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9日

鄧樹雄
溫總忠告與特區政府的經濟角色

溫家寶總理對香港關懷備至，自2003年起便不斷就香港的問題發言，當中意思發人深省；今年也不例外，且更多肺腑之言。本文就其對香港經濟規劃的發言作深入分析。

香港經濟在港英時代經歷了工業化和非工業化的階段，而非工業化在特區政府治下徹底完成。工業政策素來爭議不斷，港英政府早期推動工業發展不遺餘力，1979年更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可惜其後因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而剎車。八十年代，港英政府發展香港成金融中心，以取代日漸式微的製造業。

港商只謀短期回報

九十年代初，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仍高達15.4%，也難怪當時的工業署署長葉劉淑儀撰寫一篇題為〈無形之手、有形成就〉的鴻文，為港英政府消極的工業政策保駕護航；想不到不數年間製造業迅速空洞化，到1997年的比重竟急降至6.5%。製造商趁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把生產線遷往內地，以享受低廉的生產成本，乃極其合理的事。

不過，港商只顧謀取短期回報，不重研發、不重開發品牌和新興科技產業，這是沒有產業升級的經濟轉型，如何達致均衡發展，端視港英政府有否推行合宜的發展策略。但回歸在即，港英政府只顧全力開展新機場等十大工程，其他一概少理；可是這一失衡的產業結構，在當時卻視為香港經濟全面向高增值服務業的轉型。

首任特首董建華雖從事航運業，但不盲目接受過分傾斜於服務業的政策，上任伊始即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重視產業研究，優化產業結構。

可惜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特區政府財政急升，董建華只能為「創新科技基金」掙得五十億元的財政撥款，供中短期之用，因資源不足，所以難有作為；學術界更為政府應否大力支援研發而爭論不休，有學者竟認為在香港投資研發屬死路一條。

亞洲金融危機令香港金融業蒙受極大損失，當時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英年倒認為這是重振香港製造業的大好時機，並提出在十年內把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增至15%（其後修訂為12%）；可惜唐英年的豪情壯語並未經香港工業總會作深入的研究，也並非是會員的共識，且既無策略，更乏業界支持，特區政府也不作回應，唐英年的願景遂不了了之。

其後唐英年出任問責制下的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竟不再提此宏願，更刻意迴避對製造業的支持，原因令人難以理解。

倒是出任問責制下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於2001年中的首次發言，便提出把香港打造成「超級曼克頓」，在金融中心外，尚加上發展新興科技及服務產業，採取較均衡的發展策略；可惜三個月後，梁錦松卻一聲不響地放棄了，再工業化的構想遂胎死腹中。

特區政府對抗經濟不景氣苦無良策，更憂慮會出現結構性財赤。2001年底，中國成功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承諾五年後開放市場，香港商界希望能更早進入內地市場。特區政府於2003年中成功爭取中央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即CEPA），讓港商於2004年初便可進入內地市場，特區政府亦於2004年夏天定出「背靠祖國」的發展策略，更於2005年向中央提出要加入「第十一個五年規劃」。

回歸後，香港經濟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出現負增長和持續不景氣，中央對此極度關注，故盡量滿足特區政府「背靠祖國」的諸多要求。

未有細味溫總忠告

可惜當時的香港正陷於民生（特別是沙士疫症）和政治（如23條立法）的爭議，故未有跟進溫總的忠告，難怪溫總於2005年底接見赴京述職的新特首曾蔭權時，說出要特區政府「關注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與問題」的重話；但溫總並無公開界定何謂「深層次矛盾與問題」，遂引起各界不同解讀的爭論。

香港經濟非工業化速度加劇，到2009年，製造業佔經濟比重竟下降至1.8%。溫總終於在2009年底再次向曾蔭權談及「深層次矛盾」，清楚指出這涉及經濟與民生，內容與其於2003年的講話相若。

溫總今年又趁人大閉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再次闡釋「深層次矛盾」。他強調特區政府「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香港還要重視教育、科技，以增強香港發展的後勁，還要從自身實際出發，重視發展服務，包括金融服務和旅遊服務。發展小型的創新科技產業，以增加就業。」溫總的忠告，貫徹了他2003年講話的精神。溫總對香港關懷之情，溢於言表，但港人可有領情？

港人對找出何謂「深層次矛盾與問題」興趣甚濃，可是對溫總解釋後提出的忠告卻置若罔聞，恐怕是一般市民對「爆料、窺秘」的報道感興趣，而非艱深的政策性問題。但涉及制訂政策的持份者，如特區政府、政黨、商界、學術界和智庫等又怎能輕輕帶過？這種港式思維反映出短期主義心態，其中又以特區政府為甚。

特區政府沿襲港英體制

港英政府重視審慎理財，盡量不要成為英國的財政負擔，因此不願為促進產業發展而作出投資大、風險高的長期財政承擔，以致不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和長遠規劃，也沒有定期發表五年或十年規劃的經濟發展白皮書。港英政府引以為傲的危機管理，說穿了，就是要應付因忽視政策研究而不斷出現的危機。

回歸後特區政府沿襲港英政府的體制和思維，不單公務員系統不變，全體過渡，更把審慎理財寫入《基本法》第107條，以規範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該條文的原意，在於規限泛民政黨鼓吹派發免費午餐以爭取選票的能力，但副作用卻令特區政府難作長遠規劃的財政承擔。

此外，特區政府亦承襲港英政府不重視政策研究的思維，所以董建華雖推行高官問責制，但各政策局並無常設的政策研究單位，特區政府雖設有中央政策組，但其功能只為特首和三位司長提供意見而已。而財政司司長轄下的經濟分析組和方便營商處，只負責分析當前經濟表現，而非作宏觀政策研究。獨立於政府架構的金管局雖設有香港金融研究所，研究點亦難作整體發展規劃。整個特區政府官僚架構龐大複雜，竟無一個政策研究單位，其輕視政策研究，世所罕見。

特區政府這種承襲殖民地式的管治體制和思維，當然無法做到溫總忠告的「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不但如此，特區政府冀求積極參與中央的「十二五規劃」也遇到困難，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認識不深，本身又缺乏產業政策和發展策略，在製造業凋零的情況下，除了不斷強調金融業外，根本無法配合中央對各重型工業和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策略，難怪內地智庫不斷批評特區政府只懂向中央「尋政策、找好處」，難以配合中國的急速發展。

若特區政府不思進取，中央亦難以長期照顧，語雖尖酸，卻屬實情，溫總要不斷忠告特區政府「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並非無因。

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自詡以市場主導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的優越性，是香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因素，因此一眾高官非常抗拒規劃，故認為溫總的忠告是以內地社會主義經濟規劃的思維出發，不一定適合於香港，更可能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故對溫總的忠告未予以應有的重視，有高官更認為「深層次矛盾」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的用語，不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的香港。

溫總提出香港要發展新興科技產業也不符特區政府的想法。行政長官曾蔭權一向認為香港經濟出路在於鞏固和發揮香港金融中心的功能，特別是為內地急速發展的經濟服務，而非發展或重振製造業，例如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發展人民幣債券和各種金融產品市場等，便是以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所以特區政府在參與「十二五規劃」時，集中向中央爭取支持香港金融中心的發展，其他都不甚重要。

若從財政角度看，發展金融業所需的資金承擔，遠低於發展新興科技產業，風險也相對少，故特區政府的取態可以理解。但從優化產業結構、增加經濟發展潛力來看，則特區政府的「惟金融業」策略非常短視，更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港英時代的傳統政策也需要因時制宜，與時並進，並接受新環境的挑戰。原來回歸後首先挑戰此傳統政策的竟是特首董建華，他強調研發的重要，並設立創新科技基金，挑戰政府不支持產業研發的既定政策。其後出任問責制首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在其首份預算案（02／03年度）提出政府的經濟角色的新看法，指出「政府的角色是掌握經濟發展方向，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挑戰積極不干預主義。

回歸後盡是內鬥內耗

在公務員高官的或明或暗的抵制下，這兩項新政策或效果甚微、或未能開展，可惜董建華和梁錦松先後辭職，無法貫徹新政，公務員傳統保守的施政理念在曾蔭權治下遂得到鞏固。

溫總的忠告其實並非什麼石破天驚，中央一向尊重港人治港，非不得已不作表態，但溫總自2003年起、八年來不斷提醒特區政府作長遠規劃，足見問題嚴重。

可幸香港社會已漸醒覺傳統的市場主導思維不足以應付新挑戰，若不作長遠規劃、不優化產業結構，根本無法緩解深層次矛盾，所以逐漸認同溫總的忠告，例如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曾撰文指產業結構失衡，是本港貧富懸殊和眾多深層次矛盾的根源。筆者亦曾多次撰文建議特區政府成立發展改革委員會，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八十後青年在各項社會運動中，亦多番質疑傳統政策的時效。這些都衝擊當前的政府的經濟角色。

回歸十多年來，香港政爭不綴，盡是內鬥內耗，難怪發展緩慢，深層次矛盾湧現。溫總忠告猶如當頭棒喝，寄望下屆特首候選人仔細研讀溫總講話，撰寫回應，好讓市民了解其施政理念。各界也應重新啟動十多年前有關政府的經濟角色的大辯論。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2011年3月25日
i-See主義
葉輝
「中國症候群」：從核熔解到核瘋狂

這是一個被描述為即將「熔毀」（meltdown）的世界—核反應堆的堆芯要面臨「熔毁」了，金融市場也隨之而要面臨「熔毁」了；或者可以說得準確些，這應該是一個暫以「熔毁」取代「鎮壓」（crackdown）的世界，可教人疑惑的是「熔毁」發生於日本福島，而「鎮壓」發生於北非與中東，與中國無涉，何以英美媒體討論兩者的時候，都一直說那是「中國症候群」（the China syndrome）？

追源溯始，「中國症候群」本來就是一種「熔毀假說」，那是一部關於核危機的荷里活電影的名稱（港譯《危機》），它借用了核電工程的術語—意指美國的核電廠要是爆發核災，反應堆的高溫輻射將會「熔毀」保護罩，繼而穿透地心，一直「熔毁」到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如此說來，這個以中國命名的「假說」，或隱喻，多多少少都有點「意淫」，就像方興未艾的「氣候論述」一樣「意淫」，一樣好使好用，一樣隨意借題發揮—從香港回歸到沙士爆發，從經濟盛衰到茉莉花革命，從全球糧荒到能源危機，從不安全產品到隱瞞真相的血汗工廠……莫不是「中國症候群」。

以「鎮壓」取代「鎮壓」的世界

可是在中國內部也罕有地出現了另一種「中國症候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福島事故後聲稱，必須全面安檢核設施，調整核電的中長期規劃，暫停審批核電項目，語音未落，內地官方媒體如新華社等隨即引述學者高論，繼而批評擱置發展核電並非理智之舉，更直指那是「因噎廢食」。可以想像，中國要是真的擱置核能審批，對一些既得利益者而言，等同於巨額財富的「熔毀」。

沒事，這本來就是一個以一種「鎮壓」取代另一種「鎮壓」的世界—比如以「輿論鎮壓」取代「行政鎮壓」，又比如法國、英國和美國突然以導彈和戰機的「軍事鎮壓」取代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的「血腥鎮壓」，因為「鎮壓」一如「熔毀」，本質就是非理性的，只是瘋狂地堅持經濟發展就是硬道理、卻不一定有道理的宣言。

福島核危機無疑對全球核電工程亮起紅燈，敲響警號—節能減排一度是唯一的「政治正確」，發展核電於是就成為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俱樂部」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資格指標—核電發展的兩難局面，說來正是一種全球化的「中國症候群」，它的另一個別名，可能就是澳洲反核權威卡露迪葛（Helen Caldicott）在三分一個世紀前所說的「核瘋狂」（Nuclear Madness）。

國際原子能機構二〇一一年一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擁有核電機組最多的國家依次為：美國一百零四個、法國五十八個、日本五十四個、俄羅斯三十二個、南韓二十一個、印度二十個、英國十九個、加拿大十八個、德國十七個、烏克蘭十五個、中國十三個—沒有一個不自稱高度安全，或者說，在「核災」爆發之前，沒有任何一個會承認自己的核電廠是不安全的，這才是「核瘋狂」最令人惶恐不安的邏輯。

歐洲三大核能國（法國、德國和英國）都宣稱擁有「全球最安全的核能」—但問題依然是，在「核災」爆發之前，誰都不會承認自己的核電廠是不安全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倒形容日本核災乃「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完全不似真實的事實」；而德國媒體也一如中國官媒，直斥政府暫停核電運行的決定是「瘋狂」的，聲稱哪怕是幾個月的停頓期，也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世界裏，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列強，都必然持續出現「輿論鎮壓」，迫使全民持續「與死神同眠」，持續處於「核瘋狂」狀態。

507頭怪獸與地球人同眠

曾經大聲疾呼「我們的國家已經破產」的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為彭博社撰文，指出日本現有五十五個核反應堆，另有十一個正在發展中，那就意味着有「六十六個麻煩」正等待發生—如果不是由地震或海嘯觸發，就有可能遭受恐怖襲擊或人為錯誤的風險；那麼，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最新數據，目前全球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四百四十二個，建設中的核電機組六十五個，那就意味着有五百零七頭蠢蠢欲動而沉默無言的超級惡魔，等待着與地球人同歸於盡。

克特里考夫在文末有此慨嘆：「如果諾貝爾物理學家恩理科．費米（Enrico Fermi）仍然在世，他可能會對我們正製造的核風險感到震驚，費米作為「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指美國軍方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原子彈研發項目）的領軍人物，他將毫不猶豫地告誡日本關閉核反應堆。」

可是核電的兩難局面也許就是二擇其一的「熔毁」，要不是面臨「核熔毀」的恐懼，就是要面對「經濟熔毁」的危機。那麼，與其略帶意淫地說那是「中國症候群」，不如說那是「全球核瘋狂癥候群」吧—沒事，這是一個以「熔毀」取代「熔毁」的世界，鹽和碘的謠言迅即「熔毀」了，抱「必死之醒覺」的壯士們的生命也迅即「熔毀」了，核電廠「最安全」的謊言為什麼不可「熔毀」？

我們都活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當然不會忘記他無比沉痛的一句話：「如果沒有什麼事物值得我們為之捨命，那麼我們誰都不可能擁有值得為之而存活的事物。」

蔡子強﹕謠言暗藏政治密碼

【明報專訊】8年前，當沙士（SARS）在港肆虐時，筆者曾經在《明報》論壇版撰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焦躁不安的社會——謠言的政治學〉，討論謠言的政治學，當中介紹過哈佛大學孔復禮（Philip Kuhn）教授所著的一本書，《叫魂》（Soulstealers）。

孔復禮的《叫魂》啟示錄

話說清朝乾隆年間，民間因為一種「叫魂」的妖術而引發廣泛恐慌，相傳術士們如果對受害者名字、毛髮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靈魂精氣，為術士所奴役，害得當事人大病甚至死去。但想不到，這樣一個現代人視之為荒誕不經的謠言，當年竟影響了12個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到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認的盛世，為何有關這種妖術的無稽之談會風行不止﹖其實這個問題，就好比詢問今天的中國，正值「大國崛起」、「胡溫盛世」、國力大為改善，為何一個有關核輻射的謠言，會搞到人心崩潰呢﹖

普通人會以一句「民智未開」來概括的現象，孔復禮卻鍥而不捨地追查背後真相。孔復禮提出了一個複雜的解釋架構，當中牽涉到眾多解釋，因為篇幅關係，恕本文不能一一道來，但這裏卻想提提其中之一個，那就是種種社會或經濟的焦慮，是人們對妖術恐懼的根源：「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所威脅（也許是人口的過度增長，或者是擔心市場力量上下浮動的影響力會『偷走』他們的生計）。

一言以蔽之，《叫魂》一書的最大教訓和啟發，就是任何能夠惹起社會大規模躁動的謠言，除了事件本身之外，往往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和政治脈絡。

謠言有覑社會和政治脈絡

當年撰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為SARS期間，謠言弄得香港人心惶惶，觸發搶購糧食風潮，迫爆超級市場；至於國內，更爆發了一場「搶醋」、「煲醋」的狂潮。想不到，8年後，更加無稽，一場遠隔重洋發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卻觸發了一場成為國際媒體笑柄的中港「搶鹽」狂潮。

當然，尋常人可以以一句「搶鹽」群眾「民智未開」，來把事件輕輕帶過。但如果政府決策者，也只是加入恥笑群眾「搶鹽」的行列，認為只不過是愚夫愚婦的愚昧行為，以此定性，並因而置之不理，而不去冷靜反思背後的社會、政治意義，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搶鹽」狂潮顯示，雖然今天中國人都把「大國崛起」掛在嘴唇邊，但其實他們嚴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風吹草動，也足以讓他們躁動不安。

這種不安全感，部分來自生活的壓力，例如通脹肆虐，百物騰貴，物資供應緊張，都讓人心虛怯，搶購潮容易一觸即發，「搶鹽」只是其中一個表徵。再加上人浮於事、居住條件惡化等等，結果就如孔復禮的分析，當人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所威脅，便會產生焦慮，為謠言締造了土壤。

「搶鹽」的政治土壤

不安全感的另一根源，就是民眾對政府、公權力、制度等缺乏信任，認為不足以依賴，只得自求多福，萬事只得靠自己，「搶鹽」就是這種典型的心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以防萬一」等等。SARS當年亦有發生在新加坡，但卻沒有觸發「搶米」風波；今次核事故的所在地其實是日本，但反而沒有出現「搶鹽」狂潮，有人或許會歸因於兩地民眾素質較高，但請留意，兩地人民其實都相對信賴當地政府或制度。

此外，中國亦是一個謠言容易一發不可收拾的國度。當政府長期壟斷媒體，審查和篩選新聞，久而久之，公眾慢慢察覺到，媒體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宣傳功能，遠遠大於其報道和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民眾因而習慣從其他渠道尋找新聞，收聽消息，以填補官方媒體所留下的一片空白。結果，口耳相傳、道聽塗說、以至謠言，慢慢形成了一個官方描述以外的公眾認知世界。

總的而言，正如孔復禮所說謠言的背後，其實是向當政者發出了有關社會未來發展的警告。雖然我們沒有水晶球預見未來，但是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其實就存在我們四周，只是都加上了密碼而已。

「搶鹽」潮在國內由上周三開始，大致上持續了3天，在香港則只是上周五一天。當然，香港無論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聞自由，都要比國內好，理論上，對謠言的免疫能力，亦應比後者為佳。但縱然如此，港府的決策者，是否就能對這場「搶鹽」風波，掉以輕心呢？

一場「搶鹽」風波，是否也向決策者展示，其實，港人一樣深深感受到生活上的種種無形壓力，因而人心虛怯，以及對政府和制度的安全感，也是十分之薄弱呢？

蔡子強﹕謠言暗藏政治密碼

【明報專訊】8年前，當沙士（SARS）在港肆虐時，筆者曾經在《明報》論壇版撰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焦躁不安的社會——謠言的政治學〉，討論謠言的政治學，當中介紹過哈佛大學孔復禮（Philip Kuhn）教授所著的一本書，《叫魂》（Soulstealers）。

孔復禮的《叫魂》啟示錄

話說清朝乾隆年間，民間因為一種「叫魂」的妖術而引發廣泛恐慌，相傳術士們如果對受害者名字、毛髮或衣物作法，便可偷走其靈魂精氣，為術士所奴役，害得當事人大病甚至死去。但想不到，這樣一個現代人視之為荒誕不經的謠言，當年竟影響了12個省份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到人心惶惶。

乾隆治下乃公認的盛世，為何有關這種妖術的無稽之談會風行不止﹖其實這個問題，就好比詢問今天的中國，正值「大國崛起」、「胡溫盛世」、國力大為改善，為何一個有關核輻射的謠言，會搞到人心崩潰呢﹖

普通人會以一句「民智未開」來概括的現象，孔復禮卻鍥而不捨地追查背後真相。孔復禮提出了一個複雜的解釋架構，當中牽涉到眾多解釋，因為篇幅關係，恕本文不能一一道來，但這裏卻想提提其中之一個，那就是種種社會或經濟的焦慮，是人們對妖術恐懼的根源：「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所威脅（也許是人口的過度增長，或者是擔心市場力量上下浮動的影響力會『偷走』他們的生計）。

一言以蔽之，《叫魂》一書的最大教訓和啟發，就是任何能夠惹起社會大規模躁動的謠言，除了事件本身之外，往往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和政治脈絡。

謠言有覑社會和政治脈絡

當年撰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為SARS期間，謠言弄得香港人心惶惶，觸發搶購糧食風潮，迫爆超級市場；至於國內，更爆發了一場「搶醋」、「煲醋」的狂潮。想不到，8年後，更加無稽，一場遠隔重洋發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卻觸發了一場成為國際媒體笑柄的中港「搶鹽」狂潮。

當然，尋常人可以以一句「搶鹽」群眾「民智未開」，來把事件輕輕帶過。但如果政府決策者，也只是加入恥笑群眾「搶鹽」的行列，認為只不過是愚夫愚婦的愚昧行為，以此定性，並因而置之不理，而不去冷靜反思背後的社會、政治意義，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

「搶鹽」狂潮顯示，雖然今天中國人都把「大國崛起」掛在嘴唇邊，但其實他們嚴重缺乏安全感，任何風吹草動，也足以讓他們躁動不安。

這種不安全感，部分來自生活的壓力，例如通脹肆虐，百物騰貴，物資供應緊張，都讓人心虛怯，搶購潮容易一觸即發，「搶鹽」只是其中一個表徵。再加上人浮於事、居住條件惡化等等，結果就如孔復禮的分析，當人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所威脅，便會產生焦慮，為謠言締造了土壤。

「搶鹽」的政治土壤

不安全感的另一根源，就是民眾對政府、公權力、制度等缺乏信任，認為不足以依賴，只得自求多福，萬事只得靠自己，「搶鹽」就是這種典型的心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以防萬一」等等。SARS當年亦有發生在新加坡，但卻沒有觸發「搶米」風波；今次核事故的所在地其實是日本，但反而沒有出現「搶鹽」狂潮，有人或許會歸因於兩地民眾素質較高，但請留意，兩地人民其實都相對信賴當地政府或制度。

此外，中國亦是一個謠言容易一發不可收拾的國度。當政府長期壟斷媒體，審查和篩選新聞，久而久之，公眾慢慢察覺到，媒體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宣傳功能，遠遠大於其報道和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民眾因而習慣從其他渠道尋找新聞，收聽消息，以填補官方媒體所留下的一片空白。結果，口耳相傳、道聽塗說、以至謠言，慢慢形成了一個官方描述以外的公眾認知世界。

總的而言，正如孔復禮所說謠言的背後，其實是向當政者發出了有關社會未來發展的警告。雖然我們沒有水晶球預見未來，但是構成未來的種種條件其實就存在我們四周，只是都加上了密碼而已。

「搶鹽」潮在國內由上周三開始，大致上持續了3天，在香港則只是上周五一天。當然，香港無論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以至政府透明度、新聞自由，都要比國內好，理論上，對謠言的免疫能力，亦應比後者為佳。但縱然如此，港府的決策者，是否就能對這場「搶鹽」風波，掉以輕心呢？

一場「搶鹽」風波，是否也向決策者展示，其實，港人一樣深深感受到生活上的種種無形壓力，因而人心虛怯，以及對政府和制度的安全感，也是十分之薄弱呢？

198種非暴力行動方法 (已UNDERLINE香港示威者用過的方法)

by Faning Monisor Yim on Tuesday, 08 March 2011 at 20:59
北非和中東的一波波革命，意外地暴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幕後英雄」。他叫做金夏普（Gene Sharp），美國人，83 歲，住在波士頓一個工人階級社區，已滿頭白髮，背部佝僂，自己在院子裡種蘭花，看起來絕對不像一個危險人物，但是他所寫的書卻直接影響到埃及和全球不少國 家的民主革命運動。
夏普專研非暴力政治，深受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影響，寫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最著名的是「由獨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這是一本只有93頁的行動手冊，書裡一一列出非暴力抗爭的行動方法，這些行動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獨裁者的統治。這本手冊已被翻譯為 24種語言，包括了中東地區使用的阿拉伯語。

當埃及的革命運動初起時，發起行動的組織「4月6日青年運動」萌發推翻政府的想法，但是卻不知如何進行，於是四處找尋，結果看到夏普的行動手冊，立即拿來使用。另一個組織「穆斯林兄弟會」也受夏普影響，還將這本手冊登載在該組織的網站上，讓抗議者據之而行。

非暴力政治的提倡者，數年前已進入埃及，在那裡散播非暴力革命思想，他們在開羅舉辦工作坊，訓練革命人員，所用的訓練方法，就包括了夏普所寫的「198種非暴力行動方法」；這是一張行動清單，列出的行動包括了絕食抗議、裸身抗議和揭露秘密警察身分等。

獨裁國家指責夏普為中情局的人，滲透到各國煽動暴亂，但是他其實與埃及的革命組織沒有任何聯繫。他只是一介書生，只寫書，做理論研究，甚至連自己的著作也沒 有怎麼去推廣（他沒有Facebook網頁，甚至不懂發email）。他僅有的抗爭經驗只限於：1960年代時參加過抗議非裔被隔離的靜坐行動，1989 年曾到天安門廣場見證民運，1990 年代曾到緬甸，觀察民運組織的活動。

對於推翻獨裁政權和爭取民主自由，他的結論是：採取非暴力的和平抗議行動，是最佳方法。這樣做不是要在道德上反對暴力，而是實際上有此需要，因為唯有非暴力，才不致讓獨裁者有鎮壓的藉口。對於埃及革命成 功，他有這樣的觀察：抗議者一直保持和平克制，令人印象深刻，其策略與甘地的主張完全吻合，抗議者的勇敢無懼，更令人佩服，「當民眾不再害怕獨裁統治時， 獨裁者就有大麻煩。」

曾長期在麻省大學當政治學教授的夏普，沒有打算停止著述，他剛完成一本「權力與鬥爭辭
典」（Dictionary of Power and Struggle），準備今秋出版
[資料二]

一、非暴力抗議與說服 54種

二、非暴力不合作 103種

社會性的不合作
16
經濟性的不合作
49
經濟抵制
26
罷工
23
政治性的不合作
38


三、非暴力干預 41種

金夏普特別指出，不要把這些分類當作是死板而一成不變的。在某些特定情況之下，某種方法可能不像他的歸類而顯得是屬於另一類。有時，一種方法在行動 過程中會轉變成另一種方法，方法與方法之間有時並沒有明顯的界線，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可能會混在一起而難以分辨。

一、非暴力抗議與說服的方法

正式聲明

1、公開演講
2、抗議信或支持信
3、組織和機構的宣言（如法國神父們反對押送猶太人去集中營）
4、公開簽名的聲明（如網上簽名運動）
5、控訴和意向宣言
6、團體或大眾請願（如八九年四月北京學生遞交“請願七條”）

爭取大眾的載體

7、口號、漫畫和象徵符號
8、旗幟、標語、橫幅、對聯
9、傳單、小冊子和書
10、報紙和雜誌
11、音像磁帶、電臺電視（現在還有光碟、網際網路和手機短訊）
12、天書和地文（如以飛機噴煙在空中寫字、山坡或空地上書寫標語；空中撒傳單見169條）

團體代表

13、推派代表
14、挖苦性獎品（如評選“希特勒獎”給獨裁者）
15、團體遊說
16、指派糾察隊（如罷課罷工時糾察隊代表團體去阻止上課上工）
17、挖苦性的選舉（如另設投票所大家投票凸顯官方選舉的荒謬）

象徵性公開行動
18、展現旗幟和象徵性色彩（如對佔領軍展示國旗，黑色國旗）
19、佩戴或穿著象徵標識（如穿白衣戴白花紀念官方害死的人）
20、祈禱和禮拜
21、遞送象徵性的物品
22、裸體抗議（類似的有八九年的“光頭運動”）
23、損毀自己的財物（如美國革命前的茶）
24、象徵性的燈光（如火炬、燈籠或蠟燭）
25、展現人物肖像
26、塗抹油漆（如八九年天安門城樓肖像被塗上各色油漆）
27、新的標誌和名稱（如用來誤導佔領軍）
28、象徵性的聲音（如鐘聲、響笛、齊按喇叭、敲打鐵盆、尖叫）
29、象徵性的收回所有權（如在佔用的土地上撒種、栽植樹苗、耕作或營造建築物）
30、粗魯的姿態（如脫下褲子屁股朝向對方）

對個人施壓
31、如影隨形地“跟蹤”官員（對不義的官員造成心理壓力）(狙擊起錨)
32、奚落官員
33、與抗議對象友善交往（如對官員稱兄道弟、與士兵交友勸使他們鬆懈抗命和透露政府的計畫）
34、守夜（如燭光守夜、糾察隊守夜）

話劇和音樂
35、幽默小品和諷刺劇（幽默的滑稽短劇或胡鬧一通）
36、演出和演奏（音樂和戲劇表演）
37、唱歌（如唱國歌、宗教歌曲或讚美詩，唱反調、唱抗議或諷刺的歌曲）


各種遊行
38、行軍（如甘地發起的“食鹽行軍”走了二十四天）
39、遊行
40、宗教遊行（行列中有宗教性的圖片或符號，唱宗教歌曲，並有顯著的神職人員參與）
41、朝聖（如甘地促印度教與回教和睦）
42、車隊（如摩托車隊、自行車遊行，通常車隊慢速行駛，車上掛招牌或旗幟，車輛也可以和步行的人混合編隊行進）

尊崇死者
43、政治悼念（如穿白衣哀悼，或佩黑色領帶、臂圈、面紗、緞帶，或在上裝上釘上一小方黑或白手帕）
44、挖苦性葬禮（如反核出殯；持火把、黑旗遊行到大使館）
45、示威性葬禮（徒步行進的追思儀式及葬禮，如六九年布拉格50萬人悼念Palach的出殯行列和八九年10萬大學生遊行至天安門悼念胡耀邦）
46、安葬地祭典（如掃墓、到紀念碑獻花、網上靈堂獻花獻詩）

公共集會
47、抗議或支持的集會（若集會非法則和平違法，如八九年10萬大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
48、抗議聚會（如南非黑人推動“藐法運動”抗議種族隔離政策）
49、偽裝下的抗議集會（如運動會、文藝娛樂、宗教或社交聚會）
50、宣講會（輪番演說、講解，引導聽眾討論）

撤回和脫離關係
51、退場（個人或集體離場退席以示反對和抗議）
52、沉默（如列隊通過，一言不發；一小時“靜默時間”；在中央廣場表達“沉默的支持”，可單人或雙人繞行）
53、拒棄榮譽（如拒絕獎項、拋棄獎章或焚毀獎狀）
54、背身相對（轉身背向抗爭物件或其代表，加強沉默的力度）

二、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

2A、社會不合作
55、社會抵制（如編制破壞罷工者名單、士兵進店鋪時馬上離開）
56、有選擇的社會抵制（拒絕出售商品、拒絕接納參與破壞或鎮壓運動的人）
57、拒絕和好戰男人做愛（源於希臘戲劇“賴絲脫娜塔”）
58、開除教籍逐出教會
59、停聖事（教會對某個教區的宗教處份）

對社會活動、風俗和公共機關的不合作
60、中止社交和體育活動
61、抵制社交活動（集體拒絕參加宴會、音樂會、招待會、劇場和電影院）
62、罷課（停課、只上某些課、課堂上拒絕聽課＋罷考、罷教）
63、違抗社會習俗成規（言行、舉止和服飾上違抗工廠、教會、社交組織、公司與非政府機構的規定和習俗）
64、退出社會機構（退黨、退團、退隊、退出教會等）

退出社會系統
65、留在家裏（如哀悼烈士，通常一兩天）
66、個人全盤不合作（囚犯除了呼吸外，拒絕做任何事）
67、勞工出走（抗議或逃避險惡生存環境，集體離開農場或廠礦）
68、進入避難所（如大使館、寺廟、教堂）
69、集體失蹤（如村民埋藏糧食帶著牲口器具避入山中）
70、抗議式的外移（用腳投票，如東德人跑到匈牙利、捷克等國的西德大使館以遷徙到西德）

2B1、經濟不合作：經濟抵制

消費者的行動
71、消費者抵制（拒絕購買某些貨品或服務）
72、不使用被抵制的商品（加強對被抵制的廠商的社會壓力）
73、節儉策略（如為抵抗印花法案，1764年美國居民簡化喪禮、之後更停止賽馬等昂貴娛樂，以打擊英國殖民政府的稅收）
74、抗租（拒繳不公正的租金，個人或集體皆可）
75、拒絕承租（如拒絕承租原來因抗租而被收回的土地）
76、全國性的消費者抵制（如抵制日貨）
77、國際性的消費者抵制（如抵制中國監獄強迫犯人生產的產品）

勞工和廠家的行動
78、勞工抵制（如拒絕裝置由雇用童工的木材廠生產的裝飾木料）
79、廠家抵制（拒絕出售或發送其產品）

仲介人的行動
80、供應商和經手人抵制（如拒絕運送紙張到報社印刷廠，印刷工人拒絕把紙張裝上機器，拒絕和他們有生意來往）

業主和經理的行動
81、商人抵制（拒絕買賣某些物品）
82、拒絕出租或出售財產
83、閉廠（雇主鎖門停產關閉部份工廠）
84、拒絕行業協助（業主可拒絕對同行提供經濟或技術協助）
85、商人罷市（同時停止營業，使某一城市或地區經濟癱瘓）

金融資源擁有者的行動
86、擠兌銀行存款（同時提款足以對政府或銀行業造成巨大壓力）
87、拒絕交費（拒繳學雜費、會費、使用費或分攤金等）
88、拒絕還債或付利息（如不承認政府借的外債，以後拒絕償還）
89、斷絕專款或貸款（切斷對方的資金來源、撤銷投資等）
90、罷稅（拒絕繳納稅費）
91、拒用政府貨幣（呼籲人民拒絕使用鈔票，改用金銀交易，以促使政府財政癱瘓）

政府的行動
92、國內禁運（政府發起的國內禁市）
93、貿易商黑名單（如將買賣別國囚徒產品的貿易商列入黑名單）
94、國際禁售
95、國際禁購
96、國際貿易禁運

2B2、經濟不合作：罷工

象徵性罷工
97、抗議性罷工（也叫標誌性罷工或示威性罷工，五分鐘、一小時、一天或一周皆可）
98、閃電罷工（事先沒有安排的短暫罷工，多為“出氣”性質）

農業罷工]
99、農民罷工
100、農場工人罷工

特殊群體罷工
101、拒絕強制勞動
102、囚徒罷工
103、工匠罷工（如所有木匠或裁縫同時罷工）
104、專業人士罷工（如公務員、教師、銀行經理、律師等）

2C、政治不合作

拒斥權威
120、保留或撤回效忠（拒絕承認某級政權的合法性）
121、拒絕公開支持（如著名作家一齊沉默不發表作品）
122、號召抵抗的文字和演講

公民不與政府合作
123、抵制立法機構（如少數民族代表拒絕參加人大）
124、抵制選舉（如呼籲選民罷選）
125、抵制政府的雇用和職位（如教授集體辭職抗議校長被政府解除職務）
126、抵制政府部門及機構（如宣導律師、檢察官及訴訟人抵制法庭，鼓勵經由民間仲裁人解決民事糾紛）
127、退學（退出公立學校，促進民間學校）
128、抵制政府支持的機構（如官方學聯、作協、記協）
129、拒絕協助執法人員（如拒絕提供受通緝人士的消息給警方）
130、去除職別標誌（如塗掉街道名牌及主要機關的標牌）
131、拒絕接納到任官員
132、拒絕解散既存機構

公民抗命
133、推拖（儘量拖延時間，最後才勉強應付從命，如繳稅）
134、當面服從背地抗命（如頂頭上司不在就不工作、士兵一走就不守法）
135、普遍違規（大家不張聲色地忽視法令，如偷聽“敵臺”）
136、陽奉陰違（加上偽裝以利抗爭，如改換被查封的報刊和網站名稱而內容依舊）
137、拒絕散會（拒絕官方停止聚會的命令）
138、就地坐下（如與員警對峙時）
139、拒絕應徵和遣送（拒絕登記兵役勞役、拒絕報到以躲避遣送集中營；拒絕搬遷，如漢源庫區的民眾）
140、逃亡和用假身份（大規模鎮壓、逮捕、監禁或殘殺時）
141、公民抗惡法（如食鹽法、限制自由的遊行示威法）

公務人員的行動
142、選擇性地拒絕執行或協助公務（個人或集體公然拒絕執行上級指派的公務）
143、阻塞命令及資訊管道（不動聲色地阻止命令的下達或擱置下級呈送的報告）
144、推拖阻礙（表面服從但實際上卻拖延或妨礙政令的推行，如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拖延原子彈研製）
145、全面行政不合作
146、司法人員不合作
147、執法人員故意執行不力和選擇性的不合作
148、嘩變（非暴力抗爭運動發展到末期軍隊抗命）

國內政府的行動
149、半合法的規避和拖延（假借其他法律條文或使用不同的準則執法，以逃避或延誤他們的法定責任）
150、下級政府單位不合作（順應民意，不與中央政府合作）

國際性的政府行動
151、外交和其他代表的變動（如召回或撤換駐外代表，或關閉某些機構）
152、延緩或取消外交事項

物質干預
162、靜坐（進入建築或業務場所佔據所有座位或閘前席地而坐）
163、靜站（如堅持站在辦公室外）
164、強行搭車（自由搭車，打破黑白分座）
165、強行涉水（沙灘或游泳池，打破黑人禁用的規定）
166、肆意溜達（進進出出或四處遊蕩以達到騷擾的目的，也減少被捕的可能性）
167、強行祈禱（黑人強行進入宗教場所以求平等參與宗教儀式）
168、非暴力進襲（如印度群眾列隊前往鹽庫要求英軍撤守）
169、非暴力空襲（模型飛機、汽球等空投傳單、食品或禮物）
170、非暴力入侵（群眾大規模公然進入禁區）
171、非暴力挺身介入（挺身站在對方人員或車輛行進的道路中央，如八九年王維林擋坦克）
172、非暴力阻擋（如群眾圍住前來鎮壓的軍車）
173、非暴力佔領（拒絕離開、繼續辦公或開會）

社會干預
174、建立新的社交模式（故意和黑人來往、通婚）
175、使設施超載（導致整個機構無法運作或癱瘓：使住院人數增加、“聯合到校上課”）
176、浪費對方辦公人員的時間（3分鐘的事，故意耗費30分鐘）
177、強行發言干擾（聚會中發表言論不管內容是否合時切地）
178、遊擊劇場（突然闖入，做一段帶有政治意味的表演）
179、建立取代性或對立的社會機構（獨立工會取代官方工會，八九年北京：學生會自治會取代官方學生會）
180、建立取代性的傳播系統（違法出版機構、電臺電視，如蘇聯五六十年代的Samizdat[自發性地下出版物]，七八十年代也在東歐流行，中國八0年前後的“民刊”也屬此類；臺灣八十年代的民主電視臺；中國最近出現的鄉村短程電視臺）

經濟干預
181、倒罷工（延長工作時間或賣力增產，以加強勞資談判時的籌碼，或凸顯失業問題的嚴重，或表達與廠方團結一致對外：如失業工人自建公路、1968年捷克“杜皆克的星期天”）
182、留守罷工（罷工者停止工作後，繼續留在工作場所）
183、非暴力佔用土地（如農民佔用地主土地）
184、反抗封鎖禁運（如1947年柏林空運）
185、政治性的冒牌（如印製散播對方的鈔票或有價證券）
186、壟斷性收購（買盡世界市場上戰略性物資使敵方失掉供應）
187、沒收財產（如凍結敵國在己國銀行的戶頭，停止付給貨款、利息、股息，廢止敵國人民專利和權益）
188、傾銷（低價銷售對方賴以賺取外匯的物品，有時足以嚴重打擊敵國經濟）
189、選擇性的專顧（如使用國貨、購買工會工人製造的產品）
190、設立替代性的市場（黑市）

蘋論：災變迫使人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2011年03月16日
福島核電廠的反應堆連續發生爆炸，輻射塵飄移，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都紛紛撤僑，經連番折騰的日本人如驚弓之鳥，至本文執筆時止，他們似還能保持冷靜，以悲傷而內斂的態度接受無法抗拒的自然災難。這個優雅、守法、有序、互助的民族，甚麼時候才能平安度過天劫？我們無法預知。然而，過去幾天，這個民族的文明素質，已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典範。
台灣有一篇評論說，如果有人因病昏迷不醒，地震後悠悠醒來，看到台灣、日本兩邊的電視報道，他絕對以為是台灣遭到地震，而非日本。因為日本主播非常冷靜，台灣電視報道反而陷入恐慌。
假設香港也有人從昏睡中醒來，看到香港電視台播放市民和大陸旅客搶購奶粉的畫面，再看日本電視台播放商場、超市的安靜場面，他大概也會以為是香港或隣近地區發生天災，而不是日本。
日本有 200年的震災經驗， 1995年阪神地震後，中央增設「防災大臣」閣員職位，內閣每年出版《防災白皮書》，籲求民眾「自助」、「共助」。從幼兒時期開始，就有防災教育，學校每學期進行防災避難演練。建築防震法規的執行也極為嚴格，不會有官員拿紅包讓豆腐渣建築草草通過這種情事發生。
當然，更重要的是人民守法重秩序的素質。別說汶川地震時官員霸佔救災物資，十天前雲南地震災區領取帳篷要先繳押金這些貪瀆情事了，就算早前新西蘭地震，也發生災後搶掠、商戶趁機抬高物價的情況。這些事在日本不但沒有而且不可能發生。日本有的是食店煮免費咖喱飯，電器店提供免費手機充電，汽水機免費供應飲品，公共電話也暫不收費。
地震發生當天，東京電車停了，許多人徒步數小時回家，有人自述，在回家的兩小時中，到處都已經見到設立避難所了，可以說是迅速對應。在巴士站，即使人龍再長，人們也安靜排隊，排在最後的一人，舉着「我是龍尾」的牌子，讓新來的知道從哪裏排起，然後把牌子傳給最後一人。
許多報道，包括本報記者的實地採訪，都稱讚日本民族這種堅忍、冷靜、自助、互助的表現。部份中國或港台網民對日本災難的冷血論調，日本人並不介意，他們甚至連向溫家寶總理發問也沒有意願了。日本網民在地震後留言：「一定要協助不會說日文的外國人避難，就算你只會說 Hello、 OK都行。」
不過，昨天內地網上的一段對話恐怕使日本人不明所以了：中央台記者去福島採訪，聽說當地加油站停止供油了，她問工作人員：是為了囤起來好加價賣嗎？對方說：是存了一些，但是為了給救護車等救援車輛使用的。
這句問答，是兩國文明的最清晰的對比寫照。

日本地震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滿目瘡痍的大地，井然有序的人群。日本民族為甚麼會有這種表現？他們的理性、冷靜，對七情六慾的壓抑，似乎已到令人畏懼的地步了。也許村上春樹在為阪神地震寫的小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裏提到的意念會是答案，他說：災變迫使人們必須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長年受重大天災的淬煉，使日本人體認到在難以抵擋的天威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渺小到絕對不能再自相踐踏，不能再製造人禍，因此人人都必須自持、自制、有序、互助，不要使社會秩序崩壞，人才可以生存。
如果有多難興邦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多難興邦，興的是「人為邦本」的人。
但天威仍然難測，所以我們只能為日本人民祈福。
至於滿是逐利思維和在詛咒聲中尋求心理平衡的民族，我們也期望能有一天可治癒心靈的災劫。
李怡

災劫之美

2011年03月16日
地震、海嘯、核輻射，日本成為全球話題。
日本人面臨災劫時的秩序和冷靜，全世界肅敬。英國的報刊出了一道網絡的辯論題：在地震大災裏，日本人為什麼沒有哄搶行為？
在網絡上，由於不知名，人人都敢講真心話，一致同意：這是因為日本嚴格奉行血統純正的種裔原則，沒有外來移民。
換言之，日本從來不相信什麼「文化多元」（ Multiculturalism），不像美國以「種族熔爐」自居，日本不向世界打開門戶，因為日本人的島國性格很獨異，他不想你融進來，他與世界之間永遠劃一條線。
日本在災劫中也呈現了獨有的美：人民自覺排隊，在一道樓梯間，自動分坐成兩列，當中留一條甬道。日本人不需口號，也不靠標語，當然也不憑罰款，時時要什麼政府廣播來灌輸，日本民族之間有一種巨大的默契，有點像密宗的他心通，走在一起，自然就要表現出與別不同的風尚。
日本巨災的另一看點，就是危難中呈現的高尚，日本人很明白自己是亞洲一些鄰國詛咒嫉恨的永恆目標，他們的仇恨其實無關多年前的戰爭，骨子裏是民族基因的優劣。日本人的存在，令很多人一生平添了許多懊惱，日本人的平靜和沉默中有很豐富的內涵，他們都知道，即使逢此巨逆，一海之隔的地方有人歡慶，但朝野一言不發，不屑理會，嫌回應也貶低了身份。另一邊，誤以為這是軟弱和認命的表現，遂歡笑得越凶。
如果這就是西方左派談虎色變的「種族主義」，那麼日本人把種族主義也化為一種美學，香港記者不知天高地厚，在災區向災民拍照，許多災民冷冷地拒絕。他們覺得這副模樣沒有必要在一個異國的報紙上出現，而香港記者不知所措，如果打電話給上司，上司摸摸腦袋，只會教他向日本災民手裏塞一把現金。
難怪百年前已經很聰明地要「脫亞入歐」，今天，連歐洲都自慚形穢，因為日本集英國人的君子、德國人的紀律、法國人的美感、荷蘭人的精確於大成，所謂「和魂洋才」，理想完全達到了。日本人沒有哄搶，西方想學，倒過來，拜日本為師，從頭開始補課吧。

（陶傑）

2011年3月16日

林行止
資源浪費嚴重化 計劃經濟受質疑

世界股市急挫，論者大都歸因於受日本天災的衝擊；如此特大天災重創日本經濟，以其經濟規模，在環球化之下拖垮各地股市，是很合理的推斷。然而，筆者不是故作「相反之論」，而是深感市場這樣的反應，似過度強烈，以日本災區雖然滿目瘡痍，核電站爆炸可能帶來難以估量的後遺症，但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及財富累積，日本經濟「抗災力」可能不若一般人想像的差；而日本人「莊敬自強」，令其經濟制度運作如常；昨天國際銀行家協會（ＩＢＡ）發出通告，除對天災表達「深切同情」（多家金融機構都捐款救災），強調國際金融機構在日本「如常營業」，簽署此通告的十六家國際金融機構（囊括所有港人熟知的「大行」），還指出與謠傳有異，它們的全體員工均「如常開工」……。

特大天災為日本經濟帶來重大損耗，勢所不免，但日本的政經制度仍有效地運作，政府擬徵收暫時性的「重建稅」亦未受苦不堪言的人民反對，日本似有「一地受災全國支援」的傳統，均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加上災後重建初步估計要投入一千八百億（美元．下同），對短期經濟增長只見其利，經濟出現Ｖ型反彈可能性高（與建築行業有關企業的利潤應被看好），因此，對環球股市急瀉，日本天災也許只是藉口，其實另有原因；而此原因除西方國家未脫經濟困境外，很可能是西方資本家和投機者對中國經濟短期前景看得不若過往樂觀！

一、

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葉日本經濟一枝獨秀，日本製造的耐用及非耐用物品充斥世界消費市場，日本樓價狂飆，東京「皇城」物業市值超逾紐約曼赫頓，英美學者尤其是企管專家與媒介評論員，紛紛撰文表揚並要求工商界學習其企業管理及經營手法之際，日本經濟已成強弩之末，開始步入漫長的衰退循環。這種情況現在可能發生在中國身上。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大幅增長、外貿順差驚人、外資紛紛湧入找尋投資機會（包括坐待人民幣升值）；年年有雙位數字增長，中國經濟真的興旺得不得了，於是又有一批西方論者爭相為文，指出計劃經濟確是經濟增長的利器，西方經濟久沉不起，皆因缺乏全面規劃任由無形之手亂搞所致（這種說法當然站不住腳，以無形之手絕對「利潤導向」從來不會「亂搞」）；可是，就在「經濟發展學中國」這句口號快將提出的時候，揭露中國經濟在繁榮興盛表象下百孔千瘡的文章已相繼出籠，二月二十三日本欄所寫只及西方商界去年對中國國企巧取豪奪的「微言」，今年來的分析已觸及中國經濟的肌理，從數據和「政情」判斷中國經濟已有由盛而衰的迹象，換句話說，不按市場規律辦事、以強有力的有形之手指導經濟的缺失，已逐步在市場上反映或形成「隱患」。

中國經濟（ＧＤＰ）增幅驕人，而溫家寶總理每年所作的增長預測，不是全中便是「雖不中亦不遠」，這種情況在私營部門遠遠大於公營部門的市場，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對於掌握全國經濟命脈的總理和發改委，這則完全可能；比方說，國家決定大搞城市化，把農民變成都市人，確定現代化的徵象，可是，當政府決定要在特定時間內遷移定額農村人口時，為了配合國家的計劃，各地方政府便大興土木建大廈闢新城。迄去年底，新落成的物業（以住宅為主）共四十億平方公尺（約合四百三十億平方尺），然而，有供應便有需求，只是經濟學家的「理想」（賽伊定律：「供應創造需求」〔Say's Law: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實際上不一定可行（尤其是在次貨充斥的市場），內地的物業便是有供應而無法創造需求的典型例子（人均收入落於樓價漲幅之後令需求遠遠追不上供應）；從外國冷熱傳媒的報道，十室九空的大廈群比比皆是，而「空城」更非罕見，計劃為一百五十萬居民興建的新城只住了不足二萬人，而且這還不是孤例。物業空置率高的原因，除樓價一般人無法負擔之外，還有供水供電以至公共交通未能配套的問題……。這些建築物也許要在很久之後（屆時的舊樓也許已不適宜居住）才能回本，但這並不重要，因為那主要是國企（國家）的投資，而政府久不久便可若無其事地（也許會把若干失勢官僚拉下台以平民憤）撇賬；顯而易見，大事建設不但成為ＧＤＰ達標的不可或缺一環，而且在興建過程中「有關人等」（除了被迫遷戶）均大發其財，真是皆大歡喜。

大事興建高速列車可能是另一個經濟資源大浪費的例子。中國近年在鐵路上的投資達七千五百億，其中用於高速列車的為三千九百五十億。如此大規模的「築路」，當然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可是，同樣基於市場需求追不上的問題，月初《財經周刊》的特稿指出鐵道部因此負下巨債（至二○二○年可能達總資產百分之七十），因票價太高導致需求不足加上利息支出，在未來二十年高速列車可能是「虧本經營」；但令人擔憂不已的是，為了達標，不少路軌都「重量不重質」，由於高質煤灰（High quality fly ash，從煤發電廠煙囪收集的煙灰，質量等同火山灰，以之混和於水泥碎石中可起特強的黏合作用）供應趕不上突然大增的需求（過去五年平均每年建成一千五百公里的軌道，今年的目標為四千五百公里），即使收購全球的煤灰，亦無法滿足其需求，結果出現不合格不耐用的軌道，不足為奇。這種現象令若干專家認為未來五年內高速列車出現重大事故的可能性甚高。

中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是信貸高速膨脹、資金成本偏低、為追求達標忽略風險計算、按照國家計劃而非市場需求投資和大規模（集團性）詐騙及貪污；在這種環境下，資本主義只是表面風光。

二、

中國經濟表象一片興旺，正中國際投機家下懷，○八年九月雷曼兄弟倒閉引發「金融海嘯」，迫使西方國家加強對投機活動的監督，這令不少在法律邊緣游走的投機者「買棹東來」，在香港和內地建立據點，趁仍然歡迎外商、有關條例未周密及監管比較寬鬆的環境，大肆進行投機活動，這是香港與內地股市日趨活躍的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

可是，今年以來，質疑內地經濟發展是否「表裏如一」的評論漸多，為中國計劃經濟有效辯護者雖然清晰可聞，但懷疑派似佔上風，而這一派言論的代表作為今年二月出版的《紅色資本主義——建築在脆弱金融基礎上的非凡崛興》（原名見二月二十三日本欄），這本統計數字充塞字裏行間行文枯燥乏味的書，明確地指出「紅色資本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差異；比如，中國包容市場經濟，目的只在鞏固執政者的權位，而不僅黨的政治性決策缺乏透明度，國企（SOEs）的商業性決策外人包括小股東亦無由得知。作者們還以大量例子「證實」利率由「黨中央」而非市場決定，令債務市場（debt market）失去衡定風險的功能；由於國家是控制性大股東（今年人大委員長在其工作報告中還特別提出「不搞私有化」的政策主張，這意味國家擁有控制性股權的地位不變），公司即使已上市，其資產其盈利以至經營方向等亦非市場而是國家利益原因，而國家許多時為了政治理由犧牲小股東的利益。換句話說，經濟資源配置以至經濟發展動力，都有待黨的指示。這種有違自由市場原則的運作，正是造成上舉物業及鐵路發展失衡的原因。《紅色資本主義》對內地銀行（表面穩固實質脆弱）的運作亦有中肯的看法……。「金融海潚」雖重創西方金融結構，但金融業在一輪淘汰後很快立定腳跟，本書指出這皆拜美國政治制度高度透明及有效率之賜；他們擔心金融風暴一旦在內地出現，政府無法以經濟原則回應，而這不僅對中國且會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衝擊！

2011年2月23日

林行止
權力無制衡種禍根 剽竊模仿外企怕怕

一、

以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勢頭甚佳的情勢，筆者判斷北非中東式的「人民革命」不會在內地成氣候，而萬一真的出現像利比亞般的部族—比如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發起對抗中央的武裝行動，筆者相信中共會絕不手軟媲美卡達菲出動飛機機槍把之鎮壓下來。有軍權在手的當權者便是這樣挑戰不得，這不是他們特別殘暴冷血，而是非如此他們（及其家人親友）可能成為喪家之犬甚至身首異處。程翔十七日在本報網站撰文呼籲北京把軍隊國家化中立化，所條陳的理由均切中要害，這樣做亦確是國家長安久治之本，但「武裝革命」尚且不能稍改專權者的鐵石心腸，論者的「言文攻勢」又能起什麼作用?!問題是，強勢當權者有漠視忠言的「本錢」，但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結果，必然走向腐化，而在沒有制衡機制之下，貪腐還必深入肌裏以至成為絕症！

和民選國家的政府數年便得為大選（陷入所謂「選舉循環」〔Election Cycle〕）傷神不同，中國領導層無此「後顧」之憂（不必通過人民投票便知道獲全國人民支持，真是咄咄怪事！），因此能夠規劃國家長期發展，所有的「五年計劃」都為達致這個更長遠的目標，而此目標便是擺脫過去二百年受外國欺凌的積弱—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先進國家！可是，現行制度令中國在朝此目標前進的道路上，會遭遇比同樣走過這條路的西方國家更多的挫折與障礙，因此要付出重大代價（昨天彭博消息，中央在過去十年曾「吞下」銀行因中央指令而貸出〔State-directed lending〕的爛賬六千五百億美元）。計劃經濟（長官意志）設定經濟增長目標而不管市場需求（事實上，市場需求瞬息萬變，怎能作長期規劃），很快會造成重大資源錯配的經濟損耗；有關當局只要大權在握，當然可以不斷微調數據，以彰顯領導人的英明、規劃者的睿智，但「醜婦終須見家翁」，少人使用的公共設施、通往無人之境的橋樑、乏人居住的現代化城市……承擔這種因好大喜功或追求增長標的而虛擲財富的人民，對當權者由怨生恨以至有改朝換代訴求，是遲早的事。

二、

有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強烈企圖心，加上所有大企業都須按照黨決定的政策目標辦事，是中國企業在技術突破以及行銷策略上已獲得重大成就的底因。可是，急於求成希望幹出成績的結果，令中國企業不顧普世商業道德的「巧取豪奪」，已使國際商界對中國頓生戒懼之心。去年中「德國工程總會」（ＶＤＭＡ）的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抄襲模仿德國機械零件，以低於市價賣給印度、美國和俄國，僅此一端，報告指出受害的德國廠商達三分之二，而去年損失的生意額更高達六十四億歐羅……中國因此贏得「無與倫比的世界剽竊冠軍」（uncontested world-champion plagiarizer）。根據歐洲法例，德國企業本大可把抄襲者告上法庭，只是它們對中國法律制度毫無信心，因此只有日後提高警惕。回應德國工程界的「怨言」，在業界享盛名的「經濟觀察網站」（Economywatch.com）首席政治經濟學家卡普（D. Capole）這樣寫道︰「中國行的是『妾侍經濟』（Concubine Economy），和古代皇帝選後宮佳麗一樣，如今的領導人憑己意挑選外企，並予它們以和本地企業合作的特權，唯一條件是必須在中國境內設廠，結果是內地合作者很快成功偷師，把外企的先進科技據為己用……然後自己開廠（主要有汽車、航空、高速鐵路、太陽能及化工廠），與合作者競逐海外市場。有低薪等優勢，中國的多種科技產品已風行世界。

不難想像，外企吃盡苦頭之後，除了不會把先進科技帶進中國之外，外國政府還會對中國產品實行這樣那樣的限制，是很難避免的。

三、

在八十年代開放初期，筆者常說私企絕非國企的競爭對手，因為後者為達政治目的，可以「不計成本」進入市場；二三年前，筆者又寫過在遇上困難時，國企會犧牲小股東（和大股東—國家）的利益以遷就消費者，這即是說，有必要時國企會漠視股東利益照顧百姓的利益。股東不過是希圖不勞而獲的投資（更多是投機）者，他們習慣升跌無常的市況及盈虧相間的回報，但消費者不可不理，因為物價高漲會生民怨，對「社會和諧」特別是統治者「坐穩江山」不利。

去年十二月十日《經濟學人》有題為〈利潤去了哪裏？〉的短文，指出一方面必須順應工人要求提高薪金以改善生活的訴求，一方面又得在環保上多點投資以平息環保分子的指責，結果國企的賺錢能力日趨下游。作為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國家商業機構，這種做法絕對正確，只是如此一來，上市公司的盈利便不能看得太樂觀（文章點名批評高盛根據去年企業利潤順藤摸瓜認為今年在港上市國企因利潤有可觀增長股價因此會漲三成的看法）。

在北京政府全力抑制物價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國企尤其是那些與民生日用品有關的企業，其利潤會因公司主動降低「邊際利潤率」而不能看得太好。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政治的穩定性絕無問題，但在經濟線上已見暗湧。便在非受僱於投資銀行因此可作獨立思考的分析者開始對興旺的中國經濟運作模式公開質疑之際，兩名曾在投資銀行任職的經濟學者合撰的《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剛剛出版，此書尚未到手，看出版商的介紹，知道筆者向來最擔心的事—黨組根據政治需要決定商業策略—已引起洋人的「高度關注」。作者們指出中國是一家家族企業，不是什麼市場經濟，而大家庭由「政治精英分子」（Political elite）組成，當然大家長便是黨中央。看表象，中國經濟百花齊放，市場活動充滿生機，實際上完全由國企操控；而國企須聽黨的話辦事，按理國企的票據不會受市場尤其海外投資者歡迎，但在目的在「接生意」的美國投資銀行的隱惡揚善刻意美化下，國企ＩＰＯ及債券莫不被超額認購。這似是第一本由內幕客撰寫有關中國國企的書，稍後也許詳評之。

陳雲：財政獨裁的政府黨

2011-02-27

派糖？派什麼糖？
地價飈升、通脹瘋狂而薪金緊縮，我們缺的是衣食住行，不是糖果。
人民不是討糖食的小孩，不要用派糖這個詞來侮辱人民。
窮人只是要取回自己的財富，不稀罕大老爺的施捨。

連繳稅的權力都剝奪了

公共財政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共同範疇，不是經濟學家的內政，新自由主義派系的禁臠。公共財政的目標除了維持政府的經濟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政治穩定，否則民怨沸騰，政府崩潰，公共財富會因動亂而一筆勾銷。這是很多國家無法推行香港式的節約公共財政的原因。人家是要維持政府穩定，香港卻是靠北京的威嚇與中產的愚昧。

政治的事情，要政治解決。不要蹚經濟學的渾水，不必辯論什麼大市場、小政府，今後政治的一個重點，是人民要從經濟學家手上，重新奪回公共財政。審慎理財、平衡預算、大市場小政府、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私有化是解決效益低下問題的靈丹妙藥、龐大儲備是香港金融穩定的靠山，這些都是語焉不詳的斷言，學術界言人人殊的研究課題，卻成立香港政府的金科玉律，使政府可以胡亂詮釋，予取予攜。這些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ruling ideology），是經不起政治學甚至經濟學的考量的愚昧學術、愚弄人民的思想。不要因為懶惰、無時間而不去反省和擊破那些統治住大家的意識形態。不要以為靠自己的些微努力就可以改善自己的處境。政府握緊了我們的「大數」（全盤的財政規劃），小市民無論如何拼搏，都是在「小數」上糾纏。這樣懶惰的香港人，注定被統治集團取去大部分的勞動成果而終身為奴的。

財政司曾俊華說，政府富有等同市民富有，可謂大放厥詞。這種邏輯，倒過來說就對了：市民窮困，是由於政府富有。I am poor because you are rich. 這是十幾年前我在德國看的一套非洲電影的人民格言。無比精確的判斷。（非洲很多人無疑是窮，但頭腦清晰，革命首先要頭腦清晰。）香港也是一樣，市民窮，是因為政府用高地價政策、領匯、鐵路公司、官商勾結，林林總總的詭計，將市民的財富掠奪了。吊高地價，賣一幅地，就無聲無息地向市民徵收了四五十年的稅金。這是透過地產商向市民徵收的預繳稅，而且不以徵稅的權利與義務來執行。繳稅的市民，無權參與諮詢自己的稅率。

國富民窮。在大陸，在香港，都是推行高地價政策，用地價向市民和企業預先徵收隱性的稅款，結果都是國富民窮。用共產中文來說，這叫高度的一致性。其目標，是建立財政獨立的、不須過問人民的、毫無財政問責性的政府黨。

用融資力量來鎮壓人民

政府透過與政府勾結的地產財閥，用高地價的手段，取得無比強大的融資能力，從而投資基建、豢養軍警和維持秩序，輕易鎮壓民亂，打敗挑戰政府的力量。英國政府在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就是借助英格蘭銀行，使政府可以從金融市場集資，借貸巨款，建造軍隊，打敗軍備強大的法國。中港兩地的高地價政策就是政府採用市民和企業無從過問的土地買賣，預先向人民徵收其四五十年的勞動所得——即是一生人的積蓄，充實國庫，然而政府並非用來對外征戰，而是用來整治人民、堵塞人民的民主訴求。光天化日進行的財富掠奪，套用毛澤東的話，這不是陰謀，是陽謀了。可惜，傳媒無人議論。

孔子曰﹕「政在節財」。制衡政府權力的最大方法，是制衡其財政權，用選票、用稅務的方法來箝制恐怖國家機器的運轉，迫使政府向市民盡其財政問責性（held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ly accountable）。Revenue is power。繳稅就是權力。反對黨經常「納稅人啊納稅人」的掛在口邊，大呼小叫，但現在的香港政府，人民沒了選票，連繳稅的名義權力也沒有了。好些評論員呼籲豁免徵收中產階級的薪俸稅，正中政府下懷。中產繳交的稅金，在賣地收入、股票市場稅收、儲備投資和公營企業的收入比對之下，卑微得可憐。薪俸稅取消了，市民連「納稅人啊納稅人」的口號也叫不起來了。

為什麼曾俊華如此狂傲，如此厚顏無恥，不恤民命？就是高地價政策賦予了政府財政收入的獨斷權，政府的財富來源，市民無權過問，連乞憐的權力都沒有。香港政府變成了一個不受民主制衡和財政問責制衡的獨裁政府黨。這是摧毁香港民主、挫折香港人民銳氣的公共財政安排。

讓稻草人飛

至於今年財政預算案那些垃圾政策建議，例如注入六千元去強積金，等於在交通津貼設立家庭資產審查一樣，等於往年設立老人津貼的資產審查和外傭徵費的合約安排一樣，等於這幾年的申辦亞運的鬧劇一樣，都是政府的「屏障議題」、稻草人議題（strawman agenda），預先植入（build-in）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預留退讓的空間，消耗傳媒和議員的時間，令議員可以罵娘扔蕉扔水樽丟陰司紙，領受為民請命、「成功爭取」的虛榮，令政府可以不必做事，卻隱藏了更險惡的議程。

回歸當初，假扮幽默的傳媒，叫時任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做聖誕老人、「聖誕權」。人民公僕的財政司變了施捨小孩的聖誕老人，後來就有「派糖」之名，當人民是小孩，傳媒協助政府，不斷侮辱人民。至於什麼注資強積金、交通津貼雙軌制等名目，佔據了輿論，成了傳媒的玩具。在這些稻草人漫天飛舞、迎接人民的子彈、屏障人民的視野的時候，革命是不會發生的。連覺醒都不會，革什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