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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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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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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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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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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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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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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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粵語書寫的兩途（上）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上午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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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書寫有雅俗兩途，兩者都有時代錯置的誤解，要辨別清楚。所謂雅，是粵語的音韻、語彙、語法和套語都有雅言痕跡。粵語音韻來自秦漢，語彙上溯先秦，大者來自唐宋，例如唐朝語彙，今日在北方話變成倒裝詞，語言仍是日用詞，如人客（客人）、擠擁（擁擠）、緊要（要緊）、心甘（甘心）、配搭（搭配）、韆鞦（鞦韆）、蹺蹊（蹊蹺）、油漆（漆油）、士兵（兵士）、弟兄（兄弟）、銜頭（頭銜）、取錄（錄取）等。

所謂俗，就是將口語用俗字、諧音字、英文拼音來記錄，也就是現今的寫法。

粵語語法有先秦特色，如雙賓語語序（我卑錢渠）、我錢多過你、食多一啖飯之類。套語之有何貴幹、歡迎之至、何罪之有、莫奈之何等，來自宋元白話之套語。往日，這些是通行口語，俗人聽粵曲和讀傳奇故事多了，也識得講有請、有失遠迎、有怪莫怪之類，今日由於學子與傳統戲曲和傳奇脫節，才覺得是老古雅言。

傳承香港的粵語書寫，首先是將口語的雅言繼承下來，堅持寫今日、食飯、飲水、人客、銜頭、取錄、多過你、我去英國、等我來、一生之類，毋須寫今天、吃飯、喝水、客人、頭銜、錄取、比你多、我到英國去、讓我來和一輩子。這關一失守，粵語書寫便失陷。來自古語的粵語口語、北方人可以望文生義的粵語口語，香港人也不堅持，保衛粵語的防線便崩潰了，其他便不消提。這些粵語雅言，務必寫入日常的通信和公文，使粵語雅言可以扶持香港人寫樸實的中文，對抗來自北方的洋化中文和共黨八股。

例如，香港人寫官式的邀請函，要盡量寫「敬啟者：素仰閣下書畫兼善，享譽文林，敝人不避冒昧，懇請閣下撥冗光臨，使敝人之書畫展覽開幕禮，頓生清輝」之類，而不是寫「尊敬的某某：我十分敬佩您的書法修養，特別邀請您抽出時間來參加我的書畫展開幕式，讓我也沾點光芒」之類。

其次，是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例如將「我哋」寫回「我等」（等讀「地」的音），將「佢」寫回「渠」，將「冇」寫回「無」，將「嚟」寫回「來」之類。將粵語口語接回唐宋的白話，取得活水源頭，之後再推廣其他今人覺得生僻的本字，例如徂（咗）、尐 （啲）、恁（咁）、睼（睇）之類。

語言的書寫系統是當代交流的，也是承上啟下的，要有當代交流的活力，更要有文獻傳承的基礎。要締造穩固而有豐富表達能力的粵語書寫，並非如普通話教中文一般，主張「我手寫我口」，而是尋回歷史文獻的參照，白話文學的參照。如此，方可寫出流麗的粵語白話文。香港人要寫香港文，粵語要成文，自成一國，必須如《水滸傳》、《紅樓夢》、《海上花列傳》一般，經歷幾代文人的創作和評論。

至於在過渡期間，必須掌握通用白話文，而掌握通用白話文的方法，也不是日日練習普通話，而是一樣要閱讀唐、宋、明、清和民初的白話文學。
（下）
| 三文治 – 5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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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儒朱熹〈觀書有感〉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此詩於保育粵語，頗有啟發。首先，心清必須源正，取得源頭活水，便可細水長流。其次，粵語俗寫之「佢」，本字為「渠」，有大儒之詩為證。

南宋之漢音，略見消散，朱夫子乃有感嘆，只有廣東人保持中原古音：「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 来。』（《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雜類》）粵音古且雅，粵字亦然，論粵語書寫，若是古文，各地寫得一樣，只是粵語保留古漢語語法、古雅套語成語及單音節 詞最多，寫起古文，可以勝過其他方言區的人。粵語口語中的實字，如食、飲、鑊、行、髀、腳、面、癲之類，是秦漢言語，北方口語的吃、喝、鍋、走、大腿、 腿、臉、瘋之類，反而後出。然而到了虛詞，粵語表達感情語氣的虛詞就失諸過古，太古老了，秦漢之後北方文人的書面語少用，粵語的虛詞，失去文書鍛煉，例如 徂（咗）與尐 （啲），宋代白話用「了」和「些」，粵語虛詞徂（咗）與尐（啲），便失去語法與章句之寄託，只能以片言隻字，獨存於粵人口語之中。無章法之 承托，粵語虛詞難以入文，這是粵語書寫之一大缺失，一大危機，粵人不得不承認，不得不克服。

至於實詞入白話文，也要依照文句調整，例如粵 語講「頭」，不講「腦袋」，文章大可寫「頭」，但為了配合章法節奏，也要用成語或複詞。如北方白話「幹這回事兒，可要丟腦袋的」，粵語人寫的通用中文，便 要寫「做此等事，當心人頭落地」，與宋人白話無異。至於「做爾尐嘢，因住人頭落地」，就只能是粵語書寫（粵文），不是通用中文。

往昔粵人過分推崇古雅，文人在詩詞與古文下了苦功，卻無文人白話語錄及白話文學流傳，令粵語虛詞難以入文。到了白話，粵語便要調整，有一番適應過程。

因 漢語書面語的白話一路，始終在北方形成，在語彙、節奏和套語之上，形成北方口語的書寫系統，粵語少有優勢，頂多只是對等，平分秋色而已。例如朱熹語錄那句 「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前句是古文，來自古代文獻，各地方言都無優勢，後句卻是北方白話。用粵人口語，可以寫為「卻係廣中人講得聲音 尚好」。「卻是」可以寫為「卻係」，「說得」可以寫為「講得」，「尚好」沿用古文，寫為口語「幾好」，便有歧義，不知是「尚好」（都幾好噃）還是「尚 可」（都幾好吖）。

朱熹論學之言，本來雅潔，變了粵語，也是不多不少，無賺無蝕。然而若是談情說愛、卿卿我我之北方白話，如《紅樓夢》第 六回：「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給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 處，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嚇的忙褪回手來，問：『是怎麼了？』」

換了粵語書寫，便是如此：「卻說秦氏因聽到寶玉夢中叫渠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得問明。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幫渠綁褲帶時，剛伸手至髀處，只覺冰冷粘濕一大笪，嚇得趕緊縮番手來，問：『係乜嘢來架？』」
   
當 中不變的部分，便是文言或南北共同的白話（也是源自文言），例如「整衣」（整衫）。變了的部分，是粵語口語。當然，這樣一變，場景便由金陵（南京）來了廣 州或香港了。至於語助詞，粵語特多，那個含羞答答、故作無知的「架」，便是粵語獨有，北方所無。以此觀之，粵語書寫，只要假以時日，承接文言及白話文學之 悠長傳統，也可大放異彩，獨步天下。

轉角 - 陳雲
攤販擺賣與社區佔領
(2011年05月17日)
香港的公園法例是不許市民臥在座椅、石地或草地上的，康文署的員工會來驅趕，原因是他們不准人「露宿」。然而，到了周日，菲傭聯群結隊臥在草地上談笑或睡覺，政府卻不干擾。中環的公園和天橋在周日也布滿臥地的菲傭。如果不干預其他人，在公共空間臥地是合理的，這個刻薄的政府卻不准。菲傭將香港人不敢用的公共空間轉為群體用途，民俗學稱之為公共空間的社區佔領(community capture of public space)。
以前灣仔的喜帖街，現在大坑、深水埗、土瓜灣等舊區仍有攤販佔領樓下的公共地方，甚至阻礙通道，居民習慣下來，即使時有齟齬，大抵相安無事。攤販人聲嘈雜，弄污地方，甚至有幫會背景，但最終會和平共處。樓上住客也許不會幫襯，但一年到頭，也許會買幾條毛巾，生病的時候在樓下攤檔將就買點菜肉或粥麵，老人小孩未回家，也可去街上打聽，這就是街道生活。況且，樓下有人佔用公地，自己與家人鬧翻，到樓下撒野，蹲坐地上，或者向攤販借凳坐，與街坊聊天飲啤酒，這些街坊行為也獲得認可，政府不會派人來驅趕。這些俗例，這些慣常聚集的人群，便形成了社區。攤販是借助人流而擺賣的，與人流共存，不會做得離譜。佔據的街面太多，民眾便會繞路行，不再經過那段街。經常弄污或弄濕地方的攤販，被人咒罵之外，也會令人繞路行。攤販和坊眾互動日久，便形成使用公用地方的俗例。往日市政局管社區衛生和小販的時代，也尊重這些俗例。舊日的房屋署，也尊重這些坊眾的俗例，於是才有露天攤販和熟食夜市，如去年清拆的牛頭角下邨的景象。原本只准規規矩矩、行行企企的街道，變成色彩繽紛的社區用地。
街坊便與攤販一道，「同流合污」，佔領了公共空間，情況有如周日的菲傭佔領了公園、天橋和廣場。分別在於，菲傭只是暫時佔領，而街坊卻是恆久佔領的。除了樓上的私人空間之外，原本公用的、無名氏的街道和空地，變了熟悉的社區地盤。樓宇和社區用地的「使用值」很高，住得又溫暖又舒服，即使牆壁斑駁，又無電梯，也不介意。
對於外人而言，這些舊樓、舊邨，要有一段適應過程，不能一下子遷入的。髒髒亂亂、溶溶爛爛的環境，成為新住客遷入的障礙，於是少人願意在舊區買樓，舊區樓宇的「交換值」降低了。樓宇轉售不頻密，便留住居民。對居民而言，使用值最重要，但對地產霸權而言，交換值才是重要，於是他們便千方百計，要消滅舊區。

作家專欄 [昔日文章]


世紀‧文字江湖﹕木棉花也遭了專政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政府專制，英雄絕後。儒家道德源自天人合一，人道在於一個「仁」字，天道在於一個「生」字。《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鼓勵生育，鼓勵生機永續，是天地之德。為政者獎勵萬物化育，促進生態繁富，即是德政。傳說康熙皇帝自從廢了長子允礽之後，終日觀察，以策立儲君，四子胤禛禮佛修行，深得康熙注意。一日康熙出外春遊，叫王子折花枝予父王賞玩。胤禛勸止，說春天生機煥發，聖王不可摧折生機。康熙心下安了，決意將大位付託胤禛，是為雍正皇帝。

香港政府千方百計，阻止香港人生育，連木棉樹也借機使之絕後。4月12日，上水翠麗花園有某些居民投訴木棉的棉絮滋擾，民建聯區議員一馬當先，向政府轉達訴求，區議會展開「摘果工程」，將成形的果實摘除。康文署給予外判承辦商的費用為25000元，而樹木有94棵，樹齡超越二十年。承辦商無法一一等待結果才摘除的，於是摘果除花，一了百了。盛放一方的木棉花林，頓時花果落地，禿枝呆立。市民見狀，紛紛埋怨政府大煞風景。電視台拍攝了荒謬情節，網上論壇見了，軒然大波，署方見事態嚴重，命令即時停工。然而大錯鑄成，政府隨便摧折生機的心態，已焉敗露。

被指為摧花始作俑者的民建聯北區支部執委廖超華，近日在屋苑掛上橫額，高調展示成功爭取。他說多年前收到零星投訴，指棉絮導致居民哮喘、呼吸道和皮膚敏感，更有棉花纏在冷氣機，因此於今年初與康文署商討摘果。香港遍佈野生和栽種的木棉樹，棉絮避無可避，而且棉絮纖維略粗，即使引發敏感，也不如花粉和其他空氣污染物，敏感者只能戴口罩，一如歐美日本等地的敏感病患者，只好戴幾個星期口罩自保，決不會呼籲政府摘花的。這是常識。

政府之劣政，首先是摧折生機，其次才是浪費公帑。港府感染了中共毛澤東「人定勝天」的狂傲思想，瘋癲了。我上月為了響應保育政府總部的行動，帶團講解政府總部的親民與開放性格，也看見外判清潔工人帶了黑色垃圾膠袋，爬上雪廠街的山坡樹上摘枯葉，結果連青葉也摘了——避免他日要掃樹葉也。工人帶了黑色垃圾膠袋爬樹摘業的畫面，幾個隨團的中學生見了，覺得十分殘酷恐怖，拍照存檔。這是新政府的恐怖美學啊。

摘除木棉花果，使之不能傳播生育，是斷絕天地生機的大惡業。這種「人定勝天」思想，隨便宰割自然生物以適應某些人的喜好的思想，反自然、反生物，也是反人類。試問沒有自然生態之繁富，人類還能生存下去麼？至於香港竟有環保團體長春社的總監，贊同政府的摘果之法，並說「若要減低棉絮滋擾，摘掉果實是好方法，不會失去可觀性，亦不會破壞樹木」。 該團體自以為在環保和市民健康之間「取得平衡」，視木棉樹為與居民簽約的外判服務供應商，是提供觀賞價值但有滋擾成分的service provider，更是以生物為器用，木棉樹違反了服務承諾，合該專政對待了。

[陳雲]

　 　

陳雲：來港產子規範化——新移民問題與香港族群意識議程 大陸孕婦來香港產子，是蝗蟲產卵、鵲巢鳩佔還是境外託孤？

2011-04-17

那些與香港人無親屬關係的大陸孕婦，來香港產子，子女取得居留權之後返回大陸居住，

然後忽然來港讀書或居留，對香港是禍是福？當他們來港產子成為潮流，成為大陸將人口輸送香港的安全閥的時候，

香港如何是好？這是香港人必須勇敢思考的問題。

無意啟動了國民原則辯論

歷史契機，往往出自無心，香港歷史將記下二○一一年。這一年，財政司長首次向香港居民派錢六千元，無意中啟動了全民領取福利的國民原則辯論，催生了香港族群意識，甚至啟動了香港城邦意識，啟動了香港自主自治的議程，思考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甚至思考後一國兩制的問題。香港人，是繼續思想懶惰，盲目跟隨所謂政治正確原則，以不啟動族群排斥為藉口，不敢去面對新移民問題，振振有詞打壓甄別新移民的意見，還是掌握機會，迎接挑戰，思考香港的國民原則，思考香港的族群意識，以香港族群意識為基礎，融入新移民？

面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熱潮，不論採取策略思考還是採取行政措施，結果都是一樣，都會衍生香港的族群自主意識。各種行政措施的總體走向，會累積出這個結果；主動去想像，只是預知結果而已。香港的公共資源有限，只能有序地、有原則地審批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限制其子女的居留身分權利，甚至不賦予居留身分權利，至於香港人的妻子來港產子，則香港必須以取回大陸移民配額的審批權，方便甄選外來人口入港，成為香港居民。

立法或修憲之前，採取行政措施補救

對於政治挑戰，曾蔭權政府此刻採取的是政治決策真空的類無政府主義（quasi anarchism）。筆者無意為這個政府分憂，在此探討解決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只當作是探討香港族群意識的機會而已。

首先，應付大量外來人的服務需求，一個稍為智力正常的政府，都懂得採取區隔原則（separation principal），境外人士來港買樓如是，境外人士來港產子亦如是。在未能修改基本法的在地出生取得居留權的國民原則之前，香港可以做的，是行使《基本法》、香港法例及行政措施許可的方法，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首先，是服務區隔。急症之外，公立醫院不接收並無港人丈夫的大陸孕婦。私家醫院接收這些大陸孕婦，必須先取得入境處同意，否則這些孕婦連入境也不許，遑論入私家醫院產子。由於立法需時，政府可以採取權宜行事的原則﹕由於產子涉及龐大手術風險，私家醫院必要時是要動用公立醫院資源的，香港政府可以責成醫院管理局負責給予每年的緊急資源配額予私家醫院，私家醫院如果不能取得配額，則在手術出現危機的時候，不能優先動用公立醫院資源配合。這樣可以令私家醫院知難而退，不能濫收大陸孕婦。假若私家醫院不領情，依然故我，唯利是圖，不接受這個類似資源配額的安排，則香港政府威望掃地。不過，商不與官鬥，我相信任何有威望的政府，只要曉以大義，只要訴諸香港福祉，都可以用這個方法鎮壓住私家醫院的。假若特首連這個政治影響力都無法發揮，乾脆辭職算了。

香港必須取回移民審批權

除了直系子女和夫妻之外，新移民須經香港政府甄選才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香港要繁榮穩定，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和資源安全，必須取回這個權力。面對新移民，不是「利」的問題，而是「義」的問題。假如新移民願意信服自由民主這些香港《基本法》憲政精神及跟隨香港的風俗文化，甚至革新香港的風俗文化（往好的方面），我贊成政府給予福利補貼及優惠照顧，令他們順利融入香港，好好培育。香港庫房有的是錢，我談的其實不是錢的問題。我最痛恨的，是有些新移民來了香港卻支持共產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價值，卻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蠶食香港的價值，令香港走向衰亡。至於那些過境產子的大陸人，香港可以給予私家醫療，但不應給予居留權，這需要修改《基本法》。修改憲法，是行憲的正常現象，甚至是必須的行憲過程。

無法修改《基本法》，則香港政府須採取上述的行政措施，迫使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規範化，而她們回內地之後，港府應保持聯繫，知悉其居港意願，及早準備，並且為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安排宣誓歸化。宣誓歸化可以採取自願原則。新移民滿十八歲者，來港定居或取得居留權，可以自願選擇，宣誓效忠香港《基本法》裏面的憲政價值。這是一個無法律約束力但禮儀莊嚴的儀式，它可以使新移民經歷精神洗禮，充滿信心，也使得香港人不必再歧視他們為外人。以憲政精神和香港價值為族群意識之標準，這是源自盧梭《民約論》的現代社會締約方式。

中共其實不怕台獨港獨議程

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政的年代，香港的城邦地位很安全，但目下的中共領袖，對香港的政策是自相矛盾，互相耗損的。在戰略上，中共繼續利用香港的自主性，但戰術上卻不斷消耗香港的自主性。中共在內地和香港，已經不自覺啟動了自滅機制，香港要小心應付，以求自保。香港保全自己，服務中共，則中共反而可以苟延殘喘，這是對中共有利的，共黨一直苦勸香港人不要「井水侵犯河水」，就是這個意思。至於香港要多一點自主性，多為他們發揮國際影響，中共倒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政權之生存而已。對於所謂台獨、港獨議程，中共是不在乎的，反而有利其延長政權壽命，中共最怕的是反攻大陸。這是中共港共自己用六千元派錢，啟動香港族群意識議程的原因。香港自治議程是不政治正確但政治安全的議程（not politically correct but politically safe）。我是反共者，老共的敵人最清楚老共的利益所在。

由於大陸不斷走錯路，也許永遠不能走入現代社會，香港人必須忘卻大陸，但香港永遠無法擺脫大陸，因為香港永遠是大陸解決各種公私問題的活口。香港必須鞏固邊界，鞏固本土文化，建立族群意識，才可以人格自主，茁壯成長，並繼續充當大陸的活口。族群意識是現代政治最險惡的議程，但也是無法迴避的議程。重申，我構思的香港族群意識，是基於儒家華夷之別，基於《基本法》的自由民主與憲政信念以及中華傳統禮義及香港現代價值，即是基於憲政信念及文化習俗（很多國家的歸化標準都是包括這兩點），而不是基於什麼血統、階級或籍貫。《基本法》不是完美的憲法，但只要嚴肅待之，充分行使，在中共的監察之下，可以弄假成真，逐步達致香港人的共同理想——建立自治城邦，在未來中華邦聯的憲政架構之內。

2011年3月25日
i-See主義
葉輝
「中國症候群」：從核熔解到核瘋狂

這是一個被描述為即將「熔毀」（meltdown）的世界—核反應堆的堆芯要面臨「熔毁」了，金融市場也隨之而要面臨「熔毁」了；或者可以說得準確些，這應該是一個暫以「熔毁」取代「鎮壓」（crackdown）的世界，可教人疑惑的是「熔毁」發生於日本福島，而「鎮壓」發生於北非與中東，與中國無涉，何以英美媒體討論兩者的時候，都一直說那是「中國症候群」（the China syndrome）？

追源溯始，「中國症候群」本來就是一種「熔毀假說」，那是一部關於核危機的荷里活電影的名稱（港譯《危機》），它借用了核電工程的術語—意指美國的核電廠要是爆發核災，反應堆的高溫輻射將會「熔毀」保護罩，繼而穿透地心，一直「熔毁」到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如此說來，這個以中國命名的「假說」，或隱喻，多多少少都有點「意淫」，就像方興未艾的「氣候論述」一樣「意淫」，一樣好使好用，一樣隨意借題發揮—從香港回歸到沙士爆發，從經濟盛衰到茉莉花革命，從全球糧荒到能源危機，從不安全產品到隱瞞真相的血汗工廠……莫不是「中國症候群」。

以「鎮壓」取代「鎮壓」的世界

可是在中國內部也罕有地出現了另一種「中國症候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福島事故後聲稱，必須全面安檢核設施，調整核電的中長期規劃，暫停審批核電項目，語音未落，內地官方媒體如新華社等隨即引述學者高論，繼而批評擱置發展核電並非理智之舉，更直指那是「因噎廢食」。可以想像，中國要是真的擱置核能審批，對一些既得利益者而言，等同於巨額財富的「熔毀」。

沒事，這本來就是一個以一種「鎮壓」取代另一種「鎮壓」的世界—比如以「輿論鎮壓」取代「行政鎮壓」，又比如法國、英國和美國突然以導彈和戰機的「軍事鎮壓」取代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的「血腥鎮壓」，因為「鎮壓」一如「熔毀」，本質就是非理性的，只是瘋狂地堅持經濟發展就是硬道理、卻不一定有道理的宣言。

福島核危機無疑對全球核電工程亮起紅燈，敲響警號—節能減排一度是唯一的「政治正確」，發展核電於是就成為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俱樂部」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資格指標—核電發展的兩難局面，說來正是一種全球化的「中國症候群」，它的另一個別名，可能就是澳洲反核權威卡露迪葛（Helen Caldicott）在三分一個世紀前所說的「核瘋狂」（Nuclear Madness）。

國際原子能機構二〇一一年一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擁有核電機組最多的國家依次為：美國一百零四個、法國五十八個、日本五十四個、俄羅斯三十二個、南韓二十一個、印度二十個、英國十九個、加拿大十八個、德國十七個、烏克蘭十五個、中國十三個—沒有一個不自稱高度安全，或者說，在「核災」爆發之前，沒有任何一個會承認自己的核電廠是不安全的，這才是「核瘋狂」最令人惶恐不安的邏輯。

歐洲三大核能國（法國、德國和英國）都宣稱擁有「全球最安全的核能」—但問題依然是，在「核災」爆發之前，誰都不會承認自己的核電廠是不安全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倒形容日本核災乃「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完全不似真實的事實」；而德國媒體也一如中國官媒，直斥政府暫停核電運行的決定是「瘋狂」的，聲稱哪怕是幾個月的停頓期，也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世界裏，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列強，都必然持續出現「輿論鎮壓」，迫使全民持續「與死神同眠」，持續處於「核瘋狂」狀態。

507頭怪獸與地球人同眠

曾經大聲疾呼「我們的國家已經破產」的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為彭博社撰文，指出日本現有五十五個核反應堆，另有十一個正在發展中，那就意味着有「六十六個麻煩」正等待發生—如果不是由地震或海嘯觸發，就有可能遭受恐怖襲擊或人為錯誤的風險；那麼，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最新數據，目前全球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四百四十二個，建設中的核電機組六十五個，那就意味着有五百零七頭蠢蠢欲動而沉默無言的超級惡魔，等待着與地球人同歸於盡。

克特里考夫在文末有此慨嘆：「如果諾貝爾物理學家恩理科．費米（Enrico Fermi）仍然在世，他可能會對我們正製造的核風險感到震驚，費米作為「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指美國軍方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原子彈研發項目）的領軍人物，他將毫不猶豫地告誡日本關閉核反應堆。」

可是核電的兩難局面也許就是二擇其一的「熔毁」，要不是面臨「核熔毀」的恐懼，就是要面對「經濟熔毁」的危機。那麼，與其略帶意淫地說那是「中國症候群」，不如說那是「全球核瘋狂癥候群」吧—沒事，這是一個以「熔毀」取代「熔毁」的世界，鹽和碘的謠言迅即「熔毀」了，抱「必死之醒覺」的壯士們的生命也迅即「熔毀」了，核電廠「最安全」的謊言為什麼不可「熔毀」？

我們都活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當然不會忘記他無比沉痛的一句話：「如果沒有什麼事物值得我們為之捨命，那麼我們誰都不可能擁有值得為之而存活的事物。」

橋上的乾坤

2010年11月26日 03:42第一財經日報【大 中 小】 【列印】 共有評論0條

望聞問切，李曉東通過診斷社區的病根，建造讓人群重新凝聚的建築。他的目標，是用建築“構造一種合理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周舒

兩座荒廢的土樓，一個典型的人口流失的中國村莊，如何由一個書屋重新聯結，綻放新的活力？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李曉東教授將自己的方式稱為“針灸療法”：“找到那個點，就能有很大變化”。這一思路，讓“橋上書屋”有了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讓這個地方重新產生了活力。

重新找回社區的凝聚力

“中醫裏先看人，望聞問切，和西醫不一樣。針灸就是找到特殊關鍵點，一下就能往前推一步。在社區蓋房子，就不只是修房子，還得診斷這個社區病根在哪，找個什麼點突破。”福建下石村的橋上書屋，是李曉東在農村的眾多實踐之一。他自己擔任甲方，投資蓋書屋送給村民。但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村民剛開始以為是開發商要開發這些殘垣斷壁，說新加坡人(我的另一個投資人)要來開發了，紛紛過來攔住不讓拆。現在村民都很高興。”這個項目，不但給他帶來了諸多建築界的榮譽，也改變了下石村村民的生活。

李曉東去下石村的時候，福建土樓剛剛申遺成功。但並非所有土樓都就此風光無限，得到應該有的保護和修繕，“下石村一條小溪的兩岸，有兩座土樓，沒有人住，都快坍塌了。傳說以河為界的兩個土樓以前是兩個村，經常打架，所以中間用小溪隔開，老死不相往來。現在兩個村早合併了。土樓窗戶小，通風不好，現在村民也不住了。”不但土樓荒廢，村子本身也沒有凝聚力。“小溪邊儘是垃圾，到處都很骯髒。沒有公共的地方，所以村民沒有認同感，沒有向心力。應該提供一個公共場所，我找到的點就在兩個土樓中間，把學校修在小溪中間——小孩是未來，需要照顧。這個點離村民都很近，將來也可以把土樓再利用起來。”

他的“針灸療法”效果顯著。“這裡有200多戶人家，以前很閉塞，現在天天有人去，小孩的見識也打開不少。每天有人參觀，村民自己在村口修了一個停車場。我獎金中的3萬美元，以後就用來維護房子，阿卡汗的獎座以後放在書屋裏。因為功能和村子結合得很好，一下就把村子激活了。”橋上書屋什麼功能都有：小孩上課的教室，農民看書的圖書室，橋的另一端還有一個舞臺。橋兩邊是平整出來的廣場，“現在村裏人很愛惜這個地方，自己來打掃衛生。教室的入口和出口在一起，出口專門修了一個滑梯，小孩放學玩得都不願意走。”

通過這些功能，書屋將村落整合起來，“晚上只有這個地方是亮的，人們可以在舞臺這裡看看木偶戲。我們還捐了500冊書，都是農村科普類的。”使用的材料也主要來自當地，充分考慮易用性，“房子是鋼結構的，永遠不會壞。附近盛產桉樹，用桉木條做通風材料，每三年換一次也很方便。夏天熱的時候，還可以把通風的結構全部打開，讓穿堂風吹過去，特別涼快。”

“農村不存在，城市就危險了”

李曉東的項目，都在探討建築問題。他在中國鄉村有很多不同目的的實踐。“橋上書屋”是一種樣本，麗江玉湖完全小學則是另一種，“探討的是沒有錢怎麼蓋房，探討的是在資源最少的條件下，怎麼創作，算是‘全球化的地域建築實踐’。”他領導的麗江玉湖完全小學項目，坐落在玉龍雪山腳下，是和自然文化遺產和諧共存的典範，曾經獲得第一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創新獎。

他是那種自然而然流露出中國文化氣息的人，他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與眾不同的墻壁——他用竹簾把白墻全部蓋了起來。他還喜歡用“磁場”一詞形容對空間的感覺，“練太極20多年了，對磁場特別有感覺。我用建築描述磁場的感覺。”

在他看來，“中國建築只有十幾年的歷史，起步很晚，曾經受意識形態影響很重，後來又發展得飛快。這二三十年的變化，以前幾百年都趕不上。這個過程中，很多人執著於民族與現代化、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東方這些話題。”

儘管中國有很努力的建築師，但甲方的觀念沒有跟上，這也讓李曉東成了“獨行俠”式的建築師，不少項目“甲方、乙方都是我”。這也是他在農村有很多項目的原因之一，“甲方背景不成熟，結果一做，建築師的意圖50%都實現不了。如果要建築師掌控程度大一些，可持續發展地探討地域性，在農村要好一些。”中國城市的建築以驚人的數量增長，但在李曉東看來，建築本身並沒有什麼搶眼的表現，“北京2008年的建築總量超過了歐洲，但你找不出什麼值得一提的好建築。”

“我的下一個作品可以更好，也是在農村。要在懷柔做一個體驗空間，進到房間你就覺得自己需要排毒。”他還要在都江堰的聚源，當年汶川地震的重災區之一做新農村項目，但他對此也有自己的想法：“新農村不是蓋新房子，而是要把社區的凝聚力重新找回來。城市化過程中不要忘記農村。農村不存在了，城市就危險了，沒有農村怎麼辦？”

在他看來，農村城市化的關鍵不是拋棄農村，而是“讓農村變得更好，讓人們往農村走，反城市化。”他在都江堰聚源做的新區規劃，想把村落整合起來。 “現在農村效率很低，無法整合，整合以後，原來賣土豆，現在變成賣澱粉，土地價值一下提高了20到30倍。要採取新的視角，原來是一畝地一個宅基地，我讓一畝地住5家，整合起來，設一個服務點，周圍是景觀團，家裏就能看見綠水青山。住宅組團之間只有幾百米，採用小戶型但是空氣新鮮，還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李曉東的想法，遠不止把房子修成什麼樣，而要構造一種合理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再引入雲計算，做到基礎設施投入最小、效率最高，提供生活方式而非城市形態。這種做法就好像Twitter一樣。最大的意義是給中國農村城市化提供借鑒，農民生活品質提高了，開發商不用支付青苗補償費，政府投入也少了，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潘慧嫻 治標乏力 治本更難

2010年11月25日 00:00

曾俊華在私人網誌上說, 四個穩定樓市之大方向為: 增加樓宇供應, 確保物業市場透明度, 防止按揭信貸擴張, 以及遏抑物業投機。 而上週五宣佈之措施旨在集中火力於後兩個方向, 皆因種種跡象顯示炒風有加劇趨勢, 特別係鑑於美國進行新一輪量化寬鬆活動, 恐防會更刺激炒風, 故有必要作風險管理行動。

字裡行間, 曾似乎不是不明白抑制炒風祗係治標, 而非治本。 問題係, 對兩年內轉手物業徵收額外印花稅, 祗能嚇退實力不足之小炒家, 對有持貨能力之大炒家, 包括來自大陸之大款投資者, 恐怕毫無阻嚇力。

現在實施之額外印花稅, 根本就係有意無意間讓公司炒家成為漏網之魚。 用公司炒樓, 好處就係毋須繳正常印花稅, 遑論額外印花稅了, 因為買賣持物業公司之股份, 祗須繳股票轉讓印花稅 (遠低於物業印花稅)。

如要認真遏止炒風, 不二法門仍係要禁止用空轂公司買賣物業。 此做法亦非新穎, 於1994年樓市狂旺時也曾用過, 旨在制約用公司炒樓之活動, 令有心置業自住之個人買家不致被公司炒家剝奪買樓自用機會, 並規定發展商每次推出某數量單位時, 祗可將賣剩之15%單位賣予公司買家, 此規定於1998年5月停止生效。

其實此種做法不失公平, 政府有責任先照顧本地用家需要, 如果在施行特別印花稅之同時, 能有效遏制公司炒家, 相信抑炒風之成效會較顯著。

樓價過去數年因供求失衡而狂升, 已催谷住宅及商業租金狂漲。 前者令無殼蝸牛飽受居住成本大幅攀升之苦, 而後者則導致小生意無法承擔租金上漲而結業, 及消費物價全面暴升, 令中低收入人士百上加斤, 叫苦連天。

因此, 樓市泡沫除了係熾熱炒風之表徵外, 亦係普通市民生活成本急劇上漲之元兇, 光是對付小炒家, 極其量祗能令高昂樓價有喘息機會, 並不會扭轉高樓價高租金之勢, 因而亦對中低收入人士之困境毫無幫助。

其實治標之道除了要有效抑制炒風, 亦必須同時從民生角度去處理問題。 政府不斷勸喻市民入市前要考慮風險, 但對一般中低入息市民而言, 若要有棲身之所, 除了買私樓外, 就是要租樓住。 據知, 細單位住宅租金今年已升了25至30%, 這樣豈不是要將中低入息之無殼蝸牛趕上絕路?

香港其實由50年代起已一直有實施住宅租金管制, 祇係到了回歸後不久便予以取消。 所以, 97前雖然炒風倡狂, 但當時因有租管保障, 又有居屋可申請, 故社會怨氣沒有如今之深廣。

假如在抑炒樓措施實行一段時間後樓價不跌反升, 或高企不下, 在政府不願復建居屋、 新私樓供應遠水不能救近火、及聯匯引發通脹肆虐之大環境下, 相信重新短暫性實施租金管制實有必要。

話說回頭, 祗治標而不設法治本, 始終為權宜之計, 問題不會獲妥善解決。 炒家本領再高, 如無樓市供求嚴重失衡在先, 也會無用武之地。 因此, 樓市問題癥結離不開供求。 換言之, 確保土地房屋長遠有充足供應乃治本之法。

雖然特首十月份施政報告有提出，未來十年每年有足夠土地供建兩萬單位, 但令人訝異的係報告說明不會放棄勾地表制度(這是一個由發展商主導的賣地制度), 即不會恢復定期土地拍賣, 更不會有較長期的土地拍賣時間表。 究竟政府是否有決心令樓市恢復供求平衡, 實在令人懷疑。

其實在董建華年代, 當時地政署署長布培曾於1999年11月發表一份稱為《香港可持續土地政策》演講詞。 裡面指出地政署為配合董之八萬五政策, 每年均會發佈一份五年土地供應大綱, 頭兩年會列明每年拍賣之指定地段, 而隨後三年則列出每年土地供應之總面積。 不過, 眾所週知, 該有遠見之土地政策, 早被孫九招在2002年完全推翻了。

說穿了, 還不是政府堅決不肯放棄透過牢牢操控土地供應而行使的高地價政策。 究其根源, 亦即曾俊華所說的, 不容改變的所謂「現有簡單稅務安排」, 即政府倚賴土地收入作為其主要稅收來源, 得以保持低利得稅, 低薪俸稅, 及零資產增值稅, 零遺產稅, 零財富稅, 零股息稅。

但這簡單稅務安排的代價就是由發展商在抽走豐厚利潤後將地價這隱藏稅項, 完全卸落在樓宇買家身上。 祇要係樓宇業主, 就要承擔此極高隱藏稅項。 香港的每況愈下的貧富懸殊, 經濟及財富高度集中, 經濟單元化, 階級欠流勳性, 亦是緣於此簡單但偏袒資本家之稅務安排!

香港人用盡一生積蓄, 就是為供奉囤地之數大發展商及繳交超高地價予政府, 而政府則將賣地收入投於低經濟效益之基建投資上, 使基建鄰近土地升值, 間接令發展商再受惠。 土地價值愈升愈有, 市民有幸的則成為收租業主, 與發展商共為剝削階層, 其他努力工作不願投機者則祗有自求多福。

假如賣地收入一早投放於教育及培訓人才等軟件上, 相信香港經濟轉型早已踏上袒途了。

除土地供應須放寬外, 發展商(包括公營機構如港鐵及市建局)操控住宅單位供應及不道德銷售手法之情況, 亦非要政府大力監管嚴防不可, 否則雖多批出土地也無補於事, 受惠者仍會係囤地囤樓者。

治本之途, 恐怕是荊棘滿佈!

都去你们妈的！！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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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da的blog: 咪咪大了

现役前三：
初音みのり
佐山愛
麻美ゆま

后备选手：
竹內あい
桐原エリカ

Don't Believe the India Hype

By RAZEEN SALLY

Indians are going to the polls to elect a new government. The Congress party is standing on the record of the government it has led since 2004. But elections are taking place when the Indian economy has taken a sharp turn for the worse, in a climate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is exposes the pathetic, do-nothing, zero-reform record of Prime Minister Manmohan Singh and his government. More generally, it lays bare India's huge reform gaps and its brittle, decaying institutions. Finally, it deflates the "India Hype" peddled by smooth-talking, upper-caste politicians, ambassadors, businessmen, management consultants and indeed some academics.

Reuters

A boy works inside a workshop of earthen lamps in Nalchar village, about 76 km south of Agartala, capital of India's northeastern state of Tripura, April 13, 2009. (REUTERS/Jayanta Dey)

A word about India Hype. One aspect of it is the thesis that India is forging a separate successful path to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advantage-base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other East Asian Tigers. At its extreme, this argument holds that India's growth engines are its high-end services, and now manufacturing sectors with their globalizing, world-beating companies.

This is a fundamental misdiagnosis. The vaunted success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sed services and in manufacturing niches are welcome. But they are a high-wage, capital- or skill-intensive drop in India's low-wage, unskilled, labor-abundant ocean. India's growth should be focused in the labor-intensive sectors, but it isn't.

Agriculture is stagnant, hobbled not just by very high external protection but also by crazy subsidies captured by comparatively rich farmers and middlemen, absence of property rights, terrible rural irrig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nd draconian domestic restrictions that fragment the internal market. Nontradable services sectors—where potential employment generation is huge—are also crippled by domestic restrictions. Backbone services sectors (such as banking, insurance and retail) suffer from external protection as well.

Last, and crucially, India's glaring development gap is in manufacturing, for all sorts of Union and state-level policies—on labor markets, infrastructure, power generation, subsidies, the public sector, repressed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sectors, uncertain property rights, and remaining zones of protection against imports and inward investment—conspire to prevent 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ia needs its Industrial Revolution if it is to grow out of poverty. That means putting the impoverished in the countryside into (initially) low-wage work in mass manufacturing. That is what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have done. But not India.

India Hype extends to "Chindia," the notion that India plays in the same league as China as an emerging superpower. This is pure myth. China plays in a league of its own; India, Brazil and Russia play in a far inferior league. China's economy is thrice the size of India's; its goods exports are 10 times bigger; it is even ahead of India in the world services trade; it spends about 10% of GDP on infrastructure compared to about 5% in India; and its carbon emissions—a sure indicator of industrialization—are about four times higher.

Special Coverage: India Elections

See news, analysis and opinion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India's elections.

Now turn to the Congress-led government. There have been practically no market reforms since it took office in 2004, save for the opening of domestic civil aviation. Nothing has moved on privatization, the reduction of government equity in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pensions,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bsidies. Industrial tariffs have come down (as they were doing gradually pre-2004), but otherwise external protection has not been reduced. Indeed, export restrictions were slapped on in response to food inflation in 2008. India remains the most protectionist large emerging market.

Worse, there has been reform backsliding and reversal. Fiscal restraint, put in place by the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Budget Management Act of 2003, has been thrown to the winds. Now, with an economic downturn, the consolidated government deficit is projected to rise above 10%. This is going to make private capital scarcer and more expensive. Funding for much-need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ill suffer. Administered pricing for petroleum products was reintroduced in 2008. Off-budget expenditur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through gimmicky, populist measures to support agriculture and rural employment, and to subsidize the state-owned energy sector when oil prices soar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presen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as to introduce further market-distorting restrictions, including higher tariffs, antidumping duties and assorted nontariff barriers to imports. And it is even more resistant to opening up the financial sector to competition. The result will be to entrench the power of inefficient state-owned banks and insurers, and cramp incentives to save and invest in the private sector. Finally, the Congress Party entered the general-election campaign with pledges to expand its hugely wastefu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gram and increase food subsidies.

This is an abysmal record. The government has squandered the boom years, left the country vulnerable to malign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compromised prospects for a healthy recovery. But Mr. Singh and his "dream team" have been given an easy ride: they have escaped blame, especially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ntariat. The conventional excuse is that their hands are tied by Sonia Gandhi and her Congress coterie, and by messy coalition politics.

This explanation just does not wash. Mr. Singh has impeccable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is by all accounts incorruptible. He deserves credit for his performance as finance minister in the early and mid 1990s—though at least as much credit should go to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Narasimha Rao, who had to take the tough decisions. But Mr. Singh has proved a hopeless decision maker as prime minister.

He has lacked the political instinct and moral courage to take tough decisions, hiding behind the fig leaf of Mrs. Gandhi and the troublesome left-wing parties that propped up the government. The latter withdrew their support in mid-2008, and the government won a vote of no-confidence, yet—not surprisingly—market reforms did not materialize. Sadly, Mr. Singh proves the rule that academics should generally be "on tap" but not "on top."

The whole reform program depends crucially on the prime minister himself. Mr. Rao and A.B. Vajpayee proved their mettle, despite heavy political constraints. Mr. Singh has failed; he should bear much of the blame. That blame must also be shared with the other sweet-talking, weathervane-members of his dream team. The Congress party does no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and the dream team does not deserve to continue in offic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an alternative Bharatiya Janata Party-led government would do any better. Yes, if it has a decisive leader with a core of able reformers. No, if its leader follows the dictates of short-term opportunism and inevitably messy coalition politics. The danger is that the election will create an even more fractured political landscape, with an even weaker, more unwieldy governing coalition. The nightmare scenario is of a new Union government held hostage by surging caste-based parties in north India and their corrupt leaders. That would scotch further major market reforms and deepen India's institutional malaise.

Hence 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led government should be put into a larger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Indian state, led by a neanderthal and venal political-bureaucratic elite, remains unreformed. It comprises a bloated, corrupt, tyrannical and grossly incompetent army of 20 million bureaucrats and their minions. It work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ell-off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but it is still a crushing burden on the one billion-plus Indians outside the charmed circle of the upper and upper-middle classes.

India optimists aver that "stealth reforms" have and will continue to take place outside the state, crowding it in and reducing its ability to do harm. This view is dangerously complacent. To begin with, state institutions—the political class, political parties, parliaments, the bureaucracy, the judiciary –have gotten worse at both Union and state levels.

Arun Shourie, the leading market reformer in the last BJP-led government and one of India's leading intellectuals, argues that modern India has two races going on. One is a backward race of a state "hollowed out by termites"; the other a forward race of market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backward race is led by India's unreconstructed political class. The forward race is led by urban professionals in the private sector. Mr. Shourie says that these two races are fundamentally incompatible. Either the backward race will be arrested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or it will drag the forward race backward. He notes one silver lining: policies,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ave been improving in a minority of Indian states, roughly in an arc from the south to the west. These are the states where the forward race is fastest. They set positive examples for other states to emulate.

India Hype-peddlers neatly sweep the country's institutional rot under the carpet. However, India cannot be expected to grow and prosper far and fast, not just now but for decades ahead, with such shaky foundations. The upshot is that much-needed market reforms cannot continue to skirt arou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itself. Politically, that is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Mr. Sally is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Brussels and on the facult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黎廣德﹕林鄭為民請命還是為商請命 ——舊樓重建的潛規則

【明報專訊】上周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功能組別議員 的護航下，一口氣否決了直選議員提出的14項修訂，通過了把舊樓重建強拍門檻，從九成調低至八成的公告，並向議員拋下了一句「不要感情用事」。那邊廂，議 員揶揄局長聲稱自己「為民請命」之說是自欺欺人。這條新例影響深遠，關乎全港小業主的私有產權和幾十萬租客的去留，確實有必要以理性分析代替感情用事，看 看今年4月1日後的重建新局。

林鄭月娥「為民請命」的理據是這條新例賦權一幢物業內同意 重建的八成業主集齊業權後，便可以強制拍賣的手段對付冥頑不靈的兩成「釘子炉」，所以她認為這「並不是大型發展商與小業主的對痩，而是大多數小業主和少數 小業主之間的問題」（註一），因此她的新例維護了多數人的權益。這個立論似乎理直氣壯，但真相是否如此，須取決於兩項條件：八成小業主的權益是否因新例而 增強，兩成被強拍的小業主的權益是否得到合理補償。

要為這兩個命題尋根究柢，不但需要經濟分析，更要了解重建物業市場「玩家」，約定俗成但不宣諸於口的「潛規則」；而問題的核心，則在於「兩不對 稱」：小業主和地產商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和「資源不對稱」。

「兩不對稱」妨礙公平交易

一般小業主在物業市場買賣舊樓，主要是反映了「現有用途價值」，因為一般人根本不懂得計算什麼地積比率和重建成本，更不懂得如何合併地盤、如何鑽盡 地契和城規會審批的空子，所以「重新發展價值」只是一個似有若無的抽象概念。相反，有意收購舊樓重建的地產商，必定已經做好功課，有全盤收購策略和成本效 益分析。正是這種「資訊不對稱」，一方在明、一方在暗，大多數小業主只懂得比較地產商收購時出價是否比舊樓買賣價更高，而無從比較收購價相對於「重新發展 價值」是否合理。只要收購價比舊樓買賣價為高，加上物業經紀鼓其如簧之舌，小業主很容易趨之若鶩，「蝕底」反以為「有賺」。

公平交易只有在買賣雙方的資訊大致對稱、沒有人為因素妨礙競爭的時候才會出現。沒有人反對地產商以本身發展物業的專長圖利，但公共政策的目標應在於 確保公平交易，防止市場扭曲；政府不能推說自願買賣便等同公平交易。在股票市場，政府嚴禁內幕交易，正是為了避免「資訊不對稱」製造市場不公，為何對重建 物業市場的不公卻視若無睹？

如果政府要維護多數渴望重建的小業主的權益，首要急務是減低「資訊不對稱」，使他們清楚明白物業的「重新發展價值」，讓他們有類似「重建合作社」的 選擇，才痩定是否接受收購。但降低強拍門檻的客觀效果，是讓收購商更容易「誘騙」足夠數量、不了解市的小業主「上轎」，便可以強制完成交易，變相使掌握 資訊的收購方實力更強，欠缺資訊的小業主實力更弱。

更有甚者，這種「資訊不對稱」的惡果也同樣出現在「土地審裁處」身上。雖然土審處有一名專業估價師為法官提供意見，但法官只能基於控辯雙方提交的資 料作出裁判，而無法主動調查研究，更無法例授權考慮地產商合併地盤後的發展價值。從過去的案例可以看到，地產商可以輕而易舉找十位估價師舉證，小業主聘請 一兩位估價師已是沉重負擔。因此，小業主和地產商之間的「資源不對稱」促成了土審處和地產商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即使法官立心如何公正，都無法扭轉「裁 決偏袒地產商」的客觀效果。

「潛規則」令強拍變強賣

當程序進入了強拍階段，地產市場的「潛規則」便派上用場。理論上，由於強拍是以整棟物業一齊出售，任何地產商均可以出價，像競投官地一樣，按照本身 對後市的判斷，競投出一個充分反映地盤發展潛力的市價。但現實上，最少有3個因素使公平競爭變成天方夜 譚，使剩下的兩成小業主無法取得市價補償。

其一、坐擁八成業權的「大業主地產商」，針對臨時加入的「第三者地產商」，可以輕易以本傷人而自己損失輕微。舉例說，一棟物業有10萬平方呎，合理 市價是每平方呎5000元。若果真有「第三者」出市價競投，「大業主」即使出價每呎6000元，他的「損失」（即超出市價的額外支出）只是需要真金白銀支 付給仍然擁有2萬呎業權的小業主每呎額外1000元，即共2000萬元。反之，若果「第三者」以每呎6000元追價，他的「損失」是總共10萬呎每呎多付 了1000元，即共1億元。明乎此，精明的「第三者」根本不會參與這種「有輸無贏」的遊戲。

其二、很多「大業主」把舊樓地盤合併發展，但強拍時卻以單幢物業進行，「第三者」若只能投得一幢物業而沒有相鄰地盤，根本無法盡用發展潛力，自然不 會以市價競投。

其三、大地產商有能力在各舊樓地盤「分散落釘」，猶如美蘇冷戰時期的「同歸於盡」策略（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所以行家最理性的選擇是互不侵犯、互不競爭。而且愈是由「志在必得、有仇必報」的大地產商操盤強拍，其他行家避之則吉的誘因便 愈大。

「兩不對稱」的死穴一天未解開，理性分析的結果很清楚：降低強拍門檻確實可以讓更多急於重建的小業主得償所願，但代價是所有小業主都要賤賣資產，而 且愈賣愈賤。不知就裏的小業主會誤以為這是一項德政，但政府明知市場失效，公平交易的條件根本不存在，卻聲稱「現時未有證據顯示現有法定框架未能有效運 作」（註二），還把被蒙在鼓裏的小業主的取態，曲解為支持修例，實在是匪夷所思。

若果林鄭真心相信自己是站在多數小業主的一方，公眾只能自嘆倒楣，碰上一個不理會經濟分析亦不懂市場潛規則的局長。若林鄭深明箇中奧妙，卻標榜大義 搁然，那究竟她在為誰請命？

（註一）林鄭月娥2010年3日11日就修例致所有立法會議員的函件， 第6段

（註二）同上，第9段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民间的惊人秘术

2009-08-06 13:05:14

“半夜鬼敲门”

黄鳝，大家都知道吧？这里用的就是黄鳝的血，要粘稠一点但不凝固。一般夏天用。傍晚的时候，把血从外面均匀的涂在你家大门上，然后回屋睡觉去。鳝血能让方圆一里的蝙蝠闻腥而来，而且不停的撞到你家大门。 你骂骂咧咧的爬起来开门的时候，会发现外面没人敲门啊，起初你以为有顽童恶作剧，但如此反复十几次，几十次，你就会疯掉。因为你守在门后也没有用，蝙蝠的动作永远比你快。如果你不想拿自己做实验，就试试邻居吧。呵呵，不过后果自负。

“屁王贴”

取河面之无根浮萍，晒干研成粉末，于倒茶之际撒在茶杯之中，客人喝下之后，日放千屁不成问题。到下次大解之前，不会失效，常规医院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你碰到另一个“秘术”高手。

“千杯不醉”

菜花，对，就是菜花，想不到吧？用菜花的花，晒干研成粉末，喝酒之前，服大约一指甲(Tag、wiki)盖的份量，保证日饮千杯而不倒。公关之必备良药。学名是葛花。

“竹篮打水”

取大量蛙卵（这个比较难办，自己到河边找吧），加少许清水，搅成无色胶状物。表演之前右手涂满这种“胶体”，在你向大家展示竹蓝到底有多少个窟窿的时候，右手仔细的在竹蓝表面抹一把，以确保每个窟窿都已抹上这种胶状物。OK，现在用它来打水吧。 “油锅取物”

这个大家看得多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没多大秘密可言。俺这里的方法就是在油里倒入适量的醋，醋的密度大，会沉。加热的时候，沉在最下面的是醋，醋的沸点比油低太多了，比水的都低不少。 不一会醋就开始沸腾，冒泡，然后搞得一锅“油”都开始冒泡、沸腾。表面上看，它真的是一锅油，不明就里的人是不敢伸手的。其实里面的温度连鸡蛋都煮不熟。

“方形鸡蛋”

有吗？鸡当然下不出来，但是你能。咱还是用醋，把鸡蛋整个儿浸到醋里，不露一点蛋壳。泡上大约三天，取出鸡蛋，这个时候要小心，因为蛋壳已经变得又软又薄，你只要能完好的把它放进一个方形的模子里，然后浇几遍凉水，蛋壳变硬后取出。恭喜你，你拥有了世上第一枚方形的鸡蛋。 如果批量生产的话，一枚卖5块，那么你会很快超越比尔·盖茨。

“日进斗金”

一个比卖“方形鸡蛋”还来得快的致富方法，不过，不过俺现在想不起来了，呵呵，8好意思。

“日捉百鸟”

而且是捉活的。很简单，把谷子用白酒（度数高一点）浸透，遍洒大地，过几个时辰拿麻袋去装鸟吧。这样逮着的鸟以麻雀居多，或吃或养都随你。

“药功脱衣法” 　　

古人传说是法术，其实是药物的功能，方用金樱子的皮毛，如找不到，改用玻璃纤维研成末撒在人身上，立刻着痒难受，只好脱衣。解法：清凉水洗浴全身。 （药练轻功术） 　　 轻功练就身如燕，跃上金鞍马不知。方用：（中药）茯苓、桂心各150 克，研末，蜜糖制丸如手指大，日服三次，每次五丸，甜酒水冲服，三至五日见效。

“神符显字”

是巫师神汉在“请神降鬼”之后，取出一张黄纸，往水里一放，纸上会显出“符”来。原来这种“符”是巫师神汉事前用人奶或明矾水写好的。

“美菜难咽法” 　　

过去有人用法术叫食物难咽下，其实在头发内抓一点油渍放在食物里，叫人难吃，即使吃了也会吐出来（因头油反胃）。

“食物不见法”

有人传说吃食物不见叫它飞走。例如你煮十斤面条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其他不见了，原因是你在夹面条是放二两蜂蜜糖进去，所有面条化成了水。

“蚊子不咬术”

传说过去有人在墙上画一个圈，所有蚊子都进圈内的法术，其实抓只癞蛤蟆，在口内放入写字的香墨用布包好，埋泥内七天拿出，蛤蟆不要，只要用香墨在墙上画一个图，所有蚊子都进圈内。

“收鸡不叫法” 　

传说有法术者能使鸡不叫，其实是抓鸡时，两手轻轻抱住鸡的肚皮，并用手按住鸡两边翅膀内的大红筋，反复转三次，鸡就睁下不动也不叫。

“厨师难受法”　

传说用法术叫厨师不能睁眼睛，其实是药物引起，用多年烂棺木一块，插在炒菜屋内，烟无法出去睁不开眼睛。解法：拿掉木块，烟自出。

“呼鱼自来法”

传说有人用法术，把塘内所有的鱼能呼到脚边，要多少抓多少，其实是药物引诱来的，方用：青壳鸭蛋五个，放厕所内浸七天，羊肉三两，面粉半斤，闹阳花（又名：老早花）、野八角、茴香各十克、安眠药三片，共捣烂成泥，调羊油二两成浆糊状涂于脚下，站塘内走二至三圈，鱼闻膻味马上跑到脚边来争食，因麻醉了，抓死鱼一样。

“墙上点灯法”

过去有巫师他（她）只要在墙上画一盏灯，用火柴一点就亮起来了，原来他（她）们只要事先在墙上钻了一个绿豆大的孔，孔内放一块樟脑，玩弄法术时只要画一盏灯，用火柴一点就亮了。

“手指点灯法”

 巫师在玩弄法术时，也玩手点灯，只见巫师将灯吹灭，然后用手一指灯马上就亮起来了，原来巫师事先用化学药品氯酸钾和硫磺各五十克研成粉末，混合在一起粘在手指上，当灯吹灭后，趁有一点火星，用手指一点，灯就重新亮了。

“千杯不醉法” 　

“酒逢知己千杯少”，好龙相会，喜事吉庆，佳节良宵，不使气氛低落，预先用中药枳棋子10克研末，蜜制为丸如拇指大，并用樟木、葛花各10克，煎水一碗，与药丸服下，可喝大量酒不醉，因酒入口，性即生消。

“一杯醉倒法”

欲败海量者，此法可将酒友醉倒，用闹阳花、醉仙桃各2 克共研细末，藏指甲内，暗弹他人酒中，饮酒者须臾醉倒，饮甘草水即解。（此药性烈，不能多放）

“种瓜即生法”

鸡蛋一个钻一个小孔，去百存黄，将西瓜籽刽出，用官柱甘草各二钱研末拌之仍装蛋壳内，□封其口埋潮湿墙边，不可令干，用时取松泥土一碗，将瓜子放入，喷水数次，少倾即萌芽既而蔓藤展叶，须臾开花结瓜如钱大，总共不出一时之久也。

“开砖破石法”

用胡葱汁一杯，地榆浓汁一杯，共煎如浆糊状，将石块中间以钱画一条线路，以汁依路涂之，干后再涂，如是十数次将砖石搁空，以手砍之则应手而碎。　

“汗巾包酒法”

沽酒无器即汗巾盛之不漏。原来用白芨二两煎浓汁，冷却后和以蛋清遍涂巾上使匀，候干以之盛酒及水并皆不漏。

“写字无迹法”

凡遇被迫勒写证据者，写则遗累日后，不写则患在目前，用海螵蛸（黑鱼骨）研为细末调和墨内，过六七个月字迹自然就落了。

“空中炒蛋法”

拿一个鸡蛋当众打开，放在锅里，不用火烧，只要往锅里倒一点凉水鸡蛋就炒熟了。原来倒在锅里的水并不是水而是发烟硫酸，遇水能吸水，同时能发出大量的热量足能把鸡蛋抄熟。

“药功点打法”

又名拍肩伤人，说有本事的人，只要在你肩上轻轻拍几下，就要受到伤害，其实是药功。方用：毒蛇头一个，雄鸡头一个，草乌40克，柏杨树根2 两，水杨树根2 两，用白酒二斤共浸泡密封三个月后，取蛇头和鸡头焙干研粉装瓶备用。此药接触对方皮肤，开始无感觉，逐渐发痒难忍，很快遍及全身。红肿发烂。解救方法：蚂蝗三至五条捣烂，拌白糖三两，硼砂二两，酒精2 两，及时涂上可解除痛苦。

“使铜镜中显相法”

竹汗（用炭火炙青竹，竹冒出的水珠即是）、头发灰（用香皂洗去油脂后烧得的），龟尿（把乌龟放在玻璃瓶内再用镜反射日光照之，用电筒亦可，龟尿会流出来），蛤蟆油等四种原储配制而成，再用笔蘸以上配方在镜中画人像，再放到太阳下晒干，再用滑石粉磨去画像，然后用醋磨之，最后用水银磨洗。铜镜就会变得异常明亮，所绘画像留在镜底，使人以为是镜中仙人，栩栩如生。

“针浮水面”

用指甲在头皮抓取头皮碎屑，把细屑填到针孔中。在轻轻把针横放在水面上，针就会漂浮游动而不沉到水中。如此简单之法，谋钱财者往往摇唇鼓舌，说得神乎其神。

“吹火不灭法”

到中药铺买黄丹，焰硝、硫磺各五钱，混在一起磨成细末，卷如纸条，放入灯盏点燃。火焰明亮，就是肺活量很大的游泳员也无法将火焰吹灭。此法可用于野外生活，无须担心火种熄灭。特别是在室外的活动，可以保持火不灭。

“用丝灰烬悬钱法”铜钱是较重的东西，而丝线烧成灰，完全丧失负重性能。现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用烧成灰的线去吊起一二枚铜钱，没有亲眼见者必认为是无稽之谈，亲眼见者也会说这是江湖卖艺者障眼之术。其实真有其事：用丝线一条，浸于盐卤内两到三天，取出晒干。将表演时，用此线悬吊一到两枚铜钱，再用火烧线，线虽变成灰烬，但铜钱依然悬着。旁观者不可思议。

“使纸鱼游水法”

平时手工制成的纸鱼纸船放于水上，只有遇到风吹时才会漂动。现有一法无须风吹，把纸做的鱼放在水上，自会游动如活的鱼儿一般。学做纸鱼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取雄狗胆一只，鲤鱼胆一只，两者和匀，再涂到较厚的纸片上，剪成鱼的形状（如能叠成鱼的形状更好），放在水盆中，转眼而漂动起来，游来游去，极似真鱼。

“空掌招蝶法”

待春天百花齐放的时候，采集各式各样的花蕊，在阴处凉干，在放到夜露下漂七夜，加蜂蜜拌匀。待到群蝶飞舞时将双手心涂上花蜜，站在高坡上，先用双手合着搓几搓，在拍掌相招蝶。群蝶闻到奇香，好似苍蝇逐臭，纷纷飞来，左右飞舞；极为奇妙，赶而不散。

“使群鼠会集”

螃蟹壳磨碎拌生漆，放到一铁笼或尼龙绳结的网袋中点燃造成烟雾（网袋可用铁片隔热），一房间以及周围的老鼠闻到气味后，互相招呼，瞬间成群结队而来，围着烟香争抢，人来而不觉，此时只需关紧铁笼门或受起网袋，可使老鼠全覆没。此法出自李时珍《本草纲目》。

“黑夜无灯读书法”

用水晶雕成箱形，装满水银于内，戴于额上，在黑夜中看书，字体清晰，好象白天一样，如果用玻璃匣装水银亦可，但光线略暗。

“一寸□烛烧一夜法”

按平时燃烧速度，别说一寸□烛能烧一夜，就是一只长的□烛也烧不了一个钟头。现有一法则能使一寸□烛烧达一夜之长。取蜂□，松脂，槐花各一斤，浮石四两，溶解成液体，再浇成□烛，这种□烛虽然点了一通宵，而只耗损一寸。

“一寸火炬步行五六十里法”

砍栎树浸于水池中，百日之后破碎晒干，用作火炬。仅一寸长，可以照明夜行，步行六十里而火不灭。 　

“烛行雨中不灭法”

一般□烛，禁不得风，见不得雨，雨夜行走极不方便。此有一法，可是□烛顶风冒雨而不灭。用丹矾八钱，樟胭五钱，焰硝五分；溶解后造成□烛，再入少许樟脑。这处□烛用于夜间照明，风雨无阻。

“改头换面法”

人生下来，相貌基本定型。现有一术，可让你随心所欲改头换面，或取悦于人，或令人生畏。初六日觅取啄木鸟一只，用丹砂大青拌粟或饭或米喂之，坚持一年，药不可间断，第二年，将鸟去毛捣烂，加雄黄一钱，作成药丸二三十颗，每日清晨，向旭日和水吞一丸。一段时间后，脸面就可以随时随意变形。欢笑时美如天仙，令人爱不忍去，怒则青面獠牙，令人惊畏异常。据说古代奸臣常修此道，在皇帝后妃面前百般奉承，在同僚及下级面前则阴险异常。又据说古代的优伶（演员）欲成就艺名，也常服此类药丸。

“使画中人见酒脸红”

用朱砂一钱，焰硝三分，捣碎和匀，用陈年老酒调配成烂泥状，装入壶中盖好，埋在向阳的泥土中，一个月后取出，如果酒气全干，则稍加些酒，再用石器拌匀。在绘画时，先用芥壳制的胡粉衬底，然后用上述朱砂粉涂于画纸上，在日中晒干，然后再用墨绘画人像。当把酒端到画中人物的面前画感到酒气时，脸面变成赤红色，好象真的醉了，当酒气消失，画面则由红色边为白色。

“斟酒不溢秘法”

桂平西山乳泉之水，装满一杯后，再丢一百四十枚硬币于杯中，水高出杯面二三毫米，却一点也不溢出。这是名山圣水自有奇异之处。现有一秘法，可使普通的水或酒，再杯中高出二三毫米而不溢出。可用没药粉（无毒）涂于杯子边沿，即可起上述作用。

“使灯烟话蛇影法”

找一条小蛇大死，并赶快取出蛇的鲜血，将灯草蘸满蛇血，然后放阴处凉干。用之灯草点灯，灯烟袅袅升起，活象一条小蛇在摆动，十分逼真，并且用什么蛇的血，那灯影自然会出现什么蛇的特征。试过的人无不拍案叫绝。另外，找蛇须找那些无毒或毒性较弱的蛇，以免发生意外。

"必服水土法"

出门客外，不服水土者，往往同有其呕吐，腹痛，渐至面黄肌瘦，饮食少，至为痛苦，延医调治，亦难悠然，本草拾遗有一方云：鞋底土刮下，和水服，即止，另有一法，最便，行旅中只带伏龙肝，虽在万里之外亦无异于故乡，伏龙肝即灶心土也，家家有之。此方出自本草拾遗。

"得吉利法"

趋吉避凶，人之常情，故一年匆过，万象更新，元旦相见，以恭喜二字为开头语，为何，为一年吉利。今有秘法二则：立春以清晨，取桃树皮，白芷青火香三物，煮汤沐浴吉除夕，富家田地泥灶，大吉；《本草纲目》除夕为行瘟使者下降我间之期，函取黄纸，书天行地过二字，贴门额上吉。

"记性大好法”

记性减弱的人，遇事易遗忘，只须常食黑芝麻及山芋二物，一年以后记性必然大好，惧勿轻视，且此物本是食品，服之极易，不妨试之。

“行路不迷信”

人入深山，或行于草原大野，鲜不迷其方向，自入歧途若带龟而行，虽至无人处，亦不为迷路，若是至叉路口，莫辨东西，将龟放出，依龟而行，亦毫无错误，无龟即以罗盘“指南针”代之亦佳。

"睡无鼾声法"

鼾声，即鼻孔出气也，睡眠常有之，旅客有此，易为小偷所乘，妇女有此不免被人窃笑也，称为愚妇，今有一简易法，临睡时，先冷水漱口，然后就卧，便毫无声响。

"行远不疲法"

常人远行，无不疲惫，然欲不疲，只须行时挺腰凸肚，便觉身轻如燕，久而乃健。

"不晕车船法"

几乘船坐车，发晕者十有八九，其觉头痛烦闷，恶呕吐，兹有秘法二则述如下，下船时或登车时，密将伏龙肝一小块藏发中或帽中，便不晕（本草纲目）。或蘸大河水，就掌中书一土字，即无恐惧（行船集）。

“增长力气法”

以牛漆红枣等分，饮锅上□烂，每日任意啖枣四枚，连服四日，大能增长气力与脚力（晋驳杂记）或用大蓉丽洗去鳞甲，及土茯苓四两，川牛漆，当归各一两，二尽重的鱼炙干，同研为末，以黄精，然汁为丸服之，气力增倍（集验良方）。

“使人坚卧法”

取东行白马蹄下土，潜置入人脐下坚卧不能起，方去，方能起，屡试不爽（淮南方毛述）。

“随意笑舞法”

一、采曼佗罗花酿酒，饮之半酣，即令人笑舞（本草纲目）。二、剥取笑矣乎（笑矣乎西名发间草）。晒干，研成细粉，以此拌入金糖内，饮之狂笑不止，且手舞足蹈，约一分钟后，疲倦甜睡，数小时始醒。睡后茫然不知《表俊裕物杂说》。

“使鸡蛋腾空秘”

将鸡蛋开小孔掏清蛋黄蛋白，灌入露水，用油纸糊金小口，在强阳光晒之，鸡蛋自然升起，离地三四尺。 　

“使字漂浮水面法”

用明矾二钱、黄苓五分捣成粉末，写字于纸上，放入水中，除去纸，而字迹留于水上，很奇妙。

“使炭火热度适合并不扬焰法”

冬天烤火，加炭则易炙手，减则易灭。据〈行厨集〉记载，用大纸一张盖于火上，其灰足使火焰不扬，并且热度适合。

“存火三五天不灭法”

用胡桃一只，烧半红，埋于热灰中，虽三五日之久，其火不灭。

"点灯不用油法"

用雄黄、硫磺、乳香、沥青、麦皮、干漆、戎芦共头研末糯米浆捣成条，中空一孔，能通气，用时燃其一头，则另一头有青烟冒出，在其烟上点火，火光明灯，且有芬芳气味，此叫孔明灯。

“白纸传书法”

进行地下活动，往往以白纸传信息，外人得到，不知所云。其实用火一照，显若星月。或者用净水漂卤砂研末，用净笔作书，向火微炙，或日下晒之，皆显字，否则白纸一张。

“凌空点穴术”

　　凌空点穴术，精微奥妙，凶狠凌厉，非有德者不传。此术因杀人伤人易如反掌，故师传弟子时必命其立下重誓，不至危及习者性命之地步，决不使用此术，故历来知者习者甚少。凌空点穴之术，要循序渐进。初习百日，以指触人，无不痛入腠理。至此以后，切不可轻与人试功。至大成境界，则不须以指触敌，距敌丈外运气于指，指至气亦；凌空而至，顽敌立倒。若外再加修子午流注之技，则无论何种护身功夫，遇此技必气破中穴，死伤只在俄顷之间。此术相传从空门传出，习者宜体佛门强身御侮之旨，不可好勇斗狠轻伤人命，否则，害人即害己，切切慎之！此凌空点穴术分内功、眼功、外功三部，现分述于下。内功：一、习者于每日清晨5至7时起床，先到室外空气清新之处站立。双脚与肩宽，双手叉腰，沉肩坠肘，以鼻匀、深、长地吸气，然后尽力以口吐出。如此呼吸三至五度，回到室内，进入内功训练。习者盘双腿于床上，如不能双盘，则单盘、自然盘，甚至坐在椅上双脚垂放地上均可。挺胸竖脊，使头顶百会与会阴穴成一直线，但不可生硬勉强。双手重叠手心向上，右手放在左手心上，两大拇指轻轻相抵，沉肩坠肘，全身放松。然后意念下照小腹丹田穴，吸气时意想宇宙中之真气如气柱般进入丹田小腹，呼气时意想小腹中之气由大团而凝聚成鸡蛋大小之气珠，此珠洁白而发出强烈白光。呼吸均须柔和缓慢，否则，过快而难以入静。按上法练习半小时至45分钟后，下床轻轻活动手脚，使全身慢慢活动开来。活动至身体微微发热后，再习运气之法。习者双脚分开约两尺宽，双膝微屈成高桩马步站立（不致浪费体力），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抱于两腰侧；沉肩坠肘，头正身直，百会与会阴仍成一线，全身放松。然后身体微向左转，右手臂内旋，食指伸出指向前方，同时鼻匀、深、长地呼气。意念气自丹田经膻中至肩井，再经肘部曲池穴运至食指。开始宜慢，熟练后可适当加快。吸气时也宜匀、深、长，同时右手臂外旋收回于腰间，意念气由原路线返回丹田。然后呼气，左手内旋伸出、气运左食指，各要点与右侧同。如此运气15分钟，气沉入丹田，自然收功。以上为清晨练习之内功，习者另须每日下午习指功之硬功。其法为用指由轻至重，由少至多点打木桩或木板，左右指均练到。练至半年之后，可点打石碑石块，不可急于求成，以防受伤。点石块时宜再点砂袋，以收刚柔相济之效。眼功：习者于每日空气清新之时，于光线明亮处自然站立。先闭目，头不动，只以眼珠在眼眶中活动。双目按左上一上中一右上一右中一右下一下中一左下一左中￣左上之路线转动七圈，然后按此八个点反向又转动七圈，紧闭目几秒钟，然后忽然尽力睁开。再睁眼进行上述功法，开闭目共为一次，行七次。转睛之后，眼睛休息片刻，再续行下面功法。习者远眺十米开外之树叶，细细数清，不求快速，只求准确。此步功法练熟，则不数树叶，改数石子。习者手握数颗指头大小之石子，一把撒在地上，要求一眼数清石子之数目。练至一下能数清49颗，则改数郊外之活动物体，如鸡群鸭群。此步功夫稍难，循序渐进自可达到。至一眼数清鸡鸭数目后，习者再改数地上之蚂蚁。因蚂蚁密集而小，又时时爬动，故此步功夫更难。当数至一眼看清49只蚂蚁（或稍多）则此步功夫已成。外功：外功者，非指前习之指力硬功。习者于高处垂下一棉线，线头系一小团棉花，比指头稍大，高与习者高马步站立之胸口齐平。习者高马步站于前，距棉球一臂长，然后以食指刺击之，务必以指头击中为准。然后不待棉球静止，双手食指互相击刺，于棉球动荡中点刺之，练习十五分钟。然后习者以木棒制一木人，大小约与其人相同。下端固定，木人身上相应标出穴道。死穴用红色，伤残穴用蓝色，小穴用黑色，如此了了分明，便于习练。如无木材，则用白布绘一人之正、侧、背三面，仍标上穴道，挂于墙上击刺之。上述击刺木人功夫纯熟后，习者须将木人（或人体挂图）移至暗室之中，依法勤习点打功夫。习者认穴点穴须了了分明，一丝不苟，功夫才可日臻深厚。以上三功练熟后，一般武林人士均非敌手。然此功之所以命名“凌空点穴术”者，实功外有功，方可凌空点穴制敌，否则，仍须触敌而收制敌功效，故此三步功熟练后，习者欲求凌空之效，须加习下步功法。习者于前所习之击棉球功稍加改变。即站立姿态仍同前，但须站至伸食指离棉球尚有一掌长度之处，以食指凭空点击棉球。意念丹田中之内气由小腹经膻中肩井曲池至食指，并从指尖发出击刺棉球。开始时棉球静止不动，但习者坚持习练，则棉球由微动至大动。当习至一指击去，棉球陡然向后飞荡时，可习下一步功法。习者于无风之静室中置一蜡烛，高度同前之棉球。按击棉球之法凌空击之。初时蜡烛并无动静，习久之后，蜡烛微微晃动。学者认真习练，至一指击去蜡烛应声而灭时，则制一透明纸罩罩在蜡烛外。仍按前法习之，渐可达于烛灭而纸罩不破之地步，习者技长距离，若距一丈开外击灭蜡烛，则凌空点穴之术成矣。注意事项：一、初功一百天戒房事，以后也宜节制。二、内功应从头至尾习练，功成后也须每日练习。三、习者宜注意用眼卫生、不宜看字小之书，以免眼力受损。四、内气强大后，不必步步意念膻中，肩井曲池，而是按此大致路线快速运气至指。五、练习指力硬功时，须于习后以药水洗指。其法以食盐、地骨皮等量和水煎热，将二食指放人药水中互相摩擦，至水渐冷时将指拿出用于毛巾拭擦至千。六、子午流注之法，近来已大白于天下。习昔可于它书求之，此不赘述。

“蒙汗药”
读过《水浒》的人，都记得“母夜叉”孙二娘，她开黑店，兼卖人肉包子，还险些将武松剁成肉馅儿。《孟州道母夜叉卖人肉》中写道：“那妇人哪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噤了口，望后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母夜叉”所谓的“洗脚水”，指的便是“蒙汗药”。

据古书记载：蒙汗药的主要成分即是“洋金花”。洋金花在中国的分布极广，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此花遍生原野，方便采集，医生采之制麻药救人，盗贼也可采之作为蒙汗药使用。洋金花自身气味辛苦，所以要用酒来调和，掩盖其味道。从洋金花提取出来，可算作中药里，麻醉效果最强的一种，可阻断人的副交感神经，也可用作人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将配制好的蒙汗药，搀和在酒水里，一来遮味儿；二来提高麻醉效果。即便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招。
“春药”
《金瓶梅》中详述西门庆向胡僧求“春药”的故事，西门庆得到“春药”后，如获至宝。他常年纵情淫乐，最终，彻底毁了自己的身子股儿。“春药”泛指能激发和增强性欲的药物，古代称之谓“淫药”，现代又称为“性药”或“催欲药”。

我国传统中药中温肾壮阳类药物多半具有助欲功能，其中常见的植物和矿物类有附子、肉桂、淫羊藿、阳起石等。动物类药有动物阴茎和睾丸（牛鞭、驴肾之类）、鹿茸、晚蚕蛾、九香虫、海马等，但大多力单势薄。古人常以复方进服。如果适度享受男欢女爱，自然可以延缓衰老、永藻青春；但是，“贪淫纵欲”，不加节制，势必毁灭性地掏空了身体。如果长期依靠春药短暂的效力取乐，肯定会伤生害命、直至早夭。

“长生药”
这是一种传说中的仙丹妙药，据说，服用之后，可保障青春永驻，长生不死。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迷恋，已经道了非理性的状态，世世代代有权、有钱、有思想的大人物，都对长生不老的梦想情有独钟，甚至亲自尝试。中国土著的“道教”以长生不老为仙人的标志。秦始皇迷恋长生之术，便让方士徐福千里迢迢，跑到海边去寻找蓬莱、瀛洲等地的仙人。制作“长生药”的基本程序就是炼丹。在金属铸成的“炼丹炉”里苦炼49天。传说，长生药中有许多金属，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铅等有毒物质。死在“长生药”上的人多如牛毛，尤其是那些乐此不疲的封建帝王。史料记载，唐太宗吃了“仙丹”之后，随即七窍流血，中毒暴亡，想不到，文治武功的“贞观天子”，非但没有延年益寿，反倒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砒霜”
这种药物，剧毒，而致命，常和谋杀、暗害等阴森、KB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砒霜是一种白色粉末，无臭，无味，能溶于水。加热之后，则挥发出类似蒜的臭味。砒霜毒性很强，进入人体后，能迅速破坏某些细胞呼吸酶，使组织细胞不能获得氧气而死亡。还能强烈刺激胃肠粘膜，使粘膜溃烂、出血。也可破坏血管，发生出血，破坏肝脏，严重的会因呼吸和循环衰竭而死。

砒霜的主要成分是砷，砷在天然状态下毒性并不强，但其化合物往往毒性强烈。几个世纪前，杀手们选择砒霜作为杀人的工具，除了剧烈的毒性之外，还因为它无臭无味，难以在尸体上被检验出来。虽说砒霜作为致命杀手，声名狼藉；但是，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少量摄入砒霜，还可能对人类健康有益呢。尤其使用于治疗一些血液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