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民主就是不包容

《蘋果日報》2010年07月25日

於選舉制度而言，民主是公開爭逐的場所。政黨可以轉型，政客可以轉軚，但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向不向選民交代因由，悉隨尊便，但不可叫選民「包容」其轉軚，或散播語言迷霧，用文辭蒙蔽民智，說民主制度的精神就是包容。

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會叫人民包容。民主制度，正正就是不包容。否則民主制度與封建帝制何異？選民在盤算之後，會用選票懲罰變節的政黨或議員的。有時即使領袖有功於社稷，但由於時代不同，民眾也一樣用投票趕領袖下台。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縱橫捭闔，言辭激昂，但戰後的和平時代，邱吉爾的功用過去了，英國選民便用選票轟他下台，避免他成為有執政期限的暴君。精於權謀韜略與密室政治的領袖，戰時或可衛國，和平時期則禍國殃民。

包容是用於自由的概念上的。民主制度，人人有權參選，偏激者、變節者、敗德者，通通可以自由參選，由選民決定輸贏。社會上的自由，就是包容多元意見和寬忍異類行為，甚至脫法行為，例如街頭醉酒、行乞、露宿、擺賣、賣藝、未經申請而集會抗議等，在自由社會，即使法律不容，只要做得不過分，並不無理取鬧，民眾一樣包容，執法當局也酌情包容，不隨便懲處。公共空間要有自由，便要略為包容，你不用便不許人家用的話，大家便不能使用公共空間，於是成了只有警察和保安員管理的禁地，香港成為無聲色、無怪異的潔癖社會了。

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憲政與共和，憲政是人民制定憲法保護人權和公民社會；共和是議會上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要信守君子約定。在野黨可以撒野和撒賴，做出脫法行為，但執政黨不能隨便用法律來檢控或用情報機關來整治；在野黨一朝執政，也要持守同樣的約定，這叫執政黨的寬容。寬容或包容，是在野黨、無權力的小市民向政府要求的，不是有權勢或即將執掌權力的政黨向選民要求的。香港民主黨說「民主就是包容」，簡直荒天下之大謬！搞了幾十年民主運動，也弄不清基本概念。

政黨有溫和持平的，也有偏激和基進（radical）的。議會有左中右政黨的組合，彼此制衡，便令社會的理性得到多方面的詮釋，不會出現「以理殺人」的唯理主義。政黨個個向中間靠攏，離棄意識形態分野，令選民無可選擇，絕非好事！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橫行無忌，缺乏其他政治經濟理論的制衡，最終引發財經詐騙、金融海嘯，蠶食百姓財產。香港的政黨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的偏激和基進，選民需要更多的投票選擇，而不是個個充當溫和持平，勸阻或詆毀激進行為，令到無人挑戰財閥壟斷，無人為小市民出頭。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明報專訊】在7月17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 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70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鸷等。70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 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

城市專題 李志榮 廣東話 頂硬上！！

2010年7月28日

在香港，所有不符合市場原則的，都是垃圾。原來，我們的母語也快將成為當中一分子。

廣州的廣東話「捍衞戰」觸發了我做這次報道。「動工」之前，一直有一條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裏：「在香港，廣東話有什麼值得保衞？」其後，被訪者卻對記者表達了一種完全的悲觀。在他們眼中，港人輕視廣東話，已危害廣東話在本港的傳承，廣東話快要像粵劇般成為歷史文物。廣東話缺乏生存能力，已進入需要「保育」的階段，而非「保衞」般簡單。在隔岸觀火廣州的喧鬧之餘，香港人是否亦需要為廣東話的死活敲響警號？

7月22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香港自由撰稿人Verna Yum 一篇題為Cantonese, please！（直譯為〈廣東話，唔該！〉）的文章，文章開首，作者便提出一個在香港出現的奇怪現象：「我以為讓孩子說母語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但在香港，明顯地，很多家長並不認同。」作者看見很多家長刻意訓練孩子講英文，卻任由孩子講不好廣東話，因為入讀國際學校只看重英語能力，而非母語。作者感嘆，連家長都輕視母語，廣東話怎能延續下去。

欺負母語的，又何止「英語」？我們政府亦做了「幫兇」。1999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裏面提出改革建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故此，在 2008/09學年開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推行「普教中」計劃，每年納入不多於四十間學校，資助校方聘請代課老師，並輔以內地普通話教師。政府帶頭幫助普通話取代廣東話在學校課堂的地位，在小學教中文科的蘇真真直言，這是「將粵語毁滅的一種手段」。

蘇真真觀察到：「印象中，現在超過一半的小學都用普通話教中文。普通話對學生未來職場上的發展有利，這個計劃受學校歡迎，無可厚非。但學校是傳承文化的重要場所，「普教中」無疑將廣東話邊緣化，從文化角度出發，這絕非值得稱許的政策。而且普通話未必是傳遞知識最有效的方法，也表達不了所有文化的精粹。」

粵語不夠潮？

其實，我們應該將「保衞廣東話」分為兩部分：一邊視廣東話為一種地區方言，一套語音系統；另一方面就是文字系統包括廣東俗語和港式潮語等。本文先從前者入手。廣東話是我們日常的溝通工具，可是，因為市場的局限，廣東話的使用空間被縮窄。當大家都北望神州，理性的考慮下，廣東話又有何用武之地？蘇真真所提及的只是其中一個表徵，另外，在粵語流行曲市場，我們也可看見這個窘境。

「香港粵語流行曲衰落，是多位行內人的共識。」朱耀偉教授長期研究本港歌詞，曾出版《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一書，他形容市場的局限是粵語流行曲衰落的主因。

「現在，我的學生都恥於聽粵語流行曲，因為他們覺得聽粵語流行曲『不夠潮』。這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香港的市場太小，粵語流行曲又闖不進珠三角地區，有實力的歌手都北望神洲，轉唱普通話歌。有質素的粵語曲減少，市場又養不起太多唱粵語曲的新人，粵語歌的聽眾就會離開這個市場，而這就是粵語曲『不夠潮』的原因。」朱教授說：「聽眾的離開，又會令到市場委縮，我們的粵語流行曲就這樣衰落下去。我們一直緬懷七十年代的流行曲市場，又會以自由市場的思維否決資助唱片業。」

朱教授認為流行文化是激活文化傳統的重要元素，粵語流行曲的盛行與否，與粵語的傳承有密切關係，當中政府的角色尤關重要。正如南韓政府大力支持流行文化工業，令韓語電影與流行曲紅遍東亞地區，近年本港亦有愈來愈多人學習韓語。「其實資助不一定是錢，就算是政策的配合，已經幫到很大忙。」

推動語言市場，能提高本土文化，是建立國家形象的一種形式，但香港政府似乎不太需要做這點工作，甚至乎，根據一國的原則，中央政府也不會太鼓勵地區主義抬頭。政府沒有太大的誘因去推動廣東話的發展，接下來的，就留下民間的自發行動。朱教授同意：「其實流行與否，一切都歸根於形象問題。在強調國家認同、輕視地區文化的國策下，大家只會愈來愈輕視這種方言。」

外國人更懂尊重本土文化

7月25日，廣州網民發起保衞廣東話的「散步」集會，向政協打壓廣東話說不。那邊廂，他們高唱樂隊Beyond的《光輝歲月》，借歌詞喚醒廣東方言生存的權利；這一邊廂，在香港，亦有幾個「鬼佬」用幾近純正的廣東話唱出Beyond 另一首作品《海闊天空》，以示尊重這本土文化。在香港紮根的外國樂隊Metro，以廣東話和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方式演繹了粵語流行曲《我的驕傲》和《海闊天空》。他們將歌曲上載到YouTube，前者有大約二十五萬人次看過，後者更有超過三十五萬次的點擊率。

剛剛度過十二個年頭的Metro，之前在遊輪上表演無伴唱聲樂，一次用德文翻唱德國老歌，大受遊客歡迎，特別是來自德國的遊客。他們繼而轉往陸上發展，開始周遊列國，2002年到亞洲，定居日本，開始唱日本歌，2008年來港，並決定以此成為下一個發展基地。「這裏是我們的家。」他們說。唱過廣東話以後，他們正打算學唱普通話歌，進軍內地。

Metro坦言，廣東話是他們唱過的語言當中最困難的，「但是愈困難的嘗試，愈能得到觀眾的欣賞」。點擊率證明了他們的論點，我估計，這是因為沒有太多外國人能操純正廣東話的緣故。成員之一Sean說：「就算這裏很容易找到說英語的人，外國人都應該學習廣東話，因為你能比別人『走得更遠』。如果你可以用當地語言和本地人溝通，你可以了解更多地道的文化故事，那是用英語溝通不能領會的。」

融入內地倒不如自建特色

Sean以至Metro演繹了語言和文化奇妙的關係，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可是，我們的廣東話正面臨窘境，市場容不下，政府卻沒有誘因作出保育，我們一方面是嶺南文化的基地，但傳統母語的生存空間卻面臨打壓。

朱教授直言，若在高度國際化的市場裏，本土特色對文化工業十分重要：「我們常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音樂最蓬勃的年代，那是因為本港的音樂很有本土特色，我們意外地尋找到自身特點，能在亞洲音樂市場立足。」他舉例，香港的填詞人的詞在內地常被人嫌『不夠中文』，融合內地，並非對香港的發展最有利，反而發揮本土特色，才可以在國際化的市場裏找到自身的位置，廣東話正是香港一大特色，「香港正是廣東話的基地。其實，地區方言可以為中文提供活力，幫助語言系統的發展」。

蘇真真則感嘆香港人對母語漠不關心。「我懷疑廣州人比香港人更了解和關心廣東話，我們對這個文化的流失一點警覺性也沒有。另外，那些語言學家也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到現在還關心正音，若我們沒有人說廣東話，屆時正音與否根本沒有用。他們有責任提醒大家廣東話的窘境。」

南都周刊:上海人衰落上海话？

2010-7-27 10:42:0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274　跟帖 7 条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育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上海人衰落上海话？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话播新闻、上海方言地图。与广州不同，绘制上海话的保护，更多是学界、官方层面的吁请。

　　南都周刊记者 _ 黄修毅 上海报道
　　上海老城区的一个里弄，买菜回来的邻居习惯用上海话在聊天。

　　在《新老娘舅》的录影棚，“柏阿姨” 柏万青居中而坐，左右一对鲜红的长沙发，像两只张开的血口，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对面而坐，一个操苏北口音上海话，一个说本地话，为了丈夫新招惹的女人拌嘴蛮缠，要“老娘舅”给个公道。

　　“老娘舅”，在上海话中有“和事佬”的意思，在这个四壁刷上了“和”与“仁”的模拟客厅里，柏阿姨穿一件花短褂，一头烫卷的短发染成深褐色，身形发福，但两瓣薄唇能说会道。这位典型“居委阿姨”形象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上海滩闻名的“老娘舅”，愣是把录影棚变成了断家务事的公堂。

　　这档晚间六点半黄金档播出的节目，开播两年半，一直位居上海地区收视率“前三甲”，也是除影视剧和戏曲外，运用上海话最多的电视节目。

　　在周立波和“大哥”关栋天爆出不合之后，“海派清口”元气大伤，兰馨剧院外的黄牛也牛不起来了。从静安寺街道出身的“人民调解员”柏万青（柏阿姨），让上海话重归市井，支撑着大众媒介上的上海方言形象。

　　但是，今年7月，原计划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柏万青新辟栏目《一呼柏应》仅试播一集，就因“观众反响不佳”，而被打回了本地频道。国语勉强“开张”的柏阿姨也得以重操上海话。

　　语言排外是市井的反抗？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尹庆一，十年来一直操持着上海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从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到“老克勒”（上海话：洋派的老男人）林栋甫担纲的《三人麻辣烫》，摇摆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在他看来方言节目所受的局限更大。

　　“现在的柏阿姨，我们不说她是主持人，而是嘉宾。”因为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法》的规定，使用方言主播的节目都须经过省/市级广电局审批。尽管2008年，曾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话播新闻的设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柏阿姨一腔入肉的本地话，调解嘉宾因子女赡养老人、兄弟财产分割、夫妻婚姻问题产生的矛盾。从夫妻间的私房话，到弄堂口的家长里短，都被捅上了电视。

　　“上节目的市民嘉宾使用方言，并非从节目的真实感考虑，而是为了让调解双方交流更顺畅。毕竟老百姓离开了上海话，连有些意思都表达不清了。”尹庆一说。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记者目击了女嘉宾垂胸顿足，大骂出轨的丈夫。压低遮阳帽、蛤蟆镜遮脸的男人瘫陷在沙发里，承受着柏阿姨“你闯穷祸了，从今起活该在家做灰孙子”的当头棒喝。

　　长期以来《新老娘舅》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的收视率，据尹庆一分析，主要贡献来自那些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

　　自诩“以底层社会的思维和趣味”书写上海的《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更是曾下过“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的论断，被汹汹的口水淹没。

　　他在《新英雄闯上海滩 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中称，“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以此来标榜普通话的日渐强势，与外来精英涌入的联系，也扭结了部分老上海人心底从浦西向浦东优势倾斜的心理定势。

　　相比出入陆家嘴写字楼的“新上海人”，一进电梯就被托举到这个那个“中心”之巅；而在弄堂口捧个饭碗，披一袭睡衣，东家长西家短“嘎三胡” （唠嗑之意）的“老上海”，仰望登高还须付出150元门票的金茂，只能咬牙而过。向来把外乡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的上海话，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充作与生俱来优越感的护符，却难以抵消掉坚守在上海的立身之地所要承受的高昂生活成本。

　　一位爷爷辈从宁波移居上海的刘女士，在家中向来被称为“小娘”（宁波话谓小姑娘），迄今家有亲戚社会关系未调回上海，无法享受医保福利，每次看病都须自己垫付，再回老家报销，每个月领着当地少到可怜的退休工资，却生活在上海这个消费畸形的城市里。在她眼中“形势正朝着根本性的方向在逆转，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快变成弱势群体了”。

　　“上我们节目的几乎都是上海的弱势群体，对他们来说，面子在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尹庆一坦陈，“他们经不住大道理的开导，反倒是柏阿姨用本地俚语点拨，充满了上海的生存智慧。”

　　对此，李大伟也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号称“门槛精”（精于算计），“越是底层需要的门槛越多，因为门槛是种生存技巧，门槛精可以让自己生活的稍微好一点。”

　　终要被超越的上海话？

　　李大伟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移居上海，自小长在刘少奇所创办的“托拉斯”大院，平日和父母辈说北方话，而同辈之间操一口上海话。一走出大院的门，则听不出他的口音来自哪里。

　　“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产权证”，是他眼中上海人的身份证明，“小时候在学校，平时和上海师生相安无事，一旦谁闯了祸，就把脏水泼到外地人身上。”

　　这一逻辑的阴影似乎至今笼罩着他，因“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看来是“被上海人当了一次出气筒”。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曾声援李大伟：在北方语言居主导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南方作家处于劣势。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上海？李大伟的探索需要大家“有开玩笑的胸襟”。

　　据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研究的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考证：上一次移民潮，上海黄浦区真正的本地人只有6%，其他各区的本地人比例也都在20%以下，而最终，大量的移民语言都被上海话统一。“现在这次移民潮和上次有所不同，当时上海人大多只会说上海话，而且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可这次来的人中很多都是精英，且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共识。”“外地人”因此甚至被部分激愤的上海网民看成是“鸠占鹊巢，要把本地文化赶尽杀绝的白眼狼”。

　　像李大伟这样的“新上海人”，本身就是上海移民二代，现今更在上海培育起了第三代。在他策划的《上海的前生今世》系列讲座中，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话不是本地话”，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的认同。

　　“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刘民纲说。

　　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国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粤语保育中的土著先锋 南都周刊

2010-7-27 10:42:0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205　跟帖 9 条
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育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粤语保育中的土著先锋

　　在这场关于粤语存亡大争论中，年轻的广州土著们开始走上台面，身体力行地支撑起粤语保护的热度，新一代广州公民正在成长。

　　南都周刊记者_许十文 实习生_吕睿 石萌萌 李先煜 广州报道 摄影_孙炯
　　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几位成员，包括熊猫、Rainbow、萤火虫、上山爱、一世（由左至右），
全都是广 州本土80后。背景是广州老城区人民北路的一家杂货铺，
杂货铺被本地人称为“士多”（源自英语Store）。
　　本土社区“羊城网”总编小劳，31岁。他说：“广州的市民特征，
在于人们总是意识到，我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或者说主人。”
　　广州本土说唱乐队“讲者”乐队的四位成员，包括ONO、VYAN、FATB、Y-MAN（由左至右），
他们认为爱 一个城市不能一味歌颂，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样重要。

　　邓小莹生于1986年，是一个典型的广州女生：小个子，热衷寻乐，喜欢在桌面游戏吧消闲。不过，跟一般的——或者说过去的大多数广州女孩 ——不同的是，她的网络相册没有堆砌美食和嘟嘴的照片，而是列满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广州的图片。其中，她最喜欢的一组，是在陈廉伯公馆（广州一幢老建筑）里拍的夕照。

　　陈廉伯公馆位于广州老城荔湾区龙津西路，一条传统巷道的尽头，公馆里装饰着流线型、造工考究的大理石旋梯，但已灰败破旧。“我好中意映夕阳。点解？靓咯，金光弥漫。（我很喜欢照夕阳。为什么？漂亮啊，金光弥漫。）”邓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生活在广东的人，大多喜欢用“靓”和“点解”来表达美好和疑问。从2008年开始，年轻的广州人一轮一轮地在将拆或已拆的旧城区街道中游走，用镜头或录音笔，漫画、短片和音乐去发掘本土广州的“靓”，同时在网络上发出“点解”的集体感叹。

　　最新一次“点解”的热门话题，集中到了“靓”字所属的方言本身。从6月至今，粤语何去何从成为了广州最热门的话题，邓小莹和另外数十个年轻人，在广州市中心公开唱了三首粤语歌，迅速成为了省港澳媒体的报道对象。在网络世界，更多年轻人用漫画、视频、音乐和评论去诉说粤语的“靓”，但是，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解答的“点解”，却未必全部得到答案。

　　关注旧城的80后

　　邓小莹和几个伙伴组合了一个叫做“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小团队。他们大多在1985年前后出生，有各自的网络名号，除了两年来一直坚持节假日到广州旧城区记录、拍照的“萤火虫”邓小莹，还有“一世”、“上山爱”、“熊猫”……对于互相认识的原因，他们对记者开玩笑地说，“我们沿着广州地铁相遇”。

　　“我八岁的时候搬离了老城区的家。地铁拆迁，中山四路的骑楼和茶楼全部没了。”邓小莹现在住在广州北部的一个现代楼盘，但到现在，她还在怀念童年的广州。“以前每天都会去喝早茶。现在没有去了。为什么？我们过去会为欣赏一个茶杯去茶楼，会为了听一首（粤）曲去茶楼，会为了吃某款点心去茶楼。但现在那些（新建的）茶楼？得个‘靓’字。”

　　在广州粤语的语境里，“得个‘靓’字”意味着“除了（外表）漂亮什么（内涵）都没有”，而天河等新建的玻璃幕墙城区被一些老广州认为不是正宗的广州味，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邓小莹们害怕失去的，还有各种带有微妙文化含义的词汇，譬如“湿滞”：既是广东人养生中医的术语，又可以指“麻烦”——湿身的尴尬，迟滞的顺利，都是典型的麻烦事。

　　“广州旧城关注组”的组成，是在今年3月。在此前一个月，广州宣布将用1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广州的旧城改造，划出了横跨三大老区的改造区域。这个消息迅速在广州人当中传开，而邓小莹发现心中的至爱，广州南华西地区的老房子也在改造范围之中。“我经常到那边的老房子拍照，里面的漂亮真的很难对你解释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拆了呢？”

　　像邓小莹，像“广州旧城关注组”这样的团体，在今年上半年的广州市越来越活跃。2月以来，谢文君、“声·鸣”行动小组、“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等纷纷在广州旧城区举行记录或纪念活动，而正在学校读书的肖朗，还曾试图为恩宁路的改造提供一份来自民间的独立规划。他们，都是80后。

　　邓小莹们担心，广州传统文化，包括中西合璧的岭南骑楼和粤语，还未被理解、传承就会消失。“甚至那些90后的广州小孩也不懂得这些（老广州文化）。他们会出来满腔热血地说支持粤语，但讲到具体粤语的历史，或者一些词汇、歇后语的意思，他们就得去Google了。”“熊猫”忧心忡忡地说。

　　年轻人们还记得，旧城改造规划的发布是在春节前，各界有15天征求意见的时间。“广州旧城关注组”的几个年轻人赶紧给规划组写信，陈述理由，希望有关部门能接受他们的咨询。在旧城改造开始以后，邓小莹过去的习惯变成了公共号召，至今在小组的豆瓣上，“广州旧城关注组”还在召集人们逢周日到老街区记录一切——包括粤语。

　　粤语保育2.0

　　在邓小莹的伙伴中间，“熊猫”是特别的一个。这个形容自己“经常胡思乱想”的男生，时不时会讲出一些陌生的广州市井俚语——尤其是那些年份稍旧的歇后语，譬如，“生滋猫入眼（看上异性）”。

　　类似的匪夷所思，或者妙趣横生的方言，吸引着广州年轻人参加过网上的粤语“考级”——各种由网友编写的粤语模拟考。近几年，很多热衷于粤语文化的人，推出了各种相关网站或者个人网页，供那些希望“复习”粤语或者对粤语好奇的网友浏览。像“粤语协会”这样的热门站点，内容由数名20出头年轻人调集，而像“羊城网”这样的本地人社区，繁体字、广东音字成为了通行的网络用语。

　　与很多关心老广州未来的年轻人一样，邓小莹经常向别人“推广”粤语。尽管广州新移民越来越多，她仍然坚持地向外地朋友一边翻译一边通过粤语交流，还送一些香港的粤语调侃节目给对方听。“慢慢理解以后，有些人就会觉得粤语好有趣，如今跟我见面一定要说粤语。”

　　不过，在这两个月里，围绕着粤语的网络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在广州本土年轻人之中，这个月流行着一首叫做“什么都拆，广州话不能拆”的 RAP。几乎所有被记者采访的关心粤语的人，都提及学校中粤语被排挤的情况，并表现出强烈的担忧。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则向记者坦承，有关部门尽管没有强行要求学生在课外说普通话，但普通话在学校里是否主流，是中小学校们被评级的“重要标准”。

　　在记者采访中，羊城网总编小劳是唯一的70后，生于1979年。在接受采访前几天，他和另外一个作者合作了一组关于捍卫粤语的漫画，立刻引来大批网民的关注。

　　小劳经常要删除人身攻击和歧视谩骂的帖子。工作繁复，但他不觉得这是在浪费力气。在采访中，他还想起了两年前的往事：广州市政府建议拆掉天字码头重建，引来了网友高流量的关注，一时间民意鼎沸，然后，该计划没有强行上马。

　　邓小莹曾经很激动，甚至为一些她认为匆忙上马的项目哭过。“对于粤语文化，或者广州传统文化，我最敏感的还是‘尊重’。我们都不反对推普，不反对旧城改造，越来越多人接受文化多元的理念，但是，这样就可以随意改造本土语言和文化吗？”

　　语言就是底线。各种“点解”被化成了声像和粤语字符，在广州的网络上流转。春节过后的5个月来，《正在消失的羊城》、《金声泪》、《南国泪珠》、《碎月神偷》、《广州广州》等作品在羊城网上短短几天就聚集起数十万的点击率，甚至来自香港、广西、上海、旧金山等地的网友也加入了讨论——“广州话，广州的建筑，广州的一切都承载了我们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归属。如果连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都保护不了，我们又谈什么发展呢？”

　　有些歌声则仅仅为了表达。7月11日，邓小莹和“广州旧城关注组”的组员们，通过网络召集，在广州的人民公园进行了一次“我为粤语大声唱”的“快闪”：近百个年轻的广州人一起唱了三首粤语歌，然后迅速消失。

　　尽管这些80后没有什么组织社会活动的经验，但并非没有权衡考虑—譬如，在反复的研讨后，他们把人数控制在百人以下，而且缩短了活动时间，力求不要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滋扰。

　　“这些事情，我一般都不会让家人知道。不过，老师和同学会在网上对我说，哇！我在报纸上见到你。”“一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他们了解我，都知道我会这样做。”这个某NGO召集人，过去还曾向广州市市长现场赠送过一辆寓意环保的自行车。

　　在唱歌的当天下午，大批来自广东，甚至香港各大主流的媒体都在人民公园蹲点等候这些年轻人。在歌唱的现场，很多年纪大的广州人都加入了合唱，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但邓小莹基本上是匆匆回避，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不过，在唱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出乎组员意料的事情：几个更年轻的少年故意打出了一幅意指粤语与普通话对立的标语，吸引了记者们的镜头。香港的媒体在第二天纷纷放大了这一点，组员们却认为这是最大的遗憾。

　　“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熊猫”至今还记得读书时学校的标语，“我说粤语就不文明了吗？再反过来说，如果我自愿说普通话，也不是什么都文明吧？”

　　现在，唱歌的视频还能在组员的豆瓣上找到。为了补救，组员们特意在视频下加上注释：现代文明社会讲的是包容和尊重，但是包容和尊重是彼此的，所谓的狭隘者正是缺乏这两样东西。我讲粤语，我也是文明人。

　　并不是所有的“挺粤者”都一味地“唱好广州”。同样是年轻人组合的粤语HIP-HOP乐队“讲者”，在这个哀愁密布的时间段，写了一首有关广州负面的《广州广州》，一方面抒发了越发浓烈的本土意识，一方面又批判，广州本土人对自身的缺点还过于宽容。

　　不过无论何种方式歌唱，始终离不开少年们被割裂本土文化的苦痛。披着长发，瘦削的创始成员VYAN曾经说：“现在大家提起广州的代表，无非就是东山、西关，但其实这些地方现在已经只剩下名字而已，那些历史的影子早就没了。像北京、西安这些同样有历史的城市，大家都能找到一些古老的城墙或建筑，广州原本也有，但现在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

　　广州的名嘴陈扬也曾形容说，这几年是广州城市建设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旧城改造投入了100亿的资金，动迁60万人，影响58平方公里，“每个广州人，都应该勇敢地留下自己的声音。”

　　“粤语就是我父母”

　　7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各大媒体刊登了广州市市委副书记苏志佳的专访：“他们的声音反映了市民对广州、对岭南文化的热爱，同时，个别人所说的‘推普废粤’的情况并不存在。……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弘扬岭南文化的过程中，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

　　这个晚上，邓小莹告诉记者，他们不会再专门围绕粤语展开活动了。在唱歌活动中得到“教训”的“广州旧城关注组”，将回到他们更熟悉的“旧城记”工作中去。

　　不过，穿梭于广州旧城区的更多年轻人们，已经有了各种新计划。网络上，有些年轻的90后准备走向街头，向市民派发有关粤语文化的礼品，表达自己对粤语的钟情—网络上对他们的活动有很多夸张的描述，但他们随后发表正式的声明—而不是用情绪来回击。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路人都比较平均的地方。无论他们说不说粤语，我都想说，粤语就是我父母。”18岁的礼物派送活动组织者在线上对记者说，“我不希望广州变成上海那样，几乎听不到上海话了。”

　　上海大学中文系的钱乃荣教授曾作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已经消失，不再使用。“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种方言中。1896年香港出版的中英词典中收录的粤语词汇，其中有100多条现在已经死亡，被普通话取代。”

　　刚从北影毕业，《正在消失的羊城》的导演谢文君，正在拍一部关于粤语的新片。“我想记录下粤语的现状，还有上一代人是怎么看待它的。”他对记者说。

　　在中山大学，7月底也将举行一次粤语的朗诵会。有的90后，还在网上办起了粤语补习班。也有个别原先活跃在网络上的影音作者，感觉到不同的压力，对继续创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小劳，这个羊城网总编最近在琢磨《罗伯特议事规则》，而年轻人们在网络上为粤语集结，也被他看成是80后乃至90后的本土青年，正式成为广州公民的机会。

　　“他们从此有了社会责任心，他们会比过去更懂得思考。他们不是所谓白痴或者脑瘫的一代。广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是市民，而不是老百姓，他们是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盲目接受指令。他们关心议题的时候，自由、包容、理性—这才是广州人的精神所在。”小劳说。

暴力的誘惑 ．許知遠

對統治者來說，暴力只能通過恐懼帶來一時穩定，它永遠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兩年前，一個青年人闖入了上海閘北區政法辦公大樓，連續刺死了六名警察。儘管案情從未真正公開，但根據偶爾披露的消息，大多數人願意相信，這個叫楊佳的二十八歲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誰來討回尊嚴，除去向整個警察系統訴諸暴力，別無他法。

楊佳的行為和他激起的廣泛同情，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的判斷：「公眾事務的官僚主義化越嚴重，人們就越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們不知道該與誰爭辯，不知該向誰訴冤，也不知權力的壓力能施加在誰身上。」

在四十年前的那篇名為《論暴力》的文章裏，漢娜·阿倫特追溯與分析了暴力在現代歷史、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支配性的作用。因為現代技術的出現，暴力不再是驅動歷史的輔助力量，而可能成為其中心力量。這也像是現代社會的另一種隱喻——手段取代了原有的目的，成為目的本身。克勞塞維茨把戰爭定義為政治的延伸，恩格斯則認定暴力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取代這種十九世紀思維的二十世紀對暴力的崇拜。在列寧、斯大林創造的政黨與國家中，暴力是首要的依靠，毛澤東則篤信了「槍桿子裏出政權」。浸泡在咖啡館裏的西方哲學家們也投入到這股情緒中，他們用美妙的言辭把暴力浪漫化。薩特聲稱「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類自身的再創造」，「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躺下的是一個死去的人，但一個自由的人卻站了起來」。歷史最終證明，這些論調是多麼的錯誤與危險。

在蘇聯與中國的某個時期，不斷加劇的暴力似乎成為國家生活的唯一動力與目的。而暴力不僅沒有給第三世界帶來新時代，反而把它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淵。但這又並非意味著暴力毫無意義，很多時刻，它是被壓迫者維繫自己最後尊嚴的方式，它把不幸酣暢的表達出來，倘若處理得當，它也可能打開一條改革之門——「有時候，我們需要暴力來讓人們聽到溫和的聲音」。

覆述漢娜·阿倫特的精闢分析，是因為中國社會似乎又一次處於暴力陷阱的邊緣。在漫長毛澤東年代，暴力以「階級鬥爭」、「專政」、「清除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名義出現的，它充斥於人們的行動、語言、眼神和內心，從批鬥會現場到街頭武鬥再到一個家庭的內部，暴力曾經無孔不入，還頭戴意識形態的光環，它不僅涉及上層的權力鬥爭，更深入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無數的災難，也讓很多人興奮難耐。

鄧小平的改革進程，也是一個用利益計算取代暴力爭奪的過程。人們在一個市場社會中討價還價，而國家政權則把自己的暴力本質掩藏在新的面紗之後。歷史的傷口從未得到清理，深層原因也從未被追問，也因此人們難以形成共識與機制來應對可能產生的新的暴力漩渦。「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強硬派們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態度，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精神的延續。謊言與暴力是這個政權的真正基礎，至於它暫時披上的外衣，不管是分田地、市場經濟、國際化、民族主義，都對它的實質沒有影響。這個政權崇拜、迷戀暴力，每當它感到自己的無能與失控時，就會本能性的訴諸暴力，這是最熟練、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飾它內在的脆弱性。

這種精神也污染了整個社會，很多人儘管深受暴力之害，卻也不自覺的成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會不公，缺乏正常的溝通渠道，令憤怒既沒有渠道的釋放，也無法轉化成行動，人們深感無力，暴力則變成了最後的依靠。從上海的楊佳案、湖北的鄧玉嬌案、吉林通鋼的集體毆打致死、連續多起的幼兒園砍殺再到新疆的屠殺與鎮壓、重慶的打黑，新的嚴打政策，甚至類似《非誠勿擾》這樣的電視節目，暴力的情緒與行動，四處瀰漫。

經濟改革帶來的暫時安慰已經消退，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默契也正在失衡，市民社會遲遲沒有建立，個人與群體的失敗感無人平撫。人們對於楊佳、鄧玉嬌充滿同情，把他們視為反抗官僚體制的象徵，在他們身上，暴力行動被浪漫化為「尊嚴」、「抗爭」、「勇氣」﹔而在通鋼事件中，人們的情緒更為複雜，似乎既有對死亡的不安，又對這些憤怒的殺人者的同情—— 他們是中國殘酷轉型的犧牲品。沒人懷疑在幼兒園砍殺的兇手的慘絕人寰，但同時又下意識地為他們做出辯解——一定有更深的社會原因促使他們走出了這一步，人們憎恨他們的冷酷，卻同情他的「無能」。

至於新疆的衝突，則更是民族與社會問題溝通失靈的典範。而電視節目《非誠勿擾》則像是一場暴力的娛樂化，普通人沒法面對生活中的挫敗，就把集體性的精神暴力加諸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上﹔而不管是對西藏、新疆的加緊控制、新一輪的嚴打，都是政權借由暴力重申合法性的方式。

對於反抗者來說，暴力最多只能摧毀一個舊體制（很多時候，它連舊體制都不能摧毀，它更帶來自相殘殺），而不能帶來一個新社會﹔對於統治者來說，暴力只能通過恐懼帶來一時的穩定，它永遠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當社會動盪時，人們就都忘了歷史教訓，紛紛對暴力寄予厚望，因為它最簡單、最直接，最能釋放煩躁。■

張五常 世博之遊樂乎？——順論訊息替代定律

2010年7月27日

怕排隊，也怕烈日當空，沒有打算參觀在上海搞得紅透半天的世界博覽會。孫兒孫女到了上海，只幾歲，雖然來日方長，我恐怕他們不會再有機會見到那樣龐大的世博，堅持他們要去。太太找朋友幫忙，安排到不需要排隊的招待，老人家也跟着去走了半天。參觀了中國、德國、台灣、意大利、沙地阿拉伯等五個名館，不用排隊也屬走馬看花。要盡看上海的世博可能要花一個月！

排隊大難題

是尷尬的問題：應不應該有人像我們那樣，可以不排隊而獲得優先招待呢？我們願意多付一點錢購買不用排隊的權利，但沒有這樣的安排。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要排隊，那麼來自外國的政要，以及中國的領導君子們，沒有一個會參觀。這樣衡量，某些人物是應該優先處理的。可不是說應該包括區區在下——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重要。選擇不排隊所以不參觀是我的權利，但既然被視為「重要」而免了排隊之苦，卻之不恭。不知是誰幫了這個大忙，這裏謹代表兩個小小的孫兒孫女深表謝忱。希望他們長大後會記得上海世博，有朝一日會對他們的孫兒孫女說在神州再起的大轉變中他們參與過上海之盛。

曾經在網上建議過如下的收費方法，讀者甚眾，一般贊同。這建議是入場費從一百六十減至五十元，入場後冷熱不同的場館收不同的進館費，由電腦計算，隨時調整，務求把每館的人龍減至近於零。可惜此法提出時，入場票已預售了三千萬張。

這次親歷世博之境，發現一個新的經濟學的排隊大難題。首先，眾所周知，排隊的時間值錢——在炎夏不用排值很多錢。排隊的本身沒有產出收入。這樣看，排隊是一種浪費，代表着我研究了多年的租值消散。這是說，輪候者願意出較高甚至高很多的進館費來換取不排隊，但沒有這個選擇，可以不排隊的租值於是消散了。

這就帶來我想不出解決辦法的難題。所有排隊的人在同一天遲早總可以進館，所以原則上他們可以被安排在不用增加收費的情況下，全部進館而沒有一個需要排隊。這樣說，因為我到過的展館皆事前知道每天可以容納多少個參觀者（不到場不會知道這個要點）。以中國館為例，那裏有一個重要項目是看大銀幕影片的。座位七百個，片長八分鐘，清場一分鐘，進場一分鐘，共十分鐘。每天從開館到閉館十二個小時不停地重複播出該影片，總人數約五萬。這五萬就是中國館每天可容納的人數了。台灣館小很多，每天可容觀眾四千至四千五百，也是個近於固定的人數。此量既知，估計排隊前前後後的人數，達每天的總容量就不再容許排隊了。

訊息替代定律

如下是難題。館主知道每天可容納五萬人，排隊先後加起來約五萬會禁止再加進排隊的人。所以原則上，館主可以不加收費而安排所有五萬人沒有一個需要排隊。只要訊息費用及跟來客洽商安排的費用是零，這安排不困難。但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不增加入館收費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這是說，人量限於每天五萬，原則上不加價可以安排到不用排隊之境。無奈訊息為禍，好些場館要排隊幾個小時，導致龐大租值消散的浪費。增加或變動入館的收費，是替代訊息費用為禍的方法。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我想了一整天也想不出除了入館之價變動還有什麼有效的不排隊而能使場館常滿的方法。

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這理念是新的，可稱為「訊息替代定律」。世博之遊想到，樂也。一九七六年我發表《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了？》，異曲同工，指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於是先滿，會減少進場後從劣座跳到優座的行為。這是說，優座票價偏低會減少監管費用。該文被鬼子佬借用，發明了我認為是邏輯欠通的「效率工資理論」。今天老人家寶刀未老，擲葉飛花，這裏推出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以中文下筆，老外要「借用」是比較困難了。

中國館表達不夠誇張

我參觀過的五個展覽館皆屬熱門。不是偏袒神州，我認為無與倫比的冠軍是中國館。可惜的是，不懂中國文化的老外可能不這樣看。主題是好的：中國的古文化與今天的改革復興。展出的國寶是我曾在西安兵馬俑見過的馬車。當時燈光太暗，看不清楚，這次燈光加強了一點。大而精，反映着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金屬科技遠超番邦數萬里。屬國寶無疑問，但依我個人所知那只是中國文化的冰山一小角。

令人嘆為觀止的當然是《清明上河圖》。這幅宋徽宗授命張擇端畫的作品，描述的內容可以寫幾本書。最重要是該作描述實景，彷彿攝影那樣，可能是唯一的提供北宋時期的開封的繁華的證據。當時的歐洲還在黑暗時代，還是一群一群的游民居無定所，跟炎黃子孫的文化與生活差得太遠、太遠了。於今在中國館見到的《上河》複製，放大了無數倍，人物增加到千多個，而妙絕的是用上高科技改為動畫，唯肖唯妙，有日景與夜景之分。我恨不得能在該巨構前坐上幾個小時，欣賞一下畫中每個人物的動作設計。絕對是頂級藝術，想像力一百分。

中國館的其他項目都有心思，而在走廊上陳列着的兒童畫也適當地展示着中國孩子的天賦潛力。

我對中國館的唯一批評，是表達不夠誇張！昔日的神州，文化與經濟皆無敵天下，而今天發展的勢頭是要回復到昔日的相對形勢。人類歷史說，所有古文化凋謝之後沒有一個可以回頭再起，但目前的中國有不小機會成為唯一的例外。這點非常重要，應該是中國館的主題。其實也是，可惜不夠誇張，表達不夠明顯。

氣勢磅礡，巧奪天工

離開中國館之前館主人請我提字。初進該館時我見到他們準備了筆墨，想到可能會有這要求。我想到「氣勢磅礡」四個字，但見到他們準備的宣紙窄而長，認為四個字不夠。於是悄悄地要太太掛個電話給葉海旋，說要多加四個字。結果寫下「氣勢磅礡，巧奪天工」。寫得不稱意：太累，毛筆不是羊毫，用不慣。有點耿耿於懷。過了一天帶了兩幅十呎高的大條幅給周慧珺老師看，是自己稱意的。老師說好，教枯筆要更枯一點。看來終於找到自己在書法上要走的路，有機會把學問與文采寫進書法去。

回頭說展館，台灣館的主人陪伴我們走足全程，談吐得體。還是我粗魯，對他說馬英九不來是發神經。中國館的主人客氣，送給我的孫兒孫女禮物各一，同樣的。我看不懂，孫女稱之為the blue guy，愛不釋手，整天抱着。

陳雲 快樂抗爭之道

2010年7月27日

人是自己思想的主人，但往往人卻成了別人思想的奴隸。前者的思想叫覺悟、自主，後者的思想叫意識形態、奴性。行動是物力，思想是心力，思想是精神原子彈，能夠散布思想而締結同道，彼此商量、調和與校正理念，配合適當的行動，便可以改革社會，實現樂土。

自由民主世界促成互聯網技術突破，有了朋輩之間的點對點（Peer-to-peer）網絡社區之後，抗爭行動別開生面。思想交流與抗爭行動結合，事前的籌謀與事後的檢討，令參與網絡的人可以平等分享資訊和表白心迹。

誰是領袖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互相認定的信念和彼此平等的交流，憑着脈衝式的行動，滾存能量，發揚仁愛，便可解除奴役和剝削，實現人類與眾生共和的樂土。

網絡社區呼召的抗爭行動，也不是一個新的境界。只是新的通訊技術，令到人類熱愛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本性更易發揮效力而已。憲政民主的方法仍未面世之前，中國聖賢也有仁愛的政治理念。

《孟子》「梁惠王」一章，宣揚仁愛的貴族政治，當中有天然耕作與節制漁獵、平均地權（恒產與恒心）與福利社會，也與現代的政治理想接通。

在君主制度之下，要達到這些理想，孟子主張君王要與百姓在物質上共享國土資源，在精神上共享視聽之娛（「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在肉體上共享婚配與色慾之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家share，大家happy。孟子思想唔單只「堅」，而且好in。

孟子的貴族政治理想，在現代香港也達不到。如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今日香港權貴階級斤斤計較的工資保障與平均地權，儒家在戰國時期已經談論，並且定出現今香港也不能做到的標準：男子（當時的勞動者）擁有的勞動權和產業權，要足以奉養父母妻子，擁有積蓄，免於匱乏。

快樂政治是中國傳統

儒家的理想是快意人生。孔子《論語》第一章「學而」，講快樂學習與快樂處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第一章「梁惠王」，是講快樂政治。「梁惠王」開首處，有這個故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梁惠王略有仁心，自居為賢王，在私人濕地樂園對住鴻雁和麋鹿，顧盼自豪，問孟子：「賢人也感受到這快樂麼？」孟子答道：「只有賢人才能感受到這種快樂，不賢的人縱然擁有這些珍禽異獸，也不會感到快樂。」

孟子舉周文王建造苑囿為例，由於與民共享，文王勸百姓不必勞累興建，百姓反而更積極幫忙，並且尊稱苑囿為靈台、靈沼。賢君與民同樂，因此享受快樂。孟子勸告梁惠王，要將自己的好事，廣而大之，放棄宰制和專權，與百姓共享資財，與士大夫共享權力。

解除壓迫，離苦得樂

快樂政治來自分享，不快樂的政治來自獨佔。獨佔的手段是壓迫。壓迫就是只當自己是人，將其他人變成物，然後剝削、壓榨、虐待。當權者不愛別人，只愛自己。反抗壓迫，不是要將關係倒轉過來，將奴隸變成主人，而是要反省奴役，取消奴役，解除壓迫人的奴役關係，將當權者也一併從壓迫的不愉快的關係之中釋放出來，共享平等和自由的快樂。

如果被壓迫者狠狠盯着壓迫者的權位和擁有之物，壓迫者便壓迫得更緊，因為他們的存在價值被肯定了。但當被壓迫者嘲諷壓迫着的權位，而且滿不在乎地歡笑起來，自尋樂子，壓迫者便陷於存在的恐懼，被逼思索壓迫的意義。此刻，解放來臨。

壓迫的制度很複雜，壓迫者的說教很精密。在壓迫之下沉默，是受壓迫者的特色。當權者壓迫窮人，少數人壓迫多數人，靠的是灌輸意識形態，使得窮人認命而沉默無言，不再反抗。政治解放，要由意識解放和文化思辨開始，不是從武力抗爭開始。

由武力抗爭開始，只會令窮人更加絕望：比起當權者，自己的武備貧乏得可憐，必須鼓吹超出理性的仇恨，採取更為滅絕人性的超限戰爭（如恐怖襲擊），犧牲許多同道，惹來當權者織造更為乖巧的意識形態網羅，實施更為殘酷的鎮壓手段。

壓迫的方法是去除人性，待人如物，革命就首先要人認識人性，待己如人，待人如人，重獲自己的自由、責任和愛心，活在真實之中。

革命不是奪權，而是文化更新：以對話取代灌輸，以合作取代奴役，以愛取代恨。革命過程，是要以對話來啟發民眾成為自由探索真相的人，彼此締結，組織起來，尊重生活體驗和民間知識，一同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抵抗當權者的分化和離間。

民眾的訴求如爭取加薪、保衞家園之類，要尊重，但要綜合其他的訴求，令民眾認識到他們階段性的個別爭取，可以連結到整體社會的解放。要民眾理解到什麼是整體解放，就要用文化藝術來超越階級的視野限制，聯繫不同的生活領域，擴大彼此的同理心。

抗爭是否應該憤怒？革命是否需要捱苦？是需要的，假若革命的目標短淺而迅即完成的話，不介意短暫的憤怒和捱苦。假若革命的目標不是如奪權般的短淺，不是要成為當權者或有錢人，而是要解除壓迫，建立平等均富的樂土，若是追尋此等久遠的目標，憤怒和捱苦足以摧毀革命。

常懷歡喜之心

憤怒可以有威力，捱苦可以有韌性，但要以平靜和安樂的心性修養而為之，要如觀音菩薩，以菩提心來發威神力。或如文殊菩薩，以巧智慧來發金剛力。

不能立刻在人間實現樂土，但心靈總可以先走一步，呈現樂土的平等心與歡喜心。抗爭者要耕好心田，種下善意，使得壓迫者及一般民眾看到抗爭者即將收穫的果實。只有快樂者、建設者才是已經擁有值得民眾嚮往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憤怒者、毀壞者只擁有痛苦和虛無。

所謂怒火中燒，憤怒的抗爭者，容易受到自己怒火的反燒而變得偏執和乖戾，自我分化，破壞團結，而且得不到旁觀市民的同情，不能呼召人心，集結民眾。

行動形式而言，快樂抗爭就是懷抱歡喜心，直面痛苦，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信服，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

當保衛石崗菜園村的八十後青年在政府清拆村社的大限之前，仍建立「菜園村生活館」，快樂耕作和分享收穫，實踐道義生活的時候，力量好像很卑微，但假若香港的被壓迫者都如此探索思想和實踐自己的理想生活，打破沉默，聯合行動，解放就到來了。

文化評論人

朱凱迪﹕大浪西灣放肆想

【明報專訊】大浪西灣被富豪蹂躪，犯眾憎，連平時有條不紊的斯文評論人都放下分析習慣，大罵唔理係私人地定政府地，總之唔可以變成咁！7萬人的 facebook群組嚇得新地主「停工溝通」。如此直率的民憤，是天星碼頭被拆以來的第一次，機會難得，讓我們擺離「市場大晒、業權大晒」的主流意識形態，讓思想放肆一下。

放肆想一：

不求人，市民自行組織復修大浪西灣

我對facebook又愛又恨，它確實令每個個人都可輕易地表達看法，迅速凝聚支持，但它也製造了無數的「armchair activist」，複雜一點、時間長一點的組織工作都被邊緣化，而且養成了只管罵人，自己卻不用落手做的風氣。長春社的老友對記者說，會要求新地主保證不破壞大浪西灣的美景，並復修受破壞地皮。第一個要求令人對香港環團相當失望，這個人已經把西灣破壞了一次，現在的目標怎可能是「求他不破壞第二次」，而不是「阻止他再碰西灣」。第二個要求得到不少和應，但我放肆地想，與其求「破壞王」和政府復修，由市民自己動員起來復修西灣，不是更顯力量和決心嗎？當然，一轉念，把責任✈上身，一大堆問題就出現：誰做？如何做？要不要錢？這些是難關，也是民間社會的學習機會──學習動植物生態、學習與村民和專業人士合作、學習籌錢等等。7萬facebook人，當中100人認真「落水」肯定能把事情做好，這也是對「破壞王」最直接的宣示：市民已經重奪西灣。

放肆想二：

民間土地基金，護養新界農地

香港令人懨悶，左翼改革／革命搞唔成、自由主義代議民主又搞唔成、只准學大陸搞威權資本主義，特權階級壟斷橫行。結果，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發展出來，以資本搞保育的改良式政策，香港幾乎沒有一樣學得到。陸恭蕙主持的思匯政策研究所早在2002年發表的香港生態保育報告﹝註一﹞，就詳列出外國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保育上五花八門的手段：包括「分區規劃」（zoning）、「可交易發展權」（tradable development rights）、「換地」（land swaps）、「土地保育協議」（conservation easement）、「土地基金」（land trust）等等。但是香港這個「遍地黃金」的城市，至今居然連一個像樣的「保育土地基金」（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資助、功能是籌錢買入和管理值得保育土地）也沒有，沒有「保育土地基金」，就算有地主希望交出土地作保育，也沒有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去合作。結果是，大浪西灣這個無價的地方，居然1600萬就被買下做私竇。趁現在民憤沸騰，香港環團若能把握時機牽頭成立「保育土地基金」，向「破壞王」買回西灣土地，一定會有極多市民支持，風氣一開，新界農地除了給大發展商收購等建豪宅外，就多一條保育的出路。

放肆想三：

突破保育爭議中的城鄉對立

富豪私有化郊野美景犯眾憎，新界原居民經常被視為合謀人，為主流社會所不屑。簡炳墀多年前的「趕雀論」到現在還有人記得，但新界原居民記住的，卻是過去一百年向殖民地政府據理力爭、保障鄉民發展利益的抗爭歷史。無論是起水塘、起新市鎮、還是近年有關環境法例，他們都認為是為了市區人而被迫犧牲，至今走上與發展商合作搞地產的路，更是沒辦法下的順理成章。另一邊廂，自從港督麥理浩「點石成金」，於1977年將水塘集水區加上其他荒僻的官地變成法定的郊野公園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重視生態環境的「城市人山友」（當中有很多搬進原居民村落居住）。當年為了避開爭議，私人農地和將會發展丁屋的鄉村範圍都剔除在郊野公園之外，導致了杜立基規劃師所說的「鄉村和郊野的割裂」〔註二〕，這種割裂產生了上述兩套截然不同的心態，也在今日的保育爭議中不斷發酵。

香港的法定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約40%，另外大部分為私人擁有的鄉村和農地亦佔了約40%，這後面的40%，正是現今幾乎所有保育爭議的焦點，包括這次西灣私有化事件。城市保育人vs鄉村原居民的角力，是香港特有的殖民地遺產，這場角力最近因覑菜園村和新界東北「非原居民」農民的抗爭而出現了新的形勢。我放肆地想，會不會有更多城市保育人趁西灣事件，開始更整全地認識新界，並以重新彌合「鄉村和郊野」為奮鬥目標。要鄉郊生態得以維持，我們必須和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社群一道，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想像，並且具體地協助村民重新建立與郊野共融的經濟模式，讓村民能在地產商資本以外看到出路。

唯有贏得社區，並且協助社區，新界生態保育才有可能做到。最近有人替西灣村民翻舊帳，指政府缺乏支援導致鄉村衰落，最後令村民不得不賣地自保。這種認識只是起步，問題是在7萬facebook群中，有誰願意投入時間心力，將衰落的西灣社區恢復過來，成為視保育為己任的新社區？

放肆想四：

這城市仍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很快，「維護產權」的說法又會佔了輿論上風，說若果我們容許西灣事件再鬧下去，將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破壞金融中心的信譽，到時資金就會湧到什麼也可以買的中國大陸。我放肆地想，「市民自發復修西灣計劃」到時候已經企穩陣腳，以實踐證明這個城市仍然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註一：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live/upload/files/200201_NaturalHeritage.pdf

註二：見杜立基在《本土論述2009》內的文章〈城市與自然的和解：香港郊野公園──殖民地遺產的貢獻與局限〉

現在的國語, 北京話, 普通話是滿化的漢語.

現在的國語, 北京話, 普通話是滿化的漢語.
轉貼封文章給各位參考.


文章來源: http://folkcn.com/bbs/redirect.php?goto=newpost&tid=6947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地產商治港系列(一) 香港政府何需賤賣土地？

2003/10/15, 週三
香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在10月15日宣布，明年一月起恢復"勾地"，即讓地產商從政府土地表上"勾"出土地供拍賣或招標。特區政府突然在房地產市道一片低迷的情況下宣布要"退出市場"，實在令香港人感到十分困惑。

香港經濟近年飽受通縮，其中一個主因就是房地產價格不斷下滑；特區政府一直表示要穩定房地產價格，現在卻宣布要變相增加土地供應，這一切一切，特區政實在應該出來給一個清楚合理的交代。

政府在房地產市道不景氣時變相加推土地，香港的普羅大眾和特區政府都並非得益者。假設恢復勾地政策一旦落實，地產商必然買地發展物業，屆時樓宇供應量又增加，現時的26萬"負資產" （資不抵債的房地產業主）大軍恐怕退役無期。同一道理，既然現在土地價格不理想，特區政府若要真心消滅財赤，何不等待市道好轉或出現復甦跡象時再愎復賣地；卻要急於把土地賤價而沽？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教授麥萃才向亞洲時報在線表示，地產商可能把所投得的土地作延長發展，待到樓價回升之後再推出。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周永新教授向亞洲時報在線表示，地產商勾地無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政府若果恢復勾地亦顯示出有存在增加庫房收入的迫切性。

周永新教授認為，政府若決心穩定樓市，應該堅決把守樓價穩定這一關。政府須要設定樓價下限，為樓價設定合理的底線，絕不能任由地產商把樓價舞高弄低。

大地產商欲向政府買地，其實有跡可尋。近月香港地產股急升，而香港大地產商之一恆基地產(HK0012) 更於上周一在市場上配股集資30億，有分析員估計是次配股行動主要是因為地產商看好樓市前景，故乘著資金充裕大市的好時機進行配股集資，以增加資金作未來買地發展之用。

更加巧合的是，本月9日，當各地產商與行政長官董建華會面之後，一直強烈建議政府繼續暫停勾地一年的地產建設商會卻一反常態，認為政策若果限於買賣貴價地段而不影響大眾市場，該會不反對恢復勾地政策。


其實，在應否恢復勾地政策的問題上，大地產商與小地產一向意見不一，小地產商希望政府繼續暫停勾地，地產建設商會在數周前就這個問題進行動議，15票中有 13票贊成支持政府繼續暫停勾地，而投棄權票的2名成員便是大地產商長江實業(HK0001) 和新鴻基地產(HK0016)，新鴻基地產主席郭炳湘會議後更表示支持政府恢復勾地。

大地產商近年從未停止發售樓房，會不會他們的土地儲備快要補充？政府在市況低迷時讓地產商"勾"出自己理想的土地，會不會給予他們機會囤積土地？香港土地有限，特區政府為何急於以賤價把這珍貴的資源拱手讓給大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發展商由於得到特區政府的禮待，投資建築項目的成本金額不斷下降，所以即使近幾年樓價持續下滑，地產商仍獲利甚豐，在市道疲弱的情況下仍可不斷發展和推出私人住宅；而在動工興建私人住宅時，政府又處處在政策上為地產商開綠燈；似乎地產商的勢力，經已大得能夠左右政府在處理土地及房屋等問題時的取態。

政府於周前(15日)宣佈，在停止所有土地買賣活動一年後，將於明年1月恢復勾地，而勾地用的土地儲備表將會從新編製。市場在政府宣佈恢復勾地之前，傳出大、小地產商意見分歧的消息。

規模較大的地產商如長實(HK0001)、新鴻基(HK0016)和恆隆(HK0101)支持恢復勾地，是由於擔憂缺乏土地發展，影響到未來集團的盈利；以大型的地產商來說，他們所發展的項目，樓面面積動輒數萬平方米至逾十多萬平方米不等；他們要取得地皮發展，就要依靠政府的土地，私人市場較難取得如斯龐大的供應。

相反，就中、小型地產商而言，他們只須發展一、兩塊地皮，就已足夠該年的盈利；由於他們要取得的土地規模較小，可透過收購舊物業或小型地盤，不一定要藉勾地才可獲得。暫停勾地可以令土地供應減少，樓價得以支持，對他們實際的幫助會較大。

政府恢復勾地，放棄沿用舊有的儲備表而從新編製，預計會抽起部份用來發展中、小型住宅的地皮，而以豪宅地皮代替。為此，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和測量師學會會長陳佐堅均認為，政府如此推出一個有限制及選擇性的儲備表，是為了遷就大發展商，藉減少表內中、小型住宅土地，減低勾地對大發展商存貨的衝擊。

位於荃灣半山的荃錦公路旁邊，有兩個中低密度的豪宅樓盤先後在1年內推出，分別由嘉里(HK0683)和長實牽頭發展。兩個樓盤位處公路接近荃灣一段，合共有住宅單位980個和逾1,500個車位，而由長實發展的那個樓盤較為大型，共推出770個單位和約 1,200個車位。

長實是於2000年10月在政府的賣地場合以8.35億元投得該幅地皮，樓面面積約75,000多平方米，其後長實須為新增的2萬多平方米綠化地補價179萬元，平均每平方米補90元。雖然目前樓宇尚在興建階段，但地產商已獲批售樓書，並將接近竣工的第1 期於5月份時率先推出市場，單位面積介乎110至18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約31,000元。

對於荃錦公路快將成為部份中產階層出入的必經之路，有經常使用該條道路的的士司機擔心道路難以負荷：“這條路又窄又彎又斜，現時我們上落己感到困難；將來樓盤落成，有更多車使用這條路，都不知如何是好，肯定會造成擠塞。”

香港民主黨荃灣區區議員鄺國全亦批評：“在又窄又彎的荃錦公路旁批建高級住宅，即使將來只有預期一半的車出入，即500輛，已足夠令公路大擠塞；荃灣是一個舊區，已經沒有發展的空間，若政府因為這樣而容許發展商削平山坡、向高地發展，恐怕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

兩個樓盤的買家將會由今年年底開始陸續入伙，屆時公路上的汽車流量將會不斷增加；那逾1,500部私人座駕，將會增添公路的壓力。就現場環境所見，豪宅一帶臨近山坡，少有避車處，若有任何突發事件，車輛難以躲避。由於地理位置所限，荃錦公路路面狹窄，只能維持雙線行車，亦難有擴展的空間，如不幸發生交通意外，整條公路的交通定必癱瘓。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何會批准發展商在該地皮發展？政府在下決定之前有否想過附近一帶的環境配套是否合適？

亞洲時報在線為此分別向香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運輸署尋求回應；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回覆如下：

“根據《荃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W/18》，該兩幅土地是劃為「住宅(乙類)」地帶；由1976年起已經是屬於該用途的。該兩個住宅發展所提供的車位也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相關的要求。根據有關的契約，該兩幅土地的發展商須在其發展項目內提供車位及興建道路連接荃錦公路。”　

依房屋及規劃地政署之言，有關部門是按照指引推出土地，而地產商發展該地皮，當中亦不涉及違規的行為。另一方面，房屋及規劃地政署始終沒有交代發展商要在土地上負責何種道路改善工程。

運輸署新界分區辦事處交通工程部的高級工程師馬桂龍認為，即使將來市民入伙後，車輛的數目多了，荃錦公路的負荷也不會太重。“現時於繁忙時間內，每小時約有 200、300輛車經過，這個流量在近年並沒有顯著增加；至於將來因樓盤落成而增加的那1,000輛車，它們不會在同一時間內在公路上出現，屆時每小時的流量可能只是增加到600輛，而荃錦公路每小時是可以容納1,000輛的。”

馬桂龍又指出，目前荃錦公路已不是唯一連接元朗、錦田一帶與市區的道路，司機可選擇改行汀九橋和三號幹線；他相信這兩條道路可以舒緩荃錦公路的壓力。

所謂「住宅(乙類)」地帶，即樓盤內建築物的地積比率為1：9。1976年的荃灣，還是一個所謂工業新市鎮，著眼處都是農地，而政府內還未有規劃署，甚至地政署亦未出世，土地用途全由一些貪污極甚的新界民政處中下層官員包攬，其中不乏另有文章之作。再者，當時有關部門將該兩幅地皮劃為住宅用途，或許是由於未能預計到荃灣日後的發展；但政府作為土地的擁有者和管理者，有責任定時從新檢討和估量土地用途是否“與時並進”。

以目前荃灣區內的情況，大型屋苑和商場林立，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在彎多路窄的荃錦公路旁批建住宅，依鄺國全之言，似乎“有違常理”，亦忽視了豪宅對區內交通造成的壓力。此外，樓盤不遠處有其他公共設施如自然教育中心和戶外康樂中心，每逢假日使用荃錦公路前往的市民特別多，汽車的流量不容低估。

雖說荃錦公路並不是唯一連接新界偏遠地區與市區的道路，司機也可選行汀九橋和三號幹線，但似乎實際上未必可行。若司機由新界偏遠地區經三號幹線到市區，他們所需要的行車時間會較長之餘，隨後亦要繳付22元的隧道費用，相信沒有多少司機會選擇這個方法。

若按馬桂龍的說法，荃錦公路每小時可容納多達1,000輛車的話，那麼，換句話說，即是每3.6秒便有一輛車使過，而根據香港《道路使用者守則》規定，行駛中的車輛與車輛之間亦不能少於兩秒的間距；以荃錦公路每小時30公里的車速來計算，恐怕每法達到每小時1,000輛這個水平。

亞洲時報在線於尋求政府有關部門對荃錦公路樓盤之興建的回應時，過程亦甚為轉折。在得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上述回覆後，本報欲就同一問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作進一步跟進，但在跟城規會初步交涉後，該會提議本報再向房屋及地政局查詢；本報欲向警察公共關係科了解荃錦公路確實的交通情況，惟該部門整整花了一星期也未能就公路一帶的交通意外提供數字和有關資料。

另外，運輸署對荃灣區，特別是荃錦公路的交通情況彷彿毫不知情。該署的新聞及公共關係組先是對亞洲時報在線表示，沒有統計目前公路的交通流量，並就樓盤對附近交通的影響一事多次申明，該署只是擔當監察的角色；其後，新界分區辦事運輸管理部的首席運輸主任甚至表示，不清楚樓盤所處公路的地段是那一個位置，亦不知道該段路有樓盤出售。

那相隔只有一年、勾地用的土地儲備表可以修改，但已有27年歷史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卻沿用至今；運輸署負責香港的道路交通，卻對主要公路的交通情況表示不太清楚；這種情況難怪令人聯想到官商勾結，政府的土地及房屋政策有意偏幫大地產商，各部門正同心協力為各大地產商做事。
每隔一年半載，香港的地產發展商便會站出來以振興經濟、改善民生為題，要求特區政府出招穩定樓市，但其實說穿了，都是想特區政府多給他們優惠，好讓他們能用最低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潤。地產發展商在香港擁有龐大的影響力，掌握著經濟的命脈；這種情況的出現，跟政府向來對地產發展商所採取的態度不無關係。

在香港的商業社會中，長久以來地產或有關行業都是利潤最深的行業，發展土地一直是在香港賺大錢的不二法門；然而，這個情況在98金融風暴以後，表面上樓價下瀉，發展商受損，但實質上，發展商卻方法及途徑逆市中繼續賺錢，而受影響的永遠卻只有小市民的份兒；以下的例子可謂將此情況解釋得明白不過。

位於青衣地段140號的那幅土地，毗鄰九號貨櫃碼頭；根據土地註冊處的地契，政府在 1998年將該幅地皮批給同為李嘉誠旗下的長實(HK0001)與和記黃埔(HK0013)合作發展，並列明土地只能作“非工業用途”，而“非工業用途” 不包括私人住宅、附服務設施住宅、辦公室、倉庫和油站，換句話說，發展商不得興建上述5項；土地可建面積為236,000多平方米，其中最多25,000 多平方米須用作零售用途。

其後，長實與和黃在2002年向政府申請修改地契內容，並獲得批准。修訂放寬了“非工業用途”的限制，將原先禁止興建的5個項目縮減為2個，長實與和黃可在該幅土地發展私人住宅、附服務設施住宅和辦公室，而長實與和黃須為此補地價3億多元；修定後的可建面積為155,000多平方米，當中最少58,000多平方米須劃為酒店和相關設施之用，及不少於6,000多平方米用作零售或商業用途。

長實與和黃將地皮發展為5座40層高的服務式住宅和3幢酒店，取名藍澄灣；按修訂後地契的規定，待整個發展項目完成後，扣除不能分拆出售的酒店部份，可供發售的面積為96,000多平方米；以所補地價之金額來計算，發展商每平方米只須補回3,500多元。

根據美聯物業的資料顯示，現時在青衣區區內，有政府補貼成份的居屋業主若想出售一個有10多年樓齡、約50平方米的單位，每平方米須補地價4,600多元；同樣是青衣區，同樣是更改土地用途(將不能轉售的居屋出售也是狹義上的更改土地用途)，但一般市民要付出的卻比大地產商多三成，這是否就是政府經常提及的 “公平”原則？

目前，藍澄灣的住宅部份約有1,500多個單位，面積介乎58至 87平方米，每平方米約售27,000多元；但以該區的建築成本來看，連同補地價之金額計算在內，每平方米的成本大約只是12,000多元。換言之，一個 70平方米的單位售價是1,925,000元，成本則是847,000元，發展商已賺了1,078,000元。若所有住宅單位全數售出，發展商的利潤將會高達17億元。

長實與和黃是依循合法途徑更改土地用途，但當中涉及的成本和利潤卻不是處於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藍澄灣與九號貨櫃碼頭為鄰，以碼頭的環境來看，明年啟用時吞吐量約為每分鐘處理5個貨櫃(即每年約處理260萬標箱(TEU))，將來想必為週遭帶來噪音，實不宜發展住宅單位；特區政府作為香港土地的擁有者，雖然勉強說是能夠公平處理土地分配(拍賣)，卻在補地價問題的處理上明顯“禮讓”給財雄勢大的長實，難免令人覺得政府與個別地產商勾結。

事實上，藍澄灣地皮的發展不是首次令人感到政府偏幫長實；在這以前，市場上已有聲音指連其他發展商也不值政府給予長和系的優待。

1998年，長實以1. 2億元投得一幅在馬鞍山作酒店用途的地皮。該地皮的可建樓面約54,000多平方米，原定在97年3月推出市場拍賣，但由於區內居民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反對地皮作酒店用途，政府於是將拍賣延遲。

儘管金融風暴令樓價一落千丈，但一年後政府仍決意以招標形式出售該地皮；最後，由長實以每平方米2,000多元投得；是次成交引來市場嘩然；有其他入標的發展商不滿政府以低價批地，為庫房招致損失。而當時長實辯稱，由於地皮存在榕洞的問題，建築費會較一般地皮高，因此發展成本高昂。
同年，政府再次以低價出售尖沙嘴前警察宿舍地皮；結果再度由長實牽頭的財團以28億9,300百萬元奪得，每平方米樓面地價約38,000元；地皮其後被發展為住宅；目前每平方米約售49,500元，可見長實的利潤甚豐。

香港理工大學商業學系副教授林本利曾於8月11日在報章撰文，指出在過去5年，政府一直偏袒地產商，以至個別樓盤的補地價實際上已跌至零。同時，政府豁免發展商興建窗台、露台、工作平台，及其他環保設施，變相容許他們額外出售近100呎的住宅面積。此外，發展商又可以免地價出售車位圖利；個別地區住宅和車位的比例可達1：1。發展商透過出讓車位和獲准豁免的環保設施，早已收回地價。

“政府對地產商呵護備至，讓他們在逆市中仍可以不斷售樓圖利。由於政府給予種種豁免和優惠，基本上已毋須付地價，只要樓價仍稍高於建築和融資成本，已可以封蝕本門！倘若政府不改變現時偏幫地產商、打壓小業主的房屋政策，樓價最終要跌破建築成本，地產商才願意收手離場。”
此外，他又轟地產商：“叫政府停止賣地，自己卻賤價補地價及更改土地用途建屋，結果是公帑和市民財富都進了他們的口袋。”

本月24日，中資背景的茂盛控股(HK0022，前名亞世安控股)以6.6億元購入藍澄灣其中一幢酒店；若按照地契所規定的來推算，該幢酒店的面積約為19,000多平方米；酒店屬3星級，共有800個房間，平均每個房間作價為820,000元。

根據該買賣協議，茂盛將付出包括現金1.2億元、總值6,000萬元新股、1.6億元可換股票據，以及最多3.2億元承兌票據，交易總牽涉金額6.6億元。若和黃全數行使，將持茂盛近6%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

長實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在發展地產項目時免除許多障礙；另一方面，有財團又以高價購入藍澄灣的其中一幢酒店，長實與和黃只須出售一小部份的項目已經 “賬面上”回本，從出售中所得的跟原先付出的地價並補地價之金額差不多；觀乎整個藍澄灣項目可出售的部份多的是，包括私人住宅、辦公室、零售店舖和其餘兩幢酒店，長實將來要賺個盤滿砵滿可謂容易得很；長和系在香港的勢力日益坐大，該集團得感謝政府的慷慨扶持。

黎廣德﹕搶救大浪西灣的緊急對策

【明報專訊】被譽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西貢大浪西灣，一幅臨海的叢木被人挖掘剷平。據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已購入10萬呎土地，並正進行工程，林木被剷平，引起全城嘩然。

負責處理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為了補救在上周末仍然對事件懵然不知的窘態，馬上率部門到現場視察，但在會見環保團體後只表示，希望土地業權人，尊重公眾保育該幅土地的意願；若有任何侵佔官地的行為，政府會有措施跟進。這樣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究竟是但求脫身的官僚自保行徑，還是有權不用、官商關照的說詞？

事實上，大浪灣面對發展威脅，並非始自今天；政府應對這種「突襲式破壞」亦早有前科，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用與不用，只是存乎一心。

尚方寶劍備而不用

13年前，已經有地產商對大浪灣的發展虎視眈眈。政府為了保護大浪灣，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沒有事先諮詢的情下，於1997年4月10日，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根據城規條例第3(1)(b)條的規定，指示城市規劃委員會為大浪灣地區擬備一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涵蓋約50公頃土地。1997年5月2 日，城規會根據條例第5條的規定，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皷憲，把大部分地區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只留下約7公頃的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從當天起，區內所有發展均被凍結，任何違背規劃意圖的計劃，都必須事先取得城規會批准，否則即屬違法。

今天政府官員樂此不疲地解釋：由於現正飽受摧殘的大浪西灣，並沒有納入當時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後來訂立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所以大家只好袖手旁觀。他們忘記向公眾說明，1991年立法局修訂城規條例，賦予政府緊急頒布「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權力，有效期3年（3年內須由更詳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正是為了應付今天這種突發事件。

搶救景觀須爭分奪秒

特首有權馬上指示城規會，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鑑於該地段的景觀價值和鄰近西灣海灘，規劃署有充足理據，把它劃訂為「海岸保護區」，使任何農業用途以外的發展，均須先經城規會審批才能進行。「海岸保護區」的另一好處，是區內的發展亦受環評條例監管。在1997年，城規會為大浪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時，從港督拍板到刊憲共需22天。現今的形勢比當年更嚴峻，發展商顯然明白如何鑽空子，因為根據法例，政府無法不承認在刊憲前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魯連城宣布暫停工程，只是地產商慣用的緩兵之計，過往深涌以「免費高爾夫球場」為幌子，伺機而動，是屢見不鮮的例子。因此，政府必須爭分奪秒，在下周五城規會會議時通過刊憲的決議。

特區政府對手上擁有的這把尚方寶劍，理應瞭如指掌：1997年處理大浪灣圖則的官員黃婉湘，今天已經貴為規劃署副署長。正值危難之際，負責自然保育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玩失憶」，負責規劃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玩失蹤」，是何道理？

歸根究柢，大浪西灣失守，不僅是新界土地淪陷的冰山一角，更是政府四大政策失誤的總爆發。

政策失誤新界淪陷

其一、自然保育政策實施5年來胎死腹中，12個具高生態價值的優先保育地段，至今一個也沒有落實，對於大浪西灣這一類具有高景觀價值的地段，更完全沒有納入保育之列。

其二、城鄉規劃政策自1991年修例後，已經實施了20年，但很多鄉郊地段，仍然未有制訂法定圖則，一直停留在「無王管」階段，結果只是方便了財雄勢大的發展商「搵覑數」。

其三、郊野公園政策實施了35年，在公園範圍內仍然有不少一塊塊零散的私人地段，政府不管理、不收購、亦不提供任何令村民足以可持續發展的支援；這種鴕鳥政策，等同在郊野公園內埋藏了計時炸彈，破壞力難以估量。

其四、自回歸後一直厚待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變相為地產商提供了收購丁權，以發展丁屋為名，迫使城規會改變土地用途，入侵鄉郊的機會；此政策一天不改，「先破壞、後發展」的案例便禁之不絕。

大浪西灣的傷痛，是兩年前景賢里被當眾剝皮的「新界版」。當時林鄭月娥在事發三天內把景賢里宣布為暫定古蹟，提供保護，但事後拒絕修訂過時的文物保育政策。今天負責的兩位局長，沒有半點危機感，正在任由傷口擴大，更遑論站出來承認四大政策失誤，虛心改正。

如此體制、如此厚顏。香港人自己不用腳保衛大浪灣，不動手替政府做手術，行嗎？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陳雲：保衞大粵語

信報財經新聞（2010-07-20）
＿＿＿＿＿＿＿＿＿＿＿＿＿＿＿＿＿＿＿＿＿＿＿＿＿＿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林行止：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2010-07-20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 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 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 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 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 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 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 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 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法治人 戴耀廷 設計解決公共紛爭的方法

2010年7月21日
要設計一套解決公共紛爭的方法，必須針對公共紛爭的性質。公共紛爭有三個特點：

一、公共紛爭很多時候涉及多方的爭議，而各方的利益衝突更會是多面和多重的。

二、公共紛爭雖會涉及金錢及物質的利益，但很多時候都會同時關乎抽象的價值信念如公平公義。

三、公共紛爭多是複雜的，受爭議影響的人並不局限於直接捲入爭議的各方，而爭議往往對整體社會有廣泛和長遠的影響。

這裏說要設計一套解決公共紛爭的方法，並不是要提出處理具體公共紛爭的具體方案，而是關乎設計一套能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

這程序涉及幾個向度。第一個向度是關乎哪些人會被容讓參與這程序。公共紛爭涉及的層面通常都是很闊的，受這公共紛爭直接及間接影響的個人及群體的利益都會很多。

首先、解決紛爭的程序要界定出受公共紛爭影響的人或群體中，哪些的利益是相關而可以參與程序，當然能參與的層面愈闊，紛爭能得以解決的機會應更大。

另外，程序也要定出如何去選擇哪些能反映相關利益的人去參與程序。這可以是由政府按自己的標準挑選出來，也可以是由相關的群體自行推薦其領袖或代表參與，但兩種方法都會是由精英去代替普羅市民參與。但程序也可以是容讓每個受公共紛爭影響的個人都有機會參與。

成敗關鍵取決於開放態度

上星期的文章談到諮詢，諮詢作為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以諮詢委員會的方式就是由政府去揀選能參與的精英的一套程序，而公開的諮詢文件這方式則是讓所有人都能有機會參與的程序。

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的第二個向度，是有機會參與這程序的人參與的方式。參與的一種方式可以是就着公共紛爭發表他們的訴求，或對已提出的解決紛爭的方案說出他們的看法，或自行提出解決方案，但最終的決定權不在參與者手上。另一種方式是讓參與者可以決定解決這公共紛爭的具體方案。諮詢作為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從本質上不會讓參與者有權決定公共紛爭的具體解決方案，頂多也是建議一些解決方案，最後還是由政府去作出決定。

第三個向度是關乎程序是否容讓參與這程序的人之間，在參與的過程中有商談的機會。當然諮詢從本質上也不會有太多商談的成分。一套具備商談元素的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有以下幾方面的要求：

一、參與的各方都會被提供與這公共紛爭相關的充份資料。這是指資料必須是準確的、沒有預設立場或傾向性的、平衡及不偏向某些利益的、及包含面廣闊而不會有一些觀點被遺漏。

二、有機會參與這程序而對公共紛爭持不同立場的人，必須有充份的機會向持不同意見的其他參與者，清楚解釋其立場背後的理據。但這也是說他們同樣需要有充份機會去聆聽不同意見者對這公共紛爭的不同看法，以了解他們立場背後的詳細理據或真正的顧慮是什麼。

三、參與者有機會進行詳細的對等及面對面的討論，讓他們可直接向持不同意見者提出疑問，但也要提出論據去直接回應持不能意見者的質疑，並有機會提出理據進一步去闡釋自己的立場。

這即是說，若參與者的數量是很多的話，程序須安排他們進行分組的小組式討論，使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充份機會去表達自己的看法、回應其他人的看法，以及在過程中修正自己的看法。

四、但要使商談成功，最關鍵的還是參與者的態度。他們須在這過程中，即在掌握公共紛爭的資料時，表述自己的立場時，聆聽不同意見者的意見時，在與不同意見者進行討論時，對不同意見者有起碼的信任及尊重，並能保持開放的態度，按大家所可能共同認同的標準，在評估不同意見者的意見後，願意修正自己的立場以使各方能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

主持人須適時調整角色

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能否達到商談這一點，尤其是參與者能否有商談的態度，關鍵不單止具體的程序是如何，更重要是要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氣氛，去促使參與者們都能持商談的態度，去參與這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這就關乎到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第四個向度，就是主持這程序的人的角色。這是關鍵但卻又常被忽略的一個向度。

主持公共紛爭程序的人，他的角色可以是一個決策者（通常都會是政府的官員），在整個過程中他只是聽取所有參與者所代表着的不同利益及立場的看法，然後按他所聽到的意見，依政府已有的一套的標準，在評估過會對政府及社會各個涉及層面的影響後，設計出解決這公共紛爭的具體方案。在諮詢中，政府正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另一種主持人的角色是一個裁決者（如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的角色）。裁決者與決策者都會對公共紛爭按一套已有的標準作出決定，參與者的意見及看法都只會是作決定的一個參考。分別是裁決者較決策者與相關的公共紛爭沒有那麼多的直接關連，令他可以較抽離及獨立地對涉及那公共紛爭各方的利益作出一個誰較優先的判斷，而他也不會具體地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而是裁定某一個解決方案是否成立。

但主持人的角色還可以是一個調解者，在整個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中，他會協調哪些資料會提供給參與的各方，幫助各方去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也會協助各方去掌握其他參與者的立場背後的理據，並在討論過程中導引各方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

若主持人的角色是決策者或裁決者，那都不能在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中有多少的商談，故若要解決公共紛爭的程序有商談的成分，那麼主持人就得要扮演一個調解者角色了。

公共紛爭的解決方法系列．之二

法治人 戴耀廷 諮詢難以解決公共紛爭

2010年7月14日

政改雖通過了，但政制發展將繼續是香港主要的公共紛爭，功能界別的存廢和行政長官的提名安排都是爭議的焦點。其他的公共紛爭還包括是否復建居屋、最低工資的水平、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但政府一直以來用以解決公共紛爭的方法，卻總是不能化解香港社會長久已存在的深層次矛盾。這一系列文章會先分析現有各個解決公共紛爭方法的不足，然後再建議一些解決公共紛爭的新方法以供各方參考。

諮詢程序出現偏聽

一種政府常用解決公共紛爭的方法的就是諮詢。政府透過諮詢去得著各方就一項公共紛爭的看法，然後以這些意見為基礎設計出解決方案。諮詢的形式可以是政府委任能反映不同利益的人士進入一個諮詢委員會，然後讓委員會成員在政府已預設的問題框架及範圍內發表意見，之後再由政府按所得的意見作出平衡後定出解決方案。但這方法實際上並不能解決公共紛爭，原因有多個。

一、能參與諮詢過程的人都是由政府委任的，若涉及爭議的一些利益團體的代表未能被委任進入委員會，他們的聲音根本不會有機會被聽到。過去政府常基於各種原因而未能把一些相關人士委任加入有關的諮詢委員會，這很容易造成整個諮詢程序出現偏聽的情況。

二、即使能反映涉及爭議的不同利益的人都在委員會內，但政府卻可能讓代表著某些利益的人士有過大的比例，或那負責反映某種利益的看法的人，根本不被那相關的利益團體認同為可以代表他們。這使諮詢失去了代表性及認受性。

三、因委員會的成員大都屬社會精英或是一些能有效組織起來的利益群體才能爭取到政府把他們的代表委任進委員會，那麼大部分一般市民，若他們不屬任何組織，他們就連一些影響他們利益的公共紛爭發表意見的機會也沒有。

四、由於委員會的議程都是由政府定出，委員會只能在政府預設的框架及範圍內發表意見。但這預設的框架及範圍卻可能是反映了政府已預設的立場，或只是包括了政府可以接受的一些解決方法。這些預設的框架及範圍有可能根本未觸及爭議的核心，那令諮詢變成一場政治公關秀或是結果對解決紛爭沒有實質作用。

五、委員會的秘書處多是依付在相關的政府部門，而委員會所可能有的資料都是由秘書處提供。換句話說，政府很大可能在整個諮詢過程壟斷資訊，除非個別委員是相關範圍的專家。但即使有專家在委員會內，大部分委員都可能仍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資料（當然政府亦可委任一些與他預設立場相近的專家進入委員會，那政府同樣可以間接地壟斷委員會所可能有的資料）。若政府不提供一些重要資料、或扭曲一些資料、或操控資料以導引委員的方向，那都會令委員能提出其他意見的機會大大減少。

六、諮詢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大都只是由委員們各自表述，或只會有很表面的討論，而政府只是把不同意見記錄下來。政府根本不準備在委員會內，讓公共紛爭的各方透過商討取得共識，達成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七、最後的解決方法並不是由委員會內涉及公共紛爭的各方共同作出，而是由政府官僚在聽取了委員們的意見後按政府已有的一套標準定出，而各方的意見只是其眾多考慮點之一。結果可能是解決方案偏向於一些利益、或是解決方案不為各方所接受。

諮詢文件局限意見社群

諮詢的另一形式是由政府發布一份諮詢文件，然後作公開的諮詢收集公眾的意見。公開諮詢雖能讓所有人都可以有機會發表意見，避免了諮詢委員會只讓社會精英或具影響力的組織的代表，才有機會參與諮詢的問題，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時間、資源及能力在公共諮詢中，對涉及他們的公共紛爭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可能為了要去解決當前生活的問題，就已佔去了他們所有的精神，故不能兼顧一些對他們利益有深遠但不是有即時影響的公共紛爭。他們也可能是社會中的弱勢社群，故缺乏足夠的認知能力、表達能力、及組織力去對影響他們的公共紛爭發表意見。

公共諮詢這方法也同樣與諮詢委員會一樣，諮詢都是要在政府預設的議題及範圍下進行，而所有人都要在這預設的議題及範圍發表意見，不然意見根本不會被記錄下來。他們也得依賴政府提供有限及有可能是偏差的資料，及最終還是由政府官僚去決定是採用甚麼解決方案，爭議的各方在公共諮詢的過程中都沒有機會參與商討及決定。結果也同樣是公共紛爭不能透過諮詢使爭議各方達成共識，而只能在政府所容許的有限範圍內，對相關紛爭作出一些或許只是隔靴搔癢式的處理，而真正的紛爭根本不能得到認真處理。

政府定位非當調解角色

當然理論上，諮詢不一定會出現上述的一些問題，政府是可以用真誠、公平、開放的態度去進行諮詢，不一定會偏向某些利益、也不一定要有預設的立場範圍，故也不一定會操控資料以達到預設的政策目標。但從諮詢的本質看，諮詢仍是以政府為中心，而在很多公共爭議，政府本身也是爭議的一方。故經政府主導的諮詢所得出的解決方案，即使是能解決問題的，也往往不為爭議各方所認同，尤其是那些在諮詢過程中被排除、被矮化、被邊沿化或被漠視的一群。

再者，政府也不會在諮詢過程中幫助爭議各方釐清立場、消除誤解、增加相互認識、減少分歧、尋找最大程度的共識、及共同作出決定，因政府的定位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引導者或調解者而是一個決策者。這些都令諮詢不是一個很有效去處理公共紛爭的方法，尤其是一些涉及多方及深層次利益或價值矛盾的公共紛爭。

下星期再採討其他未必有效，但又是常採用的解決公共紛爭方法。

公共紛爭的解決方法系列．之一

新思維網絡 王慧麟 轉型或轉軚的掙扎

2010年7月20日

政改通過後，泛民的內閧問題仍是焦點。有些人批評民主黨轉軚，有些人則指民主黨轉型。民主黨面對發展的十字街頭，需要重新尋找方向。說到底，仍要解決兩個論述的問題：第一，是對中國政策；第二是建立一個新社會論述。

過去十年，民主黨已經蛻變成為一個選舉機器，而且這副機器的操作，已走到異常精密的地步。在區議會層面，其樁腳式政治已經成形，地區議題的操作非常純熟，搞海鮮宴、蛇宴、旅行、十元二十張影證件相、行山徑旁加上碎石卵做腳底按摩，小型工程、粵劇及興趣班，樣樣都有。基本上，可以出版一本立法會或區議員工作ＡＢＣ，作為政治培訓班之用。

民主黨是選舉機器

民主黨元老李柱銘說，該黨重民調、輕原則，說穿了，就是民主黨是選舉機器的事實。選舉機器本身不是問題：任何政黨，都要選舉，都要有議席才能生存，而且成熟的選舉機器，應該比政府更能掌握民意，因為在選舉壓力下，政客要上位或連任，就要對民意敏感。

香港的政治現實是，大家鬥搶議席，議會路線帶動政黨發展，政策往往成為附庸。以民主黨六人政改小組為例，佔主導的仍是立法會，或前立法會議員。坦白說，民主黨若非擁有九名立法會議員，在政改問題上，北京連眼皮也看不上。

草創期的民主黨，至少有兩條比較突出的發展方向，大抵做到互相補足。第一是議會路線，以街頭抗爭及選舉為主軸。第二是論述路線：以政策討論及發展組織為主。但因為路線分歧，九七之後發生內鬥，令內部分裂，最後論述路線萎縮，變成徹底的選舉機器。而且，更由於議席慢慢流失，民主黨為挽回失地，於是更進一步地往選舉路線走，論述變得更可有可有。

徹頭徹尾的選舉路線是否可以幫民主黨減慢議席的流失，表面上還勉強可以做到。但由於民主黨過往少談論述，當面對尖銳的政治矛盾的時候，就缺乏了足夠的論述能力，讓道理講得通、說得服。

今次政改方案民主黨轉型（或轉軚），表面上是社民連狙擊民主黨，深層次的卻是一個論述問題。既然民主黨早在去年不參加公投之後，其對中國政策有沒有出現轉變？改了變的是什麼？沒有改的，又是什麼？民主黨現在是怎樣看中國的？民主黨黨綱內的中國與香港關係的部分，怎樣與政改的談判路線，連在一起呢？

由於失去了對中國政策的論述力，面對外界批評，民主黨就只能不斷辯解，不斷把焦點轉移（如針對梁國雄對司徒華的批評）。但是，坦白說，民主黨即使把談判細節掏了出來，迄今為止，它們為何「忽然」提出或支持政改新方案，仍是說不通的。

民主黨不斷受到外界攻擊的原因，除了在對中國政策的問題上，論述不清不楚之外，社會議題的論述力之不足，不單令舊有的擁躉失望，亦令其與新冒起的民間團體，愈走愈遠。

事實上，隨着香港年青人學識不斷提高，單靠口號式的金句政治，未必能滿足年輕一輩的需要。例如在反高鐵事件中，有一種質疑是有關中港經濟融合論，在這方面，民主黨（以至泛民）都是缺席的。

加上，現在的民間團體，確實比香港政黨來得活化。一方面，它們確實有能力拉抬社會悲情，來喚醒市民對議題的關注。另外，在行動上，它們明顯比政黨來得「先進」，更比照香港政客之老套及老化。

要有新社會論述

最重要的是，在論述水平上，它們又比政黨為高，部分民間團體人士，隨時可以寫出幾篇有力的文章回應時局。對比起政黨只重「口號」，沒有內涵的政治空話，這些民間團體的冒起，確實令香港政黨面對好大的挑戰。

對民主黨而言，這意味着兩個很大的問題。首先，在議題上，民主黨落後於新的民間團體。這不是說，民主黨的議題需立即變臉，放棄舊有議題。以房屋政策為例，單是天匯事件、重建居屋等，相信已令議員「做到氣咳」。

但是，假如我們把眼界拉闊一些，用一些學術性的看法，天匯或居屋問題，只是香港回應全球金融風暴之下，重整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之中，其中一些要面對的問題。

民主黨要做的，不應只是找幾個苦主來個示威就當交差，而是應進一步去思考，香港該怎樣回應這種重整的過程？是否應該顛覆地產為主的經濟秩序？

若是如此，一些大陸經常使用的政策如資產增值稅、收緊二套住房按揭、提高豪宅印花稅是否需要考慮呢？若不是，則香港該往哪一種新的經濟秩序呢？

第二，在論述上，民主黨一直落後於社會發展。過去十年，民主黨一直都提不到社會的新願景。由於民主黨是選舉機器，搞地區工作，搞蛇宴海鮮宴才能穩住樁腳，根本上沒有需要講社會願景。

但是，既然民主黨提過「執政」（我覺得正確的提法是，在北京容忍之下分享更大的治港權力），任何想「執政」的人士應該要有一個社會願景的論述，該告訴市民，假若他們有機會「執政」的話，將帶領社會往何處去，會建立一個怎麼樣的香港。

換言之，民主黨需要一個新社會論述，從中找出十幾個比較尖銳的議題，集中精力去「拉動」這些議題，讓市民看到，民主黨是有能力，帶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

當然，推動新議題就要新領導層，不能再食「老本」。對民主黨而言，一次政改，抖出來更多的矛盾及問題，未必不是壞事。但是，未來兩年，選舉連連。當選舉機器啟動之後，民主黨還有沒有力氣及時間，交出有力的論述來回應社會。我不悲觀，但不感樂觀。

呂大樂﹕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

【明報專訊】大部分有關政治策略與手段的討論，其核心問題不在於什麼道德勇氣，而是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轉變的理解。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張信剛 土耳其散記——丟不掉的手機

2010年7月2日

我在土耳其前後住過大約半年，跟許多不同階層的人打過交道。我的總體印象是他們都很友善、熱情而誠實。

在伊斯坦布爾這個國際大都會問路，幾乎每次我都得到友善的幫助。在黑海之濱的特拉布松（Trabzon），我和妻子在郊外找不到去市中心的路，問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士。他說我們走反了方向，但如果退回去天就要黑了，不很安全，他於是用了二十分鐘時間帶我們抄一條小路在天黑前回到酒店。

藍色瓷磚的尖塔

在土耳其西南部，塞爾柱（Sejuk） 時代的首都科尼亞（Konya），我為了想知道如何可以去旋轉蘇非（Whirling dervishes）宗派的創始人兼大詩人魯米（Rumi，即Mevlava）的陵墓而走進一家理髮店問路。不識英語的店主人叫一個夥計為我指路；沒走幾步，這個年輕人示意我該停下。我不明就裏，只好站在那裏研究地圖。

不久一輛小巴駛過來，我才明白年輕夥計的意思，但不知道該不該上車，所以又回理髮店去問。當我無法讓理髮店裏的人理解我的問題而要離開時，店主拖住我就往外走。原來他是要自己開車送我去。一路上我們只能用眼神和笑容交流。大約十五分鐘後，他停下車來，指了一指不遠處的藍色瓷磚的尖塔，正是我在書中多次見到的科尼亞市的標記。

我時常丟東忘西，在伊斯坦布爾，曾兩度把手機忘在計程車裏。

第一次是乘計程車到市中心，下車後很久才發現手機留在車裏了，心中叫苦不迭。晚上回到住處，收到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手機在她那裏。原來司機發現手機後，主動打最後和我通話的手機號碼，叫我朋友通知我電話在他那裏。朋友找不到我，於是就派助理到那位司機的計程車站去替我把手機取了回來。

埃迪爾內一日遊

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到（伊斯坦布爾）亞洲部分的中國餐館去吃餃子，回到住處後才發現手機又留在計程車裏了。

朋友知道後立刻打我的手機號碼，司機聽到後座電話鈴響才知道車裏多了一部手機。他說已經回到亞洲了。朋友請他即刻送過來，會付給他來回車費 。這部歷經滄桑的手機，不久又回到了我口袋裏。

埃迪爾內 （Edirne） 坐落在伊斯坦布爾西北二百五十公里處，與希臘和保加利亞接壤，是土耳其西部的門戶，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十四世紀中到十五世紀中的首都。

為了一睹這個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名城（希臘人稱之為Adrianopolis）以及奧斯曼建築的瑰寶塞利姆清真寺（Selimiye Cami），雖然時間很緊逼，我和妻子決定到埃迪爾內一日遊。

一大早我們就乘計程車到巴士車站。順利拿到事先電腦訂位的車票 。三小時的車程輕鬆愉快，車上還有穿制服的侍者端來茶水和糕點。 巴士的終點站在市郊，乘客們可以免費轉乘小巴去各自的目的地。

雖然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只會說「Selimiye Cami」這個單詞，也順利地乘上了一輛小巴。一路上我有些不安，擔心搭錯了車。當司機招呼我們下車的時候，我迫不及待地向窗外望去，看見在遠處的林蔭大道上，一座雄偉的清真寺被鬱鬱蔥蔥的樹木半遮掩着。

塞利姆清真寺是由奧斯曼帝國最著名的建築師米瑪—席南（Mimar Sinan）設計和監造的， 被譽為奧斯曼清真寺藝術形式之極致，也是席南畢生之嘔心傑作。

在外觀上，塞利姆清真寺是一個巨大的拜占庭式的穹頂結構，由很多小穹頂支撑着；四個高聳入雲典雅細長的喚經塔 （Minarets）拱衞着寺院。 塞利姆清真寺內部呈八角形，寬闊而明亮；裝飾不豪華但是十分精緻。

整個清真寺給人一種清新自然而莊嚴高貴的感覺。席南建造這座清真寺時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我相信這座建築完美地體現出席南對設計藝術的追求。

我們在埃迪爾內還參觀了其他幾個很有價值的文化景點，也逛了街，喝了茶。我注意到在這個土耳其最西部的城市裏，具有亞洲人面貌特徵的人口佔了頗高的比例，我猜想可能在某段時間內有很多人從亞洲移民到這個位於歐洲的首都。回到住所後，翻查早期奧斯曼歷史，十四世紀果真有一個移民戌邊的政策。這次一日遊，真是收穫不菲！

特拉布松的教堂

黑海東南岸的特拉布松 （Trabzon）是古絲綢之路從高加索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重鎮，也是黑海通往波斯和印度的要道。

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角色，特拉布松鄰近的地區一向被希臘—羅馬人或亞美尼亞人控制。雖然塞爾柱突厥人十一世紀進入小亞細亞是從亞美尼亞地區開始的；奧斯曼帝國十五世紀統一整個小亞細亞的最後一個障礙卻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一二○四年）後由希臘人建立起來的「特拉布松王國」。

這個希臘王國在特拉布松留下了一座與君士坦丁堡的聖智教堂（Hagia Sophia）同名，而且很有特色的教堂。其實這個希臘王國當時已經在塞爾柱人的包圍下，所以，教堂裏的部分石雕具有明顯的塞爾柱人的伊斯蘭風格。

小聖智教堂落成後不久，君士坦丁堡的大聖智教堂便落入奧斯曼突厥人手中。奧斯曼人的第一個大工程是學習拜占庭風格修建了「藍色清真寺」，可見人類文明的發展經常是互相學習和借鑒的。

在特拉布松西南部的青翠的深山中，隱藏着一個四世紀時基督教徒修建的蘇美拉（Sumela ）修道院。這座修建在懸崖絕壁上清靜的修道院一千多年來是虔誠的信徒閉靜神修的好地方，也曾見證過時代的變遷與帝國的興替。它有時被保護，有時被廢棄，但從來沒有被故意毀壞過。我在看過那裏殘留的壁畫和石窟後，不禁浮想聯翩。人類普遍都有追求寧靜，修養心性的渴望。

假如唐朝的詩人王維當初來到這裏（不是全無可能，因為和他同時的唐朝軍人杜環就曾經到過敘利亞），他會不會愛上這片深山而寫出「深林人不知，明月來向照」這樣的名句呢？

土耳其有機種茶

由於氣候濕潤和丘陵遍布，現在特拉布松附近的地區是土耳其的茶葉產地。雖然「土耳其咖啡」名滿天下，其實多數土耳其人每天一定會用那種鬱金香形狀的玻璃杯喝幾杯茶（chai）。無論是街上的店舖裏，公家機關大樓裏，還是大學辦公室裏，都有專人托着一個圓盤來回送茶。據說土耳其的農業部正在大力推行有機種茶，並且拓廣綠茶的外銷。他們希望土耳其綠茶有一天能像中國綠茶那樣享譽國際。

在特拉布松之南約一百公里的一個山豁中，我和妻子在黃昏時分走近一個正在戶外進行中的結婚喜筵，主人看到我們這兩個「外地人」，便熱情地邀請我們坐下。只見男男女女跳着土風舞，兒童在一邊奔跑嬉戲。

我注意到一個騎在爸爸肩上的漂亮小女孩，正想問他爸爸能不能給她照一張相時，附近的清真寺的大喇叭響起了召喚信眾祈禱的廣播。誦經聲和土風舞曲的播音在山谷中競鳴，似乎沒有人停下跳舞。我們兩人卻順着清真寺的召喚向那裏走去，約有十幾個人在寺內祈禱，還有幾個正在淨身準備進去。附近的跳舞音樂還在播放，人群也還沒散，雖然天色已不早了。望着清真寺裏的信眾，我在想，剛才那個漂亮小女孩成年後，假如她聽到清真寺的召喚聲，會怎麼反應呢？

答案也許不在她，而在她的父母在未來二十年中選舉怎麼樣的政府。

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

都去你们妈的！！逼！！吧！！

blog地址: mimida.blogbus.com
mimida的blog: 咪咪大了

现役前三：
初音みのり
佐山愛
麻美ゆま

后备选手：
竹內あい
桐原エリカ

出離島記 廖偉棠 菜園村的克魯泡特金

2010年7月14日


不知不覺已經半年過去了，今天會有多少人記得菜園村，議員忘記了、傳媒忘記了，我們還惦記着。我常常想起的是，1月16日，香港反高鐵人民在立法會即將通過高鐵撥款表決之時，發起萬人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之際，在一切漩渦的漩渦的中心，有一處地方非常安靜。那就是菜園村村民和反高鐵青年們親手在立法會前面布置的一小方塊「農田」，十呎見方，卻有苗有草，有風有水，成為了一個縮微的菜園村，四周還有伯伯婆婆圍坐閒話，當攝影機對着他們的時候，他們不是高呼口號，而是抿嘴微笑。他們示範給包圍着他們的冰冷都市、血酬規則看：生命可以如此，理應如此。

當然他們還和不遠處的粉果、番薯糖水攤檔，和來來往往的疲憊或目光爍爍的苦行者們構成了一個象徵性的生態圈，示範着最簡單的互助的可能。我相信就是在這裏，醞釀了如今的菜園村生活館—一個最誠懇、沒有功利的實驗田。同時它醞釀了青年社運者未來抗爭之路的又一種可能性。

1 月16日我所受的感動使我寫下詩句：「宇宙在苦行，為了一個老婦人的念叨，她和它相依為命已經八十年，仍將延續數億光年。為她暫寐，我撚熄這顆小星。」這裏寫的老婦人，就是被傳媒比喻為《阿凡達》裏的村長的高婆婆。這個周日，我又見到了她，就在已經成熟的菜園村生活館門口，她是當天「菜園新生活．跳蚤市場+音樂會」年紀最大的一個參與者，她的身邊是獨立電台FM101的Reggae風青年們在賣他們的塗鴉T恤籌款、行為藝術家丸仔和迷你噪音樂隊在賣自己的作品集、作家在賣環保工藝品和二手書……高婆婆在賣臭草和「人參菜」，無疑，她是最綠色的一位，豁達的微笑依舊。

苦行青年快樂開墾耕作

3 月大家來到這裏，還只是一個廢棄的豬場和荒草地，現在，豐收的龍眼樹下是唱民謠的好男好女，草地已成為良田，長滿了番薯、南瓜、通菜、莧菜、四季豆，還有更多不可想像的如羅勒、太陽花等。周日的黃昏，置身此景，無法不身心愉快，笑如六十年代胡士托的做夢者。神奇的是，快樂地參與開墾和耕作的，許多是半年前凝重甚至落淚的苦行青年。

這也是快樂抗爭之一瓣，而且根基更結實和雄辯。耕作與苦行，兩者互相轉換和學習，共通點是身體的切實疼痛與心靈的滌蕩，進一步說，前者實現了後者所不能在現實中實現的對政府的無視。正如生活館的Jenny對記者所說：「久而久之，我們就發現很多事是應該自己來做…… 慢慢發現生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時候，你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又大了很多……你想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放棄香港政府？」這難道不像古人所唱：「帝力於我何有哉？」

感慨美好黃昏的消逝

當然「帝力」還是虎視眈眈的，10月菜園村就要被拆，生活館也勢將被毀，但它也許無意成為了香港式無政府主義互助合作的一次試驗。菜園村的一重大價值在於它是由非原住民建造的村落，現在建造菜園村生活館的更是新一代的非原住民，令這裏超越了土地利益、族群關係的糾纏，顯得更具安那其式「國際主義」；另外，他們創造了自己的價值坐標系，並且完全D.I.Y.實行之；最重要的是，青年們也教育了菜園村：在抗爭中想像力的必要，千奇百怪的農作物和大樹下的音樂會就是好證明。當迷你噪音唱起他們的「山歌」的時候，我聽見身邊的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由衷地感嘆了一句：「好似幻影一樣呵……」也許她是在感慨這美好黃昏的消逝，但也許是感慨自由之美。

與之相對照的是僅幾里路之遙的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城市，「整個地區的人定期地遭受苦難或飢餓；億萬人的生活源泉被破壞，從而陷入城市貧民的困境中；億萬人的理性和情感被少數人利益而創造的教育所敗壞，所有這一切的確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說的也是某時代世界某些國度的情景，但也是在說我們今天的香港。重讀無政府主義祖師爺之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先聽到的都是警鐘，「國家吞沒了一切社會職能，這就必然促使為所欲為的狹隘的個人主義得到發展。對國家所負義務越多，公民間相互的義務顯然將越來越少」。

新的生活價值觀開始

倒過來說，對政府所負義務越少，公民間的互助則越多。安那其之間的互助，克魯泡特金告訴我們：「那是比愛或個體間的同情不知要廣泛多少的一種情感—在極其長久的進化過程中，在動物和人類中慢慢發展起來的一種本能，教導動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實踐中就可獲得力量」，這就是一個建立新的生活價值觀的開始，我們有拒絕壞政府的技巧，這是一種藝術。

據說菜園村生活館所開墾的荒地，就是有技巧地「佔領」得來，我想青年們也都聽過Squat佔屋運動，佔屋的人叫做squatter，1970年代在歐美成為反叛青年文化之一，至今持久不衰。香港談論這個話題也許敏感，大陸卻很有共鳴。據內地新聞：國家電網近期在全國六百六十個城市調查顯示，有高達六千五百四十萬套住宅電錶連續六個月讀數為零，也即是說這些都是空置房，足以供二億人居住。我在微博上「煽動」說：「要是在歐洲，它們早就被實施Squat佔領了，可恨我們的『蟻族』沒有這個膽量！」，一時反響者眾，不少內地青年和我討論起實施的可行性。現在菜園村生活館又提供了一個鮮活可行的例子，不知可否被內地的梭羅們更藝術性地挪移實現呢？

廖偉棠｜出離島記

是中國模式還是中國想象？

2010年07月13日 00:00 Maza


躑躅于金融危機的廢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們對當代資本主義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與焦慮。茫然四顧之際，他們驀然在東方找到了重建的靈感。於是，中國模式的言說開始甚囂塵上。
毫無疑問，中國模式緣起於所謂中國經濟奇迹。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一直處於某種主流思想的質疑之中，但中國持續的高速增長以桀驁不馴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這些悲觀的預言。人們開始相信，中國經濟的確是一個奇迹。奇迹之所以爲奇迹，就是因爲它超出了現有思想的解釋能力。不幸的是，無論從那個方面看來，所謂中國經濟奇迹都是一個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國經濟之所以被成爲奇迹，乃是由於其持續的超乎尋常的增長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史，與中國同樣處於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實在非常之多。以金磚四國爲例，在採取了某種更加自由的市場化改革政策之後，他們幾乎都實現了相當持續的高速增長。雖然這幾個國家在整體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不如中國高，但無論如何都屬於中、高速增長區間。換言之，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中國與其他三國並沒有質的區別，而更多的是量的區別。考慮到這些不同經濟體高速增長幾乎發生同一時期，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他們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開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場化改革，以及伴隨著所謂全球化的全球市場體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擴張。正是這兩個因素推動了金磚四國在最近1—20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長。至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出其他三國的那一部分，實際上也很容易在中國內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釋。在我看來，中國各級政府人爲壓低各種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稅收成本等等），以及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國家的投資能力（高投資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個經濟體那一部分的恰當解釋。前者使中國在全球資本競爭中贏得了更多的投資，並能夠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後者則顯著拉升了中國的投資。而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中國的經濟結構較之其他同樣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結構上更爲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穩定。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高出其他經濟體的那一部分增長速度，實際上是以結構的失衡，社會的斷裂爲代價的。而這種成本現在已經越來越爲我們痛苦的感受到，越來越成爲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麻煩。的確，中國各級政府具有向社會和未來轉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們用傳統的會計方法無法觀察到的地方。這種成本我們總會在未來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支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可能就不再那麽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稱之爲奇迹的話，那麽我們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稱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的國家。看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全球資本主義在二戰之後一個長周期擴張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麽獨特之處的話，則是中國政府在壓低企業成本、政府成本上無與倫比的能力。在我看來，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如果它有的話）的真正內核。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只是中國在當代環境下對早期資本主義一個更加極端的繼承——一個對gdp充滿了欲望的威權政府與現代市場經濟苟合之下的私生子。在這個意義上，他更像是一個更原始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更新的資本主義模式。
一般而言，所謂模式是一個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制度結構總和。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結構，其穩定性、持續性還遠遠沒有受到時間和危機的考驗。事實上，已經有相當多的迹象顯示，在全球市場體系擴張動力逐漸衰竭的今天，中國曾經有力推動經濟增長的這種制度結構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證諸歷史，那些成功並爲後來者效仿的所謂模式，無一不是在應對各種嚴峻挑戰而進行的不斷調整和革新之後才最終得以形成的。我以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中國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國現代資本主義從未經受過任何重大危機考驗的今天，就開始高談闊論所謂中國模式，未免過於心急，也過於輕率了。
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制度不過是一個民族國家獨特精神獨特價值的外化過程。易言之，包裹於所謂模式之內的，乃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獨特文化。無論是外部的中國模式論者和內部的中國模式論者，都試圖從中國的獨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尋找思想資源。但實際上，在我看來，除了膚色之外，從思維模式、話語結構到世俗倫理、制度架構，中國都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西方國家，中國被思想殖民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那些在侃侃而談的中國模式論者，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建構中國模式的理論時，使用的幾乎全部是來自西方的學術訓練和理論方法，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本身就充滿著西方意味。對於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但它的確是一個事實。所謂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不過是可以聊以表達我們民族特性的一個空洞符號。或者，它只是從故紙堆裏鑽出來的書呆子們對當代中國的一種情緒投射。與當下中國的現實幾乎毫無關係。明乎此，我們才能真正洞察我們今天的歷史起點，才能真正清醒地認識中國文化究竟會以何種方式在未來復活。在閱讀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時，我非常驚訝于作者對中華文明在未來的那種想象，但坦率說，那僅僅是一種想象 ——一種出於對當代資本主義不滿而急切尋找替代物的想象。
........

陳雲 笑談快樂抗爭

2010年7月13日

弱勢群體抗爭的理論和策略，是由行事的民眾以其心智及身力實踐出來的，事後可略作概括。法無定則，快樂抗爭不是某群人構思出來的理論，而是民眾的實踐智慧。這裏先談一下快樂抗爭的本地社會條件，娛樂大家，消暑解悶，下次再談政治鬥爭的心性修養。

勞動人民有智慧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勞動人民聰明得很，抗爭的方法，信手拈來，無師自通。勞動群眾力量大，他們不爭，是強忍而已；真忍不住了，要爭起來，力量如洪水決堤，惡霸都要讓路。

五月二十八日，三名街市攤販在清水灣道爬上天橋，展示抗議橫額，警察封路戒備，消防員鋪好救生氣墊，一人悲情跳橋。六月二十一日，九百名街市攤販上街抗議食環署縮短街市攤檔租約（由三年減到一年）及取消續租權及親屬繼承權。攤販不知道八十後的快樂抗爭方法，也不知道中環交通負荷已超越臨界點這個死穴，但他們只知道在中環的皇后大道中的交通要道坐下不走，便可耗損政府，顯示實力。在夏日燙熱的馬路上聲稱身體不適，「乘涼」一個半小時，擺龍門陣笑談家常，在繁忙時間引致交通擠塞，事後和平散去，但政府領教過了，知道自己輸不起，便要恢復談判街市租約，不敢像領匯一樣，趕絕小企業主。

攤販在夏日熱馬路上乘涼個半小時，八十後青年捧着穀米在石地上苦行跪拜好幾日，是什麼心情，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很難說。但心境不平靜，肯定做不到這些抗議行為。心境平靜，是快樂之始，也是抗爭成功之本。每次都可心境平靜，與同道組成團隊抗爭，不須組織發號施令，人人自由散漫，但自動走位，靈活合作，型男索女身段優美，言談有知識，標語文藝，圍觀民眾賞心悅目，有得學有得玩。抗爭者瞄準對方死穴，以小博大，發揮成本效益，這豈不是有點像巴西的「快樂足球」麼？

警察斯文有原因

上述這群攤販，在某些商家眼中，確是貪得無厭的「刁民」了，對於這些刁民，連帶那些示威青年，香港警察當然可以拳腳交加、棍棒齊飛，甚至鳴槍驅趕，猶如某些評論人眼中的美國警察所為。香港警察個個威猛，無疑可以恢復當年威利警司的作風，不能學威利，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授權或縱容警察毆打示威者，除了激發起示威者行動升級或沉潛抗爭之外，更要同時容忍警察意氣風發，雄踞一方，貪污受賄，包庇黑幫，有如大陸的情況。七十年代，香港警察以棍棒毆打示威者的同時，警察也持槍衝上廉政公署搗亂，毆打職員，迫使港督特赦以前的貪污罪。港英要警察斯文有禮，服從執法綱領和行動守則，除了建設金融城市所必須的司法公正和公共安寧之外，也是為了馴化警權，以文伏武。很多商家誇誇其談，指責香港警察鎮壓示威不力，根本不知何謂政術。

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口三四百萬，經濟多元化，社會的生存空間廣闊，警察即使粗暴執法，引來示威者激烈回應，甚至爆發騷亂，社會耗損不大，情況如今日的大陸一樣。加上當年香港民眾各有生計和上進之路，渴求和平發展，心裡支持港英鎮壓「暴徒」。現在低下階層處於上進無望之態，青年無所事事，萬一發生暴動，窮人支持穩定還是默許暴亂，真很難說。

香港政府有死穴

目前香港工農式微，經濟獨沽一味，以資訊流通、法治、社會安寧及高效服務吸引外人來此投資及花費。加上此地的人口壓力早已超過臨界點，政治經濟過分集中在中環一帶，即使是消極耗損式的公民抗爭行動，只要曠日持久，也足以迫使政府屈服。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實施公共服務改革，裁汰多餘，外判工作，肥上瘦下，攤薄官府權威，前線人員疲於奔命，士氣低落，掏空官僚的機動反應的剩餘精力和迴旋空間（德文的Spielraum）。在冗員眾多而官府應急空間充沛的六七十年代，暴動應付自如，但目前香港暴動的話，醫院、機動警員、拘留所、監獄、司法檔期根本不足以應付。當然，也可因陋就簡，快速檢控和粗暴監禁，但金融中心的聲譽勢將毀於一旦。大陸人目睹執法標準降低，也不必來香港投資定居和尋找安樂消費了。

香港不是美國，可以不假外求，香港打開大門，食的是四方飯，香港警察執法斯文，外地人也很受落。這是大家都珍惜的香港謀生大局，然而官商勾結，小市民無立錐之地，財閥和政府也不珍惜大局的時候，小市民又有什麼必要去奉陪呢？

機會成本不對稱

過去示威者也許懼怕留下案底，難有大企業聘用，但現在人浮於事，大公司的聘用新人的條件苛刻，連中年人的老臣子也職位不保，誰會「珍惜羽毛」呢？假若政府強橫執法，自損司法制度的道德基礎，則政治犯罪便成為人民英雄，成為「負成本」，有賺了，在社運鬧出名堂，累積經驗，反而有助拓展事業。以機會成本而言，比起快樂示威的青年，政府和商家的機會成本高很多，根本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政府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要猛力壓制在萌芽狀態，以免一輸到底。政府採取各種滋擾措施來遏止示威，一退再退，卻不敢採取棍棒武力，可見政府無險可守。

抗爭當然有時要暴力要激情，特別是應付暴政。然而，港府仍非暴政，國際情勢和中共也不容港府行使暴政。香港是中外緩衝之地，也是中共學習現代管治經驗、與國際社會接觸和挽留大陸逃逸資本之地，高效政府和溫柔政治，本來是此地最適宜的政術，只是曾蔭權不得其法，而且縱容地產財閥剝削，將港人之資財輸送予政治忠誠不明的地產商，才引起民怨沸騰，也令中共警惕。

民生問題引致的民怨，是目前抗爭的主因。政治引起的民怨，卻不緊迫。民主牽涉主權，民主政治必須要有主權意識的支持，故此中國民主的主戰場在內地，不在香港。以現實政治而言，只要港府顧全自由和均富，香港的民主足以監察政府施政和保證言論自由便夠了。香港只須快樂抗爭，溫柔革命，保住憲政共和的開頭和完結便可，中間的部分，留待大陸同胞去做，而陣痛期間的亂局，如中美雙方協商妥當，香港也執政有術，便可以接收大陸的逃逸資本和人才，充實地方建設，成為民主中國的首善之區。

樊綱﹕中國經濟的秘訣

【明報專訊】今年中國GDP增長率可望達到10%。有些國家還在忙於應對經濟危機及其所造成的後果，而中國將再次面臨如何調控繁榮的挑戰。

由於果斷採取了抑制泡沫政策，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穩固下來，接下來可能會有進一步調整。這對於中國經濟來說是個好消息，但某些人可能會感到失望，他們認為政府會放任泡沫不斷增長，直到最終破滅。

樓市調整會不會對總體經濟增長造成衝擊？這要取決於怎樣定義「衝擊」。資產價格下降或許會減慢總投資和GDP增長率，但如果所謂減速只是增長率從（預計的）11%降到9%，那麼中國就可以在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同時避免發生經濟過熱。

目前中國已經歷了長達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其間鮮有大波動和停滯。剔除1989至1990年的經濟減速，平均年增長率為9.45%，最高為1994及2007年的14.2%，最低為1999年的7.6%。

繁榮時期宏觀調控卓有成效

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在增長的早期階段均經歷了危機，但中國似乎是例外（或許這只是偶然），「即將到來的崩潰」的預言在中國身上屢戰屢敗。但是，中國持續增長的時間愈長，就有愈多的人相信會最終會出現悲劇。

在我看來，中國增長神話的唯一特別之處是，繁榮時期卓有成效的宏觀調控。

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導致不穩定。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承計劃經濟之衣缽，所制定的增長規劃總是事無巨細，造成了經濟波動，這是20 世紀80年代早期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但中央政府十分擔憂泡沫破裂引起失業率上升，因此必須對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脹負責。地方政府和國企則沒有這方面的顧忌，他們希望GDP高增長，而對由此產生的宏觀經濟後果無暇顧及。他們盡其所能為雄心勃勃的投資專案融資，絲毫不考慮還款和通脹問題。

事實上，地方政府過度舉債正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經濟過熱的主因。1994年通脹率高達21%，為過去30年來最高，大批地方債務最後變成不良貸款，佔19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信貸總額的40%。隨覑1990年代中以來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受到限制，這一不穩定因素現在已有所消除。

然而，現在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成了新的過熱風險源頭。經濟持續繁榮、收入持續增長以及市場持續擴大為企業發展提供了空間，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機遇，所有投資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經歷過失敗。因此他們的投資和投機欲望極其強烈，對風險有欠考慮。

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相對高通脹為中央政府敲響了警鐘：快速增長會帶來宏觀經濟風險。1990年代早期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以及上世紀末東南亞重蹈日本覆轍提醒中央政府，泡沫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從此以後，中央政府開始轉換立場，屢屢在出現過熱舻象時猛踩煞車。1990年代早期實施了緊急措施，減少貨幣供應並叫停過度投資，將惡性通脹壓了下去。

成功防止泡沫 便能防止危機

在最近的經濟周期中，中央政府的降溫措施始於2004年，彼時中國剛從2003年非典（編按，即SARS）所導致的減速中恢復。到2007年末，GDP增長率高達13%，政府對產業（如鋼鐵）和資產市場（房地產）均採取了更嚴厲的反泡沫政策。

經濟理論表明，所有的危機都是由泡沫或過熱導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機。對於「熨平經濟周期」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樣在危機之後施以刺激政策，而是在繁榮時期未雨綢繆，將泡沫扼殺在早期階段。

我並不能確定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是否明白現代經濟學，但與某些國家的政策——在「去監管」上頗有建樹，在繁榮期對泡沫則疏於防範——相比，中國的做法要好得多。

在我看來，中國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凱恩斯世界」：在微觀層面上發展私有經濟，放開價格競爭，而在宏觀層面上採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

或許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減緩或者中止。我只希望決策層可以時刻保持警惕，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神話可以繼續演繹10年、20年甚至30年。

樊綱是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教授，國民經濟研究院所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0

蔡子強﹕政改談判中靠邊站，特區政府自招惡果

(明報)2010年7月6日 星期二 05:05

【明報專訊】與2005年相比，今回政改談判最明顯的分別，就是曾蔭權 和特區政府 在談判角色中的被邊緣化，靠邊站，轉而由北京 中央政府及中聯辦 直接介入，包攬談判。

談判重心轉到中聯辦

在2005年政改談判時，曾蔭權正處於蜜月期，深受北京所信任，因此政改的談判工作，仍主要由曾班子「拍心口」一手包辦，曾蔭權仍是很多幕後談判，談判桌上的主角，包括表決前夜，最後一刻企圖挖走泛民6票的禮賓府 「歃血為盟」聚會。

但到了今趟，談判重心已轉至來自北京的中間人，以至中聯辦。

中聯辦不單止幕後動作頻頻，更一改過往慣例，首次由幕後走到台前，在5月24日及26日，由副主任李剛 分別與民主黨 及普選 聯公開官式會面，事後更高調召開記者會交代會面詳情。這不單止是自從1989年六四 事件以來，首次與有支聯會 背景的民主黨，破冰進行直接對話，更讓中聯辦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正式擔重角色。到了6月20日，李剛又再次與民主黨會面，宣稱後者的「一人兩票」方案，並無違反《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 的決定，為方案開綠燈。

政府為自己臉上貼金

事後，當政改協議敲定，為了挽回面子，不讓人覺得曾班子在過程中靠邊站，特區政府不斷向媒體「放風」，自誇他們如何在最後關頭，如6月14日，由唐英年 與何俊仁 親自會面，打破僵局，為中央與民主黨打通溝通的大門，傳達關鍵信息，「帶波入網」，在最後關頭力挽狂瀾，逆傳乾坤云云，企圖為自己臉上貼金。

但是這些spins，其實都掩蓋不了特區政府的蒼白、不安、與尷尬。

事後何俊仁、張文光 、陳健民等幾位關鍵人物在媒體專訪中，都不約而同指出，早於農曆新年期間，他們已經開始與來自北京的管道，直接溝通，而這些管道，個別更指向最高領導層胡錦濤 。

上周六，何俊仁更透露，管道之一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她是獲中央最高領導層授權，主動與該黨展開政改談判的關鍵中間人，會面於農曆新年期間已經展開，她每次會面均會讀出中央的聲明，並要求民主黨寫下回應再簽字作實，該黨便曾透過梁愛詩把兩封有關政改的函件交予國家主席胡錦濤。

從這些專訪中，我們亦可看到，除了梁愛詩之外，事實上還有其他管道，民主黨和普選聯，早已藉著這些管道，向中央提出了其政改方案，並痛陳利害，對方甚至為此還過價，開出「10席直選，10席區議會 間選」的「改良版」政府方案，但卻被民主黨經開會後一口拒絕。

所以，諸如6月14日那次會面的作用，無疑是被誇張了，只是政府spinning的一部分。今次特區政府在中央與溫和民主派 之間扮演的溝通橋樑角色，可謂有限。如非中央最高領導層自身出現新思維，而倚靠曾班子，則一切可以休矣﹗

否則的話，你又如何解釋，為什麼是梁愛詩（以及其他中間人）當傳話管道，而不是特區政府官員呢﹖

不錯，或許正如前述幾位在專訪中提及，特區政府是真的有向中央畫押，擔保民主黨和普選聯等對溝通抱有誠意，但作用也僅此而已•它已經失卻了主宰談判的能力。

這裏甚至繞過了中聯辦和港澳辦這些建制，6月14日，即立法會 表決前9天，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仍批評「一人兩票」的新方案是「既無先例可循，亦無法律依據，及無必要，完全是畫蛇添足」，彷彿為方案宣判死刑，但不足一周，結果卻峰迴路轉，都為此提供了啟示。

關鍵出於曾蔭權自廢武功

一般相信，最高領導層之所以如此決策，著眼的並不單純是方案通過與否，而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日趨激進化的趨勢，社會上的嚴重內耗，以至是香港長治久安的考慮。

如果單純著眼於結果，民主黨的「一人兩票」方案取得成功，當然是為解開長久以來政制上的僵局，踏出重要一步；但如果也著眼於過程，那麼當中曾蔭權和特區政府在談判角色中被邊緣化和靠邊站，那麼對「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來說，無疑是讓人感到悲哀的。

但曾班子又可以埋怨誰﹖如果他們能夠做好融合本港不同政治力量，凝聚社會共識的工作，而非一意孤行實行親疏有別，只曉政治酬庸，排斥異己，又豈會落得今天要讓中央親自出手整合，自己卻靠邊站的難堪局面。

還記得2005年年尾，曾蔭權上任之初，他曾高調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並聲言要透過這個匯聚各方意見的平台，為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打造共識，一勞永逸一次過解決雙普選的問題。

策發會成了笑柄

但結果，策發會反而只像近月被人連番批評的中央政策組 ，以及其他各個諮詢委員會一樣，成了政治酬庸，用來安插友好、太子黨等的工具而已。在「大鑼大鼓」一番之後，策發會便無疾而終。今天最終通過的2012政改方案，與策發會的討論，基本上完全沾不上邊。策發會，起碼是其負責政制發展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完全成了一個笑柄。

否則，曾蔭權又如何解釋，為何是由中央出手，而不是由策發會這個平台，來整合民主派的意見呢﹖

其實，所有明眼人都看到，政府要在政改上取得突破，便起碼要爭取到部分泛民政團和議員的支持。那麼，曾班子過去幾年厲行「親疏有別」，排擠、打壓民主派，難道不是為今天的窘態，自招惡果嗎﹖

中央也曉得要向民主派伸出友誼之手，求同存異，凝聚共識，而曾蔭權、劉兆佳 等，卻只曉得在策發會、中策組等委員會「分餅仔」，政治酬庸，他們能不慚愧嗎﹖

經過建華之治、蔭權之治的自招惡果之後，到了今天，「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還可以餘下多少﹖過去一兩年間，一個甚囂塵上的說法，就是中聯辦慢慢將成了治港的「第二管治團隊」。經過今次事件後，又會否再淪落多一步呢﹖

（後政改新局 系列之二）

蔡子強﹕揚棄蘇式談判 建立良性互動

【明報專訊】去年12月24日，筆者在本欄為政改談判作展望，當中曾經提到所謂的「蘇維埃型談判模式」（Soviet Type Negotiation），那是指前蘇聯發明和慣用的談判策略和手段。前蘇聯的領導人慣於視談判為一種「零和遊戲」，把自己的利益建築在對手的損失之上。談判者會施展渾身解數，透過各種手段施壓，把對方迫進死角，壓榨對手，謀取對方最大的讓步，以換取自己多贏一分一毫，達至最大的利益。

曾任美國總統卡達、列根、克林頓的談判智囊，協助過處理波斯灣、伊朗人質等危機的談判專家Herb Cohen，在其所著《You can Negotiate Anything》一書中，總結出蘇維埃型的談判，主要有6種慣用策略，分別是：

1. （Extreme initial position）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2. （Limited authority）假裝獲授權有限，沒有太大讓步空間；

3. （Emotional tactics）會漲紅了臉、提高嗓門、潸然淚下，甚至憤然離場，以情緒策略向對手施壓；

4. （Adversary concessions viewed as weakness）將對方的讓步視作軟弱而非善意；

5. （Stingy in their concessions）己方則吝於讓步以謀取對方更大的讓步；

6. （Ignore deadline）未到己方最後談判限期，絕不退讓半步。

政改談判6點現象反覆出現

或許，大家看到這裏，會覺得有點熟口熟面，在過去長達半年的政改談判中，這6點現象不是都反覆出現嗎﹖例如：

●特區政府在政改中，一開始便盡量壓低開價，只提出一個相較2005年，幾乎是一模一樣，又或純屬微調的「翻叮」方案，然後便靜待還價；

●官員反覆多次說只能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議辦事，強調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已屬最理想的方案，讓步空間不大，已屬退無可退；

●而到了6月14日，即立法會表決前9天，民主黨的「一人兩票」修改方案，仍受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疾言厲色，批評為「既無先例可循，亦無法律依據，及無必要，完全是畫蛇添足」，彷彿為方案判了死刑；

●這場談判拉鋸戰，在最後一刻才出現了峰迴路轉的結果。6月21日，即距離立法會審議和表決2012年政改方案前兩天，特區政府才戲劇性宣布接納民主黨提出的修改建議。

雖然筆者在撰寫這篇有關「蘇維埃型談判模式」的文章時，曾經提到談判者未到最後談判限期，絕不會退讓半步，但畢竟這只是紙上學習回來的理論，到了立法會表決前兩個星期，我相信普選聯中大部分人，包括一眾學者如筆者，都已經不存厚望，只有「疊埋心水」，想覑如何處理否決方案後的「身後事」。

民主黨的核心成員張文光亦表示，北京對該黨所提出的方案，一直都表現出堅拒的態度，讓支援溝通、對話的民主派中人都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唯獨只有黨主席何俊仁，一直保存希望，不肯放棄，因為後者相信，從歷史經驗判斷，認為這種談判每次都是到了最後關頭，才會出現突破和有所決定。現在回看，不得不佩服何俊仁的判斷和識見。

最後，北京所作的重大妥協，讓方案最終獲得通過，打破了香港長期的政治僵局，有助紓緩社會上的對立和撕裂。

但正如筆者當初亦提到，蘇維埃型的談判可能讓你在眼前的談判中獲利，但卻以長遠關係作為代價，隨時會得不償失。它也讓你把談判視對手為敵人，而非可以長遠合作的伙伴。

政改方案通過 「起錨」第一步

事實上，雖然政改方案最終獲得順利通過，但卻不是沒有後遺症，因為轉折來得太過突然，公眾欠缺心理準備，民主黨和其黨主席何俊仁，因而都被推上風高浪急的關口，飽受反對者的攻擊，質疑他們急速轉ɜ，出賣群眾，有否不可告人的䒷底交易。他們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撤回方案，以騰出時間作新一輪的諮詢，但卻被置之不理，結果引發相當大的反彈，讓民主黨惹來種種狠毒的指摘。

今次2012年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只是解開雙普選死結，為香港謀取長治久安的「起錨」第一步。將來，還要倚賴各方的智慧、識見和胸襟，去求同存異，處理2017和2020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這兩個終極課題。

究竟將來，中央每一次都是「鋪鋪清」，重複前述蘇維埃式談判的手段和模式，讓傷痕累積；還是覑眼長線關係，建立良性互動的模式和平台﹖普選聯提出要為香港未來十年政改進程，以及落實終極普選的安排，建立與中央溝通和對話的固定平台，是值得考慮的建議。

今次是中央駐港機關，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首次與有支聯會背景的民主派，破冰進行直接對話；也是民主派過去近30年來，首次與中央與特區政府，就重大政制問題，達成重要共識。究竟這種勢頭，只是曇花一現，抑或能得成正果，這是後政改新局的重大課題。

（後政改新局 系列之三）

陳雲 功能財閥如何自處

2010年7月6日
功能組別議員之中，我最欣賞的世家議員，除了人稱「三點不露」（或四點之後不會出現）的李國寶之外，就是被人低估智慧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霍震霆。伴君如伴虎，洞悉世情的有錢人都應知道，集權政府為他們預留的特權位置，不一定出於善意。也許，敷衍了事、消極抵制，是對這些如坐針氈的位置的最佳回敬。只有新當選的，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能組別議員，才會高踞立法會的特權位置而飛揚跋扈，講話咬牙切齒，以為自己真的是為界別發聲，也為香港服務。

特權溫床政治監獄

群眾自願的投票授權和道義支持，才是真實而恆久的政治資源。中共可以暫時容忍財閥謀取暴利，卻不允許他們取得民意授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勢力。功能組別是香港財閥的特權溫床，卻也同時是他們的政治監獄。財閥除了好像可以在功能組別作威作福之外，在社會上臭名遠播，毫無政治影響力。於現實政治而言，功能組別不是用來發揮財閥的影響力的，而是用來圈禁其影響力的。功能組別令香港的財閥背負政治原罪，遭受民眾咒罵，即使個別商人樂善好施或優待下屬，也令整體資產階級蒙羞，不得民心。

香港如真的要發展資本主義和促使社會和諧，中共理應扶植或逼迫商人組黨參政，令商人的利益擴張可以與民意調和，商家受到民主投票的制衡，便懂得放權讓利，調解貧富衝突，剝削有道，發展出一種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論述出一套真正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然而，我們也要從中共的角度看問題：賦予真實政治權力予並非出身共黨系統及擁有外國關係的香港財閥，這無疑是放任自由資產階級在香港完成奪權革命。

象齒焚身，懷璧獲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牙有價而遭殺害，人因財多而招禍患。於香港的勢力而言，中共的心腹大患，不是民主派，更非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地產財閥。富可敵國而又不是自己黨內系統培養的人，始終放心不下。依我五月二十五日文章的推斷，他日中共的黨內民主將由共黨系統衍生出來的官商勢力之相互妥協及制衡而造成，則香港的民主系統將成為異數，必須加以牽制，不能隨正常的民主發展道路而行，即不可以按照西方模式，由資產階級組黨參政。

香港的地產財閥，是英國撤退之前扶植起來取代英資的華商，沒有港英的欽點和關照，單憑他們的能耐，試問如何可以成為巨富？看看霍英東先生在香港搞地產和其他人在香港搞地產的下場之不同，便知他們與港英的勾結，乃致富之要素。勾結的恩惠，是要償還的。中共不容香港的富商開展民主政治，不是懼怕民粹主義，而是懼怕資產階級在地方奪權，甚至在戰亂的時候勾結外國而宣布香港獨立。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守舊而反動，社會多數人薄有資財，香港實踐民主普選，不會出現民粹主義和福利社會，中共不容財閥落場參政，來自國家安全的顧慮，多於經濟自由政策之擔憂。

爭取認同「買義」求存

然則過渡期間，香港的民主化，可以由兩組代理人充當民意載體：親共的民建聯及親美的民主黨。民主黨右翼的政治經濟學黨綱（支持領匯、高鐵、偏向大財團而不同情中小企……），可以成為香港財閥的利益代表，也囊括三四成的民意授權，連帶民建聯的收買式民意，可以支撐得起一個有民意授權而又令商界放心的威權政府了。

美國駐華大使及駐港總領事相繼放言，支持民主黨提出的政制改良方案，是耐人尋味的舉動。若說中美雙方並無若干協議，美方對中共的善意，是無法解釋的神來之筆了。

中共無力管治一個自英國手上取回的國際金融城市，而為了牽制中共，美國也會阻撓中共取得管治金融城市的經驗。以民主黨的親美根源來看，中共他日若將之納入管治團隊，將可在香港維繫實質上的中美共治格局，保有香港的國際性格，也確保美國在中國內地動亂時支持中共維持穩定，不會趁亂生事。內地危機四伏，中共已深陷國際經貿關係之中，一旦內亂，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撑持的。

平治香港，易如反掌。此地幾乎所有民怨，都源於收地糾紛、賣樓欺詐及地租剝削。香港平民的政治胃口不大，只要抑制地產財閥，利益均霑，減低民怨，沖淡反叛政黨的政治資本，令他們集結不了鬥爭力量，香港即有粗安。

然而，由於中共在回歸之初要借助香港的資本市場救急，上市集資填債及圖利（如配售、炒樓、逃資等），樓股興旺的環境可以大撈油水，政治惰性加上中共企業及高官的私利，縱容香港高地價政策及財閥巧取豪奪，以致民怨沸騰。今日中共的資金需求不如往年之急，而且企業和高官在香港的私利總不能蓋過黨國大利，預計香港局面平定之後，中共將抑制高地價政策，甚至整肅某些地產財閥。

自古以來，富人都應爭取群眾認同，「買義」求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給予財閥的原罪多於特權。中共接納民主黨為管治團隊之後，財閥應該知機，部署離棄政治特權。

棄權換名譽

即使中共不將功能組別限期取消，只要財閥保持權力克制，在所有投票之中都投以棄權票，而其他功能組別內的泛民議員也跟從——或者由泛民的功能議員發起「棄權運動」也可，則功能組別便實質上成為有權參議政事而無權投票決議的上議院。如此，財閥既可恢復名譽，立法會的投票決議也改由民選議員掌握，立法會實質上成為民意授權議會，而佔大多數的民選議員親政府，管治便容易得多。

在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制度下，功能組別好像擁有關鍵的否決權，然而近年功能組別行使關鍵否決權的次數和作用日漸降低，假若民主黨可以代理商家利益，工商派也毋須背負惡名及政治原罪。現實政治除了實利之外，也需要一點遠見和想像力的。謹言慎行，懂得收斂權力，才是貴族所為，「黃中指」和「張廿蚊」的驕橫行為，我想很多富豪看在眼裡，憂在心裡。民主黨歸順之後，富豪是時候「起錨」，離開有罪無功的特權位置了。
【列印文章】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毛尖

常常我想不清楚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那些年，究竟是宝藏还是伤口。1988年夏天来到上海，除了中间三年跑去香港读博士，我一直呆在华东师大。丽娃河两边每一寸土地，我都走过。

本科我读的外语系，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而当时的中文系，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我们到文史楼上课，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就有些嫉妒。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不过，玩笑归玩笑，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那几年，确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对中文系没热情几乎不可能。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在活动中心跳舞，被人问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你会反思是不是自己气质特庸俗。那些年，是风流之徒的最好年华，他们用诗歌为自己担保，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

校园诗人非常多，而且有一半不是在册学生。那些年，宿舍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一个寝室八张床，长期睡九个也很正常，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那种乱而不淫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又是如何消失的。大二的时候，我住过一年的大寝室，十四个人一个屋，吃过晚饭，不谈恋爱的出门夜自习，谈恋爱的上门夜自习，晚上我们回寝室，但见蚊帐飘荡，嘈嘈切切，想起我们的写作老师、现代派诗人宋琳的名言，“越喝越渴”，我们对饮鸩止渴之徒也就有了同情。有一次，同屋的一个老乡跑来说，他们学校最近抓了一个宿舍，户籍八人，搜出十三，而且有男有女！

我们对她的消息反应不强烈，她自叹自唱：“堕落啊堕落！”我至今记得她扼腕痛惜状，一边大口地吸爆炒螺蛳。不过，在那个时代，“堕落”似乎有它的正面意义，女孩还没有掌握身体的方法论，男孩也不懂得肉身会有价，所以，从身体开始的爱恋，常常又以身体结束，流泪的流泪，流血的流血。六点钟的寝室，晨跑的同学突然也会带回一个消息，五楼日语系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上吊！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她失恋。在那个年代，除了爱情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其他，还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考试算个屁啊，先锋派格非和宋琳一起给我们上写作课，他们上的那些小说理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他们对分数的态度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什么了。记不得格非还是宋琳说的，“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可总会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二十年过去，有时候我也怀疑，到底格非或宋琳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话，或者，这话，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讲的，但是，有什么要紧，永不熄灯的自修教室里，在那里奋笔疾书的绝不是为了成绩，一定是为了写出最壮观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自修教室里永远流窜着诗人，这些诗人有些是大学毕业没有按分配回到老家的，有些是长期混迹校园的文艺二流子，部分在白天还有正当职业，部分则寄生华师大七八年了，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就供养过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直到他后来找到别的供养人。不过，所谓供养，在当年，也是很干净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诗人找到别人供养了，我的好朋友请我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在外滩。我们走进店里，多少有点闯入别人地盘的怯场，搞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肯德基在我心中地位过于崇高。一半是黯然神伤，一半是如释重负，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用跟我妈撒谎了，这一年来，不停变相跟我妈要钱，让她一天到晚在骂华东师大收费多。然后我们一起骂了诗人，最后从外滩走回学校，一路上，她朗诵诗人写给她的句子，完了，就狠一句：“妈的，写得这么狗屁！”“狗屁”，当然是一种赞美。

可惜我记性不好，当年觉得兰波似的诗句，现在竟一句都想不起，我唯一有印象的是，该著名诗人给我朋友的每一封信，都是用“孩子”或“亲爱的孩子”开头。其实，我得承认，在那个夏日午后，当她打开红色的文件夹，把诗人写给她的信和诗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神往的，而我的同屋更是情不自禁说出，唉，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河东食堂的大排，我也找个诗人为我写诗。

这是诗人的好时代吗？也许是吧，宋琳老师不是至今认为，所谓天堂，就是在华东师大当老师。就说宋琳老师吧，夏雨诗会的时候，他在学校大礼堂朗诵他自己的诗，他一边朗诵一边把自己的诗稿往台下撒，搞得当时万众瞩目的校花因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宋琳，据说二十年后重回华东师大，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花了十分钟，这让他很悲哀，因为以前这段路程，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从宿舍门口出来，门卫老头就会叮嘱他，门口两个小囡，来过三趟了！

远在北方的诗人宋琳会想念这些潮湿的南方春天和春天里的姑娘吧，真是惆怅，今天，当我站在教室里，跟学生说起宋琳，他们再没有热烈的眼神，就仿佛，我说的是一个前朝人物。其实，不仅宋琳，华东师大星光熠熠年代里的好些名角，都逐渐进入历史。二十年前的图书馆舞厅，宋琳穿着高筒雨鞋和我们班最美的杭州姑娘跳四步，蒙太奇的一个转身，漂亮姑娘不认识宋琳了。

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落潮，诗人们的退场，是不能只用怀旧的方式料理后事的，这其中，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譬如我那个供养过诗人的好朋友，时隔经年，会很冷静地跟我说，虽然我并不后悔当年为了他连华亭路的一件Ｔ恤都舍不得买，却帮他买最好的稿纸，但其实，他一直是自私的。而这种自私，主要是他把自己看得太光芒万丈了，好像我每一分钟都该思念他，每一分钱都该花在他身上，而他自己有了稿费，从来都是挥霍掉，买进口烟去咖啡馆。更糟糕的是，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女孩的兴趣，好像这是诗人的天职，但是对于我交往的同年龄男生，他总是笑人家太实际没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诗人本人不及物，但却会加剧周围人的及物。为了和诗人在一起，我的朋友做过家教，萌生过去公司打工的念头；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不好好读书，作出叛逆的姿态从课堂出走，没搞懂莎士比亚只好去学商务英语；为了和诗人在一起，她把他的梦当作自己的梦，最后却是交出了自己的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头看看，诗人身边也算是尸横遍野，这样，八十年代一旦结束，诗人发现自己也成了李尔王。

每个时代都会留下李尔王，但八十年代制造的李尔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话说回来，今天却是连李尔王也没有了。

九○年代初，我进入中文系读研究生。回想起来，在文史楼给我们作讲座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气势磅礴类的，马原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满满当当的文史楼301教室迅速让出一条道，等马原走过，这条道马上又被人群封死，演讲结束，格非陪着马原，后面浩荡地跟一支文艺队伍去后门宵夜，遇到马原兴致高，还会问一些奇崛的问题，比如“第一次手淫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大作家李洱好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马原的激赏，因为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手淫就是写作。当然，李洱的写作不是因为马原的首肯，但当时的确有一种风气，它使草根出身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道平民也可能拿到的密码，只要应声叫出“芝麻开门”，就能接过精英守卫的文学任务。而“芝麻开门”这样的口令，在华师大的江湖传统里，一向是功夫在诗外，所以，大家对正规课堂普遍不重视，热衷于偏门武功追求的是惊世骇俗，李劼的离经叛道就满足了当时的这种需要。

有一段时间，李劼宣扬全息文化，从《红楼梦》讲到二战，而他自己也忽而贾宝玉忽而希特勒，然后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寝室，跟我们说Good afternoon，用英文宣布，以后他要用英文上Holographic Culture了。我们虽然很惊讶，但都故作镇静，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集体练就了一种功夫，类似“荣辱不惊”，譬如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侦探小说”，就会有人谈“《变形记》的同性恋结构”，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的倾听能力其实很差，但在一个创造力相对旺盛的时辰，在一个及时行乐还带着无限激情的时代，谁又有耐心“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赞美你的眉”，袁可嘉翻译的叶芝诗歌《当你老了》会在那个时候流行，不是因为对永恒的追求，而是没人追求永恒，因为“在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这样，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晓明问我们收期末论文，我和李念都厚颜无耻地说：“没写。”同门五人，好像只有罗岗写了。也许是，未来学术的潜力，这第一篇论文，用马原的意思，就已经是表征了。

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可我心里很嘀咕，作业很要紧吗？为此，还跑到九舍625室去跟徐麟抱怨。625宿舍是当时华东师大最重要的文化地标，这跟徐麟的个性有关。他声音洪量体形硕大，我们有时在他那儿传播一些小道消息，他却用很大的声音追问，张闳和吴雁怎么了？经他一追问，张闳和吴雁结婚了。好像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灿烂的质地，而且，这种灿烂的东西也传递给了周围朋友。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博士楼找一好友，因为门房认识我，所以进门就随口告我，伊刚上去，和高个子一道的。爬到六楼，我敲门，门不开，不甘心，用力敲，门吱嘎一声开了。天地良心，我想这样的场景也只会发生在时间的那个拐角，我特别喜欢的这对“狗男女”就在被窝里接见了我，天寒地冻，他们甚至建议我也把脚搁在被窝里。如此聊一宿。临走，高个子骂一句：“妈的，敲这么响，我以为是胖大和尚。”胖大和尚是徐麟的混名，可惜，不久之后他去了湖南，现居苏州。而这对曾经死去活来过的恋人，最终分了手，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会拿出旧照片看，我们仨在学校大操场上有一张合影，高个子正用他宽宽的肩膀大大的手掌帮我们挡风。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吗？我们几乎可以问上帝要光，要风，要雨。

不过，在我眼中的童年时期，在我的老师王晓明眼中，却已近黄昏。625寝室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可以站出来嚷嚷：人文精神大讨论里也有我的版权！一屋子的人，王晓明徐麟张闳张柠崔宜明，开头大家还坐着说话，最后连王老师都站了起来，没有录音设备，只能现场记录，一边“虚妄”没结束，一边“荒诞”又登场，尤其张闳张柠又双胞胎似的连声音都一模一样，“到底是谁说的世界痛苦？”我回头问他们，可他们忙着和老崔理论，只有王老师草草回我，“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时光流逝，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概念当年是我的发明，那个问题是我的发现，我就会想，到了翻检箱底的地步，一定是囊中羞涩了。思想喷涌的青春期，连倾听别人都没有时间，连自己的版权都懒得认领，谁有空去帮他人做注释？

欧，和今天比起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包括写作和批评，都太幸福了。没有核心期刊，没有小鸡兵团，小说可以写得像论文，论文也可以写得像小说，宋琳和格非凭本科的学历留校任教，诗人凭一个眼神把校花带往德令哈。李劼虽然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是他堂堂正正地在女生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却令多少男性羡慕，简直是童话啊，李劼用一块小黑板把二楼西头的女生厕所改成“男厕”，然后楼下的胖阿姨气急败坏地上来取掉小黑板，然后，李劼又挂上去……

可是，岁月神偷，二十年后，我看到原来英俊无比的宋琳也头发稀薄，他在徐家汇匆匆走入地下铁，我一阵悲怆，没有叫他。而我，每次想起徐麟出发去湖南时候的叮嘱，“跟着你们先生好好读书”，我内心就涌起羞惭，虽然在那个时代“一千首诗”并不比“一千篇论文”逊色，甚至，“一千个肉圆”也可算大学豪情，但是，当我也跟着师友们踏上讲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的命题，我内心也非常翻滚。如果我把这整整七年花在图书馆里会怎样？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好好上每一堂课会怎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从河东散步到河西，远远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独自打球，他的动作非常花哨，好像边上有很多人在拦他，一个花步，一个移动，接着一个假动作，然后一个背投，球没中。

在回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个没有投中的球，所以，有时候我会后悔，要是王老师问我们收作业的时候，我能向篮筐里投一个球，那多好。可那时候年轻，觉得有得是时间，有得是时间去做很多假动作，有得是时间去寻愁觅恨去把《红楼梦》的每一个章节经历，终于风吹过，球没中。

不过，允许我最后对自己有所安慰，这个没中的球，也是有意义，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尤其今天来看。这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我私故我在 陳雲 便利店

2010年7月2日

我家附近的一條街，有個奇怪的地面舖位，樓市上升的幾年，是地產代理公司，樓市沉寂的幾年，便是便利店。十多年來，交替了三次。隔幾個舖位，停車場入口的地方，以前是麵店，後來變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2008年金融跌市之後，一直丟空至今，門閘都生銹了，大概是位置不好，商場業主也不願意減租。城市的暗湧冒出來，便成街景的滄桑。

大汽水和沙冰

便利店開門的幾年，剛好我在政府工作，意興闌珊，每日傍晚回家，都買一兩罐啤酒，天熱時帶回家，天涼時便坐在石墩小飲，與幾個小休的廚工默默相望。偶爾有落拓之人，用小竹竿撩弄垃圾桶，看內裏可有飲品鋁罐撿拾。

二十多年前，1981年，香港第一家加盟連鎖便利店出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水開了分店。初接觸的便利店倒有些調皮愉快。便利店開在麥當勞的隔鄰，比士多乾淨，有冷氣，價格略貴，沒有矮櫈子、角鐵和帆布簷篷，沒有看店的貓，沒有時而惡死、時而親切的老闆娘，只有身穿制服的時薪店員和劃一的陳設。當年也沒什麼魚蛋豬皮熱狗或微波爐食品出售，新穎的東西是大紙杯裝的可樂汽水，顧客自己取杯倒滿，然後拿到店員處付款，鄉鎮小童倒滿之後，快目觀望，偷啜一兩口，再倒滿，然後才付款。後來出現思樂冰，斟汽水的機器有一個冰格，將汽水速凍及打碎，弄成沙冰狀，夏日飲起來很涼快。這些都是年青時的食物了，現在要避忌生冷之物，以免傷及脾胃，自己辛苦。兩年前，汽水售賣機推出速凍可樂，寄養小兒某日興致勃勃，示範給我看，快手用八達通付款，汽水機吐出速凍的膠樽汽水，小手猛力搖動倒轉幾次，便現出冰粒汽水來。這是思樂冰的行動版，沒甚新意，買的也是小孩。

偏門生意

便利店其實賺的是偏財，是冤枉錢，不是正財。十幾年前，聽一位做便利店的朋友講過，香港的便利店是展銷據點和實物廣告櫥窗，零售的主業只有微利可圖，100元只賺3元，靠供應商提供的折扣和推廣費，取得額外收益。周轉方面，因為使用現金交易或八達通付款，供應商又容許賒貨三個月，累積的一筆現金，在股市暢旺的時候，投入金融市場，可以賺些利錢。聽他說，才知道延遲付款所扣押的現金，在金融城市可以做很多謀利的事，怪不得在香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多了商人拖欠貨款或薪金。金融城市沒了法例監管及社會道德，詐偽便層出不窮。

即使便利店的銷售貨品不能回本，只要與地產財閥維持良好關係，分店數目持續上升，便可以霸佔展示點，有利可圖。這些經營概念便與供銷聯營、地產壟斷和電子付款服務結合，零零碎碎聚集起來，「山大斬埋有柴」，便成了大生意。知道了實況之後，便不大喜歡便利店，即使它膨脹起來，吸收了書報攤、熟食檔和繳費處的功能。2009年牛頭角下邨未清拆之前，我隨友人探訪過賣報紙的阿婆，她說便利店業務膨脹得無人夠膽管制，起初賣報紙有折扣，逼死報攤；沒領取熟食牌照，卻連魚蛋豬皮熱狗腸都敢賣，政府只是驅趕街邊的魚蛋檔，交了租予地產財閥的便利店集團，卻不敢打擾，正如在行人要道樹立推銷攤位和廣告牌的信用卡和電訊商的推銷點，不會被警察檢控阻街。做了一世的小商人，臨近退休，也是怨憤莫名。

年中無休

往昔新年期間，商店都會關門休息三五日，街坊士多也休市三日。在新年期間開業的商店，會被人取笑「發錢寒」，沒格局，或者窮得不顧體面，只有街邊流動小販才會做些新年禮物、拜年水果之類的假日生意。在新年開工的職員，往昔也被視為丟臉，認為這些人花費過度，沒錢過年，又或無家可歸。這都是昔日的禮俗了。

便利店長年通宵營業，新年便順理成章，繼續開門做生意，間接也脅迫其他商店縮短休假。九十年代之後，高昂的店租迫使許多店舖縮短新年的休業時間，供過於求的員工也不再顧全體面，有時即使無獎金也輪值上班。

汽水櫃

記憶之中，便利店與士多的最大分別是，便利店的汽水櫃是直立的無水的白鋼色冷藏玻璃櫃，而士多店的是橫臥的有冰水浸住的淺藍色鐵櫃。熱天取汽水的時候，手浸入冰水，玻璃樽連水滴而出，櫃前面有開汽水的鎖扣，撬開汽水蓋，再在大鐵筒內取一枝飲筒，急急啜飲。飲筒又叫飲管、吸管、汽水管，童年的客家話竟叫「汽水筆」，比喻來自吸墨水的墨水筆。最早期的飲筒是蠟紙做的，後來改為塑膠。飲筒的末端捏個楔形（V形）之後，可以互相接駁，吸啜大樽的汽水。往昔兒童的窮日子，兩兄弟或好朋友便可以在同一樽汽水插下兩枝飲筒，有福同享，直至吸到樽底，發出「嗡嗡」的響聲。

當年香港兒童多，汽水銷量大。樽裝汽水的鐵製汽水蓋，後面有塑膠蓋掩，汽水商號競爭生意，便推出抽獎。屈臣氏汽水的蓋掩後面印有橙色的哈哈笑符號，即使沒有獎，也會儲存一陣子的。

士多也是借電話和集體收信的所在地。鐵線架上的吹波膠，鐵蓋玻璃樽內的涼果、有薄冰霜的橙色冰凍木瓜、黃色酸蘿蔔，還有蓮花杯雪糕和孖條雪條，都是士多的看門貨。孖條雪條是預備兩人分食的，用口吹氣，包裝紙「噗」的一聲彈開。這是享受的序幕，與啜飲汽水到盡的嗡嗡聲不同了。

陳 雲｜我私故我在
【列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