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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11六夜27°C 74%:和平獎還請大統領另起爐竈! - 一年一度的諾獎猜謎遊戲只剩“經濟”了。 科學獎通常有盼望、少爭議。文學獎既有盼望也有爭議。最富爭議的是政治性的和平獎。但近年的遴選標準很清楚:“人權”!其餘免問。 經濟獎也多少帶點爭議,但近年已由十幾年前美國學者包辦,變成較多頒給歐洲學者,多少反映經濟哲學由右派的美式自由,轉向較左的歐式干...
    10 小時前
  • 刹车踏板断了,测评视频下架,国产车质量问题,竟成了政治问题? -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10-9 10月8日,汽车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V800制动测试视频:三辆全新未经改装的汽车,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小时至完全停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时,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相似。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
    16 小時前
  •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includes AI safety goals – Xinhua -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new broad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dopt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includes demands for establishing artifici...
    19 小時前
  • *The Castle* at Linseed Projects - September 13 – October 31, 2026
    1 天前
  • 【台北】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 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陳植棋自畫像(左,1930,東京藝術大學典藏),以及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右,1987,家屬收藏) 台灣美術史中重要的畫家有很多作品都是與西洋美術史中印象派的畫家"對齊"的,向日葵、花瓶、靜物、山,最重要的都是寫生實景不是虛構,而最重要自省的就是"...
    2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2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4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7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7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9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10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10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1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1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3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 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
    14 年前
  • 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
    15 年前
  • 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
    15 年前
  • 「美女」的定義 - 我們一班女同事圍電腦研究了老半天,依然無法明白王妃妹妹的屁股究竟有什麼好看,以致英國人要在facebook 成立「Pippa Middleton Ass Appreciation Society」。 「把照片放大一點……right……再放大一點……」Katie 對坐在電腦跟前的Emma 說: 「左看右看,實在...
    15 年前
  • 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 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
    2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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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

中產加入佔領華爾街 勢成美大選第三力量

【明報專訊】當香港的貧富懸殊已然成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部分時,美國的深層次矛盾則在最近連串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突顯出來,這股以行動表達對美國當前社會及經濟形勢不滿的社會躁動,逐漸跳出當初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或「無業遊民」的先入為主框架,成為極可能影響美國未來走向的一股力量;明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一同舉行的國會和地方選舉,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理念必然會扮演一個角色。

聲勢浩大媲美反戰

美國大變觸動社會

愈來愈多城巿舉行佔領華爾街運動,大城巿紐約芝加哥不在話下,中型城巿波士頓和三藩巿都見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蹤影。美國近代的同類運動,唯一可比擬的是1960年代末以迄70年代初的反越戰運動。儘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聲勢目前遠不及反戰運動,卻比反戰運動具有更大的觸發群眾加入誘因﹕無力復蘇的經濟、高踞不下的失業率、金融資本主義引帶出的金融行業無視監管,這比起60年代中南半島叢林的血戰,觸動美國社會更深。

經濟肯定是明年美國大選的唯一主題,奧巴馬面對的困局是經濟未見好轉,踏進今年,一、二季的經濟增長僅分別是1.9%及1.3%,8月份失業率是9.1%,這都是他的政治負資產。這所以,毫無聯邦政府管治經驗的得州州長佩里甫表示參選總統,人氣馬上升,直逼奧巴馬。這反映了美國今天全國期待一個能解救經濟的行政首長,而不是一個能言善辯的總統,哪怕這個「經濟專才」沒有明顯功績,人們也要把希望押在他身上。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人群成分眾多,有學生,有失業者,有因為金融海嘯房子收回四處流浪的無家可歸者,也有把自己列入窮人之列的中產階級,總的來說,是在美國經濟低迷下的失意一群。他們的宗旨,起初是反對華爾街金融機構貪婪無道,漸次演變成不滿美國貧富懸殊,運動打出的訴求99%便由此而來——99%窮人對抗1%富人。毋庸諱言,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極大的貧窮對富裕的階級之戰味,這次運動針對的1%富人,依據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計算,他們年收入是美國每年全國總收入的20%,他們的財富佔總財富40%,這兩個數字在25年前分別是12%及33%。民主黨的數據則指出,以今天和1980年相比,如今大企業的主管年薪是當年的5倍,但工人的工資卻30年沒大變。

一方面是荷包腫脹的大變,一方面是並無寸進的無變,這一巨大落差,令致這場貧富之戰迅速來到一個關口﹕變還是不變,將主宰明年的大選。

也許是歷史對現實的諷刺,變化(change)正是奧巴馬3年前上台時的口號,於是3年前人們以超過56%的高投票率把沒有聯邦政府行政經驗的奧巴馬推進白宮。如今,「變化」這一字眼再度出現,而且勢必成為明年大選的主調。共和民主兩黨都朝「變化」這方向進發,共和黨的變化是把奧巴馬逐下台,民主黨的變化則是乞求選民給它一個自我改正的機會。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否在這當中起到槓桿作用,是未來的焦點。

求變呼聲再度嘹亮

抵消茶黨保守力量

佔領華爾街運動若能持續並以當前的反貧窮反飢餓的訴求延續下去,儘管沒有其總統大選參選人,然而其政治力學效應足以影響深遠。人們也許還記得去年中期選舉,右翼的茶黨人數不多,卻在共和民主兩黨相爭中舉足輕重,最明顯的是,債務上限法案一再延宕,其中有要尋求茶黨共識的影子。佔領華爾街運動若能摒除一盤散沙的形象,以較具組織力的政治力量形象出現,極可能成為美國左派裏的茶黨,平衡極右翼茶黨的影響,甚至可能因為經濟凋敝的普遍性而壓倒對手。

然而,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否在明年大選成為氣候,關鍵在於投票。美國少數族裔、尤其黑人投票率一向不高,青年的投票率又往往因為候選人老氣橫秋而低迷,但現實是少數族裔和青年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主力,若他們走的是議會外的抗爭路線,而投票行為與過往無大分別,明年大選,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

不過,佔領華爾街運動帶出另一個變數﹕白人中產階級出現在運動之中。中產向是選舉政治票倉,奧巴馬早前迅速表示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既有收編這群潛在支持者(或反對者)之意,也有藉此向一貫與資本家關係良好、處處支持小政府的共和黨及茶黨顯示實力;發展下去,佔領華爾街運動極可能是足以左右大選的第三力量。

美國社會是一個相對成熟社會,社會保障普及,雖然說不上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獄,可是仍然出現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反對聲音,而這股力量不只是為了吃飽而上街的一群,更多的是爭取改善社會不公,推倒貧富懸殊。

今天看來,資本主義頭號大國有社會主義式的街頭抗爭,長遠下去,也許會令篤信資本主義或巿場運作便是一切的政客幡然大悟。更深層的是,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貪婪真相破露,人們從大夢覺醒,朝追求公平公義的社會大步邁去,對天天高唱大巿場小政府寬鬆監管的一些國家及地區來說,這無疑是意味深長的警號。

2011年8月16日 星期二

沈建光:歐美引火燒身 中國需慎對(下)

編按: 本文作者沈建光為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歷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央行等。他認為,目前歐美國家債務問題並非新一輪危機,而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私人債務轉化成國家債務的具體表現。他認為,美國「滯漲」的機會大於「二次探底」;並呼籲內地勿低估對中國的衝擊。(本網分上、下兩文刊登,後為下篇)

未來美國經濟的走向有兩種可能。

第一,由於大幅縮減財政開支,美國經濟增長受到嚴重沖擊。美國存在「二次衰退」的風險,但由於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此時美國銀行業與實體的抗風險能力好於當年,發生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不會很大;第二,筆者認為,未來美國最有可能出現的局面便是「滯漲」。美聯儲在最近一輪議息會議中表態將長時間維持零利率,雖然美聯儲本次議息會議沒有明確提及要進一步實施QE3,但由於美國在財政政策方面,看不到其自救的其他方法。美國未來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或者變相量化寬鬆政策的可能仍然較大。這樣看來,預計美國未來經濟增長基本保持在1%-2%的水平,國內通脹壓力加大之下,今明兩年美國經濟將處於「滯漲」階段。

歐羅區主權債務問題積聚多方矛盾

歐羅區主權債務問題與美國債務問題不同,歐羅區債務問題之所以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由歐羅框架尚不完善造成的,並且歐洲央行與德國央行之間,歐羅區核心國與非核心國之間、政客與選民之間均存在著廣泛的矛盾,因此歐洲主權債務問題是個長期性矛盾。而從短期來看,減輕歐洲債務危機,或許也只能將債務國債務轉換為歐央行債務,即量化放鬆。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歐羅區是不同主權國家形成的貨幣同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嘗試。由於沒有形成財政同盟,財政不協調是貨幣同盟的軟肋。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簡稱馬城條約)中要求了各國財政必須協調一致,財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內,國債負擔率控制在60%以內,並且加入歐羅區的國家需要經過一定時間考察。

然而,即便存在此規定,卻依舊「魚龍混雜」,希臘通過數據造假,而進了歐羅區。一旦進入,其財政問題引發的危機卻需要整個歐元區去救助,否著歐羅區可能面臨解體。貨幣同盟而沒有財政同盟是歐羅區框架的內生缺陷,很難解決。

歐洲央行與德國央行之間存在著矛盾。幾日前,歐洲央行市場採取干預行動,購進意大利和西班牙國債,並使這兩國的國債收益率明顯下降。歐央行此舉遭到了德國央行的反對。早在今年5月歐洲央行購買希臘國債之時,歐洲央行便與德國央行意見相左。德國央行認為,歐洲央行正在背離防止通脹和保持幣值穩定的核心任務,不斷的出手購買歐元區債務危機國債券,使得其獨立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另外,歐洲央行用納稅人的錢買問題債券,將本應銀行自己承擔風險與損失擴大化,將風險轉嫁了歐洲央行。

歐元區核心國與非核心國之間存在矛盾。歐元區整體國債負擔率在80%左右,整體情況可謂良好,其中核心國德國、法國的國債負擔率更是低於80%。因此,核心國與非核心國矛盾自然而生,畢竟誰也不願意用本國納稅人的錢去救助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

另外,歐洲央行加息,對經濟增長情況樂觀的德國經濟無過大影響,但對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來講便非常不利。

歐元區各國政客與選民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德國選民對救援異常排斥的心態可以理解。過去十幾年間,德國選民節儉開支,縮減了福利與工資薪酬,而希臘與西班牙等國的人民卻一直享受著工資快速提升與優厚社會福利帶來的好處。經過長期努力之後,德國選民剛剛苦盡甘來,便要用自己辛苦所得拯救一貫享受的人民,心理上也很難接受。另一方面,盡管債務國家的政客們為獲得救助,不得不同意一定程度上縮減開支,但遭到一貫享受的選民強烈反對,不願意為過度開支付出任何代價。

不應低估海外經濟動蕩對國內的影響

如此可見,歐美國家債務問題並非新一輪危機,而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私人債務轉化成國家債務的具體表現。金融危機並未結束,不宜對海外形勢變化放鬆警惕。但是,筆者發現,當前國內有相當大部分人對海外經濟形勢,尤其是美國前景過於樂觀,並認為其走勢對中國的影響有限,這樣的判斷值得擔憂。

筆者認為,海外經濟惡化至少已經從三個方面對中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海外需求放緩削弱了中國的出口增長。盡管中國7月出口額再創新高,但對於美國的出口已經連續幾月大幅回落,目前保持在個位數的增長速度。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壓力加大,更加不利於出口企業保持對美出口競爭力。

第二,盡管海外經濟放緩對全球油價上漲有一定抑制作用,有利於緩解短期輸入性通脹壓力。但從中期來看,如果下半年美國推出新一輪的貨幣寬鬆政策,美元超發仍可能引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繼續惡化全球通脹形勢。

第三,中國作為美國國債最大持有者,中國3.2萬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及美元資產接近70%以上,美元貶值必將給中國帶來嚴重的儲備資產安全問題。

筆者認為,今年下半年中國的主要風險不僅來自通脹內憂,也來自美元外患。內憂外患之下,國內外的多方矛盾正在積聚,未來中國政策選擇應謹慎前行。

短期來看,海外經濟形勢動蕩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已經產生。為防止對國內經濟過度下滑,緊縮政策應該適時微調,短期內繼續加息與上調準備金率的概率不大。並且在海外貨幣政策寬鬆之時,即使中國繼續保持緊縮的貨幣政策,看來也難以獨善其身,因此緊縮政策需要有所拖延。

長期來看,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面臨嚴重的美元資產安全問題,我們應該痛定思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消除外匯儲備「被動」積累才是應對之根本。

此次海外債務危機給我們一個警示也提供了一個契機,我們認為,實現人民幣可兌換的時機已經成熟。「十二五」期間,應逐步放開資本帳戶、促進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加快推進匯率體制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改革,進而積極促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這同樣可以為今後十年,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基礎,以逐步解除中國陷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困境。

2011年8月15日 星期一

沈建光:歐美引火燒身 中國需慎對(上)

重點新聞 今日12:51 中國財經, 國際財經

編按: 本文作者沈建光為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歷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央行等。他認為,目前歐美國家債務問題並非新一輪危機,而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私人債務轉化成國家債務的具體表現。他認為,美國「滯漲」的機會大於「二次探底」;並呼籲內地勿低估對中國的衝擊。(本網分上、下兩文刊登)

本次美歐債務危機並非新一輪危機的開始,而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上次是政府用主權信用去置換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使市場暫時得到穩定。但現在政府負債累累,刺激經濟手段匱乏,增收減支又困難重重,最後引火燒身,政府自身信用陷入危機。此刻,對於經歷了兩輪量化寬鬆、財政面臨絕路,政治上陷入競選僵局的美國來講,形勢嚴峻程度可能並不遜於主權債務危機向核心國擴散的歐元區。

短期內,歐美政府對於提振經濟似乎無計可施,只能再次尋求量化放鬆政策。其後果不是滯脹就是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阱,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是持久和深刻的。

歐美債務問題實為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

美國自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全球金融市場震蕩、奧巴馬上台任命新財長之後,採取了積極的干預金融市場措施,為美國保險集團(AIG)、花旗等金融機構注資等,暫時穩定了美國金融機構接連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但實際上,除救助之外,美國政府並未找到其他能夠帶領美國經濟走向復蘇的真正的辦法,只是成功的將私人的債務危機轉換成國家債務危機。

在此期間,美聯儲雖然分別於2009年與2010年先後推出兩輪量化寬鬆政策,但最終對美國實體經濟復蘇收效甚微。美國第二季度GDP僅增長1.3%,同時美國商務部將把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由預估的1.9%大幅向下修正為0.4%。另外,二季度消費支出增幅僅0.1%,達到為兩年來的最低水平。對於消費主導的美國社會來講,國內消費不旺,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都顯示了美國尚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經濟增長仍然缺少動力。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於2010年全面爆發,相比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有三年的時滯。這幾年中,歐元區的私人債務危機也實現了私人債務向主權債務危機轉化,並由歐元區邊緣國家擴散到核心國家。

相對於美國而言,歐洲國家的救助措施更早。例如,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 Bank)擠兌,英國政府立即進行干預;德國兩家銀行面臨倒閉,政府也採取干預;愛爾蘭政府還為銀行提供擔保等等。因此,伴隨著政府過度救助,其後這三年,部分國家的財政隱憂顯現。從金融機構蔓延到了國家的主權債務,政府將自己拖進了危機之中,便是歐債危機的本質。

美國「滯漲」時代的到來

早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夕,美國諾比爾獎得主、主流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推出了他的大作《美國怎麽了?》。作為民主黨政府的偏袒者,克魯格曼將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歸因於共和黨人被保守派操持而變得極端右傾,背離了多數民眾的福利訴求,造成了社會重心不斷偏向極少數的富豪群體,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兩極分化。克魯格曼認為,美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維護好社會穩定和社會公正,治癒美國病的藥方便是向富人徵稅和建立覆蓋全社會的醫療保障制度。

顯然,他的主張在奧巴馬當政期間,也得到了廣泛的實施,醫療改革正是奧巴馬在任期間致力推進的重要改革。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看到的卻是,伴隨著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等方面支出的迅速增長,美國社會正在面臨高赤字帶來的巨大困擾。過去十年中,美國債務與GDP之比直沖90%。這樣高負債,對於一個國家是很難持續的。

筆者不禁在想,如果正如克魯格曼所言,過去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是共和黨人被保守派操持而顯得極端右傾,那麽如今奧巴馬推行的高福利政策,過度開支所造成的巨額的財政赤字問題,又何嘗不帶有「左」的傾向呢?

奧巴馬總統自就任以來,便一直立志於推行醫療法案,並加大了相關的財政開支。而在如今美國經濟下滑、財政已入絕路之際,奧巴馬並未在縮減醫療支出上作出承諾,這也意味著其將失去更多的政治資源。近期,奧巴馬醫療保險改革法案中強制個人投保的關鍵條款已被美國一家聯邦上訴法院裁定違反憲法。此時的民主黨,已經從奧巴馬入主白宮時控制參眾兩院,到其後失去了眾議院的掌控權,現在來看,奧巴馬明年大選前景變得不明朗。

筆者認為,國會兩黨已經就明年大選展開了爭鬥,財政以及國債上限問題都將作為兩黨互相攻擊的工具,互不相讓的態度下,財政問題中期內仍無法尋得可行的解決之道。這也就是為何兩黨在8月2日提高國債務上限達成的協議,只是拖半年,沒有什麽實質內容,這也是標普仍然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原因。

從經濟角度來講,緩解美國債務問題,無疑只有兩種選擇,即減少削減赤字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目前,美國經濟數據良莠不齊,經濟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已是事實。而在財政的「開源節流」方面,乏力的經濟增長將影響財政收入,而較高的失業率又將加大財政支出的壓力。同時,大幅縮減財政開支不利於美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恢復,對美國是個痛苦的過程。總之,疲軟的經濟與財政狀況相互影響,加之財政問題的解決又面臨國內政治障礙,今明兩年美國經濟前景十分悲觀。

2011年8月5日 星期五

2011年8月6日

懷暢 中國圍睹
為何中國還不是世界強國?

中國的房價為何一直居高不下?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目前中國房地產存在明顯泡沫,房價收入比已經超過9,世界總體的情況是6,也就是說,中國房地產總體價格超過世界一般規律的50%;而且這種情況已經過政府幾個月的調控,總體卻明顯未見好轉。

有人認為,中國房價高的原因是剛性需求過大,房屋供應不足。那麼對比一下美國歷史上剛性需求最高的時期,即二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這是大量受戰爭影響的人移民美國的時代,是大量退伍士兵回國結婚生子的時代,也是美國著名的「嬰兒潮」時代。從需求和供給看,這階段的美國房價應該是最高的,事實上,當時的房價只上升20%左右。

對比2000年和2010的北京通州地區房價,則從每平米一千八百元漲至二萬四千元;對比兩國這一時期的房屋供應,可以發現美國的城鎮化律沒有太大變化,中國的城鎮化律則快速上升,這也就意味同一時期,中國的房屋供應超過美國。那麼,中國的高房價反映了什麼?

中國高房價隱含當前兩個基本國情,其一是產業、金融和資本三大過剩的問題。在中國,這三大過剩的獨特邏輯是:當產業過剩時,銀行不會向過剩的產業投資,政府卻不斷製造貨幣,貨幣總量不斷增長,但又不能再將貨幣直接投向過剩的產業領域,只能由中央銀行分予各商業銀行,於是出現金融資本的流動性過剩,金融流動性的過剩則導致資本與房地產相結合。

肥大不等同強壯

其二是中國的「擴大內需」政策。在外需不景氣的時候,擴大內需本無可厚非,但是擴大內需真正的關鍵在於藏富於民,並擴大人民消費;但中國卻將擴大對內消費歪曲為擴大對內投資和綁架消費。

其惡果之一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幾乎都是每年GDP增速的兩倍。中國70%以上的稅收來自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中國商品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高。政府的財政能力增強了,卻剝奪了民間的財富。

惡果之二,就是在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利誘之下,將生活的必需品房子變成高額商品,強迫民眾消費,以此來「擴大內需」。

因此,中國房價泡沫的原因在於土地財政、政府炒地和社會資金炒房。中國房地產的需求不是真實和剛性的需求,而是投機的需求。

二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也曾面臨類似的三大過剩問題——戰爭刺激的產業生產力過剩、大量退伍兵回鄉後造成勞動力過剩、躲避戰火的游資造成資產過剩。但為何美國沒有走向資本與房地產的結合?

這就突出了中國當前的尷尬之處。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遼闊的國土和龐大的軍隊,這一切只意味中國擁有相應的權力資源,卻沒有將其轉變成權力。「肥大並不等同強壯」,中國高房價的現實恰好反映了中國在國際中的現狀,是個「大國」,卻不是「世界強國」(great power)。

二戰後取得勝利的美國做了以下幾件事:一、建立了四百八十四個海外軍事基地,成立美國主導的北約,將二戰的強大戰鬥力轉化為全球的軍事威懾力;二、建立美元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將過剩的美元轉化為國際金融信用;三、實施馬歇爾計劃,將國內過剩的生產力導向歐洲,佔領歐洲市場。

沒有行動一致的盟國

由此可見,與當前中國的國策不同,美國引導三大過剩的方向都是對外的。美國向國外轉移三大過剩的同時,也將手中的權力資源轉化為權力。資本、產業和金融的外流為當時的美國人帶來充分就業、收入倍增、物價穩定等種種好處,真正實現藏富於民,為美國轉化為消費社會做好鋪墊。

反觀中國,中國高房價的背後恰恰反映出是中國的產業、金融和資本對外轉移能力不足,也反映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權力不足所導致的外向能力不強。如果要追究中國房價過高的責任,不僅僅要追究住建部和地方政府,更應該追究外交部和軍方。

如果我們的海外投資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保障,我們擁有隨時出動的航母編隊,擁有眾多的海外基地和能夠與我們一起行動的盟國,那麼我們海外投資的規模才會更大。因為只有足夠的軍力和威懾力才能保證投資不會受到局勢動盪的影響,更可以擁有渾水摸魚、亂中取勝的能力;為什麼美國不擔心地區動盪,反而總在導演地區動盪,就是這個原因。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戰略分析師

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极视智库专家——郎咸平 高铁时代的恐慌

温州动车追尾是如此的让人痛心。近期高铁意外频发,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搞高铁?之前我们说过了经济为何恐慌,通胀我们慌,房价我们慌,现在,铁道部引以为豪的高铁给我们制造了更大的恐慌。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铁道部是这么说的,这位“铁老大”认为,包括以前的新闻发言人,包括现在的铁道部的领导,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都会说,要解决春运难问题,我们就要加大运力,提高运速,而如果我们想把这个运输能力提上去的话,我们就必须搞高铁,也就是要更快地到。比如过去是50个小时到,现在5个小时到,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问题在于,我们铁道部的同志完全搞错了。增加运力是什么意思?是要增加火车发车的密度。比如说上海到南京的路线,原来是两种动车,一个是250公里每小时,一个是160公里每小时。注意,这两个数字非常重要,各位想想看,如果一条铁路,它的火车都是跑250公里每小时的话呢,它就可以一趟接一趟地跑,不需要等候。可是如果这个铁路一会儿是300公里的,一会儿是100公里的,如果再加上更慢的货车的话,那是不是就要排队等了?那这个密度肯定就稀松了。

就拿日本、德国的铁路来说吧,它们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德国高铁的水平大部分是我们动车的水平,基本达不到350公里每小时的,大概也就一两百公里吧。但是,它们运输的密度是我们高铁的30倍,而且非常稳定。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德国高铁的密度是我们的30倍,那就说明我们还有往上走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软件的问题,而不是硬件的问题。而且我们目前绝对有能力让人人都能买到票,完全解决运输的问题。这些铁道部门的同志们完全不晓得什么叫做铁路经济学。铁路经济学要的是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不是追求更快,而是讲究密。而在达到密之前,每一列火车跑的速度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能一列接一列地跑,才能密,才能达到30倍的运力。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不要说30倍,只要增加3倍我们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还有这个所谓的能达到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各位不要被这个宣传误导了,各位晓不晓得,整个从南京到上海,能跑到350公里时速的路段只有12公里,其他路段不是曲度太大,就是地质不稳,速度根本快不起来的,只能在100到250公里之间运行,所以它的速度和动车是一样的。从上海到无锡,一列高铁叫G7003,全程要1小时7分钟,但是D307只要58分钟,你看到没有,动车还比较快些,这样的话,你这个高铁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资源的浪费吗?这种大量的浪费,谁来负责?而且,这也完全违背了我上面阐述的铁路经济学,因为你没有密度嘛。

所以说,我们的铁路部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提速的目的。我们提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效率没有提高,你光是解决速度有什么用呢?对于我们铁路部门来说什么是效率,效率实际上就是把千百万人在春运的时候运回家。我们应该关切的是,让这列火车尽可能多地把人运回家,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尽可能快地回家。更搞笑的是,在这种运力紧张的时候,我们又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创造力,搞了个超级豪华软卧,我们老百姓需要这个东西吗?还有一些人吹嘘说,这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有市场的。我发现啊,我们自我感觉实在不是一般的良好。

请各位想一想,现在我们国家不是把大量资源投放在解决铁路运力的密度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是增加绿皮火车的运力,而是把大量资源投到一些毫不实际的高铁和动车上。

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产生了高铁崇拜,叫做高铁“大跃进”,这个高铁“大跃进”本身,真是太可怕了。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十二五”规划当中,在2020年之前要兴建的高铁是画实线的,2020年之后呢,考虑要建高铁的,或重新规划的画虚线,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虚线现在都变成了实线,比如说郑渝高铁、昌吉赣高铁,还有赣州到深圳的高铁等等,它们应该都是画虚线的,结果现在的计划是要在2013年通车!还有,新疆也规划了3000公里高铁,它竟然也需要高铁!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还有从昆明到拉萨的高铁,昆明段也在兴建,各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让老百姓更富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用那么多钱和精力搞个高铁。

如果是为了老百姓致富的话,搞些绿皮车的建设完全够用了,搞高铁的话,可不是为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为了旅游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取消动车,取消高铁。当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举兴建这些东西了,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们统统不要,我们希望铁道部门能够让绿皮火车增加密度,固定时速的密度,能够像日本、德国一样,增加几十倍的运力,这不但不需要多加钱,相反还可以降低成本,然后票价还可以下降,让老百姓真的能够又快又便宜地回家过年。

现在每年需要我们铁路输送的是2.3亿人,对不对?大概总收入是240亿,那你拿出120亿来,让老百姓票价减一半可不可以?学生票价可以减一半,农民工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这个暴利为什么不能拿来回馈给我们老百姓呢?我们今天的要求是什么?是要求铁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让老百姓票价减半,同时我们还要求,不要搞高铁“大跃进”,要回归过去的淳朴,要藏富于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绿皮火车的密度。这是我们的建议。要知道,高铁规划就是两三万亿,而每年春运2.3亿人次,其收入才240亿,这就意味着投在高铁的这三万亿的资金,能让我们的春运免费100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必要搞高铁吗?现在有句口号,叫“高铁开启幸福时代”,那我的呼吁就是“绿皮车让民众回归幸福时代”。

各位知道让我们铁道部官员感到骄傲的是什么吗?是我们高铁的长度全世界排第一,我们高铁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晓不晓得,我们这个高铁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如果你问相关人士的话,他们基本都会说,不是我们收费高,而是成本高。为什么成本高?因为有技术转让费。

他们自己吹牛说我们掌握高铁的关键技术。各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定义掌握关键技术的吗?非常可笑的,他们认为,超过15%以上的技术是我们的,就算我们掌握了关键技术,虽然85%是向别人买来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为此要交多少钱?我告诉你,每一列高铁列车,我们大概要交2.5亿元人民币,在这之外还有8000万欧元的技术转让费。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我们得面子,外资得实惠”。

像这种铁路“大跃进”的疯狂之后,铁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们的负债比例,是56%。怎么得出来的?我们做了一个计算,全国铁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亿元人民币,盈亏刚好平衡,不赚钱。但是如果建高铁的话,至少需要2万亿,那么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亿,我请问,你还这个利息的钱从哪里来?即使我们把慢车和快车都停掉,全部“被”高铁,“被”动车,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亿,这200亿还不够交500亿的利息支出,这还不算本金。那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最后由谁来买单?说到底还不是慢慢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量资源转到政府手中,转到外资手中,我们老百姓呢,就更贫穷,消费能力更低,内需更拉不动。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适当的发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基础建设千万不能超前,为什么?因为它占用了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拿这个资源用来创新、创业,让企业创造利润,让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于民。等到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时候,需要用到高铁的时候再建。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贵,一下就几万亿,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资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铁,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话,我们如何藏富于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没有了,大量的资源流失之后,企业利润下降,老百姓消费下降,经济随之下滑。这叫什么?越建设,越发展,老百姓越贫穷。这是一种“失当”,而不是“适当”。

2011年6月19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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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香港競爭力與政治遊戲 —— 北京對香港工商界又愛又恨』,信報財經月刊,2011年06月01日
by Recole Wong on Sunday, 19 June 2011 at 20:01
近期對我而言十分震撼的文章,在此分享。
一蚊健君 總結了夫子此文,現轉貼至此,方便懶人做導讀:
 
from Ronald Yick :
想起幾天前閱讀《信報財經月刊》劉銳紹的專欄,他的最重要訊息是北京政府不滿意地產財團把「中央給予全香港市民的利民政策獨吞了」,但他指出北京政府是不會打擊地產霸權的,因為北京認為地產財團仍有重要價值,協助中資走出去。這種互相依賴,增加了財團的影響力。在此歸納一下劉文的重點:
 
 
一、曾蔭權認為香港應全力催谷金融業,其他發展就放在一邊。
二、特區高層認為有問題可找北京幫忙,結果內地城市看不過眼,誓要跟香港競爭。
三、特區政府縱使知道財團是社會問題元兇,也不敢得罪,因為大財團隨時可以「直達天庭」,跟北大人投訴。
四、大財團隨時可以靠其駐京大使「跑關係」「直達天庭」,跟北大人投訴。對象包括:1) 高級官員;2) 領導人或高級官員身邊的秘書;3) 領導人或高級官員的夫人;4) 中級官員(承辦上級任務的中間管道)。這些渠道不透明,因而難以追究。
 
 
五、大財團的功能:1) 為外國觀察香港「一國兩制」是否穩定落實的一個指標;2) 協助政府和內地企業走出去,減低外國的敏感度;跟內地來港的商界互通資金,一起拓展海外市場,例如共同參與國際併購活動。
 
 
 
 
 
 
 
 
 
 
 
 
信報財經月刊
P066-068 | 中港政情 | 中港政情 | By 劉銳紹 2011-06-01
 
香港競爭力與政治遊戲 —— 北京對香港工商界又愛又恨
 
 
在內地城市的政府眼中,香港競爭力下滑跟它們關係不大,故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這正是經濟與政治揉合的遊戲。香港一些人士只側重政治的部分,而忽略了經濟與內地結合的部分,已逐步走偏,也許會好心幹壞事,甚至成為間接影響香港發展的一種因素而不自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表示,香港連續六年成為全國競爭力最高的城市。可惜,香港已經出現後勁不繼的現象,被上海、北京、深圳等內地城市急起直追,差距已經不斷收窄。看得細緻一點,其實上海和廣州等城市已把香港作為「假想敵」,香港能做的,它們也會做,而且力求比香港做得更好。按此勢頭發展下去,香港被內地城市追過,將是早晚之事。
 
 
香港經濟問題是特首短視之過
 
 
其實,總理溫家寶已多次公開表示,中央關注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並希望港府努力解決。此外,中央希望港府為香港的未來作好「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香港如果不先行做好準備,而只希望中央扶持,事事向中央伸手,中央也會感到「長貧難顧」,更不能阻止內地其他城市與香港競爭。在中央眼中,香港和內地城市都是「兒子」,斷不能只照顧香港穩定,而不理內地其他城市的發展。所以,中國社科院的報告,正是香港的一個警號。
 
 
很可惜,港府對未來的長遠規劃,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所謂「六大新產業」,由2009 年重新提出至今,還沒有什麼具體進展,連一些具體行動也不多見。所以,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人員指出,香港單靠金融和土地(即房地產)來支撑發展,明顯已經不足夠。不過,他們在批評香港的時候,已經口下留情。據了解,他們在內部討論香港的經濟問題時,曾一針見血,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因為香港特首曾蔭權的短視,才導致今天的惡果。曾蔭權說過,倫敦靠金融業可以養活一千多萬人,在香港,他不相信金融業不可以養活六百多萬人(他說此話的時候,統計顯示香港人口還未超過七百萬)。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在金融業上,而其他產業則聊備一格,說要發展,但不積極,甚至停留在可有可無的地步。
 
 
曾蔭權雖然強調發展金融業,但招數並不多。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內部討論時,直接指出弊病在哪裏,就是「金融創新能力不足」,引致李嘉誠的企業也要轉到新加坡上市。這些專家愈談愈興起,還談到曾蔭權「有才不懂用」,忽視了當年的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的很多意見。相反,內地對任志剛的經驗和才能十分珍惜,銳意改革內地的金融制度,正是人棄我取的道理。
 
 
還有,香港的股市其實已變成「中資市」,國際成分相對減少。在上市公司中,有超過一半是中國的國有企業,而內地企業對香港股市的影響率, 已由1984 年的4% 上升至1997 年的24% , 再上升至今天的57% 左右。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是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也是內地企業借助香港融資,以及走向國際的一部分。當年朱鎔基任總理時曾明確指示,來港上市的國有企業都是經過細心挑選的,屬於優質股,才能讓它們來港上市。可惜,也許中央關照得太多了、太好了,令港府高層以為有「阿爺照住」,就可以安寢無憂,令競爭力的增長極其緩慢,目前只有0.256 分,比去年的0.280 分還要低,連續兩年排於全國城市的倒數十名之內。那時候,還有人向特首獻計,有事可以直接跟北京說,不需要理會內地其他城市。結果這些說話輾轉傳到內地城市的地方領導人耳中,從此對香港只是表面客氣,但內裏卻毫不留情,誓要另起爐灶,跟香港一爭朝夕了。
 
 
港府恐大財團背後放箭中國社科院的專家談到香港的競爭力停滯不前的問題時,關注到香港的社會內耗問題十分嚴重。其中,貧富懸殊的問題加劇,比回歸前更為嚴重。當年港英政府雖然也在剝削,但當它發現社會出現不平衡,並威脅到她的管治的時候,總會稍為放鬆一下,讓老百姓透透氣,而不會直壓到底,一點也不放鬆。可是,特區政府成立後,對於大財團的駕馭能力不斷下降,甚至被大財團牽着鼻子走,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富可敵政。
 
 
以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為例,回歸時大約是0.38,貼近國際警戒線,但沒有超過。從中可以看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技巧,既要盤剝抽水,但又不至官逼民反。但是,堅尼系數在回歸後不斷上升,如今已超過0.53, 比內地的0.48 還要高(注:這只是內地官方公布的數字,民間學者的計算是0.52,也超過了0.4 的國際警戒線),可見特區政府已無法平衡富與貧之間的深層次矛盾了。
 
 
出現這些問題,跟港府對待大財團的政策有關,也跟北京與大財團的關係有關。這個「三角關係」,形成了十分吊詭的局面。港府深知香港出現極不正常的貧富懸殊,主要原因是大財團的高度中間剝削,以及壟斷市場,至少是寡頭壟斷。可是,港府不敢開罪大財團,更不敢動大財團一根毫毛,因為這些大財團都可以直達天庭,在中央領導人或中央大官面前陳詞。這些大財團在北京都有駐京辦和駐京大使,但這些駐京辦和駐京大使與大財團的經濟業務無關,其主要作用只是為大財團發揮政治公關的作用,所以他們比特區政府的駐京辦和駐京辦主任更交遊廣闊,無論「牙力」和實際影響力,都比港府官員更大。
 
 
研究港澳問題的內地專家歸納,這些大財團的駐京大使的任務主要是「跑關係」,而「跟關係」的重點除了高級官員(包括中央官員)之外,還有三大方面:一是「秘書黨」,也就是領導人或高級官員身邊的秘書,其中重點是「大秘書」,即在芸芸秘書之中的頭頭;二是「夫人黨」,即領導人或高級官員的夫人;三是中級官員,因為他們是承辦上級任務的中間管道。不過,這些行動不透明,不需向公眾交代。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大財團的利益而「提供意見」,或奏特區政府一本,即使港府背後中箭,也不知是誰的所為。
 
 
北京對大財團又愛又恨
 
 
北京高層也知道這種情況,但對大財團也不能過分壓制。內地的專家稱,中央對這些大財團的感覺是「又愛又恨」,既知道他們對香港的經濟穩定十分重要,但他們同時又是香港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從經濟上而言,大財團是香港政府以外的最大僱主。據內地港澳專家的研究資料,30%的中上人家,控制了香港70%以上的財富;而在這70%的財富中,大財團佔了六成或以上。在整體經濟上,這些大財團不僅是香港的穩定器,也是外國觀察香港「一國兩制」是否穩定落實的一個指標,因為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也關心這個問題,它們在香港回歸後感到,中國在某程度上也能保持外資在香港的利益,尤其是美資的利益;即使中國和港府把精力集中在擴大中資和香港華資的利益之上,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中資、華資和外資的矛盾不致太大,那就沒有問題了。其實,這正是當年許家屯提出的「留住英資,吸引外資,鞏固華資,壯大中資」的策略。所以,今天的中國政府也對香港的大財團十分關照,讓它們與中資一起壯大起來,好好地利用香港這塊寶地。
 
 
北京鍾愛大財團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它們可以協助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跳入世界,而不會過早引起外國的敏感反應。中國目前的對外經濟策略,已從低檔次的物資和貨品出口賺取外滙,逐步轉為外向型經濟,以至國際大參與,包括金融活動和海外併購。不過,由於國際利益的問題,中國要收購一些外國企業時,往往受到政治性的干預。其中,美國對中國收購涉及高科技和能源的企業時,經常使用美國的本土法律予以制止,而不理國際法律和慣例。即使在美國本土以外的項目,只要美國認為中國收購後可能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的話,她也會想盡辦法阻止。
 
 
最近在利比亞發生戰爭之前,中國已跟卡達菲政府談妥在當地的石油資源合作,如一切理想, 中國可以得到大約20%的石油,而中國則在當地興建鐵路,作為雙方合作的一個條件。可是,美國、法國和英國三國意欲分贓,盡佔利比亞的石油資源,目前美國不作大舉進攻,主要因為她跟法國仍然未達成「分贓協議」而已。還有,中國擔心在未來的戰事中,美國會利用「轟炸卡達菲政府軍據點」為名,炸毀或傷害中國在當地已建成的部分鐵路,重演美國導彈「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技倆。可見,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必須小心,有些時候更必須隱蔽或盡量隱蔽,當中香港某些大財團就可以發揮一些潛在的作用了。
 
 
所以,行內人都了解,國際商界以及外國政府的商業活動監察者也了解,一些大財團已跟內地來港的商界緊密結合,透過合作經營的方式,資金互通,一起發展海外市場。近年來,有關方面還發覺一些名不經傳的商界人士,以中型企業為仲介,用龍潛虎伏的方法,轉彎地參與香港一些大財團的國際併購活動。表面上,這是純粹的商業合作,但資金來源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北京既愛香港的大財團,但同時也恨它們,因為它們的主要着眼點是「利益最大化」,那些盤剝的手段間接影響了香港的穩定,換言之,也影響北京的治港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沙士」之後,中央為了協助香港經濟復蘇,接受了香港一些建議,並主動想出了很多方法,包括「自由行」、《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中央的原意是讓香港各界分享這些特惠政策的好處,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怎料,當中小型企業稍稍喘定的時候,大財團卻利用手上的物業資源大肆加租。一些大財團還聲稱要補償過去香港經濟下滑、凍結加價,以及「沙士」期間失去的利益。有港澳辦官員形容這是「三峽大壩的截流工程」,把中央給予全香港市民的利民政策獨吞了。
 
 
現實經濟政治遊戲不可不知所以,香港目前的深層次矛盾跟大財團甚有關係,但中央鑑於大局和種種利害問題,不想破壞與大財團的關係,只有看着香港的競爭力逐步下降而乾焦急。在內地城市的政府眼中,香港競爭力下滑跟它們關係不大,故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香港發展好,而願意跟它們合作的話,它們就「受埋你玩」;香港停滯不前,甚至經濟倒退,它們就我行我素,漠不關心,一些官員更在心裏暗暗高興。這正是經濟與政治揉合的遊戲。香港一些人士(例如民主派和社運人士),只側重政治的部分,而忽略了經濟與內地結合的部分,已逐步走偏,也許會好心幹壞事,甚至成為間接影響香港發展的一種因素而不自知,這正是香港的另一個危機。
 
 
劉銳紹
 
 
作者在新聞界資歷接近四十年,是資深時事評論家。曾任香港《文匯報》駐歐洲特派員及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當代》副總編輯,先後採訪多項重大事件,包括中英會談香港問題、中共和中國政府多次重要會議、六四事件、香港回歸前後多項重大新聞等,近年更着力研究香港與內地結合的問題。新聞界業內人士稱他為「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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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Yick ‎/香港一些人士(例如民主派和社運人士),只側重政治的部分,而忽略了經濟與內地結合的部分,已逐步走偏,也許會好心幹壞事,甚至成為間接影響香港發展的一種因素而不自知,這正是香港的另一個危機。// 我反而係讀到社運人士淨係識去長實新世界砌地產霸權係隔靴騷癢......要打掉這個京港政商網絡才重要
2 hours ago

Recole Wong 或許因為小弟已loss哂和社運的直接聯繫,也知道近一年社運界人變化得很快,已不是當年「inmedia」或「本土行動」的情況,很多情況我已經不知道了......而且夫子評論社運人都只係一句起兩句止,佢對「部份社運」的評論我當佢口痕講下就算。

我覺得佢寫得相當juicy,提及國內行內人毫不客氣笑香港政府、內地商以港為中介同外國企業做世界、中央又慶港財團食左原本用來為香港普羅市民救急的自由行、CEPA,很多都捕風捉影但相當引人入勝......
2 hours ago

Recole Wong 原來一蚊兄status有提及呢篇文喎!
2 hours ago

Ronald Yick 真係太好睇喇呢篇文。同埋最JUICY都係知道人脈野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卡夫卡的中國 .許知遠
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銳的洞察到中國的本質,這就是它強大的官僚系統。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在未完成的一篇小說裏,卡夫卡寫到了中國的長城。這漫長的城牆是被分段築造的,以使人們不至於因遙遙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築造的技術則是一項從小開始的訓練,兒童們都認定這是他們一生的事業,建造者們也沉浸在巨大的滿足與喜悅中——「團結!團結!肩並著肩,結成民眾的連環,熱血不再囿於單個的體內,少得可憐地循環,而要歡暢地奔騰,通過無限廣大的中國澎湃回環」。

至於建造這長城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人們模糊的覺得是為了防禦北方的游牧民族,儘管他們從未見過這些野蠻人;人們也覺得,或許正是為了同胞手足,他們才如此齊心協力。不過,也沒人真的有興趣探究原因,這是居住在遙遠的京城中的皇帝才應思考的問題。但也沒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現今皇帝是誰、又處於哪個朝代,更不在乎他們的命運與生死。人們被一種模糊、抽象的忠誠連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這種忠誠。

對於一些歐洲批評家來說,卡夫卡的中國是對奧匈帝國的映射,甚至長城都像是維也納環城大街的延續,那是弗蘭茲.約瑟夫皇帝的雄心的一部分,它要把貧窮、混亂的下層人隔離在輝煌的皇城外。由複雜的民族造就的奧匈帝國,必須依賴日益加強的官僚化與愛國情緒,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聯結在一起。而在連接中,個體的價值微不足道,它是鏈條上毫無特色的一環,就像是堆砌長城上的一塊磚。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雖身處於帝國邊緣,一定感受到這迫近的壓力。世界戰爭掀起的愛國狂熱,更令這壓力無處不在。

對我來說,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銳的洞察到中國的本質。人們已經厭倦於「東方專制主義」、「停滯的帝國」這陳詞濫調,更不用說在這人們大談「中國崛起」的時刻。中國的形象也總是一變再變,馬可.波羅筆下的黃金世界、伏爾泰心中的道德理想國、黑格爾的「停滯的歷史」、毛澤東的紅色海洋,然後又是歷史上的最大規模的市場革命,中國恍若一條變色龍。但的確有些東西,在這無常的變化中保持著驚人的恒定。在農民戰爭與朝代更迭後,總又回到同一模式,不管共產主義革命多麼波濤洶湧、市場能量多麼驚人、技術變革多麼不可逆轉,中國似乎又再度回復到它的歷史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它強大的官僚系統。這個官僚系統總是佔據著權力、資源與聲望的中心,再沒有其他社會力量,不管是商業組織、公民社團、大學、教會,都無力能分享它的絲毫權力。唯有採取屈從、妥協的方式,它們才可能勉強生存。這長期的社會結構也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它瀰漫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裏。它講究的是秩序、迷戀權威、相互猜忌、冷漠、自我審查、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與之伴生的強烈的功利主義——生活中總有危險與動盪,所以埋頭於眼前的、狹隘的個人利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個人本身也毫無價值,他是國家機器的工具,也是倫理、日常生活的傀儡。

來自中歐的另一個敏銳的頭腦、匈牙利裔的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sz)相信,傳統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特性像是二十世紀的悲劇的預演。中國特性已成為世界歷史的主要特徵。群體戰勝了個人,國家擁有無上權力,壟斷戰勝了競爭,主流意識吞噬異端言論,每個人都願意放棄個人尊嚴與自由來換取安全,效率比個人權利和法治更重要。

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寫下《萬里長城建造時》,距離俄國的十月革命不過半年。而白樂日在五十年代末發出了對中國官僚傳統的警告,中國的大躍進與反右鬥爭剛剛開始。

這些遙遠的回聲對理解此刻中國有何幫助嗎?此刻中國的再度崛起,不僅在物質層面,也在精神層面上開始影響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仍帶有鮮明的卡夫卡與白樂日描繪的特質。但中國與一個世紀前大不相同了,萬里長城的精神不僅局限在中國境內,它也將深刻的影響與改變世界。一個華爾街銀行家統治的世界固然糟糕,但一個中國官僚領導的世界,必定更為令人沮喪。■

2011年4月15日 星期五

中央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意見,體現出新世紀以來政策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主導中國發展和制度演變的「百年激進」。此說並非主張保守,而是考慮到幾個重要經濟社會結構階段性的變化。

從短缺邁向過剩

其一,親資本政策改變的內在條件在於資本過剩。中國在上個世紀一百年所做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為衍生物的產業資本從形成到擴張、再到過剩的歷史進程。據此,我們近年進一步提出討論的經濟史的階段變化的判斷是:不僅上世末我們就已經告別短缺而進入產業過剩,而且進入新世紀的十年,則已經是金融資本在產業過剩條件下只能異化於實物產業並走向相對過剩。只不過,中央與地方、沿海與內地差別太大,很多未及工業化的地方政府仍然堅持親資本政策招商引資。

現在的投資環境之所以劣化,除了資源環境趨緊的因素之外,主要在於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難以投入到愈益過剩的實物經濟領域,投資者無論辦何種實業,都有利潤迅速攤薄、企業生命周期縮短的困境;而只要實物經濟領域缺少投資機會,就一定會導致金融資本異化於實物經濟追求投機領域流動性獲利。

既然我們有了半個多世紀的親資本政策,那就得有至少二十年的親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戰略,因而,這些改出親資本體系的政策變革當然不能激進,需要比產業資本形成和擴張時期單一制政府強力推進資本化政策更緩和些。

其二,中國產業資本的結構調整和擴張,與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變化過程相關。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本身是一個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進入金融資本主導競爭的正常演變。二戰後美元不斷增發,所創造的過量貨幣信用破壞了其承諾的對黃金的穩定兌換率。當世界上政府大都不可能再以黃金儲備作為貨幣發行依據的時候,當然會導致更多政府憑藉國家權力壟斷活剝發行所衍生的政府信用無限擴張,這又必然導致最吸納增量貨幣的虛擬經濟領域不斷擴張,遂有全球金融化中的資產泡沫化。

從小資轉向中資主導

當發達國家因這種短視的競爭而普遍發生實物產業外移加速時,又會以自己泡沫化的貨幣信用,要求其他實物經濟國家讓出金融主權,以使其憑藉強權創造的金融經濟能夠得到實物經濟國家的資本化利益。

這就是1994年GATT轉變為WTO的實質:把以往旨在烏拉圭回合才能談判、不納入商品的自由貿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農業納入進來;使之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適應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並逐漸完善起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制度支撐,而對其具有維護性作用的意識形態,則勢必被主導國家當成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體系而充斥其教育和文化。

很多人深受外來文化內涵性具有的意識形態影響,遂以為我國過去的政治鬥爭、社會矛盾都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須知,這也缺乏事實依據。

若真搬用西方理論,其實中國1949年以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產者國家,亦即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此後所發生的複雜矛盾具有小資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結構分析很清楚地指出,工業人口只佔不到5%,也就是說,那時客觀上並沒有社會條件形成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無產階級。我國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也是「獨立戰爭」,事實上是用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農民動員口號——「耕者有其田」實現土地平均分配為內容,才完成對農民的「國民動員」,從而得以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建設的歷史進程。

相對而言,大多數以農民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沒有條件進行國民動員,因此連進行國家政治建設都沒有前提條件,也就進入不了西方引領的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國家之間縱橫捭闔的現代政治競爭。

可見,後發國家參與世界現代政治體系的競爭也得有客觀的歷史條件,對此,需要結合現實問題加深認識。

以前,因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或稱小有產階級)非常弱小,無法抵抗風險。當然會擁有一個集中的政權代表。現在的激進思想者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為了穩定而在2005年開始的加強投入的新農村建設戰略,那麼,不僅是對於現代國際經濟競爭而言打破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也同時打破了中國這個只要維持得了「弱者想像」,就能夠形成相對低成本治理的集中體制的最主要的社會基礎。

中資試與大資本分權

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結構變化,就是2010年年初社科院得出的結論:中國出現了三億多中產階級人群,是為中資。

中資與具有壟斷地位的大資利益差異顯著,遂在政治主張上試圖與官方壟斷的大資本分權——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質上是中資參與分權的精英民主。這種作為階級的政治訴求,不僅與以往小資群體的大眾民主勢成水火,而且與大資談判如同與虎謀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更多認同西方普世價值之客觀需求。

過去執政黨推進國家工業化時期曾經面對與小資(小農經濟)交易費用過高的制度成本,因此有效地利用小資產階級認同的大眾民主,分化、弱化了社會矛盾。而產業資本擴張到過剩階段,執政黨調和大資、中資利益矛盾已經十分困難;又再做努力代表當代崛起的中資利益、滿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則如何將其要求的精英民主與小資要求的大眾民主相結合,就會成為一個新的挑戰。

結合好,社會就穩定;結合不好,主要按照西方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慮政治改革,可能就會使以往得以利用內部化機制緩和、分化的矛盾迅速鮮花,就「折騰」。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一、新生成的工人階級迅速成為自覺的獨立階級,而民間資本階級卻比追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民國的時期還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徑依賴」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結合一起,不可能演變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執政黨如何調適新生工人階級與非經典意義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當是一個新的挑戰。

二、不同於官方壟斷大資的、新崛起的中資階級要求的精英民主,與已經運作半個世紀的、利於小資階級低成本地內部化處理矛盾的大眾民主之前的矛盾,形成政治傾向的對立。到底如何才能使大資向中資讓步,即可形成結盟的精英民主調和,到使之不至於與廣大小資參與其中的大眾民主激烈對抗?

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矛盾約束我們,也許不能依據激進思想家對西方民主的想像來調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國還不具有運行的客觀條件。

但願此說得以警醒過去百年激進在政界和思想理論界所遺留的「民主想像」。客觀地看西方從1971年放棄金本位以後,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其實質,主要是政權信用危機。

演變為政權信用危機

新世紀以來,因西方政治制度成本過高,造成政府的債務攀升到佔全球政府債務70%以上,發達國家政治體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導致過分負債。債務危機引發政治危機,政府破產和政治動亂(如最近希臘、法國、英國的罷工等)。

我的結論是,西方於七十至九十年代發生產業外移、短期資本收益和中產階級同步增加而成型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具有過高成本支撐「體制優勢」的特徵,隨經濟金融化內生性危機爆發而難以繼續維持;遂導致政府債務累積而反作用於體制,造成政治危機;無論被其文化所表象的普世價值是否具有道義高度,這種時間過短、成本過高的政治體系,恐怕還有待觀察,不能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參照。

綜上所述,我把新世紀以來中國政策調整的特點,粗淺地歸納為「告別激進」。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

2011年3月16日

林行止
資源浪費嚴重化 計劃經濟受質疑

世界股市急挫,論者大都歸因於受日本天災的衝擊;如此特大天災重創日本經濟,以其經濟規模,在環球化之下拖垮各地股市,是很合理的推斷。然而,筆者不是故作「相反之論」,而是深感市場這樣的反應,似過度強烈,以日本災區雖然滿目瘡痍,核電站爆炸可能帶來難以估量的後遺症,但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及財富累積,日本經濟「抗災力」可能不若一般人想像的差;而日本人「莊敬自強」,令其經濟制度運作如常;昨天國際銀行家協會(IBA)發出通告,除對天災表達「深切同情」(多家金融機構都捐款救災),強調國際金融機構在日本「如常營業」,簽署此通告的十六家國際金融機構(囊括所有港人熟知的「大行」),還指出與謠傳有異,它們的全體員工均「如常開工」……。

特大天災為日本經濟帶來重大損耗,勢所不免,但日本的政經制度仍有效地運作,政府擬徵收暫時性的「重建稅」亦未受苦不堪言的人民反對,日本似有「一地受災全國支援」的傳統,均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加上災後重建初步估計要投入一千八百億(美元.下同),對短期經濟增長只見其利,經濟出現V型反彈可能性高(與建築行業有關企業的利潤應被看好),因此,對環球股市急瀉,日本天災也許只是藉口,其實另有原因;而此原因除西方國家未脫經濟困境外,很可能是西方資本家和投機者對中國經濟短期前景看得不若過往樂觀!

一、

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葉日本經濟一枝獨秀,日本製造的耐用及非耐用物品充斥世界消費市場,日本樓價狂飆,東京「皇城」物業市值超逾紐約曼赫頓,英美學者尤其是企管專家與媒介評論員,紛紛撰文表揚並要求工商界學習其企業管理及經營手法之際,日本經濟已成強弩之末,開始步入漫長的衰退循環。這種情況現在可能發生在中國身上。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大幅增長、外貿順差驚人、外資紛紛湧入找尋投資機會(包括坐待人民幣升值);年年有雙位數字增長,中國經濟真的興旺得不得了,於是又有一批西方論者爭相為文,指出計劃經濟確是經濟增長的利器,西方經濟久沉不起,皆因缺乏全面規劃任由無形之手亂搞所致(這種說法當然站不住腳,以無形之手絕對「利潤導向」從來不會「亂搞」);可是,就在「經濟發展學中國」這句口號快將提出的時候,揭露中國經濟在繁榮興盛表象下百孔千瘡的文章已相繼出籠,二月二十三日本欄所寫只及西方商界去年對中國國企巧取豪奪的「微言」,今年來的分析已觸及中國經濟的肌理,從數據和「政情」判斷中國經濟已有由盛而衰的迹象,換句話說,不按市場規律辦事、以強有力的有形之手指導經濟的缺失,已逐步在市場上反映或形成「隱患」。

中國經濟(GDP)增幅驕人,而溫家寶總理每年所作的增長預測,不是全中便是「雖不中亦不遠」,這種情況在私營部門遠遠大於公營部門的市場,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對於掌握全國經濟命脈的總理和發改委,這則完全可能;比方說,國家決定大搞城市化,把農民變成都市人,確定現代化的徵象,可是,當政府決定要在特定時間內遷移定額農村人口時,為了配合國家的計劃,各地方政府便大興土木建大廈闢新城。迄去年底,新落成的物業(以住宅為主)共四十億平方公尺(約合四百三十億平方尺),然而,有供應便有需求,只是經濟學家的「理想」(賽伊定律:「供應創造需求」〔Say's Law: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實際上不一定可行(尤其是在次貨充斥的市場),內地的物業便是有供應而無法創造需求的典型例子(人均收入落於樓價漲幅之後令需求遠遠追不上供應);從外國冷熱傳媒的報道,十室九空的大廈群比比皆是,而「空城」更非罕見,計劃為一百五十萬居民興建的新城只住了不足二萬人,而且這還不是孤例。物業空置率高的原因,除樓價一般人無法負擔之外,還有供水供電以至公共交通未能配套的問題……。這些建築物也許要在很久之後(屆時的舊樓也許已不適宜居住)才能回本,但這並不重要,因為那主要是國企(國家)的投資,而政府久不久便可若無其事地(也許會把若干失勢官僚拉下台以平民憤)撇賬;顯而易見,大事建設不但成為GDP達標的不可或缺一環,而且在興建過程中「有關人等」(除了被迫遷戶)均大發其財,真是皆大歡喜。

大事興建高速列車可能是另一個經濟資源大浪費的例子。中國近年在鐵路上的投資達七千五百億,其中用於高速列車的為三千九百五十億。如此大規模的「築路」,當然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可是,同樣基於市場需求追不上的問題,月初《財經周刊》的特稿指出鐵道部因此負下巨債(至二○二○年可能達總資產百分之七十),因票價太高導致需求不足加上利息支出,在未來二十年高速列車可能是「虧本經營」;但令人擔憂不已的是,為了達標,不少路軌都「重量不重質」,由於高質煤灰(High quality fly ash,從煤發電廠煙囪收集的煙灰,質量等同火山灰,以之混和於水泥碎石中可起特強的黏合作用)供應趕不上突然大增的需求(過去五年平均每年建成一千五百公里的軌道,今年的目標為四千五百公里),即使收購全球的煤灰,亦無法滿足其需求,結果出現不合格不耐用的軌道,不足為奇。這種現象令若干專家認為未來五年內高速列車出現重大事故的可能性甚高。

中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是信貸高速膨脹、資金成本偏低、為追求達標忽略風險計算、按照國家計劃而非市場需求投資和大規模(集團性)詐騙及貪污;在這種環境下,資本主義只是表面風光。

二、

中國經濟表象一片興旺,正中國際投機家下懷,○八年九月雷曼兄弟倒閉引發「金融海嘯」,迫使西方國家加強對投機活動的監督,這令不少在法律邊緣游走的投機者「買棹東來」,在香港和內地建立據點,趁仍然歡迎外商、有關條例未周密及監管比較寬鬆的環境,大肆進行投機活動,這是香港與內地股市日趨活躍的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

可是,今年以來,質疑內地經濟發展是否「表裏如一」的評論漸多,為中國計劃經濟有效辯護者雖然清晰可聞,但懷疑派似佔上風,而這一派言論的代表作為今年二月出版的《紅色資本主義——建築在脆弱金融基礎上的非凡崛興》(原名見二月二十三日本欄),這本統計數字充塞字裏行間行文枯燥乏味的書,明確地指出「紅色資本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差異;比如,中國包容市場經濟,目的只在鞏固執政者的權位,而不僅黨的政治性決策缺乏透明度,國企(SOEs)的商業性決策外人包括小股東亦無由得知。作者們還以大量例子「證實」利率由「黨中央」而非市場決定,令債務市場(debt market)失去衡定風險的功能;由於國家是控制性大股東(今年人大委員長在其工作報告中還特別提出「不搞私有化」的政策主張,這意味國家擁有控制性股權的地位不變),公司即使已上市,其資產其盈利以至經營方向等亦非市場而是國家利益原因,而國家許多時為了政治理由犧牲小股東的利益。換句話說,經濟資源配置以至經濟發展動力,都有待黨的指示。這種有違自由市場原則的運作,正是造成上舉物業及鐵路發展失衡的原因。《紅色資本主義》對內地銀行(表面穩固實質脆弱)的運作亦有中肯的看法……。「金融海潚」雖重創西方金融結構,但金融業在一輪淘汰後很快立定腳跟,本書指出這皆拜美國政治制度高度透明及有效率之賜;他們擔心金融風暴一旦在內地出現,政府無法以經濟原則回應,而這不僅對中國且會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衝擊!
2011年2月23日

林行止
權力無制衡種禍根 剽竊模仿外企怕怕

一、

以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勢頭甚佳的情勢,筆者判斷北非中東式的「人民革命」不會在內地成氣候,而萬一真的出現像利比亞般的部族—比如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發起對抗中央的武裝行動,筆者相信中共會絕不手軟媲美卡達菲出動飛機機槍把之鎮壓下來。有軍權在手的當權者便是這樣挑戰不得,這不是他們特別殘暴冷血,而是非如此他們(及其家人親友)可能成為喪家之犬甚至身首異處。程翔十七日在本報網站撰文呼籲北京把軍隊國家化中立化,所條陳的理由均切中要害,這樣做亦確是國家長安久治之本,但「武裝革命」尚且不能稍改專權者的鐵石心腸,論者的「言文攻勢」又能起什麼作用?!問題是,強勢當權者有漠視忠言的「本錢」,但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結果,必然走向腐化,而在沒有制衡機制之下,貪腐還必深入肌裏以至成為絕症!

和民選國家的政府數年便得為大選(陷入所謂「選舉循環」〔Election Cycle〕)傷神不同,中國領導層無此「後顧」之憂(不必通過人民投票便知道獲全國人民支持,真是咄咄怪事!),因此能夠規劃國家長期發展,所有的「五年計劃」都為達致這個更長遠的目標,而此目標便是擺脫過去二百年受外國欺凌的積弱—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先進國家!可是,現行制度令中國在朝此目標前進的道路上,會遭遇比同樣走過這條路的西方國家更多的挫折與障礙,因此要付出重大代價(昨天彭博消息,中央在過去十年曾「吞下」銀行因中央指令而貸出〔State-directed lending〕的爛賬六千五百億美元)。計劃經濟(長官意志)設定經濟增長目標而不管市場需求(事實上,市場需求瞬息萬變,怎能作長期規劃),很快會造成重大資源錯配的經濟損耗;有關當局只要大權在握,當然可以不斷微調數據,以彰顯領導人的英明、規劃者的睿智,但「醜婦終須見家翁」,少人使用的公共設施、通往無人之境的橋樑、乏人居住的現代化城市……承擔這種因好大喜功或追求增長標的而虛擲財富的人民,對當權者由怨生恨以至有改朝換代訴求,是遲早的事。

二、

有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強烈企圖心,加上所有大企業都須按照黨決定的政策目標辦事,是中國企業在技術突破以及行銷策略上已獲得重大成就的底因。可是,急於求成希望幹出成績的結果,令中國企業不顧普世商業道德的「巧取豪奪」,已使國際商界對中國頓生戒懼之心。去年中「德國工程總會」(VDMA)的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抄襲模仿德國機械零件,以低於市價賣給印度、美國和俄國,僅此一端,報告指出受害的德國廠商達三分之二,而去年損失的生意額更高達六十四億歐羅……中國因此贏得「無與倫比的世界剽竊冠軍」(uncontested world-champion plagiarizer)。根據歐洲法例,德國企業本大可把抄襲者告上法庭,只是它們對中國法律制度毫無信心,因此只有日後提高警惕。回應德國工程界的「怨言」,在業界享盛名的「經濟觀察網站」(Economywatch.com)首席政治經濟學家卡普(D. Capole)這樣寫道︰「中國行的是『妾侍經濟』(Concubine Economy),和古代皇帝選後宮佳麗一樣,如今的領導人憑己意挑選外企,並予它們以和本地企業合作的特權,唯一條件是必須在中國境內設廠,結果是內地合作者很快成功偷師,把外企的先進科技據為己用……然後自己開廠(主要有汽車、航空、高速鐵路、太陽能及化工廠),與合作者競逐海外市場。有低薪等優勢,中國的多種科技產品已風行世界。

不難想像,外企吃盡苦頭之後,除了不會把先進科技帶進中國之外,外國政府還會對中國產品實行這樣那樣的限制,是很難避免的。

三、

在八十年代開放初期,筆者常說私企絕非國企的競爭對手,因為後者為達政治目的,可以「不計成本」進入市場;二三年前,筆者又寫過在遇上困難時,國企會犧牲小股東(和大股東—國家)的利益以遷就消費者,這即是說,有必要時國企會漠視股東利益照顧百姓的利益。股東不過是希圖不勞而獲的投資(更多是投機)者,他們習慣升跌無常的市況及盈虧相間的回報,但消費者不可不理,因為物價高漲會生民怨,對「社會和諧」特別是統治者「坐穩江山」不利。

去年十二月十日《經濟學人》有題為〈利潤去了哪裏?〉的短文,指出一方面必須順應工人要求提高薪金以改善生活的訴求,一方面又得在環保上多點投資以平息環保分子的指責,結果國企的賺錢能力日趨下游。作為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國家商業機構,這種做法絕對正確,只是如此一來,上市公司的盈利便不能看得太樂觀(文章點名批評高盛根據去年企業利潤順藤摸瓜認為今年在港上市國企因利潤有可觀增長股價因此會漲三成的看法)。

在北京政府全力抑制物價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國企尤其是那些與民生日用品有關的企業,其利潤會因公司主動降低「邊際利潤率」而不能看得太好。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政治的穩定性絕無問題,但在經濟線上已見暗湧。便在非受僱於投資銀行因此可作獨立思考的分析者開始對興旺的中國經濟運作模式公開質疑之際,兩名曾在投資銀行任職的經濟學者合撰的《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剛剛出版,此書尚未到手,看出版商的介紹,知道筆者向來最擔心的事—黨組根據政治需要決定商業策略—已引起洋人的「高度關注」。作者們指出中國是一家家族企業,不是什麼市場經濟,而大家庭由「政治精英分子」(Political elite)組成,當然大家長便是黨中央。看表象,中國經濟百花齊放,市場活動充滿生機,實際上完全由國企操控;而國企須聽黨的話辦事,按理國企的票據不會受市場尤其海外投資者歡迎,但在目的在「接生意」的美國投資銀行的隱惡揚善刻意美化下,國企IPO及債券莫不被超額認購。這似是第一本由內幕客撰寫有關中國國企的書,稍後也許詳評之。

2010年11月10日 星期三

赵连海令人震撼的无罪辩护词全文

【2010-03-31讯】
  
  赵连海的无罪辩护(陈述)词
  
   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起诉书”指控我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起诉,我将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及辩护。首先,我不认同起诉书指控我以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他人在多个公共场所呼喊口号,非法聚集起哄闹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内容作必要的简要说明。
  
   起诉书指控所谓社会热点问题的事情主要有二个,一是有关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事件,此事件泛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此事件与我密切相关,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维权带头人。第二个事情是有关2009年8 月4日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来京上访被外地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非法关押并被强奸的事情,我在当天协同李蕊蕊及事件证人去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先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维权:起诉书指控我“于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间,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等地公共场所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就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们要简要说明起诉书所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举世震惊并令众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极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肾结石宝宝。我的孩子从小母乳喂养,在一岁多后开始消费各种乳制品,截止到他被确诊为肾结石患儿之前,已累计消费了长达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制品,涉及的种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含奶制品。孩子在被确诊后,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曾消费的乳制品数量之多,时间之长我们的心情是极其痛苦并担忧的,想必每个有血肉的人都会理解我们的痛苦与担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痛苦及担心焦虑程度在此暂不多述。
  
   悲剧在我们尚小的孩子身上发生后,身为受害患儿家长的我及众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为我们尚小的孩子维权并为孩子们一生的健康保障呼吁。我们众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发的走到了一起,组建我们的维权团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被无情的残害,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压力与阻挠,让我们众多家庭经历了更多新的伤害与痛苦。但我们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维权过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为结石宝宝维权带头人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的积极沟通及反馈,但我们提出的太多积极的合理性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即便如此,我们众多家长依然克制着我们痛苦委屈的情绪,继续理智的与相关部门沟通呼吁,期望相关部门能正视我们受害群体的痛苦心声。我们众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也极力劝抚帮助那些被伤害更严重的家庭愤怒不理性的情绪,避免发生其它更不想看到的悲剧。我们理性、积极的方式让有些例如死亡、手术等严重情况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时避免了多例危险事件的发生。说到此,应肯定我们的维权团体起到的积极有益的作用。
  
   2008年12月中旬,我们众多家长得知政府即将出台赔偿方案(并且我们也认为那个赔偿方案是打发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赔偿方案,是没有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沟通、且不尊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们众多受害家庭得知这些情况后自然想到结石宝宝事件也将会随之淡落的处理下去,我们太多家长想到我们孩子后续定期检查、继续治疗、永久健康保障以及三聚氰胺深度危害等等实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我们的心情是焦虑不安的。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与相关部门沟通的愿望更加强烈,我们期望能与相关部门及企业进行彼此坦诚的沟通对话,我们也期望我们真诚的态度能让相关部门及企业重视依然存在众多问题及听取我们对事件解决的建议。
  
   我们曾努力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部门积极沟通但都被无情拒绝。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痛苦无奈的,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在尊重我们做为受害家庭的前提下,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的能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来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放在最重要的高度来重视。
  
   当时的情况大致是:有很多需要住院甚至手术的孩子都被拒绝免费治疗,致使一些孩子的治疗被严重人为的拖延,让孩子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还有例如有的孩子由于漏报等情况根本就没有列入国家承认的结石宝宝名单,导致各种治疗费用都由受害家庭自己来承担,而有的孩子更是在事件被曝光前就已治疗或手术多次,家庭已为此不堪重负而债台高筑,而孩子依然面临继续治疗而需要的高昂费用,很多前期或后期治疗费用都不给予解决,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继续死亡的结石宝宝患儿除了不被承认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并且在死亡患儿家长就死因提出质疑后申请尸体检验来确定死因竟被拒绝。
  
   例如:2008年12月4日死亡的湖北麻城的马雪菲小朋友(女孩,死亡时仅1岁,她的相关资料在我被警方扣押的电脑里有)。马雪菲在12月4日死亡前就已被承认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侵害的结石宝宝,但相关部门在她死亡后否认她的死亡与三聚氰胺有关。马雪菲在死亡之前就已因肾结石导致肾积水无法排尿在医院进行过置管、排尿排石手术,也曾有国内媒体对当时在医院治疗的马雪菲作过报道。马雪菲死亡后,我们众多家庭及相关专业人士怀疑是肾小管里依然有三聚氰胺颗粒导致肾脏或其它器官严重受损导致生命出现危险,故都想到只有通过严谨的尸体解剖检验才能确定最终死因,但相关部门在否认马雪菲的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之后却拒绝推诿家属提出的尸检申请(稍后在09年1月6日死亡的山东青州候海淇小朋友也是被如此对待,候海淇家长将孩子尸体在医院停尸房冷冻多日找过多个相关部门提出尸检申请都被拒绝)。
  
   马雪菲死亡后对她及其他新死亡患儿进行严谨的医学检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死因有更明确的判定标准牵扯到对其家庭的赔偿等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严谨的医学检验、病理学研究、通过尸检对肾脏、肝脏、心血管系统等重要内脏器官进行切片等专业的病理学研究来更深入了解被三聚氰胺侵害的结石宝宝的肾脏等重要器官到底造成了如何伤害,伤害到何种程度、长远潜在危害到什么程度等等。这样的研究重要且必要,也将对至少官方公布的30万结石宝宝的后续治疗、长期监控防治有重要价值,但这样难得的实体研究竟然在家属的积极申请下被浪费甚至推诿拒绝,让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并心痛,看到2008年东北因三聚氰胺饲料死亡的动物貉子在解剖后肾脏被严重侵害的照片(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有照片及相关资料),让我们更加想了解三聚氰胺乳制品到底对我们的孩子们的肾脏等器官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008年12月中下旬,我们在种种疑虑,担忧及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沟通被彻底拒绝或置之不理后自然想到通过媒体反映我们关心的问题及建议,并期望我们的呼吁能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我们众多家长自发的商议下,最终决定于2009年1月2日下午在丰台区的一家停业的酒店中餐厅与媒体记者见面反映我们的呼吁及发现的问题。担心这个见面会被干扰,我们选择的这个酒店地处非常僻静。在与该酒店中餐厅负责人事先商谈后,他们也非常乐意于将中餐厅租用给我们使用并彻底约定下来。
  
   1月2日的这个事情本可以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我在1月1日晚即被警方在丰台区强制控制,与我同时被控制的还有其他4个家长代表(他们都是孩子受伤害很严重且都动过手术患儿的家长)。我们在1月1日晚被警方强制关押在大兴区团河农场会议中心内,在我们提出意见后,警方告诉我们第二天上午将有领导与我们谈话沟通,并承诺我们第二天上午11点前无论谈话是什么结果都肯定会释放我们。
  
   当天晚上我们晚饭也没吃,我们几个人就在多名警察看押下在团河会议中心一个会议室的椅子上又饿、又困、又累的坐了一夜,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满怀期待第二天上午的谈话能有好的进展,期望领导们能倾听我们的建议。第二天上午,我作为代表与到来的领导们进行了谈话,我谈了很多我们面临的实际困难、问题及建议,并明确表达了期望政府能协调相关部门及企业与我们进行沟通的诚意。但当天上午现场的领导们不仅不理解我们的合理诉求及建议,反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味的强加我们他们的意见,一上午的对话明显在被压制的状态下进行,并且在时至11点后也不按他们曾经的承诺释放我们。
  
   时至下午,我们依然被强制看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内,位于丰台区那个酒店的记者见面会如期但被严重干扰的在进行,其他几个没有被控制的家长代表和一些媒体记者赶到了那里,但到后才得知该酒店及中餐厅不能再继续租用给我们使用,酒店外也有警车及警方人员在现场(事后证实当天警方介入要求该中餐厅停止给我们租用),那些家长与到达的记者由于无法进入中餐厅,只好在酒店的大厅及酒店门口的便道上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后由于担心我们几个被关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几个家长随即赶到了团河会议中心来关注并询问为什么关押我们。当天下午在团河会议中心的警官找到我说有家长在会议中心外要求释放我们或进来见我们,让我劝劝他们,情绪不要激动。我当即非常配合的与在会议中心外的家长们通了电话,让他们都冷静,不要冲动,在我与会议中心内警官们的请求下,最终让在外面的家长们进来避冷。
  
   在当天最后,政府官员又与我们进行了谈话,同意我们只要不在1月4日至1月15日推行赔偿方案期间不公开反对赔偿方案即协调我们与相关部门及企业的沟通,展开对话机制解决遗留问题,至此才将我们释放并请我们在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一个包间吃了一顿饭并在第二天陆续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简述当天在丰台区及大兴区的情况即是:我们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所指控的我煸动纠集多人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方式起哄闹事,更不承认我们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警方的强行介入阻止,1月2日的事情会进行的更好,在当天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影响都应由警方负责。并且我们每个家长在当天也都极力配合了现场警方的协调或指挥,并且当天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在现场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去现场的家长及媒体记者出庭作证。
  
   综上简述,我完全不认同起诉书对我的指控内容,我不认同指控我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丰台区、大兴区的犯罪指控,我也不认同我们是非法聚会,更不存在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的情况。上面是2009年1月2日在北京丰台区及大兴区的大致情况。
  
   再次在大兴区的聚会就是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当天,我们几个受害家长代表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包间内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回顾性座谈会及傍晚后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烛光纪念活动。我们选择的这个地点也是年初1月2日官方请我们吃饭的那个饭店、那个包间,我们也期望借此提醒官方年初对我们的承诺。我们以此来悼念因三聚氰胺毒奶死亡的孩子,并祈祷祝福所有手术及被侵害幸存的孩子们能一生健康幸福的成长。
  
   这次结石宝宝周年聚会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并且当天现场的秩序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有质疑,请参见我们当天拍摄记录的全程录像,该《结实宝宝周年纪念》录像在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或网络上也可下载到,我也期望我们当天凝重悲恸的气氛能打动每位观赏者并有所深思。我们作为成年人到底该为我们的后代为所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结石宝宝周年纪念》座谈会录像在我此次被强制关押前正准备随同另一份刚刚完稿的致卫生部的问题汇总反馈函一并提交给相关部门以期得到重视(该问题汇总反馈函也在我被扣押的电脑内),在此再次提醒相关部门依然要重视并解决三聚氰胺事件遗留的所有问题,尤其最重点的是三聚氰胺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们长期的潜在伤害及威胁。
  
   其它一年期间内的多次致卫生部信访办,国家质检总局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上访反映问题的地点都不属于起诉书所说的丰台区、大兴区、也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故不必叙述。
  
   下面再简述起诉书提及的河北石家庄情况。
  
   我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一共去过4次石家庄分别是2009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下面开始简述。
  
   先说第一次1月16日去石家庄,1月16日前2天,在网络上有传言说16日上午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宣判田文华,我们一些家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商议我们作为受害孩子家长应该到现场去关注庭审结果并接触到现场的媒体反映我们的问题,期望引起重视。但16日早上我与另外两个家长到达石家庄中法后才得知那是一个假消息,当天去了,三五家媒体与我们简短谈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家了,这是1月16日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内指控的情况。
  
   再说第二次1月22日,这次审判田文华是真实的,我们共有7个家长代表自发的到了石家庄中法,下面说说这天情况。
  
   当天我们到达中法后,中法已实行全面戒严状态,众多防暴警察及治安警察在中法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组成严实的人墙阻止无特殊通行证的人员进入。我们当天在现场是非常理智的,与维护警戒线的警察们沟通得知我们不可以穿过警戒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也理智的按警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待着。我们在警方指定的地点与媒体记者谈我们亟待解决并急需重视的重要问题,我们最关心的还主要是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期间,记者拍摄了我们手拿写有“关爱孩子健康” 等字样的A4纸,但我不认为此行为构成犯罪。
  
   当天,我们在那里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起诉书指控的任何行为发生,并且也一切听从了现场警方的指挥与协调,让我们在哪待着,我们就在哪待着,更没有所谓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行为发生。并且在审判田文华结束后也各自尽快的离开了石家庄。
  
   当天现场情况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在现场的众多记者到庭为我作证。
  
   上面是1月22日在石家庄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行为。
  
   再说第三次3月4日,这天是曾经的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等众多荣誉于一身的三鹿集团剩余资产被拍卖的日子。我们作为结实宝宝的家长们,理应来关注这次拍卖,我们也期望能表达我们合理的意见:即将拍卖的剩余资产优先用于受害家庭尤其是很多被拒绝免费治疗的孩子们。
  
   当天情况是:我们4个家长开乘一辆车前往石家庄中法拍卖现场,但我们的车辆被石家庄警方刻意的阻挠下本能10分钟的车程就赶到中法,但却千辛万苦的经过几个小时后才到达。我们到达中法后拍卖会已经结束,后有记者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我们正在三鹿集团进行拍卖后的新闻发布会,我们随即赶了过去,但三鹿集团当天组织了大量人员阻拦我们,我们在请求进入未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强行进入等过激行为发生,并且在当天大量三鹿人员将我们围堵在角落里甚至将一位死亡患儿的奶奶拉扯在地上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保持了极强的克制力。最后我们在极度委屈的心情下离开了。当天也有石家庄警方在现场,也没有指出我们有任何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更不存在起诉书指控的内容。
  
   第四次去石家庄是6月24日,当天我与另外3名家长代表去向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法院,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我们受害家庭致全国各级法院系统的公开信,期望能公平、公正进行三聚氰胺民事诉讼案,当天递交过程非常顺利,更不存在起诉书内所指控的任何行为。
  
   以上是四次去石家庄的大致情况,综上所述,我不认为我这4次在石家庄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我还要重点强调,我的每次出行都有警方人员在现场或随从,也没有任何警方人员提示说我们的行为构成犯罪,故此,我更认为我上述事情都没有构成犯罪。
  
   自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我作为维权带头人被警方多次谈话,但从未提及我曾经的事情构成犯罪,另在2009年7月后因准备进行结石宝宝周年纪念,与警方再多次频繁解除沟通,在7月至9月11日结石宝宝周年长达两个月与警方多次接触的时间里,也多次谈及曾经的这些事情也从未指出我这些事情构成犯罪,并一再好意的劝告我千万别有什么冲动的事情发生构成犯罪。这些情况也证实我曾经的这些事情并没有被警方认为是犯罪,我也没有因这些事情收到过警告或提示说我构成犯罪,让我不能理解并痛心的是事后竟指控我那些在警方严密监控下的事情构成犯罪。
  
   我们身为被伤害的孩子们的父母们,我们是希望切实解决发生在我们孩子们身上的伤害以及有效保障我们孩子们一生的健康。迄今为止,不仅仅中国甚至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敢断言三聚氰胺对孩子们的伤害仅仅是肾结石,而已有的研究和相关报道都是让我们紧张并焦虑的,我们至今担心一些隐性的伤害将会影响孩子们一生的健康。
  
   世卫组织发布的通报明确提到了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三聚氰胺是可以导致动物有膀胱癌等病变发生(请参见世卫组织中文网站内有关三聚氰胺病理学方面的研究通报),而我们在国内也通过南方都市报08年底有关三聚氰胺的专题系列报道了解到东北喂养三聚氰胺饲料而亡的动物貉子的尸体解剖后发现肾脏都有明显的严重破坏,其被破坏残蚀的肾脏实物照片让我们每个给孩子消费过三聚氰胺产品的孩子家长都不得不心有余悸,恐惧万分,并且这种担忧并未随着孩子结石的消失而停止。我们迄今仍强烈呼吁相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尽快出台公示相关的专业研究及进展情况,防患于未然。
  
   我们身为孩子的家长最关心孩子们生命健康及一生有效地保障,我们的维权也一直是合理合法且理性文明的,我们也从没有指控的所谓“非法聚集,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最后再说起诉书指控的2009年8月4日的事情。
  
   这天起因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被关押在外地政府驻京办私自设置非法关押访民的一个黑监狱中,在当天竟骇人听闻的发生了一起性质及其恶劣的黑监狱看押人员当众强奸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的事件。我在当天得到求救的消息后去营救她们,在前往的路上得知她们自己闯出被关押的黑监狱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报案的路上又被截访人员拦截的情况下,只能更加义无反顾的赶过去营救,担心刚刚逃出魔窟的她们再陷入恶境,并最终协助了李蕊蕊她们成功报了案。对于这次极其正常并属于见义勇为的报案,竟被指控为煽动纠集多人起哄闹事,对于这样的指控不能不令我心痛,我们正确并带有正直的行为谈何犯罪呢?
  
   对于本指控我完全不认同,我们在当天不仅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警方强行抓人导致吓跑一些访民的情况下,将一切害怕且跑开的当事人及证人劝说留了下来,我不仅不认为我当天的行为构成犯罪,反倒更认为当天在我的坚持及推动下能得以最终报案、立案成功,得以最终有效地打击了罪犯,在我及多名访民证人被东交民巷派出所强行扣留关押一天后,8月5日中午警方多名领导找我谈话说马上释放我们,但要求我们走后不要再对记者多提这个事情了,然后就让我们就离开了。
  
   从8月4日被强行关押直至8月5日离开,警方自始至终也未说我们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故此,我不认为我在8月4日的行为有任何犯罪成分。如果法庭认为我的行为构成犯罪,那我认为是对真正犯罪分子无形的庇护,是对正确行为的打击,由此会导致的不良后果不堪设想,正义、正直被压制的情况下只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更加嚣张,也将会错误引导正确的是非判断观。故此,请法庭慎重考虑,并作出正确的判定。
  
   我在8月4日当天的所作所为,可由多位当天现场的当事人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相关证人出庭为我作证。
  
   以上是我就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做的必要说明。
  
   我身为一名结石宝宝的父亲及社会的一员,我坚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所做的事情没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骄傲于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尽力尽职我应肩负的责任,我也期望自己曾经的所有努力与付出能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并且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我自己的良心、无愧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我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反而我倒认为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我将认为是一个罪人有愧于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也有愧有罪于我身处的时代及我们的后代,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更加高尚,坚定我们正确的做人信念,并期待能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有益的作用。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有责任坚持正确的事情并让人为的错误尽量减少。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使命为我们的后代努力营造一个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环境。
  
   我因为维权及协助别人报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自由,在此我期忘这样的伤害与委屈尽快结束,并期望是非被颠倒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在此,我要说:如果维权有罪,那势必会助长利欲熏心的奸商继续丧尽天良、肆无忌惮的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残害他人的基础上,我们本已日渐沦丧的社会将会变成何等扭曲的样子。
  
   在此,我更要说:如果报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将会就此扼杀正直的行为,将会纵容更多的罪犯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如果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将处于危险的社会之中,正义与勇敢将逐渐不复存在,想必这是每个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的我,由于错误的指控被强行关押失去了自由,我所能期待的也只有祈盼法律应有的公平公正来为我主持正义还我于清白。在此也真诚期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能正视已犯下的错误,不要一错再错。
  
   我坚信,正义与真理的光芒必将照耀我们这个国度的每个角落,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倔强的坚持,不为别的,仅仅为了我自己良心与灵魂的安稳,以及为了我们的后代们能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里,更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度能以健康的体魄继续存在于世界。
  
   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犯罪,也期望拥有权力的人能拥有高尚的人格与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残害的孩子们,秉持惩恶扬善的准则,做出无愧于这个国度、无愧于良知与灵魂及无愧于子孙后代的决定。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我们做为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度的意义。
  
   最后,我要再重申,我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指控的犯罪行为,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身为一名公民应担当的一份责任,我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文明且没有错误的,我也祈盼自己的努力能让社会有所进步。
  
   为了将正直、良知的品德保留在我们的生命及灵魂中,我们只能坚定正确的信念和准则,否则将动摇我们正直的心灵并错误的影响我们的后代,那样,我们才将是罪人。
  
   综上所述及事实,我坚信我无罪!
  
   辩护陈述人:赵连海
  

2010年10月10日 星期日

宋鴻兵 一石二鳥的美元貨幣戰爭

010年10月11日
在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的貨幣戰爭硝煙背後,到底在發生什麼樣的戰爭?是滙率博弈,還是貿易保護?是全球經濟再平衡,還是美國國內政治國際化?實際上,全世界的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發動這場貨幣戰爭的正是美國,戰爭的主要手段是所謂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戰爭的宣傳口號是「反對滙率操縱」、「反對貿易保護」、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主要打擊目標則是中國!

美國所發動的全球貨幣戰爭,從本質上看是一場賴賬戰爭和資產泡沫戰爭。

本質是一場賴賬戰

美元的實質是一種以債務為抵押所發行的貨幣。每一張流通美元的背後都是某人對銀行系統的負債,這張紙幣其實是一份債權的收據,所以每一個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債務的債權人。

當美國以「量化貨幣寬鬆政策」啟動印鈔機時,美聯儲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和金融機構持有的債券、票據來對美國巨額債務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化」。「量化寬鬆」無外乎兩個含義,一是規模遠超正常水準,從而達到稀釋債務的目的;二是「被貨幣化」的債券品質大大降低,如早已實質破產的「兩房」所發行的債券。這樣一來,海量增發的美元大大稀釋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債權的「含金量」,同時,新發行美元中的「資產毒素」大大上升。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所「量化寬鬆」出來的「新美元」是一種典型的劣質貨幣,這就是為什麼黃金這種誠實的貨幣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700美元一盎斯,暴漲到目前1350美元的主要原因。

當這種債權「含金量」大大稀釋,並且「資產毒素」大幅超標的劣質美元湧向全世界時,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亂?各國又豈能坐視「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2008 年以來,「劣質毒美元」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銀行系統將對外貿易與直接投資和其他管道進入中國的美元結算為人民幣,再將美元賣給人民銀行,此時的「劣質毒美元」堂而皇之的登上了人民幣的資產負債表,而以它們為抵押發行的人民幣,就是這些劣質美元債權的收據,最終被廣大人民幣持有人擁有。

美元病毒通過貨幣流通而傳染到人民幣。從表面上看,美元儲備資產被政府擁有,但這些資產的收據卻掌握在人民幣持有人手中,因此,這些「劣質毒美元」資產的實際擁有者是老百姓,而政府僅僅是「代持」。

此時,美國開始發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

假如中國擁有兩萬億美元的外滙資產,而人民幣對美元比價為8:1,那麼以這些資產為抵押發行了16萬億人民幣。形象地說,就是16萬億張美元資產的收據。這些收據經過銀行系統的放大作用已經流入中國的經濟體內,並廣為大眾持有。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下,人民幣被迫升值到6:1,也就是同樣的美元資產現在對應着 12萬億張收據,這時將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做個形象的比喻,如果2萬億美元在國際市場上能夠換回16萬億個麵包,那麼升值前的一張收據可換一個麵包。現在突然價格變了,政府宣布用12萬億張收據換16萬億個麵包。

貌似新的人民幣購買力提高了,但實際上當人們用這個比價關係去換取麵包時,會突然發現在前12萬億收據取走了16萬億個麵包後,還有4萬億張收據什麼也換不到了,人為製造了擠兌的勢能。在升值的那一瞬間,強制12萬億張新收據等價於16萬億張舊收據,意味着舊收據對存量資產購買力的暴跌。

美元貶中國資產大縮水

更糟糕的是,由於美元濫發,導致了國際商品價格上漲,2萬億美元以前可以買到16萬億個麵包,如果現在只能買到10萬億個麵包,其結果就是16萬億張舊收據可索取的美元資產從16萬億個麵包下降到10萬億個麵包,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大幅縮水。僅用這一手就可以有效廢除6萬億張人民幣收據對美國資產的財富索取權!這是一個有效削弱中國龐大外滙儲備真實價值的絕妙高招。

當大眾的視線被吸引到貿易平衡或滙率操縱等話題的時候,真正上演的其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中國30年來所有存量資產進行價格重估的大戲。

在人民幣名義國際購買力升值的同時,伴隨着人民幣對巨額存量資產的購買力貶值問題。

這一過程將明顯造成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在資產價格領域。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16萬億收據屬於基礎貨幣,當銀行系統對其進行放大之後,進入中國的經濟實體的信用總量更為巨大,其通脹效應可想而知。

人民幣劇烈升值所產生的名義國際購買力增強的好處是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伴隨着進口和海外投資才能逐步顯現的,而其造成的美元資產損失和對國內巨額存量資產進行價值重估所誘發的惡性資產通脹的害處卻是立刻發作的。

人民幣升值過快中國危矣

升值遊戲的核心在於,讓升值後的人民幣在名義國際購買力提高的同時,卻降低了升值前人民幣國內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有效地減少了人民幣持有人對美國債權的「含金量」。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最終擁有美國債權的並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廣大人民幣持有人,因此,美國賴賬的最後買單人是中國老百姓。毫無懸念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熱錢進入,這將會進一步強化通貨膨脹壓力。

參考日圓1985年被迫升值後所造成的嚴重資產泡沫,以及人民幣2005年7月以來滙率上漲20%所啟動的房地產瘋漲和股市狂熱,我們不難看出美國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一石兩鳥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負債,二是刺激中國資產價格泡沫。

人民幣升值速度愈快,人民幣投機者對美元資產套現的衝動就愈強烈。當「劣質毒美元」所攜帶的美國債務在世界各國被消化得差不多時,中國資產泡沫也已經發展到難以挽救的惡性狀態。

此時,美國也許會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擊全球通貨膨脹的大旗,一舉戳破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資產泡沫。

時間是戰爭中的關鍵變數,貨幣戰爭更是如此。如果人民幣快速而劇烈的升值,則中國危矣!

作者為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金融與貨幣研究所所長,《貨幣戰爭》(2006年出版)一書作者。

2010年10月5日 星期二

林行止專欄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

2010年10月5日


林行止
國力大盛 盛氣凌人

一、

九月七日詹其雄掌舵的漁船「閩晉漁五一七九」,在中、日對其主權各執一詞的釣魚島海域衝撞日本艦艇的「英勇行為」後,掀起一場至今餘波未了的外交風暴,中國仍以擅闖軍事禁區罪扣押一名日本人(據報為日本藤田建設公司員工),中、日雙方言文交戰二十餘天,尚未有官式接觸;中國反日活動頗有節制,但日本爆發前所未見的二十多個城市的反華示威,而向日本「溫馨」提示中國掌控其稀土供應大權,日本大驚失色,和其他稀土進口國一樣,不得不致力開發新的稀土來源……。最引人關注的發展是日本《產經新聞》傳出「美國和日本即將舉行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模擬釣魚島被中國攻佔後發動反攻」。據本報昨天消息,這次「軍演初步決定於美國奧巴馬總統十月訪日及出席亞太經合峰會後展開」!美國在釣魚島海域軍演,而且公然表明目的在從解放軍手上奪回釣魚島,不僅欺人太甚且是欺上門,是可忍孰不可忍,北京還以猛烈的言文回擊,事屬必然,但會否有引致雙方大打出手的進一步行動,要看未來二周的中、日外交往來能否恢復。筆者常說,只要「敵我」雙方肯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判(不一定要握手言歡),天大的事都可解決(是否圓滿是另一回事)。如果拒不見面,選擇隔空以至對面各自表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遲早闖出大禍。迄今為止,日本政府一再表示尋求和中國領導人對談的意向,可說在外交禮節上做足工夫,只是中國依然氣在心頭(心高氣傲?),不予理會。在筆者看來,未來十天半月,中、日會否重回外交談判桌,決定亞洲和戰前景。

釣魚島主權誰屬,作為中國人,其為中國領土是不容置疑的。對於釣魚島為我國所有的歷史事實,在七十年代之前已證據確鑿,這是多少愛國、熱血、有識、理性之士當年投身保釣運動的原因;昨天本報發表雷鼎鳴教授的〈為什麼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擲地有聲,除了釣魚島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雷文還條陳史實,證明西沙南沙諸島的主權爭議雖更複雜,但追源溯始,它們都為我國所有。而紀曉風昨天引述熊玠教授的話,指出把此事交國際法庭審理,中國亦勝券在握……。不過,十月三日陶傑在《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的〈紙上風雲〉,闡釋的理由亦應被考慮。惟有參詳方方面面的意見,才不會自覺「理直氣壯」,這很易令人熱血沸騰,「火遮眼」,許多不顧後果的事會因此而起。有關各方因此都要避免認為真理在我、堅持己見,冷靜節制行事才不會誤了經建大事。

中國「和平崛起」,帶旺世界經濟(起碼各國消費者都大受其惠),中國在國際上大受歡迎,何以在短短二三年間,中國突然予人以盛氣凌人之感進而令大部分西方國家及鄰國提心吊膽尋且聯手對抗?

二、

二 ○○八年北京奧運非常成功,中國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流的綜合國力,中國政府和大部分國人均引以為傲;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的「金融海嘯」證實「國家資本主義」比西方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優勝,中國經濟不僅安度金融難關,甚且更上層樓,相對於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元氣大傷制度上的缺失完全暴露整頓需時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中國更為自己獨特的一套制度沾沾自喜甚至顧盼自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領導人也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三十多年的沉潛修煉、奮發圖強已大豐收,中國應該走出韜光養晦的陰影,是時候「有所作為」,而國際舞台是最佳的表演平台,顯身手展威風的事件因而接二連三地發生。

就記憶所及,中國力爭國際間「話語權」而與外國鬧得極不愉快的事例,舉其犖犖大者有:①谷歌中國懷疑被截查及受「黑客」攻擊,令該公司一度要退出中國市場。②在制裁伊朗發展核武上,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意見不合」。③北京政府對美國府會迫使人民幣滙價升值及要求其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或不予理會或陽奉陰違;人民幣不會在外來壓力下升值,有其道理,但不少美國人認為美國有近百分之十失業率而中國GDP增長約百分之十,中國若如其所說視美國為經濟貿易夥伴,主動提升幣值以稍紓美國之困,是應有的表現,但中國不為所動,而美國一提出則馬上以中國內政不容干預擋回去;至於知識產權,據美國傳媒報道,目前國內市面出售的科網軟件,八成以上是盜版貨。

與美國有政經利益衝突之外,中國還和多個鄰國如日本、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因領海領土主權誰屬而交惡。據昨天(四日)南亞分析集團(Southasiaanalgsis.org)的特稿,中共立國以來便強調擁有這些目前出現紛爭的小島嶼主權,但「鍋蓋半開中國讓有關爭論沸騰而不致外溢」,近年中國在爐下加火,鍋蓋給熱氣沖落亦在所不計,所以如此,皆因中國相信實力足以挑戰美國!中國外交人員在國際場合上更體現了「強國風範」,駐聯合國前大使、○七年轉任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九月初在聯合國一次酒會上對秘書長潘基文說︰「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亦不喜歡你!」稍後又指着一名美國同僚(Robert Orr)說︰「他是美國人,我真的不喜歡美國人!」雖然翌日他為此道歉,然而姑勿論酒精有否影響沙氏的發言,不管是酒後吐真言或酒後胡言亂語,其表現反映了「內部會議的談話」,而政府內確有不少因為國力崛起而目空一切的官員。「詹其雄事件」固然令世人知道中國有為一寸土地的主權而不惜與鄰國鬧翻甚且動武的準備,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吩咐」挪威別頒諾獎給劉曉波,其「強勢外交」更展露無遺;挪威政府是否「聽話」,很快有分曉,而中國的霸道早已傳遍世界!

三、

上述種種,固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如芒在背,與其有領土領海主權紛爭的鄰國,更坐臥不安,惟有擴軍及與美國結盟以求心安。令西方國家感到來自中國威脅的,還有中國展示的軟實力。二○○四年,中國第一家孔子學院在烏茲別克成立,到了今年七月,在全球九十四國已有三百一十六家孔子學院和三百三十七間孔子課室……有關部門的目標是至二○二○年全球有一千家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室目的不外在傳授、宣揚漢語及中國文化,這可說是完全正確和值得鼓勵的。可是,外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因為中國一黨專政,北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孔子的外衣宣揚中共的德政,這便教意識形態與其相左的國家(除了北韓、古巴)有基本價值受侵之痛。過去的美新處(冷戰結束後不久結束)及現在的英國以至法國文化協會,都在世界各地傳揚她們自以為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意念和政經文化,而且卓有成效;歐美國家因此知道孔子學院的「厲害」。可是,美國已沒有負責推動文宣的部門,國務院不久前向國會申請撥款一千五百萬(美元.下同)在各地成立八至十家「文化中心」,簡直是小家子氣;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下決心全面大幅削減開支,連軍費亦大縮,當然不可能撥巨款從事海外文化推廣活動,這使經費充沛(據美國《世界事務》月刊八月號引述國務卿希拉莉的話,孔子學院開辦費百萬,每年營運開支二十萬;在赤貧國家,這是天文數字)的中國文化推廣迅速擴張。不但如此,中國還於○九年展開一項發展環球媒介活動,在提高中國國際形象上的經費便達六十八億;美國每年花七億五千萬在國際廣播,而英國BBC國際頻道只有四億經費,美英在文宣上已無法與中國一爭高下了。

.二之一

美國人財損耗 中國佔盡便宜

四、

早於今年三月,英國《展望》月刊(《Prospect》)發表題為〈中國對美國︰世紀之戰〉(〈China vs America: Fight of the Century〉)的長文,對中國經濟、政治及軍事有很精闢的分析,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是美國自願當國際警察,成為世界霸權的副作用是天下太平,海運暢通無阻,讓中國貨得以行銷全球,包括通過最危險的海域,不但為中國創造了以百萬計就業崗位,亦為其賺取巨額外滙,而在此過程中,中國並無承擔半文軍費;其二是中美應避免走上「經濟互毀」(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之路,迄今為止,中國需要美國消費市場以保障工人不致失業及外資繼續湧入,而美國則需要中國融資其債務。這便是她們的真正「互補性」。這兩點看法傳達的訊息是,有美國的間接「軍事保護」,才有中國的經濟成就;近來經常聽聞中國會拋售美國債券,而從其所持美債稍降上看,此事已有秩序地進行,但千萬不可認真地大規模拋售,因為這會損害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債務一旦沒有買家,擔心這名武功高強的邪派高手「發窮惡」!讀者至此應該了解何以日本持有這麼多美債而且漠視美元持續下滑繼續增持,難道日本財金決策層都是蠢材?顯而易見,日本是在對美進行無形利益輸送。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當然亦無來而不往的送禮,日本所以要向美國「送禮」,不過是間接支付「保護費」而已。

中國不考慮美國環球布防有利其經貿及經常打拋美債牌,令美國人十分反感;更有甚的是,中國利用美國在世界各地打壓圍剿「恐怖分子」而營造的偏安局面,大做生意。站在中國的立場,這是拓展外貿收購資源的良機;但美國人另有看法,在他們看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犧牲了以千計美國士兵性命、投下以千億美元計的軍事開支,弄得財政左支右絀,反戰情緒幾令政府倒台,美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可是,坐享其成的中國,不僅在反恐戰爭中未出過半分力(人力及財力),還利用美國創造基本和平的環境,在這些國家大做生意。中國在伊拉克簽下的石油合約,其價值比美國企業獲得的還多,在阿富汗,中國國企更取得世界最大銅礦的開採權;在經濟利益之外,中國企業還大受當地人民歡迎,以其油、礦生意須僱請大量本地員工,他們因此視中國人為「財神」。令美國人「痛心」不已的是,即使美軍逐步退出伊拉克,保護該國廠礦油田的伊拉克士兵,還不是美軍訓練並且使用美國供應的槍械;阿富汗的情況亦如此。這等於說,中國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間接由美國保護!美國「有識之士」當然對此大表不滿。還有,美國軍援巴基斯坦的資金以百億計,結果政府把塔利班趕入山區,令巴基斯坦和平安定,而利用這種環境,中國計劃在該國投入巨資,以建立一個包括能源提煉及港口的自由貿易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在經貿上政治上還處處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朝野找機會給中國嘗點苦頭,不難理解。

中國這樣做當然極之精明,這好比由美國賣命、出力、出錢替中國創造上佳的經營環境,令中國得以合理經濟成本獲得其最迫切需要的外滙、能源和礦物。不少美國人的確很「天真簡單」,但決策團隊和民間智囊真是濟濟多士,有學養、謀略和經驗的人多得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取巧當然瞭然於胸。可是,別說中國不知「感恩圖報」,還不體諒美國經濟困頓而在人民幣滙價上稍稍遷就其訴求,難怪奧巴馬一改其上任初期對中國友善的態度。近來中國處處逞強,美國政府雖未有行動,美國國內主流輿論已一面倒指責中國並公開宣稱不惜進行貿易戰!

五、

美國眾議院去月底以大比數通過的「公平貿易貨幣政策法案」,矛頭直指中國,美國主流民意(左右議會投票意向的民意)及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均認為人民幣滙價偏低(fundamentally undervalued),及偏低人民幣是中美外貿逆差的禍首;這種看法雖被不少有地位學者駁斥得「體無完膚」,北京領導人亦給美國人上了一堂經濟學一○ 一的課,說明美國外貿逆差山積過不在人民幣……但此事早已「政治化」,希望利用逼人民幣升值挫挫中國銳氣者大有人在,而且左(自由派)右(保守派)傳媒雙炮齊發,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妙。

著名評論家克魯明九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題為〈向中國宣戰〉(〈Taking on China〉,〈單挑中國〉),他顯然已動真氣︰「通過外交途徑要人民幣升值,屢試無效,現在已到了非用報復手段不為功的階段」(意譯)。逼人民幣升值,可能逼出貿易戰,但其不升值的後果甚於貿易戰。在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看來,中國「掠奪性」(predatory)的滙率政策,對美國的損害遠比貿易戰為甚。同日該報「社論」籲請白宮通過世貿組織及聯合其他國家反擊中國的「非法貿易」,這樣做,「社論」指出可能遭中國的還擊,但「美國不會因此癱瘓,特別是和他國聯手(對抗中國)」。

較早前,美國另一輿論重鎮《華盛頓郵報》的著名經濟評論家羅拔.森穆遜在二十七日的專欄以〈面對中國︰貿易戰可能損害較輕〉(〈Stand up to China - A tradewar may b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為題,說得更不客氣而且火藥味更濃。他指出,引發環球貿易戰的《一九三○年斯姆特—霍利(Smoot - Hawley)關稅法》,雖然因為有「迫使鄰居求乞」(beggar the neighbour)效果而臭名昭著,但在對付中國上,捨此已無他法!這位向來鼓吹自由貿易不遺餘力的著名評論家於述說貿易戰對世界經貿為禍深遠之餘,認為事到如今,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對美國的損害已較輕。代表傳統世界秩序的美國與野心勃勃新興的中國對着幹,世界各國都有損失,但這總較讓中國重塑世界規律為佳。貿易戰帶來危險(dangerous),但讓中國取得最後「話語權」,帶來的是毀滅性災難(disastrous)!

克魯明和森穆遜俱為美國以至在英語世界頗受尊重且有影響力的評論家,他們代表的是美國自由派及保守派的看法;九月底他們先後對中國的外滙及貿易策略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美國主流民意的反映,對白宮的決策應有一定影響,北京決策層不可掉以輕心。

六、

稀土供求問題,因「詹其雄事件」而引起各界關注,其實它早是投資界的熱門項目。三數年前,筆者便為它寫過評論,還提及在港上市的「中國稀土」,馬上引來投資版數同文的「溫馨提示」︰「中國稀土與稀土無關」。

正如去周《經濟學人》所說,「稀土並不稀奇」,美國地質學會則說是「歷史性取名不當」(a historical misnomer)。世界各地都有出產稀土,如越南(日本豐田開發的Dong Pao礦)、哈薩克(日本住友與該國國企聯合開發)、南非(SteenKampsKraal礦及豐田的Orissa礦);印度的稀土年產量約三千噸,計劃短期內提高至一萬噸。日本政府現在與蒙古政府協商聯合開採稀土,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因勞工集約、勞工成本上漲及嚴重污染環境加上中國大量產銷而停工的美國及澳洲稀土礦,受其價格以倍數漲升(○五年以來升了二十倍)的誘惑及最大產銷國中國因環保問題減少產銷量的影響將先後復工等,稀土供應應很快恢復正常。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稀土蘊藏佔世界總量百分之三十五不變,惟其百分之九十五市場佔有率(中國出產約六成內需)短期內也許會明顯下降。有關稀土的種切,近日傳媒報道已多,可以一提的是,稀土雖貴,但每個iPad所用稀土只值數美仙。

中國對稀土產銷的控制得宜,在商言商,廚房太熱不入廚的人只有給錢餐館賺。這等於說,稀土價格飛升是進口國尤其是本身有稀土礦的願付的代價。令稀土進口國不滿的是,中國有控制世界稀土供應的意圖(見voxeu.org 二月二十七日的〈Is China trying to 'lock up' natural resources around the World?〉)及有色金屬華東地質勘查局(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去月和控制Browns Range重(heavy)稀土礦的澳洲北方鈾礦公司簽訂收購意向書。就商業角度,中國這樣做大有道理,但最近中國對日出口的稀土突然無故「暫停」一周,已令中國獲得「不可靠供應商」的惡名。

環顧當前的情勢,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對「有所作為」的解讀應分「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全方位「有所作為」的時機應在(筆者過去指出的)發明足以制敵於死地的武器之後;西方國家富裕多時,性命矜貴,一日武備落後,必會對強者言聽計從,屆時中國便有絕對「話語權」……。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二之二

China vs America: fight of the century Ian Bremmer

22nd March 2010 — Issue 169 Free entry
The world's two great powers are growing dangerously hostile to one another. Could this be worse than the cold war?

A flourishing downtown Shanghai in January 2010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this January, Chinese vice premier, Li Keqiang, gave an entirely unremarkable speech. Steering clear of subjects that make headlines, he instead sung the praises of China’s st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Yet the moment was made extraordinary by Li’s entourage: a group of about 75 subordinates who laughed, cheered and applauded on cue—and all with apparently genuine gusto. This scene brought to my mind Deng Xiaoping’s famous dictum that his country must “keep a low profile and never take the lead.” There was plenty of Chinese exuberance in the room, and the rest of us were meant to notice. Has the need to lie low subsided, I wondered? Does China believe that its time has come?

That was the message many people took from the triumphalist pageantry of Beijing’s 2008 Olympics. But the real game-changer was economic. The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recession, and China’s remarkable recovery have produced a big shift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Chinese officials argue that their country’s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merica’s meltdown has vindicated a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one that rejects US-style free markets in favour of a “state capitalist” system. A relationship until recently shaped mainly by shared interests must now adapt to accommodate the two sides’ increasingly divergent views of capitalism—and a large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confidence.

The list of irritants in US-Chinese relations is growing. Google threatens to quit China over censorship and cyber-attack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re at cross purposes over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US lawmakers have again criticised China’s unwillingness to allow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to rise and its failure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foreign companies. There are trade disputes over tyres and steel pipes. Yet these problems are merely symptoms of an illness that has progressed further than some observers realise.

Put bluntl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o longer believes that American power is as indispensable as it once was for either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or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survival. Nor does it accept that access to US capital or commercial know-how is quite so important for the next stage of China’s development—or that its growth depends on the spending habits of American consumers.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process of economic “decoupling.” The western financial meltdown put millions of Chinese out of work in early 2009, as factories that produced goods for export closed their doors. Over the past 18 months, Beijing has seen how dependence on western markets can produce unacceptably high levels of risk at home. The solution is to shift its model to rely more on China’s growing consumer base. This plan, however,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great care to ensure minimum industrial disruption.

Meanwhile, China’s political decoupling from the west is also in full swing. We saw it at December’s climate change summit in Copenhagen, as China spearheaded resistance from developing states to western-proposed targets on carbon emissions. We saw it in the strong reaction to an announcement in February of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to Barack Obama’s meeting with the Dalai Lama days later. We will see more public Chinese pushback against what Beijing considers “interference” from Washington in months to come.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grounded mainly in commercial ties. But the unfolding conflict is in many ways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cold war.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Moscow had little impact on western power or standards of living. But globalisation means there is no equivalent to the Berlin wall, insulating China and America from turmoil inside the other.

The rivalry may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growing beyond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ain it. American policymakers must ensure that US power remains indispensable to China’s rise. This will not be a popular undertaking in Washington. Facing voters this November, US politicians will want to shift the blame for the country’s woes onto someone els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of the right and labour champions of the left will tell voters that their problems are made in China. Even more sober figures are beginning to raise the alarm, as when economist Paul Krugman warned in March 2010 that China’s economic policy “seriously damag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on, more Americans will be asking why a country with 10 per cent unemployment can’t persuade a country with 10 per cent growth to respect trade rules and play a responsible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Beijing’s new assertiveness is feeding a growing insecurity in the US. In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re in 2009, 44 per cent of Americans named Chin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st 27 per cent chose the US. Reasonable or not, this is a sea change in attitudes—2008 was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which average voters didn’t know or care where the candidates stood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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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we get here? For the past 30 years, China’s rise and America’s power have been complementary. In the late 1970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began to tinker with capitalism and to cautiously open the country to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Less hawkish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oped that a relationship could be built, but fallout from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1989 put their plans on hold. As the Warsaw pact governments fell later that year and the Soviet empire followed in 1991, China’s hardliners applied the brakes on capitalist experimentation. But in 1992, 88-year-old Deng Xiaoping breathed new life into market reform. Deng’s successor, Jiang Zemin, beat back old guard resistance to liberalisation, and stepped up the pace of reform in the early 1990s.

The collapse of European communism taught China’s leadership that to hold onto power, it must succeed where other socialist states had failed by offering people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Building China’s economy meant establishing the country as an export powerhouse, a plan that required access to consumers in the US, EU and Japan—still China’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That meant opening the economy to ever-higher levels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effectively“coupling” China’s growth to the west’s.

US companies were happy to oblige. Wal-Mar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because its founder, Sam Walton, recogni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low-cost Chinese labour. In the years since,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begun banking on huge profits based on sales to China’s potentially enormous middle class. In turn, Chinese companies looking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have benefited from exposure to the managemen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of US, European and Japanese companies.

Beijing’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reached a crucial moment in January 1993, when Bill Clinton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As a candidate Clinton had denounced China’s leaders as “butchers,” and promised to end the “most favoured nation” trade status that China had enjoyed since 1980. As president, Clinton proved more circumspect, pursuing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US consumers benefited as cheap Chinese products helped to keep inflation in check during the 1990s. Before leaving office, Clinton signed into law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had become too big to fail.

At the time, Beijing had good reason to value American power and Washington’s willingness to use it. Develop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potentially volatile emerging states 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xposed China to risks it had little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merica’s willingness to play the global policeman helped open and maintain trade routes and sea lan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Expanded access to US consumers helped China’s economy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Washington proved willing (for the most part) to respect Chinese sensitivities on Taiwan, Tibet and Tiananmen Square.

In 2001,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 landmark moment in its embrace of the global status quo. In the years since,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that comes with decades of double-digit growth has created big problems inside China: the disparities of wealth between coastal cities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serious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unrest. To ensure a more “harmonious” rise,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led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has taken a direct hand in managing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already relied heavily on state-owned companies to secure access to resources. It now began to use privately owned companies to dominate certain sectors: Yingli and Suntech have taken over the solar-power industry; BYD dominates batteries and cars. Beijing relies o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manage the pace of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ts benefits.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created from the country’s enormous reserves of foreign currency—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valued the country’s holdings at $2.399 trillion (£1.580 trillion) in December 2009—are used to direct huge flows of investment.

In sum, the Communist party is using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that can be directed as officials see fit. The ultimate motive is not economic but political: to maximise the state’s contro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eadership’s chance of survival. It is a model that has so far been strikingly successful—to the extent that China no longer needs to keep a low profile and let the US take the lead. But it is not a system that offers a level-playing field to foreign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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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s of decoupling are all around us. In January, Google claimed that its proprietary source code and the Gmail account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had been targeted in a sophisticated cyber-attack from inside China. In response, the company threatened to quit the Chinese marke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ed a direct role in the attacks, condones them, or is simply unable to stop them.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indigenous innovation,” a vaguely articulated plan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companies that develop it. Some of that innovation has been stolen. Google’s charges placed the issue of Chinese cyber-espionage in the headlines, but the problem has been building for years. Following the Gulf war in 199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w the need to invest in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capabiliti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first, cyber-espionage was mainly confined to the military realm, bu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seems to have expanded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Beyond the espionage problem, China’s ambitions have provoked a sharp response from high-tech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ey charge that China’s policy of favouring products made with domestically cre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es that Beijing is no longer even pretending to observ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That’s why the Google story is not really about censorship or state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It is mainly about Baidu, Google’s main Chinese rival. Baidu already holds the dominant market share within China, and if Google leaves or is forced out, Baidu will benefit the most. Companies such as Baidu have growing influence within China’s state bureaucracy and have also become symbols of prid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 January,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lan to sell $6.4bn in weaponry to Taiwan. This kind of deal was sure to provoke an angry response from the mainland, and it did. But this time Beijing added an extraordinary threat: the imposition of sanctions on US aircraft manufacturer Boeing, which dominates China’s airline market, worth $400bn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ere Boeing to lose this business, some of it would surely fall to European aircraft-maker Airbus. But over time, more of it would move to emerging Chinese companies.

The predicaments of Boeing and Google illustrate how the US and Chinese brands of capitalism are pushing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wards conflict. For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s’ incentives for co-operation outweigh any advantage that either can find in direct confrontation. But the forces that divide them are too large for either side to fully control.

There is also trouble looming over the dollar. As China moves to shift from exports to greater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need to purchase dollars will lessen and much of the extra cash will flow into th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 America will then have to look elsewhere to make up the difference in financing its debt. This larger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lationship will also empower Chinese hawks to call for greater resistance to US pressure on places like Iran, Burma and Sudan.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have established lucrativ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governments—ties that serve China’s interests. In exchange, China provides these governments with the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cover they need to reject US and European demands for 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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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at Davos, tensions were evident during an exchange between Zhu Min, the deputy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 Democratic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of Massachusetts. Zhu was questioned on China’s currenc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table yuan… It is good for China and good for the world,” Zhu said. “Could it be stable but a little higher?” Frank asked. The audience laughed. Zhu smiled, unperturbed. No need to explain your strategy when you’re holding a winning hand. Nonetheless, the same dispute broke into the open again in March 2010, when Premier Wen Jiabao slapped down calls by another group of American lawmakers for China to allow its currency to appreciate.

Last autumn, Washington moved against Chinese exports of tyres and steel pipes to protect American companies and jobs in these industries. But the next conflict will extend well beyond trade. In December, Senate Majority Leader Harry Reid sent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Hu Jintao in which he accused China of, among other things, pursuing “a policy to undermin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while simultaneously benefiting from open access to the US market” and “ramp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bootleg Windows software in China, for example, something Microsoft has been unable to control; it’s estimated that up to 80 per cent of all software sold in the country is pirated. When congress debates energy policy later this year, Republicans will demand to know why the US should accept binding commitments on carbon emissions that undermine its competitiveness while China refuses to follow suit. In turn, China’s fast-growing blogosphere will ask why free market champions in the US are threatening them with protectionism.

China will not mount a military challenge to the US any time soon. Its economy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grown so quickl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it’s hard to imagine the kind of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could push its leadership to risk it all. Beijing knows that no US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China need not invade an island that it has largely co-opted already by offering Taiwan’s business elite privilege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at sai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ts ambitions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in Asia, and its plan to form new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in far-flung places have given momentum to military plans. With 2.3m soldiers under arm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Its investments in cyberwarfare technology continue to cause anxiety in Washington. Its military budget is thought to have tripled between 2003 and 2009 to about $70bn. This is only 13 per cent of what the US spends each year, bu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future challenges.

Any cold war-type conflict is much more likely to develop over issues of economic security tha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Charges of Chinese corporate espionage will complicate the efforts of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US. China will respond with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of its own. And western companies will find themselves competing for natural resources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armed with subsidies and political backing.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openly in places like Nigeria and Ghana, and there is more subtle competition taking place from Angola to Venezuela to Iraq. China and othe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hat embrace state capitalism will increasingly direct trade flows toward one another, lowering the trajector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Finally, though China’s military will not offer the US a global challenge, it can certainly take on American forces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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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ow should America respond? The country’s cold war experience offers a useful strategy. The stalemate imposed by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that prevented the US-Soviet conflict from igniting created a sense of stability. Today, the US and China are locked in a new form of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a dependence that can force some degree of co-operation even 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sputes simmer. America still needs China to help finance its debt. For the moment, China needs access to US consumers to keep unemployment in check and for continuing foreign investment. Even if the Chinese economy becomes more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consumers will still want access to foreign-made products. The two sides will be doing business for decades to come.

US officials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ensure that this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continues. But in Washington’s poisonous political climate, populist opportunists will cast engagement as appeasement. With criticism of China from both left and right, those who see the wisdom of deepening mutual dependence will need courage—particularly when China’s leaders criticise US policy to appease hardliners within the leadership, and a restive population.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an take lessons from how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have adapted to a world in which state-owned energy companies control at least 80 per cent of the global oil reserves—by shifting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xploit their remain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compete with state-owned energy operations, multinationals now invest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their rivals can’t yet match.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should similarly invest more heavily in products with a blazing-fast product cycle, like advanced electronics and videogaming. By the time their Chinese rivals have broken the code on th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will already have a newer model. And given the grey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remain welcome in healthcare innovations.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US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ose areas where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most likely to endure. For Washington, that means maintaining US “hard power” advantages. Soft power helped America survive the cold war, and continues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xtending US influence. Bu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hard power will ensure that the US remains indispensable for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The US now spends more on its military capacity than all potential competitors combined. It outspends China by about eight to one. Even if defence spending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US will hold a dominant military positio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ecause it will be decades before any rival will prove both willing and able to accept the burdens that come with global leadership. China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particularly within Asia. But it makes little sense for a still developing nation to challenge US hard power outside its immediate neighbourhood—particularly when China’s state-owned oil companies will rely for several decades on oil and gas supplies from unstable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the Caspian sea basin and west Africa. In addition, the presence of US troop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limits the risk of an Asian arms race. That saves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India a great deal of money.

Finally, America will have to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its friends. US relations with Japan have been tested over the past year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led government re-establish the common interests that bind the two countries. The Clinton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s built closer ties with India; that work should be broadened and deepened. The US should co-ordinate more closely with the EU—and its most influential member states—on ways to create a unified front in trade disputes with Beijing.

Post-cold war US hegemony didn’t last long. But there is no coherent alliance of rising powers to contain the American colossus. Instead, the speed with which ideas, information, people, money, goods and services now cross borders has enabled a host of nations to make a mark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just at a moment when the US is overstretched militarily, and its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ve exacerbated global anti-Americanism. And no single relationship will play a larger role in shap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messy new order that is now emerging than its increasingly trouble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2010年10月3日 星期日

財經路向透視 John Foley 中國軟實力崛起需時

2010年10月4日

世界權力的重心在哪裏?據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資料,目前世界經濟「重心」位於赫爾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之間;追溯到1980年,這一重心位於大西洋中間某處;到2050年,它將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毋庸置疑,權力重心正在東移。

軍事領域也是如此。美國防務開支仍佔全球總軍費開支的將近一半,但中國現役軍隊規模大約比美國大三分之一。「硬實力」代價高昂,因為那需要對軍隊和內部安全力量進行大舉投資,而且低效、中央集權化的決策方式也會加大成本。至於軟實力——不用強迫就能得到自己想要東西的能力——則可以自足,維護起來也更便宜。

那麼,如何創造軟實力?部分當然會隨着硬實力一起出現,國際組織機構為獲得軟實力提供了另一條途徑——比如北京向IMF增資500億美元,後者也逐漸給予中國更多席位。

但還有三個領域的軟實力是金錢和武力無法贏得的。第一個是意識形態,當今的市場和國際組織游戲規則仍主要由西方思想家制定,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來自西方,巴塞爾協議III體現的銀行監管協議也是如此。

第二是文化。美國文化正是美國軟實力的外部載體。有人會想到好萊塢,有人會想到二十世紀初的非裔美國音樂家。中國文化雖然古老,但仍未登上全球主流舞台。

最後,是創新。影響力是通過新思想傳播的,但中國培養的更多是企業家,而非創新者。知識產權很難得到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創新。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品牌如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幾乎都是美國原型的改造版。

雖然在上述問題上,中國可能遠未做好一切準備,但最少它可以借鑑其頭號對手的經歷。

美國經濟規模早在十九世紀晚期就超過英國,但由美元地位、可口可樂、麥當勞和IBM所代表的美國軟實力時代,卻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崛起的。

金錢和武力可以帶來權力,但要想守住權力,還需要強大的思想和耐心。

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Shanghai’s 7 Social Classes

14 Sep 2010
by Baoru, posted in Society & Culture

We translated the information below from JFDaily. (Original article can be found here.) Do you agree with it? Does it apply to other cities in China? Please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it in the comments below.

Disclaimer: The descriptions maybe on the sarcastic side; but I do hope you take them at face value, see the humor injected by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and think about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m instead.
I. Extreme Poverty Level (Completely Impoverished; Destitute Level)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is below RMB 1,000.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is below RMB 30,000. They are mainly the unemployed and the beggars (lower-end). These groups of people are primarily local Shanghainese.

Their mode of transportation is the bicycle. On certain occasions they would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 Ever since, they have not set foot outside of Shanghai. Their pockets mostly contain loose change; and when they walk along the streets, their eyes would shift to the ground from time to time hoping to find more loose change. They do not buy new clothes. They do not have meat for their meals. They can be seen lining outside the supermarkets as early as before 8am to buy the cheapest vegetables. Their mode of entertainment is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strolling in the parks.

They live in shanties or resettlement houses in the outskirts of town. Outsiders (non-Shanghainese) live in bridges, public squares, or wherever they can get a night’s sleep.
II. Working Class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on the average is RMB 1,000 to 3,000.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on the average is RMB 30,000 to 50,000.

Generally, they are the sales persons, construction workers, waiters, corporate/government personnel among others. Financially-minded (?) beggars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part of this class as well.

Shanghainese and non-Shanghainese have the same social status.

Main mode of transportation is the public bus and the metro. If they could take the bus, they would not take the metro. Their bags consist of 3 things: transportation card, umbrella, and lunch box. They record their daily expenses religiously. Their mobile phones can only receive calls and can not make outgoing calls. Girls enjoy shopping but can only afford to go to Qipu Lu (Qipu Road). They have 1 or 2 branded cosmetics and bags, which they must use when going out. When meeting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thing they will ask is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with you right now?” When eating out, they never foot the bill. They like going to the bargain stalls with friends. The guys do not have girlfriends. When do they, it is temporary only. They have a pair of leather shoes but can have several rubber/training shoes. They never buy new clothes as well. Married Shanghainese are 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and depend on their parents. Their main form of entertainment is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 (same as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They live in small neighborhoods with their family. Non-Shanghainese rent one-room apartments. They do not dare think of buying a house or a car of their own.
III. White-Collars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ranges from RMB 3,000 to 10,000.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ranges from RMB 50,000 to 150,000.

They are mostly the civil servants and staff working in private corporations, technical/skilled personnel, middle managers of enterprises, self-employed, and starting businessmen.

They are the majority in the community and not to mention the ones feeling the most pressure from work and society.

They use private cars or the metro as their mode of transport and occasionally ride the taxi as a last resort. Non-married Shanghainese white-collars have a carefree lifestyle. But once they get married, they start feeling the pressure from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mortgage, etc. As such, most white-collars go DINK (Dual Income, No Kids). Since high school, they have “branded” dreams–dream of getting the newest car models, gadget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y look down on their fellow white-collars, preferring to speak in the local Shanghainese dialect as opposed to Mandarin. Their life is free and easy, oftentime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but in reality they are the most not confident among the “7 social classes”. They like karaoke, eating out (they are in the know where is the newest restaurant in the block), and sometimes the 小资’s like travelling around the country.

The non-Shanghainese white-collars are decidedly the most miserable. Their greatest dream is to buy their own house. They have a girlfriend for many years and live in a really small apartment (20sqm). Those younger than 30 years old are idealistic fellows. But once they reach 30, reality finally sinks in. They enjoy surfing the Internet, watching television, strolling along the park, sometimes spend the weekends in hotels, and treat friends for a meal.

Shanghainese white-collars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Non-Shanghainese white collars rent apartments. On cases, they buy their own houses and pay the mortgage the majority of their lives. Once they grew old, they live with their kids and use their retirement fund to pay for the house’s bills.
IV. Middle Class

The starting annual salary for individuals is RMB 150,000 to 400,000.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is RMB 200,000 to 500,000. They also have RMB 1,000,000 to 10,000,000 in assets.

These are the executiv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ivil servants with “hidden” or “gray” incomes, senior technical staff, own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eople i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y have a private car most probably in the RMB 100,000 to 200,000 level. On rare occasions, they would take the metro. And when chatting with friends, they like to complain about the traffic jam. Most of them are married, but some regret it. Either they already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or are prepared t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The single ones have girlfriends but keep changing them. The women wants boy-friends but are not interested in boyfriends. The elders close to them are not their parents. The women close to them (the guys) are not their wives. Their mobiles phones are either busy or can not be reached. They could be in a meeting, are driving, or flying (in planes). Eating out is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client lunches, dinner parties, etc.). Singing is a form of courtship (?) (抱妞). Looking for women is “work”. Looking for a wife is a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e women are not “Misses”, rather they are 女强人 (strong women). From being meat-eaters, they become vegetarians. From driving their own cars, they turn to jogging instead. The Shanghainese do not like using their dialect. Instead, they speak in English. The outsiders,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speak Mandarin. Instead, they like to use the Shanghai dialect.

Majority of these middle-class are in the process of paying for their homes. A few have their own 2-room houses already.
V. Wealthy Class (Millionaires)

Individual annual income is stable from RMB 400,000 to 2,000,000.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is stable from RMB 500,000 to 2,000,000. They have assets worth RMB 50,000,000.

These are the business owners and executives of really big corporations, celebrities, and the second-generation rich. As for non-Shanghainese, there are a few only.

They are high-end car-buyers. BMW’s and Mercedez Benz’s are status symbols. They have at least 2 cars. They do not need to work, and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married (just waiting for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marriage). Those who are not married would not get married at all. They start not looking for lovers anymore as they have mistresses instead. They start playing golf, take boating as a hobby, and listen to concerts. They rarely eat out as their mistresses will cook hotpot for them. They have 2 to 3 phones with one of the numbers only a few people know. They only use the Internet for work (not for entertainment) and occasionally watch television and read high-end magazines. After work, besides socializing in dinner parties and others, they go to their mistresses to relax. The women like going to salons and working out at the gym…and may start their menopause early.

They live in inner subdivisions and/or holiday villas.
VI. Wealthy Class (Billionaires)

They are at the top of the pyramid. Annual income is RMB 2,000,000 or more.

They are the entrepreneurs or those senior officials waiting for their retirement.

They have 3 to 5 cars, 3 to 5 businesses, and 3 to 5 mistresses or lovers. Majority of them are over 40 years old and married and would not divorce their wives because of a lover. They have extreme attitudes when it comes to work–they can be workaholics or do not like to work at all. But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health, they are unfortunately empty. Their family situation is also extreme–broken family, separated for many years or is together (looks good as the dead water on the surface). Half of their lives are in Shanghai, while they spend their other half abroad. Most of them have foreign green cards (or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abroad). Their kids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Wealth to them is nothing at all. They begin to have concern for the poor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s. No phone numbers on business cards as most probably the number you know is just one in a dozen. They participate in fewer business meetings. They frequent golf clubs, yacht clubs, race courses, and other high-end places. Except for eating, going to the toilet, and sleeping, they have other people doing stuff for them. Some of them have 1 to 2 friends who really share a hobby or interest with them.

They live in inner subdivisions and villas. They might not even know how many houses they have all-in-all.
VII. The Reserved Wealthy

They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their lives or even feel the existence of money. They go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ir parents and/or them control Shanghai and/or China’s economy. They have a say in its financial direction.

They have every material item to their beckoning. But they would never drive a BMW or Mercedes Benz. They have servants to cook for them. They eat out only at 5-star hotels. And they do their shopping abroad like Hong Kong or Thailand.

They do not look much differently from ordinary people. They do not have a must-go place or a must-do thing-to-do. But they also can not go to a lot of places, can not do a lot of stuff. They have a lot of money and a lot of time in their hands. Their actions affect the fifth and sixth groups.

They live in the Xintiandi area or the old-fashioned mansions in Binjiang District. Most of the property are not in their name, but they are the actual owners.

2010年8月31日 星期二

商業周刊: 新富餘

我們的困境:瘋狂消費卻不快樂

在享有三十年主導優勢後,傳統經濟學的信用盡失。大家都認為我們不能再走回頭路:二○○八年金融大海嘯發生前,全球經濟出現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瘋狂消費。全球有六十七億人口,加上有錢消費的中產階級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新興勢力,因而造成如此龐大的消費規模。

其實,這股大肆消費潮已經延續好幾十年。一九六九年時,美國個人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六一.五%(國內生產毛額包含的其他重要項目是投資、政府支出和出口)。二十年後,個人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六五.六%,到了二○○七年時,這項比率已經突破七○%。個人消費金額在同年創下新高,達到 三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美元。這項數字實在讓人吃驚,尤其是跟當時全球平均所得只有八千五百美元相比。

消費擴張的情況也相當驚人。以個人平均消費金額來看,一九六○年的個人平均消費金額只是二○○八年的四分之一。從一九九○年起,經過 通貨膨脹調整後,每人在家具和家庭用品的平均消費支出增加為三倍,在服飾方面的消費支出增加八○%,在交通工具、住宅和食物方面的消費支出增加一五%到二 ○%。整體來說,每人平均實質消費支出增加四二%。

這並不表示個人幸福也隨著驚人的消費成長而大幅提高,雖然人們的消費與日俱增,卻沒有更幸福。美國在一九九○年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到二○○六年時,美國在這項指數的排名卻掉到第十五名。人們不停追求更高消費的生活形態,反而沒有讓生活品質變得更好。

人們購買更多產品,而且很快就喜新厭舊。二十年來,消費者不斷購買服飾。以外出服與內衣這個類別為例,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計算,美國人平均每五.四天就買一件新衣服。

衣物丟棄的數量也大幅增加。根據估計,二手衣產業的產值超過十億美元。大多數二手衣都出口到低所得國家。一九九一年時,從美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二手衣物重達三億一千六百萬磅,二○○四年出口的二手衣物重量已增加到十一億磅,幾乎增加為四倍之多。二○○七年時,年度都市廢棄物流重達二億 五千四百萬噸,其中紡織品就占四.七%左右,也就是每人每年丟掉七十八磅重(約三十五.四公斤)的衣物。

我們的反省:應脫離賺錢、消費的惡性迴圈

快速時尚這股動力讓消費者為了趕上流行,而承受龐大的壓力;有時候,每個人都忙得暈頭轉向也變成一種常態。這種情況讓人耗盡財力,也花許多時間逛街購物貨比三家,還得學會運用新科技。快速時尚助長一種不健康的心態,讓人對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感到不滿,並且擔心自己 跟不上潮流。人們就算生活舒適,卻可能心生不滿又不知感恩。

脫離賺錢、消費,再賺錢、消費,卻一直得不到快樂的惡性迴圈的反省已經越來越普遍了,新的態度,稱為「新富餘」(plenitude)。新富餘一詞讓人們注意到,我們必須恢復人類慷慨大方的天性,也使我們注意讓生活富足的機會,以及從彼此關係中可取得的財富。新富餘牽涉到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跟過去二十五年主流意識的金科玉律比較無關。它以生態和社會的正常運作為核心,卻不是一種犧牲典型。相反的,新富餘牽 涉到一種帶來更多幸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堅持「一切如常運作」(business as usual),導致自然環境和經濟情勢日漸惡化。

富餘這項觀點的邏輯主要是跟經濟有關,著重於效能和幸福。我確信對個人和社會來說,能讓人類、其他物種和地球更加美好的做法,就是我們該採取的明智之舉。新富餘跟那些主張少即是多和所得與消費被高估、將消費主義刻意簡化並大加批評的訊息大相逕庭。研究顯示,我們一點也不窮,但是那項認知無法讓我們進 步。唯有透過產生新效能的改變,我們才能獲得更大的獎勵,也就是真正的滿足與富裕。這種改變就是:以少得多(getting more from less)。

路徑一:時間重分配

不把工作當作唯一重心

從個人觀點來看,新富餘的生活方式有四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時間的重新分配。數十年來,美國人把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投入市場,人們的工作時數越來越長,閒暇時進行更花錢的活動,購買更多不必要的東西,導致入不敷出,必須工作更久、賺更多錢來應付支出。現在,該是將 這股趨勢逆轉、不再將焦點擺在市場而該多注意其他方面的時候了。

由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 Becker)等人在一九六○年代制定的時間分配理論,是將經濟推論應用到這個問題:「在面臨不同機會,而且這些機會都能產生價值時,個人(或家庭)應該 如何將本身的時間做最好的分配。」時間分配做法的精闢見解之一是,不管是否以金錢衡量,所有活動都有可能產生報酬。我們把工資和薪水當成工作的報酬;但是,不賺錢的活動一樣會產生報酬。雖然做家事沒有錢拿,卻是一項生產活動。煮飯燒菜、報稅和照顧子女全都有經濟價值可言(經濟學家將這些非市場活動的報酬 稱為『影子工資』(shadow wages),這是為了強化這種工作之不可見性的一種不當措辭)。

這種推論甚至適用於非生產活動,休閒活動的報酬包括喜悅和增進技能,好比說:藉由練習某項運動或樂器,或追求某項嗜好所獲得的報酬。志工活動讓社群受惠,也讓參與者獲得美好感受。

過去三十年來,美國人一直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市場活動。家庭花更多時間工作換取所得,用於家庭生產的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人們藉由購買更多物品和服務來補償自己,並且購買更多不必費時處理的東西(例如:加工食品)。除了銀髮族以外,人們花在志工社群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少。休閒也變得更商品 化,換句話說,每小時的休閒時間反而花更多錢。參與式的休閒越來越少,旁觀式的休閒越來越多——到迪士尼樂園度假(花大錢),而不是去野外露營(花少錢, 但凡事自己來)。

因此,新富餘的第一項原則就是,重新分配時間。現在,人們喪失對日常生活基本步調的掌控權。他們超時工作、吃飯時狼吞虎嚥、沒時間跟人互動、花許多時間通勤、睡眠不足、總是覺得自己被打擾、而且時間老是不夠用。不同社經群體對於時間不夠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是以美國這個文化來說,時間貧 乏是我們的共同經驗。

我將此稱為「工作過度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工作、通勤和家庭生活的核心需求一直跟消費、技術和教育等領域逐漸升高的期望密不可分。分析人員也用其他說法描述正在發生的事。神經精神病學家彼得.威柏(Peter Whybrow)稱此為「美國病」(American mania);電影製片人約翰.葛拉夫(John de Graaf)認為這種情況是「富裕流感」(affluenza)。這種生活方式逐漸危害財富與幸福的根源,例如:堅固的家庭關係和社群關係、由衷的意義 感,以及身體健康。這就是為什麼在這股永續發展潮流中,重新分配時間是最前衛生活方式的共同特色。重新分配時間不僅讓人可以在更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更輕鬆的適應生態和經濟的新情勢,也讓人有多餘的時間發揮創意,找到新穎的賺錢機會。

在未來幾年內,許多人會放棄原先那種以工作為主的時間分配方式,整個趨勢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一切如常運作經濟中,每小時工作可得到的工資和其他報酬會越來越少。對個人來說,合理的因應之道就是減少工時。相反的,如果人們擔心所得減少而無法縮短工時,就可能選擇做更多工作。講究刻苦耐勞的取捨經 濟學認為,一旦景氣惡化,加上自然資源日漸稀少,我們就只有兩種選擇:忍受更窮困的生活,或是增加工時以提高所得。

新富餘讓我們有第三種選擇:減少在日漸式微市場的工作時數,但是以更有生產力的方式利用多出的小時數,將其用於學習新技能和參與有意義的活動。有些時間可用在家庭自製(home-made)或社區生產替代品,取代高價食品、能源和消費用品。有些時間可用來建立社交關係,創造另一種財富。而且,人們可以把一些時間用在不必花什麼錢卻能獲得高報酬的休閒活動。用這些東西取代步調快速、所得較高的生活形態中的昂貴商品。

調查資料顯示,這些選擇正逐漸成為常態,以二○○四年的受訪者來說,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藉由辭職不工作、減少現有工作之時數或減少兼職數目,來降低個人工作時數。四七%的受訪者表示,這樣做,最主要原因是要減輕壓力。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想要有均衡的生活或想有更多 時間才這樣做;有三○%的受訪者表示,因為渴望更有意義或更讓人滿意的工作,才促使他們做此改變。

新富餘要求我們找出新方法,有效運用時間並獲取高利益,最理想的做法是能一舉兩得、甚至一舉三得。這些做法包括:自己要用的東西就自己種或自己做,製作可以販賣或交換其他物品的東西,以及參與有意義又能學習技能並對個人生活水準有益的活動。

路徑二:自給自足

動手做,省錢又能獲得樂趣

新富餘的第二條路徑,也就是從一切如常運作的市場中進行多樣化,並且「自給自足」,或者替自己生產、栽種或製作必需品。其實,減少市場工作時數,不只跟減輕日常生活壓力有關,甚至是以減輕日常生活壓力為主。當我們減少工時換取更多時間,就讓自給自足這種做法成為可能,同時也讓人如釋重負:一個人必須買的東西越少,那麼他必須賺的錢就越少。

現在人們很熱中前幾代盛行,至今卻即將失傳的各種藝術。受到人們喜愛的活動包括:木工、縫製被褥、釀造啤酒、製造食品罐頭和醃漬食品、種花種菜、打獵捕魚也是人們喜愛的活動,還有縫製衣物、居家修繕和自行組裝電腦等等。

人們參與這些活動,因為他們從中獲得樂趣,得到品質更好的產品或不太容易取得的產品,也因為這樣做可以花更少錢就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物品。自製果醬、調味醬和燻製肉品,或自己打毛衣、做被子和衣服,不必花太多錢就能取得這些昂貴物品。現在,自給自足已經是一個日漸興盛的類別。社會大眾對 於自己種菜、自己做衣服和自製消費用品等事的看法也有所改觀,所以現在這些做法逐漸成為主流選擇,而不是迫於困境。

二○○九年四月,一項全國調查發現,美國人每五人就有一人表示,他們打算在一年內自己種菜。

從加州開始舉辦名為「製造者博覽會」(Maker Faire)的年度博覽會,至今吸引越來越多喜歡自己動手做的人士和發明家,他們運用傳統方法和高科技方法,做出許多新奇產品。這項博覽會已擴展到全美各地,據說從二○○六年迄今,與會人數已經增加為四倍。由於文化的改變,加上不景氣時人們有更多時間,也更想省錢,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各種自給自足的做法會更為普及。

路徑三:改變消費方式

不必吃苦,也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新富餘的第三條路徑是以具有環境意識的方式進行消費。在美國,取得產品與廢棄產品的速度在這次金融風暴前大幅加速。消費者對於產地和產品生產、使用與廢棄對生態造成的衝擊所知甚少。但是,許多人確實關切這件事,也想減輕個人消費對生態造成的衝擊。

令人訝異的是,降低消費對生態造成衝擊的途徑並不需要讓人吃苦,也不必讓消費變得更不重要。其實,秉持新富餘觀念的消費者可能熱愛消費,並且審慎營造一個物質充足的富裕生活。我們不必拘泥於制式想法而減少物欲,因為唯有當我們認真看待這個世界的有形物質,才會珍視並保護消費仰賴的資 源。永續生活確實表示,我們不能讓過去錯誤的生活形態重現、不能再使用耗油量大的汽車、不能浪費空間、別再喝瓶裝水、也不要浪費紙張。但是,永續生活並不表示我們不能穿很好的衣服、不能擁有對環境衝擊低的新科技產品、不能享用當地美食、不能擁有更為休閒的旅遊方式。新富餘意味的是,如果你有興趣,你真的有 時間搭船慢慢航向中國。

路徑四:投資社群關係

互惠互助,人際也是一種儲蓄

新富餘的第四條路徑是,我們必須再度將時間和金錢投資在人際關係和所屬社群。雖然我們通常不會以經濟觀點來看待社會連結(social bond),但是被學者稱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這些關係也是一種財富形式,跟金錢或重要物品一樣重要。尤其是在艱困時期,人們藉由互相幫忙而生存並獲致成功。人際互動中,金錢、物品與勞力的流通,就跟交易與儲蓄的系統類似。高度市場導向會引發的一項意外災難是,社群越來越弱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漸薄弱。人們沒有足夠時間建立親朋好 友以外的社會關係。藉由減少工時、重新獲得時間,個人就有空加強本身的人脈關係。

同時減少工時與消費,花更多時間在創造和人際互動上。結果,人們就能讓生態因此受惠——減少碳排放量和廢棄物;同時人類也能從中受惠——更享受人生也更成功。

2010年8月17日 星期二

龍應台北大演講全文:文明的力量

2010-08-11 08:54:05   作者:龍應台   讀者評論 8 條

龍應台
龍應台用幻燈片(PPT)形式做主題演講,圖文並茂,現場還播放了幾首與主題相關的歌曲。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里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200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象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象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龍應台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里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噹噹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10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2000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10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


龍應台
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裡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著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念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7月27日 星期二

張五常 世博之遊樂乎?——順論訊息替代定律

2010年7月27日

怕排隊,也怕烈日當空,沒有打算參觀在上海搞得紅透半天的世界博覽會。孫兒孫女到了上海,只幾歲,雖然來日方長,我恐怕他們不會再有機會見到那樣龐大的世博,堅持他們要去。太太找朋友幫忙,安排到不需要排隊的招待,老人家也跟着去走了半天。參觀了中國、德國、台灣、意大利、沙地阿拉伯等五個名館,不用排隊也屬走馬看花。要盡看上海的世博可能要花一個月!

排隊大難題

是尷尬的問題:應不應該有人像我們那樣,可以不排隊而獲得優先招待呢?我們願意多付一點錢購買不用排隊的權利,但沒有這樣的安排。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要排隊,那麼來自外國的政要,以及中國的領導君子們,沒有一個會參觀。這樣衡量,某些人物是應該優先處理的。可不是說應該包括區區在下——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重要。選擇不排隊所以不參觀是我的權利,但既然被視為「重要」而免了排隊之苦,卻之不恭。不知是誰幫了這個大忙,這裏謹代表兩個小小的孫兒孫女深表謝忱。希望他們長大後會記得上海世博,有朝一日會對他們的孫兒孫女說在神州再起的大轉變中他們參與過上海之盛。

曾經在網上建議過如下的收費方法,讀者甚眾,一般贊同。這建議是入場費從一百六十減至五十元,入場後冷熱不同的場館收不同的進館費,由電腦計算,隨時調整,務求把每館的人龍減至近於零。可惜此法提出時,入場票已預售了三千萬張。

這次親歷世博之境,發現一個新的經濟學的排隊大難題。首先,眾所周知,排隊的時間值錢——在炎夏不用排值很多錢。排隊的本身沒有產出收入。這樣看,排隊是一種浪費,代表着我研究了多年的租值消散。這是說,輪候者願意出較高甚至高很多的進館費來換取不排隊,但沒有這個選擇,可以不排隊的租值於是消散了。

這就帶來我想不出解決辦法的難題。所有排隊的人在同一天遲早總可以進館,所以原則上他們可以被安排在不用增加收費的情況下,全部進館而沒有一個需要排隊。這樣說,因為我到過的展館皆事前知道每天可以容納多少個參觀者(不到場不會知道這個要點)。以中國館為例,那裏有一個重要項目是看大銀幕影片的。座位七百個,片長八分鐘,清場一分鐘,進場一分鐘,共十分鐘。每天從開館到閉館十二個小時不停地重複播出該影片,總人數約五萬。這五萬就是中國館每天可容納的人數了。台灣館小很多,每天可容觀眾四千至四千五百,也是個近於固定的人數。此量既知,估計排隊前前後後的人數,達每天的總容量就不再容許排隊了。

訊息替代定律

如下是難題。館主知道每天可容納五萬人,排隊先後加起來約五萬會禁止再加進排隊的人。所以原則上,館主可以不加收費而安排所有五萬人沒有一個需要排隊。只要訊息費用及跟來客洽商安排的費用是零,這安排不困難。但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不增加入館收費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這是說,人量限於每天五萬,原則上不加價可以安排到不用排隊之境。無奈訊息為禍,好些場館要排隊幾個小時,導致龐大租值消散的浪費。增加或變動入館的收費,是替代訊息費用為禍的方法。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我想了一整天也想不出除了入館之價變動還有什麼有效的不排隊而能使場館常滿的方法。

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這理念是新的,可稱為「訊息替代定律」。世博之遊想到,樂也。一九七六年我發表《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了?》,異曲同工,指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於是先滿,會減少進場後從劣座跳到優座的行為。這是說,優座票價偏低會減少監管費用。該文被鬼子佬借用,發明了我認為是邏輯欠通的「效率工資理論」。今天老人家寶刀未老,擲葉飛花,這裏推出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以中文下筆,老外要「借用」是比較困難了。

中國館表達不夠誇張

我參觀過的五個展覽館皆屬熱門。不是偏袒神州,我認為無與倫比的冠軍是中國館。可惜的是,不懂中國文化的老外可能不這樣看。主題是好的:中國的古文化與今天的改革復興。展出的國寶是我曾在西安兵馬俑見過的馬車。當時燈光太暗,看不清楚,這次燈光加強了一點。大而精,反映着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金屬科技遠超番邦數萬里。屬國寶無疑問,但依我個人所知那只是中國文化的冰山一小角。

令人嘆為觀止的當然是《清明上河圖》。這幅宋徽宗授命張擇端畫的作品,描述的內容可以寫幾本書。最重要是該作描述實景,彷彿攝影那樣,可能是唯一的提供北宋時期的開封的繁華的證據。當時的歐洲還在黑暗時代,還是一群一群的游民居無定所,跟炎黃子孫的文化與生活差得太遠、太遠了。於今在中國館見到的《上河》複製,放大了無數倍,人物增加到千多個,而妙絕的是用上高科技改為動畫,唯肖唯妙,有日景與夜景之分。我恨不得能在該巨構前坐上幾個小時,欣賞一下畫中每個人物的動作設計。絕對是頂級藝術,想像力一百分。

中國館的其他項目都有心思,而在走廊上陳列着的兒童畫也適當地展示着中國孩子的天賦潛力。

我對中國館的唯一批評,是表達不夠誇張!昔日的神州,文化與經濟皆無敵天下,而今天發展的勢頭是要回復到昔日的相對形勢。人類歷史說,所有古文化凋謝之後沒有一個可以回頭再起,但目前的中國有不小機會成為唯一的例外。這點非常重要,應該是中國館的主題。其實也是,可惜不夠誇張,表達不夠明顯。

氣勢磅礡,巧奪天工

離開中國館之前館主人請我提字。初進該館時我見到他們準備了筆墨,想到可能會有這要求。我想到「氣勢磅礡」四個字,但見到他們準備的宣紙窄而長,認為四個字不夠。於是悄悄地要太太掛個電話給葉海旋,說要多加四個字。結果寫下「氣勢磅礡,巧奪天工」。寫得不稱意:太累,毛筆不是羊毫,用不慣。有點耿耿於懷。過了一天帶了兩幅十呎高的大條幅給周慧珺老師看,是自己稱意的。老師說好,教枯筆要更枯一點。看來終於找到自己在書法上要走的路,有機會把學問與文采寫進書法去。

回頭說展館,台灣館的主人陪伴我們走足全程,談吐得體。還是我粗魯,對他說馬英九不來是發神經。中國館的主人客氣,送給我的孫兒孫女禮物各一,同樣的。我看不懂,孫女稱之為the blue guy,愛不釋手,整天抱着。

2010年7月21日 星期三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 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 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 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 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 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 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 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 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