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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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永生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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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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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殖民地还是殖民城市？

关於香港政治和文化定位的讨论中，一经常出现的疑问是：香港是否一个殖民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认为，九七回归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但中国官方的说法，却从来没有承认香港是一个「殖民地」。1972年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在殖民地名册上除去香港及澳门两个名字，就是这种否定香港为殖民地的观点和政策的明证。然而，把香港描述为一个殖民地，却又的确使得整个香港「回归」（中国收回／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举动，套上民族大义的神圣色彩。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和评论者，亦普遍地把1997之前的香港视为所谓「最后的殖民地」，将英国统治者下旗归国的故事，解读成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一幕。於是乎，香港的殖民性质问题，却在这种既有承认，亦有否认的互相矛盾的述说中含含糊糊地一再延搁。

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冒起了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研究，也引起本地学者兴趣，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香港并非「经典」意义上的「殖民地」。可是，这些研究和讨论，对於香港这个地方「非典型」的「殖民」性质，却少有探讨。这种情况导致两种不同后果：要不是将「殖民」一词，视作意义清晰，并用作强烈价值判断的政治用语。要不就是悄悄将殖民性质，殖民经验存而不论，例如简单地称香港为「现代城市」。政治评论员洪清田1994年在明报发表一篇文章，就以《不是殖民地，何来殖民统治》为题，反驳李鹏说要终结香港殖民统治的谈话。1事实上，香港学界对香港「殖民性质」（coloniality）缺乏细致和全面的了解，令得关於后九七香港社会趋势的探讨上，出现两种至少是字面上对立的描述，其一是「再殖民化」（出自香港基督徒学会1996年所编一书的标题《再殖化边缘的香港》（郭乃弘，1996）和「再国族化」（马杰伟，2006）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无意讨论这两套观点的实质内容，只是想指出两种说法都隐含了「殖民」与「国族」乃二元对立项的假设。

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说预设了殖民过程是导致国族身分缺失的原因，而终结殖民状态，乃是国族身分复归。与这二元对立紧密扣连的，是西方（殖民）与中国（国族）的对立。在这对立项的框架底下，香港被视作「西方」与「中国」两大地缘政治实体之间相互角力的磨心或夹缝。笔者无意复述香港过去十多年环绕「夹缝」想像的有关讨论，在这种想像中，香港被视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2我的论点毋宁是想提出，上述争论所依赖的二元化空间概念，可能无意中遮闭了关於香港这个生存空间的另一种考虑。我在本文主要想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或许应该更多考虑香港作为一个「城市」，或者更进一步，将香港视为一个「殖民城市」，研究它的经验特质。我认为，把将香港视作一个「殖民城市」，而非一个「殖民地」，或者可以开发更多反思的空间，有助解决香港研究的某些概念上的困难，利便香港疏理自身在过去或未来的政治定位。

事实上，自九七主权移交以来，一种新的城市政治想像，正在香港迅速冒起。「城市」已经作为一主导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取代国族、西方、夹缝等等术语，成为香港认同和文化身分角力的新焦点。一方面，有董建华时代遗留下，要将香港建设成「亚洲的世界城市」的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也有来自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对城市政治、城市议题、城市社会运动等的积极投入。一种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城市意识，城市政治动力，正在浮现。本文重点在於为这个问题提供历史和概念上的疏理，目的是为这种新兴起的城市意识，提供一些对照和比较的思考空间。

香港特色的殖民城市

事实上，将殖民城市作为一个分析焦点，始自人类学家Redfield和Singer（1954）区分出被西方殖民宗主文化严重改变和瓦解的变异城市（heterogenetic city）与固守原有文化的直生城市（orthogenetic city）地区，后有Abu-Lughod（1965）分析西方城市形式如何引入非西方地区）、McGee（1967）指殖民城市的功能在於成为殖民剥削的神经中枢，及至Ross和Telkamp（1985）对不同殖民城市作功能、性质等的分类。Anthony King（1990）则更提出世界城市体系的论说，改造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以城市作分析视角，探讨城市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解释殖民城市在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性，探讨殖民城市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

早期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不少批评者指责，过分以单一的资本累积形式或生产模式，作为解释世界体系发展的原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偏离了欧洲中心的近代史观，考察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如何在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产生互动，构成一个东亚的地区贸易网络。滨下武志的研究指出，香港虽然一直是在英国殖民式的统治底下，但香港对中国一直都起著重要的经济作用，是一个居於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网络的中心。滨下武志有关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突显了一种以城市为纽结的多向度历史网络分析，而不是以西方／国族二元对立的观点，或者简单的中心／边缘的观点，来为香港这个地方定位。

Anthony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也从批判华勒斯坦的经典观点出发。他认为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殖民城市的发展，也不是依从单一的世界体系逻辑，而是结合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宰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西方化」的文化趋势等多种原素，综合发展出不同的殖民城市形态。可是，不少香港研究虽然都有把香港视作一个「非典型」的殖民地的背书，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先去断定有一种经典的殖民地型态，然后推说香港是如何的不符合这个典型，而是去发展一个更宽阔的分析框架，以显出香港历史形态的多变性和独特历史特质。King的多元分析视角，可以警醒论者不应轻易把香港纳入「殖民／去殖民」的单元宏大历史框架，而忽略了在不同层次上的具体分析。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亦指出，对殖民城市的研究非但为了找出非欧洲的被殖民地区在欧洲殖民主义侵占下，如何形成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而是要更进一步说明，从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一般关系出发，探讨殖民城市和周边被殖民地区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从城市乃是要靠非城市所提供的剩余所供养，以及需要驾驭非城市的腹地才能发挥其功能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城市都具有某种殖民性质。而这种性质并非源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虽然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这一段历史，曾深刻地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逻辑来强化及重组这些殖民关系。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就是要在一个全球层次上，考察不同地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盘剥关系、宗主国城市和殖民地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扣连在一起。这种层层叠叠的剥削关系，合组成一幅复杂的殖民权力图画。它容让我们以殖民关系来重新审视空间关系，却不是将「欧洲／非欧洲」作为殖民历史不须置疑的分析单位。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殖民主义历史简单等同为「西方帝国主义强权欺压」的历史。发展这个分析视角，更有助於我们更细致地说明城市牵涉到的多重复杂的殖民权力关系，以及香港殖民历史经验错综复杂的性质。具体来说，单单将香港看成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扩张过程的产物，并且以为这个大论述所说的就是香港殖民经验的全部，我们就容易忽视了，香港的殖民建构当中华人所占据的角色、利益和位置。

华人与作为文化的殖民城市制度

首先，香港华人土著居民不多。虽然不至於如英人所描述乃荒僻小岛，但事实上土著和外来殖民者的对立关系，在香港岛甚至九龙半岛割让开发的初期，都不是主要的矛盾所在。相反的，不少在中英交战期间，为英人充当间谍、提供补给的华人，也正是香港土地开发初期，英国人的同谋者和得利者。此外，作为一个主要为鸦片贸易提供服务的港口，香港吸引了不少周边华人来港从事鸦片贸易。其实香港这种早期发展模式，也只是个多世纪以来，鸦片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开发，华洋分沾鸦片贸易利益这种模式的延伸。十九世纪更为往后的阶段，买卖苦力的贸易急速发展，成为香港除鸦片贸易外另一主要经济支柱，这门生意也是华洋利益分沾的。华人自治组织如文武庙、东华医院等，更在某种非正式的华洋分治形态下，孕育出香港本来没有的华人特权阶层，发展出香港特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由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华人买办阶层，垄断了参与政府施政决策的渠道。

事实上，除却经济上吸取周边腹地生产的剩余之外，Anthony King亦特别指出殖民城市在帮助扩散一种跨国的资本工业城市文化，当中包括各种生产技术、组织制度、城市规划方式，以至建筑方法、卫生管理制度等。这些意念和意识形态的流通，实是认识一个殖民城市不可或缺的部份。事实上，香港开埠的头半个世纪，已经渐次发展出一个在英国总督拥有无可挑战的宪制权利下，至少容让部份华人精英可以参与的政经决策结构。也逐渐在这基础上，以本身的制度、组织和市政管理，体现一种文化领导的角色，影响中国（包括南北各方的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无论是较保守的张之洞、鼓吹维新的康有为，及最后走上革命之路的孙中山，都在香港获取灵感、启发，并借香港为基地，开展文化宣传和知识工作。王韬办循环日报，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的先锋。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也是以香港作为宣传革命之地。当然不可忘记的是，香港大学是大不列颠帝国当年在整个东南亚殖民地带设立的首间大学，而华人商贾也是这项当年被视为大英「帝国资产」（imperial asset）的积极筹划者。3

或者，香港大学筹建运动中出力最多的何启，可以说明香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为身处一个衰落帝国边缘的殖民城市的地缘政治想像。何启是香港举足轻重的买办阶级代表，也是继伍廷芳之后获英人委以重任的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他和伍廷芳一样是港英政府积极培养的双语精英，在英国修得律师资格。但他不单关心香港政事，更与中国各界官商广泛联系，利用香港英文报章议论中国政事。在后期收录在《新政真诠》（何启，1994）一书（经胡礼垣翻译）的文章中，何启力倡中国开议院、建铁路、办日报。他反对官督商办的、不准洋人入股铁路的保护主义政策。主张中国地方财税应由地方自行运用。他反对革命党的排满主张，但也反对洋务派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抨击清政府外交部官员思想抱残守缺。

在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类法当中，何启是一名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改良派。然而，仔细阅读《新政真诠》的有关文章，更会发现他在一系列关於中国全国的国策建议之间，其实贯串著一种鼓吹地方分权的思想。他主张将中国瓜分为四大政治区域（都会），在各政治区域，按层级建立议会制度和行政机构。以限制被选人资格的方式，选举议员。不过，最有趣的地方，乃何启提出「批赁之法」，以开民智。他说：

「批赁者，谓国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赁而听各省之民承批，或各省之民愿批其地而向国家赁取也。批赁之期或为永远，或为百年，或七十五年或五十年，而莫不有章程，订立斯固因时制宜，因地制利，因事酌裁者也。」

《新政真诠》各篇写就的时间乃晚清最为衰弱的时刻，因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甲午一战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香港一城之版图，亦因英国自清朝承租新界，签订新界租约而得以扩充。何启批赁土地的建议，明显地是参照香港经验而来。而整个地方分权的构想，也先导了其后民国初年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出身香港华人买办的何启与伍廷芳等，亦曾暗中得香港殖民政府之支持，筹备广东独立。

我想说明的是，在上一个世纪之初，以何启为表徵的香港买办阶层的政治地理想像，绝对没有半点视香港为边缘地方的色彩。何启的政治思想，说明他既非号令全国以求翻天覆地变革的革命派，也非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因为"改良vs革命"的叙事架构，并不能解释他的思想和主张当中，紧紧地与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具体经验、制度和利益扣连起来的这一个方面。

相比於那些从欧洲的学理中，借取共和、人权等大理念以支持维新或革命的中国思想家，何启并没有提出关於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面图像，所以他虽然认为参政是自然基本的「民权」，但他也和当时宗主国的民主议会理论家一样，认为这些权利在殖民地施行时应有所限制，所以他也主张要为参选人设资格限制。所以，虽然他步步试图说明议会选举的理论基础，但他并没有超出他作为香港这一殖民城市所培养的「土著绅士」视野。他的民权主张及议会创设建议，没有不为建设一个有利於以自由贸易来打开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及在帝国庇护下的华人商贾利益的自由贸易制度服务。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向中国推销设立以「民权」为本（保障包括财产权等之「自然权利」）的议院之议，其关键乃是「开启民智」，一如当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以身负白人使命，以「文明使命」教化野蛮土著的主张如出一辙，却没有丝毫动摇君权的「民主」远景。因为，激进主张势必动摇中国和英国两大帝国过去的合作关系，也不利於以香港为中心的殖民城市的利益。所以，他所著重的反是地方分权思想，集中於按区域瓜分经济利益，他没有关於共和制度的完整说明，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并非城市的平民自治。

自治城市：西方VS亚洲

另一个有助於从城市角度反思香港的文化政治处境的，是古典社会学大师韦伯。韦伯在《城市的类型学》（1993）中，认为虽然城市发展的起源可以有多种，但城市之为城市，而非仅是居住的聚落，乃在於城市拥有地方的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制定自主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但并非所有经济性意义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拥有政治行政意义下一种特别身分的要塞，在历史上都曾经形成一个城市的共同体。他认为，城市共同体的形成是需要更多有利条件的，包括：较强的商贸关系、防御设施、充分发展的市场、城市自身设立法庭或法律体系、一种把城市组织起来的团体形式，及至少部份决定城市自身事务的自主性，城市由市民参与选举产生的机构所管治等。而依此定义，西方中古时期，也并非有很多地方能成为城市共同体，而东方世界则更从未形成真正可称得上是城市共同体的东西。当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亚洲城市并没有出现相互结连，以使城市人和乡下人区别出来的城市人团体组织。

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其实仍属於自己的家族，或者祖先庙堂所坐落的村落，城市市民往往和他们长期维持紧密关系。就算城市居民或会从属於城市当地的职业团体，或从属於城市内的行政区域、里弄，但根本不具备可与中古欧洲相比的城市法，而具有法人团体（corporate）性格的城市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在一些大型商业组织的城市，个人以城市市民参与城市自治的程度，可能还要比起乡村为低。因为在亚洲，城市通常是君侯的要塞，君主派来文武官员管理，并拥有所有的司法权。对韦伯来说，亚洲城市并不存在可以代表市民共同体的组织，而作为一种城市人特殊身分资格的市民权利（citizenship）观念亦欠奉。氏族与职业团体才是共同行动的发动者，而绝非市民阶层本身。韦伯还说，如果说亚洲也存在自治的话，它也仅属於职业团体或村落，而并非出现在城市。

韦伯的比较城市研究，是在一种东西对比的大论述框架下进行，他也没有谈及殖民城市的经验。然而，韦伯开展的这种城市政治的比较分析，有助於我们了解西方意义下的城市自治、市民权利的存在基础，并进一步考察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政治及文化特质。

香港并非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城市，所以在英治的一百五十年内，不能以一般亚洲或中国城市看待（当然，在香港重新投入作为中国一个城市之后，在中国关於城市的传统想像之下，能否走出韦伯所述的亚洲／ 东方城市的宿命，乃是后话）。它在英治时期，急速发展成鸦片和苦力的转口港，也妨碍了这个殖民城市发展出自身成熟的城市自治共同体。

虽然，史家每多称道香港很早便发展出华人自治的组织，但这些华人组织，不单没有减弱城市中的华人与内地的氏族和乡里之间的联系。而香港的殖民性质，也决定了这种以种族分隔为前提所发展出来的华人自治，不单没有提供有利条件，让城市整体的自治制度得以发展，亦做成香港内部的华人与非华人社群之间，出现相互猜疑的局面。东华医院成立后势力过急上升，欧籍社群心生疑虑，游说殖民政府加以压抑。於是，殖民政府更为担心下放地方权力，会进一步做成各大小种族之间的相互对立。当后来何启和华人买办阶级，都主张中国要减低中央集权，认真发展地方自治和议会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建言反而只是针对中国，而不是他们身处的香港，从而推动建设香港本身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与其是发展属於城市市民整体的自治理想，这些殖民华人精英，更关注仰赖英国人在香港统治所给予他们的优势地位。

香港在二十世纪进一步向商业和工业城市转化，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口上升，也没有把香港的城市市民，和他们原来从属的氏族和乡里组织中脱离出来，反而在频繁的交往和迁徙流动中，这些关系更形密切。按照韦伯的分析，这些连系正是亚洲城市难以发展出强烈的城市政治自治诉求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连系并不利於孕育独特的城市公民主体性。而事实上，在香港式的殖民权力架构底下，英国人利用自身培养的华人政治精英，实行「间接管治」原则，只有助於模塑一种特有的望族和门阀结构，形成「高等华人」的贵族身分，障碍了平等市民权利观念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充分发展。而何启向中国当政者推销的那种有被选人严格资格限制的议会选举，也可视作西方特别是英国传统中城市望族特权的引伸。

何启关於批赁土地之倡议，既呼应著当时新界租约的签署，也是参照了某些欧洲中古城市的历史经验而得出。韦伯在《城市类型学》中就指出，欧洲不少城市的初期，乃是由企业经营者向庄园领主或君侯取得开设市场的权利而发展起来。而城市自治的市政特权，最初也是从某些身分团体（estate）特权的方式向特许经营（franchise）的方式转化而来。何启当年批赁土地的建议，在中国传统中，实属闻所未闻，显见何启实仿制了某些欧洲城市的发展经验。然而在殖民主义和没落的满清帝国的环境下，能够实现租借土地以扩建城市（香港）的，就只有靠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武力而已。何启政治思想当中内含的城市政治想像，在当时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香港提出，一方面是香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殖民城市力量上升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它却是稼接在何启向中国朝廷的建言当中，虽然充满内在矛盾，但却是香港殖民城市本身的矛盾性格的产物。

从城市到本土·从本土到城市

不过，何启所代表的那种以殖民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在二十世纪无法在中国生根，原因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之后，一切地方或城市的自治方案，都给打成「军阀割据」的标号，以大一统为重心的民族主义，亦以反帝国主义为号召。香港的城市地位和地方意识，亦很快被这种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贬抑为边缘。

在香港，二十年代中共推行的激进左翼路线，首先在香港获得了最重大的成功，激起省港大罢工，矛头不单只针对资产阶级，更指向英国帝国主义。往后，夹杂在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下，以香港作为一个有别於中国的文化及政治实体的政治想像，基本上已经消失。往后，在三、四十年代相继大量南来的作家、文化工作者，大都是身居香港却心怀中国。虽然五四运动对香港的直接影响甚小，但南来者多身负五四的前卫风尚，以强化现代统一中国之文化基础为务。流风所及，一切香港的地方特性、城市意识、平民文化，往往是知识分子排斥与批评的对象。三十年代有国民政府对粤语片的禁拍令，四十年代有左派阵营对方言文学的抑制。可见无论左右派的文化政治论述，都心念中国的国家民族。四十年代抗战、五十年代难民涌至，香港的人口及社会构成，又经历另一次大幅转变，彻底地成为新移居来港者暂借的时间和暂借的空间。香港作为一个完整意义（韦伯）的城市，倒退至稀薄定义的「密集的『聚落』」。政治认同的分裂，难民的寄居心态，冷战主导的文化对抗，城市共同体更无从谈起。

六十年代之后，浮现了本土一代对自身身分认同的重新思索，复现了以香港本身作为思考谈论对象，并有关於香港城市特质和日常生活的考察。而所谓本土一代的思想，都是以香港作为一个生於斯，长於斯的「地方」（place）为基调的思考，强调本土的生活方式、本土的认同、对本土的归属感等。这套本土话语的出现，既要反思，也要确认香港种种「非中国」特性，要确立战后二十年代一度被冷战、逃难等环境所遮没、遗忘掉的「中国性」。本土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可说是同步成长。处身晚期殖民统治的港英政府，亦在七十年代开始，明显地介入建构「香港归属感」，「香港市民」意识亦逐渐产生。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出现，香港人口的族裔身分和市民身份呈现前所未见的矛盾和张力。港英政府所主导的「香港市民」意识，亦进一步转化为更鲜明的「香港人」意识。五、六十年代一度通行的「香港居民」称谓亦渐次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概括地单称的「香港人」身分。而由於中英谈判当中，一直悬著一个究竟中、英之外有没有一个「香港代表」问题，「香港人」在政治谈判桌上的缺席，反更使「香港人」在其他各种文化政治的渠道争取现身。

在八、九十年代背景底下形成的「香港人」是相对於「大陆人」而建构起来的，也承继著殖民城市对落后周边地区的优越感。例如政论家洪清田就经常鼓吹应大大开展「香港学」，国内则应再造多几个香港。他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大香港主义就是好」，他的一本文集更以《中方入港寻方向》为书名。很显然，这种论述都有明确的城市文化政治考虑。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方面有九七的心理危机，另一方面却有股市楼市的超级增长，所以洪清田这种战略上的自我膨胀，或可视作一种偶然的时代产物。然而，散见於其他当时对香港城市认同肯定的讨论，其实都有意无意地，承袭著一百年前何启的基本论调，将香港城市的体制和组织本身，视之为体现了比「大陆」这个地缘的他者（geo-political other）更为优越的文化。虽然，这套政治修辞一方面要将香港的殖民性质否定掉，但它所肯定的「香港文化」内涵，却无不是对香港殖民经验和殖民历史中建立的制度，视为香港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切合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身分。

在以制度比较为主导的香港城市意识浮现的同时，八、九十年代也激发了大量关於香港文化、香港经验、香港生活方式等贴近日常生活层面的探讨和创作，而学术界亦发展出以中产阶级作为新一代香港主体的论说，共同塑造一种以感情为基础，而非单以制度比较为基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而英国人为了光荣彻退，也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开始引入地区选举，为市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架构，为香港这个由殖民门阀贵族、「高等华人」所支配的城市，打开了市民参政的缺口。七十年代居民运动为主的城市社会运动，也是以建立社区组织，增强地区认同，间接亦加强香港城市整体的地方感的建立。

对城市管治体制（例如法制和基本自由等）的确认，加上由一种时代危机感和参与和改革空间所促成的地方感上升，驱使一个城市共同体意识浮升。但很显然的是，在殖民／国族（亲英／亲中）二分法所支配的论述框架下，这种城市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一种明显的政治表述方式，高举以城市作为政治旗号的尝试，就更是凤毛麟角。唯一的例外是《号外》，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要突显和塑造香港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刊物的英文名称《The Tabloid - City Magazine》亦包含城市一词）。八十年代初，《号外》也是当时香港印刷媒介中，唯一刊文公开呼吁香港人自决前途的。当年《号外》刊有一篇题为《香港经验》的文章，作者努力褒扬香港人的城市意识，认为当时一些人对香港的批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反城市心态，他们对「现代大城市」的批评，其实以美化乡村来批评城市。（庞占士，1980）文章援引从Susanne Keller、金耀基，到Peter Berger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说明城市其实既有优点（比乡村更自由、更容忍），又属必要（工业经济起飞的前提），更是国际精神、自我超越的化身。文章说：城市是希望所在，城市是生命魔力所在（Peter Berger）。文章更呼吁，香港人应「建立自尊，看得起自己及自己的地方」。

如果从上面所述的韦伯比较城市政治分析出发，《号外》的出现可说标志著香港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再出发。虽然缺乏政治的表达，这种香港城市共同体的意识，却在八九十年代，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赞扬和维护的态度，以及对本土地方文化的珍惜和保存取向上，以零碎、片断的方式日益浮现出来。然而，这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片断式的价值肯定，却并没有一种整体方向，也没有建立整全的论述，涵盖这种城市意识的不同方面，以及疏解个中矛盾。换句话说，这种以回应时代政治挑战为主的文化自我肯定，并非由一种社群生活价值的自觉反思运动所主导。甚至，这种「肯定香港」的过程，往往只是把旧日殖民城市的想像遗产循环再造，以努力挣脱一种即将来临的，强势的中国主权观和民族想像。也就是说，这种基於九七危机感建立起来的城市共同体感觉，并没有深化香港人对自身的历史处境的认识，更没有加深香港人对不断变动中的中国及全球变化，发展深厚的了解和批判视觉。於是，香港人认同往往建立在浮浅的态度或性格上的选取，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感情价值连结，或者共同理念或事业的开拓。

如上所述，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在回归之后，过渡预期的政治灾难没有来临，却发现面临更艰巨的、不断在深化中的周边城市竞争大势。具体来说，当过去二十年香港人还以为自身居於「现代／城市」之一极，相对立於「前现代／乡土」之一极的时候，却忽略了新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前现代／现代」的区分，可以提供足够的分析。周边城市群的出现、追赶，以及全球化的经济重组，使香港不断要重新问，何谓使香港具备其与别不同的城市特质？城市特质究竟是使香港获得它的独特性（有别於乡土大陆）的原因呢？还是正因为城市生活方式和体制的趋同性、普遍性、环球性，而使香港慢慢失去它的独特性？

新城市主义：本土消失后的城市意识？
九七之后，一种新的城市话语，正迅速取代了原有中港关系的地缘政治想像。当香港的政治争论还是孤立地在法制的种种技术条文中，争论一国两制所涉的中央和特区权限时，一种新的城市话语环境，已经渐渐在更为广泛的话语空间形成。新的城市话语的流行，既因董建华政府於2000年开出将香港建成亚洲世界城市的野心计划，也配合著中国因为加入世贸而在国内激发出一浪又一浪的城市竞争意识。虽然董建华的野心与其能力成强烈反比，过高的想像反造成其力有不逮的反效果，但关於「城市」的讨论，却成功地成为今日香港政治和文化思考的主导问题意识。香港是否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香港能否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保持优势，不被取代？......这些问题不断在媒体、政坛、学界流传，渐渐置换了其他项目，成为香港文化想像的主调。

七十年代环绕「地方感」而建立起来的身分归属和认同，在这一波城市话语下备受冲击和考验。因为这一套新城市话语，正不断瓦解和重组话语和想像的规则，也直接的动摇了香港城市共同体的基础。原因是当下这套冒升之中的新城市话语（或曰新城市主义），并非由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所推动，反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某种派生物，将城市命运简化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一种「城市达尔文主义」（例如各式各样的城市竞争力排名）。这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化城市共同体的团结性（例如城市衰落的危机意识可以推动像七一大游行一样的短期全体市民动员），但也提供了机会，助长了城市管理人（urban manager）以竞争的名义施以行政独裁，以及瓦解城市过去的社会共识，制造城市内部的矛盾和裂痕。

在香港，一方面，以城市为单位组织香港的政治想像，置换了殖民／国族，以及中央／地方的对立张力。而城市想像，特别是「国际城市」的想像，亦调和了香港重投中国大陆主权之下而积累的不安。然而，香港人对於如何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并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建立共同体的感觉和自我认识，其实没有坚实的传统依靠（香港的过去是一种殖民的过去），更遑论组织力量，建立制度，以备取得自主自治的权利。

过去香港建立的地方感，视香港为家，今天对家的想像，却夹杂在城市达尔文主义的想像中，徘徊在「国际城市」与「中国城市」这两极。然而，在一百来年来，因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冷战话语遗传下来的想像传统中，香港除了认识香港本身是一个城市之外，对於何谓国际城市，何谓中国城市，能够答出的话都不多。但是，在各种各样城市比较话语（借用Benedict Anderson, 1998）的说法即是「比较的幽灵」）的缠绕下，香港人更感焦虑。难以回答的是，香港如何既非一个没有面目的「国际城市」，也非（又）一个「中国城市」。

在新的城市话语底下，重提独特的城市共同体，并不是要为香港重新界定一个令人联想到社群排他性的身份界限，而是要小心分辨喜爱一个地方和喜爱（一般）城市的差别。因为如果按上述那篇登在八十年代《号外》的文章的话语逻辑，亦即令我们引以为荣、产生自尊的香港，仅仅就是在於它是一个城市，而非一个可以更进一步说明的「地方」（包括它的传统或理想）的时候，我们也许慢慢会发觉，我们或者应喜欢更多其他的城市。而事实上，《号外》创办人陈冠中在九十年代发现，中华地区有更多城市的时候，他就更喜欢多几个城市。他也再没有坚持八十年代那种香港自决论，并且建议在城市之间，倡议一个梦想中的「波希米亚中国」，他最近的文章，更直接肯定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陈冠中，2005）我以为，从早期《号外》以批判国族主义为出发点为香港这城市定位，到今天将「波希米亚」建筑在「中国城市」的前提之上，是十分有趣的徵象。问题并不在於「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是否可欲，也不在於香港人应选择独爱自己的城市，还是多爱几个城市（又或者，辩论城市之爱本质上是排他的还是多情，甚至滥交的）。我想借陈冠中表述方式的转移为题，只想藉此引伸及提出一些疑问：波希米亚式跨城际浪游生活风格兴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作为自身的出路？还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淘空？以及作为一个行动、实践出发点的「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体的政治自治运动失去动力的徵兆？再者，在城市主体性正处风雨飘摇的时代，以世界主义原则作为城市文化政治的策略，其具体内容又应是甚么？......但更不可忽略的是，对这一切疑惑作出回答的大背景，其实正是一个从没有确认任何城市自治权利的中国。

以「一个城市」而不是仅以「香港」来思考自身，在今天已不单香港身分究竟是「城籍」还是「国籍」的问题（西西《我城》（1999），而是包含著多种交叠和互相矛盾的涵意。肯定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生活在这些错叠、多重，甚至吊诡的空间配置（spatialities）当中，问题只是我们能如何把文化政治论述中隐含的空间配置松动，以释放想像反思的空间，构想更佳的文化政治策略，干预对存活空间的霸权建造。

注
1. 熟悉洪清田政论观点的，都知道他视香港为「现代化」的典范。

2. 可参閲叶荫聪（1997），孔诰烽（1997）。

3. 见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28): Hong Kong University as an imperial as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