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霸權下的香港檢視 修訂版本

週五, 2011-01-21 09:09 — 杜婷
此文是「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2010年9月舉辦的討論《地產霸權下的香港》的文稿，收錄在《地產霸權》簡體版中。此場論壇的兩位嘉賓是施永青和許寶強。

施永青：中原地產創始人，現任中原集團主席，在由其投資出版的香港免費報章《AM730》上開設專欄“C觀點”，常探討和香港地產有關的問題。

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編著有《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寫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之前》等作品。

施永青：這本《地產霸權》以我的觀點來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它的觀點在媒體上比較多見，批判也不是太深入。能在香港賣得那麼好，只是因為政治立場上跟普羅大眾一致，替受地產之苦的人出了一口氣。

現在房地產的問題無論是在大陸還是香港都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要看到問題的存在並不難，但是有沒有方法去解決呢？比如書中一再批評的“高地價”，首先這不一定是政府有意推行的結果，而是在很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下，一點一點演變而來的。其次，我們在這個環境中生存，無論地產商還是市民大眾，大家都做了不同的調整去適應現在的環境，如果突然改變，反而會不適應。

例如，九七之後董建華曾推出的“八萬五”政策，其實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市民可以改善居住環境，經營者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租金，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是房價真的降下來之後，就好像平時在高山上生活的人突然讓他們到平地生活一樣，反而不適應。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政府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公務員要減薪，政府的醫療、教育等很多福利都面臨削減。為了增加政府收入當時又提出要收銷售稅，這樣使得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本來是有能力購房的有錢人去承擔，現在普羅大眾都要來分擔。同時，一些本來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比如零售業、娛樂、餐飲，這些行業都受到資產蒸發之後消費能力減弱的影響，所以這個政策給社會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搞來搞去還是覺得高地價的時候生活會好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我們知道高地價有種種不對，但是要把它調整過來可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想指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只是說什麼不好、什麼不對，那是不是改了之後就會更好呢？我個人就看不到這樣的前景。

許寶強：如施永青先生所講，這本書裏面講的內容大多在報紙上，或是消委會的研究報告中都提到過。雖然作者在地產界做了很長時間，不過書裏用的內部材料並不是特別多。但我覺得這本書依然有很大的價值：它把我們過去對地產的討論系統地表述了出來，並且補充了一些至少之前我個人沒有特別留意到的地方。比如《地產霸權》談到地產商在樓價下跌的時候，還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像商住物業的租金和管理費，特別是物業管理基本上是賣樓或者租樓的時候搭賣給消費者的。

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讀，用文化研究中一個很簡單的理論框架去理解它：今天的香港社會應該怎樣處理地產壟斷的問題？英國公開大學一批學者，包括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和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他們發展出一個概念叫“文化迴路”（The Circuit of Culture），裏面包括五個元素：生產、消費、規管，以及呈現和身份。我用這五個元素來讀這本書，把書中談到的東西拉進去看，這樣就會清楚一些。

生產方面，這本書談生產時強調一點：在香港的地產發展過程裏，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同意施先生所講，很多複雜的因素疊加後才發展為今天的高地價、高樓價，但在這當中其實政府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書中提到的《聯合聲明》中對每年50公頃的土地供應限制，還有政府的賣地方式，包括拍賣、勾地、改地契，以及市建局的招標方式等。另外書中還提到一個政府間接控制的方式——對利率的管制。作者認為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不是導致1998年後樓價下滑的重要原因，反而是因為聯繫匯率機制為了要保持港幣對美元的匯價，導致利率急速上升。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八萬五”可能只是一個簡化的圖像：把問題簡單地轉移到董建華推出了干預的政策。當然還有更直接的干預，例如2002年11月的“救市九招”，包括減少土地供應、永久停建居屋、提供置業貸款等。在整個地產的發展過程中，在每棟樓房的生產過程裏，政府其實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作者還提到生產過程中的市場壟斷，三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大概是77%，同時地產商還進行跨行業經營。這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玩的大富翁遊戲——你要不斷買九巴、中巴、港燈這些公營事業，買的愈多壟斷收益就會愈高。當然，經濟學家可能不同意這個看法，連續性的購買、橫向的購買究竟構不構成壟斷，經濟學家會有理論上的解釋。但如果用經濟學的方法，比如說從利潤率角度來看，作者引用的材料就是1998年到2002年五大地產商在樓價大幅下跌時的盈利，當時香港的樓價比最高峰時下跌了65%，但地產商的盈利還維持在13億至88億港幣。如何取得這麼高的盈利？作者認為就包括在樓價低迷時用商住的物業管理和公用事業等收益維持地產公司的盈利。

在生產過程中有沒有“官商勾結”的現象？當然“官商勾結”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概念，但是政府跟地產商之間的確有很多聯繫。比如說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一大部分依賴賣地，書中也提到在九十年代中賣地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30%，而政府從港鐵賺取的股息，過去10年大概有200億，其中一半是來自物業發展。書中又引述《南華早報》在今年三月有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政府各個法定諮詢組織裏擔任總共54個職位，比1998年時的16個有大幅上升，就是說地產商在政府法定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然也包括一些公開的醜聞，包括1999年沒有經過公開招標就把數碼港賣給電信盈科的事件，也包括2004年紅灣半島事件，2008年梁展文事件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和地產商關係密切的一些證據。

《地產霸權》提出政府在地產發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個例子：1945年到1984年香港地產的週期通常是8年，5年升，3年跌。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這個週期改了，變成長達12年的上升週期。

消費方面，消費者是否擁有足夠的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是不是由消費者的需求來帶動樓市的供應？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的情況並非如此。政府停止發展居屋，以前的那些木屋、寮屋也逐漸消失，尤其是2003年政府所謂減少干預地產市場之後，消費者在市場上除了私人樓宇之外的其他選擇越來越少。

高收入的投資者，或者可以說是投機者，他們主導了市場，產生了一個“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把中、低收入的消費需求基本上排除在市場以外。現在地產商開發的新樓房以高價樓、豪宅居多，都是供應給那些有購買力的、少數的高收入階層。最近有一個報導，香港200萬以下的樓宇占整體樓宇市場的比例下降，從之前的50%降至30%左右。這也說明中、低價樓宇的選擇越來越少。所以這些高樓價，甚至是豪宅，對低收入階層的市場需求也是有影響的。

還有消費者跟生產者不對等的市場力量，用經濟學的說法叫“不對等的資訊”，比如地積比率、樓面面積如何計算等等，消費者是沒有辦法知道每個細節和詳情的。還有很多“內部認購”——不是直接在公開市場裏面買賣等等。

在這種種情況下，消費者為什麼還要買？在這樣的市場結構裏，消費者處於很不利的位置，而同時社會文化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結構都有一個推動力，讓消費者，特別是中產階級，很難不進入樓市的消費市場中。政府取消租金管制導致租金的上升，公共房屋的減少，以及其他居住可能性的減少，讓買樓房變成比較單一的選擇，特別是在低利率下，買樓成為了一個保值的需求。當然也有文化上所謂的欲望建構，包括廣告宣傳等等，讓市民覺得好像買一個樓房，以及不斷地用樓換樓那種方法才是一個有價值的身份象徵。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這個不對等的市場結構裏面，生產商擁有了極大的權力；在這種文化空間中，消費者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參與這個遊戲。

第三個就是規管的方式。有一種講法是政府不應該干預樓市，讓它進行自我調節。我們剛才分析過，香港的整個房地產生產的過程，政府從一開始就有參與，且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這個意義上，你講干預、不干預是沒有意義的，政府一開始就是一個主要參與者（major player）。反而我們應該討論干預的方式，有的干預可能是讓地產商的權力越來越大，有時的干預方式是讓他們的權力稍微減弱。我們應該討論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樣的干預方式。我舉一個例子，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是熱愛自由市場，為什麼它對公平競爭法的討論從來沒有認真地去處理？公平競爭法背後的觀點其實很簡單，就是處理壟斷的情況，熱愛自由市場自然反對壟斷。按照此書作者的觀點，從1984年開始，整個地產市場的結構越來越集中，「熱愛自由市場」的政府以及各個領域的人，他們應該是用各種方法減弱壟斷的力量。公平競爭法是不是有效，這個可以討論，但如果你覺得沒效的話，那政府應該提出另外可行的方法。但是我們從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政府一直是很被動的，基本上是消委會提出觀察，指出壟斷越來越嚴重、市場集中越來越嚴重，政府就說那我們就搞一個諮詢委員會，但也僅僅是談談而已。2001年，民主黨提出一個《公平競爭法草案》，政府否決了，但也並未提出替代方案。政府總是批評人家，只懂得批判，不懂得提發展方案。但作為一個政府，首先應該提出一個方案，解決現在越來越嚴重的市場集中情況，解決壟斷問題。

在規管方面，現在我們有一些奇怪的觀點，比如政府不干預就等同保衛自由市場。我的看法不一樣。真正的自由市場應該是沒有太多的限制，如果有人願意進去參加供應和消費的遊戲，你就應該造就一個環境讓他可以參與供應、參與消費。而我們現在定下的很多規矩，其實讓那些中、小發展商要進入市場很困難。書中提到很多例子，不僅僅是地產市場，也包括零售業，像家樂福、蘋果速銷都是因為惠康、百佳兩家超級市場給供應商壓力，導致他們沒辦法在香港生存下去。亞當•斯密講的「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這是自由市場真正的意思——就是讓小販、小生產者、小供應者，都能參與到市場中。但如果不控制壟斷、不控制集中化，那基本上就沒有可能。像西九的規劃，其實有一種很簡單的方案，就是任何人如果要供應文化產品，你就讓他去那裏擺檔，在那邊表演，人家喜歡的話就去付錢，那是最理想的市場狀況。但如果只是承包給幾個發展商，最終的結果就是小生產者基本上很難玩這個遊戲，因為付不起進入市場的成本。

目前這種應該讓市場自由放任的論點，其實是支援我們現在的壟斷結構的。在市場已經很集中，壟斷已經很嚴重的狀況下，說不要干預，就是更進一步讓壟斷結構繼續下去。所以不應該說不干預，而是改變過去那種干預的方式，用新的方式，像訂立公平競爭法等去造就真正的自由市場。

關於呈現和身份，剛才我們提到這和我們平常的欲望結構有關係，在目前主導著香港社會的欲望結構下，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是單一的：我們最好有大一點的房子，有大一點的房子之後我們就好生活得好一點，諸如此類。香港社會基本上是渴望富裕的。這段時間大家在討論香港的“仇富”問題，我覺得香港不是“仇富”而是“仇窮”，覺得貧窮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各種規管以及生產結構、文化結構，都讓公眾覺得他們可以及應該參與到主流的遊戲當中中，這種文化力量支持著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層，哪怕是有很重的負擔也要參與到遊戲當中。

當然這些只是局限在香港內部的觀察，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這些年也是越來越大，這方面或許施先生可以談得更多。

施永青：我不完全同意許先生剛才講的。比如說香港房地產的價格真的和每年50公頃的限制有這麼密切的關係嗎？其實如果看一看這段時間的土地供應量，每年真正批出來的土地基本上都超過50公頃，50公頃不是一條死線。我們需要的是房子，不是土地的面積。政府如果要調整的話，可以根據土地上允許建的房子的比例來調整——房子有多少是做商業用途，多少用做寫字樓，多少是做住宅。如果說因為有了50公頃的批地上限樓價就升了，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另外，每年50公頃的批地上限和要幫大地產商賺錢是沒有關係的，這個政策主要是擔心英國政府在過渡期間把土地都賣掉，它要留些資源給將來中國接手後的政府。

香港的樓價上升也好下跌也好，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土地供應。香港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擁有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是影響房地產最大的因素。地產商賺這麼多錢，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政策傾斜造成的，在政府控制下地價上升，地產商自然賺到盆滿缽滿。我也同意如果政府的政策處理得當的話，是可以使香港人基本的居住環境得到提升的。在客觀上政府有這個能力，一方面香港的人均生產值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另外我們的建築費用也不高。如果只是建造普通的房子，有一個空間供大家生活，有基本的廚房、洗手間，這樣的房子房委會建的是幾百塊一呎，若想鼓勵開發商去建造，讓他們有點利潤，我相信一千多塊也就夠了。以香港人的人均收入，大家住一千尺左右的房子是沒有問題的。內地的人均生產值比香港低，但是內地的人均居住面積比香港高。這表明我們買不起房子不是因為我們生產力不夠，是房價裏面地價的比重太大，我們是付不起地價，不是付不起建築費。

但是地價為什麼這麼貴呢？是不是真的因為我們“人多地少”呢？其實也不是。香港有逾80%的土地其實還沒有使用。當然有一部分我們要留做郊野公園、城市綠化，但是還是有很多可供利用。我以前曾經提議把工業區的城市規劃改一下，現在我們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的工業區，完全可以變成住宅。像長沙灣、大角咀、牛頭角、九龍灣、柴灣、鰂魚湧、北角、黃竹坑、香港仔都有工業區，如果把其中一些土地用途在城市規劃上調整一下，一般來說，那擁有土地的人一定會願意改變土地用途去建住宅，因為住宅的房子價格一定可以賣得比用於工業用途的房子高。這本書裏提到，恒基、新鴻基等地產商買了很多農地，他們將來都打算重建。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城市規劃不允許他們重建，另外補地價的問題也可能談不成。如果政府在這方面有一些政策出臺的話，可以讓他們早一點去申請重建土地，這個也可以產生很多供應的房源。

如果土地供應增加的話，我們的地價是有條件慢慢調低的。所以根本不用搞很多複雜的房屋政策，只要你增加土地供應，開發商建的房子多了，他的銷售物件一定要慢慢地面向普羅大眾。但如果像現在，比如去年才有8000個新建單位，那8000個單位賣給誰呢？當然是市場中最能付錢的人。如果有3萬個單位建成的話，開發商就不能只針對最有錢的一批人了，他就需要將銷售的物件擴展為經濟能力、負擔能力比較低的一批人，房價自然會掉下來。

但我們現在還要考慮外來資金扭曲本地樓價的問題。中國內地這些年經濟發展很快，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富起來的人要投資，他們把香港看成是一個投資的好地方，因為香港的法治狀況好，產權有保障，資金調動容易，買賣效率快。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若希望資金進來就不能夠妨礙資金的正當流通，否則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沒有了，這些外來資金的確對本地樓價產生了很大影響。我認為我們的土地應該是有一部分在劃撥出來的時候，在批地的條款裏注明一定要賣給本地人，永久居民每人一生可以買一次這種房子。其實這也是變相的居屋，但是房價不用打折扣，它是通過供應量的增加慢慢去調低房價。這個方法看起來好像慢一點，但是用什麼“居者有其屋”，什麼政府補貼，也不可能一下就解決問題。申請居屋的人數以十萬計的，就算現在去建也要花很多年才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調節樓價會慢一些，但我們還是沿用資本主義市場的規律，誰賺錢快了就讓誰先買，慢一點也能夠買得到，可能價格還更便宜。

現在說什麼房地產業有壟斷，其實這是房地產業的營運模式。因為地產業本身就是需要很大資本投入量的行業，不可能把行業門檻降得很低。經過競爭，總有些公司會越做越大。現在要看的是壟斷是不是真的已經控制了市場，我認為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1997到2003年這段時間經濟環境不好，開發商也只得把房價降下來，他們並不能成立一個卡特爾模式，通過價格協定讓樓價不下跌。那段時間香港的樓價下跌了70%，可以看出開發商也沒辦法控制市場。另外，開發商和開發商之間根本是勾心鬥角，很難有什麼協議。比如有些大地產商之間已經互不往來，他們要瞭解對方的資訊還是通過像我們這種做地產代理的。一個新樓開盤，其他的開發商就打電話給我，問他們賣得好不好，賣什麼價錢，賣了多少套。有的時候，一個開發商要開盤了，另外一個開發商就開始說現在樓市不好，房價要跌。根本很難說他們有價格協議，相互勾結。當然大公司容易拿到地，因為他們實力強。書中講到香港幾個大的地產商合共拿了超過70%的土地，但其實三七分甚至二八分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狀態，就好像我們公司的行銷人員也是20%的頂級銷售就做了公司裏80%生意，還有像可口可樂在飲料市場中占的比例也很大。

書裏還提到公用事業的壟斷，這個其實也是發展過程中很容易出現的情況。就像電力公司，很難要求幾個公司一起去競爭，有些地方的供電網路的確是有不同的公司去競爭，但分得太散的話會出現無序競爭，資源浪費了反而成本更高，加州電力改革之後還是大停電。香港的公用事業平均收費其實並不高。和其他同等生產水準的城市相比，我們的交通費、水費、電費都不比人家高。現在如果讓很多公司一起去經營，是否一定好呢？未必。香港的巴士現在有九巴、城巴幾家公司在做，結果就是巴士要進站需要排隊，因為巴士多，但乘客不夠，這樣就造成資源的浪費。再比如像有線電視、無線電視競爭世界盃的播放權，他們出的價錢越來越高，結果對觀眾的收費也越收越高；大陸的話中央電視臺都壟斷了，他一家買回來全國都可以免費看。

另外，除了之前提到的應該增加土地供應，我也贊同要規範開發商的銷售手法。現在他們賣樓的手法很多時候是不公開、不透明的。但至於在售樓過程中加價，我是不反對的。賣得好你又不允許人家加價，這對市場規則的改動太大。我們不能改變市場的基本規則，像價格的自由，銷售物件的自由，訂立合同的自由等等。

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問題不是地產霸權，是資本霸權，資本霸權不改變的話，其他的都改不了。我個人雖然做商業，但我其實也有社會主義傾向，我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公司的普通員工沒權分享他們的勞動成果，只有投資者可以享受公司賺來的利潤，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讓普通工人也可以分享公司利潤的話，那利潤率好的公司的工作人員就可以有更大的消費能力。現在的世界資本積累的速度比新生需求快，擁有資本的人可以拿到利潤，所以他的錢越來越多。他用到的錢只是他賺到的錢的零頭，他房子有了，汽車有了，私人飛機也買了，他再沒有什麼東西好買了。但如果普通的員工可以分到公司盈利的話，他可以給孩子換電腦，給自己買一個新的電視機，社會的需求就產生了。現在就是這批有錢人不把錢拿出來用，因而導致產能過剩，資本不能流進實體經濟，就要去買衍生工具，最終導致金融海嘯。其實根本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平。

因此，即便有了最低工資，也很難有幸福的生活。大家都相對貧窮，最低工資定得越高，拿最低工資的人越多，不滿的人也就越多。你有本事的話，就要奪回勞動果實。現在最大的剝削是什麼？就是金錢。有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叫蒲魯東，他說金錢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本來人生產出來的財富都是要貶值的，農民生產出來的農作物放在倉庫裏面，給老鼠吃了，或者黴掉了，幾年之後就不值錢了。工業產品，比如手機，我用了三年的手機給我兒子用，他一定不會用，他說用這個很難看，工業產品也是不斷地貶值的。那為什麼實體財富不斷貶值，把它換成鈔票之後它就不用貶值了？本來鈔票只是衡量財富的代表，但財富不斷貶值，換了鈔票之後就不用貶值了，所以擁有鈔票的人佔有整個世界的財富會越來越多。勞動者生產財富但不可以分享，投資者可以拿走所有的財富，這才是這個社會最不公平的地方。這本書不去討論整體上的不公平，只是看到房地產的霸權，視野太有限了。

許寶強：貧富差距的確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但是貧富分化跟地產有沒有關係？我覺得其實是有關係的，土地資源分配不平均。

施永青：那你可以提出好的分配方法嗎？現在香港是用拍賣、競標的方式分配土地，這已經是公平競爭了，難道你認為讓黨委書記來分配會更好嗎？一個人說他拍不到地，那就給他一塊地嗎？

許寶強：我反對兩種極端的選擇：如果我們不用現在的拍賣方式就一定要黨委決定，這種選擇是沒道理的。世界上很多地方賣地的方法跟香港不一樣，我們可以參考歐洲的，也可以參考美國的。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市場結構，比如在有些地方可以允許很小的發展商，以及一些發展商集體購買土地然後集體建造房屋。

施永青：那也不是說所有都是黨委決定，我就是說有一些分配的方式能夠通過市場方法去做的還是儘量通過市場的方法去做。香港不是沒有小的土地拿出來拍賣，只是不成功。有一年拍賣了在西貢的一塊很小的土地，在元朗也出過一塊小土地，但就算是小的土地也要幾千萬，甚至幾個億，普通的香港人沒有能力購買。再加上香港的法律程式比較複雜，小開發商若購買土地用於地產，要經過無數的申請、審批程式，有關於環保的、施工安全的、工人利益的等等，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這也是造成小開發商沒出路的一個原因。

許寶強：我們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當然也不是完全壟斷，我們不是兩種極端的狀況。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其程度，比如說我們壟斷集中的趨勢是嚴重了還是減小了？我們自由市場自由的性質是多了還是少了？我強調程度，不是理論上的非此即彼的結論。從這本書中提供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80年代之後香港壟斷的力量是越來越強的。我們要開放市場可以有各種方式，小開發商是其中一種可能性。政府干預也有很多方式，建公屋、居屋也是一種可能性。我們該反省的是為什麼消費者的選擇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小。

施先生剛才特別提到資本霸權，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反對一個簡化的故事。如果你說你有社會主義傾向，追求平等的利潤分配，這我不反對。但是若果是真正的自由市場，那分配也會是比較平等的，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在完全自由市場下利潤率基本是趨零的。有超高的利潤恰恰證明我們的市場其實不是自由市場。

我覺得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假想有一個很理想的自由市場，然後很極端地去追求它，害怕一切政府干預。政府只要做事就會有人提醒：不要把市場的基本要素也打掉。什麼叫市場的基本要素？無限的進入與出來就是市場的基本要素。我們先不談土地，談一些更容易的——像零售業。以前有很多小販在空地售賣吃的東西、用的東西，就是我們傳統的集市，也叫墟。“墟”是什麼意思？就是一片沒有人的土地。每逢特定日子就有生產者聚集，有需求就交換或出售。那時候沒有地產商去收租。這種意義上的市場就是我心目中的自由市場。

施永青：這種跳蚤市場一樣的東西在一些落後的地方還有啊。

許寶強：其實「先進」的地方也有，美國、歐洲都還有。

施永青：香港之前也有“大笪地”，但是沒法跟超市之類的競爭，最終還是消亡了。

許寶強：我們要反思的就是為什麼他們沒用辦法和超市競爭。

施永青：因為超市更便宜、更方便、貨品品質更有保證，這是消費者的選擇。前段時間金融風暴，有些政黨也要求政府在一些地方給它一些土地，讓他們去做“大笪地”，但還是沒法長期生存。另外，這也是不公平競爭，為什麼有的商家要付租金，在“大笪地”經營的就不用付租金？這顯然不公平。

許寶強：我們看市場發展的歷史會發現以前的市場有很多層次，“墟”是其中的一個層次。需要付租金的店鋪是長期存在的，但“墟”只是在特定日子才有，兩者賣的商品也不完全一樣，他們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競爭關係。今天也是一樣，小販和店鋪之間不是對立的關係，很多研究發現店鋪很喜歡有小販在外面吸引人流。但從五十年代以來，香港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取消小販的，可參考我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頁14-15) 。

施永青：這個其實比較容易做，現在香港還有很多地方，比如有些公園還有空地都可以拿出來讓小販售賣商品。但這根本不可能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許寶強：我當然不會天真地認為一個簡單的政策就能解決貧富懸殊。香港這種貧窮社會和很多低收入的地方不同，絕對貧窮不是很嚴重，而是一種相對貧窮：吃、穿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但一般收入的普通民眾應該有的生活方式是沒有的，像出門旅遊、購買電腦等等，這就是我們講的相對貧窮。為什麼會出現相對貧窮？相對的意思就是社會資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財團手中，其他可供分配到低收入人群的資源就越來越少。相對貧窮的概念基本上是有富裕才有貧窮，所以要處理貧窮的問題一定要同時處理富裕的問題。

香港投入扶貧的資金很多，但總是小修小補，並沒有觸及最根本的兩極分化。若要扶貧就須限制富裕階層越來越膨脹的壟斷力量和各種不規範的操作。具體的做法，我建議可以是公平競爭法的制定執行，或者是將大資本家的壟斷力量減少、讓其財富積累速度減慢。我也同意施先生剛才提到的讓工人分享資本家的利潤，但要做到這個在政治上就要有所調整。如果政制還是保留功能組別，而工人也沒有自己的談判權，或者工人失業保障不好的話，你讓他去爭取同老闆分享利潤，基本上是很難的。或許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取消維護特權的功能組別。

讓小販進入市場也是其中的一種做法，有助打破富裕階層的壟斷力量。我們目前的政策，明顯是有利地產商、不利小販的。比如說，屋邨不允許小販買賣，大家要買東西一定要跑到地產商擁有的商場裏。而香港的商場越來越走高價路線，包括最近領匯的所謂「升級」，其實就是把商場改造得越來越高檔。以前在屯門一個商場的茶餐廳20塊或以下就可以吃一個套餐，現在漲到26元或更高，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租金上漲的成本。我們每天的消費中，恐怕大概有三、四成是用來付商家的租金成本。

施先生剛才也提到，一些公營事業，比如像電力或者公共交通，你分散給不同的供應商可能會引發混亂。我的意思也不是說要完全改造成完美的自由市場，要有一千個供應商這樣。但多引進一些供應商，像電訊領域現在的供應商就比較多，價格水準就不會上升得太多。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只有兩種極端的想像，一種是完美的自由市場，另一種是徹底的政府干預。我覺得這兩種想像都是危險的，我們應該在中間尋找一些比較多元的可能性，讓消費者在各個領域都多些選擇。這樣才會有助於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

施永青：我是做生意的，是很實際的人，理論上的爭論沒有意思。你拿具體的方案出來，我可以同你研究下這個方案究竟可不可行。現在我發現很多對地產行業不瞭解的人，過度簡化問題，像壟斷、官商勾結等等，然後就開始大肆批判，但是他又拿不出具體的可以改變的方法。

我不是說香港的地產行業沒有問題，其實在有些方面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比如說在一些商場裏面，一家公司租鋪面做洗衣店，他的租金是兩萬五一個月；我要在旁邊租一個地方做地產代理，開發商就要我二十五萬，十倍的價錢。他就是看中了這個行業可以拿高一點的租金，那為了要這個鋪位就只能給他。這就是現在的遊戲規則，擁有房子的人可以選擇出租的物件。我不敢為了自己可以租便宜一點，就要求改變遊戲規則。我採取的態度就是忍受現狀去保持自由市場的一些基本規則，比如產權擁有者有權自己選擇租客、有權談判租金的水準，因為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更好。我知道目前的不好，但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維持現狀是唯一的選擇。

許寶強：我也不同意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官商勾結，這當然不是一種好的討論方法。同樣我也反對把問題表述成一些簡單的原則，比如說越少干預越好，這多多少少其實是說不清楚問題的，反而應該很具體地談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干預。

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應該把以前的一些迷思，比如香港是自由市場所以不該干預，或者香港是很集中地走向中產社會，把這些簡單的原則放在一旁，很具體地去談每個問題。我喜歡這本《地產霸權》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作者直接去談具體的問題，其實書中是有具體建議的，包括施行地價稅、訂立《公平競爭法》、更高的累進薪俸稅、財產稅和利得稅等等。這些措施是不是對症下藥可以談，但至少沒有用“越少干預越好”的原則，先驗地框住要討論的問題。

《地產霸權》簡體版書訊：
書名：地产霸权
作者: 潘慧娴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9
页数: 260
定价: 3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0131221

葉兆輝﹕官員「剛愎自用」 錯判80後

(明報)2011年1月24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近日官員對年輕人的解讀實令人失望。中央政策組 委託了3間大學（科大、中大和港大）作出專題研究，希望提供實證和有效的數據，令政府更認識香港的年輕人。3間大學的報告都同樣指出一些客觀的事實，用統計數據、問卷和聚焦研究的方法了解80後。港大的報告指出，80後在人口的年齡分佈，被上下夾在中間，社會流動雖然仍然存在，但大不如前；年輕人升學 機會有限，再加上香港經濟轉型和人力資源錯配，工作上未感到歸屬感和滿足感，這都是客觀的事實。

年輕人對政府和政治人物不滿，都希望能發表意見和真正參與，改善現在的狀况，他們對香港有感情，對前景有願景，希望透過教育和進修 去改變自己升遷的機會。但很可惜，政府不領情，不但沒有回應他們這些合理和卑微的訴求，用「車毁人亡」的言論作結論，擴大社會的矛盾，實在令人費解。若唐司長的言論是代表整個政府對年輕人的理解，實是一個嚴重的錯判，令人擔心。筆者希望透過這種誤判帶出一些議題使整個社會認真地討論。

（一）政府對學者畍M家研究的取態

政府每年都用了不少資源做了不同領域的研究工作。我們都是本著回饋社會的精神，認真地為政府做了一些研究報告。但政府對報告的態度有時是很曖昧，也未看到清楚的跟進工作，實有點失望。筆者在中央政策組擔任了兩年的非全職顧問，無論與會者怎樣努力和認真地提出建議，也有很大的無力感去改善政府的施政。所以官員若認為年輕人「剛愎自用」，可能需要自我反省，政府官員的程度更加厲害。

筆者近日去了新加坡 參觀當地學校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工作。官員對學者和專家所提出的意見都認真的回應和商討，而且，很高級的局長參加完開幕禮後，他們都會逗留在會議中，增加對問題的認知和理解，並且主動接觸群眾，聆聽市民的意見。香港的官員除了參加開幕禮和重複既定政策內容的演講外，到了主題演講時他們大多數都已離場，沒有什麼交流，那麼怎能提升施政的素質呢？

（二）容納不同意見的能力

在這裏首先要多謝中策組容許我們發表研究報告的內容，實是難得。但對不同的意見，政策局的處理，實令人失望。什麼親疏有別的行為，只會令管治者更加遠離民眾，能夠接納不同的意見才可以優化施政。在我們研究結果中，年輕人的意見有很多時候都是值得參考的，所以年輕人對政策接受的程度，應視之為政策的壓力計（barometer），反映出社會對政策的接受程度。若只是「閉門造車」，對施政當然沒有好處，更加浪費了香港整體的時間。我們看到周圍地方不斷發展，香港還是原地踏步，實在有點欷歔。

（三）居危思安的心態

新加坡政府有很大的危機感，雖然失業維持低水平，人民生活都是安穩，他們在任何時間都作好準備（be prepared），正是「居安思危」。可惜，香港官員則是「居危思安」，當面對深層次的矛盾，貧富懸殊問題、產業單一化、天水圍 菜價可以貴過灣仔等結構問題，政府官員都未能有效地回應。當政府今年盈餘估有600億至700億，卻有30多萬工人的工資在6000元以下，難道這種情况的社會會快樂嗎？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支出是國防，因為他們「驚死」，怕鄰近國家入侵。其次是教育，因為他們「驚輸」，需要靠教育不斷提升人民素質。新加坡出生率低，學生人數減少，但他們不會整天都喊著要殺校，而是有效調配資源，拔尖保底，所以教師的工作吸引了高考最好的學生。香港需要「驚死」和「驚輸」，才可以正面處理問題，現在左閃右避的心態，浪費很多時間和機會。利益集團們以為維持現狀、確保本身利益，便足以解決問題。但對社會的民怨和氣氛，若再充耳不聞不問，實不能長治久安。

在未來的日子，香港不能常常等運到，需要有準備，除了需要有承擔和有能力的官員去領導香港，更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系統，使到香港整體的能力和耐力不斷提升。雖然香港還未有普選 ，但若特首候選人只關心那1200個選委的意向，忽略了廣大的民眾（community at large）的聲音，相信香港整體不滿情緒只會繼續增加。就算經濟向前，國民收入增加，貧富懸殊和怨氣只會不斷上升而已。

最後，筆者就以2007年在美國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 的校園槍擊事件作為結語。當時韓裔學生趙承熙 共槍殺了32人，但校方為學生作出悼念活動時，有33個位置，而其中一個便是槍擊者。根據參加悼念活動的人分享，趙承熙碑前的紀念碑寫下的不是一些挑釁和仇恨的說話，而是對死者在生時的孤單、鬱結和不幸遭遇，深表同情。這就是香港領導人所缺乏的同理心和兼容性。

作者是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地產霸權下的香港檢視

修訂版本
週五, 2011-01-21 09:09 — 杜婷
此文是「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2010年9月舉辦的討論《地產霸權下的香港》的文稿，收錄在《地產霸權》簡體版中。此場論壇的兩位嘉賓是施永青和許寶強。

施永青：中原地產創始人，現任中原集團主席，在由其投資出版的香港免費報章《AM730》上開設專欄“C觀點”，常探討和香港地產有關的問題。

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編著有《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寫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之前》等作品。

施永青：這本《地產霸權》以我的觀點來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它的觀點在媒體上比較多見，批判也不是太深入。能在香港賣得那麼好，只是因為政治立場上跟普羅大眾一致，替受地產之苦的人出了一口氣。

現在房地產的問題無論是在大陸還是香港都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要看到問題的存在並不難，但是有沒有方法去解決呢？比如書中一再批評的“高地價”，首先這不一定是政府有意推行的結果，而是在很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下，一點一點演變而來的。其次，我們在這個環境中生存，無論地產商還是市民大眾，大家都做了不同的調整去適應現在的環境，如果突然改變，反而會不適應。

例如，九七之後董建華曾推出的“八萬五”政策，其實他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市民可以改善居住環境，經營者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租金，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是房價真的降下來之後，就好像平時在高山上生活的人突然讓他們到平地生活一樣，反而不適應。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政府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公務員要減薪，政府的醫療、教育等很多福利都面臨削減。為了增加政府收入當時又提出要收銷售稅，這樣使得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本來是有能力購房的有錢人去承擔，現在普羅大眾都要來分擔。同時，一些本來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比如零售業、娛樂、餐飲，這些行業都受到資產蒸發之後消費能力減弱的影響，所以這個政策給社會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搞來搞去還是覺得高地價的時候生活會好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我們知道高地價有種種不對，但是要把它調整過來可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想指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只是說什麼不好、什麼不對，那是不是改了之後就會更好呢？我個人就看不到這樣的前景。

許寶強：如施永青先生所講，這本書裏面講的內容大多在報紙上，或是消委會的研究報告中都提到過。雖然作者在地產界做了很長時間，不過書裏用的內部材料並不是特別多。但我覺得這本書依然有很大的價值：它把我們過去對地產的討論系統地表述了出來，並且補充了一些至少之前我個人沒有特別留意到的地方。比如《地產霸權》談到地產商在樓價下跌的時候，還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像商住物業的租金和管理費，特別是物業管理基本上是賣樓或者租樓的時候搭賣給消費者的。

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讀，用文化研究中一個很簡單的理論框架去理解它：今天的香港社會應該怎樣處理地產壟斷的問題？英國公開大學一批學者，包括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和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他們發展出一個概念叫“文化迴路”（The Circuit of Culture），裏面包括五個元素：生產、消費、規管，以及呈現和身份。我用這五個元素來讀這本書，把書中談到的東西拉進去看，這樣就會清楚一些。

生產方面，這本書談生產時強調一點：在香港的地產發展過程裏，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同意施先生所講，很多複雜的因素疊加後才發展為今天的高地價、高樓價，但在這當中其實政府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書中提到的《聯合聲明》中對每年50公頃的土地供應限制，還有政府的賣地方式，包括拍賣、勾地、改地契，以及市建局的招標方式等。另外書中還提到一個政府間接控制的方式——對利率的管制。作者認為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不是導致1998年後樓價下滑的重要原因，反而是因為聯繫匯率機制為了要保持港幣對美元的匯價，導致利率急速上升。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八萬五”可能只是一個簡化的圖像：把問題簡單地轉移到董建華推出了干預的政策。當然還有更直接的干預，例如2002年11月的“救市九招”，包括減少土地供應、永久停建居屋、提供置業貸款等。在整個地產的發展過程中，在每棟樓房的生產過程裏，政府其實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作者還提到生產過程中的市場壟斷，三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大概是77%，同時地產商還進行跨行業經營。這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玩的大富翁遊戲——你要不斷買九巴、中巴、港燈這些公營事業，買的愈多壟斷收益就會愈高。當然，經濟學家可能不同意這個看法，連續性的購買、橫向的購買究竟構不構成壟斷，經濟學家會有理論上的解釋。但如果用經濟學的方法，比如說從利潤率角度來看，作者引用的材料就是1998年到2002年五大地產商在樓價大幅下跌時的盈利，當時香港的樓價比最高峰時下跌了65%，但地產商的盈利還維持在13億至88億港幣。如何取得這麼高的盈利？作者認為就包括在樓價低迷時用商住的物業管理和公用事業等收益維持地產公司的盈利。

在生產過程中有沒有“官商勾結”的現象？當然“官商勾結”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概念，但是政府跟地產商之間的確有很多聯繫。比如說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一大部分依賴賣地，書中也提到在九十年代中賣地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30%，而政府從港鐵賺取的股息，過去10年大概有200億，其中一半是來自物業發展。書中又引述《南華早報》在今年三月有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政府各個法定諮詢組織裏擔任總共54個職位，比1998年時的16個有大幅上升，就是說地產商在政府法定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然也包括一些公開的醜聞，包括1999年沒有經過公開招標就把數碼港賣給電信盈科的事件，也包括2004年紅灣半島事件，2008年梁展文事件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和地產商關係密切的一些證據。

《地產霸權》提出政府在地產發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個例子：1945年到1984年香港地產的週期通常是8年，5年升，3年跌。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這個週期改了，變成長達12年的上升週期。

消費方面，消費者是否擁有足夠的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是不是由消費者的需求來帶動樓市的供應？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的情況並非如此。政府停止發展居屋，以前的那些木屋、寮屋也逐漸消失，尤其是2003年政府所謂減少干預地產市場之後，消費者在市場上除了私人樓宇之外的其他選擇越來越少。

高收入的投資者，或者可以說是投機者，他們主導了市場，產生了一個“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把中、低收入的消費需求基本上排除在市場以外。現在地產商開發的新樓房以高價樓、豪宅居多，都是供應給那些有購買力的、少數的高收入階層。最近有一個報導，香港200萬以下的樓宇占整體樓宇市場的比例下降，從之前的50%降至30%左右。這也說明中、低價樓宇的選擇越來越少。所以這些高樓價，甚至是豪宅，對低收入階層的市場需求也是有影響的。

還有消費者跟生產者不對等的市場力量，用經濟學的說法叫“不對等的資訊”，比如地積比率、樓面面積如何計算等等，消費者是沒有辦法知道每個細節和詳情的。還有很多“內部認購”——不是直接在公開市場裏面買賣等等。

在這種種情況下，消費者為什麼還要買？在這樣的市場結構裏，消費者處於很不利的位置，而同時社會文化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結構都有一個推動力，讓消費者，特別是中產階級，很難不進入樓市的消費市場中。政府取消租金管制導致租金的上升，公共房屋的減少，以及其他居住可能性的減少，讓買樓房變成比較單一的選擇，特別是在低利率下，買樓成為了一個保值的需求。當然也有文化上所謂的欲望建構，包括廣告宣傳等等，讓市民覺得好像買一個樓房，以及不斷地用樓換樓那種方法才是一個有價值的身份象徵。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這個不對等的市場結構裏面，生產商擁有了極大的權力；在這種文化空間中，消費者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參與這個遊戲。

第三個就是規管的方式。有一種講法是政府不應該干預樓市，讓它進行自我調節。我們剛才分析過，香港的整個房地產生產的過程，政府從一開始就有參與，且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這個意義上，你講干預、不干預是沒有意義的，政府一開始就是一個主要參與者（major player）。反而我們應該討論干預的方式，有的干預可能是讓地產商的權力越來越大，有時的干預方式是讓他們的權力稍微減弱。我們應該討論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樣的干預方式。我舉一個例子，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是熱愛自由市場，為什麼它對公平競爭法的討論從來沒有認真地去處理？公平競爭法背後的觀點其實很簡單，就是處理壟斷的情況，熱愛自由市場自然反對壟斷。按照此書作者的觀點，從1984年開始，整個地產市場的結構越來越集中，「熱愛自由市場」的政府以及各個領域的人，他們應該是用各種方法減弱壟斷的力量。公平競爭法是不是有效，這個可以討論，但如果你覺得沒效的話，那政府應該提出另外可行的方法。但是我們從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政府一直是很被動的，基本上是消委會提出觀察，指出壟斷越來越嚴重、市場集中越來越嚴重，政府就說那我們就搞一個諮詢委員會，但也僅僅是談談而已。2001年，民主黨提出一個《公平競爭法草案》，政府否決了，但也並未提出替代方案。政府總是批評人家，只懂得批判，不懂得提發展方案。但作為一個政府，首先應該提出一個方案，解決現在越來越嚴重的市場集中情況，解決壟斷問題。

在規管方面，現在我們有一些奇怪的觀點，比如政府不干預就等同保衛自由市場。我的看法不一樣。真正的自由市場應該是沒有太多的限制，如果有人願意進去參加供應和消費的遊戲，你就應該造就一個環境讓他可以參與供應、參與消費。而我們現在定下的很多規矩，其實讓那些中、小發展商要進入市場很困難。書中提到很多例子，不僅僅是地產市場，也包括零售業，像家樂福、蘋果速銷都是因為惠康、百佳兩家超級市場給供應商壓力，導致他們沒辦法在香港生存下去。亞當•斯密講的「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這是自由市場真正的意思——就是讓小販、小生產者、小供應者，都能參與到市場中。但如果不控制壟斷、不控制集中化，那基本上就沒有可能。像西九的規劃，其實有一種很簡單的方案，就是任何人如果要供應文化產品，你就讓他去那裏擺檔，在那邊表演，人家喜歡的話就去付錢，那是最理想的市場狀況。但如果只是承包給幾個發展商，最終的結果就是小生產者基本上很難玩這個遊戲，因為付不起進入市場的成本。

目前這種應該讓市場自由放任的論點，其實是支援我們現在的壟斷結構的。在市場已經很集中，壟斷已經很嚴重的狀況下，說不要干預，就是更進一步讓壟斷結構繼續下去。所以不應該說不干預，而是改變過去那種干預的方式，用新的方式，像訂立公平競爭法等去造就真正的自由市場。

關於呈現和身份，剛才我們提到這和我們平常的欲望結構有關係，在目前主導著香港社會的欲望結構下，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是單一的：我們最好有大一點的房子，有大一點的房子之後我們就好生活得好一點，諸如此類。香港社會基本上是渴望富裕的。這段時間大家在討論香港的“仇富”問題，我覺得香港不是“仇富”而是“仇窮”，覺得貧窮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各種規管以及生產結構、文化結構，都讓公眾覺得他們可以及應該參與到主流的遊戲當中中，這種文化力量支持著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層，哪怕是有很重的負擔也要參與到遊戲當中。

當然這些只是局限在香港內部的觀察，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這些年也是越來越大，這方面或許施先生可以談得更多。

施永青：我不完全同意許先生剛才講的。比如說香港房地產的價格真的和每年50公頃的限制有這麼密切的關係嗎？其實如果看一看這段時間的土地供應量，每年真正批出來的土地基本上都超過50公頃，50公頃不是一條死線。我們需要的是房子，不是土地的面積。政府如果要調整的話，可以根據土地上允許建的房子的比例來調整——房子有多少是做商業用途，多少用做寫字樓，多少是做住宅。如果說因為有了50公頃的批地上限樓價就升了，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另外，每年50公頃的批地上限和要幫大地產商賺錢是沒有關係的，這個政策主要是擔心英國政府在過渡期間把土地都賣掉，它要留些資源給將來中國接手後的政府。

香港的樓價上升也好下跌也好，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土地供應。香港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擁有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是影響房地產最大的因素。地產商賺這麼多錢，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政策傾斜造成的，在政府控制下地價上升，地產商自然賺到盆滿缽滿。我也同意如果政府的政策處理得當的話，是可以使香港人基本的居住環境得到提升的。在客觀上政府有這個能力，一方面香港的人均生產值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另外我們的建築費用也不高。如果只是建造普通的房子，有一個空間供大家生活，有基本的廚房、洗手間，這樣的房子房委會建的是幾百塊一呎，若想鼓勵開發商去建造，讓他們有點利潤，我相信一千多塊也就夠了。以香港人的人均收入，大家住一千尺左右的房子是沒有問題的。內地的人均生產值比香港低，但是內地的人均居住面積比香港高。這表明我們買不起房子不是因為我們生產力不夠，是房價裏面地價的比重太大，我們是付不起地價，不是付不起建築費。

但是地價為什麼這麼貴呢？是不是真的因為我們“人多地少”呢？其實也不是。香港有逾80%的土地其實還沒有使用。當然有一部分我們要留做郊野公園、城市綠化，但是還是有很多可供利用。我以前曾經提議把工業區的城市規劃改一下，現在我們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的工業區，完全可以變成住宅。像長沙灣、大角咀、牛頭角、九龍灣、柴灣、鰂魚湧、北角、黃竹坑、香港仔都有工業區，如果把其中一些土地用途在城市規劃上調整一下，一般來說，那擁有土地的人一定會願意改變土地用途去建住宅，因為住宅的房子價格一定可以賣得比用於工業用途的房子高。這本書裏提到，恒基、新鴻基等地產商買了很多農地，他們將來都打算重建。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城市規劃不允許他們重建，另外補地價的問題也可能談不成。如果政府在這方面有一些政策出臺的話，可以讓他們早一點去申請重建土地，這個也可以產生很多供應的房源。

如果土地供應增加的話，我們的地價是有條件慢慢調低的。所以根本不用搞很多複雜的房屋政策，只要你增加土地供應，開發商建的房子多了，他的銷售物件一定要慢慢地面向普羅大眾。但如果像現在，比如去年才有8000個新建單位，那8000個單位賣給誰呢？當然是市場中最能付錢的人。如果有3萬個單位建成的話，開發商就不能只針對最有錢的一批人了，他就需要將銷售的物件擴展為經濟能力、負擔能力比較低的一批人，房價自然會掉下來。

但我們現在還要考慮外來資金扭曲本地樓價的問題。中國內地這些年經濟發展很快，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富起來的人要投資，他們把香港看成是一個投資的好地方，因為香港的法治狀況好，產權有保障，資金調動容易，買賣效率快。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若希望資金進來就不能夠妨礙資金的正當流通，否則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沒有了，這些外來資金的確對本地樓價產生了很大影響。我認為我們的土地應該是有一部分在劃撥出來的時候，在批地的條款裏注明一定要賣給本地人，永久居民每人一生可以買一次這種房子。其實這也是變相的居屋，但是房價不用打折扣，它是通過供應量的增加慢慢去調低房價。這個方法看起來好像慢一點，但是用什麼“居者有其屋”，什麼政府補貼，也不可能一下就解決問題。申請居屋的人數以十萬計的，就算現在去建也要花很多年才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調節樓價會慢一些，但我們還是沿用資本主義市場的規律，誰賺錢快了就讓誰先買，慢一點也能夠買得到，可能價格還更便宜。

現在說什麼房地產業有壟斷，其實這是房地產業的營運模式。因為地產業本身就是需要很大資本投入量的行業，不可能把行業門檻降得很低。經過競爭，總有些公司會越做越大。現在要看的是壟斷是不是真的已經控制了市場，我認為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1997到2003年這段時間經濟環境不好，開發商也只得把房價降下來，他們並不能成立一個卡特爾模式，通過價格協定讓樓價不下跌。那段時間香港的樓價下跌了70%，可以看出開發商也沒辦法控制市場。另外，開發商和開發商之間根本是勾心鬥角，很難有什麼協議。比如有些大地產商之間已經互不往來，他們要瞭解對方的資訊還是通過像我們這種做地產代理的。一個新樓開盤，其他的開發商就打電話給我，問他們賣得好不好，賣什麼價錢，賣了多少套。有的時候，一個開發商要開盤了，另外一個開發商就開始說現在樓市不好，房價要跌。根本很難說他們有價格協議，相互勾結。當然大公司容易拿到地，因為他們實力強。書中講到香港幾個大的地產商合共拿了超過70%的土地，但其實三七分甚至二八分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狀態，就好像我們公司的行銷人員也是20%的頂級銷售就做了公司裏80%生意，還有像可口可樂在飲料市場中占的比例也很大。

書裏還提到公用事業的壟斷，這個其實也是發展過程中很容易出現的情況。就像電力公司，很難要求幾個公司一起去競爭，有些地方的供電網路的確是有不同的公司去競爭，但分得太散的話會出現無序競爭，資源浪費了反而成本更高，加州電力改革之後還是大停電。香港的公用事業平均收費其實並不高。和其他同等生產水準的城市相比，我們的交通費、水費、電費都不比人家高。現在如果讓很多公司一起去經營，是否一定好呢？未必。香港的巴士現在有九巴、城巴幾家公司在做，結果就是巴士要進站需要排隊，因為巴士多，但乘客不夠，這樣就造成資源的浪費。再比如像有線電視、無線電視競爭世界盃的播放權，他們出的價錢越來越高，結果對觀眾的收費也越收越高；大陸的話中央電視臺都壟斷了，他一家買回來全國都可以免費看。

另外，除了之前提到的應該增加土地供應，我也贊同要規範開發商的銷售手法。現在他們賣樓的手法很多時候是不公開、不透明的。但至於在售樓過程中加價，我是不反對的。賣得好你又不允許人家加價，這對市場規則的改動太大。我們不能改變市場的基本規則，像價格的自由，銷售物件的自由，訂立合同的自由等等。

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問題不是地產霸權，是資本霸權，資本霸權不改變的話，其他的都改不了。我個人雖然做商業，但我其實也有社會主義傾向，我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公司的普通員工沒權分享他們的勞動成果，只有投資者可以享受公司賺來的利潤，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讓普通工人也可以分享公司利潤的話，那利潤率好的公司的工作人員就可以有更大的消費能力。現在的世界資本積累的速度比新生需求快，擁有資本的人可以拿到利潤，所以他的錢越來越多。他用到的錢只是他賺到的錢的零頭，他房子有了，汽車有了，私人飛機也買了，他再沒有什麼東西好買了。但如果普通的員工可以分到公司盈利的話，他可以給孩子換電腦，給自己買一個新的電視機，社會的需求就產生了。現在就是這批有錢人不把錢拿出來用，因而導致產能過剩，資本不能流進實體經濟，就要去買衍生工具，最終導致金融海嘯。其實根本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平。

因此，即便有了最低工資，也很難有幸福的生活。大家都相對貧窮，最低工資定得越高，拿最低工資的人越多，不滿的人也就越多。你有本事的話，就要奪回勞動果實。現在最大的剝削是什麼？就是金錢。有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叫蒲魯東，他說金錢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本來人生產出來的財富都是要貶值的，農民生產出來的農作物放在倉庫裏面，給老鼠吃了，或者黴掉了，幾年之後就不值錢了。工業產品，比如手機，我用了三年的手機給我兒子用，他一定不會用，他說用這個很難看，工業產品也是不斷地貶值的。那為什麼實體財富不斷貶值，把它換成鈔票之後它就不用貶值了？本來鈔票只是衡量財富的代表，但財富不斷貶值，換了鈔票之後就不用貶值了，所以擁有鈔票的人佔有整個世界的財富會越來越多。勞動者生產財富但不可以分享，投資者可以拿走所有的財富，這才是這個社會最不公平的地方。這本書不去討論整體上的不公平，只是看到房地產的霸權，視野太有限了。

許寶強：貧富差距的確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但是貧富分化跟地產有沒有關係？我覺得其實是有關係的，土地資源分配不平均。

施永青：那你可以提出好的分配方法嗎？現在香港是用拍賣、競標的方式分配土地，這已經是公平競爭了，難道你認為讓黨委書記來分配會更好嗎？一個人說他拍不到地，那就給他一塊地嗎？

許寶強：我反對兩種極端的選擇：如果我們不用現在的拍賣方式就一定要黨委決定，這種選擇是沒道理的。世界上很多地方賣地的方法跟香港不一樣，我們可以參考歐洲的，也可以參考美國的。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市場結構，比如在有些地方可以允許很小的發展商，以及一些發展商集體購買土地然後集體建造房屋。

施永青：那也不是說所有都是黨委決定，我就是說有一些分配的方式能夠通過市場方法去做的還是儘量通過市場的方法去做。香港不是沒有小的土地拿出來拍賣，只是不成功。有一年拍賣了在西貢的一塊很小的土地，在元朗也出過一塊小土地，但就算是小的土地也要幾千萬，甚至幾個億，普通的香港人沒有能力購買。再加上香港的法律程式比較複雜，小開發商若購買土地用於地產，要經過無數的申請、審批程式，有關於環保的、施工安全的、工人利益的等等，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這也是造成小開發商沒出路的一個原因。

許寶強：我們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當然也不是完全壟斷，我們不是兩種極端的狀況。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其程度，比如說我們壟斷集中的趨勢是嚴重了還是減小了？我們自由市場自由的性質是多了還是少了？我強調程度，不是理論上的非此即彼的結論。從這本書中提供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80年代之後香港壟斷的力量是越來越強的。我們要開放市場可以有各種方式，小開發商是其中一種可能性。政府干預也有很多方式，建公屋、居屋也是一種可能性。我們該反省的是為什麼消費者的選擇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小。

施先生剛才特別提到資本霸權，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反對一個簡化的故事。如果你說你有社會主義傾向，追求平等的利潤分配，這我不反對。但是若果是真正的自由市場，那分配也會是比較平等的，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在完全自由市場下利潤率基本是趨零的。有超高的利潤恰恰證明我們的市場其實不是自由市場。

我覺得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假想有一個很理想的自由市場，然後很極端地去追求它，害怕一切政府干預。政府只要做事就會有人提醒：不要把市場的基本要素也打掉。什麼叫市場的基本要素？無限的進入與出來就是市場的基本要素。我們先不談土地，談一些更容易的——像零售業。以前有很多小販在空地售賣吃的東西、用的東西，就是我們傳統的集市，也叫墟。“墟”是什麼意思？就是一片沒有人的土地。每逢特定日子就有生產者聚集，有需求就交換或出售。那時候沒有地產商去收租。這種意義上的市場就是我心目中的自由市場。

施永青：這種跳蚤市場一樣的東西在一些落後的地方還有啊。

許寶強：其實「先進」的地方也有，美國、歐洲都還有。

施永青：香港之前也有“大笪地”，但是沒法跟超市之類的競爭，最終還是消亡了。

許寶強：我們要反思的就是為什麼他們沒用辦法和超市競爭。

施永青：因為超市更便宜、更方便、貨品品質更有保證，這是消費者的選擇。前段時間金融風暴，有些政黨也要求政府在一些地方給它一些土地，讓他們去做“大笪地”，但還是沒法長期生存。另外，這也是不公平競爭，為什麼有的商家要付租金，在“大笪地”經營的就不用付租金？這顯然不公平。

許寶強：我們看市場發展的歷史會發現以前的市場有很多層次，“墟”是其中的一個層次。需要付租金的店鋪是長期存在的，但“墟”只是在特定日子才有，兩者賣的商品也不完全一樣，他們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競爭關係。今天也是一樣，小販和店鋪之間不是對立的關係，很多研究發現店鋪很喜歡有小販在外面吸引人流。但從五十年代以來，香港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取消小販的，可參考我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頁14-15) 。

施永青：這個其實比較容易做，現在香港還有很多地方，比如有些公園還有空地都可以拿出來讓小販售賣商品。但這根本不可能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許寶強：我當然不會天真地認為一個簡單的政策就能解決貧富懸殊。香港這種貧窮社會和很多低收入的地方不同，絕對貧窮不是很嚴重，而是一種相對貧窮：吃、穿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但一般收入的普通民眾應該有的生活方式是沒有的，像出門旅遊、購買電腦等等，這就是我們講的相對貧窮。為什麼會出現相對貧窮？相對的意思就是社會資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財團手中，其他可供分配到低收入人群的資源就越來越少。相對貧窮的概念基本上是有富裕才有貧窮，所以要處理貧窮的問題一定要同時處理富裕的問題。

香港投入扶貧的資金很多，但總是小修小補，並沒有觸及最根本的兩極分化。若要扶貧就須限制富裕階層越來越膨脹的壟斷力量和各種不規範的操作。具體的做法，我建議可以是公平競爭法的制定執行，或者是將大資本家的壟斷力量減少、讓其財富積累速度減慢。我也同意施先生剛才提到的讓工人分享資本家的利潤，但要做到這個在政治上就要有所調整。如果政制還是保留功能組別，而工人也沒有自己的談判權，或者工人失業保障不好的話，你讓他去爭取同老闆分享利潤，基本上是很難的。或許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取消維護特權的功能組別。

讓小販進入市場也是其中的一種做法，有助打破富裕階層的壟斷力量。我們目前的政策，明顯是有利地產商、不利小販的。比如說，屋邨不允許小販買賣，大家要買東西一定要跑到地產商擁有的商場裏。而香港的商場越來越走高價路線，包括最近領匯的所謂「升級」，其實就是把商場改造得越來越高檔。以前在屯門一個商場的茶餐廳20塊或以下就可以吃一個套餐，現在漲到26元或更高，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租金上漲的成本。我們每天的消費中，恐怕大概有三、四成是用來付商家的租金成本。

施先生剛才也提到，一些公營事業，比如像電力或者公共交通，你分散給不同的供應商可能會引發混亂。我的意思也不是說要完全改造成完美的自由市場，要有一千個供應商這樣。但多引進一些供應商，像電訊領域現在的供應商就比較多，價格水準就不會上升得太多。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只有兩種極端的想像，一種是完美的自由市場，另一種是徹底的政府干預。我覺得這兩種想像都是危險的，我們應該在中間尋找一些比較多元的可能性，讓消費者在各個領域都多些選擇。這樣才會有助於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

施永青：我是做生意的，是很實際的人，理論上的爭論沒有意思。你拿具體的方案出來，我可以同你研究下這個方案究竟可不可行。現在我發現很多對地產行業不瞭解的人，過度簡化問題，像壟斷、官商勾結等等，然後就開始大肆批判，但是他又拿不出具體的可以改變的方法。

我不是說香港的地產行業沒有問題，其實在有些方面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比如說在一些商場裏面，一家公司租鋪面做洗衣店，他的租金是兩萬五一個月；我要在旁邊租一個地方做地產代理，開發商就要我二十五萬，十倍的價錢。他就是看中了這個行業可以拿高一點的租金，那為了要這個鋪位就只能給他。這就是現在的遊戲規則，擁有房子的人可以選擇出租的物件。我不敢為了自己可以租便宜一點，就要求改變遊戲規則。我採取的態度就是忍受現狀去保持自由市場的一些基本規則，比如產權擁有者有權自己選擇租客、有權談判租金的水準，因為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更好。我知道目前的不好，但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維持現狀是唯一的選擇。

許寶強：我也不同意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官商勾結，這當然不是一種好的討論方法。同樣我也反對把問題表述成一些簡單的原則，比如說越少干預越好，這多多少少其實是說不清楚問題的，反而應該很具體地談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干預。

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應該把以前的一些迷思，比如香港是自由市場所以不該干預，或者香港是很集中地走向中產社會，把這些簡單的原則放在一旁，很具體地去談每個問題。我喜歡這本《地產霸權》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作者直接去談具體的問題，其實書中是有具體建議的，包括施行地價稅、訂立《公平競爭法》、更高的累進薪俸稅、財產稅和利得稅等等。這些措施是不是對症下藥可以談，但至少沒有用“越少干預越好”的原則，先驗地框住要討論的問題。

《地產霸權》簡體版書訊：
書名：地产霸权
作者: 潘慧娴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9
页数: 260
定价: 3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0131221

專欄文章

陳雲: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2010年1月26日
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
回歸之後，警察在警局強姦報案少女，脫衣羞辱保育靜坐示威者，在香港電台門口拘捕做完論壇節目的示威少女以及掀褲拍攝其腰部紋身，胡亂控告和平示威者以襲警罪名。看來，前皇家香港警察的遺風，連帶香港的家業，在曾蔭權手上敗壞得差不多了。新政府不珍惜香港的良風善政，一切終如逝水，無可挽回。
是警察，不是私人衞隊
一九六七年之前，香港警察包娼庇賭，當街勒詐小民，如有牌爛仔。港人信任警察，來自六七暴動。暴動帶有反殖民地鬥爭的色彩，但後來因本地居民與難民要求治安與秩序，斥責土共暴徒，支持警察執法，結果反而令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港英維持公共秩序的政府功能，將中共視為境外威脅力量，強化港人的恐共情緒，產生本土居民意識，維護了殖民地統治之合法性。
暴動之後，英女王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之名，港府大增警力近六成，港督麥理浩厲行廉政，提高警察的入職學歷及訓練品質，令港人放心授權，即使後來有當街無理搜查身份證，這種其他文明地方認為是奇恥大辱之事，港人也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港英即使集權，卻是懂得克制權力的。一九七七年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威利警司嚴厲清場，亂棍打人，很多示威者頭破血流，但港英並未以襲警罪名控告示威者。襲警罪名，是對付黑幫挑釁用的，匪徒一旦與警員有身體接觸，不論是否攻擊，警察便可以此罪名控告，法庭也會輕易定罪，藉此震懾惡勢力。
然而，這是留中不發的鎮山大權。將襲警罪名用來對付和平示威者，是輕賤權力，將游散示威的市民當作暴力黑幫集團成員同等處理。同理，用重案組警力對付示威組織者，也是輕賤權力。政府是小題大做，侮辱警察（假若警察仍有良心及職業操守的話），當警察是家丁嘍囉、私人衞隊，警察日後在行使刑法權力之際，也會失去分寸，動輒濫權，成為酷吏。
個人一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赴德國之前在《年青人周報》登了文章，剖析港英政府制定妨礙自由的《公安條例》，也仗義聲援被捕的「四五行動」成員。爾後，我每年暑假回港，往灣仔青文書屋途中，都會遇到態度特別和善的巡警搜查身份證及書包，令我發不起脾氣來。最後的一次，我忍不住問﹕「我的樣子像偷渡客麼？」巡警笑說﹕「我只覺得你不像本地人而已。」我笑答﹕「也許我僑居德國太久了。」他說﹕「那你有否德國護照，為何不留在德國呢？」
「巧暴力」誘捕示威者
於是，我才明白是港英用搜查身份證之特權，借助巡警傳個口信。這是港英對付異議者的政術，雖也濫權，卻比曾蔭權政府在二○○八年將利東街的示威者捉入警署，脫光之後，要示威青年張開陰戶或掀起陰囊搜查毒品，來得文明。
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用強悍武力對付異議分子，用政治及外交方法將之遞解出境，但不會輕易動用刑法罪名，否則法治蒙污，得不償失。
回歸之後，警隊落在曾蔭權手上，卻不以強悍武力，反而用「巧暴力」（smart violence）的權術，挑釁和平示威者，例如幾個人抬起示威者用手指搓捏其肌膚，使其扭動反抗，或用圍欄封鎖或收緊示威路線的方式，肆意激怒示威者，使其發生口角或身體推撞而控告以襲警罪名，有時甚至示威者舉起鏡頭拍攝警察，也受到一般毆打的罪名警告。這是以刑法誘捕市民，《孟子》所謂「網民」（張開法網驅趕人民進入），猶如大陸的「釣魚執法」。警察在此等戰術擺布之下，會滋生詐偽之心，維護正義與法紀的操守，終將蠶食殆盡。市民—特別是面對互聯網資訊的年青一代，認清警察蠱惑的真相之後，會對警察執法失去信任。
襲警罪名濫用之後，被定罪者會引來社會同情，而示威者稍有異動，都會被控告襲警，反正罪名一樣，為何不真打起來呢？不大白不打，血氣方剛的青年就真的會動武，襲擊警察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稍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都會克制權力，不會輕賤刑法，就是這個道理。
香港法紀無存，警察與市民爾虞我詐，功利一點地說，香港還能讓資本家安居和招引大陸人來購物消費麼？港府如此輕賤刑法，不正是在挖香港的牆腳，破壞香港的繁榮基礎麼？
回歸之後，年輕人不再尊重警察，近日大量網上留言在辱罵警察，這是四十年來罕見的景象。香港警察從四十年前的頹唐之中，建立信譽，過程維難，年長一代見到今日的景象，可謂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正義的執法者，當你不斷地接到不符合公義和法理的上級命令，你還敢正視你頭上的警徽麼？你對得住市民的託付麼？再不辭職的話，你能面對人格腐敗、被正義市民鄙視的下場麼？警察世家出身的曾蔭權閣下，你還能懵懂下去麼？
（信報）

[重貼]七字頭 冇位上的一代﹖

by Damian Cheng on Friday, 08 January 2010 at 00:28
（按：當年有關世代論的討論，是2004年《明報周刊》(1876期)的一個專題（「七字頭 冇位上的一代﹖」）以及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開始的。同期，呂大樂化名林道靜，撰寫《香港四代人》的初稿。注意：當年《明報周刊》專題的世代論比較多元，也看到當中的差異與複雜性。之後，有不同的人接招。包括熊一豆的＜我們這些七字頭＞，2005年星期日明報搞的「386系列」。
 
 
七字頭 冇位上的一代﹖
 
如果嬰兒潮是指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代，「六字頭」(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就可以算作香港的嬰兒潮一代﹔這一代人成長於七十年代，進入職場於八十年代，是由貧到富的一代，這一代人上有師傅，下有門徒，曾經風光一時，亦頗以生於六十年代自豪。「五字頭」則是吃戰後苦水長大的一代，社會意識最強烈，成長期經歷了六十年代全球的風雲變色，七十年代參與了嘗試改變歷史進程的社會運動，每個人童年經歷都豐富得可以寫一部書，每一個人都顯得十分傳奇。
 
可是，可是，可是，到「七字頭」呢﹖
 
忽然間，一切無以為繼。沒有人覺得可以為「七字頭」立傳，沒有人會找出一個「七字頭」的超新星出來，並標籤之為「七字頭」。——儘管為香港奪得首面奧運金牌的李麗珊是「七字頭」。——儘管王貽興成了最年輕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得主。
 
「七字頭」，出生於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和股災，只是一種嬰兒狀態下聽到的背景雜音。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對「七字頭」來說，恍如前朝遺事。
 
「七字頭」是一批幾乎一出生就領略到電視趣味的社群。他們成長於金庸不是禁書而《龍虎門》是禁書的年代。他們最早覺得很厲害的是超合金玩具。他們小時候社會風氣保守，學生不應談戀愛，同性戀等如變態，但到他們長大，報紙甚至可以刊載「召妓指南」。
 
在看卡通成長的「七字頭」長大以後，他們遇到的是一個比卡通片更殘酷的世界。唯一與卡通片類似的是，第一集在做主角的人，到了最後一集也在做主角，而偏偏現實跟幻想不同，做主角的不是「七字頭」，而是「六字頭」或者「五字頭」或者「四字頭」。
 
當「四字頭」「五字頭」或者「六字頭」告訴「七字頭」，我在你這年紀的時候已如何如何，「七字頭」只能苦笑。「七字頭」唯一能回敬對方的是﹕「你在我這年紀時有想到儲錢買退休基金計劃嗎﹖你那時有想過，要為自己老年負責，不要給下一代留下沉重的經濟負擔嗎﹖」
 
遲熟的「七字頭」，卻要為可能早來的退休生涯規劃。
 
樂天知命的「七字頭」本身不悲哀，悲哀的是，從「七字頭」這個被社會忽視得近乎遺忘的一代，正好反映香港社會轉型的悲哀。當年約四十的李鵬飛、李柱銘，八十年代初能以青年才俊的身份訪京，今天的「七字頭」，過幾年踏入四十歲，能有這樣的機遇嗎﹖
 
斷纜的一代，自己不失落。可是，難道我們不該為斷纜的十年而失落嗎﹖
 
上位電影人彭浩翔 生於一九七三年
 
電影導演「七字頭」的彭浩翔，想起童年時一套卡通片——《千年女王》。
 
「印象最深刻係《千年女王》，我留意好耐，千年女王係無圍帶，我話，咁咪即係佢無戴胸圍……而家我至知道，哦，原來有圍係無帶﹗」
 
「隱形胸圍﹖」
 
「係，原來用隱形胸圍。」彭浩翔終於解決了「千年」疑惑。
 
大家相視而笑。大概只有在七十年代出生、在八十年代成長的「七字頭人」，才會記得《千年女王》，而且，似乎只有這一代，才是真正由電視陪伴成長的一代。
 
今天「七字頭人」會面，談起一百件事，有八九十件不如人意，唯有談起小時候的卡通、電視、漫畫，大家高興得可以聊到天亮。「七字頭」是一出世就有電視機的一代，他們不是吃奶粉長大的，而是吃電視汁長大的。影響這一代人最深的不是父母，而是卡通片，即是《醒目仔時間》、《四三?秮穿梭機》、《機動戰士》、《淘氣小雪兒》、《足球小將》、《龍珠》、《聖鬥士星矢》……
 
從彩色卡通走進血腥現實
 
「係呀，我做電台節目就知道，聽眾最大反應，就係(懷舊)卡通片、廣告歌，電話一定爆﹗」彭浩翔說。
 
幾乎絕大部分被訪者都承認，「七字頭」成長記憶，主要是卡通片和漫畫，社會意識少之又少，只是八九年中國民運爆發，才突然讓他們認識到，這個世界除了萬能俠、幪面超人和無敵飛拳，還有毛澤東、胡耀邦和坦克車，而中槍跌低的，不一定是怪獸，在現實世界中，真正被打至血肉模糊的，不是什麼百魔黨，而是一個又一個有父母朋友的十幾二十歲青年。「七字頭」進入社會，最早的掙扎，是從卡通世界融入現實世界中開始的。
 
從卡通片《千年女王》的「隱形胸圍」開始，「七字頭」成長於一個物質相對富裕的社會，基本沒有經歷過大制水、貪污、暴動，他們的生活缺乏一種「實感」，由於是卡通片和漫畫主宰他們的腦細胞活動，他們「虛感」十足，長大了也成了活脫脫的「kidult」，這一代如有孩子，他們的孩子將會成為第一批孩子，發現父親收藏的玩具會比自己更多。諷刺的是，從「隱形胸圍」開始，「七字頭」也成了「隱形一代」。按香港人口結構，「六字頭」為人口中比例最大的族群，「七字頭」僅次之，可是論影響力，「七字頭」人普遍不見了影蹤。
 
這一代如何及早上位
 
彭浩翔說﹕「以前一直以為，自己過唔到三十歲，我好鍾意占士甸，我廿二、廿三歲時，覺得自己廿四、五歲就會死，到廿四歲，弊(竟然未死)，之後就鍾意李小龍，三十二歲﹗不過，陳輝虹同我講，唔得，到你廿五歲，你唔會想死，因為你到時會覺得呢個社會欠你好多……我而家就三十二，開始鍾意哲古華拉，佢三十八歲(死)。」
 
不斷為自己「延時比賽」，彷彿成了「七字頭」的「驅魔咒」，少時可能想過廿五歲就飛黃騰達，一舉成名，因為亞歷山大大帝這年紀已經橫掃歐亞，可是到廿五歲，你可能覺得，金庸寫《書劍恩仇錄》時三十一歲，自己也不妨稍等，到三十一歲時，你會想起大器晚成的邱吉爾……大抵只有極少數人會真正為「幾多歲一定要做到什麼」設定「死線」。
 
彭浩翔廿七歲拍第一部《買凶拍人》，之後拍了《大丈夫》，贏得不錯口碑，目前拍的是《公主復仇記》，「七字頭」中，他成了專欄作家和導演，算是上了位，在三十歲之前完成了當導演的夢想。但彭浩翔表示，上一代的良辰美景，早就不再存在。「唔係我(呢一代)倒退，而是我開始回到現實，世界本來就係咁，唔係隨隨便便就可以開戲，唔係隨隨便便就可以發達。八十年代好好景，幾多戲開呀，戲要爭編劇，到我讀完書，已經風光不再，風光不再原因係，當時係泡沫……你諗下，我細個，禮拜六去金聲，邊喥買到飛﹗你買到張飛，就算齣戲係垃圾，已經可以約女仔出街﹗」
 
彭浩翔夫子自道，《買凶拍人》雖然表面是一個殺手因大圍經濟而要「增值」(找人用錄像機拍攝仇家被殺情形)的搞笑故事，但其實是講眾人在殘酷的現實中都難以實現心中理想，而必須在種種條件限制下，曲線地繼續堅持自己初衷。《大丈夫》表面講的是偷食丈夫團與捉姦老婆團鬥法的故事，其實是向曾經風光一時、現在已經執笠的夜總會致敬。「杜老誌執，我一次都未去過，我覺得好遺憾﹗」彭浩翔說。他認為八十年代開始，香港擁有黃金十年，「七字頭」耳濡目染，聽聽埋埋唔少遍地黃金的事蹟，不料，到「七字頭」一踏出社會，世界已經變天。伊甸園已經變成廢墟，一切像一列傳說中的「銀河鐵道九九九」，在闖向海市蜃樓的途中突然消逝。
 
彭浩翔覺得，自己之所以成功做到導演，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叻」，而是「我無其他可能性」。「馬田史高西斯說，最好廿五歲拍第一部電影，所以我用了十幾萬全副身家拍了部短片，谷德昭跟我說，搵我做導演，不是因為你部短片得獎，而係你證明你呢個人係非做導演不可。」彭浩翔說。
 
「我公司而家請人一樣，未必請個最叻，我會請一個最想做呢份工作人，有人太叻，有太多可能性，反而唔會專心淨係做好一樣。」
 
人生最奢華和幸福的事
 
彭浩翔說自己不是「七字頭」的代表人物，也不能算是「七字頭」的另類，他只是其中一分子。他說一次與舊同學聚會，有做生意的問他，你拍一部戲預算金額幾多，答道「七百萬到八百萬啦」，對方立即露出一個失望的表情，「哦」，彭浩翔心想，可能對方很驚訝，，又話做導演，幾咁巴閉，乜得七八百萬預算咋，都唔夠我一次訂貨金額。
 
「我無諗過，早幾年出世係咪會好，而家都覺得OK，早幾年，如果畀我搵到錢，可能變做負資產，而家我只係無，好過負﹗」
 
「七字頭人」，就是有這種「得失無所謂」的豁達——至少表面看來如是。
 
談到錢，彭浩翔說﹕「錢，我唔需要，但我需要睇書、睇戲，其實都係需要錢。我唔係好需要錢，但我好需要用錢買一個時間。今年年初，我去馬爾代夫一個星期，海邊，可以睇完一本好厚書，一路睇到太陽下山，天黑，你就知道啊，要食飯，我覺得咁樣係人生最奢華同最幸福事。」
 
「可能有人追求物質，但我唔係，我唔會渴望買一架跑車，但係我會追求悠閒時間，我希望一年可以買到一個悠閒一個月，咁樣睇好簡單，其實牽涉好多，屋企開支、同事(薪酬)——」
 
記者想起一個富翁和曬太陽青年相遇的故事，富翁問青年何以不工作，青年反問何以要工作，富翁說，這樣你就有錢，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可以什麼都不做，只是在沙灘上曬太陽，青年說﹕「我現在不是正在做這種事嗎﹖」
 
彭浩翔說，這故事他當然知之甚詳，「不過，個人唔可以由香港飛去羅浮宮，淨係去睇一幅畫，佢唔可以有線見到有報道話，德國而家正在展出寇比力克未完成劇本手稿，就即刻搭飛機飛去法蘭克福，用五萬蚊，三四日時間，淨係去睇寇比力克。」
 
「七字頭」普遍存在提早退休的心態，彭浩翔則說﹕「如果退休要培養一種嗜好，我嗜好就係拍電影，我退休都係要拍電影，咁點解我要退休﹖」
 
「六字頭」看「七字頭」
 
「六字頭」尾出生的文化評論員湯幀兆說，據他觀察他所在的文化圈子，「七字頭」的中心性格是「時不我與」，在這種狀況之下，「七字頭」出現兩種取向，一是百般努力，逆潮流而動，希望在大環境不給予機會的情況下闖出新天﹔另一種人則在默默耕耘，不求成名，只求貢獻。前一種人成功的人絕無僅有，即使百般努力博取上位，但上位後表現往往亦不過爾爾。後一種人則更為悲哀，即使本身不求成名，可是大環境的轉變卻令他們發現力不從心，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好像付諸流水，後繼無人。
 
湯幀兆說，相對上一代，「七字頭」的文化圈的確難以找到一批「超新星」。有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五八年有呂大樂、江瓊珠、趙來發，六九年有湯幀兆、潘國靈，其他「六字頭」還有岑朗天、李照興，可是，說到七字頭，湯幀兆這個與「七」較接近的觀察者，亦承認「斷」。「我們那一批人，二十歲已經出緊書，張達明已經做緊劇場，我已經出有影響力作品，而家我見唔到有一好出名七字頭創作人。」
 
「六字頭人，係有一班人，唔係得你一個，有所謂共生力量，一加一係大過二，我都已經係建制裏反叛者，很多人做到中層，自己跳出做，因為我自覺仲未到達高峰，但係七字頭人，肯定比我仲要覺得孤獨，佢亦都無我種自信。」湯幀兆說。
 
當然，七字頭人太多，或者有些人已經成名，例如憑《無城有愛》奪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王貽興(1979年出生)，可惜，老實說，「七字頭」並未造成時勢。「對七字頭人，我沒有什麼看不過眼的地方，相反，我更多的是惋惜，總希望快些有人跑出，成為超新星。我都好想捧人出，例如想谷葉偉信，王貽興就係冒起緊新星，潛力好大。」湯幀兆說。
 
卡通一代陳海龍 生於一九七二年
 
如果要說「七字頭」的人記起卡通的細節，比記父母當年的樣子還要容易，不是「七字頭」的人可能會大吃一驚，「七字頭」則覺得理所當然。
 
大家聚舊，「七字頭」有兩大話題，一是懷舊卡通(包括漫畫)，一是退休「唔Do」大計。
 
先說卡通漫畫，「非七字頭」的人難以想像，卡通對一個兒童的影響力之巨大。當父母長期不在家，而當你一出世，電視機就已經對你「擠眉弄眼」，到你長大，你是很難忘記這個陪你的時間多於父母陪你的童年友伴的。忘記電視卡通片曾給你的歡樂和驚奇，對「七字頭」來說，簡直是一種罪行。
 
海龍任職物業顧問公司，負責場推廣，平時可能西裝筆挺，不過，他滿腦子其實盛載不少王小虎、石黑龍、宇宙大帝、小雙俠甚至小忌廉的俠影或者倩影。「同事都話我，記舖位又唔見你咁叻﹗」海龍說。
 
細個好驚瘋狗症
 
那個年代成長的小孩子，對父母的記憶較少，對電視和電子遊戲的記憶較多，《四三?秮穿梭機》的張國強、譚玉瑛、梁朝偉、曾華倩、胡渭康、周星馳……
 
午夜夢迴，可能還忽然記得「細個好驚瘋狗症」，「湯鎮業(染上瘋狗症)周圍咬人，畀人燒死﹗」……
 
海龍說他「細個唔會留意時事」，不過，奇怪的是，年僅六歲的他竟然記得四人幫下台、江青被審一幕，「我第一句識國語就係﹕『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還記得，七六年毛澤東死時，電視報道喪禮。「我仲記得成日被迫睇住喪禮，我仲問阿媽﹕點解一路都係做新聞﹖播完未﹖幾時有卡通片睇﹖」
 
「我仲記得辛尼哥哥，我好多朋友成日以為尹光就係佢，點知辛尼哥哥而家成個毓民咁樣，哈哈哈哈﹗」
 
《幻海奇情》之四人歸西
 
「幪面超人我已經無1號2號記憶，最早記得係3號。《幻海奇情》「四人歸西」，我最近買番(VCD)，細個好驚，真係有嚇親，而家睇「四人歸西」，就覺得有兒嬉。」
 
其他的童年記憶，還有《龍虎門》《中華英雄》《怪異集》《壽星仔》……
 
談起龍虎門，大都會以這樣的話開始﹕「記唔記得有一期XX明明死了，又出番場」「記唔記得邊個隻手明明斷……」「東方無敵因為練九陽神功，結果燒傷重要部位，不能人道……」「走上瓦坑有條路……」「眼前一黑……」「金星四冒……」「最記得一期玉兒做封面，講火雲邪神扮王小龍同佢發生關係，那一期叫做《香消玉殞》……」
 
至於成長期的社會大事﹖「社會大事……無乜特別，除六四……」海龍說。
 
「阿媽咩衫﹖真係唔係好記得，老竇就無乜點變，今時今日都係套衫。」
 
真正連結起起海龍對父母的記憶，也是以鹹蛋超人族為藍本的玩具。他最記得小時候不知怎樣，到媽媽花了一大筆錢(記憶中是二百元)，買了一副超人家族玩具回來，結果「畀老竇鬧成個禮拜」。海龍應記者要求致電他媽媽求證當年此事，得出結果大為驚人，原來那副超人家族要差不多一千元，而當年供樓也不過三四千元。難怪陳海龍在電話中不期然說﹕「咁係咪老竇成個月人工咁滯﹖」
 
在海龍一旁的老友、生於六十年代的Simon這時加插一句﹕「我記得十一二歲時，我話買對Adidas，兩舊幾水，我阿媽話﹕『畀埋你，唔駛開飯咯﹗』」
 
十年職場 何以不能上位
 
童年的偶像是永遠打不死的卡通片主角，或者看完黃日華、翁美玲做的《射雕英雄傳》後在同學中間互扮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可是，到「七字頭」踏足社會，世界就變得沒有那樣「精彩」。「九五年樓市，我撞正衰退，早兩年師兄賺緊兩三皮(萬)，我就幾千蚊，好彩就叫做持平，唔好彩就無撈，好彩到九七買樓仲衰，到要結婚，又話九一一，之後又話有沙士……」
 
青春的黃金十年(1995-2004)，就這樣被流水雨打風吹去。
 
相比八十年代香港的「盛世」，現在機會少得多，「好難霸到位」，「我諗譚詠麟生呢個年代，可能仲衰過李克勤呀﹗」海龍說。他總結原因有二﹕「一、無移民潮﹔二、無擴張期。」
 
兩句話，總結了十年之痛。
 
「如果我早五年出世，好似我家姐那一代，只要唔負資產，就好好多，即係三十七八歲左右，就算小學無書讀，但係有得起，彈起機會好大，早十年人我就唔知，因為唔熟悉佢。」海龍說。
 
黃金八十年代
狗屎垃圾都要人
 
「六字頭」的Simon說﹕「八十年代的確係黃金年代，狗屎垃圾都要人，唔跛唔癱都可以做。海龍說﹕「我老闆一代，機會肯定比我多。」記者問海龍﹕「與七字頭人本身質素有沒有關係﹖」海龍理直氣壯﹕「係佢教我出喎﹗」
 
「你諗下，唔識電腦佢都可以生存到，你話佢好唔好彩﹖」海龍說。
 
至於下一代，海龍說﹕「八字頭比我更慘，不過，八字頭，好似淨係識電腦，而且一定唔捱得，我請暑期工，每個人都做唔到一個禮拜，佢每日淨係輸入資料入電腦，一個月三千五百蚊，如果畀我做，我都做喎﹗」
 
不過，「七字頭」亦有一優點，就是直認自己這一代不及「五字頭」和「六字頭」捱得。
 
Simon之前做廣告公司，認過九七年請了一個「七字頭」，叫對方影印，答「唔識」，訓斥之，對方竟然說反脣相譏﹕「你講就易﹗」Simon認為，在那時的「七字頭」心目中，竟做得廣告公司，沒理由做掛旗仔、佈置場地等「低下」工作，他們不知道，自己卡片上的marketing executive，其實就是公司最低職位的「美稱」。陳海龍也認為「七字頭」相對較為任性，隨時可以率性辭職，Simon認為這做法其來有自，因為以前的人打一份工幾千元，但他身上沒有幾千元，今天來打工的人，身上很可能就「袋住」幾千元，資產豐厚，自然就有「劈炮」之本錢。
 
不過，隨九七虛火一剎那消逝，近年很多大學畢生拿六七千蚊人工，做一方面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同時做中三畢業生才會做的跑腿工作。
 
美麗的卡通繽紛生涯，至此只成回憶。
 
「七字頭」特徵速覽
 
*他/她們最早和最珍貴的童年回憶，都來自電視，尤其是卡通片。
 
*與舊同學聚首，談的都是投資基金或者如何可以退休，包括是否有可能變賣家產搬到內地生活。
 
*愈來愈多選擇同居而不結婚，或結婚而不生孩子。
 
*男的多數擁有長大後補買的童年偶像首辦或模型。
 
*《龍虎門》、《叮噹》等漫畫是大家共同記憶。
 
*普遍不會對下一代指手畫腳，最多是寄予同情。
 
*如果能賺很多錢，但要犧牲所有陪伴重要的人的時間，寧願不賺。
 
*可能由於成長於物質相對富裕的環境，對物質的欲望反而不太大。有亦可，無也無不可。
 
*比較「任性」，往往可以辭職遊學一年兩年，或者離開香港到異地體驗生活一年半載。
 
*音樂方面的偶像是譚詠麟和張國榮，然後是「四大天王」。六十年代的Beatles和七十年代的李小龍，對「七字頭」來說，永遠不是親身經歷的東西，但可能是一種二手「回憶」，是一種從來觸摸不到的傳奇。
 
*中學教科書上永遠畫了不少黃玉郎式肌肉人。小時候玩過的玩意包括汽水蓋掩、搖搖、超合金、扭蛋、砌模型、掌上遊戲機、任天堂等等……最初接觸電腦時，主要用它來打機，那時還未互聯網。
 
*社會意識淡薄，但「六四」影響了很多「七字頭」。
 
*雖然自覺「生不逢時，早生十年就發達」，可是並不太怨天尤人，有一種自我安慰、滿足於現狀的心態。
 
*想賺很多錢，不是要買什麼名車或名錶，而是想退休。「人格我又有，女朋友我又有，我係差在無錢﹗」(陳海龍語)
 
*對生於七十年代，「七字頭」並沒有太重的認同感，當其他字頭的人，都自以為自己成長的年代最特別，最多姿多采，最有意義的時候，「七字頭」不認為自己的年代高人一等，有時甚至覺得自己成長期的八十年代那時的人的衣著很老土。
 
九優生Sally 生於一九七?年
 
Sally生於七十年代中期，十歲從內地移民香港，中學考到了名校瑪利諾，中五會考輕易取得九優，到高級程度會考，又取得四優佳績，之後，她獲得「李兆基獎學金」贊助，升讀英國牛津大學，讀電腦工程。當年「李兆基獎學金」得主全香港只有四人，Sally可謂香港精英中的精英，前途無可限量。四年之後，她取得牛津大學一級榮譽碩士學位，畢業成績為全班Top3。
 
可惜，也是應了一句「時不我與」，Sally九八年找工作時，剛好是全世界市道最差的一年，九七年的高峰固然過去，九九年科網股的興起卻又未至。「投資銀行以前請幾十人，那一年，請不超過十人，即使是其他國際銀行，以前可能請十個management trainee，那一年只請一個。」
 
競爭激烈之下，Sally仍然順利進入一家全球五大的管理顧問公司，可惜，外人看來非常值得欣羨的薪金待遇，相對於五年前畢業的精英，待遇仍然大有分別。據記者了解，早十年進入這些全球前列公司的香港精英，早就升到高層位置，年薪過百萬，當時一年晉升一級，實屬平常，可是，近年入職的能夠兩至三年晉升一級，已經算是幸運。
 
Sally對近年大圍經濟不景影響自己事業進程並無埋怨，她形容自己狀況是「辛苦地安逸」，雖然與上一代人比較，進程較緩，可是與同代人相比，自己仍然很不錯。「上一代現在已升上了高層，雖然他們當年與我的起點一樣，但因為環境不同，他們當時的環境，更有利他們發揮，換句話說，也有更多機會讓他們學習，現在新一代可能也有這樣的能力，只是環境不同，你能發揮的機會可能比較少。」Sally平靜地分析兩代的際遇差距。
 
內地農村長大 自小喜愛閱讀
 
Sally小時候在大陸農村度過，由於生活簡單，其他娛樂不多，因此養成了閱讀的好習慣，「六七歲就看很厚的書」。至於娛樂，在鄉間拔草已經是娛樂了。不要說《萬能俠》、《幪面超人》、《小甜甜》，她在農村連電視機也沒有。如果給她再選擇一次，Sally說仍然會選擇在鄉間度過她的童年。
 
關於社會事件，她最難忘記的是「六四」。「好記得副校長上台講，講到喊，喊到收唔到聲。」那一年她讀中一，也有參與維園靜坐，幫手做義工糾察。
 
「七字頭」成長前後大事表
 
1967香港受國內「文化大革命」影響出現「六七暴動」。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開業。
 
1969人類登陸月球
 
1972海隧通車。電視遊戲機出現。
 
1973股災
 
1974廉政公署成立
 
1976毛澤東死
 
1978四人幫倒台。個人電腦出現。
 
1979「隨身聽」出現
 
1980地鐵正式通車
 
1981太空穿梭機出現
 
1983香港實施聯繫匯率
 
1984「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1985匯豐總部新廈啟用
 
1989 中國爆發「六四屠城」慘劇。中銀大廈落成。柏林圍牆瓦解。
 
1990香港立法會出現地區直選。蘇聯解體。
 
1992鄧小平南巡
 
1995香港經濟放緩
 
1997香港回歸。金融風暴。
 
2000科網股爆破。
 
2001紐約「九一一恐怖襲擊」
 
2003沙士為患。香港爆發不滿港府施政的五十萬人「七一遊行」。
 
 
台灣長大香港發圍梁文道 生於一九七○年
 
自認識梁文道以來，他就是光頭，一派台灣知識分子味，事實他真的在台灣待過了整個成長的七十年代，要到八四年他才返回出生地香港唸高中大學。
 
「從來沒擔心過自己升不升到班，或入不入到大學，將來掙不掙到錢，一直都是做自己愛做的事﹗」被人稱作道長的梁文道，若果生於六十年代，他話說不定已走了去搞革命﹗
 
香港學生怎麼不打架
 
「我跟同輩人一起，會有一個文化的、記憶的gap，因為七字頭的人會有的集體記憶，很多我是沒有的，我在八五年才回香港，整個童年雖然在台灣也一樣看香港的電視劇集，不過聽的主流音樂就不同，回來以後看書或聽人講，很多都是間接吸收回來，沒有實在的香港七十年代生活經驗﹗不過八十年代中回到香港，仍有不少屋文化，所以又不可以說完全不知。
 
「現在這一代是愈年輕愈掌握社會，我會稱六十年代人為「錯失的一代」，好像劉細良，上一代人已經企穩了，民主第二梯隊又是更年輕的一群，中間的一群變成沒有夾縫可鑽，無論在政界、學術界、傳媒都出現這個現象。
 
「七字頭的可以說衝了上去，自己製造出空間，站上一些重要的岡位，世代的轉移，要有這血液的流通，社會才得以進步，不會就此僵住了，可以說是益了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可以承接新的機會和社會的新氣象。」
 
初中時代還在台灣，記得時常打架，同學仔都很粗暴，於是回來香港唸中學時，感覺氣氛怪怪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用半鹹淡廣東話問隔鄰同學仔﹕「你們是多久打一次架的﹖」最難以置信是香港的中學是一個學期才打幾次交，亦只有幾個同學仔會打交﹗簡直有點兒是culture shock﹗
 
圖書館是遊樂場
 
八五年回港開始對文藝有了興趣，那時特別有興趣於藝術建制問題，幾年後就發生了「八九民運」，那時他還正在排戲，大家都沒心機，只是傾現在演戲還有意義嗎﹖「七字頭是個平凡的年代，但我們經歷過八九民運，還有○三年全球大遊行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還記得早年回到香港的書局買不到書，因為香港的書局都是賣文具。
 
「我喜歡去圖書館，因為裏邊總有意外發現，像我的一個遊樂場，每次都會有意外驚喜，有時會找到一些三十多年沒人借過的書，很神奇﹗」現在多人看電子書，他不是個高科技人，比較不習慣這種閱讀方式。
 
八九年大學才剛畢業，就參加運動，因為要考了兩年才進大學，第一年考會考遇上民運，最後一天提早走去參加遊行，也不曉得考什麼，總之遊行重要。那時也正在搞戲，日日去排戲，大家傾有沒有必要再搞藝術，什麼是文藝與學術﹖
 
「香港的年青人很少有自己看法，我細細個已對很多東西充滿自己意見。」如今主持《有線電視》「香港刺針」的節目，講起時事亦有一個正經與理性，輕鬆好玩的態度。
 
他說今天的年輕人政治意識亦很強，面對經濟壓力，讀完書以後工作卻又沒保障，兩年的「七一遊行」已可見很多年青人自組網上團體參加遊行，這些小組織是主流所吸納不到的。
 
七十年代的台灣有什麼值得懷念呢﹖他露出了難得的笑容說﹕「有許多很好味道的小食，有很多的同學朋友。」接又說自己不是個很懷舊的人，對往日的記憶不會很掛念。「我們那時最流行是紅A產品，有紅A書包在台灣已很威水。」
 
「七十年代不知幾好，對六十年代的動盪有了距離看得更清楚，有批判的空間，然而仍有不少朋友覺得出世遲了，很嚮往六十年代，若果在那年代出生，我可能會投身革命，但我覺得那於我可能是一個包袱，現在想起來感覺六十年代像一場發燒。
 
「個人覺得會比上一代人有更多的空間，社會變得富有，物質開始富裕一些。」這麼多年還記得海運大開了有間琳瑯滿目的"Peter Pan"玩具店，在電視節目《430穿梭機》，參加遊戲可贏到雅達利電視遊戲機，這玩藝兒台灣沒有。「這兩年，文化及商界新人輩出，很多七字頭人都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我們算是第一批接觸電腦成長的人，有數。」
 
身在台灣 眼看港劇
 
六十年代有歐西流行曲，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即使身在台灣，然而聽到的香港歌看到的香港電視，很有本土意識，很強烈地有香港是我家的感覺﹗每次暑假回港，記得看電視劇《書劍恩仇錄》、《小露寶》、《絕代雙嬌》和《小李飛刀》，剛剛看到《佳視》收台，昨天還在看，今天竟已沒有了。
 
談到七十年代人的理想是否較虛無，梁文道不以為然，「其實我自己的理想是，將來想研究希臘和中國的哲學，好像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他說可以走像北京《讀書》雜誌的主編汪輝的路，這位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花了十年時間寫出了四大卷百多萬字的研究論著，講的是「現代中國到底是什麼」﹕析出中國學術如何走出今日的學術分科和組成過程，反映出這文化怎樣看世界，書籍的分佈，世界觀的影響﹔原來中國沒有文化這概念，要以西方框架構來看中國文化……
 
 
政壇新人類盧民漢 生於一九七七年
 
孩提時代跑上山頭，那時候小孩口中叫的菠蘿山（原名青山），附近還有足球場，七十年代從屯門這最高處望下來，只有寥落的幾個屋，那時人口不多，是個小小的星城巿，發展跟外邊城巿有種隔離感。
 
那年代學壞的情況沒有今天嚴重，至少還未有「搖頭派對」（rave party），還沒有今天那麼多童黨、黑社會問題。
 
長大以後，幾年前有次再次登上菠蘿山頭，發覺整個社區外表變得好像很漂亮，然而四處的高樓大櫛比鱗次，山頭大自然風光卻日漸消失，雖然沒有移山填海的大變動，然而從高處眺望下來，睽隔小孩時看一切都美麗的時空，亦有點面目全非失落的感覺﹗
 
舊卡通成新潮流
 
「我們是早熟的一班，在中一年代已加入「社署義工組」擔任少年義工，那時做很多社會服務，主要給一些弱勢社群搞活動，幫助新移民等，這直接影響到我上理工大學時報讀社會工作學系。
 
我們七十年代末長大的人，剛好看到香港還有艱辛的一面，我們的父母仍然是捱苦的，我們的成長剛好是看香港由貧變富的一代﹗
 
在孩童時代，當然就是吃電視奶長大，印象最深刻的有《龍珠》、《聖鬥士》、《變形金剛》、《四驅小子》，電視劇倒是少看，主要是成班朋友一放假就去燒烤踢波。他說童年時很多回憶今天都可以買回來，因為七字頭的人今天是社會上消費的主要族群，商人乘時大量推出往昔的《聖鬥士星矢》、《龍珠》等吃老本的紀念版玩具。
 
那時在青山灣學游泳，見都是水清沙幼，現在看水都變黑了﹗
 
北斗星的美麗印象
 
記得大約五歲時候，跟一班朋友仔跑上山景附近的山徑，爬上山還有個瀑布可游水，還可以望見整個屯門，那時候就只有山景和良景兩個屋。那年頭沒什麼特別娛樂，屯門是遠遠地被孤立的一個區，那時沒有輕鐵，更沒有商場，學校幾乎就在樓下，出屯門的機會可說甚少﹗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基本上屯門巿中心尚未成形，一齊玩的就只有小學同學，同住公屋有一個社區關係。母親是知識分子，時常教鄰家小孩們功課，算是中的孩子王，家中亦成為鄰小孩子出出入入讀書和遊戲的中心。
 
談到七字頭人的普遍處世態度，民漢笑笑想了想﹕「我們這代人什麼都不太計較，幫助身邊人幫助弱勢社群都有些理所當然。
 
「我們一班七十年代成長的朋友仔，中一開始一齊做社會工作，以往每五年我們都會重聚一次拍張照片，不少朋友仍有做社會服務，甚至跟我一樣是讀社工出身，可以說是昨天的我建構成今天的我。
 
「七十年代的人，可以說是見證了六十年代，也享受八十年代，我們是中間的一個銜接點，七十年代沒有什麼令我們自豪的大事發生，然而也是少有難得沒有大事發生的時代，然而正是因為我們的年代平平穩穩，讓香港得以靜靜地發展，由動盪的六十年代過渡往起飛的八十年代。坦白說有點慶幸自己是七十年代生的人。
 
「若果出生得早些，自己可能就沒有今天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們七十年代的人，正是享受父母在六十年代辛苦捱出來的成果﹗若果遲些呢﹖可能自己亦會變成新一派的打機唱K一族，玩到癲，不知到幾時才會醒覺﹗
 
「我自己醒覺得早，到大概中四時候，就覺得將要面對會考，將要面對入大學的路，我就立志將來要做社工，他還依稀記得七十年代末還流行一套港台電視劇集《北斗星》，講的正是我理想的社會服務工作者﹗」
 
七字頭政壇路難行
 
「從前七十年代屯門的社會問題，主要是一些鄰舍問題，社會本身的訴求不多，人人都相信自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好像家家都有經濟問題，那時沒有這麼完善的綜緩制度，不過肯做就可以生活得到。」民漢說到今天屯門的社區日漸複雜，青少年問題特別嚴重，五年前的童黨問題尤為嚴重，還有很多新搬遷入來的家庭適應問題，但比較來看，屯門因為發展較慢較長時間，已比鄰近的天水圍及元朗好﹗
 
理工大學時代的一位老師，是屯門區的前任區議員，在民漢二千年畢業時，就介紹他參與社區工作，前後做了四年地區工作，到去年十一月第一次參選，終於成為自己成長這一區的區議員。
 
談到在本身所屬的民主黨，黨內現時主要由五、六十年代的一輩人擔任黨中要職，他說亦有感到七十年代人較難上位，像今次立法會選舉，幾位民主黨內七十年代輩的年輕人都排在選舉名單末梢當然是鎩羽而歸﹗
 
他說自己才剛上任區議員，很難說將來會怎樣，是否有晉身政界的野心也很難說，即使說不到政界工作，自己亦會回去做社會工作，義員的工作，某程度上跟社會工作一脈相承。
 
講到七字頭的議員身份十分尷尬，是為第三到第四梯隊，反觀由九四年民主黨成立至今，幾乎擔當重任的人從沒有退過下來，然而民漢覺得有危才有機，自己正報讀不同的課程去裝備自己多些，好面對政壇前路的競爭，對於政治前景，他輕輕地帶上一句是﹕「努力加上希望吧﹗」
 
「我們環顧同輩的朋友，其實七字頭的人，現在失業情況十分嚴重，經驗我們不及六字頭，後生我們不及八字頭，我亦只有勉勵他們多點裝備自己﹗」
 
「六十年代人很堅毅、七十年代人卻肯拚搏、有活力。」這位小時候去荔園、吃童星點心麵長大的一代，說起那個年代，少年時除了很以捱苦養大我們的父母為偶像，就是愛聽張國榮的《沉默是金》，還有許冠傑的歌都啷啷上口。談起七八年的《超人》電影主角基斯杜化里夫剛逝世，起他記起四歲時，父親第一次送給自己的一個玩具美國超人，按腳時手會活動那一種，玩了多年連顏色都脫落了，然而仍是自己最心愛的珍藏，因為寄託了父親對他的期望啊﹗
 
七字頭——退休是人生的開始
 
不少「七字頭」的人說，目前最要盤算的東西，排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是退休、退休和退休。陳海龍說﹕「唔會諗買車，諗退休﹗」曾經有一位做生意的「六字頭」說，新一代沒有他們當年那麼渴望擁有一件物質，例如名貴跑車，於是工作上也表現得遠不如他們八十年代般積極拚搏。證諸身邊「七字頭」友人，的確沒有人因為要買一隻名表或者保時捷而拚命死做——只是他們即使不渴望買名車，卻已經給定額薪酬的工作折磨得臉如死灰，有點雖生猶死。
 
由於身邊「七字頭」聚首例必談退休，這個說希望中六合彩，那個說已買了什麼「優游」或者「豐盛」計劃基金，諸如此類，二三十歲的人，好像已經為幾十年後的退休生涯徬徨得不可終日。「非七字頭人」難於理解的是，「七字頭」的退休規劃，不是純粹貪圖享樂(即使享樂也是一大誘因)，而是因為「七字頭」內心充滿恐懼。當「七字頭」見識到無數三四十歲中年上司逐個被炒、同輩接連失業、人工每況愈下之際，其他年代出生的前輩就不能怪責這批「七字頭」何以對公司如此不忠誠。老闆以為「七字頭」經常想轉工跳槽，其實「七字頭」更進一步想到如何盡快完全脫離工作行列。
 
對其他人來說，退休是晚年才想的事，退休是六十五歲的事(例如強積金的主事人就一廂情願以為大家到了六十五歲居然還有工作做)，可是，「七字頭」的保守估計是，自己做到四十五歲還有工作做「已經好叻」。
 
他們反而奇怪部分「六字頭」竟然毫無「居危思更危」的心態。「今天的工作已經朝不保夕，何況五年之後﹖現在仍不儲備退休資本，不是等幾年後或十年後乞米乎﹖」重要的是，「七字頭」更懷疑，一份朝九晚十一沒有補時(或有補時)的工作的分量，是否可以讓一個人在看不見「明天會更好」的前景下，繼續堅持做上十年或者二十年又或者三十年。
 
近閱《做個有錢人——基金儲蓄致富全書》，發現作者杜比在書中所敘述朋友相聚的情景，竟同筆者「七字頭」的聚會同出一轍，都是大談退休和生不逢時，於是冒昧致電直問杜比是否「七字頭」，答案果然是﹕是。如此看來，「七字頭」真的頗有「共性」。
 
杜比以往做財經傳媒，十年後自立門戶，搞財經出版，他說身邊不少朋友確已開始做退休的財務規劃，原因是這批人踏入職場的「黃金十年」，有如死水，年近三十而事業未有突破，再過幾年又要面對中年危機，假如不好好做個人財務規劃，將來日子可以預見會非常難過。這些人之中，不少學歷甚高，讀過大學碩士的大不乏人，可惜讀完才知道這對事業和薪酬沒半點幫助。相對一些「六字頭」人，「七字頭」人更早知道要強迫自己做長遠的基金投資，「六字頭」反而顯得後知後覺。由於累積投資年期的複利增長因素，因此，晚了十年投資，「六字頭」要取得足以退休的回報比「七字頭」肯定困難得多。
 
 
後記
 
也許應該找廿五歲的王貽興做訪問。
 
也許應該找三十四歲的李麗珊。
 
可是，這個專題，終究不是「七字頭」成功人物專輯。
 
「七字頭」應該還有很多成功人士，只是大家一時想不起來。
 
「六字頭」的湯幀兆說，希望「七字頭」現在尚未能冒出頭來，只是因為延期。換言之，他希望「七字頭」不致夭折，只是懷胎十一個月才出生吧。
 
「七字頭」固然有看不過眼的事情，如工作制度的奴役化，如大企業的霸權，可是說到自己際遇，總有一種「謙厚」，這種「謙厚」可能是一種缺乏自信和膽氣的表現。湯幀兆說他們「六字頭」一代，由於成長時發揮的機會較多，早歲成名，因此表現得比「七字頭」更有自信，敢於叛逆於現有架構。
 
「七字頭」則在臉上掛滿謙厚，內心依然反叛。他們不是要改良現有制度，不是要革命，而是從根本上脫離這制度。活於現實，懍於現實，一方面卻又對自己有一種超現實的期待。這種超現實主義，可能源於童年時無量數的卡通片的薰陶。
 
美國作家Ernie J. Zelinski在九七年寫了一本《The Joy of Not Working》，道盡了「七字頭」的「不想上班」心態。「七字頭」認為，一個人若能有機會不上班(注意﹕是不上班，不是不工作)而仍然上班，這個人的行為簡直是可恥的。「七字頭」最看不起那些一失去了工作就不懂得消閒的蠢人。
 
為了做這個題目，找了很多舊物，重看了很多舊卡通片的主題曲，懷舊之心頓起，心情激動。真的很感謝卡通片曾陪伴自己成長。這時你會想起《星光伴我心》片末的一幕。雖然你看的不是被剪掉的接吻，而是打打殺殺或者古靈精怪的卡通。
 
「七字頭」的學校可能也盛載不少回憶，可是，如果要選擇，我寧願用一百張小白兔功課，去換取重看一次《七小福》的機會。至於「七字頭」是否難以上位，那不是我最關心的。最重要的是，我認為，「七字頭」如果比「六字頭」幸福的話，那一定是因為「七字頭」童年時看過更多卡通片的緣故。

唐英年 發言全文

明報專訊】Simon（沈旭暉）、Anthony（胡定旭）、

各位Roundtable的朋友：

早晨！很多謝Roundtable邀請我這個既是五零後也是50後，出席你們的周年活動。

既然是圓桌會議，我有3點希望：第一，希望我們大家處於一個平等的位置；第二，希望各位不要因為年紀或所謂世代的差異，尊稱我為「唐老」；第三，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我是建制中人就先把我的話自動打一個折扣，不論我說得中聽不中聽，請大家都視之為一個熱愛香港、並且有幸能為社會做事的過來人一點肺腑之言。

今天這個學術會議的討論議題，有新世代與香港精神、網絡政治文化、教育與向上流、文化融合與西九、青年人的公共政策建議、內地與香港一小時生活圈，可謂虛實兼備、長短兼顧，與年青人息息相關，不少更是我目前工作上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很希望日後有機會與大家就這些題目作比較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Simon很寬容，沒有指定我發言的主題，於是我可以自由發揮。學術演講並非我的專長，倒不如隨意談談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看法。

回顧2010年，80後問題肯定是其中一個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分析和討論的角度也非常多樣化、人物剖析、抗爭手法、代表的理念、現象的成因、世代之間對遊戲規模和話事權的爭奪戰、與傳統政治勢力和媒體的互動、現代科技手段的實戰應用等等。

無可否認，80後現象成為熱門話題，相當程度上是媒體和網絡科技所造就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後比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爭場面，然後大家嘗試去歸納和總結80後的一些表徵和行為特質。但撇除這些，我更感興趣的是這個現象的成因和社會基礎、背後的理念，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我知道不少青年朋友其實有點兒抗拒被簡單地歸類或標籤化，然後被套入某種固定的行為模式，更不願意外界把他們的動機解釋為因為「上位」難而通過社會運動去宣泄不滿或者試圖改變遊戲規則。

當我還是青年人的時候，同樣有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兩個年代的具體訴求可能有所不同，表達的方式或抗爭的手段可能有所差異，但同樣是基於對理想的追求，同樣是出於對一些社會現狀的不滿。

社會運動許多時候促使我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現象作出反思，可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最起碼也是讓社會上一些怨氣得以釋放的閥門。雖然不少社會運動見到年青人的影子，並且因為他們的激情吸引到傳媒的焦點，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化為年青人或者所謂80後現象，否則就很容易陷入一套世代鴻溝的簡單邏輯。

事實上，回顧近年來香港社會的一些變化，雖然起初有不少是由年青人去推動，但最終能夠形成氣候，主要還是因為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背景，令跨世代、跨階層的公眾逐漸接受一些價值的改變。打一個譬喻，青年人就像是播種者，但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

我們看保育、環保、對本土文化的回歸、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對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和經濟成果的爭論，都能夠看到這種軌。

當然，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

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

在這個情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不論用什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

第四點是避免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這裏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這些是一位50後的想法。交棒是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接棒庄」。你們期望接手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跨世代的溝通是我們雙方的共同責任。有人說，政客用得最少的器官是耳朵。我一直引以為戒，也希望與大家彼此說一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thank you。

轉角 - 陳雲 臘肉回味

(2011年01月04日)
冬令，即使牙力不勝，也思食臘肉。臘腸夏天也食，臘鴨髀用來做湯飯，只是臘肉又肥又硬，只在冬夜思念。說思念，也真是思念而已，冬寒至今，仍未開口叫傭人去買。到了如今，想一想臘肉，已是興味盎然，食不食倒是無所謂。
天要冷，家要貧，米要糙，如此食臘肉，方得其真味。天冷無懼肥油，家貧珍惜肉食，米糙則可襯托油膩。如今天不冷，家不貧，米又是油光滿身的泰國香米，食臘肉失其時矣。舊時肉食珍貴，鮮肉已是美味。
臘肉是鮮肉的昇華。先用鹽醃，提煉肉之鮮味，再以風乾濃縮，加水蒸或放在飯面蒸熟，臘肉略變軟，入口之後，耐嚼之，則肉味還原口中，而土產絲苗米又糙又硬，遇上臘肉之油脂，便是久旱逢甘露，加上家貧的現實對照，便有家肥屋潤的幸福幻覺。
臘肉乾而耐嚼，吞食之後，牙縫又留有臘肉絲，飯後用舌或指甲剔出再嚼，美味的幻覺久久不散，這是童年家貧的記憶。家貧而又可以享鹹魚、鹹菜、臘肉和元朗絲苗，皆是心安之故。見了菜田盈疇、雞鴨成群，貧家便有心安之感。
如今的人，即使擁有所謂自置居所、股票基金和保險年金，一切依賴制度供給，而近年制度諸多欺詐，城市人困在高樓之上，心也是不安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臘肉可以在元朗買到天然日曬的臘肉，農村也可自家曬製。北風初起，農家即使忙碌，也騰出時間曬臘肉。在墟市買五花腩肉，切條，放在盆內，用生抽、老抽、鹽和汾酒或米酒醃過夜，肉頭穿一條紅色的小麻繩，掛在曬衫繩上，任由乾風吹拂。曬了二十幾日，臘肉便變色變香。放在籃內，待冬至或新年食用。
在真正貧窮的六十年代，臘肉也是稀罕。能在金華火腿月餅食到一塊「冰肉」——臘肉的肥肉部分，已是難得。農家只能獵殺麻雀、白面鴿(水鳥)、斑鳩甚至田鼠，用豉油和鹽醃了臘乾。食這些臘味，例如臘麻雀，真的只夠一口，之後便只能回味。所謂回味，並非空口說的，要真在貧困之時才懂得。譬如臘麻雀，一團小肉隨白飯吞了下肚，往下的幾口白飯是沒餸的了，只能靠腦海的記憶來回味。所謂回味無窮，實有其事，並非造作。回味的感覺，以前認為是貧困，如今認為是富饒。
肉食在古代是珍貴之物。《論語．述而》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弟子奉上十條臘肉做拜師的見面禮，他就不會推辭，有教無類，收入門牆。
孔子家貧，喜食臘肉，是安貧樂道了。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三文治 評論香港的夾心文化及混雜語文，中文、英文、港式中文，三文一同治理。

教中文，用粵語（上）
1月4日 星期二 00:20
辨別人與其他動物的其中一個標準，是語言能力。發出聲音，產生意義，而意義的單位，即是語素（phoneme），可以自由組合，變成詞與句。語素有元音、輔音和滑音三種。原則上，語音和意義的配搭是任意的，但經歷悠長的文學創作之後，也有約定的對應關係。例如英文的輕重音與中文的平仄聲，各有其感情對應。做詩文、作演講、寫通告，要打動人心，音韻節奏，不可不通也。

中文的文言創作，語音以隋唐的中原音或北宋的中州音為本，輔以當時的方言鄉音，故此，繼承自明清北方官話的普通話，丟失了音韻，特別是入聲和合口音，頗不利於文學之傳承。文學一旦失陷，則品味教育與言辭修養，無從說起矣。

北方人無可奈何，只能接受語音殘缺的現實，嶺南人有來自秦漢隋唐的粵語，就不要屈就北方官話，自我作賤，用普通話教中文了。普通話是中國交流語，是必須學的，然而普通話語音簡單，極容易學，是毋須改換中文堂的授課語言來學普通話的。真的要加強鍛煉普通話，可以闢出一兩個術科來做教學語言，中文堂則須堅持粵語教學。這是語言科學的通則，也是文化傳承的宏願。粵語區用普通話教中文，是以俗變雅，用夷變夏，違背孔門之教。

教中文，用粵語（下）
1月11日 星期二 00:20
去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日，電視新聞見的是一張空凳。事後，有作家矯正，說是空椅。那是有靠背和扶手的，當然是椅。港人說它是凳，是另有所本。

二十多年前，夏韶聲唱的《空凳》，林敏怡曲、林振強詞，是哀悼老父大去之後，剩下空凳一張。長輩在家中安坐的，自是椅。一九八五年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的台上，夏韶聲演唱此曲，台上擺的道具，也是椅。

粵人文如其音，凳是凳，椅是椅，只有囉唆不覺其煩的某些北方人，才好意思將口語的椅子和凳子，直寫入文。香港人愛說空椅是「空凳」，純是由於粵人聲韻敏銳。凳（dang3）之音，如磬如鐘，有虛空迴響，可承接前面的空（hung1）字的虛空音；椅（yi2）則是舒展太息之音，將「空」字的韻洩去了。凳之音，有想念已久、虛位以待之意。北方的凳（deng去聲），其音略為短狹，如登高的登，沒了虛位以待的聲音聯想。寫「空凳」，北方人不會明白，他們愛寫「空椅子」。在「普教中」的香港學校，學生連寫「空椅」，也會被北京    老師紅筆打叉的，說不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以前香港人命名機構和商店，也講求音韻。例如「香港電台    」（hoeng1 gong2 din6 toi4）用粵語讀，恰好是粵語韻表的高平、高上、低去、低平，其聲由高平開首，用低平受束，高平是正氣，低平是親民，四字讀來婉轉平和，安慰人心，可謂金聲玉振之佳構。一九七六年，有了電視製作之後，英文改為RTHK（Radio Television ），中文依然是「香港電台」，是粵音聲韻的堅持，只有香港人明白。

北方官話混雜胡音，再遭受政治之規定而簡化，脫落大量音韻，與漢字可謂音義離散，不利語文傳承。很簡單的，粵語讀的「合」（hap6）字，真的是合口而緊閉的，音義相合。普通話的合（hé），就張開了口，想合也合不來。粵語說的荊棘（ging1 gik1）滿途，短而刺耳，聽了就知是滿途荊棘。普通話說的荊棘（jīng jí）滿途，憑聽覺，輕輕浮浮的，還以為走上了鵝絨鋪的榮華路。

粵語講「含蓄」（ham4 cuk1）兩字，前者是合口音，後者是入聲。粵人說含蓄，含真是合口的含住了，蓄是真的緊密的蓄住了。普通話讀含蓄（hán xù），含不了，也蓄不住。講含蓄而不得含蓄之聲的方言族群，要知含蓄為何物，難矣。北人用普通話學中文，引致音義離散，文化也隨之失落。北人是無可奈何，隨他去了，廣東人、香港人也用普通話學中文，就是犯賤了。
普通話讀舊詩詞不合音韻，已是常識。然而，由於古人詩文不分家，散文也講究音韻鏗鏘，故此用普通話學古文，一樣是不得要領。

北宋范仲淹撰《嚴先生祠堂記》，歌頌漢光武帝之高士嚴子陵之高風亮節，初作「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高士李泰伯看後說：「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提議將「先生之德」字改為「先生之風」，一言驚醒，范仲淹欣然從之。從意義而言，「德」字狹窄，不如「風」之廣泛，流風遺韻，與「山高水長」相配。從音韻而言，「德」（dak1）字短促而絕，意味風流絕焉，不如「風」（fung1）之響亮遠達。

粵語傳承古音，讀德字顯見短促，讀風字則暢達綿長。用普通話讀，有分別，但對比不大。由於中文是音韻語（tonal language），修辭意義也用音韻傳達，北方音韻不通，單憑字義，便無法學到古文精義。

再舉一例。歸有光《項脊軒志》，以陋室之幾度修葺，比喻家庭之悲歡離合，通篇的文眼，只是一句「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文章各段，由悲轉喜，由喜轉悲。悲喜之轉化，除了依靠敘述事態，也因悲（bei1）喜（hei2）二字韻母相同，發音相近。用粵語誦讀，音聲入耳，解得通暢。用普通話誦讀，悲（bei1）喜（xi3）之轉，語義可解，語音則不解。

音義離散，是北方普通話的莫大缺陷，由康熙皇帝強行指定北方話為國音之後，乃至中共用刑法和公共政策強行推廣普通話，是近代中文傳承之大遺憾，於詩文之創作，於哲理之開闢，其禍患無可挽回。惟望嶺南邊陲之地，特別是擁有文化自主權之香港，可以保存粵語教學，為中華音韻延續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