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誘惑 ．許知遠

對統治者來說，暴力只能通過恐懼帶來一時穩定，它永遠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兩年前，一個青年人闖入了上海閘北區政法辦公大樓，連續刺死了六名警察。儘管案情從未真正公開，但根據偶爾披露的消息，大多數人願意相信，這個叫楊佳的二十八歲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誰來討回尊嚴，除去向整個警察系統訴諸暴力，別無他法。

楊佳的行為和他激起的廣泛同情，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的判斷：「公眾事務的官僚主義化越嚴重，人們就越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們不知道該與誰爭辯，不知該向誰訴冤，也不知權力的壓力能施加在誰身上。」

在四十年前的那篇名為《論暴力》的文章裏，漢娜·阿倫特追溯與分析了暴力在現代歷史、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支配性的作用。因為現代技術的出現，暴力不再是驅動歷史的輔助力量，而可能成為其中心力量。這也像是現代社會的另一種隱喻——手段取代了原有的目的，成為目的本身。克勞塞維茨把戰爭定義為政治的延伸，恩格斯則認定暴力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取代這種十九世紀思維的二十世紀對暴力的崇拜。在列寧、斯大林創造的政黨與國家中，暴力是首要的依靠，毛澤東則篤信了「槍桿子裏出政權」。浸泡在咖啡館裏的西方哲學家們也投入到這股情緒中，他們用美妙的言辭把暴力浪漫化。薩特聲稱「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類自身的再創造」，「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躺下的是一個死去的人，但一個自由的人卻站了起來」。歷史最終證明，這些論調是多麼的錯誤與危險。

在蘇聯與中國的某個時期，不斷加劇的暴力似乎成為國家生活的唯一動力與目的。而暴力不僅沒有給第三世界帶來新時代，反而把它推向了更可怕的深淵。但這又並非意味著暴力毫無意義，很多時刻，它是被壓迫者維繫自己最後尊嚴的方式，它把不幸酣暢的表達出來，倘若處理得當，它也可能打開一條改革之門——「有時候，我們需要暴力來讓人們聽到溫和的聲音」。

覆述漢娜·阿倫特的精闢分析，是因為中國社會似乎又一次處於暴力陷阱的邊緣。在漫長毛澤東年代，暴力以「階級鬥爭」、「專政」、「清除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名義出現的，它充斥於人們的行動、語言、眼神和內心，從批鬥會現場到街頭武鬥再到一個家庭的內部，暴力曾經無孔不入，還頭戴意識形態的光環，它不僅涉及上層的權力鬥爭，更深入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無數的災難，也讓很多人興奮難耐。

鄧小平的改革進程，也是一個用利益計算取代暴力爭奪的過程。人們在一個市場社會中討價還價，而國家政權則把自己的暴力本質掩藏在新的面紗之後。歷史的傷口從未得到清理，深層原因也從未被追問，也因此人們難以形成共識與機制來應對可能產生的新的暴力漩渦。「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強硬派們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態度，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精神的延續。謊言與暴力是這個政權的真正基礎，至於它暫時披上的外衣，不管是分田地、市場經濟、國際化、民族主義，都對它的實質沒有影響。這個政權崇拜、迷戀暴力，每當它感到自己的無能與失控時，就會本能性的訴諸暴力，這是最熟練、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飾它內在的脆弱性。

這種精神也污染了整個社會，很多人儘管深受暴力之害，卻也不自覺的成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會不公，缺乏正常的溝通渠道，令憤怒既沒有渠道的釋放，也無法轉化成行動，人們深感無力，暴力則變成了最後的依靠。從上海的楊佳案、湖北的鄧玉嬌案、吉林通鋼的集體毆打致死、連續多起的幼兒園砍殺再到新疆的屠殺與鎮壓、重慶的打黑，新的嚴打政策，甚至類似《非誠勿擾》這樣的電視節目，暴力的情緒與行動，四處瀰漫。

經濟改革帶來的暫時安慰已經消退，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默契也正在失衡，市民社會遲遲沒有建立，個人與群體的失敗感無人平撫。人們對於楊佳、鄧玉嬌充滿同情，把他們視為反抗官僚體制的象徵，在他們身上，暴力行動被浪漫化為「尊嚴」、「抗爭」、「勇氣」﹔而在通鋼事件中，人們的情緒更為複雜，似乎既有對死亡的不安，又對這些憤怒的殺人者的同情—— 他們是中國殘酷轉型的犧牲品。沒人懷疑在幼兒園砍殺的兇手的慘絕人寰，但同時又下意識地為他們做出辯解——一定有更深的社會原因促使他們走出了這一步，人們憎恨他們的冷酷，卻同情他的「無能」。

至於新疆的衝突，則更是民族與社會問題溝通失靈的典範。而電視節目《非誠勿擾》則像是一場暴力的娛樂化，普通人沒法面對生活中的挫敗，就把集體性的精神暴力加諸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上﹔而不管是對西藏、新疆的加緊控制、新一輪的嚴打，都是政權借由暴力重申合法性的方式。

對於反抗者來說，暴力最多只能摧毀一個舊體制（很多時候，它連舊體制都不能摧毀，它更帶來自相殘殺），而不能帶來一個新社會﹔對於統治者來說，暴力只能通過恐懼帶來一時的穩定，它永遠不能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但每當社會動盪時，人們就都忘了歷史教訓，紛紛對暴力寄予厚望，因為它最簡單、最直接，最能釋放煩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