，摧毀一個人敬業樂業的精神、努力和意 志，不會把整個城市打造成一個市儈庸俗、沒風格、沒人情味、普遍工作壓力巨大而滿足感貧乏至極的超級大商場和主題公園，只要對方是客人，就算多無理，你都 要笑着面對，總之唾面自乾，人的尊嚴毫不重要。具體怎樣做，要靠社會上每一個有心人共同探索和實行，但答案肯定不會在市場和政府這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中 尋到。筆者深信，以練先生的識見、熱誠和公義心，一定可以啟迪民智，讓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迷途知返，不再誤己誤人（為大商家服務的宣傳機器例外），大眾會 更有能力更有創意和更豐盛地度過自己一生，而非老想着置業和投機取巧。

祝安好！

傳媒操控大局 罔顧新聞道德 鄭經翰

慳電膽風波自上周五由傳媒揭開序幕以來，至昨日周四為止，已經連續七日成為傳媒主流報章頭條新聞，打破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傳統公關智慧，針對性的新聞不論如何聳人聽聞，孰真孰假，一般維持不過三天成為頭條新聞，便會為另一宗新聞取代。

看目下的情勢而言，傳媒輿論立場既定，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不管有理無理，由一個小小慳電膽惹出來的政治風波，看來也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造出十日頭條新聞也不足為奇。

莫氏得益不多

細心分析事件的發展，今次由傳媒輿論主導的慳電膽風波，可以粗略分為三個階段。

第 一個階段是以揭秘的方式爆出「醜聞」，強調特首的派送慳電膽現金券政策是刻意安排，有意向姻親輸送利益。其後證明查無實據，因為飛利蒲雖然是本港慳電膽最 大的供應商，佔有市場百分比最大，而曾蔭權的姻親莫錦泉是飛利蒲的代理，卻不是唯一代理，加上其他慳電膽牌子在市場上的供應數以十計，而莫錦泉的公司同時 售賣鎢絲燈膽，後者生意額更大，新政策推行後生意此消彼長，根本得益不大。何況公司的主要股權七成屬法國集團，莫氏家族若能從新政策得益，也微不足道，根 本不足以構成「利益輸送」的指控。可是，在莫錦泉公開發表聲明澄清事實真相後，別有用心的傳媒輿論竟又反過來指摘特首沒有及早交代事件，因而累及親家。

第 二階段就是針對特首沒有申報利益，指摘特區政府欠缺應有的政治智慧和敏感度。可是，按照現行行政會議之規定，特首根本毋須申報其姻親利益，即使特首政治敏 感，主動申報，難道誓要攻擊特首的傳媒輿論和政客，便會高抬貴手，不會反過來指摘特首明知故犯，有意明益親家嗎？事實上，如果特首在宣讀《施政報告》時， 明言飛利蒲是最大的供應商，其姻親是「慳電膽大王」，並且詳細交代有關細節，證明其實得益不大，敢信傳媒輿論也會直斥特首「明益」親家，姻親「奉旨」得 利。可見問題不在有沒有所謂「利益輸送」，而是傳媒輿論立場既定，特首做與不做都會動輒得咎，成為傳媒輿論攻擊對象。

第三個階段就是強調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形勢孤立，四面楚歌，連保皇黨議員也加入戰圈，圍剿特區政府，目的當然就是要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無所不用其極。

攻訐大有市場

正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煽色腥傳媒當道和主導一切的今天，只要政府或公眾人物成為特定攻擊對象，傳媒便有辦法泡製新聞、製造輿論，將特定目標攻擊得體 無完膚，打個落花流水。今次慳電膽風波，傳媒輿論用的策略就是混水摸魚，先行抹黑，然後混淆視聽，肆意攻擊，結果社會大眾明知沒有利益輸送，也會質疑政府 的誠信，最後特區政府全面孤立，連有識之士也袖手旁觀，不敢伸張正義，站出來為政府說句公道話。

當然，這些無理取鬧的攻訐大有市場，正因社 會上貧富懸殊惡化、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民怨甚深，而並非普選產生的特區政府缺乏人民授權，自然輕易成為政治攻擊對象。更嚴重的是，突顯出一個弱勢的特區政 府，完全孤立無援，一個小小的政策建議，本可以經立法會討論後修訂的建議，也可以引起軒然大波，釀成政治風暴。

現在連有利經濟發展、裨益社 會大眾的活化工廠大廈政策也被指為「利益輸送」，更加說明我的看法無誤。老實說，活化工廠大廈的政策效用，就是增加商業大廈供應、促進土地使用效益，結果 不單不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反而會因商廈單位供應增加租金下跌而損害既得利益者大地產商的利益，如今還要備受抨擊，實在不知是何道理。據悉地產商對此政 策相當不滿，甚至認為有可能影響有關上市公司利益，因為它們的物業資產每年都要估值，如果商廈租金下跌，便會導致商廈資產價格貶值，招致實際利益損失。

彈劾特首無稽

從 甘乃威事件、慳電膽風波到活化工廠大廈政策，以至「疑似特首結婚周年宴會」等，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操控輿論的傳媒，連基本的專業操守也不遵守，簡直 是製造新聞，任意妄為。傳媒老闆抱有既定政治立場，別有用心，傳媒公器私用，不足為奇，但那些新聞工作者多的是什麼才子、作家、文化人，且大都是資深傳媒 人，何以也罔顧新聞道德和專業操守，連向當事人作最簡單的求證工作也不做，便大造文章，極盡渲染之能事，難道真的是人格道德不值錢，香港有識之士也甘為五 斗米而卑躬屈膝嗎？

在傳媒惡勢力當道下，據報泛民「建制派」也蠢蠢欲動，準備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由立法會四分之一議員聯合動 議，指控行政長官涉嫌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要求進行調查，倘若屬實，則提出彈劾案。這當然是政治鬧劇，最後一定不會獲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只是反對派 但求政治鬥爭，一定不擇手段，即使社會內耗不息，經濟發展蜘躕不前也不會放手，沒完沒了。

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四大危機 ［威廉•Ｋ．塔布著、唐科譯］(轉載)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美 刊《每月評論》2009年1月號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威廉•K塔布題為《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四大危機》的文章，認為金融危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 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和資源、生態危機對戰後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構成巨大挑戰，這四大挑戰將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版圖激劇重組。文章內容如下。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是金融體系的動盪，這已嚴重影響了美國經濟，並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種危機正加深著人們對英美主流經濟體系的不信任。

第 二個危機是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的危機，由於奉行優先以戰爭改變他國的制度，並且國際金融和貿易制度(即我們所知的“華盛頓共識”)越來越受到有效的抵制， 致使帝國主義已不被信任。由於新自由主義難以估量的危害，並且它還繼續為害，因此，它在意識形態上已處於守勢。第三個危機是，在原先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 地區，出現了新的權力中心，新中心釋放出的力量，為那些希望與美國斷絕關係的國家施展策略提供了空間。第四個危機關乎資源的利用、生活必需品的不公平分配 以及難以持續的增長模式。

第一大危機：金融化和金融危機
　　
目前的金融危機將導致多大損失仍有待考察，但它的危害已經極 其廣泛。在體制危機的層面上，重要的問題不是經濟上要付出代價，以及挽救它要怎樣依賴納稅人來緊急救市，而是金融資本主義本身能否繼續存在。《金融時報》 的資深經濟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寫道，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每月評論》的編輯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認為，金融化導致了資本主義壟斷 階段的一個新“壟斷一金融資本時期”。金融資本以一種新的方式，越來越多地佔有了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剩餘，不但在世界體系的核心地帶是這樣，在邊緣地帶也 是如此。

整個美國金融行業在2004年所創造的利潤是3000億美元，而國內所有非金融行業創造的利潤是 5340億美元，也就是說，金融行業創造了所有國內企業利潤的大約40％。在四十年前，它們所創造的利潤不到所有國內企業利潤的2％，這極為明顯地表明瞭 美國政治經濟中金融化的增長。這種增長既是經濟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因為金融部門已經取得了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操控，實際上也取得了指揮債務人、弱勢公司和 政府的權力。由於它的權力增長，它可以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不受管制，從而使得它進一步膨脹，並危及更大的經濟系統的穩定性。

金融體系似乎已 產生了一種新的、魔術般的“貨幣一貨幣”迴圈，在此迴圈中，僅用貨幣本身就能製造出貨幣來，而無需實際生產的介入。人們認為積累的新秘密是杠杆作用和風險 管理，這允許人們購買有望獲得高回報的資產，即使他們要承擔更高的風險，並且舉債的數目是投資者所擁有的資產的許多倍——也許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在 某些情況下會達到一百倍。在如此高的杠杆作用下，即使是價格的微小上升，也能讓最初的投資得到巨大的利潤回報。考慮到市場是全球性的，貨幣可能以日元的形 式以低利率被貸出，並被投資于高回報的美國金融資產、垃圾債券以及各種形式的衍生物。

只要資產的價格上升，不管它是以債務抵押債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形式存在的大批量的抵押品，還是更加奇異的物品，投資者都能賺很多錢。這刺激了其他人如法炮製，並競相提高購買資產的價格。這些 資產價格的上升又使得更大規模的借款購買成為可能，由此進一步提高了競價，這就產生出了快速膨脹的生產泡沫，而這些泡沫最終是會爆裂的。作為一種積累戰 略，金融化不但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崩潰，帶來嚴峻的危機，而且使美國處於和那些欠了外債的窮國相似的位置——它的貨幣貶值，它的貿易政策向精英傾斜，它的政 府要求一些納稅人出更多的錢以使金融系統進行資本重組，同時卻向富人和公司實行更多的減稅。

在大多數討論中，債務抵押債券都被當成是極為 有害的，但金融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債務本身的增長：包括政府債務(很多政府債務是軍事開支、減稅和其他“刺激”公司和富人的措施的結果)、各種消費債務和 公司債務。債務的激增激勵了一種具有強烈停滯傾向的經濟。階級社會的不合理性在於，公司積累的利潤不會再投資於人民和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的生產上，因為產業 階級的購買力是有限的，而且公司中的富人不會向政府部門付稅，以便後者能夠提供人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

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生產過 剩與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是這個體系的特徵，資本利用它的階級力量，並挑動工人階級互相反對，其結果就是處處都給予工人壓力，迫使他們接受更低的報 酬。由資本佔有的剩餘價值不能在生產領域找到出路，就湧入了金融投機領域，在那裡，它被吸進投機的泡沫中，這些泡沫終將破裂，並在整個經濟領域中造成混亂 和痛苦。

除了這些普遍趨勢，還有金融化和正在加深的不平等以及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民眾的財產逐漸減少，這是因為基礎產品——家庭取暖用油、 汽油、衛生保健和食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在美國這個股東資本主義的勝利被極端化的地方(股東資本主義與“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相反，在後者中，工人、 社區和公眾也被認為是利益團體，他們的觀點和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應當予以考慮的)，工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壓榨。

在布希任總統期間，美 國在五個製造業領域中喪失了第一的位置。工資被壓低了，退休金福利減少了，衛生保健的負擔被轉嫁給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雇員被迫從事兼職工作，他們作為“ 臨時工”而被雇用和解雇，諸如此類的情況都是為了實現利潤目標，並且為公司所背負的巨大債務融資，這些債務是由於廣泛存在的借貸以從事金融收購業務而產生 的。更多的人從事兼職工作或作為臨時工，對他們孩子的未來感到悲觀。他們認為他們的政府被公司和富人們控制了。

大眾中廣泛存在的悲觀主義 被證明是對的。因為三個相互影響的趨勢使得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前景黯淡。第一個趨勢是生產和服務的持續全球化，並轉向低工資地區。技術含量少的工作可以在其 他地方以更小的成本完成。而且，無論教育程度多高，也不能保證工作機會不外流到印度、中國、東歐和其他地區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手中。第二，技術增加了每個 工人的產出，意味著每個工人能生產得更多，當對產出的需要不能和他們的生產率增長得一樣快時，需要的工人數就會更少。我們可以在汽車和鋼鐵等基礎工業中發 現這種趨勢，這些產業從前雇用的工人遠比現在為多。第三，就業人數增加的行業大部分是低工資的、沒有工會組織的單調乏味的低薪工作。而且，對工會不留情的 攻擊(源於羅奈爾得•雷根破壞空中交通管理人員工會)為使用替代工人以破壞罷工開創了先例，更不要說企業主還有解雇工人的能力了——這是由於全國勞工關係 委員會對此漠不關心導致的。

英美的金融專門知識被認為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資本在各自的國家中率先經歷了金融化的成長後，還利用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仲介，通過大量的借債，將它的金融制度和規則強加給發展中國家，資本正在將金融業務推進到所謂的新興市場。諷刺的是，現在我們看到 了華爾街的災難，以及國外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投資者不得不拯救美國這個金融帝國的支柱。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的發展現象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的答 案和任何其他的經濟問題一樣，是因為一小撮精英以多數人為代價實現他們的利益。解決的辦法不是如何讓他們繼續這樣做，而是如何利用社會管理，使他們不這樣 做。

問題是，這些現象的反對者(在美國是民主黨，在歐洲是社會民主黨，以及各地都存在的第三條道路的奉行者)，在本質上都接受了資本的權 力，喪失了對工人的尊重，所以，如果工人想捍衛自己的利益，改變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使他們在將來只可能受到進一步的剝削)，他們就必須通過建立反資本 主義的政黨自我組織起來。在德國的左翼黨(比社會民主黨左得多的政黨)身上，我們看到了這種政黨的一個成功範例，它正成為國家政治中的一種力量。本文後面 會提到，在拉美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災害持續最久的大洲，大眾支持許多左翼政黨，它們有望在某種程度上斷絕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
　　
第二大危機：美利堅帝國正在喪失霸權
　　
美 利堅帝國最近已經歷了兩大失敗：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受到懷疑，以及對華盛頓傲慢的軍國主義所帶來的令人震驚的、恐怖的暴力行為的強烈反感。我認 為，對為所欲為的霸權主義和那些自認為他們有能力單方面主宰世界的統治階級來說，這種日益增長的譴責應當被列為一種危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敗後，以布希 為首的傲慢的新保守派已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他們的戰爭和征服計畫已受到質疑，也許現在會被大多數美國人所拒絕。

這個統治階級中的一個派系 將有利於美國的國際貿易和金融制度視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另一派系則威脅說要採取軍事行動來重塑和強行實施美國的霸權。美國統治階級總是兩種戰略雙管齊下， 但二者之間的平衡則視國際和國內政治的狀況而定。統治階級中的這兩個主要的思想派別可以從最近的兩位總統當政期間最強有力的內閣人物和政策中得到體現。比 爾•克林頓政府中的關鍵人物是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在布希任內，最強有力的人物則是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

當然，政府中的主導 人物是副總統切尼，他對帝國的總統和一小撮精英的利益無比忠誠，準備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來威脅或毀滅國內外的反對者。對克林頓來說，儘管美國顯示力量和使 用暴力是重要的，但傳播“華盛頓共識”的關鍵是外交政策。在布希統治下，外交政策變成了打擊和威懾。今天，兩種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極其不成功。“華盛頓共 識”未能帶來發展，這已被廣泛認同，儘管在20世紀80和90年代它被強加給許多國家，現在它卻在世界範圍內被有效地抵制。另外，這並不意味著兩種政策沒 有造成破壞，並且不會繼續造成嚴重破壞。

讓我先簡要評論一下美國的軍國主義，然後再更全面地評論“華盛頓共識”的破產。美國人被謊言拖進 了伊拉克戰爭，現在不再相信對伊拉克的攻擊是件好事情。現在出現了一種認識，即美國不但輸掉了伊拉克，而且阿富汗的狀況進一步表明，美國無力實施佔領和強 制性改變制度以及加強帝國主義的穩定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冒險主義正在搞垮這個國家，而與此同時，需要充足開支的國內急務，如衛生醫療和就業問題，必 須被擺在優先位置，這個問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從內部挑戰美帝國主義。

很多美國人可能仍然支持對國家力量的迷信，因為美國還可以輕易戰 勝虛弱的“敵人”。但是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持續不斷的、揮之不去的和代價高昂的不幸。很多人對“任務完成”這一字謎遊戲的反應已經從不安轉變到憤恨，即憎恨 那些把他們當作愚民而隨意操縱的人。美國在伊拉克的帝國主義野心已經導致了民眾的反對，不但在國外如此，在國內這種反對之聲也日益高漲。在全球範圍內，這 種主張已經完全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美國的信譽度和霸權的衰退是世界體系新現象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

在去年東亞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有兩點 被廣泛提及。第一點是，人們認識到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會導致不穩定性，而不會使經濟發展。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也得出了這個 結論，由IMF的首席經濟學家共同執筆的一篇論文總結說，如果考慮到另外一些因素，那麼人們就難以在金融整合與經濟增長間確立令人信服的聯繫。資本突然停 止流入可能會導致災難。第二點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和華爾街的利益推動了有害於債務國的政策，而金融家則從金融自由化中獲利。現在，並不是只有激進的左 翼才持這一觀點。

在被迫接受“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中，出現了“通過強佔進行積累”的過程，這是大衛•哈威所提出的一個概 念。在這個過程中，工人被剝奪了他們的財產和權利。哈威所想到的是水、醫療和教育等曾經或應當被共同享有的物品的私有化。在私有市場中，這些物品的銷售剝 奪了那些無力負擔的人的權利(他們本該有享用這些物品的權利)。這個詞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後果而出現的。在將公共物品私有化的過程中，全球的國有經濟管理機 構強行實行結構調整計畫，設立約束條件，通過債務剝奪人民，並放棄公共利益，將當地經濟自由化以滿足外國投資者和本國精英的利益。

當美國 於2007年陷入麻煩之時，華盛頓開始救助金融機構，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並使用在其他國家身上的猛藥。相反，它降低了利率，並對那些應當對此次危機負責 的人提供擔保。幾十年以來，美國一直在譴責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銀行結構和業務以及它們那種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現在，美國的金融系統也暴露出了它的無能為 力。銀行風險評估模式所謂的精確性被證明不過是夢囈。這種不誠實在次貸市場上表現得比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廣泛，美國財政部試圖組織卡特爾以阻止這一進程，以 支撐房地產市場，並拯救抵押債務機構，使其免於崩潰，而不是讓金融資產的價值在透明的市場中找到它的平衡。這其中很多措施與財政部推薦給其他國家的作法是 不同的。就像馬丁•沃爾夫所寫的：“過不了多久，人們就將聽到美國官員一本正經地宣講自由的金融市場的美德了。”當然，像南非這樣的國家將背上沉重的債務 負擔，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得到姆貝基政府的擁護，然而，美國政府自己卻實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線，也存在著擴大G8的建議，《金融時 報》的首席政治評論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議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國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國，使G8擴大到13國。根據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 所說的，之所以有這種擴大的想法，是因為這些國家正在轉變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或許，隨著所有權在全球範圍的相互滲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過主權財富 基金的相互滲透，但更常見的是通過世界規模的所有權的多樣化和精英間的相互影響不斷增加)，世界經濟的重組正在產生一種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國界的資產階 級。

同時，對國內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資本的專橫的不滿，已經創造出了要求根本改變的局部性運動，人們還意識到，通過世界社會論壇這樣 一些組織，另一種世界也是可能的。在當前危機時期，有人預測，南方國家政府很可能都會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國家共命運，這使得它們面臨著日益增加的民眾壓力。

在 拉丁美洲，經歷了多個軍政府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統治時期之後，在巴西領導下的共同市場協議已經對美國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企圖構成了挑戰。如果看成一個單 一市場的話，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擁有2.6億人口和超過40000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它代表著一種強大的發展趨勢。

美洲玻利瓦 爾省替代發展計畫(Bolivarian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ALBA])更為激進，它不但提倡地區性的團結，而且要求在社會主義目標和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社會變革。2007年。共同市場協議國家和 ALBA國家創建了南方銀行，以便為替代性發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團結為前提，完全拒絕華盛頓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員國還退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 行。南方銀行按一國一票原則進行運作，並且，它建立在委內瑞拉經濟和社會發展銀行的基礎上，贊成合作與集體所有權，對公有和社會性企業提供低於市場利率的 貸款。它預計將擁有70億美元資本，它是對美國控制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以及美國主宰的、新自由主義的美洲國際銀行的嚴重挑戰。

隨著左翼政府 在這一地區上臺執政，這種變化愈加明顯。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未償貸款中，南美洲占80％。今天，這一地區只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貸款的1％ 不到。除南方銀行外，還有人談到要建立一種地區性的貨幣體系，以便雙邊貿易能用國內貨幣來結算，它的最終目標是在南美創立一種共同貨幣。

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和其他替代性權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無論是左翼國家還是民族發展優先主義的右翼國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經濟。美元地位的極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從前的堅挺既是美國力量的結果，又是美國力量的來源。

我 們現在正在見證夏爾•戴高樂曾經說過的美國“過分的權力”的喪失，這種權力來源於它是國際貨幣發行者這一身份。喬治•索羅斯在2008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 壇上說：“從根本上講，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持續的信貸膨脹已經結束了。”美國所享有的能用本國貨幣進行貸款的優越地位，已經由於過多發行貨 幣、巨大的經常專案逆差和外國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這種狀況驅使美聯儲通過發行貨幣和降低利率以延緩金融崩潰，美聯儲的這種做法使得美元進一步貶值，並 且鼓勵著人們進一步拋售美元。

當然，各地的經濟形勢都在惡化；在寫作本文之時，歐洲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而“能源經濟體”也陷入重大危機。美元的重新堅挺可能是其他各國問題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國經濟復蘇的反映。
　　
第三大危機：新的權力中心的出現
　　
讓 我以更廣泛的視野，轉入非西方的經濟和政治角色興起這一世界歷史現象。2006年，新興市場國家第一次佔據了全球產出的50％以上。如果它們繼續以這種速 度成長，可以預見，本世紀中期將會出現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預料，它們的興起將與19世紀末德國、俄國和日本的興起一樣意義非凡。2006年由普華永道 所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國經濟按美元計算差不多會與美國並駕齊驅，而印度將成為第三大經濟體。一年後，高盛的研究者預言，中國將在 2027年超過美國，而印度經濟將在2050年之前超過美國。投資銀行家們預言巴西的經濟規模到2050年將與日本一樣大，而印尼和墨西哥的經濟將超過英 國和德國。

普華永道的研究者預測“E7”(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經濟總量將比目前的G7高出 25％，並將驅動全球經濟的增長。無論我們如何設想這一預測的細節，毫無疑問，世界民族國家的經濟地位的重大變化即將到來。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這些新經 濟體所起的作用將更為顯著。

中國的重要性怎樣評估都不過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區取得進展。舉例說來，胡錦濤在最近與48個非洲國家領導 人所舉行的峰會中，保證要加倍援助這個大洲，取消33個國家的債務，並提供50億美元的特惠貸款。中國國家主席還訪問了拉丁美洲，這個洲正日益將它的貿易 轉向亞洲。亞洲的其他發展，比如，由這個地區的財政部長提出的創建一種共同貨幣的動議，也對美元有著重要影響。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 文章是這樣開頭的：“亞洲北部正在變化之中，在經歷了美國六十年的優勢地位後，這一地區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改變。美國處於相對衰落中，中國的地位在上升， 日本和韓國則變化未定。”這種情況對華盛頓而言意義深遠。建立在尊重主權和經濟互利基礎上的“北京共識”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它是通過巡航導彈和經濟威脅擴 展民主和“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的替代方案。

問題的關鍵不是新興國家是否在進步，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正在給另一些國家提供某種機會， 在美國的霸權地位穩定之時，它們並沒有這種機會。科恩•哈利南所說的“權宜的合作”正在出現。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之間進行合作的趨勢如果成熟了，將從華盛 頓那裡實現全球實力的轉移。俄羅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國出售先進的軍事系統，並在能源領域進行合作。丹尼爾•德雷納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出版物《外交事務》的一 篇文章中，描述了這種“可疑者的合作”，這包括從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亞這些國家，以及反美主義的不結盟運動的復活，這種運動現在再次變得引人注目。 因此，我們很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對進步中的國家來說，可能有更多的機會施展策略。

中國和印度獲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 作組織的一個議題，這一組織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國、俄羅斯和各“斯坦”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這一組織，伊 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為觀察員國(美國被斷然拒絕了觀察員的位置)。上海合作組織已宣佈美國應當離開中東，並且它正在成為北約的反對者。儘管印 度這樣的國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時儘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投資了幾百億美元。這些由對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動，影響了美國對伊朗動武的可 能，並影響了美國在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軍事基地的未來。中國不出幾年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它正在全球範圍內極為積極地尋找 能源供應地，實際上也在尋找其他商品的供應地。

新的“七姐妹”也出現了，這個詞是恩裡克•馬泰的創造，用來指“二戰”後控制中東石油的七 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殼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委內瑞拉國家石 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和馬來西亞石油公司這七大生產產商。當這些國有公司壓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們作出更多讓步時，資源民族主 義很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狀況當然各不相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勢力的。委內瑞拉的石油被查韋斯政權所控制，這 個政權試圖引導國家邁向21世紀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新興國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象徵著 俄國熊的蘇醒。

第四大危機：資源和可持續發展
　　
最後的、也許是最重大的危機是關鍵性資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類生活的可持續性是完全不會與本質上是浪費性的資本主義增長方式相一致的。

國 際能源組織的刊物《世界能源展望》告訴我們，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將比2005年增加50％(在經過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後)，而幾乎有四分之三的增 長需求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占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後，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印度的排放量則占世界 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則顯示中國已經是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了)。

這裡有兩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議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和其他富國應當負 擔發展中國家向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的更多成本。第二個就是，必須要有一種人類發展的新模式，它以關心生態和社會正義為前提，這種模式必須在國際組織中佔據 更突出的位置，現在這些國際組織似乎認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義。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著一種能源浪費型的生活方式。當對這種消費方式感興趣的成員增 長時，這個星球上的問題就會增加。美國夢將變得更加昂貴，最後變得不可持續。目前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不能被廣泛採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數 的四分之一與環境問題有著某種聯繫，絕大多數犧牲者是窮人，他們已經由於營養不良和缺少醫療條件而變得虛弱。如果食品價格繼續上漲，營養不良將成為一個更 加嚴重的問題。世界上有75％的窮人是農村人，他們絕大多數以農業為生。他們由於謀生不易，就大量湧入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有十億人現在生活在這些正在擴大 的城市中的貧民窟裡。在那裡他們四處謀生，或成為街頭的小販，在邊緣掙扎著。農學家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土壤、水和氣候資源都能為人們 提供足夠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飲食。然而，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術和財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這種政策才得以實行。據說有將近一半的人受到糧食危 機的影響。

一個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們正在看到有些國家拒絕了不向農業提供補助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世界銀行提出來的。馬拉維有許多年都 在饑餓的邊緣徘徊，在2005年災難性的玉米歉收後，1300萬人中有500萬需要緊急食物援助，它決定向它的貧窮農民提供補助，由於它對農民的幫助，很 快就有數十萬噸玉米出口，產量有了迅速增長。美國在宣稱堅持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同時，卻向這些國家傾銷免稅和低價農產品，從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競 爭能力。

用玉米製造乙醇和用大豆製造內燃機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來的人消費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穀物越來越多地用於餵養 牲畜而不是給人食用。《經濟學家》雜誌所計算的食品價格指數在2007年上漲了30％，並在2008年還將大幅上漲。穀物價格正以每年 80％－90％的速度上漲。這已經引起了窮人們的抗議。

同時，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被稱作“美國餐”的精白麵粉、玉米甜味劑和以穀物飼 養的動物脂肪正在取代傳統飲食。這些食物使人發胖，並且由於傳統食品中的複合營養被取代，如糖尿病一類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潤的欲望正摧毀著 健康，並使得醫療成本急劇上升，並且這種欲望正用劣質和不健康食品毒害著它的顧客。這些危機的每一個領域都是由於這個體系中資本家的“正常”行為所導致 的，這個體系允許不顧一切代價謀求利潤。大眾媒體和政治體系始終竭力避免使公眾瞭解這些體系給全球人類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用莊子修正資本主義 ．林沛理

金融危機源於「貪」與「淫」，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傳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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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金 融風暴一週年，大家都在試圖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比方說，美國上訴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新作《資本主義的失敗：二零零八年的危機及其導致的衰退》（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所探討的就是金融危機的近因（proximate causes）與遠因(underlying causes）。 他認為亞洲國家過度儲蓄、美國聯儲局不計後果降低利率、金融機構奉行冒險 主義，以至高風險借貸、低利率導致房地產泡沫、急功近利的抵押業務，以及過於寬鬆的監管環境，通通都是大蕭條在八十年之後重演的罪魁禍首。他特別批評負責 監管和研究經濟的學者「疏於防範、錯失防患未然的良機」（asleep at the switch）。 波斯納以上所言，當然不是甚麼令 人眼前一亮的真知灼見，卻完全符合西方知識界對金融危機的主流論述。我在這裏不厭其詳地加以轉述，只是想說明西方社會特別是它的經濟學界 （economics profession），到今日仍然沉迷於誰該負責的「怪罪遊戲」（blame game），而未能對事件作出沉痛、深刻的反省。怪罪遊戲沒有意思，因為那些公認的奸角——不管是臭名遠播、涉嫌五百億美元欺詐被捕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 司前董事會主席馬多夫，還是恬不知恥、因過度投機而令公司瀕臨破產，得到政府注資後仍收巨額花紅的金融機構高層——其實都只是小角色。金融危機源於不懂滿 足的「貪」與不懂節制的「淫」，而貪與淫不但是資本主義的原罪，也是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把人性最猙獰的一面暴露出來（bring out the worst in people）。從這個角度看，奸角所做的一切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們跟他們一樣都有同樣的犯罪意志（will），只是我們沒有他們手上的犯罪工具 （instrument）而已。換言之，金融危機的爆發，整體社會都難辭其咎。正因為這本質上是一宗集體罪行（或至少是collective guilt），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金融改革，而是哲學家尼采所說的、對今日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今 日的主流價值，就是用金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money 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這種金錢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oney）使人活在倒懸的狀態下，將對幸福的追求簡單化和粗糙化為對快感、速度和即時滿足的追求。互聯網與全球化帶來的虛幻權力感（false sense of power）與非理性亢奮 （irrational exuberance）進一步蒙蔽世人的心智。既然賺錢享受是生命的至高目的（highest purpose），能夠幫助我們取得最大財富的知識自然成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所謂「超常知識」（superior knowledge）。於是今日擁有複雜財務（high finance）知識的人，就像基督教諾斯替派（Gnostics）的聖人一樣，擁有通往救贖之路的神秘知識。 其實世上「最重要、最有價 值的超常知識」就是對自己的認識（self knowledge），即中國人所說的自知之明。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的哲學和傳統智慧。例如莊子 的哲學，本來就是要為在混亂時局惶惶不可終日的世人設計自處之道。的確，莊子哲學對支撐資本主義的兩條大樑——「貪」與「淫」——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修正。 莊子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勸告我們探求知識要適可而止，不要超出極限的範圍以外；對我們力不從心或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事，應安於無知。莊 子提出「自然無為」，告誡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將自己的意欲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他又奉勸囂囂逐利的世人，學習「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澤裏逍遙自在的野雞。 凡此種種，對於在金融風暴中弄得焦頭爛額，到今日依然隱隱作痛、猶有餘悸的現代人來說，不是大有切身關係嗎？重新學習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 again），也許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國家六十有感 張五常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 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着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慶 祝，顯然因為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循環。為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 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為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 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閉關鎖國誤事

我 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 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 Warren Scoville 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 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蹟。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 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 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有，對 西洋鬼子的產品毫無興趣，而作為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 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西風壓倒東風

我 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 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為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 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 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眾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 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札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 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着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着西方的眾君子終 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 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產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 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 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 高、高庚、畢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 談，但不對。

道德倫理治國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 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 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 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麼聰明，那麼吃得苦、有幹勁，為什麼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裡，中國 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 專業。也因為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 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 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 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管治制度僵化

我 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為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產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為生計的社會而 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 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 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 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 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為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糊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 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製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 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轉變難於登天

工 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 操作。這樣，以家庭產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着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 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為基礎 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於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 為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裡不同那裡，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 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麼合作產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 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 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 價。為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為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為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 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學問無分中西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 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 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 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為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佔了先 機，因為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云：「耳順，聞 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 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為北京的朋友賀。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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