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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11六夜27°C 74%:和平獎還請大統領另起爐竈! - 一年一度的諾獎猜謎遊戲只剩“經濟”了。 科學獎通常有盼望、少爭議。文學獎既有盼望也有爭議。最富爭議的是政治性的和平獎。但近年的遴選標準很清楚:“人權”!其餘免問。 經濟獎也多少帶點爭議,但近年已由十幾年前美國學者包辦,變成較多頒給歐洲學者,多少反映經濟哲學由右派的美式自由,轉向較左的歐式干...
    10 小時前
  • 刹车踏板断了,测评视频下架,国产车质量问题,竟成了政治问题? -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10-9 10月8日,汽车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V800制动测试视频:三辆全新未经改装的汽车,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小时至完全停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时,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相似。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
    16 小時前
  •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includes AI safety goals – Xinhua -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new broad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dopt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includes demands for establishing artifici...
    19 小時前
  • *The Castle* at Linseed Projects - September 13 – October 31, 2026
    1 天前
  • 【台北】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 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陳植棋自畫像(左,1930,東京藝術大學典藏),以及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右,1987,家屬收藏) 台灣美術史中重要的畫家有很多作品都是與西洋美術史中印象派的畫家"對齊"的,向日葵、花瓶、靜物、山,最重要的都是寫生實景不是虛構,而最重要自省的就是"...
    2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2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4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7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7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9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10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10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1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1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3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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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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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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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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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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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前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港府房地產治港的荒謬 .林沛理

港府堅持高地價政策,在市場上兼任球員與裁判,與地產商的利益一致,損害基層利益。

改變社會人士的看法,遠比改變社會現實容易得多 (Changing perception is always much easier than changing reality),所以沒有決心進行根本改革的政府,總是千方百計要「管理」好市民的看法,企圖用「改革的錯覺」(the perception of change)來平息民憤和取代「改革的真實」 (the reality of change)。行政長官曾蔭權上週發表的《施政報告》,只是提出了一些早該提出的規管地產商售樓的建議,卻成功製造了「改革的錯覺」——多份本地報章非常「合作」和「體貼」地以《特首鬥地主》、《政府向地產商宣戰》、《政府真打地產商?》等標題加以報道。

單看這些標題,這份《施政報告》似乎標誌著特區政府的房屋以至經濟政策的重大轉向,這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地產發展商多年來從賣地和賣樓中賺到暴利,它們當然不會大舉涉足其他業務——這樣做的機會成本太大,而各行各業卻要擔起難以負荷的經營成本,結果香港變成了一隻只懂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嚴格而言,《施政報告》提出的規管措施連建議也稱不上,而只是「建議提出的建議」:政府計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討論規管措施的立法,並在一年內提出建議。

更關鍵的,是整份洋洋萬字的《施政報告》,口口聲聲說要向市民交代處理房屋問題的「工作成果」,卻竟然對政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全無反省、隻字不提。曾蔭權向各界解釋《施政報告》,也僅承認樓價暴漲,政府唯一的錯失,是沒有向市場提供足夠的土地興建房屋,這是睜大眼睛說瞎話。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level playing field)。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主要的參與者。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

身為全港的最大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shadow property developer)的模式和原則運作。難怪市建局在香港成立多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咀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

一國兩制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五十年保持不變。於是,保護地產商以及他們在建制和現狀中扮演的角色和獲分配的利益,也就成為特區政府不用言明也無需言明的基本職責;更何況特區政府一直堅持高地價政策,它與地產商的利益根本就是一致。從這個角度看,要特區政府有效監管地產市場是緣木求魚。正如崇尚小政府的前美國總統列根(里根、雷根,Ronald Reagan)所言,在這件事情上,政府不可能解決到我們的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的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我們當然不可以期望只剩下不足兩年任期的曾蔭權,會去做那個用石頭鑿船、挑戰現狀的人(the man who rocks the boat)。再說,以政治領袖而言,曾蔭權向來缺乏遠見和視野,即英文所謂的「the vision thing」。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是減少隔代貧窮的最有效方法。所言甚是,但他的教育脫貧之道,卻原來只是將用來購買書簿的定額津貼,由目前的四百零八元增加至一千元。一個不懂得從大處去想(think big)至此的特首,我們還可以對他有什麼期望?■

2010年10月26日 星期二

法治人 戴耀廷 香港政制發展必由之路

010年10月27日
已有不少人提過要理順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關係,發展政黨政治差不多是必走的路,但為何香港政黨發展到現在還是不太成熟呢?說要發展政黨政治,憲制上又有什麼方法促使政黨能發展起來呢?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怎樣才算是政黨發展較理想的地步,從而配合香港政制發展。

較成熟的政黨發展必須大致能達到以下要求:一、政黨的成員有能力出任政府的主要決策人員;二、政黨能整合社會不同利益、並提出全盤管治策略及方案供公民評價;三、政黨能吸引社會的精英分子參與;四、政黨有規模地培訓成員擔起管治責任;五、政黨有完備制度有序地產生領導層及安排領導層交替;六、普羅市民大體信任及支持由政黨執政。

不重培養執政能力

由於制度上的設計,令香港的政黨只會是永遠的反對黨,故難以驗證香港的政黨成員是否有能力執政;並由於在制度上它們都只是反對黨,即使是屬建制派內的政黨,也因資源有限及掌握資訊不足,令它們在現階段都很難設計出全盤管治策略及方案;也因政黨在制度上的局限,它們很難吸引社會最頂尖的人才加入。在缺乏執政經驗下,政黨的培訓工作也只是流於紙上談兵。

由於現有政制提供的政治出路有限,政黨老一輩領袖又還未願退下來,令黨內年輕一代缺乏政治空間和歷練機會,以接替上一代的領導層,故常會出現黨內老中青之間的矛盾,影響黨內團結;普羅市民對香港政黨有能力執政仍然缺乏信心,這些都是香港現政黨發展停滯不前的表面原因。

更深層的原因,應是涉及政治歷史、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的因素。追本溯源,共產黨起草《基本法》考慮到九七後香港的政制時,並不太希望香港出現組織力強大的政黨,頂多也只是容許一些充當政治花瓶的政治小團體。那時候,談政黨仍是一種禁忌,因共產黨是中國全境內唯一可以享有政治實權的政黨。到了現在,共產黨這想法可能鬆動了一些,但對在香港搞政黨政治仍不會是太正面。

制度防止政黨發展

同樣基於這個政治原因,從特區的政制設計已可看到不少工夫是要防止政黨發展起來,這包括了規定行政長官不可屬任何政黨;立法會的選舉辦法不會發展出兩黨競逐的模式,而是要使很多細小的政黨出現,令立法會常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以便分而治之。從制度上壓抑政黨發展,是導致香港政黨經過多年發展,到現在仍是欠缺成熟的根本原因。

很多港人也可能因國內共產黨這政黨是一黨獨大,故對政黨這東西也連帶產生了不信任,會先入為主抗拒任何政黨。要突破這困境,也得要從上述政治歷史、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這三個深層原因入手。北京政府在今回政改願意妥協,相信也是看到香港政制再繼續這樣拖拉下去,對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不利,長遠也不符國家利益。

在制度上起碼有兩點改變是必須的。一、取消行政長官不可以是政黨成員的限制。由於行政長官在2012年還不是由普選產生,若把政黨的限制在2012年就取消,後果可能會是政府的認受性受到更大的質疑,因如果他任命其政黨的人士出任主要官員或重要公職,那會使人覺得他是徧幫其所屬政黨,讓那政黨有機會在普選來臨前可不公平地積聚更多政治本錢。因此,取消政黨限制應在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時一起引進,但應於現在就明確作出此項規定,讓各政黨及香港市民看清未來的方向。

二、在2012年新增的五席全港單一議席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在2016年由區議員提名可改為由政黨提名,那就能提升政黨在分配政治資源的角色。過去政黨對有志之士缺乏吸引力,主因是政黨不具有分配政治資源的權力,有能力的人不用參加政黨亦可以當選,故他們並不需要政黨支持。若能在現有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立法會的組成方法,把這一類由政黨享有更直接權力去分配的議席數目增加,那就令政黨成為進身政途的重要途徑,大大增加政黨吸納頂尖人才的能力。政黨有了人才,不少發展上碰到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港人抗拒政黨文化

要改變港人對政黨抗拒的政治文化並不容易,也不是短時間可以達到,可能要政黨有了實質表現才能取信於民,扭轉市民對政黨的負面感覺。但當前還是有一樣工作可以立刻做,那就是制定政黨法。制定政黨法當然就着制度發展來說(如讓政黨在政治資源上有更直接的分配角色),也是極之重要。政黨法會清楚定義什麼是政黨、設立登記的制度,包括登記的條件及程序、規管政黨的政治捐獻及競選經費、對政黨的財政資助及其他支援、政黨決定參選人的選舉制度、規管政治廣告等。

但就着政治文化來說,制定政黨法還可向公民發出清楚的訊息,就是政黨對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制定政黨法的過程,亦可讓各界對政黨的角色及功能有更深入的認知及討論。制定了政黨法後,所有按政黨法而成立的政黨都可享有更高的正當性,能逐步改變現有對政黨較負面的政治文化,為政黨在未來真正扮演執政角色鋪路。
股神的「價值投資法」。股神一直深得投資者的景仰,主要是其把握入市時機的準繩度,可以說得上數一數二。而股神對股市的估值方法,又是否深不可測呢?股神早已在2001年的《財富》雜誌中,向投資者公開其估值的秘訣,老畢在此再引用一番,以公諸同好。

原來股神的估值方法相當簡單,以美國所有上市股票的市值除以國民生產總值(GNP)【圖】,所計算出的百分比將可反映一切。若然比率升至空前的高水平的話,即在股市賺取的回報已超越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事情於理不合,代表強烈的警告訊號已經發出。股神認為,當比率跌到70%至80%的水平,股市實屬便宜;相反,當比率升至接近200%,即1999至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時間,投資者還在投資股市的話,與玩火無異。看一看附圖,比率正由低位60%,悄悄回升至超過100%。根據股神的說法,現階段而言,美股略嫌偏貴了。

王永平 地產商、特首、小市民

010年10月27日 00:00

尚餘一年多任期的曾特首終於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就地產商的不良行為提出兩項針對性的措施。第一是限制「發水樓」包括降低停車場、露台、工作平台和會所的樓面面積寬免,收緊容許興建窗台的面積及加設百分之十的整體寬免。第二是成立督導委員會,具體討論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包括以實用面積作為公布呎價的唯一標準,並於一年內提出建議。


近年政府供應興建住宅的土地數量極少導致樓價飈升,與地產商把樓宇發水令其暴利更上層樓,同是源於政府的錯誤政策。前者涉及實行予地產商絕對主導的不勾出土地不賣地的制度,後者受惠於鼓勵發展商提供各項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和環保寬免。現在政府大義凜然地限制發水樓,卻不提地產商只是依法辦事。例如剛有報道指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地鐵,其荃灣西站5區樓盤設計包括12萬平方呎大型會所及30米高巨型多層停車場,可能導致未來業主須多付4億多元(明報 23.10.2010)。(其實不少業主不介意有漂亮的會所和環保露台,只是對一方面免除地產商地價,另一方面更容許發了水的建築面積作為售樓的標準!)


再說樓宇面積,特首說,『賣樓是一生人的儲蓄,如果買樓回來,告訴你是800呎,量度後是630呎,是「縮水」的,那很氣人的,連我也罵,人人都罵,這個情況不公道。』(見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記者會談話全文 13.10.2010)以特首的例子計算,「量度」或內隴面積是建築面積的78%。售樓的地產商算是有良心,縮水程度不多。讓我拿一個實例比較,是公營的市建局售賣的Queen's Cube,18樓B座的建築面積是401平方呎,單位有蓋面積是275呎(包括21呎露台和16呎工作平台),即等於建築面積的69%。有蓋面積不等於量度或內隴面積,所以實際縮水程度可能是四成或以上。這個情況是否更氣人?(我無評批市建局之意,因為像地鐵一樣,它也只是依政府的規矩辦事。)


與其翻個別有利地產商政策的舊帳,讓我全面回顧香港回歸十多年間,兩任特首如何處理涉及地產商利益的政策,地產商與政府和高級公務員的微妙關係,以及因此可能導致官商勾結的疑慮。


先為令不少市民負資產多年的「八萬五」政策說句公道話。董特首於1997年上任時訂下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的目標,是為了要推行兩個長遠對香港社會穩定的政策:一是在十年內,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二是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見1997年施政報告,下同,第52 段),後者已成功落實直至今天。前者其實包含一個整體自置居所目標(是否七成可以討論),這總勝於後來因樓價跌便取消居屋,樓價升又推出置安心的見步行步政策。


八萬五政策背後亦是十年土地供應計劃,並包括列出首五年可供應的每幅土地詳情,讓地產商和市民收到清晰資訊,有利穩定樓市(見第55段)。撇除公屋,當年的預計是平均每年興建約六萬個私人單位。在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的衝擊下,這個供應(其實預計供應)導致樓價大跌。但近幾年私人單位供應跌至平均每年少於一萬個,卻是現任特首承認政府「有少少責任」導致樓價狂升的原因。

直至上任後五年多的今天,曾特首終於認同,為了確保樓市平穩發展,政府要訂下一個平均每年提供一定私人單位數量的土地指標。假如董特首當年訂下的八萬五目標過高,起碼他的確保土地供應充足目標沒有錯。假如曾特首在2007年開始他的五年任期時,訂下現在說的每年二萬個私人單位的土地供應目標,今日的樓價恐怕不會升至例如由市建局出售,位於灣仔街市對面的Queen's Cube單位平均呎價1.7萬元(建築面積)或2.5萬元(有蓋面積)吧!


不計成敗,董特首的房屋政策在原則上沒有錯。為了紓解負資產的民怨和恢復樓市信心,在2002年推出「孫9招」(包括結束居屋計劃)也不算錯。政府於 2004年以「勾地」機制全面代替定期拍賣,是權宜之策,無可厚非,但到了2007年樓市全面復甦時,政府卻依然讓地產商決定勾多少地和甚麼地出來拍賣,甚至到了今天,還說甚麼「以勾地表為主軸 (見2010-2011施政報告第13段),卻是一錯再錯!從地產商的切身利益角度看,董特首的八萬五政策對他們沒有好處。現在曾特首的每年二萬、不放棄勾地安排、不採取「激烈」政策卻沒有一點害處。


現時不少評論把地產商「妖魔化,其實地產商與其他貪婪的常人無異,只是他們比常人精明,能夠充分利用政府官員的好心(例如推動環保,加快重建)、愚蠢(例如勾地機制)和恐懼(例如害怕樓價下跌),謀取最大的利益。面對地產商,出身商界的董特首敗於時勢和執行力,出身公務員系統的曾特首實行慢民意半拍的見步行步政策,亦是被地產商牽著鼻子走。在房屋政策上,兩任特首都不能或不願協助港人擺脫地產的夢魘。


為什麼港人治港後,地產商對政府的影響力好像比殖民地時更厲害?讓我嘗試從幾方面解答這個問題。


第一,從出售發水樓獲取暴利的地產商早把投資分散至各行各業,包括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超市、電訊、電話、運輸、電力、煤氣等,他們不只是地產商,而是跨行業,甚至具壟斷性的集團首腦。他們的商業決定對政府多方面的政策及其成敗舉足輕重。


第二,除了金融及少數外資企業外,大多數待遇好的高層管理職位是在由少數大地產商控制的集團內。近年不少高級公務員退休後都替地產集團打工,包括一些政務官和李明逵之前的幾任警務處處長。只要符合規定,退休公務員當然有再就業的權利。但從小市民的角度看,這個情況便會引起或增加他們的疑慮。梁展文事件就是在這個疑慮中掀起風波。快將公布的立法會調查報告會否令官(地產)商勾結的疑慮加深,留待下回分解。


第三,正因為地產商富可敵國,透過生意往來、直接或間接聘用、慈善捐獻,無論在行政會議或立法會內,不少成員或議員和地產商有千絲萬鏤的關係。(大家可從他們的利益申報中看到一些端倪)。小市民看在眼裡,很難沒有一些不必要的聯想。這個印象也許對個別議員和地產商不公平,但在政治上,印象就是事實。


第四,政府經常強調依法辦事,一視同仁。這個原則沒有錯,但一般市民感覺不一樣。以較早前的天價樓和最近的行會成員家族炒樓為例,前者的調查到今天都沒有下文,後者只聽到特首不斷強調有嚴謹的申報制度。


其實政府要令小市民感到公平,不是空言一視同仁,依法辦事,而是在有懷疑時,立刻站在小市民那邊。以立法規管樓宇銷售為例,政府遲遲不願立法。今天,曾特首可以在任期完結前交出成績,而不是像23條立法般,交給下屆特首嗎?


為了消除仇富矛盾,曾特首提出政府和商界各捐50億元的關愛基金。到目前為止,響應大多數的是地產商,但其中不少卻表示部份捐款會來自他們控制的上市公司。我曾撰文反對此舉,認為這是慷小股東之慨。地產商之一的陳啟宗說得公道:「公司屬於股東,並不屬於管理層,要捐也應該由私人捐款」。希望政府關注這個可能增加仇富的情況,更希望精於利用別人金錢(OPM)發達的地產商三思。不要忘記,關愛基金的50億元公帑包括來自中產和基層人士的稅款和差餉。


在香港的房屋政策上,最有影響的持分者排名次序是否地產商、特首、小市民?政府可有興趣做個民意調查?

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2010年10月25日
謝家駒
社會企業家的「八面」玲瓏

「社會企業」倡議以企業精神和營運模式帶動社會創新和變革,但經常被誤解為另類福利機構或扶貧慈善事業。事實上,社企並不只局限於一個界別或行業,在香港面對競爭力下降和貧富懸殊的對立困局中,社企講求合作和關愛精神,或可為二十一世紀的共生發展提供出路。

本系列文章旨在突出社企的多面性,強調社會企業家的重要角色之同時,也從多角度了解香港社企在民間的活力:包括商界和年青人的角色、官民商學合作的特點、社企營商之道、民間培育和投資平台,以及由社會創新帶出的新公民價值。本文率先由謝家駒勾劃社會企業家的特質,及孕育其對社企發展的重要性。

社會企業家可否孕育?

一位外國的社會企業家,在外地豐富的公益創業經驗,來到香港,你向他全面地介紹了香港社會企業的發展情況,你估計他會有什麼反應?

據我推測,他可能有下列的觀察及問題:

1.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是由NGO創辦?

2.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有濃厚的福利色彩?

3.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是要依靠贊助,撥款等形式來運作,少有能自己經濟獨立?

4.可否介紹一兩位有代表性的社會企業家給我認識?他們開創了哪些有創意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的工作對社會有多少移風易俗的影響?

我相信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假如你謙虛地反問他一句:你有什麼建議給我們參考?這可能也難倒他,畢竟他對香港情況認識不深。我嘗試大膽地代他回答:「孕育多些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便自然出現」(Nurture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will follow)。這意味着,光是着眼於社會企業,有點本末倒置,關鍵在於鼓勵、孕育多些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自然接踵而來。

究竟社會企業家是否可以「孕育」出來,這也是大學問,我未有答案,因為要由實踐來證明是否可行。但若要成功地孕育出社會企業家,我們首先要充分了解社會企業家的特徵。根據過去兩年來,直接及間接接觸世界不同地區的社會企業家,我初步總結了八大特徵,姑且稱之為「八面」玲瓏,以下簡略描述一下。

1. 對人生充滿熱忱

社會企業家通常十分正面、樂觀、積極的人生觀,但同時也察覺到人類社會並不完美,充滿缺陷、苦難和不幸。他們看見很多不平等、不公義、不健康、不理想的地方、但他們沒有退縮、沒有視而不見、他們感覺到自己屬於幸運的一群;有着一股發自內心的動力,要貢獻自己所長來幫助別人。

2. 聚焦特定社會問題

社會企業家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知道不可能把整個世界一下子改變過來。他們懂得要量力而為,所以他們會把精力及資源長期地、有耐性地專注一個他們特別關心的社會問題上,一點一點地改變現狀。至於會聚焦在哪一個問題,當然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但通常會是由於下列三種情況引發出來:個人經歷,偶然機遇及知識衝擊。

個人經歷是最為普通,例如自己或親友經歷過某種苦痛,便去創建一種服務來協助有相同遭遇的人。偶然機會有時亦會激發到公益創業之心,例如在落後國家旅行途中,看見當地一些尖銳或感人的問題。知識衝擊是指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很多機會可以通過種種方法(報章、書籍、互聯網等),深刻地了解一些世界社會大趨勢或大問題,如氣候變化、綠色革命、貧窮、就業等問題。

3. 勾劃理想願景

所謂願景,是指「渴望實現的理想境界」。社會企業家鎖定一個社會問題後,通常會問自己,我渴望見到最理想的成效是什麼?他會盡量用豐富的語言來描述這個境界,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衡量一個願景,我們通常採用四種標準,即所謂I.C.A.C.。

I 是指「有感染力」(Inspirational),別人聽起來,馬上感染到它的吸引力;C 是指「具挑戰性」(Challenging),不是輕易達到的﹔A 是指「具可達性」(Achievable),不是無可能的,是有機會達到的;最後的一個C 是指「易記易明」(Concise),即扼要精簡,最好能以十個字之內概括其精髓。

印度有一家社會企業,願景就是「消滅不必要的盲疾」(Eliminate needless blindness),簡潔易記,既有感染力,又有可達性,當然也是極具挑戰性。

4. 設計創新產品服務

有了願景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構思及設計創新的產品或服務。為什麼要強調「創新」?很簡單,社會企業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必須同時滿足兩方面要求:首先,它必須有社會價值,對解決或改善特定社會問題有顯著效能,這樣才有機會實現願景;其次,它必須能創造收入及利潤,讓企業能持續經營及發展,缺一不可。

5. 善用市場學理論

「公益市場學」與一般市場學的分別,在於產品或服務性質不同。由於社會企業提供的產品含有社會價值,故可以採用一些有別於純商業性質產品的推廣方法,例如可以借助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甚至政府部門來進行教育、推廣工作。至於所謂「游擊市場學」,是相對於主流的市場拓展技巧。

簡單地說,就是以低成本或零成本之方法,來進行市場拓展。這可要費很多心思,但坊間有很多關於游擊市場學的實戰經驗,介紹很多行之有效的技巧。總結一句,社會企業也必須重視市場拓展及推廣,只是方法與一般商業機構不同而已。

6. 千方百計發掘資源

Resourceful這個英文字可圈可點。假若你說人家beautiful,是指人家有beauty,但是你說人家resourceful,卻並不代表有resources,反而是剛剛相反:缺乏資源但懂得發掘資源。所謂「資源」,絕不限於資金,而是一切可以幫助實現願景的物資,包括供應及推廣有關產品/服務的資源、廠房、辦公室、物料、設備、產品設計、促銷渠道、宣傳、運輸、義工、專業諮詢等等。愈具創意的社會企業家,愈能發揮「No money, No problem」的效應。

7. 建立必勝團隊

不是簡單的團隊建設,而是創建一支由無到有、由小到大「必勝」的團隊。團隊的成員主要包括兩類人士:義工及受薪同事。義工是必須的,尤其是開始的時候,必須物色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一個核心小組,共同策劃及推動整個項目,然後再通過他們組織及培育其他義工,及在適合時刻聘用受薪同事。即使有了受薪同事,義工隊伍仍然要不斷擴大,讓義工與受薪同事緊密合作。「必勝」的關鍵,在整個團隊有共同的價值觀,深入民心的願景,不斷學習。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有出色的領導及獨特的機構文化。

8. 構建具創業熱忱的董事會

一般企業的創業者,草創的時候,往往沒有得到董事會的助力,因為難以找適當的人士擔任董事,通常由親友當上名義上的董事會。但是社會企業可以不同,由於有社會目標及價值,較大機會物色到認同這些目標的人士擔任董事。但即使如此,也不要光是找些有名氣、有地位的人士加入董事會。

最理想的做法,是找一些完全認同企業願景,而同時又願意出錢又出力的人士擔當董事。總之,一個社會企業的董事會,每一成員皆要抱着「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的心態,投資了錢及心血在這個企業,就想盡辦法、竭盡所能協助企業成功,但同時也要像創投基金一樣,放手給創業者放膽去做,不要縛手縛腳。

以上八點,互相緊扣,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社會企業家絕不易為,但假若能抓緊以上八點,腳踏實地,努力不懈,成功自然指日以待。

(本文轉載自《社會創業家》雜誌,由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出版)

社企民間高峰會文章系列.之一

(明天由四位作者合寫〈青年創業:社企發展新動力〉)

社企民間高峰會

社企民間高峰會目的是藉介紹海外及本地成功經驗,推動社會創新企業家精神和社會變革。本年度高峰會將於2010年11月19至21日舉行,主題為「21世紀的社會企業:創新價值·新夥伴關係·共同發展」。本高峰會在不同環節將安排由不少社會企業家作現身說法。

網站︰ 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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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功的社會企業體系,重點是先要培養出具誠責的社會企業家,善用創意推動發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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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網圖鑑﹕急凍了的法治觀念最可怕

(明報)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托法而治謂之暴……暴者失民

——《韓詩外傳.卷三》

社運人士楊匡被控襲警罪名成立,判刑十四日,裁判官梁榮忠 據報批評示威者濫用示威權利;但社會反應寥寥,除了網上有人聲援,幾位社運人士斷食抗議外,媒體反應極低。同一條襲警罪,早前裁判官阮偉明卻「輕判」 Amina,信納其為病人,讓其遠赴美國 進行所謂戒酒治療,改過自新,社會口誅筆伐。因為電視片段所見,Amina英語字字鏗鏘,上庭前後律師團隊簇擁,三犯襲警而毋庸坐監,果奇聞也。

查裁判官英文為magistrate,為英國 最古老司法機構,裁判署(magistracy)之法官名稱,凡六百年。以裁判官一詞今譯,頗有偏頗。裁判署乃英國基層法院組織,所論斷者,既有鼠竊狗偷之情事,復有宗族事務,民事及家事糾紛等,無所不包。

地區維穩,需要士紳(gentry),中西皆然。英國之裁判官,歷史上俱為太平紳士(JP, Justice of the Peace)出任(香港猶設此制,如中西區政壇大老陳捷貴或有中國鋼鐵女王之稱的陳寧寧)。英廷委任之太平紳士,俱非等閒之輩,需在地區孚有眾望,坐擁土地莊園,教育程度較高,一般均由士紳出任。據1361年英國之太平紳士法,太平紳士與地區土豪無異,既有拘捕扣留叛賊之權,亦有懲罰判刑之司法權,其權力(或責任)甚至包括修橋築路、招募士兵等,與現在香港的榮譽性質,大相逕庭。

士紳既為地區之霸,已擁經濟實力,再獲委為太平紳士,總攬司法權力及地區行政兼執法權力(如維持治安及消防救火等),在其麾下,漸成一個龐大的地區政經利益關係網。然而,隨著歷史發展,太平紳士淪為地方土豪劣紳者,日漸增多,反成了英國政治隱患。

收錢開庭 土豪劣紳

至十九世紀之時,英國之裁判署,成為壓迫窮人之司法黑洞,為鞏固地方土豪惡霸權力之工具。惡名昭著者,莫如十八世紀之米德爾薩克斯(Middlesex)地區之裁判署制度。斯時米德爾薩克斯管轄範圍,包括現今倫敦 附近之城市地區,但其基層行政司法組織卻仍維持鄉郊狀態。鄉間太平紳士眼見米德爾薩克斯事務繁多,視為畏途。仍願出任裁判官者,就借急速城市化之商業需要,自訂審判程度,「收錢」開庭,外間稱為trading justice(姑且譯為搵食法官), 乘機挑撥訴訟,敲詐窮人,令米德爾薩克斯裁判署成貪腐溫床,英廷不得不出手改革,此為後話。

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拓殖,先用槍炮,復以裁判署震懾土著,以司法壓迫人民,性質與英國相似,仍同中有異。1888年,北婆羅洲為英國保護國,英廷於各地方行政區域,派駐政務官為當地參政司(Resident ——此制度適用於非英國殖民地,resident者,有輔政之意,協助地方領袖管治該區)既有行政職務,兼為地區之裁判官,攬行政司法功能,乃英國實質管治之象徵。同時期之香港,裁判署一樣成為控制華人之司法工具。

1853年香港出版之《遐爾貫珍》云﹕「其次有臬憲,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歸刑訟司,協同撫民紳士一二員訊斷,至凡有漢人告狀,或控本土人,或控他國人,即赴該司署以漢文稟訴,傳供人照由轉達,聽候判決…」刑訟司者,即裁判署。出任裁判司者為英人,有華人輔之。《遐爾貫珍》出版之時,英人管治香港十一年有多,法制建設已漸成形,亦為嚴刑峻法之最高峰。

殖民草創 嚴刑重判

學者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曾謂,殖民政府草創時期,毫不留情地向罪犯施加肉刑(corporal punishment),又利用刑罰,代替懷柔,令大部分華人墮入法網。因為英人認為,大部分華人,俱為鼠竊狗偷及海盜之輩,須以重法予以痛擊。至於裁判署之首任裁判官堅上校(Captain William Caine),強力主政,以程序亂籠、有罪推定、拒聽辯詞、舉證馬虎、華人重刑、放生洋人為常態,至於刑罰,更是重中之重,公開行刑更是必備環節,令當時港人,不知有港督,以為堅上校為實際香港「話事人」也。

文基賢指出,在英國精密的法律制度,輔以採用清廷對付漢人嚴苛的高壓及種族分隔手法,香港華人可謂盡得中英高壓管治之夾擊,受到極為無情的鎮壓。話說回來,港人亦展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在英國強力彈壓、置於紀律及監控下,經過二十年的管治,華民馴服於殖民管治,局面趨於穩定, 成中國南端一宜居之商港。王韜在1865年時說,「香港一隅,僻懸海外……山赭可瘠,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但經英人管治後,「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

裁判司既是殖民管治最前線,對付華人,用刑必嚴,判罪必重,港人逐漸接受如斯嚴苛之法律制度,以換餬口,漸成殖民生活必要之惡,甚至內化成香港社會規範而渾不自知,以至無法擺脫此深植之(殖民地)法治觀念。上世紀六七暴動,裁判司署屢成鬥爭中心,被捕左派人士審判時高呼毛語錄,甚至有千人圍繞九龍裁判署以聲援受審示威者。裁判署刑罰力度亦強,現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 ,當年曾因藏有傳單 被判監兩年。

殖民政府不單針對左派,亦針對本土社會行動。1979年油麻地艇戶事件,67人乘旅遊巴從九龍過海香港,於港島出口遭警方截停,被控以非法集會。銅鑼灣 裁判署將大部分艇戶釋放,卻判十一名人士有罪(包括馮可立等),彼等上訴被高院駁回。康士法官謂,裁判官判案時,明顯把居住在油麻地艇戶與非居住之艇之人士分隔(見1979年之R v Chow Shui )。最終康士法官駁回上訴。從中可見,裁判官以至法院體制在殖民地刑事案件之作用,以維護殖民地道統為前提,粗暴打擊維權行動,毫不手軟 。

但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後,香港交回中國已成事實,殖民政府大江東去,亦衝擊司法體制。一方面,基本法 「急凍」了司法體系,亦「急凍」了殖民地的司法傳統,把十九世紀以來嚴厲監控及壓迫鎮壓的暴力法治傳統延續下來。而繼續站在前線的,裁判官需要延續的,就是這些欺壓本地、向洋人傾鈄的司法傳統。

引入輕罪 尚權尚利

另一方面,隨著英治遠去,西方現代法律文明強調的個人權利,以至在刑事司法系統內強調改過自新的「輕罪」(rehabilitation)政策亦引入香港。前者透過人權法於91年後在香港立法,後者透過法律改過,予犯事者以保釋、治療、感化的方法,讓犯罪者免予監禁,給予改錯之機會。

香港司法面對殖民性及權利觀的衝擊及拉扯, 前者尚暴尚壓,後者尚權尚利, 前線裁判官首當其衝。人權法之訴訟,成了兩者拉扯之象徵,裁判官之有關判決,屢被上級法院推翻。 裁判官Sinclair在R v Ming Pao Newspaper(1995),判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違反言論自由,到了上訴法院卻被推翻,累得《明報》要上訴至樞密院,才獲勝訴;另一邊廂,裁判官Lugar Manson在R v Chong Ah-choi(1994)的案件中,裁定簡易治罪條例內,無合理解釋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行,沒有違反人權法,上訴法院卻推翻他的判決,人權學者喜出望外。高等法院呢?在95年的R v Town Planning Board, ex parte Kwan Kong Company Limited(1995)案件中,高院法官王式英稱香港沒有憲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權,又謂解釋人權法毋須參考國際人權法之案例,遭陳文敏批評判辭為人權倒退。

然而,權利觀在香港,紮根不足,人權法在91年後才立法,香港社會對法治之觀念,仍處殖民地之狀態,汲汲於守法、依法、罰款、坐監,糾纏於壓華輕洋、有錢人大晒之肥皂劇式的法治觀念,奢談個人權利之爭取。在殖民性與權利觀之間,社會嚴重地向殖民性傾鈄。

97年後,釋法解決居港權掀起之爭議,儘管法律界黑衣大遊行,儘管大狀們高呼「法治已死」,港人無動於中。示威遊行,肢體衝突本是常態,有示威者被控襲警,望市民聲援,港人卻鴉雀無聲,反批示威者擾亂秩序。韓農來港反世貿,為全球被自由經濟壓迫得透不過氣之窮人發聲,港人居然盛讚港警克制,怪事也。

回到Amina案件。查裁判官阮偉明過往之判案風格,可謂「重權輕罰」,法律界早已風聞。手上沒有裁判署之數據庫,只能從報刊有關阮官之報道,作粗略之分析。今年1月,曹格毆打側田一案,阮官判曹格罰一千元及守行為一年。08年5月一父親用鐵鏈鎖百厭星兒子,被控虐兒,阮官判父守行為1年,阮官語重心長﹕「小孩患過度活躍症情况普遍,家長必須明白此病需要接受治療,不要以為可靠體罰解決。」08年3月,一科大生串同父母隱瞞資產租金收入詐騙大學資助款項,判60小時社會服務令 ,阮官強調「不是輕判,亦曾考慮過監禁式刑罰,只因感化官對被告有正面評估,始作出如此判決」。但遇到社會有強烈意見之違法案件,阮官亦不留手。本年8月一宗刑事案件,被告訛稱病假,企圖欺詐一宗交通意外之保險索償,阮官判囚半年。08年一宗危險駕駛,阮官稱被告小巴司機並非衝車尾肇禍,仍判囚三個月。06 年一宗虐狗案,被告返大陸,其犬遭餓死,阮官斥非一時疏忽,判囚四周,家屬指刑罰過重,愛護動物協會 卻稱刑罰過輕。

正因阮官判案風格如是,假如在Amina案件之中,有律師團隊充分利用英國普通法 ,數百年來予人詬病之程序優勢,打其法律資源戰,大灑金錢,輔以龐大團隊、專家論證、理據似層層、雄辯滔滔,按司法程序,法院不可能不予考慮,法官要「鬆手」的話,就更有理由。我倒認為,假如阮官判Amina坐監,法律界可能更為突兀,更為驚嚇,莫非阮官轉性乎?

反躬自省 檢討司法

至於阮官對Amina案件的判決,進一步反映了哪一些法律問題,更需評論,可惜案件仍在上訴之中,不便論斷。但Amina案件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法治觀,仍處於十九世紀的殖民地狀態,著實令人擔心。社會居然接受嚴刑峻法之控制而不尚改革,對於爭取人權之案件嗤之以鼻,對於改革刑法內的殖民地惡法如襲警罪等無動於中,對於裁判署仍然維持殖民地壓迫最前線的角色而不予檢討,對於窮人在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上處於劣勢,以至高昂的法律費用方面,視而不見,這種冷感卻就是香港「法治」的現狀。我們與其批評阮官,追擊Amina,倒應躬身自問,為何社會上仍然瀰漫著這種殖民地的法治觀念?基本法急凍了司法體制,社會為了這種嚴苛的「法治」,付出了多少代價?有多少世代為反對這種法治觀念,付出了多少青春及努力?

文 王慧麟

編輯 曾祥泰

2010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

2010年10月19日
祖先寧死不屈 今人貪生誤事
一、

四月上旬重遊以色列,事隔四十多年,昔日的景物已完全淡忘,一切都那麼似曾相識又那麼陌生;當年留下的唯一一張相片,拍攝於耶路撒冷「哭墻」之前,因此「哭墻」為此次重來必遊的「景點」,那「座」古墻似乎沒有絲毫改變,雖然在西方世界男女已絕對平等,惟墻前「廣場」仍與過去一樣,將男女信徒分隔(過去是繩索,現在是一張如網球場中間的網),而墻前口中念念有詞合十頓足稽首的數百信眾,「哭聲」(頌經之聲)清晰可聞,亦與過往—二千年來—並無二致。七十年代初(日期不復憶)筆者在《明報》的「英倫采風」欄有〈耶路撒冷舊城〉一文(收台北遠景《英倫采風》第二冊),有數句提及此墻:「『哭墻』在舊城盡處,再過去就是約旦人的天下了。『哭墻』既是第一神廟的遺址,猶太教徒來此膜拜而至搥胸頓足、呼天搶地痛哭的,密密麻麻,每天都有數百人:『哭墻』前廣場,被用繩子分開,聖迹之前,男女亦授受不親,但是遠遠從高處望去,還不是黑壓壓的一片,他們一律穿黑袍戴黑帽,教你怎能分辨呢?『哭墻』附近,以色列考古學家正在進行發掘工作,我曾目覩半截露出地面的墻角,又一座古城的遺址吧。」又說「耶路撒冷舊城,向為約旦阿拉伯人的世界,六七年『六日戰爭』中為以色列猶太人『光復』,之後一直不肯交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至今仍為此而互相攻訐,我們不通該地的歷史,不知誰真誰偽,因為雙方都引經據典,振振有詞。舊城的外觀十分雄偉,宛如荷里活電影上所見,惟城內則不敢恭維,所有一切,仍和數百年前一樣,這亦正是它成為以色列的遊客必到之地的原因」。這種舊觀,如今依然,而來此「趁熱鬧」的「遊客」,竟然包括美國奧巴馬總統及當今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他們都把各自在墻前祈福的「心底話」寫在紙上,藏於墻隙之中,以待上主有暇時閱讀;導遊說每隔一段時間教會工作人員便會取下這些信眾留下的「祈禱文」銷毁,「大人物」的當然會「留為紀念」。

與過去所見相同,「哭眾」絕大部分為猶太教極端原教旨(Ultra-Orthodox Judaism)信徒,這些人很易辨識,其在公眾地方必定戴黑帽、白恤衫及全套黑西裝(前文誤為黑袍),而他們兩鬢留港人所說的「滴水」長至可以編辮子;這一教派奉「上帝口諭摩西手錄」(Oral Torah)的《塔木德經》(《Talmudic》)為天書(聖經),而且「信到十足」,根據經上的訓諭做人處世,因此「規行矩步」、目不斜視;這些人的責任在為世人祈禱,由教會支薪,什麼俗事都不必做,且可以娶妻生兒育女(他們的太太則可外出工作);他們的靈性(精神)生活當然豐足,物質生活料亦有中產以上的享受,我們在以色列尤其是特拉維夫數家美食餐廳晉餐,在座七八成顧客是這些黑衣人,他們全家出動,大快朵頤;他們也許不能經營私產,惟經濟條件顯然甚佳……。遊伴均同意筆者的看法,若要「信教」,當以極端正統的猶太教為首選!

耶路撒冷為猶太教、基督教與回教發源地,到此一遊,所請嚮導當以熟悉地理熟讀經書而不在教會供職的人為佳,若為神職(不論哪種宗教)人員,難免揚我貶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因而無法客觀地了解這些教派的淵源和錯綜複雜的關係,未免有違「通識教育」的旨趣。此次我們請的導遊,為旅遊局出版的一本圖文並茂介紹「聖城」小冊子的作者,其對業務的嫻熟,不言而喻;此公是猶太教徒,但對基督教及穆斯林並無成見,只是對不事生產的極端正統猶太教則頗有微詞,由他述說猶太教和基督徒的恩仇、異同及發展,令人茅塞頓開……。

二、

我們當然去伯利恒的耶穌誕生紀念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聖誕教堂),是日人山人海、盛況空前,遠非四十多年前來此冷清情況所能比擬;當年筆者對此教堂印象甚差,以抵位於「地牢」的馬槽小教堂(Chapel of the Manger)外尚未登堂,便有傳教士來捐款(筆者曾記此事,惟一時查不到原文),當年何來餘資「奉獻」,如今袋中「有的是錢」(還有什麼?一笑),然而教會大概經費充足,不必再向遊客「索捐」了。我們又去馬沙達(Massada),當年筆者與數「國際友人」在烈日下「爬」上山,汗流浹背、氣喘吁吁,現在此地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有吊車直上,遊人可飽覽死海風光;此山頂要塞為當年(公元一世紀)猶太死硬分子(Zealots)抗禦來犯羅馬人的堡壘,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當然很多,荷里活且曾拍成由彼德.奧圖主演的電影,不過,令筆者感觸良多的是,當年猶太人頑抗到底,寧願自殺,不肯投降的勇氣,似乎早已消失,不然,便不會出現數以萬計猶太人馴若羔羊般被納粹黨人趕進集中營驅入煤氣室折磨窒息而死的悲劇;還有,為防範長期被困山頭食物短缺,此堡壘設備周全,包括規模甚大的養鴿場,以鴿子會四出覓食然後回巢下蛋、待宰,令死守山頭的士兵、教士及平民食有蛋有肉不致營養不良,但如今以色列人已不食白鴿……。

耶路撒冷的「神廟聖迹」遊之不盡,惟當中的保藏聖經手卷的「神龕」最為矚目,筆者四十年前舊文(〈舊約手迹的發現〉,收《英倫采風》第二冊)說「聖經神龕」(The Shrine of The Book)建在耶路撒冷郊區的光禿小丘上,和希伯萊大學、國會大廈和博物館等遙遙相望。猶太人為了保存二千年前的建築風貌,這小丘上的建築物都以石頭作材料,雖然在設計上極盡現代化之能事,但遠遠尤其是從高處望去,這一帶的建築物恍如鑿建於山裏的窰洞;且認為「『聖經神龕』是耶路撒冷最壯觀的建築物之一,除了它有一個乳形的圓頂外,其內部通路,迂迴曲折,錯綜複雜,門拱亦參差不齊,直像古代地下建築的甬道。手卷被珍藏在圓頂之下,殘缺的變了色的羊皮紙上所記載的,只是密密麻麻一些文字而已,它不像我國古代象形文字之能引起人們興趣」。這些物事當然古今如一。舊文還頗詳細記述一九四七年牧羊人為其牧羊犬引領於死海岸邊窰洞發現此手抄希伯萊文經典(因此稱「死海手卷」)的經過,此事現在已眾所周知,不說也罷了。

此行參觀的「新景點」是二○○五年才修成、位於耶路撒冷「高山」Mount Herzl上的「紀念大屠殺死難者博物館」(Yad Vashem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有條理有秩序地展示了「納粹德國怎樣對待猶太人」,令筆者印象良深的是,整個佔地四十五公頃的紀念館沒有一句悲情或誓要討回血債的激情口號。猶太人把其永世不忘的血海深仇隱藏於沉默抗議之中!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一

不分階級 沒有私產 缺乏誘因

三、

重訪以色列,對筆者來說,最大興趣不在浮於死海及種種與宗教有關的「聖跡」,而是再去一次其他各國所無的「革布資」。「革布資」是希伯萊文Kibbutz(複數為Kibbutzim)的中譯,筆者自詡為信雅達之譯,惟此譯名胡菊人兄功勞最大;大約在一九七○年,筆者為《明報月刊》撰寫有關 Kibbutz 長文(刊於哪一期已不復憶,此文後以〈以色列的「革布資」〉為題收台北遠景社一九九○年〔二○○五年〕的《英倫采風》第四冊),惟對譯名躊躇莫決,與時任月刊總編輯的菊人兄商討,終得此譯。七○年的拙文以此段開篇:「『革布資』……為音義相近的漢名。這是一種生產工具公有、取消私有財產的運動,在以色列成立了數十年……這個運動既革除了布爾什維克共產式的獨裁殘忍清算作風,又革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勞動、金錢是尚、崇物成習的劣根性,它主張徹底的民主自由,因此譯為(音義皆合的)『革布資』。」這種解釋基本正確,毋須修正。

四十多年前要去「革布資」「義務勞動」,手續煩瑣,若非拙文「記錄在案」,有些細節早已忘卻。原來當時須往設於倫敦的「猶太辦事處」(Jewish Agency)申請,填了一份毫無私隱可言的表格,然而,未獲批示筆者已匆匆上道(居英簽證屆期)。到了以色列,筆者住多處「青年宿舍」(住宿連非常簡單的所謂歐陸式早餐—黑咖啡麵包—二點八以色列鎊,約合當時的美元七八角),與曾往「革布資」的多國「舍友」交換「情報」,最後和一名美國學生(印第安大學學生—讀什麼系已忘)同往特拉維夫以北約三十里的「蓋殊(Gaash)革布資」;由於沒有「猶太辦」的介紹信,加以身份曖昧(以色列人對C.I.上填的「無國籍」嘖嘖稱奇而投以懷疑眼光),筆者只獲准「逗留二十四小時」(那位印大學生要住上二三個月)。當年離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埃及、約旦和敍利亞大打出手,六月五日開火同月十日結束;以色列大獲全勝,割據埃及的加薩走廊及西奈半島……)不久,以色列市面仍然非常緊張,荷槍實彈的兵士、警察隨時截停巴士上車檢查搭客身份,以防範阿拉伯恐怖分子施襲(人肉炸彈似未普及,但計時炸彈隨時隨地爆炸);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不僅令以色列於一夕間聞名全球,深獲親西方親猶太的國際輿論同情,同時引起天真熱情的青年學生從各國湧入,要為這個受強鄰包圍、欺凌的新興小國盡點微力(事實上,許多身無長物的外國青年什麼都肯做,七○年的拙文記一位為「厚酬」而不惜冒生命危險荷槍在哨站當哨兵的丹麥學生)……。無論走到哪裏,都可聽到說英語及歐洲語言的青年男女。

在六十年代末,相信香港人赴以色列遊覽的不多(或除了虔誠基督徒,非宗教遊客不多),去「革布資」體驗生活的更絕無僅有;筆者是來歷不明、不請自來的「稀客」,警惕性甚高的以色列人表面雖甚好客,對他們前所未見的香港人更為好奇,但從只准筆者在「革布資」住二十四小時上看,反映了他們仍處於高度警戒狀態。這些年來,「恐怖活動」在以色列從未停息,去年底今年初仍有發生,經傳媒繪聲繪影的報道,頗有此地處於「高危」之中,但此行所見,市面熙來攘往如常,導遊說恐怖分子放炸彈傷人事件確時有所見,但不比西方大城市的謀殺搶劫案件嚴重,以色列予人以高危印象,皆因長駐此間的記者非如此報道不足以證明他們「有存在價值」。此說雖有點犬儒況味,惟離實情不會太遠。

四、

「革布資」的英文同義詞是Communal Settlement(自治社區),亦可說是Collective Farm(集體農場),姑勿論哪個字比較恰當,信雅達的中文,肯定非「革布資」莫屬。

「革布資」的發展,據Henry Near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革布資運動》(《The Kibbutz Movement — A History》;牛大出版社),可追溯到上世紀末猶太人的復國運動。自從公元七○年羅馬人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神廟之後,以色列的猶太人就開始了近二千年遭受逼害、歧視的流亡史,直到一八六四年第一屆猶太民族主義者大會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猶太人才決心重建祖國。一九○一年,猶太人成立了一個資財雄厚的「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集資購買及發展「奧土曼巴勒斯坦」(Ottoman Palestine)土地,作為猶太徙置區。至二○○七年,該非牟利性基金擁有百分之十三的以色列國土,期內在以色列種了二億四千多萬株樹、興建一百八十個水壩、開發二十五萬頃耕地及修建一千多個公園。基金不僅幫助(給予路費及安家費)願回巴勒斯坦居住的猶太人,還低息貸款給他們購買耕地。

一九○九年第一批猶太移民在以色列西北部的加利里海沿岸創立了第一個「革布資」—Keutza Degania—實行自耕自足的農牧生活。他們聚居在一起的目的,最原始的動機是可互相協作。部分猶太領導人受歐洲新興的社會主義學說影響,認為這樣的合作,實行財產公有制,才可避免發生僱傭關係,阻遏階級的形成。

但是這個「革布資」並不成功。因為第一,他們雖都是猶太人,但背景不同,俄國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不只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亦迥然有異,這使他們很難「和平共處」;第二,自私畢竟是人類的天性,不少人因此不願參加這種財產、利益公有類似人民公社「大鍋飯」的新試驗。

一九二一年,從這個「革布資」分裂出來的美國猶太人,另起壚灶,組織了一個叫「自耕農工合作社區」(Moshav Ovdim — Worker's Cooperative Smallholder's Settlement),將土地按人頭分配給成員,大家都成了小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當局只負責肥料及產品買賣,利益全歸自耕農。這種制度得到很好的反應,同類合作性質的農莊遂紛紛成立……。

儘管如此,以色列還是以「革布資」聞名於世,合作社區雖然愈來愈普遍,但因為方式落後,不大為人所重視;事實上,這是典型的「小農」經濟,無法提高生產力,在「革布資」的比較下,遂慢慢被淘汰。

「革布資」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是無可估量的。數以萬計回國定居的猶太人,大多數以「革布資」為過渡至以色列社會的跳板,他們亦真的可以在此熟習以色列情況和學習希伯萊文,耽上二三年後,再設法赴城市找工作的人固然不少,但從此落籍的似乎更多,這從「革布資」人口大增可見。

「革布資」創於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已有十二個,人口八萬零五百餘,以後一路增長,至一九九○年達二百七十個而人口十二萬五千一百多人,此後開始萎縮,二三年前又恢復增長(原因見下文)。「革布資」令沙漠成為興旺的城鎮,如今貫穿超級公路兩旁所見為濃密大樹包圍的農莊大都是「革布資」;其所業除農業外,主要是輕金屬、塑膠、食物加工業及化妝品業。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二

取消「大鍋飯」 逢春「革布資」

五、

因為「集體活動」,不好意思繞道重訪「蓋殊」,但塞翁失馬,我們順道訪問耶路撒冷近郊的「革布資」Mitzpe Shalem(意為和平守望者),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原來行銷全球三十多國—包括香港—的阿夏娃(Ahava意為愛;岔開一筆,基督教人類始祖之一夏娃,希伯萊文為Hava,英國譯經者把之改為Eve〔伊芙〕,尚好中譯者把之還原為夏娃)便是這家「革布資」的產品。

「和平守望者」創於一九七○年,位於離死海北岸約一里的小丘上;這家「革布資」規模很小,二○○七年人口只約有二百人(「革布資」平均人口在一百至一千之間),阿夏娃化妝品二 ○○九年的營業額達一億五千多萬(美元.下同),這便不得不教人另眼相看了。「和平守望者」成立的目的不外是成為另一家「農業公社」,但在一九八八年,當地一名美容專家注意到不少歐美女遊客購買死海泥土然後入瓶帶回國,死海泥土據說有潤膚功效,她靈機一動,成立「死海實驗室」(DSL),開發了一門專賣瓶裝阿夏娃牌的死海泥土的生意(西方遊客有點莫名其妙,他們還購買塑膠樽的施洗約翰水池的「聖水」,據筆者親眼所見,這其實是一潭泉眼淤塞的死水;該臭水池離快將乾涸河面愈來愈窄、任何三級跳遠運動員都能跨越的約旦河約兩三分鐘步程),居然大發利市,第一年的營收便近百萬……,此後的發展不必細表。值得一提的是,DSL取得以色列政府給予開發「死海資源」的專利權(猶太人做生意確有一手),那等於說競爭對手必須向其購買「原材料」(海水及泥土)才能生產化妝品;顯而易見,在以死海原材料製造化妝品上,DSL有絕對優勢;而在其開拓海外市場展開廣告宣傳攻勢的同時,美國迪士尼家族的一家控股公司購進其兩成股權,有助愛牌化妝品拓展美國市場。

「革布資」的原始意念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其間人人平等,一切公有,有飯齊吃、有福同享,並無私產,過的真正是「共產公社」生活。但這說易行不易,自私的天性使人人希望他人為我的多一點而我為他人的少一點(留多一點給自己),「富裕」之後,「革布資」問題叢生,是必然的。還有,「革布資」只是以色列社會的「小圈子」而非社會的縮影,它無法獨立於大社會即不可能不受主流社會的影響,當以色列經濟旺盛物質文明大幅提高物欲橫流時,相比之下,「革布資」那種溫飽沒問題卻只有起碼的物質享受,加以不能累積私有財產即根本不尊重私有產權的生活方式,便無法引起年輕一代的興趣,那意味加入「革布資」的年輕人愈來愈少,「革布資」的年輕一代甚且紛紛進入大城市「搵真銀」,而經過這麼多年,前輩「革布資」成員老成凋謝,如此一來,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革布資」的人口便逐年萎縮,而且老化嚴重(城市青年不加入、「革布資」青年退出;剩下的大多數為無法轉業或根本無工作能力的「老頑固」)。到了八十年代,通貨膨脹虐肆,利息飛升(一九八四年以色列利息一度高達四十五厘),借下巨債以發展工業及把農業現代化的「革布資」被利息壓得喘不過氣,在一九八五年,幾乎有三分之一「革布資」面臨破產威脅;到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拆除,「蘇東波」令共產主義破產,對「革布資」失望絕望的人更多,於一九八八年到二○○五年間,退出「革布資」的人數多達五萬二千多人,幾佔「革布資」總人口之半!至一九九七年,以色列「革布資」一共負債七億以色列鎊……。

怎樣走出財政困境,猶太人當然最有辦法,而這便是以利潤誘因誘發人們的生產力潛質,「和平守望者」及其他若干先後走上創業致富之路的「革布資」便是活生生的成功例子;今年一月二十六日《金融時報》特稿〈資本主義「革布資」崛興〉(非常奇怪,該文隻字不提「和平守望者」)報道的「阿蘭(Aran)食品包裝公司」(○九年營業額四千多萬美元),是另一個經濟上大有所成的範例。這類走資企業生意興隆收入大增人人獲發紅利(「革布資」為成員共同擁有),自然而然地又吸引與世無爭只圖多勞多得的青年人加入。如今以色列共有二十二家「革布資」的公司在德拉維夫、紐約和倫敦上市,二 ○○九年年底,它們的總市值約達一百億;而它們的產量約合以色列工業產量的百分之九,對於人口只佔全國約百分之二的「革布資」來說,這種成績是十分驕人的。

六、

事實上,「革布資」的重生,與中國開放改革有點相似,都是因為放棄「大鍋飯」思想,改走尊重私產及利潤掛帥而令經濟起死回生;它們相似之處還有均未完全放棄理想,於改變經營模式的同時,仍保留一點「共產」、「均富」的痕迹。

似乎已走上末路的「革布資」進行了什麼改革?說來十分簡單,眼見其大勢已去,若不加整頓、改革,不出十年,「革布資」便可能成為歷史名詞,有見及此,以色列「革布資聯合運動」(United Kibbutz Movement)秘書長發起一項「改造運動」,把經濟原則及企業管理與一切共享的社區生活分開,那意味不再同工同酬(過去工作不分「貴賤」薪金劃一),因此有能力請「外勞」,令工農業都有擴充的機會;如今「外勞」約佔「革布資」勞動力七至八成。管理人員專業化,等於農產品產銷、工廠管理,都以自由市場力量為依歸,連向來絕不能觸動的公立醫院和「官校」,亦相繼私有化;換句話說,一切都以追求經濟效益為標的,「革布資」因此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按勞取酬的高薪成員及大股東均得繳納累進入息稅,藉以令實質收入差距不致太大,令「革布資」遠比貧富兩極化的以色列社會公平。僅此一端,便促使追求公平公義的所謂「理想忠僕」的青年來歸了。

這種變動看似輕微,卻已漸離「革布資」公社式生活,而這點改變,等於在維持社會公平的原則下,個人收入多寡以其技能及效率高低決定,這便吸引了不少青年人的興趣,如今以色列一共二百六十八個「革布資」的總人口在十二萬水平(以色列人口不足七百三十萬),證明「革布資」的中興。一九九七年「革布資」的工廠產量約值二百億以色列鎊,○六年已近三百億,而「革布資」期內亦從負債一億變為盈餘十二億。

到了現在,「革布資」已經歷三個世代。第一代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人類「互通有無」、「共享富貴」才能臻大同之境;第二代人辛苦經營,奠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現在這一代人的熱情雖遜於其祖先,但從服兵役後回歸「革布資」落戶的青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看,「革布資」已遠離沒落漸漸走上蓬勃興盛之道。

我們參觀的「和平守望者」,已完全商業化,公關人員視我們為「顧客」而非有所嚮往的「革布資」參觀者。這家只有約二百人的「革布資」,僱請的「外勞」在百人水平,當日我們所見的阿夏娃工場已全部自動化,「實驗室」裏只有少數着白袍的人在忙碌;入門處便是一個龐大的商品(阿夏娃牌產品)陳列室兼零售處,對面則為紀念品及小食部,人頭湧湧,顯然是從各地來「辦貨」的買手及消費者……。筆者所見這家「革布資」並無絲毫「公社」氣息,看來「革布資」已成功轉型,從共產公社轉為北歐式福利社會了。

如此一來,「革布資」這個譯名便有點詞不達意了。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三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2010年10月19日
張五常
市場概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拙作《供應的行為》新加的第一章,先在這裏刊登看看同學們認為哪裏不明白。《供應》舊版的第五章用上同一章題,內容不同,會改章題。

市場是物品或服務交換的地方。一七七六年斯密說得好:「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是每項交易的意思。」

交易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單是我們日常的市場交易就有多種變化。除了這些,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交易,送禮搞關係是交易,走後門是交易,政治交易也是交易。這些不同形式或不同性質的出現可能因為權利結構不同,或交易費用不同,或風俗習慣不同。不是淺學問,詳盡的分析要用幾本書,而好些交易我沒有作過研究。

自願的交易含意着每個參與者皆獲利。此利也,不是平分的。每個交易者都希望能從對方多獲一點甜頭。決定交易利益的分配是市場競爭與交易費用。講深一層,約束競爭的費用也就是交易費用。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第一節:交易的兩個基本話題

先處理兩個話題吧。其一是交易怎會帶來利益呢?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不同。這可能起於品味不同,或各自擁有的物品之量沒有達到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相等的均衡點。市場競爭會帶來這邊際用值相等,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七章解釋過了。那所謂市場均衡,是指不同的需求者對同一物品的邊際用值相等,再等於市價。這均衡要基於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但不是基於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如果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換言之,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某些交易費用而起。是哪些交易費用市場要減低呢?我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遲些再說,因為這裏還沒有解釋租值及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如果引進產出活動,交易的利益就更大了。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生產成本不同,各自專業產出然後交易的利益可以很大。有產出活動的市場均衡,邊際成本要加進去。這也是後話。

第二個要在這裏先說一下的話題,是科斯定律。也只能略說——這定律的詳盡分析是卷三《制度的選擇》的工程。這裏要說的不是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而是早一年他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其中的一句話:「權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這是科斯定律的幾個版本中唯一可以稱為「定律」的,只是「清楚」(clear)一詞還有待商榷,但不值得花時間爭議。

交易要有私產性質

科斯的思維當年有震撼性,因為他說的市場交易不是什麼汽車、蘋果,而是看不到、摸不着的音波頻率。音波頻率是可以界定的,事實上可以界定得清楚。好些其他在市場見到的物品或服務,其權利反而沒有界定得那麼清楚。這裏的問題重心,是權利毫無界定的物品或服務,不能在市場成交。

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一種市場交易,但雙方的互「送」大家要打開包裝才知是什麼。你送給我,不能肯定我也會送給你,但你有我會回送的期待,或在禮物回送之外的另一些「關係」期待。期待,或胡亂地猜測一下將來的回報,某程度也算是有了界定。任何人到市場購買任何物品,都期待着該物品可以帶來的權利或好處,不一定很清楚,但總要有某程度的權利預期。買回來是你的,你才會出錢購買。這樣看科斯定律,其實是看故老相傳的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傳統可沒有說權利要有界定才可以成交。(交易定理是同學們在大學讀到的Edgeworth-Bowley Box的分析,我在《科學說需求》第七章採用了一個比較簡單清楚的方法處理。)從這角度看科斯定律,只不過是指出交易必須有的局限條件,也即是說某程度上,私產權利的界定(不是說私人所有權)是在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了。在卷三我們會再解釋,權利界定不夠清楚,或交易費用過高,是社會成本問題的重心所在,也是行內認為是科斯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節:沒有產出的市場

最簡單的市場交易是沒有生產活動的那種,即是《科學說需求》第七章處理的。沒有生產,於是不論產出成本,好比市場上只有舊郵票或古文物等的存在。可以有貨幣作為媒介或計算單位,交易其實是物品換物品,早就存在的,不是見有價就從事生產活動的情況。

在這簡單的市場內,任何市民見某物品的價夠低,會用自己擁有的其他物品或貨幣來購買,見某物品價夠高會把自己擁有的出售,務求該物品的相對價格跟自己的邊際用值看齊。這是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行為,而每個人在競爭下各自為戰地這樣做,上文提到的市場均衡會是結果。

需求曲線也是供應曲線

這裏有趣的觀點是:價格下降一個人會多購進,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格上升這個人會多沽出,其供應曲線是向右上升的。說有趣,因為在這個簡單的市場中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是同一回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夠高,這個市民沽出,在某價之上其供應曲線對着鏡子看是需求曲線了。這樣,需求定律也就是供應定律了。

我在《科學說需求》幾次強調,不是真有其物的變量可避則避,愈少愈好。「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但無法避免,在《科學》的第六章我解釋過要怎樣處理才能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容易,但可以處理。現在說到供應,供應量也是意圖,也不是真有其物。可幸供應量與需求量類同,可以說是同一回事,要推出假說作驗證,其處理方法是一樣的。

一個天真的謬誤

這裏要補充的,是傳統的分析有一個天真的謬誤。需求定律是說需求曲線一定向右下傾斜,但傳統說休息或休閒——無疑也是經濟物品——價愈高其需求量愈大,因而推翻了需求定律。有關的分析錯得天真。

傳統的等優曲線分析是這樣的。縱軸為金錢收入,橫軸是一個人出售的工作時間,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為極限。從工資為零開始上升,一個人供應的時間量跟着上升,即是說休閒的時間下降。到了某一點,每小時的工資升到高處時,這個人的每天工作的時間供應量會下降,也即是休閒時間的需求量會增加。翻過來是說,工資上升即是休閒之價上升,到了某一點,休閒的需求量是增加了。休閒之價上升,其需求量也上升,推翻了需求定律。(幾何上,工資上升,工作時間的供應曲線先向右上升,跟着轉彎向左上升。後者是說工作時間減少,休閒時間的需求量增加,推翻了需求定律。)

說這傳統分析錯得天真,因為這分析忘記了一個人不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還活得久!疲倦得不能動而還有僱主是奇蹟,但那是僱主需求那方面,這裏可以放過。不能放過的是每個人都要顧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因為工作過度而變得短暫的代價。無論時間工資升得怎樣高,真實的工資收入是這工資減除了因為工作時間過長而引起病痛或一命嗚呼的負值。換言之,每天工作到某一點,上升的時間工資,扣除了生命的所值,其實是下降了,代表着消閒之價下降,消閒的需求量因而增加了。這是需求定律。

第三節:產出市場與合約變化

要通過產出程序的市場的分析是複雜多了。因為生產的成本變化多,需求曲線再不是供應曲線了。我們要處理生產成本與不同的合約安排。二者皆複雜,要向淺中求才可望收穫。這是《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主要任務。這裏的「開場白」是先略談大概。同學可能認為老人家說的跟傳統說的格格不入。老人家說的是真理。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後幾個星期,一位同事申請升職,要通過評審委員。我是其中之一,而作為當時的系主任,我不能一題也不問。我見該同事的研究工作專於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成品產出的關係的分析,於是問:「如果你在街上給一個擦鞋童(當時的香港還容許這行業)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給他二元作酬報,這二元是購買他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上的光亮?」他答不出來!所有生產函數分析都有這樣的尷尬。

答案是二者皆對:產品市場也就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分不開,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市場。

穿珠仔的例子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是舊話重提,但說得詳盡一點:

「二戰後幾年,香港西灣河的山頭住着些破落戶,是貧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於該山頭,相比起來是『豪宅』了。貧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為生計,一個人從早穿到晚只賺得四口便飯一餐,魚肉是談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子,用線穿起來成為頭帶或腰帶,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飾物,當時西方有市場。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線與顏色圖案的設計,操作者坐在自己家裏按圖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資,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闆了。不知是第幾層的代理,他的報酬是抽取一個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說,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競爭,看他們的衣著,整天在山頭到處跑——交、收、驗貨——其收入也是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幾個絕不平凡的含意。一、從簡單的件工角度看,勞動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二者分不開,傳統的經濟分析是錯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資,就是管制產品的物價,價管是也。三、沒有任何壓力團體會對穿珠仔這個行業有興趣,因為作為代理的老闆,作出的只是時間投資,賺取的只是一點知識的錢,身無長物,沒有什麼租值可以讓外人動手動腳的。四、這些可憐的代理老闆,就是經濟學吵得熱鬧的principal-agent這個話題的主角人物。這題材可不是起自我一九八三的《公司的合約本質》,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

如上可見,「勞動力」(生產要素)與「珠仔帶」(產品)是不同之物,但購買勞動力與購買珠仔帶是同一回事,市場一也,跟擦鞋孩子與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樣,只是穿珠仔多了一些「中間人」。以件工算工資,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合約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間人的監管與訊息的傳達只是為了減少市場顧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間人的專業處理成本較低。

時間工資合約有變

讓我們跳到以時間算工資的例子。這裏合約選擇的變化比物品市場與件工合約市場的變化多了不少。嚴格來說,時間工資市場與物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形式有別。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時間本身不是物品,不是顧客要購買之物,雖然原則上市場的任何產品都可以按產品之內的多個不同工人的參與貢獻,以及各種原料的採用與機械的租值加起來算價:每個不同工人的小小貢獻之價,瑣碎原料之價,機械租金之價等。這樣看,產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一也。不要以為物品的顧客沒有那樣瑣碎地算價,市場就改變了。顧客沒有這樣算,但通過產出機構的老闆或「中間人」,這些瑣碎之價是算了的,跟穿珠仔的例子相比遠為複雜,但原則還是一樣。

因為時間工資不是直接量度產品的貢獻,監管的問題跟件工合約有很大的差別,牽涉到我在本卷第三章與卷三提及的「履行定律」。合約的選擇是一九六六年我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提出的研究話題。多年過去,這話題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這裏我要指出的是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場不是正確的看法。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責任或權利的界定會跟着變。詳盡的討論要到卷三《制度的選擇》才處理。這裏要指出的重點是: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分別是合約的形式不同,但市場一也。

第四節:結語

不要以為我吹毛求疵,強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作為同一市場看。傳統分開處理往往顧此失彼,失誤頻頻,而漠視了合約的選擇與經濟整體的合約結構,看少了很多。不同產品當然有不同市場,但同樣產品,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處理可以嚴重地誤導。話雖如此,為恐讀者跟不上,有時我也逼着要跟傳統的說法,其實是說不同的合約安排。

要明白市場交易的運作,我們要注意兩件事。其一是合約選擇,其整體要到卷三才處理,雖然從這裏到那裏我們在途中無可避免地偶爾涉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概念的掌握。在卷一我們處理了與需求有關的概念:缺乏、競爭、均衡、功用、用值、換值、何謂價、何謂量等。卷二轉到收入、利息、投資、財富、資本、成本、租值、利潤、盈利、社會成本、交易費用等。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科學,概念的掌握比經濟學重要。

可以這樣說吧。有解釋力的經濟理論是淺的,但概念掌握得不夠好這些理論不管用。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概念是從人類行為的規律引申出來,可以看為是一類經驗定律。這些概念是從斯密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思想與觀察的累積所得,是一些重要的思想遺產了。演進過程千山萬水,可惜今天的專業文章沒有教,一般課本說的要不是不夠深入,就是錯多對少。經濟學的概念掌握要頻頻用真實世界的觀察作印證才能學得到家。古往今來,能全面掌握這些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及一掌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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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2日 星期二

投資者日記 畢老林 財富分布不均 龐茲騙局不死

2010年10月13日

論經濟總量、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以至人均財富,美國在全球一向名列前茅,名副其實超級大國。不過,美國人十年前仍雄踞環球人均財富榜首位,但由於過去十年財富增值遜色,今天已被瑞士及挪威等既富有又重視生活質素的國家迎頭趕上,美國今年排名滑落至第七名。根據瑞信的調查,今年美國成年人平均財富約23.62萬美元,瑞士及挪威則以人均財富37.27萬及32.65萬美元分列首次位。

美國人均財富過去十年看似每下愈況,但不必替他們擔憂,因為相對世界其他地區,無論以佔全球財富比例還是人均財富計算,雄據最高位置的,由始至終都是歐美國家。舉個例,截至2010年年中,環球個人財富淨值(總資產減去總負債)合共約200萬億美元,美國獨佔50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單是花旗一國,在世界財富這個大餅中所佔份額已達25%。把地域擴闊至整個北美洲,比例即升至31%,但北美仍以輕微之差落後於歐洲(佔環球財富32%)。換句話說,歐洲和北美兩大地區控制的財富,加起來就佔去全球63%!

瑞信的報告十分全面,除了財富總值、成年人口平均財富水平,以至財富的地域分布外,還羅列了不同國家資產類別(金融、非金融、債務)的分布比例;在金融資產這個大項目底下,又細分為貨幣與存款、股票和以退休金及壽險公司儲備為主的「其他金融資產」。有興趣了解各個資產類別和其價值升跌對不同國家財富消長有何影響,不妨下載報告看個飽。篇幅所限,這裏不作細表。
貧富兩極舉世皆然

對老畢來說,瑞信這份以《環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命名的調查,最具「立體感」和「故事性」的,是一幅以金字塔交代世界財富分布的圖象。塔的底層人口最多,但所佔財富比例最小;每上移一層,人口和財富皆成反比(人口愈來愈少,掌控的財富卻愈來愈豐厚)。佔據金字塔頂層的人口只有二千四百二十萬,每人最少擁有100萬美元淨資產。這二千餘萬人佔全球人口不足1%,但合共控制69.2萬億美元財富,佔環球個人財富比例超過35%【圖】!


放大圖片

金字塔底層人口總數多達三十億,佔全球成年人比例超過三分二,惟人均財富低於1萬美元,資產淨值合計僅8.2萬億美元,佔世界財富比例不足5%!

雖說貧富懸殊莫此為甚,但在老畢看來,卻以金字塔由下數上的第三層最值得一談。處身這一層的人口,既非大富大貴的所謂高資產淨值人士,跟貧窮更沾不上邊。籠統地說,「第三層」在發達國家可稱為「中上階級」,於發展中世界則足以躋身富裕階層了。以人口計,第三層成員總數全球加起來超過三億,佔世界人口比例略高於7%,人均財富由10萬至100萬美元不等。
國富民貧困擾中國

老畢之所以對第三層特別感興趣,原因有二︰①與金字塔最頂層的第四層相比,第三層人均資產淨值雖有所不及,但基於人口數目相差太遠,無論以財富總值(合共控制85萬億美元),還是佔全球財富比例(43.7%)計算,第三層均勝於第四層;②中國資產淨值在百萬美元以上的富有人士,近年雖以幾何級數激增(瑞信指中國目前有八十多萬財富在100萬至5000萬美元的富人,佔全球高資產淨值人士總數的 3.3%),但以財富在10萬至100萬美元,即金字塔第三層的中上階級而論,92%由北美、歐洲,以及不包括中國的亞太區成員包辦,單是歐洲就佔 39%;以國家劃分,則美國以23%居首,日本以15%緊隨其後。

以上二點令老畢想到兩件事︰①論綜合國力,除了美國之外,世上也許難有其他國家能勝中國,而日本GDP被中國超越,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被後者取代,更成為眾所關注的「大事」。不過,瑞信的報告清楚說明,即使日本經歷了長達二十年的經濟低迷,股市樓市一沉不振,但大和民族在金字塔第三層的地位仍穩如泰山,於人均財富10萬至100萬美元這一關鍵層面,當今之世拍得住美國的,仍然只有日本。中國表面風光,惟今時今日仍停留在國富民貧的階段,要挑戰美國,還有漫漫長路;②中印巴西等新興強國發展雖一日千里,但美日歐等傳統富國在經歷金融風暴後,所掌控的財富於全球範圍依然遙遙領先,當中金融資產佔富國個人財富比例逾半。發達國要保住其財富「霸權」,就得極力維持現狀,不能讓大有「龐茲騙局」(Ponzi Scheme)韻味的金融音樂停下來。說穿了,美日歐政府和央行在海嘯後所做的一切,不正是為了「維持原狀」嗎?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Annals of Innovation New Yorker
by Malcolm Gladwell October 4, 2010

Social media can’t provide what social change has alway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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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Twitter;
Facebook;
Civil-Rights Movement;
Revolutions;
Activists, Activism;
Iran;
Technology

At four-thirt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 February 1, 1960, four college students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at the Woolworth’s in downtown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They were freshmen at North Carolina A. & T., a black college a mile or so away.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please,” one of the four, Ezell Blair, said to the waitress.

“We don’t serve Negroes here,” she replied.

The Woolworth’s lunch counter was a long L-shaped bar that could seat sixty-six people, with a standup snack bar at one end. The seats were for whites. The snack bar was for blacks. Another employee, a black woman who worked at the steam table, approached the students and tried to warn them away. “You’re acting stupid, ignorant!” she said. They didn’t move. Around five-thirty, the front doors to the store were locked. The four still didn’t move. Finally, they left by a side door. Outside, a small crowd had gathered, including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Greensboro Record. “I’ll be back tomorrow with A. & T. College,”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By next morning, the protest had grown to twenty-seven men and four women, most from the same dormitory as the original four. The men were dressed in suits and ties. The students had brought their schoolwork, and studied as they sat at the counter. On Wednesday, students from Greensboro’s “Negro” secondary school, Dudley High, joined in, and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swelled to eighty. By Thursday, the protesters numbered three hundred, including three white women, from the Greensboro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y Saturday, the sit-in had reached six hundred. People spilled out onto the street. White teen-agers waved Confederate flags. Someone threw a firecracker. At noon, the A. & T. football team arrived. “Here comes the wrecking crew,” one of the white students shouted.

By the following Monday, sit-ins had spread to Winston-Salem, twenty-five miles away, and Durham, fifty miles away. The day after that, students at Fayetteville State Teachers College and at Johnson C. Smith College, in Charlotte, joined in, followed on Wednesday by students at St. Augustine’s College and Shaw University, in Raleigh. On Thursday and Friday, the protest crossed state lines, surfacing in Hampton and Portsmouth, Virginia, in Rock Hill, South Carolina, and in Chattanooga, Tennessee.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re were sit-ins throughout the South, as far west as Texas. “I asked every student I met what the first day of the sitdowns had been like on his campus,” the political theorist Michael Walzer wrote in Dissent. “The answer was always the same: ‘It was like a fever. Everyone wanted to go.’ ” Some seventy thousand students eventually took part. Thousands were arrested and untold thousands more radicalized. These events in the early sixties became a civil-rights war that engulfed the South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and it happened without e-mail, texting, Facebook, or Twitter.

* from the issue
* cartoon bank
* e-mail this

The world, we are told, is in the midst of a revolution. The new tools of social media have reinvented social activism. With Facebook and Twitter and the like,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opular will has been upended,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powerless to collaborate, coördinate, and give voice to their concerns. When ten thousand protes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Moldova in the spring of 2009 to protest against their country’s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 action was dubbed the Twitter Revolution, because of the means by which the demonstrators had been brought together. A few months after that, when student protests rocked Tehra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asking Twitter to suspend scheduled maintenance of its Web sit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didn’t want such a critical organizing tool out of service at the height of the demonstrations. “Without Twitter the people of Iran would not have felt empowered and confident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Mark Pfeifle, a former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 later wrote, calling for Twitter to b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ere activists were once defined by their causes, they are now defined by their tools. Facebook warriors go online to push for change. “You are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James K. Glassman, a former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a crowd of cyber activists at a recent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Facebook, A. T. & T., Howcast, MTV, and Google. Sites like Facebook, Glassman said, “give the U.S. a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errorists. Some time ago, I said that Al Qaeda was ‘eating our lunch on the Internet.’ That is no longer the case. Al Qaeda is stuck in Web 1.0. The Internet is now about interactivity and conversation.”

These are strong, and puzzling, claims. Why does it matter who is eating whose lunch on the Internet? Are people who log on to their Facebook page really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As for Moldova’s so-called Twitter Revolution, Evgeny Morozov, a scholar at Stanford who has been the most persistent of digital evangelism’s critics, points out that Twitter had scant internal significance in Moldova, a country where very few Twitter accounts exist. Nor does it seem to have been a revolution, not least because the protests—as Anne Applebaum sugges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may well have been a bit of stagecraft cooked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a country paranoid about Romanian revanchism, the protesters flew a Romanian flag over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In the Iranian case, meanwhile, the people tweeting about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almost all in the West. “It is time to get Twitter’s role in the events in Iran right,” Golnaz Esfandiari wrote, this past summer, in Foreign Policy. “Simply put: There was no Twitter Revolution inside Iran.” The cadre of prominent bloggers, like Andrew Sullivan, who champione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Iran, Esfandiari continued, mis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Western journalists who couldn’t reach—or didn’t bother reaching?—people on the ground in Iran simply scrolled through the English-language tweets post with tag #iranelection,” she wrote. “Through it all, no one seemed to wonder why people trying to coordinate protests in Iran would be writing in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Farsi.”

Some of this grandiosity is to be expected. Innovators tend to be solipsists. They often want to cram every stray fact and experience into their new model. As the historian Robert Darnton has written, “The marvel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esent have produced a fals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ast—even a sense that communication has no history, or had nothing of importance to consider before the day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in the outsized enthusiasm for social media. Fifty years aft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of social upheaval in American history, w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what activism is.

Greensboro in the early nineteen-sixties was the kind of place where racial insubordination was routinely met with violence. The four students who first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were terrified. “I suppose if anyone had come up behind me and yelled ‘Boo,’ I think I would have fallen off my seat,” one of them said later. On the first day, the store manager notified the police chief, who immediately sent two officers to the store. On the third day, a gang of white toughs showed up at the lunch counter and stood ostentatiously behind the protesters, ominously muttering epithets such as “burr-head nigger.” A local Ku Klux Klan leader made an appearance. On Saturday, as tensions grew, someone called in a bomb threat, and the entire store had to be evacuated.

The dangers were even clearer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Project of 1964, another of the sentinel campaigns of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ecruited hundreds of Northern, largely white unpaid volunteers to run Freedom Schools, register black voters, and raise civil-rights awareness in the Deep South. “No one should go anywhere alone, but certainly not in an automobile and certainly not at night,” they were instructed. Within days of arriving in Mississippi, three volunteers—Michael Schwerner, James Chaney, and Andrew Goodman—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and, during the rest of the summer, thirty-seven black churches were set on fire and dozens of safe houses were bombed; volunteers were beaten, shot at, arrested, and trailed by pickup trucks full of armed men. A quarter of those in the program dropped out. Activism that challenges the status quo—that attacks deeply rooted problems—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What makes people capable of this kind of activism? The Stanford sociologist Doug McAdam compared the Freedom Summer dropouts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stayed,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key difference wasn’t, as might be expected, ideological fervor. “All of the applicants—participants and withdrawals alike—emerge as highly committed, articulate supporters of the goals and values of the summer program,” he concluded. What mattered more was an applicant’s degree of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All the volunteer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list of personal contacts—the people they wanted kept apprised of their activities—and participants were far more likely than dropouts to have close friends who were also going to Mississippi. High-risk activism, McAdam concluded, is a “strong-tie” phenomenon.

This pattern shows up again and again. One study of the Red Brigades, the Italian terrorist group of the nineteen-seventies, found that seventy per cent of recruits had at least one good friend already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en who joined the mujahideen in Afghanistan. Even revolutionary actions that look spontaneous, like the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 that led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re, at core, strong-tie phenomena.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East Germany consisted of several hundred groups, each with roughly a dozen members. Each group was in limited contact with the others: at the time, only thirteen per cent of East Germans even had a phone. All they knew was that on Monday nights, outside St. Nicholas Church in downtown Leipzig, people gathered to voice their anger at the state. And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who showed up was “critical friends”—the more friends you had who were critical of the regime the more likely you were to join the protest.

So one crucial fact about the four freshmen at the Greensboro lunch counter—David Richmond, Franklin McCain, Ezell Blair, and Joseph McNeil—w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McNeil was a roommate of Blair’s in A. & T.’s Scott Hall dormitory. Richmond roomed with McCain one floor up, and Blair, Richmond, and McCain had all gone to Dudley High School. The four would smuggle beer into the dorm and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in Blair and McNeil’s room. They would all have remembered the murder of Emmett Till in 1955,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that same year, and the showdown in Little Rock in 1957. It was McNeil who brought up the idea of a sit-in at Woolworth’s. They’d discussed it for nearly a month. Then McNeil came into the dorm room and asked the others if they were ready. There was a pause, and McCain said, in a way that works only with people who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with one another, “Are you guys chicken or not?” Ezell Blair worked up the courage the next day to ask for a cup of coffee because he was flanked by his roommate and two good friends from high school.

The kind of activism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dia isn’t like this at all. The platforms of social media are built around weak ties. Twitter is a way of following (or being followed by) people you may never have met. Facebook is a tool for efficiently managing your acquaintances, for keeping up with the people you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at’s why you can have a thousand “friends” on Facebook, as you never could in real life.

This is in many ways a wonderful thing. There is strength in weak ties, as the sociologist Mark Granovetter has observed. Our acquaintances—not our friends—are our greatest source of new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lets us exploit the power of these kinds of distant connections with marvellous efficiency. It’s terrific at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eamlessly matching up buyers and sellers, and the logistical functions of the dating world. But weak ties seldom lead to high-risk activism.

In a new book called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the business consultant Andy Smith and the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Jennifer Aaker tell the story of Sameer Bhatia, a young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who came down with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It’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social media’s strengths. Bhatia needed a bone-marrow transplant, but he could not find a match among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odds were best with a donor of his ethnicity, and there were few South Asians in the national bone-marrow database. So Bhatia’s business partner sent out an e-mail explaining Bhatia’s plight t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of their acquaintances, who forwarded the e-mail to their personal contacts; Facebook pages and YouTube videos were devoted to the Help Sameer campaign. Eventually, nearly twenty-five thousand new people were registered in the bone-marrow database, and Bhatia found a match.

But how did the campaign get so many people to sign up? By not asking too much of them.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get someone you don’t really know to do something on your behalf. You can get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because doing so is pretty easy. You have to send in a cheek swab and—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that your bone marrow is a good match for someone in need—spend a few hours at the hospital. Donating bone marrow isn’t a trivial matter. But it doesn’t involve financial or personal risk; it doesn’t mean spending a summer being chased by armed men in pickup trucks. It doesn’t require that you confront socially entrenched norms and practices. In fact, it’s the kind of commitment that will bring only social acknowledgment and praise.

The evangelists of social media don’t understand this distinction; they seem to believe that a Facebook friend is the same as a real friend and that signing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is activism in the same sense as sitting at a segregated lunch counter in Greensboro in 1960. “Social network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motivation,” Aaker and Smith write. But that’s not true. Social networks are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by lessening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that participation requires. The Facebook page of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has 1,282,339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nine cents apiece. The next biggest Darfur charity on Facebook has 22,073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thirty-five cents. Help Save Darfur has 2,797 members, who have given, on average, fifteen cents.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told Newsweek, “We wouldn’t necessarily gauge someone’s value to the advocacy movement based on what they’ve given. This is a powerful mechanism to engage this critical population. They inform their community, attend events, volunteer. It’s not something you can measure by looking at a ledger.” In other words, Facebook activism succeeds not by motivating people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but by motivating them to do the things that people do when they are not motivated enough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We are a long way from the lunch counters of Greensboro.

The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sit-ins across the South during the winter of 1960 described the movement as a “fever.” But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more like a military campaign than like a contagion. In the late nineteen-fifties, there had been sixteen sit-ins in various cities throughout the South, fifteen of which were formally organized by civil-rights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A.C.P. and CORE. Possible locations for activism were scouted. Plans were drawn up. Movement activists held training sessions and retreats for would-be protesters. The Greensboro Four were a product of this groundwork: all were members of the N.A.A.C.P. Youth Council. They had close ties with the head of the local N.A.A.C.P. chapter. They had been briefed on the earlier wave of sit-ins in Durham, and had been part of a series of movement meetings in activist churches. When the sit-in movement spread from Greensboro throughout the South, it did not spread indiscriminately. It spread to those cities which had preëxisting “movement centers”—a core of dedicated and trained activists ready to turn the “fever” into actio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high-risk activism. It was also, crucially, strategic activism: a challenge to the establishment mounted with precision and discipline. The N.A.A.C.P. was a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run from New York according to highly formalized operating procedures. At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he unquestioned author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movement was the black church, which had, as Aldon D. Morris points out in his superb 1984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 carefully demarcated division of labor, with various standing committees and disciplined groups. “Each group was task-oriented and coordinated its activities through authority structures,” Morris writes. “Individuals wer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ssigned duties, and important conflicts were resolved by the minister, who usually exercised ultimate authority over the congregation.”

This is the second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ctivism and its online variant: social media are not about this kind of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Facebook and the like are tools for building networks, which are the opposite, in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of hierarchies. Unlike hierarchies, with their rules and procedures, networks aren’t controlled by a single central authority. Decisions are made through consensus, and 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 group are loose.

This structure makes networks enormously resilient and adaptable in low-risk situations. Wikipedia is a perfect example. It doesn’t have an editor, sitting in New York, who directs and corrects each entry. The effort of putting together each entry is self-organized. If every entry in Wikipedia were to be erased tomorrow, the content would swiftly be restored,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network of thousands spontaneously devote their time to a task.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ough, that networks don’t do well. Car companies sensibly use a network to organize their hundreds of suppliers, but not to design their cars. No one believes that the articulation of a coherent design philosophy is best handled by a sprawling, leaderless organizational system. Because networks don’t have a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tructure and clear lines of authority, they have real difficulty reaching consensus and setting goals. They can’t think strategically; they are chronically prone to conflict and error. How do you make difficult choices about tactics or strategy or philosophical direction when everyone has an equal say?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as a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relations scholars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Calvert Jones argue in a recent essa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at this is why it ran into such trouble as it grew: “Structural features typical of networks—the absence of central authority, the unchecked autonomy of rival groups, and the inability to arbitrate quarrels through formal mechanisms—made the P.L.O. excessively vulnerable to outside manipulation and internal strife.”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seventies, they go on, “the far more unified and successful left-wing terrorists tended to organize hierarchically, with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clear divisions of labor. They were concentrated geographically in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could establish central leadership, trust, and camaraderie through regular, face-to-face meetings.” They seldom betrayed their comrades in arms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s.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right were organized as decentralized networks, and had no such discipline. These groups were regularly infiltrated, and members, once arrested, easily gave up their comrades. Similarly, Al Qaeda was most dangerous when it was a unified hierarchy. Now that it has dissipated into a network, it has proved far less effective.

The drawbacks of networks scarcely matter if the network isn’t interested in systemic change—if it just wants to frighten or humiliate or make a splash—or if it doesn’t need to think strategically. But if you’re taking on a powerful and organized establishment you have to be a hierarchy.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requi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depended on public transit to get to and from work each day. It lasted a year. In order to persuade those people to stay true to the cause, the boycott’s organizers tasked each local black church with maintaining morale, and put together a free alternative private carpool service, with forty-eight dispatchers and forty-two pickup stations. Even the White Citizens Council, King later said, conceded that the carpool system moved with “military precision.” By the time King came to Birmingham, for the climactic showdown with Police Commissioner Eugene (Bull) Connor, he had a budget of a million dollars, and a hundred full-time staff members on the ground, divided into operational units. The operation itself was divided into steadily escalating phases, mapped out in advance. Support was maintained through consecutive mass meetings rotating from church to church around the city.

Boycotts and sit-ins and nonviolent confrontations—which were the weapons of choice for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are high-risk strategies. They leave little room for conflict and error. The moment even one protester deviates from the script and responds to provocation,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the entire protest is compromised. Enthusiasts for social media would no doubt have us believe that King’s task in Birmingham would have been made infinitely easier had he been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ollowers through Facebook, an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weets from a Birmingham jail. But networks are messy: think of the ceaseless pattern of correction and revision, amendment and debate, that characterizes Wikipedia. I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d tried to do a wiki-boycott in Montgomery, he would have been steamrollered by the white power structure. And of what use would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tool be in a town where ninety-eight per cent of the black community could be reached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church? The things that King needed in Birmingham—discipline and strategy—were things that online social media cannot provide.

The bible of the social-media movement is Clay Shirky’s “Here Comes Everybody.” Shirky, who teach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ets out to demonstrate the organiz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and he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Evan, who worked on Wall Street, and his friend Ivanna, after she left her smart phone, an expensive Sidekick, on the back seat of a New York City taxicab. The telephone company transferred the data on Ivanna’s lost phone to a new phone, whereupon she and Evan discovered that the Sidekick was now in the hands of a teen-ager from Queens, who was using it to take photographs of herself and her friends.

When Evan e-mailed the teen-ager, Sasha, asking for the phone back, she replied that his “white ass” didn’t deserve to have it back. Miffed, he set up a Web page with her picture and a descript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He forwarded the link to his friends, and they forwarded it to their friends. Someone found the MySpace page of Sasha’s boyfriend, and a link to it found its way onto the site. Someone found her address online and took a video of her home while driving by; Evan posted the video on the site. The story was picked up by the news filter Digg. Evan was now up to ten e-mails a minute. He created a bulletin board for his reader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it crashed under the weight of responses. Evan and Ivanna went to the police, but the police filed the report under “lost,” rather than “stolen,” which essentially closed the case. “By this point millions of readers were watching,” Shirky writes, “and dozens of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had covered the story.” Bowing to the pressure, the N.Y.P.D. reclassified the item as “stolen.” Sasha was arrested, and Evan got his friend’s Sidekick back.

Shirky’s argument is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the pre-Internet age—and he’s right. Evan could never have tracked down Sasha. The story of the Sideki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publicized. An army of people could never have been assembled to wage this fight. The police wouldn’t have bowed to the pressure of a lone person who had misplaced something as trivial as a cell phone. The story, to Shirky, illustrates “the ease and speed with which a group can be mobilized for the right kind of cause” in the Internet age.

Shirky considers this model of activism an upgrade. But it is simply a form of organizing which favors the weak-tie connections that give us access to information over the strong-tie connections that help us persevere in the face of danger. It shifts our energies from organizations that promote strategic and disciplined activity and toward those which promote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It makes it easier for activis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harder for that expression to have any impact. The instruments of social media are well suited to making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more efficient. They are not a natural enemy of the status quo. If you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all the world needs is a little buffing around the edges, this should not trouble you. But if you think that there are still lunch counters out there that need integrating it ought to give you pause.

Shirky ends the story of the lost Sidekick by asking, portentously, “What happens next?”—no doubt imagining future waves of digital protesters. But he has alread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s next is more of the same. A networked, weak-tie world is good at things like helping Wall Streeters get phones back from teen-age girls. Viva la revolución. ♦

2010年10月10日 星期日

宋鴻兵 一石二鳥的美元貨幣戰爭

010年10月11日
在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的貨幣戰爭硝煙背後,到底在發生什麼樣的戰爭?是滙率博弈,還是貿易保護?是全球經濟再平衡,還是美國國內政治國際化?實際上,全世界的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發動這場貨幣戰爭的正是美國,戰爭的主要手段是所謂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戰爭的宣傳口號是「反對滙率操縱」、「反對貿易保護」、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主要打擊目標則是中國!

美國所發動的全球貨幣戰爭,從本質上看是一場賴賬戰爭和資產泡沫戰爭。

本質是一場賴賬戰

美元的實質是一種以債務為抵押所發行的貨幣。每一張流通美元的背後都是某人對銀行系統的負債,這張紙幣其實是一份債權的收據,所以每一個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債務的債權人。

當美國以「量化貨幣寬鬆政策」啟動印鈔機時,美聯儲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和金融機構持有的債券、票據來對美國巨額債務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化」。「量化寬鬆」無外乎兩個含義,一是規模遠超正常水準,從而達到稀釋債務的目的;二是「被貨幣化」的債券品質大大降低,如早已實質破產的「兩房」所發行的債券。這樣一來,海量增發的美元大大稀釋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債權的「含金量」,同時,新發行美元中的「資產毒素」大大上升。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所「量化寬鬆」出來的「新美元」是一種典型的劣質貨幣,這就是為什麼黃金這種誠實的貨幣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700美元一盎斯,暴漲到目前1350美元的主要原因。

當這種債權「含金量」大大稀釋,並且「資產毒素」大幅超標的劣質美元湧向全世界時,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亂?各國又豈能坐視「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2008 年以來,「劣質毒美元」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銀行系統將對外貿易與直接投資和其他管道進入中國的美元結算為人民幣,再將美元賣給人民銀行,此時的「劣質毒美元」堂而皇之的登上了人民幣的資產負債表,而以它們為抵押發行的人民幣,就是這些劣質美元債權的收據,最終被廣大人民幣持有人擁有。

美元病毒通過貨幣流通而傳染到人民幣。從表面上看,美元儲備資產被政府擁有,但這些資產的收據卻掌握在人民幣持有人手中,因此,這些「劣質毒美元」資產的實際擁有者是老百姓,而政府僅僅是「代持」。

此時,美國開始發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

假如中國擁有兩萬億美元的外滙資產,而人民幣對美元比價為8:1,那麼以這些資產為抵押發行了16萬億人民幣。形象地說,就是16萬億張美元資產的收據。這些收據經過銀行系統的放大作用已經流入中國的經濟體內,並廣為大眾持有。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下,人民幣被迫升值到6:1,也就是同樣的美元資產現在對應着 12萬億張收據,這時將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做個形象的比喻,如果2萬億美元在國際市場上能夠換回16萬億個麵包,那麼升值前的一張收據可換一個麵包。現在突然價格變了,政府宣布用12萬億張收據換16萬億個麵包。

貌似新的人民幣購買力提高了,但實際上當人們用這個比價關係去換取麵包時,會突然發現在前12萬億收據取走了16萬億個麵包後,還有4萬億張收據什麼也換不到了,人為製造了擠兌的勢能。在升值的那一瞬間,強制12萬億張新收據等價於16萬億張舊收據,意味着舊收據對存量資產購買力的暴跌。

美元貶中國資產大縮水

更糟糕的是,由於美元濫發,導致了國際商品價格上漲,2萬億美元以前可以買到16萬億個麵包,如果現在只能買到10萬億個麵包,其結果就是16萬億張舊收據可索取的美元資產從16萬億個麵包下降到10萬億個麵包,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大幅縮水。僅用這一手就可以有效廢除6萬億張人民幣收據對美國資產的財富索取權!這是一個有效削弱中國龐大外滙儲備真實價值的絕妙高招。

當大眾的視線被吸引到貿易平衡或滙率操縱等話題的時候,真正上演的其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中國30年來所有存量資產進行價格重估的大戲。

在人民幣名義國際購買力升值的同時,伴隨着人民幣對巨額存量資產的購買力貶值問題。

這一過程將明顯造成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在資產價格領域。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16萬億收據屬於基礎貨幣,當銀行系統對其進行放大之後,進入中國的經濟實體的信用總量更為巨大,其通脹效應可想而知。

人民幣劇烈升值所產生的名義國際購買力增強的好處是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伴隨着進口和海外投資才能逐步顯現的,而其造成的美元資產損失和對國內巨額存量資產進行價值重估所誘發的惡性資產通脹的害處卻是立刻發作的。

人民幣升值過快中國危矣

升值遊戲的核心在於,讓升值後的人民幣在名義國際購買力提高的同時,卻降低了升值前人民幣國內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有效地減少了人民幣持有人對美國債權的「含金量」。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最終擁有美國債權的並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廣大人民幣持有人,因此,美國賴賬的最後買單人是中國老百姓。毫無懸念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熱錢進入,這將會進一步強化通貨膨脹壓力。

參考日圓1985年被迫升值後所造成的嚴重資產泡沫,以及人民幣2005年7月以來滙率上漲20%所啟動的房地產瘋漲和股市狂熱,我們不難看出美國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一石兩鳥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負債,二是刺激中國資產價格泡沫。

人民幣升值速度愈快,人民幣投機者對美元資產套現的衝動就愈強烈。當「劣質毒美元」所攜帶的美國債務在世界各國被消化得差不多時,中國資產泡沫也已經發展到難以挽救的惡性狀態。

此時,美國也許會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擊全球通貨膨脹的大旗,一舉戳破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資產泡沫。

時間是戰爭中的關鍵變數,貨幣戰爭更是如此。如果人民幣快速而劇烈的升值,則中國危矣!

作者為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金融與貨幣研究所所長,《貨幣戰爭》(2006年出版)一書作者。

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Crosley Portable Turntable

http://www.crosleyradio.com/Product.aspx?pid=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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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ook the record player "out of the box". Crosley's Revolution™ turntable truly fits the word in every way. Where other turntables take up space, this one dances around a desk without ado. Where other record players must be kept in their designated place, the Crosley Revolution™ practically begs to join you on every journey. And where other turntables tangle you in a web of wires, the Crosley Revolution™ effortlessly pairs with any FM radio for cordless, clear sound. It is a turntable of firsts-the first battery-powered Crosley turntable, the first with a platter smaller than a teacup saucer, and the first with a wireless transmitter for cord-free enjoyment. Users can tote this two-speed turntable with them to vinyl swaps or to a friend's house. Featuring a USB hookup for easy analog-to-digital transfer, the Crosley Revolution™ will allow users to free their favorites from the grooves for digital enjoyment across a variety of devices. This small but mighty turntable also features a headphone jack, passive audio out, and a dynamic full range speaker. **PATENT 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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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Enabled For Connection to Windows Equipped PC and Mac
Software Suite For Ripping And Editing Audio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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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 2 Speeds - 33 1/3 And 45 RPM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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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le Turntable
USB Enabled For Connection to Windows Equipped PC and Mac
Software Suite For Ripping And Editing Audio Content
Belt Driven Turntable Mechanism
Plays 2 Speeds - 33 1/3 And 45 RPM Records
Plays 7" And 12" Records
FM Transmitter
Hi Tech ABS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Handle
Diamond Stylus Needle
Manual Return Tone Arm
Dynamic Full Range Speaker
Battery Powered (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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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5日 星期二

林行止專欄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

2010年10月5日


林行止
國力大盛 盛氣凌人

一、

九月七日詹其雄掌舵的漁船「閩晉漁五一七九」,在中、日對其主權各執一詞的釣魚島海域衝撞日本艦艇的「英勇行為」後,掀起一場至今餘波未了的外交風暴,中國仍以擅闖軍事禁區罪扣押一名日本人(據報為日本藤田建設公司員工),中、日雙方言文交戰二十餘天,尚未有官式接觸;中國反日活動頗有節制,但日本爆發前所未見的二十多個城市的反華示威,而向日本「溫馨」提示中國掌控其稀土供應大權,日本大驚失色,和其他稀土進口國一樣,不得不致力開發新的稀土來源……。最引人關注的發展是日本《產經新聞》傳出「美國和日本即將舉行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模擬釣魚島被中國攻佔後發動反攻」。據本報昨天消息,這次「軍演初步決定於美國奧巴馬總統十月訪日及出席亞太經合峰會後展開」!美國在釣魚島海域軍演,而且公然表明目的在從解放軍手上奪回釣魚島,不僅欺人太甚且是欺上門,是可忍孰不可忍,北京還以猛烈的言文回擊,事屬必然,但會否有引致雙方大打出手的進一步行動,要看未來二周的中、日外交往來能否恢復。筆者常說,只要「敵我」雙方肯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判(不一定要握手言歡),天大的事都可解決(是否圓滿是另一回事)。如果拒不見面,選擇隔空以至對面各自表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遲早闖出大禍。迄今為止,日本政府一再表示尋求和中國領導人對談的意向,可說在外交禮節上做足工夫,只是中國依然氣在心頭(心高氣傲?),不予理會。在筆者看來,未來十天半月,中、日會否重回外交談判桌,決定亞洲和戰前景。

釣魚島主權誰屬,作為中國人,其為中國領土是不容置疑的。對於釣魚島為我國所有的歷史事實,在七十年代之前已證據確鑿,這是多少愛國、熱血、有識、理性之士當年投身保釣運動的原因;昨天本報發表雷鼎鳴教授的〈為什麼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擲地有聲,除了釣魚島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雷文還條陳史實,證明西沙南沙諸島的主權爭議雖更複雜,但追源溯始,它們都為我國所有。而紀曉風昨天引述熊玠教授的話,指出把此事交國際法庭審理,中國亦勝券在握……。不過,十月三日陶傑在《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的〈紙上風雲〉,闡釋的理由亦應被考慮。惟有參詳方方面面的意見,才不會自覺「理直氣壯」,這很易令人熱血沸騰,「火遮眼」,許多不顧後果的事會因此而起。有關各方因此都要避免認為真理在我、堅持己見,冷靜節制行事才不會誤了經建大事。

中國「和平崛起」,帶旺世界經濟(起碼各國消費者都大受其惠),中國在國際上大受歡迎,何以在短短二三年間,中國突然予人以盛氣凌人之感進而令大部分西方國家及鄰國提心吊膽尋且聯手對抗?

二、

二 ○○八年北京奧運非常成功,中國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流的綜合國力,中國政府和大部分國人均引以為傲;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的「金融海嘯」證實「國家資本主義」比西方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優勝,中國經濟不僅安度金融難關,甚且更上層樓,相對於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元氣大傷制度上的缺失完全暴露整頓需時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中國更為自己獨特的一套制度沾沾自喜甚至顧盼自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領導人也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三十多年的沉潛修煉、奮發圖強已大豐收,中國應該走出韜光養晦的陰影,是時候「有所作為」,而國際舞台是最佳的表演平台,顯身手展威風的事件因而接二連三地發生。

就記憶所及,中國力爭國際間「話語權」而與外國鬧得極不愉快的事例,舉其犖犖大者有:①谷歌中國懷疑被截查及受「黑客」攻擊,令該公司一度要退出中國市場。②在制裁伊朗發展核武上,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意見不合」。③北京政府對美國府會迫使人民幣滙價升值及要求其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或不予理會或陽奉陰違;人民幣不會在外來壓力下升值,有其道理,但不少美國人認為美國有近百分之十失業率而中國GDP增長約百分之十,中國若如其所說視美國為經濟貿易夥伴,主動提升幣值以稍紓美國之困,是應有的表現,但中國不為所動,而美國一提出則馬上以中國內政不容干預擋回去;至於知識產權,據美國傳媒報道,目前國內市面出售的科網軟件,八成以上是盜版貨。

與美國有政經利益衝突之外,中國還和多個鄰國如日本、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因領海領土主權誰屬而交惡。據昨天(四日)南亞分析集團(Southasiaanalgsis.org)的特稿,中共立國以來便強調擁有這些目前出現紛爭的小島嶼主權,但「鍋蓋半開中國讓有關爭論沸騰而不致外溢」,近年中國在爐下加火,鍋蓋給熱氣沖落亦在所不計,所以如此,皆因中國相信實力足以挑戰美國!中國外交人員在國際場合上更體現了「強國風範」,駐聯合國前大使、○七年轉任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九月初在聯合國一次酒會上對秘書長潘基文說︰「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亦不喜歡你!」稍後又指着一名美國同僚(Robert Orr)說︰「他是美國人,我真的不喜歡美國人!」雖然翌日他為此道歉,然而姑勿論酒精有否影響沙氏的發言,不管是酒後吐真言或酒後胡言亂語,其表現反映了「內部會議的談話」,而政府內確有不少因為國力崛起而目空一切的官員。「詹其雄事件」固然令世人知道中國有為一寸土地的主權而不惜與鄰國鬧翻甚且動武的準備,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吩咐」挪威別頒諾獎給劉曉波,其「強勢外交」更展露無遺;挪威政府是否「聽話」,很快有分曉,而中國的霸道早已傳遍世界!

三、

上述種種,固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如芒在背,與其有領土領海主權紛爭的鄰國,更坐臥不安,惟有擴軍及與美國結盟以求心安。令西方國家感到來自中國威脅的,還有中國展示的軟實力。二○○四年,中國第一家孔子學院在烏茲別克成立,到了今年七月,在全球九十四國已有三百一十六家孔子學院和三百三十七間孔子課室……有關部門的目標是至二○二○年全球有一千家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室目的不外在傳授、宣揚漢語及中國文化,這可說是完全正確和值得鼓勵的。可是,外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因為中國一黨專政,北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孔子的外衣宣揚中共的德政,這便教意識形態與其相左的國家(除了北韓、古巴)有基本價值受侵之痛。過去的美新處(冷戰結束後不久結束)及現在的英國以至法國文化協會,都在世界各地傳揚她們自以為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意念和政經文化,而且卓有成效;歐美國家因此知道孔子學院的「厲害」。可是,美國已沒有負責推動文宣的部門,國務院不久前向國會申請撥款一千五百萬(美元.下同)在各地成立八至十家「文化中心」,簡直是小家子氣;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下決心全面大幅削減開支,連軍費亦大縮,當然不可能撥巨款從事海外文化推廣活動,這使經費充沛(據美國《世界事務》月刊八月號引述國務卿希拉莉的話,孔子學院開辦費百萬,每年營運開支二十萬;在赤貧國家,這是天文數字)的中國文化推廣迅速擴張。不但如此,中國還於○九年展開一項發展環球媒介活動,在提高中國國際形象上的經費便達六十八億;美國每年花七億五千萬在國際廣播,而英國BBC國際頻道只有四億經費,美英在文宣上已無法與中國一爭高下了。

.二之一

美國人財損耗 中國佔盡便宜

四、

早於今年三月,英國《展望》月刊(《Prospect》)發表題為〈中國對美國︰世紀之戰〉(〈China vs America: Fight of the Century〉)的長文,對中國經濟、政治及軍事有很精闢的分析,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是美國自願當國際警察,成為世界霸權的副作用是天下太平,海運暢通無阻,讓中國貨得以行銷全球,包括通過最危險的海域,不但為中國創造了以百萬計就業崗位,亦為其賺取巨額外滙,而在此過程中,中國並無承擔半文軍費;其二是中美應避免走上「經濟互毀」(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之路,迄今為止,中國需要美國消費市場以保障工人不致失業及外資繼續湧入,而美國則需要中國融資其債務。這便是她們的真正「互補性」。這兩點看法傳達的訊息是,有美國的間接「軍事保護」,才有中國的經濟成就;近來經常聽聞中國會拋售美國債券,而從其所持美債稍降上看,此事已有秩序地進行,但千萬不可認真地大規模拋售,因為這會損害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債務一旦沒有買家,擔心這名武功高強的邪派高手「發窮惡」!讀者至此應該了解何以日本持有這麼多美債而且漠視美元持續下滑繼續增持,難道日本財金決策層都是蠢材?顯而易見,日本是在對美進行無形利益輸送。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當然亦無來而不往的送禮,日本所以要向美國「送禮」,不過是間接支付「保護費」而已。

中國不考慮美國環球布防有利其經貿及經常打拋美債牌,令美國人十分反感;更有甚的是,中國利用美國在世界各地打壓圍剿「恐怖分子」而營造的偏安局面,大做生意。站在中國的立場,這是拓展外貿收購資源的良機;但美國人另有看法,在他們看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犧牲了以千計美國士兵性命、投下以千億美元計的軍事開支,弄得財政左支右絀,反戰情緒幾令政府倒台,美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可是,坐享其成的中國,不僅在反恐戰爭中未出過半分力(人力及財力),還利用美國創造基本和平的環境,在這些國家大做生意。中國在伊拉克簽下的石油合約,其價值比美國企業獲得的還多,在阿富汗,中國國企更取得世界最大銅礦的開採權;在經濟利益之外,中國企業還大受當地人民歡迎,以其油、礦生意須僱請大量本地員工,他們因此視中國人為「財神」。令美國人「痛心」不已的是,即使美軍逐步退出伊拉克,保護該國廠礦油田的伊拉克士兵,還不是美軍訓練並且使用美國供應的槍械;阿富汗的情況亦如此。這等於說,中國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間接由美國保護!美國「有識之士」當然對此大表不滿。還有,美國軍援巴基斯坦的資金以百億計,結果政府把塔利班趕入山區,令巴基斯坦和平安定,而利用這種環境,中國計劃在該國投入巨資,以建立一個包括能源提煉及港口的自由貿易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在經貿上政治上還處處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朝野找機會給中國嘗點苦頭,不難理解。

中國這樣做當然極之精明,這好比由美國賣命、出力、出錢替中國創造上佳的經營環境,令中國得以合理經濟成本獲得其最迫切需要的外滙、能源和礦物。不少美國人的確很「天真簡單」,但決策團隊和民間智囊真是濟濟多士,有學養、謀略和經驗的人多得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取巧當然瞭然於胸。可是,別說中國不知「感恩圖報」,還不體諒美國經濟困頓而在人民幣滙價上稍稍遷就其訴求,難怪奧巴馬一改其上任初期對中國友善的態度。近來中國處處逞強,美國政府雖未有行動,美國國內主流輿論已一面倒指責中國並公開宣稱不惜進行貿易戰!

五、

美國眾議院去月底以大比數通過的「公平貿易貨幣政策法案」,矛頭直指中國,美國主流民意(左右議會投票意向的民意)及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均認為人民幣滙價偏低(fundamentally undervalued),及偏低人民幣是中美外貿逆差的禍首;這種看法雖被不少有地位學者駁斥得「體無完膚」,北京領導人亦給美國人上了一堂經濟學一○ 一的課,說明美國外貿逆差山積過不在人民幣……但此事早已「政治化」,希望利用逼人民幣升值挫挫中國銳氣者大有人在,而且左(自由派)右(保守派)傳媒雙炮齊發,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妙。

著名評論家克魯明九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題為〈向中國宣戰〉(〈Taking on China〉,〈單挑中國〉),他顯然已動真氣︰「通過外交途徑要人民幣升值,屢試無效,現在已到了非用報復手段不為功的階段」(意譯)。逼人民幣升值,可能逼出貿易戰,但其不升值的後果甚於貿易戰。在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看來,中國「掠奪性」(predatory)的滙率政策,對美國的損害遠比貿易戰為甚。同日該報「社論」籲請白宮通過世貿組織及聯合其他國家反擊中國的「非法貿易」,這樣做,「社論」指出可能遭中國的還擊,但「美國不會因此癱瘓,特別是和他國聯手(對抗中國)」。

較早前,美國另一輿論重鎮《華盛頓郵報》的著名經濟評論家羅拔.森穆遜在二十七日的專欄以〈面對中國︰貿易戰可能損害較輕〉(〈Stand up to China - A tradewar may b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為題,說得更不客氣而且火藥味更濃。他指出,引發環球貿易戰的《一九三○年斯姆特—霍利(Smoot - Hawley)關稅法》,雖然因為有「迫使鄰居求乞」(beggar the neighbour)效果而臭名昭著,但在對付中國上,捨此已無他法!這位向來鼓吹自由貿易不遺餘力的著名評論家於述說貿易戰對世界經貿為禍深遠之餘,認為事到如今,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對美國的損害已較輕。代表傳統世界秩序的美國與野心勃勃新興的中國對着幹,世界各國都有損失,但這總較讓中國重塑世界規律為佳。貿易戰帶來危險(dangerous),但讓中國取得最後「話語權」,帶來的是毀滅性災難(disastrous)!

克魯明和森穆遜俱為美國以至在英語世界頗受尊重且有影響力的評論家,他們代表的是美國自由派及保守派的看法;九月底他們先後對中國的外滙及貿易策略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美國主流民意的反映,對白宮的決策應有一定影響,北京決策層不可掉以輕心。

六、

稀土供求問題,因「詹其雄事件」而引起各界關注,其實它早是投資界的熱門項目。三數年前,筆者便為它寫過評論,還提及在港上市的「中國稀土」,馬上引來投資版數同文的「溫馨提示」︰「中國稀土與稀土無關」。

正如去周《經濟學人》所說,「稀土並不稀奇」,美國地質學會則說是「歷史性取名不當」(a historical misnomer)。世界各地都有出產稀土,如越南(日本豐田開發的Dong Pao礦)、哈薩克(日本住友與該國國企聯合開發)、南非(SteenKampsKraal礦及豐田的Orissa礦);印度的稀土年產量約三千噸,計劃短期內提高至一萬噸。日本政府現在與蒙古政府協商聯合開採稀土,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因勞工集約、勞工成本上漲及嚴重污染環境加上中國大量產銷而停工的美國及澳洲稀土礦,受其價格以倍數漲升(○五年以來升了二十倍)的誘惑及最大產銷國中國因環保問題減少產銷量的影響將先後復工等,稀土供應應很快恢復正常。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稀土蘊藏佔世界總量百分之三十五不變,惟其百分之九十五市場佔有率(中國出產約六成內需)短期內也許會明顯下降。有關稀土的種切,近日傳媒報道已多,可以一提的是,稀土雖貴,但每個iPad所用稀土只值數美仙。

中國對稀土產銷的控制得宜,在商言商,廚房太熱不入廚的人只有給錢餐館賺。這等於說,稀土價格飛升是進口國尤其是本身有稀土礦的願付的代價。令稀土進口國不滿的是,中國有控制世界稀土供應的意圖(見voxeu.org 二月二十七日的〈Is China trying to 'lock up' natural resources around the World?〉)及有色金屬華東地質勘查局(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去月和控制Browns Range重(heavy)稀土礦的澳洲北方鈾礦公司簽訂收購意向書。就商業角度,中國這樣做大有道理,但最近中國對日出口的稀土突然無故「暫停」一周,已令中國獲得「不可靠供應商」的惡名。

環顧當前的情勢,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對「有所作為」的解讀應分「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全方位「有所作為」的時機應在(筆者過去指出的)發明足以制敵於死地的武器之後;西方國家富裕多時,性命矜貴,一日武備落後,必會對強者言聽計從,屆時中國便有絕對「話語權」……。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二之二

China vs America: fight of the century Ian Bremmer

22nd March 2010 — Issue 169 Free entry
The world's two great powers are growing dangerously hostile to one another. Could this be worse than the cold war?

A flourishing downtown Shanghai in January 2010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this January, Chinese vice premier, Li Keqiang, gave an entirely unremarkable speech. Steering clear of subjects that make headlines, he instead sung the praises of China’s st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Yet the moment was made extraordinary by Li’s entourage: a group of about 75 subordinates who laughed, cheered and applauded on cue—and all with apparently genuine gusto. This scene brought to my mind Deng Xiaoping’s famous dictum that his country must “keep a low profile and never take the lead.” There was plenty of Chinese exuberance in the room, and the rest of us were meant to notice. Has the need to lie low subsided, I wondered? Does China believe that its time has come?

That was the message many people took from the triumphalist pageantry of Beijing’s 2008 Olympics. But the real game-changer was economic. The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recession, and China’s remarkable recovery have produced a big shift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Chinese officials argue that their country’s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merica’s meltdown has vindicated a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one that rejects US-style free markets in favour of a “state capitalist” system. A relationship until recently shaped mainly by shared interests must now adapt to accommodate the two sides’ increasingly divergent views of capitalism—and a large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confidence.

The list of irritants in US-Chinese relations is growing. Google threatens to quit China over censorship and cyber-attack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re at cross purposes over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US lawmakers have again criticised China’s unwillingness to allow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to rise and its failure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foreign companies. There are trade disputes over tyres and steel pipes. Yet these problems are merely symptoms of an illness that has progressed further than some observers realise.

Put bluntl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o longer believes that American power is as indispensable as it once was for either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or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survival. Nor does it accept that access to US capital or commercial know-how is quite so important for the next stage of China’s development—or that its growth depends on the spending habits of American consumers.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process of economic “decoupling.” The western financial meltdown put millions of Chinese out of work in early 2009, as factories that produced goods for export closed their doors. Over the past 18 months, Beijing has seen how dependence on western markets can produce unacceptably high levels of risk at home. The solution is to shift its model to rely more on China’s growing consumer base. This plan, however,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great care to ensure minimum industrial disruption.

Meanwhile, China’s political decoupling from the west is also in full swing. We saw it at December’s climate change summit in Copenhagen, as China spearheaded resistance from developing states to western-proposed targets on carbon emissions. We saw it in the strong reaction to an announcement in February of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to Barack Obama’s meeting with the Dalai Lama days later. We will see more public Chinese pushback against what Beijing considers “interference” from Washington in months to come.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grounded mainly in commercial ties. But the unfolding conflict is in many ways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cold war.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Moscow had little impact on western power or standards of living. But globalisation means there is no equivalent to the Berlin wall, insulating China and America from turmoil inside the other.

The rivalry may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growing beyond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ain it. American policymakers must ensure that US power remains indispensable to China’s rise. This will not be a popular undertaking in Washington. Facing voters this November, US politicians will want to shift the blame for the country’s woes onto someone els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of the right and labour champions of the left will tell voters that their problems are made in China. Even more sober figures are beginning to raise the alarm, as when economist Paul Krugman warned in March 2010 that China’s economic policy “seriously damag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on, more Americans will be asking why a country with 10 per cent unemployment can’t persuade a country with 10 per cent growth to respect trade rules and play a responsible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Beijing’s new assertiveness is feeding a growing insecurity in the US. In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re in 2009, 44 per cent of Americans named Chin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st 27 per cent chose the US. Reasonable or not, this is a sea change in attitudes—2008 was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which average voters didn’t know or care where the candidates stood on China.

***

How did we get here? For the past 30 years, China’s rise and America’s power have been complementary. In the late 1970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began to tinker with capitalism and to cautiously open the country to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Less hawkish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oped that a relationship could be built, but fallout from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1989 put their plans on hold. As the Warsaw pact governments fell later that year and the Soviet empire followed in 1991, China’s hardliners applied the brakes on capitalist experimentation. But in 1992, 88-year-old Deng Xiaoping breathed new life into market reform. Deng’s successor, Jiang Zemin, beat back old guard resistance to liberalisation, and stepped up the pace of reform in the early 1990s.

The collapse of European communism taught China’s leadership that to hold onto power, it must succeed where other socialist states had failed by offering people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Building China’s economy meant establishing the country as an export powerhouse, a plan that required access to consumers in the US, EU and Japan—still China’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That meant opening the economy to ever-higher levels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effectively“coupling” China’s growth to the west’s.

US companies were happy to oblige. Wal-Mar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because its founder, Sam Walton, recogni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low-cost Chinese labour. In the years since,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begun banking on huge profits based on sales to China’s potentially enormous middle class. In turn, Chinese companies looking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have benefited from exposure to the managemen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of US, European and Japanese companies.

Beijing’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reached a crucial moment in January 1993, when Bill Clinton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As a candidate Clinton had denounced China’s leaders as “butchers,” and promised to end the “most favoured nation” trade status that China had enjoyed since 1980. As president, Clinton proved more circumspect, pursuing a policy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US consumers benefited as cheap Chinese products helped to keep inflation in check during the 1990s. Before leaving office, Clinton signed into law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had become too big to fail.

At the time, Beijing had good reason to value American power and Washington’s willingness to use it. Develop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potentially volatile emerging states 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xposed China to risks it had little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merica’s willingness to play the global policeman helped open and maintain trade routes and sea lan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Expanded access to US consumers helped China’s economy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Washington proved willing (for the most part) to respect Chinese sensitivities on Taiwan, Tibet and Tiananmen Square.

In 2001,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 landmark moment in its embrace of the global status quo. In the years since,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that comes with decades of double-digit growth has created big problems inside China: the disparities of wealth between coastal cities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serious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unrest. To ensure a more “harmonious” rise,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led by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has taken a direct hand in managing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already relied heavily on state-owned companies to secure access to resources. It now began to use privately owned companies to dominate certain sectors: Yingli and Suntech have taken over the solar-power industry; BYD dominates batteries and cars. Beijing relies o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manage the pace of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ts benefits.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created from the country’s enormous reserves of foreign currency—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valued the country’s holdings at $2.399 trillion (£1.580 trillion) in December 2009—are used to direct huge flows of investment.

In sum, the Communist party is using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that can be directed as officials see fit. The ultimate motive is not economic but political: to maximise the state’s contro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eadership’s chance of survival. It is a model that has so far been strikingly successful—to the extent that China no longer needs to keep a low profile and let the US take the lead. But it is not a system that offers a level-playing field to foreign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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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s of decoupling are all around us. In January, Google claimed that its proprietary source code and the Gmail account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had been targeted in a sophisticated cyber-attack from inside China. In response, the company threatened to quit the Chinese marke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ed a direct role in the attacks, condones them, or is simply unable to stop them.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indigenous innovation,” a vaguely articulated plan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companies that develop it. Some of that innovation has been stolen. Google’s charges placed the issue of Chinese cyber-espionage in the headlines, but the problem has been building for years. Following the Gulf war in 199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w the need to invest in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capabiliti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first, cyber-espionage was mainly confined to the military realm, bu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seems to have expanded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Beyond the espionage problem, China’s ambitions have provoked a sharp response from high-tech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ey charge that China’s policy of favouring products made with domestically cre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es that Beijing is no longer even pretending to observ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That’s why the Google story is not really about censorship or state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It is mainly about Baidu, Google’s main Chinese rival. Baidu already holds the dominant market share within China, and if Google leaves or is forced out, Baidu will benefit the most. Companies such as Baidu have growing influence within China’s state bureaucracy and have also become symbols of prid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 January,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lan to sell $6.4bn in weaponry to Taiwan. This kind of deal was sure to provoke an angry response from the mainland, and it did. But this time Beijing added an extraordinary threat: the imposition of sanctions on US aircraft manufacturer Boeing, which dominates China’s airline market, worth $400bn over the next 20 years. Were Boeing to lose this business, some of it would surely fall to European aircraft-maker Airbus. But over time, more of it would move to emerging Chinese companies.

The predicaments of Boeing and Google illustrate how the US and Chinese brands of capitalism are pushing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wards conflict. For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s’ incentives for co-operation outweigh any advantage that either can find in direct confrontation. But the forces that divide them are too large for either side to fully control.

There is also trouble looming over the dollar. As China moves to shift from exports to greater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need to purchase dollars will lessen and much of the extra cash will flow into th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 America will then have to look elsewhere to make up the difference in financing its debt. This larger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lationship will also empower Chinese hawks to call for greater resistance to US pressure on places like Iran, Burma and Sudan.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have established lucrativ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governments—ties that serve China’s interests. In exchange, China provides these governments with the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cover they need to reject US and European demands for 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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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at Davos, tensions were evident during an exchange between Zhu Min, the deputy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 Democratic congressman Barney Frank of Massachusetts. Zhu was questioned on China’s currenc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table yuan… It is good for China and good for the world,” Zhu said. “Could it be stable but a little higher?” Frank asked. The audience laughed. Zhu smiled, unperturbed. No need to explain your strategy when you’re holding a winning hand. Nonetheless, the same dispute broke into the open again in March 2010, when Premier Wen Jiabao slapped down calls by another group of American lawmakers for China to allow its currency to appreciate.

Last autumn, Washington moved against Chinese exports of tyres and steel pipes to protect American companies and jobs in these industries. But the next conflict will extend well beyond trade. In December, Senate Majority Leader Harry Reid sent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Hu Jintao in which he accused China of, among other things, pursuing “a policy to undermin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while simultaneously benefiting from open access to the US market” and “ramp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bootleg Windows software in China, for example, something Microsoft has been unable to control; it’s estimated that up to 80 per cent of all software sold in the country is pirated. When congress debates energy policy later this year, Republicans will demand to know why the US should accept binding commitments on carbon emissions that undermine its competitiveness while China refuses to follow suit. In turn, China’s fast-growing blogosphere will ask why free market champions in the US are threatening them with protectionism.

China will not mount a military challenge to the US any time soon. Its economy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grown so quickl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it’s hard to imagine the kind of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could push its leadership to risk it all. Beijing knows that no US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China need not invade an island that it has largely co-opted already by offering Taiwan’s business elite privilege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at sai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ts ambitions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in Asia, and its plan to form new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in far-flung places have given momentum to military plans. With 2.3m soldiers under arm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Its investments in cyberwarfare technology continue to cause anxiety in Washington. Its military budget is thought to have tripled between 2003 and 2009 to about $70bn. This is only 13 per cent of what the US spends each year, bu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future challenges.

Any cold war-type conflict is much more likely to develop over issues of economic security tha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Charges of Chinese corporate espionage will complicate the efforts of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US. China will respond with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of its own. And western companies will find themselves competing for natural resources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armed with subsidies and political backing.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openly in places like Nigeria and Ghana, and there is more subtle competition taking place from Angola to Venezuela to Iraq. China and othe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hat embrace state capitalism will increasingly direct trade flows toward one another, lowering the trajector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Finally, though China’s military will not offer the US a global challenge, it can certainly take on American forces in Asia.

***

So how should America respond? The country’s cold war experience offers a useful strategy. The stalemate imposed by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that prevented the US-Soviet conflict from igniting created a sense of stability. Today, the US and China are locked in a new form of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a dependence that can force some degree of co-operation even 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sputes simmer. America still needs China to help finance its debt. For the moment, China needs access to US consumers to keep unemployment in check and for continuing foreign investment. Even if the Chinese economy becomes more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 consumers will still want access to foreign-made products. The two sides will be doing business for decades to come.

US officials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ensure that this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continues. But in Washington’s poisonous political climate, populist opportunists will cast engagement as appeasement. With criticism of China from both left and right, those who see the wisdom of deepening mutual dependence will need courage—particularly when China’s leaders criticise US policy to appease hardliners within the leadership, and a restive population.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an take lessons from how multinational oil companies have adapted to a world in which state-owned energy companies control at least 80 per cent of the global oil reserves—by shifting their business models to exploit their remain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compete with state-owned energy operations, multinationals now invest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their rivals can’t yet match.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should similarly invest more heavily in products with a blazing-fast product cycle, like advanced electronics and videogaming. By the time their Chinese rivals have broken the code on th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will already have a newer model. And given the grey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remain welcome in healthcare innovations.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US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ose areas where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most likely to endure. For Washington, that means maintaining US “hard power” advantages. Soft power helped America survive the cold war, and continues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xtending US influence. Bu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hard power will ensure that the US remains indispensable for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The US now spends more on its military capacity than all potential competitors combined. It outspends China by about eight to one. Even if defence spending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US will hold a dominant military positio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ecause it will be decades before any rival will prove both willing and able to accept the burdens that come with global leadership. China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particularly within Asia. But it makes little sense for a still developing nation to challenge US hard power outside its immediate neighbourhood—particularly when China’s state-owned oil companies will rely for several decades on oil and gas supplies from unstable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the Caspian sea basin and west Africa. In addition, the presence of US troop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limits the risk of an Asian arms race. That saves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India a great deal of money.

Finally, America will have to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its friends. US relations with Japan have been tested over the past year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led government re-establish the common interests that bind the two countries. The Clinton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s built closer ties with India; that work should be broadened and deepened. The US should co-ordinate more closely with the EU—and its most influential member states—on ways to create a unified front in trade disputes with Beijing.

Post-cold war US hegemony didn’t last long. But there is no coherent alliance of rising powers to contain the American colossus. Instead, the speed with which ideas, information, people, money, goods and services now cross borders has enabled a host of nations to make a mark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just at a moment when the US is overstretched militarily, and its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ve exacerbated global anti-Americanism. And no single relationship will play a larger role in shap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messy new order that is now emerging than its increasingly trouble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2010年10月3日 星期日

財經路向透視 John Foley 中國軟實力崛起需時

2010年10月4日

世界權力的重心在哪裏?據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資料,目前世界經濟「重心」位於赫爾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之間;追溯到1980年,這一重心位於大西洋中間某處;到2050年,它將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毋庸置疑,權力重心正在東移。

軍事領域也是如此。美國防務開支仍佔全球總軍費開支的將近一半,但中國現役軍隊規模大約比美國大三分之一。「硬實力」代價高昂,因為那需要對軍隊和內部安全力量進行大舉投資,而且低效、中央集權化的決策方式也會加大成本。至於軟實力——不用強迫就能得到自己想要東西的能力——則可以自足,維護起來也更便宜。

那麼,如何創造軟實力?部分當然會隨着硬實力一起出現,國際組織機構為獲得軟實力提供了另一條途徑——比如北京向IMF增資500億美元,後者也逐漸給予中國更多席位。

但還有三個領域的軟實力是金錢和武力無法贏得的。第一個是意識形態,當今的市場和國際組織游戲規則仍主要由西方思想家制定,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來自西方,巴塞爾協議III體現的銀行監管協議也是如此。

第二是文化。美國文化正是美國軟實力的外部載體。有人會想到好萊塢,有人會想到二十世紀初的非裔美國音樂家。中國文化雖然古老,但仍未登上全球主流舞台。

最後,是創新。影響力是通過新思想傳播的,但中國培養的更多是企業家,而非創新者。知識產權很難得到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創新。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品牌如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幾乎都是美國原型的改造版。

雖然在上述問題上,中國可能遠未做好一切準備,但最少它可以借鑑其頭號對手的經歷。

美國經濟規模早在十九世紀晚期就超過英國,但由美元地位、可口可樂、麥當勞和IBM所代表的美國軟實力時代,卻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崛起的。

金錢和武力可以帶來權力,但要想守住權力,還需要強大的思想和耐心。

曹仁超 機會運氣也可自己製造

2010年10月4日 投資者筆記

2009年香港擁有100萬美元財富人口上升1.04倍,亦只有7.6萬人,佔總人口1%;成為億萬富翁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在美國擁有1000萬美元以上財富者90%來自普通家庭,大部分是白手興家。有人希望中「六合彩」;在美國每年最少有8 名以上中百萬美元大獎,最終有7個退回起點,中「千萬美元」大獎者情況更差,平均8年內打回原型,最後生活水平較他中頭獎前更差。英國心理學家理查德、魏斯曼研究所得結論:能否成為億萬富翁同本身性格有關,這些人的性格幫助自己製造更多機遇。當機會出現時,他們立即採取行動,而非憂柔寡斷。他們做人態度和行為幫助他們逢凶化吉,原來運氣是可以製造出來的。

大部分億萬富翁都有早期失敗經驗,透過失敗經歷反而令他們人格上更成熟、往後日子不但更專注與堅持,同時保持頭腦清醒、奮發向前,最後獲得成功。得意外之財者因缺乏這種性格,往往出現財來財去而守不住。

例如一般打工仔很計較物業管理費,認為愈少愈好。他們擁有的物業因為缺乏管理五年、十年後已破破爛爛。有錢人相反,他們的住宅因管理良好,50年過去反而大幅升值。一般人常犯錯誤:「小錢精明、大錢糊塗」。

一般打工仔喜歡到大企業做事,認為工作環境比較穩定。富翁在未發達之前,如果不是自己經營小公司便是到小公司去打工,隨着公司壯大而壯大。愛冒險性格令他們富有,太保守性格令打工仔變得平庸。打工仔命運十分似「牛」。辛苦一生後換回被宰掉收場。富人性格是建立自己事業,找別人去為自己工作,自己只做決定。找人為自己賺錢性格亦是發達必需。不做老闆,只靠投資發達者只有畢非德。

打工仔喜歡儲錢認為風險細,結果被通脹吃掉。富人喜歡借錢,用別人的錢去搵錢。錢搵錢自然愈搵愈多。

打工仔性格人云亦云、富人卻堅持己見。打工仔有羊群心態、富人都擁有野狼性格。打工仔希望45歲前退休結果不成功、富人只要一息尚存仍要努力搵銀;永不言休。

不同性格最後決定你是富人、窮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不是社會制度出了問題,而是人的性格。例如散戶只關心短期市況波動而不分析中、長期趨勢。往往贏了眼前、輸掉將來。富人從中、長線角度考慮問題,吃了眼前虧,在中、長期卻賺大錢。

賭仔姓賴。小投資者每次輸錢後都只怪責別人而非檢討自己。富人每次面對虧損都從中吸收經驗,以免再犯。心態不同最後分出成功與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