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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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永生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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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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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殖民地还是殖民城市？

关於香港政治和文化定位的讨论中，一经常出现的疑问是：香港是否一个殖民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认为，九七回归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但中国官方的说法，却从来没有承认香港是一个「殖民地」。1972年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在殖民地名册上除去香港及澳门两个名字，就是这种否定香港为殖民地的观点和政策的明证。然而，把香港描述为一个殖民地，却又的确使得整个香港「回归」（中国收回／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举动，套上民族大义的神圣色彩。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和评论者，亦普遍地把1997之前的香港视为所谓「最后的殖民地」，将英国统治者下旗归国的故事，解读成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一幕。於是乎，香港的殖民性质问题，却在这种既有承认，亦有否认的互相矛盾的述说中含含糊糊地一再延搁。

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冒起了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研究，也引起本地学者兴趣，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香港并非「经典」意义上的「殖民地」。可是，这些研究和讨论，对於香港这个地方「非典型」的「殖民」性质，却少有探讨。这种情况导致两种不同后果：要不是将「殖民」一词，视作意义清晰，并用作强烈价值判断的政治用语。要不就是悄悄将殖民性质，殖民经验存而不论，例如简单地称香港为「现代城市」。政治评论员洪清田1994年在明报发表一篇文章，就以《不是殖民地，何来殖民统治》为题，反驳李鹏说要终结香港殖民统治的谈话。1事实上，香港学界对香港「殖民性质」（coloniality）缺乏细致和全面的了解，令得关於后九七香港社会趋势的探讨上，出现两种至少是字面上对立的描述，其一是「再殖民化」（出自香港基督徒学会1996年所编一书的标题《再殖化边缘的香港》（郭乃弘，1996）和「再国族化」（马杰伟，2006）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无意讨论这两套观点的实质内容，只是想指出两种说法都隐含了「殖民」与「国族」乃二元对立项的假设。

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说预设了殖民过程是导致国族身分缺失的原因，而终结殖民状态，乃是国族身分复归。与这二元对立紧密扣连的，是西方（殖民）与中国（国族）的对立。在这对立项的框架底下，香港被视作「西方」与「中国」两大地缘政治实体之间相互角力的磨心或夹缝。笔者无意复述香港过去十多年环绕「夹缝」想像的有关讨论，在这种想像中，香港被视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2我的论点毋宁是想提出，上述争论所依赖的二元化空间概念，可能无意中遮闭了关於香港这个生存空间的另一种考虑。我在本文主要想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或许应该更多考虑香港作为一个「城市」，或者更进一步，将香港视为一个「殖民城市」，研究它的经验特质。我认为，把将香港视作一个「殖民城市」，而非一个「殖民地」，或者可以开发更多反思的空间，有助解决香港研究的某些概念上的困难，利便香港疏理自身在过去或未来的政治定位。

事实上，自九七主权移交以来，一种新的城市政治想像，正在香港迅速冒起。「城市」已经作为一主导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取代国族、西方、夹缝等等术语，成为香港认同和文化身分角力的新焦点。一方面，有董建华时代遗留下，要将香港建设成「亚洲的世界城市」的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也有来自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对城市政治、城市议题、城市社会运动等的积极投入。一种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城市意识，城市政治动力，正在浮现。本文重点在於为这个问题提供历史和概念上的疏理，目的是为这种新兴起的城市意识，提供一些对照和比较的思考空间。

香港特色的殖民城市

事实上，将殖民城市作为一个分析焦点，始自人类学家Redfield和Singer（1954）区分出被西方殖民宗主文化严重改变和瓦解的变异城市（heterogenetic city）与固守原有文化的直生城市（orthogenetic city）地区，后有Abu-Lughod（1965）分析西方城市形式如何引入非西方地区）、McGee（1967）指殖民城市的功能在於成为殖民剥削的神经中枢，及至Ross和Telkamp（1985）对不同殖民城市作功能、性质等的分类。Anthony King（1990）则更提出世界城市体系的论说，改造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以城市作分析视角，探讨城市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解释殖民城市在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性，探讨殖民城市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

早期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不少批评者指责，过分以单一的资本累积形式或生产模式，作为解释世界体系发展的原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偏离了欧洲中心的近代史观，考察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如何在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产生互动，构成一个东亚的地区贸易网络。滨下武志的研究指出，香港虽然一直是在英国殖民式的统治底下，但香港对中国一直都起著重要的经济作用，是一个居於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网络的中心。滨下武志有关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突显了一种以城市为纽结的多向度历史网络分析，而不是以西方／国族二元对立的观点，或者简单的中心／边缘的观点，来为香港这个地方定位。

Anthony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也从批判华勒斯坦的经典观点出发。他认为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殖民城市的发展，也不是依从单一的世界体系逻辑，而是结合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宰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西方化」的文化趋势等多种原素，综合发展出不同的殖民城市形态。可是，不少香港研究虽然都有把香港视作一个「非典型」的殖民地的背书，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先去断定有一种经典的殖民地型态，然后推说香港是如何的不符合这个典型，而是去发展一个更宽阔的分析框架，以显出香港历史形态的多变性和独特历史特质。King的多元分析视角，可以警醒论者不应轻易把香港纳入「殖民／去殖民」的单元宏大历史框架，而忽略了在不同层次上的具体分析。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亦指出，对殖民城市的研究非但为了找出非欧洲的被殖民地区在欧洲殖民主义侵占下，如何形成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而是要更进一步说明，从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一般关系出发，探讨殖民城市和周边被殖民地区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从城市乃是要靠非城市所提供的剩余所供养，以及需要驾驭非城市的腹地才能发挥其功能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城市都具有某种殖民性质。而这种性质并非源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虽然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这一段历史，曾深刻地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逻辑来强化及重组这些殖民关系。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就是要在一个全球层次上，考察不同地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盘剥关系、宗主国城市和殖民地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扣连在一起。这种层层叠叠的剥削关系，合组成一幅复杂的殖民权力图画。它容让我们以殖民关系来重新审视空间关系，却不是将「欧洲／非欧洲」作为殖民历史不须置疑的分析单位。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殖民主义历史简单等同为「西方帝国主义强权欺压」的历史。发展这个分析视角，更有助於我们更细致地说明城市牵涉到的多重复杂的殖民权力关系，以及香港殖民历史经验错综复杂的性质。具体来说，单单将香港看成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扩张过程的产物，并且以为这个大论述所说的就是香港殖民经验的全部，我们就容易忽视了，香港的殖民建构当中华人所占据的角色、利益和位置。

华人与作为文化的殖民城市制度

首先，香港华人土著居民不多。虽然不至於如英人所描述乃荒僻小岛，但事实上土著和外来殖民者的对立关系，在香港岛甚至九龙半岛割让开发的初期，都不是主要的矛盾所在。相反的，不少在中英交战期间，为英人充当间谍、提供补给的华人，也正是香港土地开发初期，英国人的同谋者和得利者。此外，作为一个主要为鸦片贸易提供服务的港口，香港吸引了不少周边华人来港从事鸦片贸易。其实香港这种早期发展模式，也只是个多世纪以来，鸦片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开发，华洋分沾鸦片贸易利益这种模式的延伸。十九世纪更为往后的阶段，买卖苦力的贸易急速发展，成为香港除鸦片贸易外另一主要经济支柱，这门生意也是华洋利益分沾的。华人自治组织如文武庙、东华医院等，更在某种非正式的华洋分治形态下，孕育出香港本来没有的华人特权阶层，发展出香港特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由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华人买办阶层，垄断了参与政府施政决策的渠道。

事实上，除却经济上吸取周边腹地生产的剩余之外，Anthony King亦特别指出殖民城市在帮助扩散一种跨国的资本工业城市文化，当中包括各种生产技术、组织制度、城市规划方式，以至建筑方法、卫生管理制度等。这些意念和意识形态的流通，实是认识一个殖民城市不可或缺的部份。事实上，香港开埠的头半个世纪，已经渐次发展出一个在英国总督拥有无可挑战的宪制权利下，至少容让部份华人精英可以参与的政经决策结构。也逐渐在这基础上，以本身的制度、组织和市政管理，体现一种文化领导的角色，影响中国（包括南北各方的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无论是较保守的张之洞、鼓吹维新的康有为，及最后走上革命之路的孙中山，都在香港获取灵感、启发，并借香港为基地，开展文化宣传和知识工作。王韬办循环日报，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的先锋。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也是以香港作为宣传革命之地。当然不可忘记的是，香港大学是大不列颠帝国当年在整个东南亚殖民地带设立的首间大学，而华人商贾也是这项当年被视为大英「帝国资产」（imperial asset）的积极筹划者。3

或者，香港大学筹建运动中出力最多的何启，可以说明香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为身处一个衰落帝国边缘的殖民城市的地缘政治想像。何启是香港举足轻重的买办阶级代表，也是继伍廷芳之后获英人委以重任的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他和伍廷芳一样是港英政府积极培养的双语精英，在英国修得律师资格。但他不单关心香港政事，更与中国各界官商广泛联系，利用香港英文报章议论中国政事。在后期收录在《新政真诠》（何启，1994）一书（经胡礼垣翻译）的文章中，何启力倡中国开议院、建铁路、办日报。他反对官督商办的、不准洋人入股铁路的保护主义政策。主张中国地方财税应由地方自行运用。他反对革命党的排满主张，但也反对洋务派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抨击清政府外交部官员思想抱残守缺。

在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类法当中，何启是一名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改良派。然而，仔细阅读《新政真诠》的有关文章，更会发现他在一系列关於中国全国的国策建议之间，其实贯串著一种鼓吹地方分权的思想。他主张将中国瓜分为四大政治区域（都会），在各政治区域，按层级建立议会制度和行政机构。以限制被选人资格的方式，选举议员。不过，最有趣的地方，乃何启提出「批赁之法」，以开民智。他说：

「批赁者，谓国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赁而听各省之民承批，或各省之民愿批其地而向国家赁取也。批赁之期或为永远，或为百年，或七十五年或五十年，而莫不有章程，订立斯固因时制宜，因地制利，因事酌裁者也。」

《新政真诠》各篇写就的时间乃晚清最为衰弱的时刻，因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甲午一战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香港一城之版图，亦因英国自清朝承租新界，签订新界租约而得以扩充。何启批赁土地的建议，明显地是参照香港经验而来。而整个地方分权的构想，也先导了其后民国初年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出身香港华人买办的何启与伍廷芳等，亦曾暗中得香港殖民政府之支持，筹备广东独立。

我想说明的是，在上一个世纪之初，以何启为表徵的香港买办阶层的政治地理想像，绝对没有半点视香港为边缘地方的色彩。何启的政治思想，说明他既非号令全国以求翻天覆地变革的革命派，也非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因为"改良vs革命"的叙事架构，并不能解释他的思想和主张当中，紧紧地与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具体经验、制度和利益扣连起来的这一个方面。

相比於那些从欧洲的学理中，借取共和、人权等大理念以支持维新或革命的中国思想家，何启并没有提出关於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面图像，所以他虽然认为参政是自然基本的「民权」，但他也和当时宗主国的民主议会理论家一样，认为这些权利在殖民地施行时应有所限制，所以他也主张要为参选人设资格限制。所以，虽然他步步试图说明议会选举的理论基础，但他并没有超出他作为香港这一殖民城市所培养的「土著绅士」视野。他的民权主张及议会创设建议，没有不为建设一个有利於以自由贸易来打开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及在帝国庇护下的华人商贾利益的自由贸易制度服务。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向中国推销设立以「民权」为本（保障包括财产权等之「自然权利」）的议院之议，其关键乃是「开启民智」，一如当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以身负白人使命，以「文明使命」教化野蛮土著的主张如出一辙，却没有丝毫动摇君权的「民主」远景。因为，激进主张势必动摇中国和英国两大帝国过去的合作关系，也不利於以香港为中心的殖民城市的利益。所以，他所著重的反是地方分权思想，集中於按区域瓜分经济利益，他没有关於共和制度的完整说明，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并非城市的平民自治。

自治城市：西方VS亚洲

另一个有助於从城市角度反思香港的文化政治处境的，是古典社会学大师韦伯。韦伯在《城市的类型学》（1993）中，认为虽然城市发展的起源可以有多种，但城市之为城市，而非仅是居住的聚落，乃在於城市拥有地方的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制定自主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但并非所有经济性意义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拥有政治行政意义下一种特别身分的要塞，在历史上都曾经形成一个城市的共同体。他认为，城市共同体的形成是需要更多有利条件的，包括：较强的商贸关系、防御设施、充分发展的市场、城市自身设立法庭或法律体系、一种把城市组织起来的团体形式，及至少部份决定城市自身事务的自主性，城市由市民参与选举产生的机构所管治等。而依此定义，西方中古时期，也并非有很多地方能成为城市共同体，而东方世界则更从未形成真正可称得上是城市共同体的东西。当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亚洲城市并没有出现相互结连，以使城市人和乡下人区别出来的城市人团体组织。

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其实仍属於自己的家族，或者祖先庙堂所坐落的村落，城市市民往往和他们长期维持紧密关系。就算城市居民或会从属於城市当地的职业团体，或从属於城市内的行政区域、里弄，但根本不具备可与中古欧洲相比的城市法，而具有法人团体（corporate）性格的城市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在一些大型商业组织的城市，个人以城市市民参与城市自治的程度，可能还要比起乡村为低。因为在亚洲，城市通常是君侯的要塞，君主派来文武官员管理，并拥有所有的司法权。对韦伯来说，亚洲城市并不存在可以代表市民共同体的组织，而作为一种城市人特殊身分资格的市民权利（citizenship）观念亦欠奉。氏族与职业团体才是共同行动的发动者，而绝非市民阶层本身。韦伯还说，如果说亚洲也存在自治的话，它也仅属於职业团体或村落，而并非出现在城市。

韦伯的比较城市研究，是在一种东西对比的大论述框架下进行，他也没有谈及殖民城市的经验。然而，韦伯开展的这种城市政治的比较分析，有助於我们了解西方意义下的城市自治、市民权利的存在基础，并进一步考察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政治及文化特质。

香港并非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城市，所以在英治的一百五十年内，不能以一般亚洲或中国城市看待（当然，在香港重新投入作为中国一个城市之后，在中国关於城市的传统想像之下，能否走出韦伯所述的亚洲／ 东方城市的宿命，乃是后话）。它在英治时期，急速发展成鸦片和苦力的转口港，也妨碍了这个殖民城市发展出自身成熟的城市自治共同体。

虽然，史家每多称道香港很早便发展出华人自治的组织，但这些华人组织，不单没有减弱城市中的华人与内地的氏族和乡里之间的联系。而香港的殖民性质，也决定了这种以种族分隔为前提所发展出来的华人自治，不单没有提供有利条件，让城市整体的自治制度得以发展，亦做成香港内部的华人与非华人社群之间，出现相互猜疑的局面。东华医院成立后势力过急上升，欧籍社群心生疑虑，游说殖民政府加以压抑。於是，殖民政府更为担心下放地方权力，会进一步做成各大小种族之间的相互对立。当后来何启和华人买办阶级，都主张中国要减低中央集权，认真发展地方自治和议会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建言反而只是针对中国，而不是他们身处的香港，从而推动建设香港本身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与其是发展属於城市市民整体的自治理想，这些殖民华人精英，更关注仰赖英国人在香港统治所给予他们的优势地位。

香港在二十世纪进一步向商业和工业城市转化，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口上升，也没有把香港的城市市民，和他们原来从属的氏族和乡里组织中脱离出来，反而在频繁的交往和迁徙流动中，这些关系更形密切。按照韦伯的分析，这些连系正是亚洲城市难以发展出强烈的城市政治自治诉求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连系并不利於孕育独特的城市公民主体性。而事实上，在香港式的殖民权力架构底下，英国人利用自身培养的华人政治精英，实行「间接管治」原则，只有助於模塑一种特有的望族和门阀结构，形成「高等华人」的贵族身分，障碍了平等市民权利观念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充分发展。而何启向中国当政者推销的那种有被选人严格资格限制的议会选举，也可视作西方特别是英国传统中城市望族特权的引伸。

何启关於批赁土地之倡议，既呼应著当时新界租约的签署，也是参照了某些欧洲中古城市的历史经验而得出。韦伯在《城市类型学》中就指出，欧洲不少城市的初期，乃是由企业经营者向庄园领主或君侯取得开设市场的权利而发展起来。而城市自治的市政特权，最初也是从某些身分团体（estate）特权的方式向特许经营（franchise）的方式转化而来。何启当年批赁土地的建议，在中国传统中，实属闻所未闻，显见何启实仿制了某些欧洲城市的发展经验。然而在殖民主义和没落的满清帝国的环境下，能够实现租借土地以扩建城市（香港）的，就只有靠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武力而已。何启政治思想当中内含的城市政治想像，在当时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香港提出，一方面是香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殖民城市力量上升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它却是稼接在何启向中国朝廷的建言当中，虽然充满内在矛盾，但却是香港殖民城市本身的矛盾性格的产物。

从城市到本土·从本土到城市

不过，何启所代表的那种以殖民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在二十世纪无法在中国生根，原因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之后，一切地方或城市的自治方案，都给打成「军阀割据」的标号，以大一统为重心的民族主义，亦以反帝国主义为号召。香港的城市地位和地方意识，亦很快被这种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贬抑为边缘。

在香港，二十年代中共推行的激进左翼路线，首先在香港获得了最重大的成功，激起省港大罢工，矛头不单只针对资产阶级，更指向英国帝国主义。往后，夹杂在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下，以香港作为一个有别於中国的文化及政治实体的政治想像，基本上已经消失。往后，在三、四十年代相继大量南来的作家、文化工作者，大都是身居香港却心怀中国。虽然五四运动对香港的直接影响甚小，但南来者多身负五四的前卫风尚，以强化现代统一中国之文化基础为务。流风所及，一切香港的地方特性、城市意识、平民文化，往往是知识分子排斥与批评的对象。三十年代有国民政府对粤语片的禁拍令，四十年代有左派阵营对方言文学的抑制。可见无论左右派的文化政治论述，都心念中国的国家民族。四十年代抗战、五十年代难民涌至，香港的人口及社会构成，又经历另一次大幅转变，彻底地成为新移居来港者暂借的时间和暂借的空间。香港作为一个完整意义（韦伯）的城市，倒退至稀薄定义的「密集的『聚落』」。政治认同的分裂，难民的寄居心态，冷战主导的文化对抗，城市共同体更无从谈起。

六十年代之后，浮现了本土一代对自身身分认同的重新思索，复现了以香港本身作为思考谈论对象，并有关於香港城市特质和日常生活的考察。而所谓本土一代的思想，都是以香港作为一个生於斯，长於斯的「地方」（place）为基调的思考，强调本土的生活方式、本土的认同、对本土的归属感等。这套本土话语的出现，既要反思，也要确认香港种种「非中国」特性，要确立战后二十年代一度被冷战、逃难等环境所遮没、遗忘掉的「中国性」。本土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可说是同步成长。处身晚期殖民统治的港英政府，亦在七十年代开始，明显地介入建构「香港归属感」，「香港市民」意识亦逐渐产生。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出现，香港人口的族裔身分和市民身份呈现前所未见的矛盾和张力。港英政府所主导的「香港市民」意识，亦进一步转化为更鲜明的「香港人」意识。五、六十年代一度通行的「香港居民」称谓亦渐次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概括地单称的「香港人」身分。而由於中英谈判当中，一直悬著一个究竟中、英之外有没有一个「香港代表」问题，「香港人」在政治谈判桌上的缺席，反更使「香港人」在其他各种文化政治的渠道争取现身。

在八、九十年代背景底下形成的「香港人」是相对於「大陆人」而建构起来的，也承继著殖民城市对落后周边地区的优越感。例如政论家洪清田就经常鼓吹应大大开展「香港学」，国内则应再造多几个香港。他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大香港主义就是好」，他的一本文集更以《中方入港寻方向》为书名。很显然，这种论述都有明确的城市文化政治考虑。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方面有九七的心理危机，另一方面却有股市楼市的超级增长，所以洪清田这种战略上的自我膨胀，或可视作一种偶然的时代产物。然而，散见於其他当时对香港城市认同肯定的讨论，其实都有意无意地，承袭著一百年前何启的基本论调，将香港城市的体制和组织本身，视之为体现了比「大陆」这个地缘的他者（geo-political other）更为优越的文化。虽然，这套政治修辞一方面要将香港的殖民性质否定掉，但它所肯定的「香港文化」内涵，却无不是对香港殖民经验和殖民历史中建立的制度，视为香港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切合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身分。

在以制度比较为主导的香港城市意识浮现的同时，八、九十年代也激发了大量关於香港文化、香港经验、香港生活方式等贴近日常生活层面的探讨和创作，而学术界亦发展出以中产阶级作为新一代香港主体的论说，共同塑造一种以感情为基础，而非单以制度比较为基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而英国人为了光荣彻退，也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开始引入地区选举，为市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架构，为香港这个由殖民门阀贵族、「高等华人」所支配的城市，打开了市民参政的缺口。七十年代居民运动为主的城市社会运动，也是以建立社区组织，增强地区认同，间接亦加强香港城市整体的地方感的建立。

对城市管治体制（例如法制和基本自由等）的确认，加上由一种时代危机感和参与和改革空间所促成的地方感上升，驱使一个城市共同体意识浮升。但很显然的是，在殖民／国族（亲英／亲中）二分法所支配的论述框架下，这种城市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一种明显的政治表述方式，高举以城市作为政治旗号的尝试，就更是凤毛麟角。唯一的例外是《号外》，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要突显和塑造香港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刊物的英文名称《The Tabloid - City Magazine》亦包含城市一词）。八十年代初，《号外》也是当时香港印刷媒介中，唯一刊文公开呼吁香港人自决前途的。当年《号外》刊有一篇题为《香港经验》的文章，作者努力褒扬香港人的城市意识，认为当时一些人对香港的批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反城市心态，他们对「现代大城市」的批评，其实以美化乡村来批评城市。（庞占士，1980）文章援引从Susanne Keller、金耀基，到Peter Berger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说明城市其实既有优点（比乡村更自由、更容忍），又属必要（工业经济起飞的前提），更是国际精神、自我超越的化身。文章说：城市是希望所在，城市是生命魔力所在（Peter Berger）。文章更呼吁，香港人应「建立自尊，看得起自己及自己的地方」。

如果从上面所述的韦伯比较城市政治分析出发，《号外》的出现可说标志著香港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再出发。虽然缺乏政治的表达，这种香港城市共同体的意识，却在八九十年代，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赞扬和维护的态度，以及对本土地方文化的珍惜和保存取向上，以零碎、片断的方式日益浮现出来。然而，这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片断式的价值肯定，却并没有一种整体方向，也没有建立整全的论述，涵盖这种城市意识的不同方面，以及疏解个中矛盾。换句话说，这种以回应时代政治挑战为主的文化自我肯定，并非由一种社群生活价值的自觉反思运动所主导。甚至，这种「肯定香港」的过程，往往只是把旧日殖民城市的想像遗产循环再造，以努力挣脱一种即将来临的，强势的中国主权观和民族想像。也就是说，这种基於九七危机感建立起来的城市共同体感觉，并没有深化香港人对自身的历史处境的认识，更没有加深香港人对不断变动中的中国及全球变化，发展深厚的了解和批判视觉。於是，香港人认同往往建立在浮浅的态度或性格上的选取，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感情价值连结，或者共同理念或事业的开拓。

如上所述，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在回归之后，过渡预期的政治灾难没有来临，却发现面临更艰巨的、不断在深化中的周边城市竞争大势。具体来说，当过去二十年香港人还以为自身居於「现代／城市」之一极，相对立於「前现代／乡土」之一极的时候，却忽略了新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前现代／现代」的区分，可以提供足够的分析。周边城市群的出现、追赶，以及全球化的经济重组，使香港不断要重新问，何谓使香港具备其与别不同的城市特质？城市特质究竟是使香港获得它的独特性（有别於乡土大陆）的原因呢？还是正因为城市生活方式和体制的趋同性、普遍性、环球性，而使香港慢慢失去它的独特性？

新城市主义：本土消失后的城市意识？
九七之后，一种新的城市话语，正迅速取代了原有中港关系的地缘政治想像。当香港的政治争论还是孤立地在法制的种种技术条文中，争论一国两制所涉的中央和特区权限时，一种新的城市话语环境，已经渐渐在更为广泛的话语空间形成。新的城市话语的流行，既因董建华政府於2000年开出将香港建成亚洲世界城市的野心计划，也配合著中国因为加入世贸而在国内激发出一浪又一浪的城市竞争意识。虽然董建华的野心与其能力成强烈反比，过高的想像反造成其力有不逮的反效果，但关於「城市」的讨论，却成功地成为今日香港政治和文化思考的主导问题意识。香港是否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香港能否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保持优势，不被取代？......这些问题不断在媒体、政坛、学界流传，渐渐置换了其他项目，成为香港文化想像的主调。

七十年代环绕「地方感」而建立起来的身分归属和认同，在这一波城市话语下备受冲击和考验。因为这一套新城市话语，正不断瓦解和重组话语和想像的规则，也直接的动摇了香港城市共同体的基础。原因是当下这套冒升之中的新城市话语（或曰新城市主义），并非由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所推动，反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某种派生物，将城市命运简化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一种「城市达尔文主义」（例如各式各样的城市竞争力排名）。这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化城市共同体的团结性（例如城市衰落的危机意识可以推动像七一大游行一样的短期全体市民动员），但也提供了机会，助长了城市管理人（urban manager）以竞争的名义施以行政独裁，以及瓦解城市过去的社会共识，制造城市内部的矛盾和裂痕。

在香港，一方面，以城市为单位组织香港的政治想像，置换了殖民／国族，以及中央／地方的对立张力。而城市想像，特别是「国际城市」的想像，亦调和了香港重投中国大陆主权之下而积累的不安。然而，香港人对於如何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并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建立共同体的感觉和自我认识，其实没有坚实的传统依靠（香港的过去是一种殖民的过去），更遑论组织力量，建立制度，以备取得自主自治的权利。

过去香港建立的地方感，视香港为家，今天对家的想像，却夹杂在城市达尔文主义的想像中，徘徊在「国际城市」与「中国城市」这两极。然而，在一百来年来，因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冷战话语遗传下来的想像传统中，香港除了认识香港本身是一个城市之外，对於何谓国际城市，何谓中国城市，能够答出的话都不多。但是，在各种各样城市比较话语（借用Benedict Anderson, 1998）的说法即是「比较的幽灵」）的缠绕下，香港人更感焦虑。难以回答的是，香港如何既非一个没有面目的「国际城市」，也非（又）一个「中国城市」。

在新的城市话语底下，重提独特的城市共同体，并不是要为香港重新界定一个令人联想到社群排他性的身份界限，而是要小心分辨喜爱一个地方和喜爱（一般）城市的差别。因为如果按上述那篇登在八十年代《号外》的文章的话语逻辑，亦即令我们引以为荣、产生自尊的香港，仅仅就是在於它是一个城市，而非一个可以更进一步说明的「地方」（包括它的传统或理想）的时候，我们也许慢慢会发觉，我们或者应喜欢更多其他的城市。而事实上，《号外》创办人陈冠中在九十年代发现，中华地区有更多城市的时候，他就更喜欢多几个城市。他也再没有坚持八十年代那种香港自决论，并且建议在城市之间，倡议一个梦想中的「波希米亚中国」，他最近的文章，更直接肯定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陈冠中，2005）我以为，从早期《号外》以批判国族主义为出发点为香港这城市定位，到今天将「波希米亚」建筑在「中国城市」的前提之上，是十分有趣的徵象。问题并不在於「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是否可欲，也不在於香港人应选择独爱自己的城市，还是多爱几个城市（又或者，辩论城市之爱本质上是排他的还是多情，甚至滥交的）。我想借陈冠中表述方式的转移为题，只想藉此引伸及提出一些疑问：波希米亚式跨城际浪游生活风格兴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作为自身的出路？还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淘空？以及作为一个行动、实践出发点的「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体的政治自治运动失去动力的徵兆？再者，在城市主体性正处风雨飘摇的时代，以世界主义原则作为城市文化政治的策略，其具体内容又应是甚么？......但更不可忽略的是，对这一切疑惑作出回答的大背景，其实正是一个从没有确认任何城市自治权利的中国。

以「一个城市」而不是仅以「香港」来思考自身，在今天已不单香港身分究竟是「城籍」还是「国籍」的问题（西西《我城》（1999），而是包含著多种交叠和互相矛盾的涵意。肯定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生活在这些错叠、多重，甚至吊诡的空间配置（spatialities）当中，问题只是我们能如何把文化政治论述中隐含的空间配置松动，以释放想像反思的空间，构想更佳的文化政治策略，干预对存活空间的霸权建造。

注
1. 熟悉洪清田政论观点的，都知道他视香港为「现代化」的典范。

2. 可参閲叶荫聪（1997），孔诰烽（1997）。

3. 见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28): Hong Kong University as an imperial asset.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下）

2月22日 星期二 00:20
民國初年制定的國語（老國音），有恢復漢音的崇高文化理想。後期的國語（新國音）、普通話，卻指向毀滅漢字，釀成中國文化的災劫。普通話淘洗了漢音的入聲、合口音和尖音，口語節奏平板，四聲中有三聲高音，講話輕飄無根，如同滿洲太監。其他漢語方言語音豐富，如粵語的「大地在我腳下」一句，全屬低音，音義合一。黃霑 的《滄海一聲笑》，歌詞用粵語誦讀，幾成曲譜。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的差別不大，無音樂感，讀詩唱曲，失其韻味。

普通話的聲母韻母較少，輕聲、第二第三聲以及ie與ian；z 與zh；en與eng等，語音區別不大，以致同音字、近音字太多，口語交流，錯漏百出，特別是要求字詞準確的文史交流和科學交流，用普通話開會，無稿不行。為免誤解，即使是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也要緩緩而進，經常毫無必要地停頓（拍掌位！），難免使南方人懷疑北方領導人的智力。普通話影響之下，慷慨激昂的演說，在中共政壇消失，因為無論字詞如何激烈，用普通話讀，都是軟綿綿輕飄飄。毛澤東 在天安門 城樓的喊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聽來荏弱不堪。

五千多個生僻漢字，普通話的讀音分辨不出，於是很多粵語用的字或成語，普通話不能用。如白駒過隙的隙字，粵語是罕有的gwik1，普通話卻是常見的xì。為了辨義，口語常用複詞表達，放棄音義自足的單字，例如縫隙（隙）、虛假（假）、沒有（無）、不一樣（不同）、屋子（屋）、盜賊（賊）、人員（人）、鮮魚（魚），鱔魚（鱔），令句子冗長，連帶書面語的句式也變得僵硬拖沓，不忍卒讀。

一九二三年制定的新國音（後來的普通話），路徑錯謬。新國音取法俄羅斯 、法國 和日本 ，取京城口語為標準音，殊不知俄羅斯、法國和日本的京城音是本族音，少有外族干預，而且期間少有遷都以致變音的事。中國的北京 城，本來是外族聚居的幽燕之地，明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已使漢音備受胡語干擾。滿清統治之後，更以滿洲學生拙劣的漢語口音來規限漢人老師的口音，變夏為夷。

然則，漢音也不能以南京官話為準，因為漢音有韻書與舊讀的歷史傳承，是受過教養的漢語（educated Chinese），故此應是匯通士大夫的口語來制定，而不是以一地的語音為準。以英國 為例，標準英文也是英皇的、受過教養的英語（educated English），而不是首都倫敦 的土語（Cockney English）。

恢復漢音，反清復明，當務之急，是保護方言，鞏固漢音庫存，然後在公共空間放寬普通話的標準要求，容許各地方言的人將方言特色融入普通話，使得普通話的實際語音豐富起來。其後，是用一九一三年制定老國音的方法，由音韻學家制定具體方案，試行推動新的漢音。最後，廢止現行的普通話。情況猶如局部恢復正體字（繁體字），匯通使用之後，廢止簡體字。以五十年時間竟其大功，漢字漢音復正，中華文明光照天下。

学习新技能必看的40个网站

小茶儿
于2010-07-18 14:27:19翻译 | 已有1516人浏览
非常值得收藏的40个网址，有大量的视频教程，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烹饪食谱、计算机与软件、个人励志、语言学习、名校课程等方面。
Tags:网站 | 生活 | 学习 | 小茶儿 | 新技能


强大的网络资源可以帮你轻松地学习新技能。只要知道网址即可。当然，你可以用谷歌、雅虎或者Bing去搜索学习新技能的网站，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帮你节省点儿时间。
这40个网站是我过去几年学习新东西时访问过的。
1、改造一整天（Hack a Day） – 这个网站每天都发布选自网络的奇特改造（简单教程），每周有一个“如何改造”的详细教程。
2、e指南（e How） – 这是一个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搜索和分享的在线社区，也可在此讨论完成日常工作和项目的办法及技巧。
3、连线维基指南（Wired How-To Wiki） - 和连线的编辑们合作，帮他们扩展项目、方法、窍门和建议。浏览无数的指南文章后，你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也可以撰写一篇新文章。
4、 《爱上制作》杂志（MAKE Magazine） – 将DIY的思想运用到生活中的所有技术中去。这个网站有许多很酷的DIY项目，可以帮你充分利用你已经掌握的技术。
5、每个人都应知道该怎么做的50件事（50 Things Everyone Should Know How To Do） - 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这里列了每个人都应知道该怎么做的50件事。这是学习新技能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6、维基指南（wikiHow） - 用户通过合作建立和分享全世界最大、最高质量的指南手册。
7、生活骇客（Life hacker） - 一个获奖博客，每日更新小贴士和简便方法，并可下载那些帮你更聪明、更高效地完成任务的资料。
8、100个以上帮你节省时间的的谷歌搜索技巧（100+ Google Tricks That Will Save You Time） - 如今，知道如何有效使用谷歌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这里列出了所有与谷歌相关的资源，足以使你成为顶尖的谷歌高手。
9、制作吧（Instructables） - 与《爱上制作》相似，这个网站提供的是一个网络共享平台，充满热情的人们在此分享他们制作的东西及方法，也可以向别人学习或者共同合作完成一个新项目或者学习一门新技能。
10、韦氏在线（Merriam-Webster Online） -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你的书面英语交流能力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技能。这个网站是你提高英语水平的理想资源。
11、动动脑（Lumosity） - 通过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大脑训练游戏改善你的记忆力。
12、男人应掌握的100个技能（100 Skills Every Man Should Know） - 指导你学习新技能的一篇补充文章。它认为这些技能是为男人而设的，但我觉得其中的大多数技能也适用于女人。
13、5分钟生活视频百科（5 min Life Videopedia） – 大量优秀的指导与DIY视频。
14、它是怎么工作的（HowStuffWorks） – 知识就是力量。虽然这个网站不一定能帮你学习新技能，但是当你在浏览时会得到许多对学习新技能有用的信息。
15、偶得（StumbleUpon） - 将与你兴趣相同的网友花费无数时间搜索得来的网站汇总推荐给你。它其实是个推荐引擎。用户通过提供他们个人推荐的值得访问的网站，加装这个插件。如果你选择诸如“自我修养”和“DIY”这样的主题和兴趣标签，你可以立刻学到新技能。
16、工作（Work.com） - 涉及面非常广的创业指南目录。
17、怎么做（Howcast） - 既有专业的视频教程，也有共同编写的指南。这个网站将用户的想法和专业的视频教程相结合，内容绝对精彩又丰富。
18、视频汇（VideoJug） - 这个网站上的视频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提供资讯的“基础指南”和“专家咨询”，这些可以逐步指导你完成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19、使用（MakeUseOf） - 一个很受欢迎的博客，每日发布超酷的网站和计算机使用技巧，可下载使你更具生产力的学习资料。可以学到大量独到的建议和窍门。
20、想知道怎么做（Wonder HowTo） - 这个网站坚持一个明确的组织原则：汇集和链接那些你可以学到新技能的真正优秀且免费的视频教程。
21、SuTree – 另一个有用的网站，汇聚了网络上的海量视频教程。
22、禅习惯（Zen Habits） - 最好的关于个人能力与自我修养的博客，它在我们喧嚣的生活中寻找简单。清除混杂，我们才能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上，才能创造出令人惊异的东西，才能找到幸福。这里有海量的学习资料。
23、学术地球（Academic Earth） – 顶尖高校的在线课堂和视频课程。
24、About网视频（About.com Videos） – 又一个视频教程集锦。
25、PC世界指南（World How-To） – 大量关于安装和修理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实用指南。
26、Spreeder – 这个网站只教授一种新技能：快速阅读。在这方面，它做得非常好。< span o<>
27、Woopid – 可免费观看技术培训视频。有个人计算机、苹果计算机以及各种实用软件的视频教程，提供关于计算机和小机件方面的帮助并回答相关问题。< span o<>
28、DIY网（DIY Network） - 网站定位是那些改善家居的项目。这个网站对DIY迷提出的最受欢迎的创意项目问题提供专业回答。< span o<>
29、Scitable – 免费的自然科学图书馆和个人学习工具，目前专注于遗传学、进化论、变异学以及生物复杂性等领域。这个网站也期望将内容扩展至学习和教育的其他领域。< span o<>
30、烹饪大全（All Recipes） - 全面指导食谱和烹饪秘笈。如果你想厨艺更进一步，那就要访问这个网站。< span o<>
31、43个文件夹 （43 Folders）– 与其说是学习新技能，这个网站更主要的是激励你达成目标。但是我认为达成目标也是一门技能。多数人永远都达不到。< span o<>
32、无言小鬼（Dumb Little Man） - 又一个能极大激发个人能力和自我提升的博客，有大量实用资料。< span o<>
33、苹果高校（iTunes U） –包括斯坦福、耶鲁和麻省理工在内的无数高校通过这个网站发布讲座、幻灯片、电子书、电影、巡展以及有声读物。仅自然科学区就涵盖了农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 span o<>
34、美国手语浏览器（American Sign Language Browser） - 在线手语教学。< span o<>
35、BBC语言（BBC Languages） - 在线自学新外语。< span o<>
36、美味常用书签DIY（Delicious Popular DIY） - 有大量网友们常用的DIY文章书签。< span o<>
37、可汉学院（Khan Academy） - 超过1200个视频教程，内容涵盖自基础算术、代数至微分方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金融学。海量教育资源助你学习新技能。< span o<>
38、幸福项目（The Happiness Project） - 学习创造幸福生活的必要技能。< span o<>
39、如何做事（How To Do Things） - 另一个丰富的教程指南汇集。< span o<>
40、教我做（ShowMeDo） - 网友上传的针对免费软件和开放源码软件的视频教程和截屏教程。大多数可免费观看和下载。

歷史 旁觀

【明報專訊】偷偷在公司開個視窗看埃及直播。上星期四晚，一邊看潮水湧至的Twitter，一直聽BBC直播到清晨5:30am，傳言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飛了一整個晚上。正打開薯片汽水熱烈慶祝獨裁者下台之際，總統像董建華一句﹕留下比離開更需要勇氣。Oh Jesus！看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潮水般的人海由冷靜到激動，民眾怒向穆巴拉克影像扔鞋……拿開耳機一轉身，整個城市死寂無聲，只有一個人在關心。原來，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打算見證歷史時刻，變相看到了當權者的鬧劇。輾轉反側的那一晚，和網絡上的一眾旁觀者乾急，就像馬嶽《寫在五一七》的呼喊，「What will work？」，50萬人516投票後又怎樣「我們可以再做什麼？」特權和功能組別仍舊像長黏地上的香口膠剷不走，穆巴拉克仍舊理直氣壯要嚴懲示威者，石牆永遠是石牆。就算Twitter每秒鐘增加#Egypt #jan25 3萬多條，鬧的鬧諷的諷，都無法改變事實。明天太陽一出來，大家繼續上班，什麼也沒有發生。

真主保佑，星期五晚，穆巴拉克還是要和董伯伯下場一樣﹕離開，滾，下台。

專家分析美國人多數只從霍士新聞頻道了解中東政治，誤以為阿拉伯地區有民主，極端伊斯蘭分子就會掌權。如果美國人對中東埃及無知、香港人對埃及又有什麼理解？香港人視埃及為新春旅行特價19999元的集郵式景點﹕金字塔、騎在駱駝上拍照，或許逛過博物館，但不關心圖坦卡門法老像失竊。不幸的是，港人對這些歷史動盪的大時代視為走難，還以頭版多謝阿爺派包機，盛讚此舉是「史無前例之完美安排」，「有如此國家及特區政府的照顧，香港人真有福」。

一臉埃及人的自豪

「Technology revolution , no blood, young people！」鏡頭一轉，解放廣場上的受訪者用有限的英語，向BBC記者激動地擠出幾個生字。從他的臉上，感到對身為埃及人的自豪。我們什麼時候為我城感到自豪？不斷翻炒被政客提在口邊的七一遊行？還是不成氣候的東亞運？

令埃及人自豪的，是他們用18日改變歷史，我們用20年爭取民主；埃及人用facebook、Twitter和平革命，我們標籤苦行很激進；埃及運動領袖、Google推廣部的古奈姆（Wael Ghonim）向世界各地的埃及人呼籲﹕「年輕知識分子，回來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吧」，我們的愛國政務官就選擇6時正播國歌。相比之下，我們沒有資格歧視中東人為「阿差」，如內地微博一句﹕四大文明古國只剩我們一個不文明了。

香港人視若無睹，是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基因，對不公義免疫？埃及人，向突尼斯和塞爾維亞青年取經，你教我組織動員、我教你網絡翻牆。而自稱擁有世界視野的我們，有否向身邊地區取經？港人學習台灣選舉，學不到成熟民主的高投票率，學不到由選政治明星昇華到選議題，只學到政黨對決分裂。五都選舉連勝文中槍後，大選更被抹黑成台灣的民主惡果，難道沒有人察覺台灣20年來對民主的追求，沒有人質疑港人沒有一人一票？

港人心灰只會離開

皇后天星菜園村，強拍逼遷高地價，地產霸權把我們人際網絡連根拔起。但香港人很懂得安慰自己，對自己土地無能為力，也喚不動人們對我城的情感，那就齊齊事不關己，就不會失望。香港人面對政治前景心灰意冷，最大的Show Hand籌碼，只有離開，移民，而不是改變現狀。想起英國《衛報》評論員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的一句﹕「開羅民眾不需要政府認同，他們已否定了政權；他們不需要新政府聽取民意，他們要重新塑造整個國家。」相比起高鐵包圍立法會門外卑微的苦行，人民叫嚷的不是「特區政府倒台」，而是「對話」，年輕人帶卑微的願望——溝通，卻換來了車人亡之責。教人如何不冷眼旁觀，自我隔離？

這冷淡，完全反映在對埃及示威上，懶得理會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有人因恐懼流血衝突武力清場；而有掌握權力的既得利益者，不希望看到任何「推翻」「新時代」「人民力量」等字句，股市停市一下午他也無法想像，何是18天。

我們是否無動於中？其實我們怕得要死，新聞標題一出「坦克」二字，該新聞點擊率立即升。「廣場」、「青年」、「反貪污」似曾相識，我們不敢談、不去想、不接觸，不等於埃及不會刺痛我們的心。編輯室總是傳出「鎮壓呀」、「坦克呀」、「六四呀」等猜測，壓根是一種民族血液裏的恐懼，一些清洗不去的血。受壓榨而爆發示威衝突的下場，就像命中注定要失敗、要流血、要軍隊。這夢魘，壓了中國人二十多年。

血液中的政治恐懼

今日一代認了命的香港人，會苦口婆心「唔好搞咁多事啦！」。近年80後走上街頭，追求公義，為事不關己的人發聲。這班初生之犢，彷彿掀起在位者多年前的潛意識﹕開罪權力、不得好死。不惜一切去打倒冒出來的，根絕任何反對和變革的聲音，彷彿年輕人不起來，廿年前的事就不會發生。評論員說﹕「全世界也在看埃及，人民一定會勝利。」真的嗎？20年前全世界也在看中國……

幸運是，軍方沒有開火，沒有大開殺戒，20年前我們失敗了，今天他們成功了。人民對暴政的容忍崩潰時，打壓只會造成更大的反彈。今天埃及決定不再接受威權式的管治，走上街頭爭取當家作主。轉眼間巴林血腥清場。一人倒下萬人起，也門、約旦、利亞、阿曼……希望還有中國。

文 國際版阿靜

蓉勇大戰

2011年02月20日
蓉勇大戰，人肉搜索出來，原來在香港毆打新移民女導遊阿蓉的大陸男客阿勇，是安徽一家人民法院的司機，還開了一間「文化傳播公司」，有幾百萬人民幣財產。
旅行，本來是開拓眼界，啟迪思考，像十九世紀西方的傳教士來到北京和江浙，促成文明的交流進步。但今日「旅遊」，連觀光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掃貨購物。而且從掃上層西方名牌手袋，往下掃到奶粉、杯 麪、 衞生巾，只要不是中國製造的日常用品，都要，難怪香港人視同外星人的侵略。
這哪裏是「旅遊」？是佛家六道中的餓鬼道。住在香港，天天看見餓鬼道現世，也是一種機緣。
今日的香港，會不會漸淪為佛家講的「五濁惡世」。
哪五濁呢？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劫濁，就是人類處於一個紛亂的時代，其實由鑽木取火開始，人類時代一直沒有不紛亂過，劫濁為五濁之首。
見濁，就是見解的顛倒、是非價值的徹底混亂。把「旅遊」打造成「零團費掃貨黃金團」，即是無數「見濁」之一。
有了見濁，必然有煩惱濁了。「零團費」這等中國式的創意，把事情做絕，自以為聰明，卻招來沒完沒了的辱駡、毆打、賠錢，本來已經有「發水樓」和地產霸權的民怨了，戾氣自然加劇。
戾氣散播，特區政府又變成守財奴，很好，擴大為「眾生濁」。高官說話顛三倒四，行政管治與「旅遊業」一樣無章法，富豪幾房妻妾爭家產，富有富的凶戾，貧有貧的憤慨，此為「眾生濁」。
眾生濁而必然命濁：房地產加股票，中國人的生命觀更淺如蜉蝣，通通炒短線。最後回到總的劫濁：全球經濟只看中國消費的「火車頭」，網絡掏空了人的靈魂，冰山消融，動物神秘大批死亡，末世心理瀰漫，人人都有預感：這個地球，快完了。
只有勇哥這類豪客，認為處於二千年未見的盛世，那是他們的自由。如何離濁惡、覓清善？凡事朝好的方向想：譬如中央電視台不斷抹黑香港，少一點大陸掃貨客，好極了，「零團費」就會蒸發，香港沒有了掠食式的「旅遊業」，五濁至少減幾分。
華嚴經裏的「淨行品」，就是講心境，即 Think Positive，香港的旅遊業早點垮掉，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貪嗔痴少幾分，哈哈，總是好。

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 陳雲

2010年5月18日 – 信報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黎廣德﹕「環珠灣區」規劃：零團費旅行團？

【明報專訊】「被規劃」，忽然變成了香港最新的潮語。「被規劃」的源起——「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卻很少人說得上口。政府眼見網上反對「被規劃」的群組已有過萬人，便急忙用兩招化解：灣區規劃只是「概念」，請大家不必認真；諮詢期18個工作天若嫌太短，官員會多花兩個月舉辦論壇（但並非延長諮詢期），請大家少安勿躁。

究竟這場風波是林鄭月娥局長一時看漏眼，讓規劃署犯了小疏忽？還是香港人神經過敏，只是「被欺壓」心態的條件反射？ 一切還得從「環珠灣區」規劃的來龍去脈說起。

「被規劃」風波的根源

2006年，粵港澳政府開展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跨境項目，「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主事的港方官員是當年主管規劃的常任秘書長劉吳惠蘭。2009年底，研究完成，規劃署表示：「『大珠三角規劃研究』是粵港澳三方首次攜手合作進行的策略性區域規劃研究，目的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以前瞻性的視野考慮和分析大珠三角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制訂區域空間協調發展策略……」

研究報告建議一系列的跨境合作發展計劃，包括一些港人鮮有與聞的粵港合作大計：例如把新界東北部地區開發為「旅遊合作區」；新界西北部地區定位為「協作開發區」，成為跨界方（即廣東省和澳門）「共同與的協作地區」；設置碼頭口岸，方便旅遊人士出入境等等〈註一〉。

在此背景下，報告建議「研究珠江口灣區未來發展戰略，聯合編製《環珠江口灣區宜居區域建設重點行動計劃》」，隨後三地政府在2010年4月委託制定報告的兩家研究單位——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和北京大學，開始草擬《行動計劃》，直至上月公開諮詢，這就是今天「被規劃」風波的根源。

「愚民年代」的管治思維

顯而易見，今次的《行動計劃》並非空穴來風，「概念」早從5年前開始醞釀，只是政府還抱「愚民年代」的思維，從不相信公眾有參與決策的必要。從「概念」到「行動」也是一步一步成熟，只差未有進入法定程序，所以政府從未到立法會解釋。即使不懂規劃的市民也能明白，「概念」決定「方向」——正如選擇開闊的天然維港還是狹窄的人工維河，便決定了維港兩岸的城市生態一樣。即使西九管理局也花費兩億多元搞概念計劃諮詢，讓市民三揀一；難道水陸面積共佔15,000多平方公里的環珠灣區的重要性，比只有40公頃的西九文化區還不如？

「概念」之辯是決定香港往何處去、為何發展 、為誰發展的大課題。特區政府認為市民毋須認真討論，等同剝奪了香港人參與區域規劃的權利，任由當權者主宰城市發展的生殺大權。

《行動計劃》以建設「宜居區域」為願景，進而提出六大目標，包括「綠色區域」、「幸福區域」、「樂活區域」、「暢通區域」、「活力區域」和「智慧區域」。這些動聽目標的背後，究竟掩蓋了多少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文件要求「建設灣區濕地公園體系，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但同時「加快跨界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各類口岸的建設速度」。引鑑過去的經驗，各省市領導對硬件開發的興趣以及從中的得益，遠遠大於環境保育或監控發展。參與研究的專家學者縱有百般良好意願，如果沒有民主規劃和監察，最終也難敵「綠化為名、開發為實」的惡果〈註二〉。

《行動計劃》的確提出一些尖銳的矛盾：例如珠三角森林覆蓋率只有39%，遠低於香港或國際上宜居區域六成以上的平均水平；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積為13.5平方米，大大落後於珠三角的34平方米和宜居區域的平均水平40平方米。可惜解決這些矛盾的建議一律欠奉，反而對交通基建、口岸建設、「把灣區建設成為國際消費都市圈和全球購物天堂」等卻墨甚多。《行動計劃》也不乏一些具有國際視野的概念，例如建設「低碳發展示範區」，設立「低碳住區認證與獎勵制度」，但這些方向能否變成主流，還是淪為「開發至上、全面壟斷」的裝飾品，才是公眾討論的關鍵。

從「被定位」到「被起錨」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上周表示，下月開展的十二五規劃，將「 對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定位，有更充分及具體的表述」。特區政府堅拒延長《行動計劃》的諮詢期，是否因為這兩份文件有秘而不宣的因果關係？《行動計劃》內「保障機制」的頭一項，是「爭取中央政府支持」〈註三〉，這是否暗示了區域規劃，就是三地政府要求中央在十二五規劃內替香港「具體定位」的申請書？果真如此，香港人不但是「被規劃」，更是「被定位」而懵然不知。特首曾蔭權上場以來，誰有見過一份「香港定位」公眾諮詢文件？

對八九十後的年輕人來說，今天他們無從置喙的「被定位」，就決定了往後餘生，在怎樣的空間日夜作息、在什環境掙扎求存。

這情猶如特區政府替700萬香港人起錨，搞一個零團費旅行團，目的地和行程只是「概念」，起程時大家不要多問，反正你不用付鈔。到了旅遊景點收門票，才向大家伸手要錢；到了珠寶店逛足4小時，大家還不肯讓立法會通過撥款，才找阿珍阿蓉來把你臭罵一頓。你後悔當初報錯團嗎？對不起，諮詢期已過，下車無望。目的地嗎？只怪你當初沒有把「概念」搞清楚。

渴望用零團費「被起錨」的香港人，請繼續沉默。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註一〉見「大珠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第七章，2009年10月公布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news/report_c.htm

〈註二〉見「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匯報稿，2011年2月1日，

http://www.prdbay.com/UploadFile/20112102017238713.pdf

〈註三〉同上，見第44頁

「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轉角 - 陳雲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2011年1月24日

雷鼎鳴
香港近年經濟為什麼停滯？

胡錦濤主席訪美，奧巴馬總統拋出〈管子．權修第三〉的名言拉近關係︰「一年之計，莫於樹榖；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中國諺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典出於此，其意當是要我們重視長線，而最好的長遠投資對象便是人。管子曰︰「一樹百穫者，人也。」

增長停頓深層次矛盾湧現

2010年香港經濟從低位反彈，應有7％左右的增長率。這個成績應算很不錯，可以印證所謂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其實殺傷力有限，但這短線的增長千萬不應使我們忘記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基本停滯。1997年香港人均名義GDP是210350元，到了2009年才只是233060元，這十二年期間，據官方數字物價還下跌了3.1％，我們屈指一算，可得出每年實質人均GDP增長只是1.12％。以四小龍的光輝往績看來，這不是停滯是什麼?!【註】

任何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社會一旦停頓下來，社會中各種深層次矛盾必會湧現。大家都習慣了「明天會更好」，對「前路茫茫」不會適應。

香港經濟是否已跌入停滯陷阱？又或這只是短暫性或周期性的現象？這些問題都不好回答，但過去十多年經濟裹足不前的因由總不會無迹可尋。財富不會從天而降，經濟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增長，經濟要有增長的火車頭拉動才能進步。

香港經濟靠什麼拉動？這是一個有多層次答案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妨用簡單的投入產出角度回答它。要GDP上升，便要投入更多的生產要素，而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勞動人口的素質、技術及管理水平及資本。沒有這些生產要素，便沒有什麼生產，大家也沒有收入。

勞動力的投入能否解釋到香港從過去平均每年6、7個百分點的增長下降至1個百分點左右？相信不能。香港人口過去一直都有增加，近十多年增幅還有放慢，反而有利於提高而不是拉低人均產值。港人平均每周工作的時間過去十多年也大致穩定，不可能是拉低增長率的主因。

勞動人口的素質主要取決於他們的教育水準及經驗的累積。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確問題叢生，使人唏噓。就以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來看，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事實簿〉（CIA World Factbook）的排名，2008年香港在世界排137，與烏干達同級。2009年它佔GDP的3.78％，檔次還是稍低於尼泊爾或埃及，我們很難對此誇耀。但既然教育開支一直都這麼低企，其佔GDP的比重這麼小，它也不可能是扳低GDP增長率幾個百分點的元兇。

資本投入大減屬主因

經濟急速轉型會使到港人過去賴以為生的技能或工作經驗完全或部分作廢，例如本來在工廠工作的人口轉行當的士司機，過去的技術便再無用武之地，事事要從頭學起。但香港從製造業轉至服務業的過程早在九十年代初已基本完成，近十多年經濟轉型的速度不見得比前快，經驗作廢的情況未必來得太迅猛，我不相信經驗折舊會是香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

技術及管理水平是不是元兇？也不可能。香港投入科研的經費一直都似有若無，在GDP 0.1％的水平徘徊，它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力都不足以把GDP的增長率改變這麼大。

剩下來便是資本的投入這一因素了。1997年香港的境內總投資率（即投資總額GDP的比重）是33.1％，2009年降至20.88％，如此大的變化足以大幅減慢資本積累的速度，香港經濟增長放緩也就不足為奇。

為什麼投資率有這麼大的變化，而這變化是否只屬暫時性？附圖可助我們了解這些問題。

圖中有兩條曲線，上面一條是1965至2010年香港境內總儲蓄率（GDP減去私人及公共消費開支後佔GDP的比例），下面一條是境內總投資率，這兩條曲線足可被視為過去半世紀香港經濟史的撮要。在這兩條曲線中，我為了突出長遠的變化趨勢，所以用了五年的移動平均。先看看投資率的曲線。

從圖中可清楚見到，投資率從六十年代至今經歷過三個周期。第一周期是六十年代後期投資率急劇下跌至不足GDP的20％，這應該與1967年香港暴動及內地文革的影響有關，投資者對香港前景不明不敢大手投資。但七十年代卻是香港的黃金拚搏期，嬰兒潮出生人口步入青壯年，意氣風發，石油危機也只能使投資率上升的軌迹短暫地停下來。有說七十年代下半葉投資率的增長是拜建設地鐵所致。這也許是部分原因，但當時分幾年總共投資50億元建地鐵，卻只夠把投資率推高一個百分點。

第二個周期始於八十年代初的大跌，及後在八十年代中開始穩步上揚，至1997年時投資率已重回30％以上。八十年代初的下跌也許是因為中英談判，前景不明，港人信心不足紛紛移民，再加上港商轉移陣地把資金搬到大陸設廠所致。但其後「前店後廠」格局漸成，香港經濟找到新的出路，移民回流，投資率也就上升。建設機場也把投資率推高兩個百分點左右。

投資吸引力下降非一日之寒

第三個周期從1997年開始，至今未見完成。到目前為止，整個周期基本上都是沿着下降軌迹移動，究竟是一沉不起，還是快將反彈，暫未可知。有一點要注意︰投資率下降主要是因為私營企業不願多作投資，公營投資率雖也有從1997年的5％下降至2009年的3.5％左右，但私營投資率跌勢更急，從1997年的28％跌至2009年的18％。為什麼會這樣？

投資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資金可投，若港人沒有儲蓄，便要靠境外人來投資了。但港人的儲蓄率一直不低，圖中可見，自七十年代中以後，香港的境內總儲蓄率大多高於GDP的三成，亦高於投資率。由此可見，港人十分重視保障自己的未來，但儲得錢後，並不見得會願意把錢都留在香港投資。有時儲蓄率與投資率差別很大，反映外流資金不在少數，近十多年尤其如此。這顯示出投資者並不認為在香港投資十分吸引。圖中亦可見，儲蓄率高企時，投資率往往會下沉。對前景信心不足時，人民會通過多儲蓄來保障自己，這時投資率低便不足為奇。

香港的投資吸引力下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有大量低技術勞工，移民政策卻仍在不斷增加他們的數量。這批勞工的生產力與內地的技術勞工相差不遠，但要求的工資卻是數以倍計。懂點經濟學原理的人都會知道，若香港與內地勞工在同一市場內競爭，工資的差距不可能持續，資金會用來僱用較廉宜的勞工。正因如此，香港的勞工惟有轉到不用與內地勞工直接競爭的本地服務業中去。但香港若不能從外地賺到足夠多的錢，對本地服務業的需求便十分有限，「塘水滾塘魚」，投資在本地服務業上，格局有限。

中級教育水平亦面對激烈競爭

除了低技術勞工出現困境外，中級教育水平的人一樣要面對激烈的競爭。中國的高等院校現在每年有高達600萬的畢業生，為其適齡人口的三、四成。這批畢業生與北大、清華的相比，當然大有差別，但他們便比不過號稱也是擁有高學歷實則是重量不重質教育政策下出產的香港副學士嗎？（後者若是質量並重怎地對他們的教育投資這麼低？）副學士的擁有者一樣會理所當然的要求遠高於內地高等院校畢業生的薪酬，在直接競爭中幾乎必然會因薪金而被殺下馬來。他們的出路於是與低技術勞工相差不遠，要託庇於本地服務業中。但若缺乏足夠大的賺外面錢面對世界的行業，本地服務業根本撐不起來，對它的投資必然有限。

投資在面向國際的行業不正是解救困局的方法嗎？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香港最有競爭力的兩個行業是進出口業務和物流（佔GDP 27％左右）及金融服務業（佔GDP 18％左右），但前者面對內地港口的競爭，發展已見放緩；後者競爭力的確很強，但只僱用到6％至7％的工作人口，規模尚未大得足以支持起本地服務業。

在沒有競爭力的大板塊與有極強競爭力的小板塊並存的環境下，工作人口的收入差距會十分巨大，這又會助長仇富情緒的滋長（同輩薪酬遠高於自己，其帶來的挫折感恐怕比看到富豪賺大錢還強得多）。但這又會導致要求加薪或提高最低工資的訴求。事不止此，這類加薪只能在不用直接面對境外競爭的本地服務業中進行，一旦如此，誰又願意對工資成本上升但需求有限的行業投資？香港不破此困局，投資率很難持久回升，經濟也會掉入陷阱爬不出來。

註︰這處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不用GDP平減指數，因為後者會帶來誤導性的結果，原因可見去年有關收入分配的幾篇拙作。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凱法雅（夠了）精神 埃及革命的真相

by Simon Shen on Sunday, 13 February 2011 at 09:58
【明報專訊】埃及強人穆巴拉克終 於下台，世界的關注是空前的。然而在過去兩周，不少報道和埃及當地認知頗有落差，令不少人認為埃及人民主要是為了爭取民主而上街，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一呼 百應，穆巴拉克已成為區內不受歡迎人物，從博物館被搶掠又可見埃及人民質素有限。為了解來自本土的視角，筆者訪問了埃及學者Nasser El-Morshidy，他目前任教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是筆者策劃其「伊斯蘭金融」學科時邀請的三位老師之一。由於內容涉及政治成分，他希望把其官方身分按下不表，只從個人角度與港人分享。對自己的國家終於被港人關注，Nasser是欣慰的，大概也是時候將那科目修訂為「伊斯蘭政治與金融」了。

沈﹕你能預計這次革命發生嗎？坦白說，我絕對想不到一切發展得這麼快。
N﹕一方面，我完全是震驚的，無論是埃及政府、還是美國中情局，都沒有想到我們這樣就變天。但另一方面，埃及革命的苗頭其實近年已逐漸出現，只是外間不知道而已。

沈﹕這些苗頭是什麼？
N﹕6年前開始，埃及就不斷出現小規模示威，在過去一年，全國居然有接近3000場小型示威，人數在數十至數百人不等。通常這些示威都迅速被警察鎮壓，但資訊在互聯網流傳得很廣，埃及人逐漸明白到政府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掌握局勢。

沈﹕埃及人對穆巴拉克的最大不滿是什麼？他從前不是一度挺受歡迎的嗎？
N﹕在他在任的第一個十年，穆巴拉克的受歡迎程度是不錯的，那時他承諾發展、改革，人民一度相信他，也歡迎新面孔。但到了他的統治中後期，國內貪污 情空前嚴重，這是埃及過去百年最腐敗的政府，甚至比從前的半殖民時代、法魯克國王時代更過分。說到官商勾結，沒有比埃及更嚴重的，例如和總統家族友好的 商人，可以類似數元一尺的賤價買下整個香港（面積的土地）。這種結構性貪污，才是民眾忍受不了的主因。

沈﹕既然埃及人民這樣不滿，為什麼到今年才上街？
N﹕全埃及人民都知道貪污腐敗情嚴重，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導火線令事件引爆，這次導火線可追溯至青年Khaled Saeed被警察虐打至死事件。Saeed因為在互聯網上載警察吸毒的短片，在眾目睽睽下，在網吧外被警察毒打致死，但警察完全否認有參與，反而指他是窒 息而死。隨即有人在facebook開設群組，名為「我們都是Khaled Saeed」，雪球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沈﹕但為什麼埃及人不再懼怕？內裏有多少互聯網的角色？
N﹕從前穆巴拉克靠警察的高壓管治控制局面，市民都不敢上街，對零星的示威也意存觀望。但這次革命並非個別事件，而是過去數年「Kifaya」（凱 法雅）運動的延伸，「Kifaya」即阿拉伯語「忍夠」、「夠了」的意思，它令一般埃及人都凝聚了「夠了」的共識。雖然發起Kifaya的組織能量有限， 但挑戰政府的精神卻通過互聯網傳遍全國，可見互聯網絕對是反政府浪潮的催化劑，令警察社會出現了一個缺口。反政府網上群組能生存，也令一般人開始敢走出來 挑戰權威。如果沒有互聯網，示威浪潮絕不會成功的；即使成功，亦不會有如此規模。

沈﹕從媒體所見，埃及的群眾運動製造了不少暴力，甚至連博物館也被搶掠了，這會否令其他國家打算效法的民眾卻步？
N﹕這次群眾運動是極度和平理性的，坦白說，看見二百萬人在解放廣場聚集時，我從沒有見過埃及人這樣守秩序。他們甚至自己帶備垃圾箱清理廣場，不同 階層和宗教的埃及人互相保護照顧、互相唱歌聲援，這樣的精神，久違了。搶掠博物館一類暴力事件多是政府煽動的，我們知道警察蓄意打開監獄大門，釋放囚犯， 鼓勵他們打家劫舍，目的就是要製造混亂、製造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再將暴力嫁禍給示威民眾，要人民想信政府才可以維持穩定。西方施壓後，暴力已受到控制，更 可見它是受操控的。

沈﹕有評論嘗試比較埃及和中國，你看是否適當？
N﹕兩國確有好些相似的管治模式，但畢竟中國政府有較大的成就，並有為中國人民求褔祉，需知反貪腐是埃及革命的主因，埃及政府已腐化到只有少數埃及 人受益的局面，而目前似乎並沒有Kifaya的中國土壤。另一方面看，埃及軍方在歷史上從沒有與人民對立，儘管對有軍人背景的穆巴拉克有一定好感，但我想 埃及出現類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沈﹕在中東，穆巴拉克受歡迎嗎？有陰謀論說埃及革命受「外國勢力」策動。
N﹕陰謀論都是瞎說，哪有外國勢力可以策動這波跨宗教、跨階層的埃及革命？何所有中東國家、甚至包括以色列的元首都喜歡穆巴拉克，都不願看見他倒 台，一來他的貪污體系也惠及不少鄰國上層友好，二來一旦他倒下，同類政權會兔死狐悲。唯一願意看見他下台的鄰國是伊朗，但伊朗沒有能力策動這次革命。

沈﹕美國對埃及革命的態度十分反覆，你看為什麼？
N﹕這反映美國根本不能預計革命出現，還以為穆巴拉克可以順利傳位給兒子、還以為同一道公式可以永遠延續下去。革命剛爆發時，希拉里還發了個聲明，說埃及政府可控制局面，現在回看實在嚴重脫離現實。

沈﹕你認為美國出賣了埃及嗎？當年阿爾及利亞伊斯蘭主義者幾乎通過選舉上台，軍政府取消選舉，反而得到西方支持，今天美國為什麼不強行支持前盟友穆巴拉克？
N﹕美國沒有出賣埃及人民，只是也許出賣了穆巴拉克，他在阿拉伯地區的盟友都是這樣想的。然而，美國根本沒有太多選擇，因為這次和阿爾及利亞那次不 同，埃及軍方沒有鐵腕介入。而在互聯網時代，西方國家要公開支持已明顯違背當地民意的政府，會比從前困難。就像突尼斯革命後，那個下台總統本阿里甚至不被 法國准許到當地流亡，他可是巴黎數十年的盟友啊。

沈﹕昔日法國連聲名狼藉的中非皇帝博卡薩也提供庇護，可見西方政策已出現根本改變。至於在革命過程中，不少人認為關鍵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而不是群眾的自發，你認同嗎？
N﹕穆斯林兄弟會固然是埃及最成功、最有效的 反對派，但這次革命是跨宗教、跨階層的，並非穆斯林兄弟會所能發動。事實上，穆斯林兄弟會的吸引力主要在於它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就算沒有太強的組織架構， 仍有很多支持者。它近年得以坐大，特別在大學和知識分子當中有號召力，源自前總統薩達特的政策﹕他為了抗衡納賽爾引入的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和蘇聯的影響，情 願把監獄裏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放出來，讓他們傳播伊斯蘭理念。但兄弟會在各地的民生活動還是受到很大打壓，每有醫院、學校被發現屬於穆斯林兄弟會，都會被 政府下令關閉。因此，與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相比，它的基層支持要少一些。

沈﹕不少西方輿論把穆斯林兄弟會列為激進組織，你看公平嗎？我曾接待一些訪港的埃及學者，他們對兄弟會顯得頗為避忌。
N﹕穆斯林兄弟會絕對不是激進組織，他們是十分溫和的，只適合和今日的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比較。兄弟會成員大多為知識分子，包括醫生、工程 師、教師等。就是作為兄弟會巴勒斯坦支部的哈馬斯，也不是激進組織，它只是一個抵抗強權、接受選舉洗禮的組織罷了。香港被日本佔領時，你們不也會抵抗嗎， 難道你們就是激進分子？以色列不斷選出偏激的右翼人士擔任領導，那才是「激進」。

沈﹕你看穆斯林兄弟會會否成為執政黨？
N﹕應該不會，但假如有自由選舉，它在國會會有一定票數（上次選舉它得票20%）。事實上，兄弟會經歷多個政府，已明白自己當政府並非最重要的事， 它更希望獲得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就是在穆巴拉克時代，兄弟會和他也是有默契的，雙方都不會徹底的硬碰硬，可見兄弟會並非以奪權為首要目的。隨覑副總統蘇萊 曼和他們對話，兄弟會已正式回到主流社會了。

沈﹕埃及局勢下一步會怎樣？最理想的發展又是什麼？
N﹕先由過渡政府接管權力，然後舉行大選，籌組新政府，再修改憲法，令埃及變得更民主自由，這是所有埃及人希望出現的。我不認為埃及人會接受任何來 自現政權的舊面孔，包括這位副總統，來領導我們的新國家。至於說誰會當新領袖，目前太難說了，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埃及還有不少規模有限的反對黨，例如老牌 華夫塔黨（Wafd）；在2005年，反對派候選人Ayman Nour挑戰穆巴拉克，獲得7.3%選票，這次也可能再出來；還有西方接受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等，都是可能的人選。

沈﹕還有下一波革命會發生在阿拉伯世界嗎？
N﹕我相信會的，但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我想較可能的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和約旦。目前阿爾及利亞的民間已在起動了，也門總統已宣布不再連任，約旦除 了換了首相，還出現群眾批評王后干政的運動，可見衝擊已經開始。相對而言，沙特、科威特等王室管治的國家，因為更封閉，反而較難出現類似革命，那裏的民眾 也許會要求一些小規模變革，但要徹底改變那種高壓政體太困難了。

沈﹕西方將這波革命比作「新顏色革命」或「第四波民主化」，但中亞、東歐的顏色革命爆發後，新政府比從前更糟，貪污問題沒有改善，國內矛盾被激化，反而失去了從前的秩序。有內地學者因而還是得出「穩定壓倒一切」的結論。你擔心革命後的埃及會步吉爾吉斯等國後塵嗎？
N﹕今天埃及的社會狀是近數十年最壞的，不會有更壞的了。埃及經歷政權更替，結果一定是好多於壞，因為這是代表埃及人民得到尊嚴，他們連穆巴拉克都能推翻，就沒有一個政權是埃及人民不能推翻的。短期內也許是換湯不換藥，但長遠來看，這次革命的正面意義必然被肯定！

問﹕沈旭暉（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客席副教授及統籌）
答﹕Nasser El-Morshidy（埃及學者，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講師）
訪問助理﹕Francis Tse
編輯 陳嘉文

明報﹐2011年2月13日

李怡：內地惡質化社會對香港文明的踐踏
by Gary Fan on Saturday, 12 February 2011 at 23:14
蘋果日報2011-02-09
 
蘋論：內地惡質化社會對香港文明的踐踏
 
初三發生香港女導遊阿蓉與內地旅行團團友大打出手事件。國家旅遊局開腔表示關注，中央電視台指事件是令香港蒙羞的醜聞，內地網民對香港大肆抨擊，香港旅發 局主席田北俊說事件對本港整體旅遊形象造成沉重打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說這樣的事「一宗都不能接受」，田與劉吳都說要決心執行本月1日才開始 執行的規管接待旅行社的十項措施。
 
整件事也同去年的阿珍事件一樣，似乎全部的罪責都由一個惡導遊承擔。
香港旅遊業蒙羞？對香港旅遊形象造成沉重打擊？請問一下內地以外的其他地區來港的旅行團，他們有感到香港導遊不禮貌、劏客，或者罵人打人嗎？為甚麼這種蒙羞之事只發生在內地旅行團身上？
 
原因很簡單，因為內地以外的所有地區的旅遊團，都是來自正常社會的人，他們大都習慣名實相符的旅遊費用──機票、住宿、香港市內交通費、餐費，外加幾乎是 定額的導遊小費。這些收費全都貨真價實。香港導遊帶外來旅客購物，數量有限，收取佣金也在合理範圍內，所購商品的價錢基本上與遊客自行購買相同。這是所有 正常社會的正常旅遊費用。在這方面，香港原來是有很好信譽的。
 
來自內地的旅行團則是正常社會未見過的旅客。首先，大陸的經濟崛起，在貧富懸殊的境況下，製造了一批購物狂的大款，他們以擁有貴價物品之多及可向他人炫 耀，為人生最大樂事；其次，大陸社會的假冒商品氾濫，使他們來港購物成為旅港的最主要目的；其三，在以上兩個因素作用之下，結合內地社會越刮越烈的弄虛作 假之風，遂產生了以零團費或遠低於成本的團費為號召的旅行團；其四，在苛政之下培育出大陸眾多鑽空子、貪便宜的刁民，他們鑽零團費的空子來香港享受免費或 廉價的旅遊，但就是不購物或少購物。
 
香港接待這種低團費內地旅行團，可說是應內地非正常社會之需的畸形產物。由於購物佣金豐盛，即使團費極低，也可以從購物佣金中獲取利潤。若甲旅行社遵從明 規則奉公守法，那麼生意就會被接受潛規則的乙旅行社搶去。但怎樣應付貪便宜不購物的刁民呢？於是罵旅客、恐嚇旅客的導遊刀手也就應運而生矣。
 
曾參加過在內地旅行的人士都對大陸的導遊有經驗，罵人、放白鴿、強迫付景點費，是常有的事。一般內地人士對這種苛待，也大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知道鬧起來 只會使自己更吃虧。香港導遊中的刀手，大都是大陸來港的移民，他們也深知內地客的心態，所以一貫以罵和恐嚇去迫內地客購物也能收效。
 
因為有了這種畸形的大陸零團費購物旅行團，於是就形成了香港專接內地旅遊團的業界以下的畸形風氣：零團費、導遊無底薪、出現一批劏客刀手導遊、罵旅客為常 事、迫旅客乖乖購物以賺回成本及賺取利潤。這種掛旅遊之名卻無旅遊之實的怪現象，就以旅行社、導遊、旅客都默默遵守的潛規則進行多年，也都相安無事。
 
阿珍事件打破了潛規則。本來，阿珍事件爆出後，旅遊業溯本追源，應立即煞住零團費及導遊無底薪這兩個核心問題，收取名實相符的旅遊費用。然而，由旅行社東 主把持的旅遊業議會，卻不抓麻鷹抓小雞，拿遵行潛規則的阿珍開刀，又訂下針對導遊的「一團一導遊」等十項新招，對零團費這個根本問題卻眼開眼閉，雖向旅行 社提醒新春期間不能以零團費接團，最終也只是以通告「勸喻」，沒有明令禁止。
 
對阿珍事件的處理，無疑鼓勵了內地刁民鑽了零團費的空子之外又鑽了對導遊抗罵的空子：老子就是不買，你罵我，我罵回你，終導致打出手。這是內地的潛規則， 碰上了不正視問題的香港旅遊業議會，加上政府不知要檢討多少年才能訂出排除非正常旅遊的規條，香港接待內地團的旅遊生態，只會越來越惡化。一宗都不能接 受？十宗百宗陸續會來。
 
香港旅遊界的這個困局不算大事。但見微知著，這是內地社會惡質化對香港的踐踏，也是特府和獲利商界不願亦不敢維護香港固有文明的自我沉淪。

周日話題﹕政府管治與公民社會﹕合作與矛盾——林煥光

【明報專訊】前言﹕

田二少化身清潔工「親身體驗」在職貧窮，日前他在報紙撰文，

「執金」籠屋之後，他從企業角度分析了現今清潔行業配備落後效益低，

也從切身苦更深切體味到基層的灰暗，想到細微處，更籲請生意人不要拒收毫子，因為窮人生活毫子下下都要計住。

編者聽過有人這樣評價﹕看大富翁「真人騷」讀他表白，好黑色幽默，心情複雜，酸。民怨日深大家都看得見﹕「市場主導」是貧富愈走兩極——

買樓只有豪宅沒有中間價，直資制度將窮子弟趕出傳統名校；但政府只會不斷重複「做大經濟個餅」窮人就分到更多的謊言。

財爺行將宣布他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他是否又會只一味派糖? 今期我們刊出退休公務員林煥光一次出席研究香港問題公開講座發表的講稿，

他在公務員體系逾二十年，認為香港回歸後進入政治型社會，政府需要適時轉變管治作風，包括與公民社會合作。

政府的主要職能

首先，我需要交代現代政府的職能。政府有「大」「小」之分，主要在於對經濟活動及公民生活之干預。

香港殖民地時代政府定義自己好「小」，中國政府則定義自己好「大」。但無論「大」「小」，一些基本的職能還是普世的﹕保障公民及領土安全，保障公民權利，創造及分配資源，提供及管理公共利益，籌劃及應付未來。此外，現代文明社會的一些管治準則也應該是普世的﹕管治權力必要受有效制約；管治者及管治集團必要定期獲公民重新授權；管治者及管治集團的更替要以公開、公平及和平方式進行。不同的管治制度雖然有不同的準則，但權力一定要制約，我做了30年政府有好深感受。我們的官員已經是極少弄權和貪污，但沒有制約的話，一樣可以好腐敗。

現實的管治環境

現實的管治環境是怎樣的呢？我所指的不單是香港，而是全世界的環境。自18世紀開始試驗過各種理想﹕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式各樣的主義後，大部分民眾都覺不應再空泛的講理念。而且公民變得愈來愈醒覺。受多年的免費教育、新聞自由及互聯網等因素影響，全世界的政府都面對威信下降的問題。更弔詭的是，愈有歷史的民主國家民眾對政府和政黨信任愈減。加上政府普遍管治能量跟不上科技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要欺騙民眾的難度增加了。

另一方面，受市場經濟急劇全球化的影響，不少發達國家／地區都面對熾熱的成本競爭壓力，尤以香港為甚。香港是全世界大城市中最早沒有藍領工作，之後是低級白領工作，現在中級白領的工作亦逐漸消失。後果就是，管治難題遠比答案多，如長期失業、貧富差距、人口老化、市場失衡、資源緊絀、環境惡化等等。

民眾重視施政實效高於施政理念，就連北京政府也感受到壓力，所以你會看到溫家寶總理經常要出來抱小孩。另外，政治和政策爭議傾向直接訴諸群眾，這也不是民主社會獨有的，內地的「上訪」、「釘子戶」等抗爭也正在發生。這是由於群眾愈來愈不信任和依賴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因此政府的政策制訂，也日益受制於利益集團和壓力組織，政策目標及日程也傾向短視。

行政「主導」？

特區政府雖然很多時候說行政主導，但現實上是主導不了。因為基本法訂定了三權分立，分享治權的基本架構。而且傳媒和公民社會多元和活躍，民眾重視維權、視捍衛個人自由和私人權利為天職。

在管治的實際運作層面，行政長官權力受到高度制約，要順利推行政策首先要得到一小撮的「政治持份者」支持。在這裏我要先解說什麼是「政治持份者」。他們的人數很少，大概只有百多人。前台的包括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主要的區議會主席、政黨的領導、一些站在前台的商家和政治人物。另一部分在後台，大多數與中央有密切關係﹕包括人大／政協委員、幕後的大商人、傳媒大老闆和各種隱形持份者。

特區憲制下的行政「主導」，實則應正名為行政「游說」。「游說」不是指講道理，而是講利益﹕就政治利益取捨、妥協。立法會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易所。權力來源愈獨立於政府者愈是「只取不捨」。為什麼游說民選議員高度困難？因為他們的權力不來自政府，而是選民。為什麼游說人大／政協委員也不容易？因為他們是北京委任的，沒有必要聽特區政府的話。行政長官其實在憲制下權力不可謂小，但為什麼主導不了？就是因為當憲政上的權力要落實時，既不能使用武力，又不能指揮權力並不來於特區政府的人。在開放社會行使憲制上的權力，不是一紙公文就可以的，行政長官需要運用高度的政治技巧。

如何善用管治權？

要有效地運用行政權力，行政長官要三管齊下、缺一不可。首先是構建政治威望高地。第二，是打穩公眾民望平台。為什麼民望不是第一？因為香港的實際情是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集中在少於二百人的「政治持分者」，不過民望仍有其幫助。第三，是積極善用獨有優勢。

政治威望不是指在民眾心目中的政治威望，而是在「政治持份者」眼中的政治威望。持份者愈少，愈難建立政治威望。這威望是與行政機關的游說能量成正比，是施政的關鍵因素，也是最難掌握。影響政治威望的因素是什麼？行政長官個人的政治能量極為重要，所謂政治能量是個很複雜的概念。通俗一點地說，就是人家覺得你「武功高強」、好能幹，因此不敢隨意反對或傷害你。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決策的素質。行政機關千萬不能做的事就是作出草率的決策，然後又隨便收回或更改，令「政治持份者」失去了尊重和信心。

最後，這個「做手關目」表演能力也是挺重要的。很多時候，「政治持份者」不知你在盤算什麼，也不知你的後是什麼。他們只能透過傳媒知你說過了什麼，靠日積月累的經驗估計你的策略。一個有優良表演能力的行政長官可以透過有技巧的政治演藝，表達出能進能退，敢作有為的風範，以政風服人。

民望也是構成政治能量的重要成分，行政長官的支持者和對手都要評估民眾是否支持他。不過，民眾很難應付，因為他們大多數時候都不太留意政事。所以，他們對行政長官的觀感大多數只是憑印象，只能大體上認定他是否個好人，和能否值得信任。民望的上落其實很平常，但如果民望下跌之後，很久也爬不起來，即反映民眾對他的態度已出現質變，那他就要算一算他的政治桌下還有多少本錢。

影響民望的因素有很多，很多時候是民眾的切身議題，如房屋、醫療、教育等，或是民眾（自以為）認識的其他議題。此外，就是民眾眼中政府的成就或失誤頻密程度，尤以後者為甚。

行政長官還有其獨有優勢﹕他有提出和收回議程和議案的權力；指揮龐大的行政機關的權力；以及傳媒全程注視的影響力。假如能夠善用這三項權力，再配合上述的政治能量，行政主導也不是全無可為的。

特區施政的困局﹕行政≠政治

港英時代行之已久的是行政型政府。行政型政府的特徵是行政架構能夠以效率和廉政就可以較好地應付日常運作，AO是行政型政府施政的骨幹，他們縱使在不同大學畢業，但大體上是同一種文化背景系統出身，效忠同一制度和價值觀。「遊戲規則」是愈少變愈好，即使變也是緩變。但97來臨，《基本法》實施了，通過各層次的選舉，政府無可避免地要轉向政治型政府。政治型政府的最大特色是政治領導層主導，「政治持份者」在台前幕後參與管治更深，他們的成分也更多元化。他們效忠不同利益，「遊戲規則」隨「政治持份者」利益頻繁變動。目前特區政府的困局，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特區政府仍以行政型政府的班底及思維模式，去應付急速政治化了的施政環境，不單格格不入，而且予民眾以無力控制局面的負面感覺。

有效組成多元公民社會的背景

組織公民社會參政有很多好處，陳祖為教授剛才說了很多。我認為還有多一樣好處，就是政府把小圈子擴大了，多一點公民持分者參與，便可以減低那一小撮特權持分者的殺傷力。所以，站在廣義的公眾利益角度也值得培植公民社會。他們的志願及自治本質亦可淡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當然，利益集團亦會嘗試滲透各種各樣的公民組織，甚至是自己建立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來維護他們的影響力，但始終總比把政治放於一小撮人手上好。但組成有能量的公民社會也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如果社會一窮二白是弄不成的，因為沒有足夠受教育的人，沒有足夠有閒暇的人。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定數量「關心的民眾」（attentive public），即一些關心政治的人。大體上在成熟的公民社會一般有20%至30%左右。如果看上次備受打壓及杯葛的5‧16補選仍有17%的投票率，香港的attentive public數量肯定高於20%，而且是正在上升。所以香港應該已有充分的條件引導公民社會參與施政。

特區公民社會發展的進程

說一說我做AO的經歷。在1980年代初期推行地區行政民主化時，當時的政務專員都負有催生公民社會的政治任務。所以現在18區都有文藝協會、體育協會、賢毅社、地區商會等公民組織，甚至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當時都被認為是公民社會組織。當時政府的願景是建立一系列非政治本質的組織，與政府建制維持緊密關係，在政治有需要時，可以發動起來支持政府的立場。這是當時地區政務專員的政治任務。但1980年代是一個動盪年代，除了中英談判，也有1989年六四事件。其後十年間，50萬精英港人家庭外移。絕少其他地區在和平時期有類似香港1980-90年代的大移民潮經歷，當時公民社會發展受到窒礙，停滯不前。直到03年及之後，由於特區政府施政連番失誤才再激發起新一代的公民社會重新上路！

公民社會的前景

我對於公民社會前景的看法很簡單，喜歡與不喜歡也好，資助與不資助也好，打壓與不打壓也好，政治型社會必然催生公民社會，政府是面對沒有選擇的選擇。政府一是完全不理會公民社會的發展，另一選擇就是爭取公民社會，參與政事，減輕施政阻力。因此，政府要思考的是如何拓展公民社會議政和參政空間，而不是應否去做的問題。最後，我引述行政長官（曾講過）的說話，他競選連任時在《南華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My Pledge to Connect with the People（SCMP 14 Feb 2007）內，他說﹕「我將與香港市民制訂伙伴計劃，以後的政策（催生）將由下而上，我們的官員（只）作為利益協調者。」我想他自己也記不起曾經說過這番話了。

編輯 梁詠璋

蔡子強﹕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

【明報專訊】過去兩個月，因為南部城鎮Sidi Bouzid有大學生抗議警員執法自焚而死，因而點燃起突尼斯人長期以來積累覑對政權腐敗、失業率及物價高漲不滿的怒火，觸發群眾上街起義，最終推翻了總統本阿里政權。

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因此這場變革亦被稱為「茉莉花革命」。它甚至被媒體拿來與前幾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中亞爆發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並論。

究竟前述地區的起義，和顏色以及花朵有何關係﹖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以鮮花為名，又是否真的與前述的花朵革命同一個模式呢﹖

顏色革命與花朵革命

先談談顏色、花朵是怎樣與運動和起義拉上關係的。

2003年11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反對派因為不滿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對，就是當年那位幫助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外交部長）的管治，要求他下台。反對派領袖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覑一支紅玫瑰，而示威者亦戴上紅白條紋圍巾，並向士兵送上紅玫瑰。結果，Mikheil Saakashvili帶領民眾手持紅玫瑰，和平佔領國會，令這位總統被迫下台。這場運動因此也被稱為「玫瑰革命」，玫瑰是格魯吉亞盛產的鮮花。

2004年11月到12月，也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本來民眾對政權貪污腐敗已經甚為不滿，後再遭選舉中發現舞弊進一步火上加油。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本來被認為大選中勝利在望，但結果卻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ch）反勝，於是觸發群眾湧上街頭抗議。原先尤先科以橙色作為自己的選舉顏色，於是這場反對運動也順理成章以橙色作為標誌，包括橙絲帶和一面書有「對！尤先科！」的旗。結果，上百萬的抗議者聚集，以及他們的靜坐、抗議、罷工，讓當地最高法院宣布這次大選無效，在繼之而來的重選中，尤先科以 52%對44%勝出。這場運動被稱為「橙色革命」，又稱為「栗子花革命」，因為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花，正是橙色的栗子花。

2005年3月，另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反對陣營有意效法鄰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找出足以代表自己的顏色，起初一度無法達成共識，北部示威者穿戴黃色衣物，而南部示威者則穿戴粉紅色。最後還是決定揀了黃色，因此被稱為「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鬱金香革命」。而該國首都的市花，正好是黃色的迎春花，而革命爆發的時間，正是迎春花開、放眼一片黃色的季節。結果總統名卡耶夫（Askar Akayev）被推翻，反對派領袖Kurmanbek Bakiyev接掌了政權。

優雅柔性的顏色革命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見，這些運動中人，都主要是以非暴力方法，來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他們選擇以一種顏色，以至一種花朵，來作為抗爭的符號。或許大家會問，此舉又有何作用或深意呢﹖

在台灣學者倪炎元所著的《公關政治學》一書中，對於組織者為何選擇以一種顏色來代表他們的運動，有覑很精闢的分析。他說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一）鮮花與美麗的色彩，都象徵組識者嘗試盡量以優雅、柔性、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整場運動，以至奪取政權，讓那些不希望付出太大代價的民眾，也可以安心參與其中；

二）這會讓政權更加束手無策，畢竟，再威權的統治也難以命令人民脫掉或不准穿某種顏色的衣服；

三）當每個參與者都發現自己身處顏色人潮當中時，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團結力量，大大得到鼓舞，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連標語都不必拿，便能清楚識別運動中的同志；

四）在手機照相、互聯網等傳播方法高度發達的年代今天，這種群眾運動中展現的耀目顏色，將超越語言障礙，讓有關信息清楚傳遍世界其他角落。

補充一點，有論者指出，這些顏色革命，與上世紀1989-90年的東歐共產陣營巨變，當中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沒有經過嚴重的暴力衝突，而以柔性政變，就實現了由專制到民主政體的更替和過渡，就如天鵝絨般輕柔，因而得名。事實上，鮮花、美麗的色彩，都與天鵝絨一樣，象徵覑「革命」、抗爭、以及運動，都是以優雅、柔性的方式來進行。

茉莉花革命與facebook/twitter

再回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雖然這次起義是以茉莉花為名，但卻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那樣，運動中人人手持一朵鮮花，甚至連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那樣，穿戴與鮮花顏色有密切關係的衣飾，也都沒有。所以，其實這次茉莉花革命，與原初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已經相去甚遠。當然在以非暴力方法（只能說大體上），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這些共通點色上，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3年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及twitter，今天卻在茉莉花革命中，為抗爭群眾消息互通和策劃行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法國電視援引突尼斯民間網絡機構的統計稱，在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200萬人是facebook用戶。雖然後來埃及封鎖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務求國民無法透過facebook及twitter來互通消息，但Google卻推出新服務，該國民眾只需撥一個國際電話號碼，再於語音信箱留言，Google便會將有關留言轉化為文字信息，然後刊登於twitter之上。

以上即時視訊傳播科技的重大突破，又比起顏色革命的那個年代，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1年2月10日

林行止
你ＯＫ我ＯＫ ＯＫ從何而來

一、

美國麥莫雷大學英文系教授麥卡夫今年出版的《ＯＫ—美國最流行單字不大可能的故事》（A. Metcalf: OK — The Improbable Story of America's Greatest Word），是消閑的良書，為了ＯＫ的前世今生，作者窮經皓首、翻遍典籍，寫了近二百頁，治學精神令人起敬；不過，雖然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尋ＯＫ種切，似乎仍有疏漏—筆者的一點點有關ＯＫ的新發現，是閱讀「原典」所得，並非轉引有關著作如《ＯＫ》所記，因此頗有自得之喜！

《ＯＫ》開宗明義，指地球上最多人用（說和寫）的字，不是每個非聾啞嬰兒都會說的媽（Ma），亦不是幾乎無人不飲且一飲上癮的「可樂」，而是ＯＫ。

大部分辭書以至維基百科都指ＯＫ是Okay的縮寫，是表示認可、同意、一流或過得去（mediocre）甚至不表態模稜兩可含糊過關之詞，如對一首歌曲的優劣評以ＯＫ，既有「好聽」之意亦有「不值一聽」之義（如說「呢首歌都ＯＫ喇」）；這裏岔開一筆，說一說女性口中的That's OK的真正含意，據新加坡陳大衞（？）網站（davidtan. org）○八年九月一日貼出的〈了解九個女性常用字〉，ＯＫ為九字之一，陳氏說這是女性對男性發出火山快將爆發的訊號，意味她正在籌謀如何令你對她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的前奏。如此說來，ＯＫ又多一功用（按其他八個字為fine〔女性結束爭辯時要對方閉嘴的指令詞〕、five minutes〔你等她「出街」時她這樣說等於要你等候半至一小時〕、nothing〔暴風雨前夕的寧靜〕、go ahead〔你照辦吧但千萬別當真〕、loud sigh〔無言勝有言氣上心頭山雨欲來〕、thanks〔別發問：多謝什麼？〕亦不必暈倒〔低聲下氣說「別客氣」便夠〕、whatever〔你照着辦罷，其實這是女性的「法克」〕及don't worry about it, I got it〔你忘記她重複多次的「勸告」她快將發動總攻擊）。

如此「多用途」，這個簡單明晰容易上口的ＯＫ，遂一早成為無分種族不分國界貧富共用世界通行的「普世（環球）語言」（雖然《普世語言》〔一月二十五日本欄〕不談這個字），這意味ＯＫ是世上最多人說最常見的英文單字（名詞）；當然，在美國真是你ＯＫ我ＯＫ大家以ＯＫ為口頭禪（一九六七年美作家哈里士的暢銷書《I'm OK, You're OK》出版後把ＯＫ的普及化推至高峯），人人說ＯＫ，美國人因此有Okers的綽號。

ＯＫ的來源，真是眾說紛紜，《英文字源字典》（Dictionary Word of Origins）以學者各自表述莫衷一是，字典編者大概亦不知如何抉擇，只簡略地選擇性地說十九世紀有美國人把All Correct（全部正確）誤寫或故意寫成Orl Korrec[k]t，而後者的簡寫便是ＯＫ；另一「來源」是美國第八屆總統競選時，後來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Martin van Buren（1837-1846年在位）為爭取紐約州老鄉的選票，打出Old Kinderhook（紐約州地名）的標語，此二字的縮寫為ＯＫ，既是候選人故鄉地名的簡稱又有「全部正確」的雙關含義，因此被廣泛使用（按《ＯＫ》的說法有點出入〔頁四十五頁〕）……。《字源字典》不屑為ＯＫ尋根，可以理解卻令人失望。

以《牛津字典》為據，ＯＫ來自希臘文ola kal[a]e（意為「全部沒問題」、「一切順利」），亦可能來自蘇格蘭方言och aye（後字發音近Ｋ）、印第安Choctaw族土話okeh（真的如此）、海地法文au quai（音若ＯＫ，意為去碼頭，海地碼頭工人慣用語），或名為Obediah Kelly的美國火車貨運經理，他在經手的貨物上蓋上ＯＫ等於他驗收妥當的大印，ＯＫ遂成為通行的印記……。《牛典》點到即止，未作深入解釋，而《ＯＫ》則尋根問源，且翻出原始典籍，說之甚詳，只是料讀者和筆者一樣對此興趣不大，就此打住。

不過，上述各家的尋根雖甚費工夫且有不少發現與高論，但仍漏去筆者認為甚重要的一項來源，此為《文字之秘—英文何以成為英文》（H. Hitching:《The Secret Life Of Words — How English became English》；英文吸收融合了三百多種「外來語」，大大豐富了英文的詞彙）在〈旁門左道〉（Voodoo）一章突然論及ＯＫ，首先指出此字可能是西非胡洛夫（Wolof，該信奉回教的土人散居於贊比亞及塞內加爾）族土話Waw Kay（沒問題）的變音詞（順便一提，英文常用的Uh〔啊，帶有輕蔑語氣的疑問〕及Uh-huh〔嗯嗯，肯定之意〕，均來自Wolof土話）；更有趣的是，這位有「詞彙專才」（Lexical Wizard）之稱的「神童」（今年才三十七歲），認為ＯＫ有可能是「擊倒」（knock-out）的倒讀，即ＫＯ變成ＯＫ；他說在拳擊界，於賽事中未被擊倒的人，被問及賽果時，通常會說ＯＫ以別於ＫＯ……。想起「俾咗」變「左脾」（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本欄），ＯＫ變ＫＯ實不足為奇；可惜作者未說明的是，拳擊界說ＯＫ起於何時？

二、

ＯＫ何時見諸文字？筆者以為最可靠的《同義詞詞庫》（見去年四月本欄〈從《字典》到《詞庫》系列〉，說首見於一八四一年（02.01.17.04/11），本來以為此說可以「一錘定音」，哪知《ＯＫ》「圖文並茂」指出此字首見於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波士頓早報》，比前說早了一、二年，而發現者為美國近代美文（American English）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里德（A. W. Read），里德之意為閱讀，他為找ＯＫ的源頭，真的「名副其實」地做了大量閱讀，里德不僅讀遍群籍還從頭爬梳了成為「印刷媒體」後的報章雜誌，並於一九六三至六四年間在學報《美國話》（American Speech）上，發表系列討論ＯＫ的專文；其中部分「可用」資料皆成為《ＯＫ》第一章的主要內容。

ＯＫ之成為最流行英文字，與政治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第八任總統宣誓就職後，民主黨人趁機於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以總統之名的縮稱而又寓意「一切順利」的ＯＫ俱樂部（O. K. Club），以鼓吹民主黨的政見；保守的輝格黨（Whig，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前身）的「文膽」在其喉舌報章撰文，指ＯＫ「出身可疑」、「意義含糊」，意欲貶低ＯＫ俱樂部的認受性；據其所述，它是來自阿拉伯文，有kicked out即出界、解僱之意，其倒讀為out kicked，此為ＯＫ之源頭（竟與knock out的倒讀同）；民主黨的文宣健者馬上還以顏色，不過此事已無關宏旨，不說也罷。惟此「花邊新聞」顯示當年ＯＫ確是罕見鮮用的新字。

距此近百年後的二十世紀初葉，ＯＫ似乎仍未在英國上流社會流行，二○○一年首映的《迷霧莊園》（Gosford Park），描述發生於一九三二年的一場貴族狩獵引發的謀殺奇情電影，開場為在赴歌斯福莊園路上，伯爵夫人的司機迷失方向，遇上趕赴同一目的地的美國製片家，後者客氣地問顯得有點徬徨的伯爵夫人：「哈囉，你ＯＫ嗎？（Are you OK?）」夫人不明所以（英國人慣用的是are you alright〔all right〕?），反問：「我什麼？（Am I what?）」，令對方頗為尷尬，尚好夫人的女侍聽得懂，答以「我們沒事，謝謝！」此雖為小說家言，卻反映了近百年前ＯＫ尚未登堂入室納入貴胄的日常詞滙……。如今情況當然大不同，英國人說ＯＫ的頻度已及得上美國人，以報道影藝界社交圈花邊新聞為主調的《ＯＫ周刊》創於一九九三年，現在不僅是英國最暢銷的周刊，且在世界多國（包括中國）出本地版，讀者共約三千萬。非常明顯，隨着《ＯＫ周刊》風行全球，ＯＫ更是說遍全世界！

寫了三千多字，雖然已找到ＯＫ「第一次見報」的事實（稍後被推翻也未可知），對ＯＫ的源頭則未見頭緒，不敢肯定。諸君若有所發現，請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