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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11六夜27°C 74%:和平獎還請大統領另起爐竈! - 一年一度的諾獎猜謎遊戲只剩“經濟”了。 科學獎通常有盼望、少爭議。文學獎既有盼望也有爭議。最富爭議的是政治性的和平獎。但近年的遴選標準很清楚:“人權”!其餘免問。 經濟獎也多少帶點爭議,但近年已由十幾年前美國學者包辦,變成較多頒給歐洲學者,多少反映經濟哲學由右派的美式自由,轉向較左的歐式干...
    10 小時前
  • 刹车踏板断了,测评视频下架,国产车质量问题,竟成了政治问题? -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10-9 10月8日,汽车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V800制动测试视频:三辆全新未经改装的汽车,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小时至完全停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时,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相似。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
    16 小時前
  •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includes AI safety goals – Xinhua -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new broad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dopt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includes demands for establishing artifici...
    19 小時前
  • *The Castle* at Linseed Projects - September 13 – October 31, 2026
    1 天前
  • 【台北】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 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陳植棋自畫像(左,1930,東京藝術大學典藏),以及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右,1987,家屬收藏) 台灣美術史中重要的畫家有很多作品都是與西洋美術史中印象派的畫家"對齊"的,向日葵、花瓶、靜物、山,最重要的都是寫生實景不是虛構,而最重要自省的就是"...
    2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2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4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7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7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9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10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10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1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1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3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 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
    14 年前
  • 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
    15 年前
  • 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
    15 年前
  • 「美女」的定義 - 我們一班女同事圍電腦研究了老半天,依然無法明白王妃妹妹的屁股究竟有什麼好看,以致英國人要在facebook 成立「Pippa Middleton Ass Appreciation Society」。 「把照片放大一點……right……再放大一點……」Katie 對坐在電腦跟前的Emma 說: 「左看右看,實在...
    15 年前
  • 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 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
    20 年前

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讓學術研究幫助解決選址問題 練乙錚

落 後國家的豆腐渣工程,多見於「死人冧樓」之類的硬件事故;社會漸次富裕之後,此類怵目驚心的災難減少,人們的注意力遂轉移至體制結構、管理手法和決策質素 等更高層次的問題上面,對政府的評價,也主要看它處理一些軟問題之時所顯示的軟能力。正生書院事件代表的「里人不喜之土地運用」問題(LULU),便是軟 問題中的難之又難者;事件「考起」特區政府,實不足為奇。解決這類問題,不能靠威權壓服,因為由之而生的後遺症會很嚴重(若里人不喜正生,憤懣化作報復, 受害的又是該校學生);但是,政府也不能簡單地當「和事佬」,以為召集各方坐下來,「飲杯茶、食件餅」,便可中間落墨解決問題皆大歡喜。政府需要的,是專 業知識和對這類問題的深入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利益糾紛,最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論,而直接可應用於解決LULU問題的那一支,便是「機制設 計」(mechanism design),此門學問的開山祖師是○七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賀維奇(Leonid Hurwicz)。賀老去年歸道山,但幾十寒暑開枝散葉,入室弟子不少,包括千禧年早於恩師得諾獎的丹尼.麥法登,及門弟子則更多,常來本港科大商學院作 客座的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便是其中一位,而科大經濟系年青學者郁燕博士,亦是「機制設計」高手。傳統博弈論視遊戲規則為博弈環境中的既定部 分,逐利者按規則見機行事,爭取一己最大利益;機制理論的着眼點則在「設計」二字上:遊戲規則如何設計,才可以在「挑通眼眉」的理性逐利者全情參與之下, 實現最佳社會效益?賀維奇教學出名輕鬆幽默,但他的學術著作不易讀,筆者今天介紹的,是一些賀氏傳人的發微。

一九八七年,賓大瓦爾頓商學院 的 Howard Kunreuther 首先提出以逆向拍賣的方法,解決公害選址問題。(註) 這個方法很簡單:政府要求N個社區每區報出自己的「起碼接受價」(即該社區為接受公害選址而向政府要求補償的起碼金額);然後,政府把公害置於提出最低 「起碼接受價」的社區,並同時給予這個社區所報出的金額作補償,其他社區則向政府繳交相當於此補償金額(N-1)分之一的賠償費。可惜,後來的研究證明, 這個看來簡單可行的機制,包含不良誘因,致令某些社區報出的「起碼接受價」,可能超出該等社區的真正「起碼接受價」:此種「作大」,有損得標以外社區的福 祉,機制因此可能遭遇各方抵制,事先難獲接受。

九十年代初,馬利蘭大學的體制理論家 H. Peyton Young(現坐鎮牛津大學),提出所謂的「楊氏轉賣機制」。轉賣什麼呢?此機制之遊戲規則是,N個社區首先每區獲發須接受公害選址的N分之一或然率 (probability);跟着,社區之間自由分拆買賣此或然率;當自由買賣停止之後,政府再按每區最後持有的或然率,以加權攪珠方式,定出須接受公害 選址的社區(例如,設或然率買賣結束後,A社區手上有十分一或然率,B社區有其餘十分之九,攪珠時,卷筒中便置一個A珠,九個B珠,政府代表從中抽出一個 珠,決定「花落誰家」)。這個方法也很簡單,爭議少,且亦可用於公害選址上,缺點是理論分析困難,且有攪珠一步,致令公害不一定落座於損害最小(社會代價 最低)的社區,故結果對社會整體不一定最優。不過,實驗顯示,此法也有可取之處,特別是在多種機制的比較研究中,此法能讓「落磨」社區得到最高的補償,因 此事先能為各社區接受的可能性也高一些。

九七年,芝大的 Don Coursey 和南韓國家公共財政研究所的Sangheon Kim,合作了一個很有影響的研究,仔細分析了七種不同的公害選址機制的特點;這些機制各有千秋,但總的來說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一種稱為「近乎完美的首選 策略機制」(AIDSM),優點最多。所謂「首選策略」,在這裏有專門涵意;大家可以想像,當政府要求社區報出因接受公害選址而承受的代價(損失)時,某 些社區可能「作大」,但如果機制設計得當,導致任何社區都單方面自動選擇把真正代價如實報出,則「報真數」便是所謂的「首選策略」(dominant strategy)。這個AIDSM遊戲怎樣玩?也很簡單:報最低承受公害代價X的社區接受選址,政府予此社區的補償是所有社區第二最低報價Y乘以(N- 1)/ N,其他社區則每區向政府繳交相當於最低報價Y除以N的收費。可以證明,按此遊戲規則,所有社區會自動報出本區真正代價,不會「作大」。代價最低的社區接 受公害選址,因此,機制的社會效益最高。但此法最終須由政府庫房支出金額(Y-X).(N-1)/ N,此數再加上各區收費,才足以支付接受公害選址的社區的損失補償;這樣,對政府而言不太化算,是美中不足,故只曰「近乎完美」。當然,如果X和Y很接 近,政府這個「損失」便接近零。

筆者不作學術研究已久,對近十年來「機制設計」最新成果不甚了了,這裏提供一些材料,只為引起讀者興趣;政府看了,若有心為解決將來可能出現的更複雜的LULU問題作準備,另外就教高明,當有很大好處。

註:正生是公益,但在學術研究中的選址問題裏,卻稱為「公害」,十分不幸。

【列印文

2009年6月27日 星期六

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告全港市民书

 這封公開信令我很意外
  
  香港的大學生真的比以前長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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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告全港市民书
    
    香港,往何处去?该往何处去?
    
    香港是一个可悲的城市。我们物质富庶,在世上数一数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乐自在地过活。我们大多数人,日夜处于激烈竞争中,超时工作, 用健康换取微薄酬劳,弄得筋疲力竭,连身边人也关爱不足,别说关心其他事,其他人。我们的感觉开始麻木,见到长者拾荒、流浪汉露宿街头和失业男女一双双彷 徨的眼睛,都无动于衷;察觉到发展商霸占公地、建屏风楼、滥伐树木及胡乱倾倒废料,都坐视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层市民要出动子女帮手做清洁工才仅堪糊口,亦 不会觉得是雇主无良而是这些家长残忍。
    
    在主流经济学掌管舆论的影响下,我们都以为,以上种种问题都是自由市场的事,不关乎社会公义,乃社会不断发展下的正常现象。要发展,要进 步,要丰衣足食,便要竞争;讲竞争,自然讲求效率,自然有所牺牲。优胜者,有丰厚的物质回报;失败者,只有遭市场淘汰一途。个人如是,草木如是,整个城市 亦如是。只要让市场自行调节,问题便终必解决,便合乎公义,政府及其他人无须操心,更不宜插手。我们都认定这套自由市场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 们都被教导:我们要相信市场,别质疑它,彷佛一切为市场所作的牺牲,姑勿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万分值得。
    
    可是,一场金融海啸,却把这个神话拆穿了!我们社会的繁荣富裕,不过是一部分建筑在对落后国家及地区的剥削和压榨之上(注一),一部分则 依靠经济泡沫的财富效应来催谷和支撑。地产及金融界的金钱游戏便最明显。它鼓吹无节制的借贷,制造资产会不断增值的假象,诱使普罗市民押下老本,争相高价 买入成本其实不高的砖头及随时一文不值的“公仔纸”。一班房地产大亨、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跨国企业总裁就乘机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贷泛滥所造成的 经济泡沫,在爆破之后,对这批始作俑者来说影响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会上大多数踏实工作的人。
    
    但我们的社会却似乎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行径,甚至不觉得他们有错。到底是甚么东西作怪,令这些商界权贵巧取豪夺而毋须负责,埋下全民遭殃的祸根;使我们过去甚至把他们捧上天,任由他们支取与其能力不成正比的钜额收入呢?
    
    自由市场神话的破灭
    
    这祸首,正是那“自由放任”的市场---这一点,连毕生信奉自由经济的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这种市场环境,得力于一群经济学者和评论员到处散播市场放任主义的意识型态,早已在全球各地开花结果。是故,金融海啸的祸害也扩散得如此深广遥远。
    
    所谓市场放任主义,师承自佛利民的经济学说,即紧守着“自由市场至上”、“大市场小政府”及“拒绝政府介入市场”的教条,标榜低税率及资 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个城市的发展路向及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业管理思维治港,广泛推行外判及合约制,并把公共资产和事业全面 私有化。也就是说,在市场放任主义之下,我们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服膺商业逻辑,以谋利为第一目的。我们因此不应以社会公义为原则调配社会资源,而应 只着眼如何谋利,应尽量避免社会福利,避免以税制作社会再分配,而应把我们的社会资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财阀的手中,由他们之间“自由竞争”,社会资源就 会被好好运用,社会就会进步。
    
    这种市场原教旨的思想,一直掌管着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结果如何?
    
    因市场而堕落的社会
    
    香港多年来都受到美国右派智库的青睐,获封为世上经济最自由的城市,我们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崇尚弱肉强食的石屎森林 之代名词!我们固然没有最低工资、最长工时、集体谈判权、公平竞争法或反垄断法---主流经济学认为会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市民因而受尽大商家大集团 欺凌和剥削;政府亦没有好好监督那些垄断了公共民生事业的大财阀,遏止它们想方设法搜刮民膏、疯狂加价。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医疗、教育、环保、 文化、社区发展等等,统统以经济利益为先;在这里过活的人,有工作的没工作的,都要尽办法增值和提升所谓竞争力,免遭淘汰,生命尽受所谓自由市场的主宰, 活得一点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团掌握住无数经济及文化资源,可以开动各色宣传机器,进行疲劳轰炸,向市民大众贩卖无穷欲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 情、良知、品味和创意,以至人生。明明现今社会的个人发展空间和机会给既得利益者霸占得七七八八,他们还以过来人的口吻,不断向年青一代和经济弱势社群灌 输靠个人努力脱贫致富、自由市场没有限制因此机会平等的想法。明明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国家,跨代贫穷不禁令年青一代绝望,可耻至极;那些自 由市场的信徒,仍在四处宣扬“贫富悬殊乃经济发达地区的必然现象,无须处理,以免妨碍社会整体的发展”。明明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权贵 的附庸和市场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场会自我调节”为由,阻止种种保护和关怀弱势的政策和措施上马。
    
    偏偏,我们就是执迷地相信,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真正失败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发展太单元,太偏重大财阀大 财团利益,太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一个决意提升全民生活质素的理想社会,必尽力研发出更能切合不同人需要、发挥不同人个性及潜能的体制来。但香港的管治阶 层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们只看到市场。市场只看到钱,看不到人。
    
    市场,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我们社会的紧箍咒
    
    当然,诸如黎智英、杨怀康、施永青及狮子山学会诸君,这些自由市场的信徒,对这些事实一定不同意。但在你们砌词反驳前,请先回答以下问 题:人,究竟为何而活?人,只是一部尽力挣钱的机器和一只只要有钱花便满足的消费动物吗?经济发展究竟又为了甚么?一种只有让少数人得享好处的经济发展, 我们要来做甚么?自由市场,在你们口中是乌托邦,它带来的理应不只是温饱生活,但为何活在香港这个经济自由之都的人,总是处于压力和忧虑中,一点也不自在 呢?到底任由大企业与普罗市民竞争的自由市场跟只讲弱肉强食的奴隶社会有何分别?你们口中所说的自由市场天堂究竟是甚么模样的呢?这天堂又有甚么我们非投 奔不可的理由呢?还有,为何我们的社会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发展多年,如今却“一铺清袋”,一点天堂的感觉也没有?为何我们这个城市的面目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会 越来越丑陋和畸形,越来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体市民的平均快乐指数,亦远远及不上你们最看不起的北欧福利国家,或不丹这等欠经济发展的小国?
    
    这其实简单不过:因为,完美的市场根本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信仰。(注二)即使是自由经济评论家最相信的数学模型,亦已经有数学家证明在一 般环境下单顾私利的行径,不会带来整体最优。个人的理性可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金融海啸正是各个金融巨头用符合自利理性的博弈所产生的不符合整体理性的 灾难后果! (注三)
    
    建构以人为本的社会
    
    事实摆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场的心魔,唯有对大财阀大集团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针对性地把社会的资源向中下层---而非上层---倾 斜,先大幅改善弱势阶层的生活和个人发展空间,再让经济增益的效果往上渗透,惠及全民;那在寻求香港出路之时,才不致蹈数码港的覆辙,名为重大建设,实在 是向大财阀输送利益!事实上,我们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这会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加剧对地球资源的虚耗和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社会本已有足 够的财富,只是我们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财富都集中在小数人手上,社会大众却只能分享、互相争夺小部分的财富,资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会发展才会走入死胡 同。要扭转我们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环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会严重不均的财富。
    
    那香港应该怎样走下去呢?我们有十点具体建议:
    
    一)早日落实双普选,打破现时政商权力结构,为人文社会奠基。没有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我们就谈不上人民的意志会在政府中得到贯彻。那 么,我们谈何建构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更何况,现时封闭的政治体制,根本就是向资本家倾斜,中央政府只会在商家和技术官僚之中“拣卒”,选出香港的领导 层;由这些人来领导香港,他们只会一直依从其阶级利益主宰香港。要领导香港摆脱商业逻辑、新自由主义的垄断,怎能让他们继续垄断香港的政治权力?只有早日 落实没有门槛的行政长官、各级议会全面普选,我们社会上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才能有被打破的可能,我们才能在政治体制上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奠下基 础。
    
    二)打破土地垄断,减低营生成本,建构以人为本的经济空间。我们社会应放弃高地价政策,尽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应,打破地产商对土 地资源的寡头垄断。此外,向位处公屋及旧区的小商户提供减租优惠;并尽快立法限制连锁式经营的大集团占领汇租户的比例,以及设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户的经 营权益,减少小商户的营运成本。领汇的管理层如有真本事,理应有能力在维护原租户的权益之前提下开源节流,增加营运效益,而非一味向基层商户开刀,迫走他 们,腾出铺位让大集团进驻开分店,唯利是图,罔顾民生福祉及社会责任。
    
    高地价政策是大地产商足以垄断土地权力的主因:只有小数地产商有足够资本掌握大量土地,令他们可以联手抬高租金,牟取暴利。高地价政策下 的高昂租金,实际上等于由大地产商代政府抽一种间接的“地产税”,大大加重一般经营者负担。他们一是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身上,一是扣减工人的薪水以压缩成 本。换言之,大地主之所以岁岁赚大钱,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对普罗市民可动用收入之严重克扣,并非因为他们有甚么超卓的赚钱才能。
    
    另外,昂贵地租还是一个紧箍咒,经营得法的商户,其盈利有很大部分要进贡给大地主,使得他们变相成为地产商的另类雇员;欠缺资本的个体户 或有意创业者,则受制于租金超高的门槛,守业或存活能力大大削弱了,难以尽情发挥所长。大地产商付出有限的资源和努力,便坐收渔人之利,勤奋拼搏的则要苦 苦撑持,根本便违反鼓励人们尽情发挥潜质和创意的公平原则。
    
    高地价尚有一种长远的负面影响:多元的民生及文化事业从底层拾级而上的发展空间被扼杀了。以西九为例,在昂贵的地皮上兴建华丽的设施,容 纳的只会是高档的票价高昂的舶来文化及艺术表演和高消费力的中上阶层。文化艺术变成某种人士的专利,平民的本土的地方文化艺术,不会得到所需要的帮助,从 而逐步发展。基层的艺术品味、创意和欣赏能力得不到重视和培养,西九最终只会再一次成为地产商“掠水”的肥肉。
    
    我们可以见到,香港的高地价政策,实际上是香港走向今时今日大财阀操控全港经济命脉的格局之起源。如要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寻求突破,此超级障碍必须消除,让市民大众的能力和有限资本能全面释放出来,重建有本土特色和情怀的草根生活,扩大小商户与文化事业的生存空间。
    
    三)修订税制和加强社会保障,以社会公义为社会再分配的原则,使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尽快推出失业救济金,并增加 标准税率及利得税,恢复遗产税,使社会的分配更为合理、公平。市场的信徒自然反对。他们认为一个人凭自己的才能赚取到丰厚收入,不应该被政府抽去扶贫。但 在香港或美国,那些赚大钱的地产及金融业精英真的是能力与收入成正比吗?像马多夫?像那些华尔街大鳄?像那些设计及销售迷债这些金融产品的专家团队?他们 做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骗局!香港的低税率政策根本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措施。我们不应该再迷信抽取更高的标准税率及利得税会削弱那些精英的工作诱因,因而 损害整体经济。金融海啸已证明市场的薪酬机制并不合理地反映人的竞争力或生产力。要使我们人人都能有能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能有效及公正地减少贫富差 距的税制是必须的。
    
    四)重订企业在社会的角色,使他们除牟利外,亦负起为社会营生的责任。我们应尽快进动最低工资立法,保障工人权益。同时,最低工资的金额 应该分为两个级别。但凡有一定规模的连锁店集团---例如多于十间分店---需支付比一般经营者更高的最低工资金额,以增加其扩张的成本和难度,间接减少 其对商铺的需求,有压抑铺租飙升之效。如此一来,有助舒缓小商户的经营压力和变相增加其竞争力,亦减少了她们把成本转嫁至顾客或伙计身上之可能。另外,立 即推动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的施行,并还工人一个集体谈判权,约束大企业对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垄断,保障工人权益。更重要的,我们应推动改变企业的思 维,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不应只是追求最大利润,同时亦应负起使员工得以营生的道德责任。不要再以为请几个伤健人士、捐捐钱即已履行责任,而应改变企业 的营运模式、对工人的权益的维护、不对社会资源垄断、不浪费环境资源为指标。此外,对事实上如同垄断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团,应尽早研究及订立法例限制其市场 占有率,并对其以广告欺骗客户及各种打击对手的价格操控手段施以重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五)改变市场文化,引入人文思维。政府可派发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费券,此券只适用于非大型商场内、非大型连锁店集团及租金低于一定水平 --- 例如平均市值租金 ---的小商店小商贩,以促进社区另类消费,保护有地区特色的小本经营者的经营权,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区经济。同时,推动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心消费者 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费的消费---例如花大量公帑招揽旅客到香港的名店及大商场消费,受惠的是大地主而非处于游客区以外的小商户,应该花资源协助社区组 织筹办时分券及二手物品回收运动等,促进庶民的消费活力。除了在消费文化应该改变,我们亦应该在经营和生产方面,尝试更多不同的模式。政府应鼓励社会尝试 不同的经济模式,如不再区分老板/雇员,由工人自决营运方针的合作社模式。社会现时的经济模式是很单元的,只限于公司自上而下的结构,权力集中在管理层手 上,下层前线员工无力参与公司决策。一个以人为本的经济结构,员工与公司的关系绝对不应只是银货两纥的交易关系,企业也不应只有一种组织模式。作为起点, 政府应带头鼓励合作社模式,给予政策优待,激发人们的创新。
    
    六)规管公共事业,实际服务社会。立法收紧公共事业如港铁、巴士公司、煤气、电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润,限制他们牟取暴利;这些公共事 业都会直接影响到民生。现时对它们的利润和定价的限制根本过于宽松,使小市民营生的成功大大提高。事实上,它们的垄断地位已给它们带来了不合比例的巨大利 益,譬如说港铁的利润早已主要来自车站上盖物业,远超其车费上的损失,其车费应有下调空间。最重要的,是认清这些公营事业是和小市民的生计如何的息息相 关,它们负有为社会服务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应任由它们追逐过高的利润,而罔顾小市民的生活。
    
    七)改变经济发展政策的思考范式,让资源落到基层手中。一直以来,政府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顾上层利益为先。以大型基建为 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于三成的钱会创造惠及基层建筑工人的职位。其余大部分的钱只会流进外国顾问公司、国内配件生产商及建筑公司中上层的口袋中。 因此,政府须一改政策,以大量小型工程取代兴建大白象。让基层建筑工人的生活持续得到改善,累积到足够的购买力,自然能增加消费,对基层的生活有所保障之 余,也最终令中上层也受惠。如此一来,社会资源的流向不再是从上往下涓滴,而是由下往上渗透。经济的饼不是先由居上层的既得利益者咬去大半,中下层只分得 饼屑。(注四) 这样的发展模式既实践了社会公义,也能使经济成果更有保障,不至重蹈金融海啸的覆辙。
    
    八)人文规划城市发展,落实民主社区参与。我们主张城市的规划要有人文视野,以人为本。涉及到社区发展的工程,必须要照顾到当地居民生活 模式和社区网络。我们尤应着眼保存不同社区的风貌和特色,透过提倡保育、推广自下而上的民主规划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区网络。因此,我们的城市不 应沦为地产商渔利的资本,不能成为他们交换利益的平台。`因此,市建局应重组,撤换其沦为大地产商傀儡的领导层。我们的城市更不可交由他们以纯商业逻辑发 展!
    
    九)大学要当社会的良心和知识的灯塔,引领社会走向前而非被市场牵住鼻子走。是故,应极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产业化,大学不是大小企业的人 力资源培训所及赚取外汇收入的机构,而是付出持续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当中的战略价值和定位。很明显,推动高等教育中文化、科研中文化、鼓励本土研究, 是本港大学的重要使命。另外,不论中小大学,学生都有学习和享受优秀艺术文化之权利,教育是要令学子得到更好的人文和艺术教育,有更好的身心发展,要以人 为本的。
    
    十)开放大气电波,打破意识型态垄断。我们亦不能忽略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开放大气电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电台和社区电台成立,打破现 时主流媒体的垄断,使社会有媒体力量挑战主流意识型态。我们亦建议立法规定商营电视台减少供应鼓励变相赌博的财经资讯时段,改为播放及增加制作文化艺术节 目,使我们不必再受经济至上的思维轰炸,可以接触更多的文化资讯,一方面推动香港的文化发展,一方面也能对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今天,我们的一切都要为大商家让路,我们的生活都给大财阀们的产业所占据。呜呼!过往的一套市场放任主义思想,使人人都无力过自己想过自己的生活,只养肥了一班大商家:这把香港弄得多么的可耻、多么的可悲!但这一切一切,今天应该有个终结了。
    
    我们的十点要求,只是开始,只是我们的社会的重构、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个美好的未来,断断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只懂、只能追逐金钱的 环境下到来。我们应彻底抛弃以金融价值冲量一切的思维,不再让这套思想主宰我们社会、不再让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点我们的未来。只有如此,在民主来临的一 天,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迎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的到来!
    
    (注一)可参考 http://www.consumerpower.org.hk/content/?p=103
    (注二)可参考附件:“哲学人民”的《当经济学碰上哲学》---“哲学人民”乃由一些喜爱哲学的中大持份者所组成,文章亦可见http://philosophicalpeople.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注三)可参考《什么人访问什么人:从圣彼得堡数学谈到金融海啸》,刊于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明报,转载亦可见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2.html
    (注四)可参考 《400亿工程 料七成“外人赚”》 刊于2009-02-16 明报 ,转载亦可见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400.html
    
    发起团体: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2009年6月23日 星期二

海耶克大戰奧巴馬 張五常

已故的海耶克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題為《The Fatal Conceit》的書——中譯《致命的自負》——其中一個要點說在計劃經濟中,政府官員以為在沒有足夠的訊息及賞罰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把產品定價,指導市場。顧題思意,這是「自負」,對經濟會帶來「致命」之傷。

今 年六月十四日,貝加(Gary 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題目為文,指責奧巴馬及他的財政部長蓋特納犯上相同的「自負」行為,試圖左右數以百計的企業高職人員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國 政府資助的大機構,例如美國銀行、花旗銀行、AIG、通用汽車等,其高職行政人員的薪酬與花紅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個「沙皇」拍板決定,而拍板後是不能上訴 更改的。

政府接管自然要管

這就帶來一個似淺實深的話題:政府這樣做是對還是錯呢?我想知道讀者怎樣看。不要讀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寫下來才讀,你可能發覺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樣。

首 先要說的,是通用汽車已成國企,既為國企,政府要怎樣處理職員薪酬是政府的權力,沒有什麼不對。政府應不應該把通用收歸國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場 的薪酬只能用作參考,僅此而已。AIG的性質略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麼不妥。這家龐大的企業面對破產,無可救藥,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 管。不難想像,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難以止血的。美銀、花旗及其他接受政府資助的大機構怎樣看呢?政府大手資助,某些獲助的機構出現了大派花紅的例子,也不難 想像,政府不管,資助的錢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錢資助我要管你們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着左右薪酬理所當然。如果沒有,但政 府見受助者大手花錢,借出去的可能輸清光,左右薪酬有點不對,但可以理解。政府是為了自保,說不上是自負,不管薪酬,獲「致命」傷的可能是政府。

面 對可能破產倒閉的企業,或大或小,好些時的確有點亂來的意向。這次金融危機帶來的效應,政府資助出現了一些亂來的行為,但我欣賞的是大部分遇上財政困難的 企業沒有這樣做。另一方面,政府應否資助是不容易決定的。我認為除了銀行政府不應該挽救。一位貨幣大師認為銀行也不應該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及專家今 天認為政府當時(去年九月)應該挽救雷曼兄弟。是複雜的問題,我不知細節,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觀點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資甚巨,為了自保, 左右被救的企業的某些職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說的「致命的自負」。

海耶克大戰奧巴馬,戰到此間,奧巴馬勝。當然,海耶克是不會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業的,但這是另一回事。

金融業超高人工惹爭議

寫 到這裏,困擾我的問題還沒有開始。這就是金融的專業或行政人員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麼多錢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政府應該約束或管制他們的收 入嗎?這些問題由我這個教授提出,讀者可能以為我發了神經。無可置疑,金融行業的收入是在市場競爭下決定的,市場說值那麼多錢,海耶克不可能錯。然而,去 年雷曼兄弟事發後不久,我讀到一篇森穆遜寫的專欄,簡直破口大罵。森氏是個了不起的經濟學者,平生作出的貢獻無數,也是個深知市場運作的大師人物。他認為 十多年來金融專業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於發神經,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應考慮干預。也是去年,我讀到一份報告,說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 幾分鐘賺佣金五萬美元也嫌少!不知讀者怎樣看這個問題。在市場競爭下決定的收入,怎可以是「過高」的呢?

金融這門專業學問起自六十年代初期 的洛杉磯,我當時有染指。主要是從費沙的利息理論加上風險,其後轉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學發揚。因為收入比較高,從經濟學轉到金融學的研究生不少。這是 指在美國興起的金融學,與當時的老一套的英國傳統的金融學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學主事那裏的經濟系,跟着發展為經濟金融學院,經驗上我遇到一 個大難題。論求學的難度,經濟與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從經濟轉讀金融不會有困難。然而,起碼有十多年的時間,從國際的市場看,大學聘請一個初出道的 金融學博士的薪酬,要比一個經濟學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學不同學系的薪酬是劃一的,所以金融學不容易搞上去。當時我們逼着起用經濟老師教金融,沒有困 難,因為金融學的基礎文獻一律出自經濟學者之手。

衍生工具遺害無窮

為 什麼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會比經濟的高出那麼多呢?事實上,有一段長時期,金融專業的收入冠於所有行業,比醫生還要高。當時我的解釋,今天回顧沒有錯,是大 學之外的市場對金融專業人材的需求很大,而這需求不斷上升。大學研究院攻讀經濟的學生沒有大部分轉到金融那邊去,可能因為經濟學的趣味性比較高,也可能因 為恐怕金融市場的需求增加會緩慢下來。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才知道,美國的借貸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這驚人的升幅顯然是由那些所謂衍 生工具及保險安排的發明促成的。這個迅速的發展,加上分紅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場流行,金融專材的收入動不動每年逾美元百萬。算不算是過高呢?政府要不要 管?經濟學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那是市場的運作使然。

問題是,不管好些經濟學者認為這個由無數衍生工具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偉大的發明,給 美國帶來繁榮,但到頭來從效果衡量,這制度奇劣無比。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任何制度,可以在幾個月之內使整個地球輸那麼多的錢!事實上,這些年整個金融行業 賺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補一小部分的損失。是艱深難明的制度:股神畢菲特早就說這制度會帶來災難,但事到臨頭他自己還是中了大計。我呢?當然更不 懂,但還是認為去年十月十七發表的《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個關鍵性的解釋:借貸與抵押的比例不應該高於一,而美國的新潮金融制度把這指 數弄得遠高於一。另一方面,我認為金融借貸與保險合約的縱橫織合是愚蠢的安排。

混合制度遺禍至深

這 裏的重點問題是:如果美國的金融制度是純由市場自由發揮地搞起來的,市場難辭其咎:海耶克會一鋪輸清光。但明顯地,美國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場的傑作。政 府的管制法例不少;評級機構是得到政府認許的;格林斯潘主席聯儲局時,幾次讚賞美國的金融制度!我歷來欣賞的格老,當時被奉若神明。

政府監 管與市場運作加起來的混合制度容易闖禍,不少經濟學者指出過,只是沒有誰想到會闖出那麼大的禍。這制度的深不可測使我無從判斷,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政府 應不應該左右金融專家們的收入。一個近於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約束這收入——不容易說得通——美國的金融行業不會發展得那麼瘋狂,為禍也因而不會是那 麼嚴重了。這可能是森穆遜去年的直覺吧。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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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六月下旬出版,精裝,書厚四百多頁,書價港幣一百二十,訂購有作者簽名,香港加郵費港幣三十,海外空郵加八十,接洽花千樹 出版社,電話:2729 1208,傳真:2729 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國內讀者可與花千樹聯絡。

美國不足範式 世局愈來愈亂 林行止

阿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沒有問題,正在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唯有走這條路才能起死回生、再上層樓;然而,「美式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可說有害性,已廣泛受學者和論者的質疑。

這是個大題目,也許應簡略地從頭說起。

西 方人選擇忘記中國曾是世上最富裕國家的事實,不過,史書清楚記載,在一百九十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毛值佔世界總值三分之一,可惜當時中國軍力與經濟發展不 相稱,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放,殖民者的盤削和不平等貿易條約,加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革命處於成熟期,中國的國力及經濟從此頹落疲弱;到新中國成 立後的一九五○年,中國經濟產出只佔世界GDP百分之五。短短不足二百年,變化之大,中國衰落之快,真的教人不敢想像。

掠奪─開發─殖民地 天然資源之外,西方強國都藉輸出賺取外滙,可是,在沒有工業產品出口或海外市場對工業產品缺乏需求的時候,當年西方國家的頭號強權英國竟然強行向中國輸出 鴉片,這段歷史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知道得最清楚……。和中國人一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民早已不相信西方國家是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向她們輸出 西方文明,因為「利他主義」在國與國之間從來不曾存在。自由貿易在理論上非常可取,可是,西方國家的做法,令人明白這套理論被政客騎劫,早已成為利己策略 的張本,自由貿易理論何時應用,端視是否對本國經濟最有利而定(請參考○七年七月本欄的「地球本來不是平的」系列;收遠景版《次按驟變》)。遠的且別去 說,即使在今天,英美歐諸國一方面大幅度津貼本國農業(以交換農民的選票),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農作物─她們唯一的出口貨─進口;在這樣做的同時,最近 在意大利召開的G二十峰會還義正詞嚴地鼓吹自由貿易!

和自由貿易一樣,自由市場理念在理論上亦無懈可擊,可是,它亦成為西方國家榨取發展中 國家的藉口。高舉自由市場的大纛,西方企業揮着銀彈攻陷發展中世界,它們勾結當地政府,低價收購落後國家的礦山、油田、農地,同時利用她們的廉價勞工興辦 工廠,缺乏市場及管理技巧的本地工業因此很難升級很易受淘汰;不但如此,西方資金還隨意地借給這些國家修橋築路建水壩,當她們無力還款時,國際貨幣基金和 世界銀行便義無反顧地介入,把這類損耗「社會化」,意味債務國不會破產(債權人一定可討回貸款),在這些國際機構斡旋下,其債務由人民集體負責。

美 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進一步令世人看清其自私自利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受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迫使有關國家提高利 率、削減政府及私人開支、增加儲蓄及減少消費,同時責成有關當局嚴格監管銀行,而且不允許把問題銀行「國有化」;可是,美國在應付這場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 海嘯,採用的處方完全不同,同病異藥,令人不勝駭異;自去年中以來,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赤繼續膨脹、信貸無限量供應、利率已低至 零、大規模注資尋且成為大股東等於變相把問題銀行「國有化」,而且想盡辦法鼓勵人民消費。事隔十年的類似困難,美國竟然採取二種迥然不同的策略,而國基會 和世銀毫無異議,這個世界還有公道?

戰後以來,美國在自由世界獨領風騷,金融業更是美資的天下,世人對華爾街銀行家調配金融資源和風險管理 有無比信心,但經歷金融海嘯,拜資訊公開、透明及傳媒「挖糞」的獨特功夫,華爾街金融業不按牌理出牌、利用監管寬鬆的漏洞亂搞一通以及從業員貪婪無厭損公 益自肥的醜陋行徑,得以大白於天下,傳統上人們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尊敬(甚至敬畏)度由是跌至冰點以下。這種現實,令不少發展中國家再亦不放心讓美國金融業 牽着鼻子走,亞洲國家紛紛建立本國的金融中心(世界五大銀行中有三家是中國銀行),正是對華爾街信心漸失的表徵。如今中國和印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辦法規劃 本國經濟,而且成效甚著,那從經濟快速增長可見。

正如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特格利茲(J.E. Stiglitz)在七月號《名利場》的文章〈華爾街的有毒訊息〉斷言:「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光采!」事實正是如此,在這種情形,美國財長打着「重建世界 金融秩序」的旗幟四處推銷其金融策略已難收預期效果,非常明顯,美國在世界金融上的中流砥柱地位(a pivotal role)正在慢慢退化中!

戰 後以還,西方經濟蓬勃發展(共產國家走資後經濟亦高速向前),根本原因在政治以人民意念(民主政制)為主導、經濟以市場(自由市場)為依歸的政策收宏效; 當前這場由華爾街一手促成的金融海嘯,即使未把這種根基摧毀,卻已引起發達以至發展中國家官民的疑慮甚至疑懼,動搖了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可以肯定的 是,在經濟範疇美國已失領導地位,但多元發展意味混亂及失序的投機將甚於過去。不過,由於氣勢大不如前的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而「五角大樓及商業綜 合體」是世界愈亂得益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意味世界政經前景變幻莫測,危機隱伏已是常態。

西方國家能向中國硬銷鴉片及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地 把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等理論作對自己最有利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有軍事力量的支持,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至二十世紀的美國,俱為超級軍事強權,因此 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予取予攜……。中國的和平崛起,若無足以匹配的軍力為後盾,在言文層次(包括去周在俄羅斯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四國會議)肯 定可以非常風光,但在實際層面仍得隨美國音樂起舞!

新单位|Xindanwei shanghai creativeindustry creativecluster urbanregenati

An interview article written by Liu Yan and Chen Xu, the two co-founders of Xindanwei, for the forthcoming issue of Creative Industry Journal (CIJ) edited by Profesor Simon Roodhouse in the UK.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with Huang Gai is about a creative business park named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built on an old General Electric (GE) factory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Huang Pu river, the most important drinking-water source and shipping artery of Shanghai. The reason we call it an ecstaquarter is that we see it as an existing imaginary place that foregrounds the sensual and philosophical side of the founder and designer – Deng Kunyan, where you could undress yourself and cast your body in the role of mediator through which to explore.

Deng Kunyan, a self-made architect from Taiwan who has devoted the best twenty years of his architectural career in Shanghai, and is well known for his conversion of an abandoned 1930s warehouse along the banks of Suzhou Creek, another important shipping route in Shanghai. The success of that project sparked an artistic renewal of the surrounding industrial district, saving old factories from demolition, and winning him the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2004. In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Deng Kunyan has integrated Taoistand Buddhist philosophy in his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design work, lending modern spaces an atmosphere reminiscent of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s. Due to the absence of Deng Kunyan, we have interviewed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is creative business park, Huang Gai, who insisted humbly to be called ‘the assistant of Mr Deng’.

Keywords: water-front regeneration, creative business park, creative management, urban study, industrial heritage, Chinese culture

Q.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r Deng Kunyan.

My background is fabric design. I met Mr Deng in 1991 in my own antique shop. I was then 18 years old and Mr Deng was 40. Mr Deng has been like a mentor to me. He has provided me with guidance and keys of wisdom. His visions always enlighten me with new perspectives to life. Although I have been always active and keen on learning and making new progress daily since the day we met, I could never keep up with him.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I have been with him for so long.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architecture, but I could comprehend Mr Deng’s design. I have been trying my best to be his assistant.

Q. Please introduce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and your main function in this organization.

The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was founded by Deng Kunyan in 2004. Deng’s story in Shanghai started from the Suzhou Creek area, which we first visited in 1996. At that time, Suzhou Creek was a deserted, polluted and unloved place. Deng can’t bear to do nothing when seeing buildings being knocked down. We were the first to move into the area that is now branded as the Suzhou Creek art district. In 1996, we set ourselves up in an old warehouse that belonged in the old days to the famous King of the Gangsters, Du Yuesheng. Since 1991, I have been working as the secretary and assistant to Deng Kunyan. From 1996, our company, Dayang Space Design, started t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uzhou Creek quarter. Many artists and designer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Deng’s vision and are now following his path, making the Creek a well-known art cluster. You will find artists, photographers, designers and new media (e.g. Tudou.com) people there.

A ten-kilometre-long river-facing area in Yangpu district (where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is located) retains an old piece of the industrial memory of Shanghai, which had been forgotten for some time. The only usage people could remember was warehousing. About 3–4 per cent of the history had already been erased by pulling down those sad old buildings when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there and came to Deng for help to find a solution. This was in 2003, before the term ‘creative industry’ was known (and abusively used). Later, Deng was introduced to the old Shanghai Power St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factory site where he suddenly found his second love. The factory had been owned by General Electric before 1949 but the production had ceased in 2001. It had a beautiful garden attached and the local artist and entrepreneur Chen Yifei was very fond of the place as well. Deng believed that the space here by the Huang Pu River coul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Shanghai and play an even more crucial role than the Suzhou Creek area. However, I questioned whether we should take this new challenge because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idea of starting to do something from scratch when we already had our Dayang Design well on track. Dayong Design made us money and fame so why give up the good and try out something risky?

Q. What are your feelings about the city, the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Something here holds us back, something we grow up with as a kid and maybe that’s from our education. We don’t have enough local original creativity. I see more stealing and copying. We had the old treasures in this city, but we are losing them and they are fading away. Most of the new stuff is copycat.

The government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the emerging trend, but they are very open and dare to take risks. For example, this creative cluster, we named it and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d it with official registration. Although we haven’t been listed as one of the city-level clusters, we took the lead. The government bodies and agencies were all very supportive. They weren’t sure about the result or impact, but they gave it a go. This is why I like them.

Q. What kind of people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valuable for the city’s development?

I personally believe the older generat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city, as I don’t know too many people from new generations. These old people are over 60, well educated; their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and deep thoughts always touch me a lot. Their beliefs and values are well established and mature, and don’t change easily to follow the trend.

Q. Please give us more details about Mr Deng’s background.

Mr Deng studied in agricultural school in Taiwan. Later on he learned architecture from his master Mr Han Baode. He won first prize for seven years in the 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d during the last year of the competition, he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a jury member. However, what has brought him the greatest recognition are the coffee shop, ‘Old Love’ (Jiuqing Mianmian) and the beerhouse, ‘Apocalypse Now’ (Xiandai Qishilu) projects in Taipei that he designed in 1985. He supervised the entire projects from beginning to end; even the training of the waiters was under his own supervision. These two projects were extremely successful and everyone in Taipei knew about them but three years later, Mr Deng started to get bored and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new. He withdrew 10,000 US dollars from the bank and started to wander around Europe. Eight months later he came back to Taiwan and published his travel journals as a book. After that he decided to take a career break as an architect and moved to Shanghai to experiment with something new.

Q. Why Shanghai? What did he plan to do when he just moved here?

He was charmed by Shanghai. The city has a good atmosphere and foundation, which he was unable to find in Taiwan. In 1989 he helped ten outstanding and creative painters from Shanghai to organize a touring exhibition in South-East Asia. He requested ten works from each painter; these painters included some top names such as Cheng Shifa and Mao Guolun. Three years later, we switched our business from paintings to the trading of antique furniture, an area nobody was paying attention to at that time. We did not only trade and repair antique furniture but also archived the process of trading so that every piece of furniture could be traced by its age, style, owner, where it originally came from and how it was made. We continued doing this for three years. All the furniture has now been given away to friends as presents, but the archival materials of the furniture are well kept by Mr Deng in a warehouse in Taiwan. Mr Deng became quite an expert in Chinese antique furniture and gave lectures in Taiwan University.

Q. Why did Mr Deng choose to regenerate the old waterfront city areas along the Suzhou Creek and Huang Pu River?

The design scope of Mr Deng is very broad. He believes that the architect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the city. The city did have some problems, the question left is where. He has chosen two spots, Suzhou Creek and Huang Pu River, which he believe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ory, are like the Renmai and Dumai vessels (the central vessels) to the human body. Solving the problem along these two rivers through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would be like ‘breaking through the hindrances in the Renmai and Dumai vessels’. Mr Deng did not feel happy about leaving these important tasks to someone else, he felt that he had to lead these projects himself.

The waterfront industrial area has a rich history and it could be lost without our efforts in protecting the old buildings. The government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but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didn’t know how to stop it. The Suzhou Creek area was a difficult and cheap place (daily rent rate was CNY 0.6) with lots of stalls selling fruit, clothes and cement, and now the Creek has become ‘sexy’ and rents are ten times higher. The Creek enjoys some sunshin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pularity. It was a big surprise to the confused Shanghai government when the UNESO award came. They suddenly realized what Deng had been doing and its value to the city. What we are doing is different from what most property developers do when commercializing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Q.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vision and goals between Mr Deng and other developers in these area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money-making is neither Mr Deng’s interest nor his motive. He is even willing to use money from his own pocket to push things to be done. He wanted to invest his savings in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pots of the city, in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guidance and a role model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city in a good and healthy direction. It is difficult to turn an industrial site into a commercial one, maybe ‘creative industry’ could be the key. He is not only an idealist, but also a practitioner, someone who dares to experiment. Our team shares his vision. We have accompanied him for so many years and have never thought much about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huge profit.

Q. Do you think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Creative Shanghai Riverside as the ecstaquarter that exists in Mr Deng’s dream?

It is not only a dream, but a real thing. Mr Deng hopes to create something to be a role model for others. It is not easy to persist in one’s belief, sometimes you must suffer to do so, as long as the role model could help policy-makers and other businesses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on city development.

Q. What are the main hurdles to your development? Any difficulties?

We started to look for sites in 2002. In 2003 we found this place. In 2004 our landlord, Shanghai Power St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the factory’) and the authorities of Yangpu district signed the agreement with us and regarded this as an experiment in creative business. Our problem star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4, when we signed a contract with a Japanese enterprise that planned to run a big creative school in our quarter with a permanent personnel of 200 to 300 people. Two months after the contract was signed, our Japanese tenant left us without notice because the city authorities informed them that the entire site of the factory was going to be rebuilt in 2007 as a commodity residential area next to the planned Jiang Zemin memorial hall. Soon after that the recognition by UNESCO – the Asia-Pacific Award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put the government in an awkward position. Although we could keep this place, our business plan was all ruined; we were not able to find any tenants, meanwhile we had to pay the rent for the factory site.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remained for two years until the mayor was sacked; finally by the end of 2006,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in Huangpu district gave us permission to build our own entrance to the public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doors of the machine tool factory).

Q. What makes your creative business park stand out from others?

Originality. This includes the originality of our own design and the vision of Mr Deng, also the originality and the vision of our tenants. We welcome creative artists and entrepreneurs with their original ideas and artwork. Moreover, we are doing something which is creative while staying very Chinese, we are not fooling around without ou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s what we are heading for and sticking to every day. This is tough though.

Q. Do you have 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ttached to this place?

Oh yes, GE will move their Asian R&D centre from South Korea to our place because the daughter of Mr Andersen from Denmark, who was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e factory, was married to the son of GE’s boss. This factory was then under the control of GE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GE has been holding their annual conference here in the past years just because of this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ce. The grandson of Mr Andersen is now the Danish consul in Shanghai.

Q. What are your objectives right now? In which phase of development are you in?

To make good use of old resources. Mr Deng once acclaimed as the city’s ‘God of Protection’ by the Europeans, sees his mission as the guardian/knight for the old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city. There are too many bad designs around. Many people can’t tell the good from the bad. We want to establish this as a model for the government. We have had one go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t has never changed. This creative quarter, I dare to say, is very much a success: 80 per cent of the space has been rented out and the tenants are very happy with us. They all moved from the central city. It’s cheaper and nicer here. We will also look into the business benefit for the tenants, because this is equally important for them.

Q. What are your strategy and business models?

The business model is quite simple. It was all about the rental contract with our landlord and our tenants. However, I am quite confused about the future mode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because we can neither establish a management firm by ourselves, nor find a good one to source out. Most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firms couldn’t match our standards. Currently I cannot collect any fee on property management because I am legally not allowed to do so.

Q. What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your own organization?

We are just 100 per cent executing Mr Deng’s requests. I mean we as the entire team from myself as the top man of the creative quarter to every gardener and security guard. We try our best to make him satisfied and happy, regardless of workload and working hours. But he will always come up with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e then re-implement them according to his instructions without any complaints and objections. So 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it is not so difficult to manage such a team. We are completely in the brilliant rays shed by Mr Deng (Laugh).

I have hired more than 100 graduates from many disciplines for our projects. All of them used to or still work here as humble trainees, but many of them are now the leading designers in many places. Mr Deng has been a great master for all of us. We learn from him in a very traditional way, in which we are not just learning his technique and expertise, but also learning from him about ethics and self-cultivation, a gradual process of acquiring moral understanding.

Q. What will be your next big decision in the coming years?

Our current scale is too small, more akin to an experimental plot. We hope to expand our creative quarter to the entire surrounding areas, instead of duplicating the model somewhere else. If we cannot make it bigger, we will suspend this project, because our initial goal of protecting the old industrial heritage has been achieved. The landlord has promised to give us more space to work on in 2010, and in the new area GE will set up their Asi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which is exactly what is needed the most!

Q. Have you tried to stimulate the interactivity among the tenants?

Not much. Many management people of tenant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management level) are fans of Mr Deng, otherwise, we wouldn’t have so many tenants. The new initiative to set up a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Popular Herbs’ in the creative quarter is part of our strategy to bring our tenants together at end of the day – everyone needs to see doctors (laugh). We will gather the top management of our tenants together for workshops and lectures about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healthy living and Taoism. Some professionals in these disciplines might offer some paid services, even one of our tenants was interested in being an agent of some medicinal drinks. This initiative is just in the starting phase; Mr Deng is still planning to make it better.

Q. As a promo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you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Certainly, but our energy is too limited to do so. As Mr Deng is handling these matters himself, no one else in our team could help him to do this. All the plans need to be determined by him; we are here merely for implementation, that is the rule of the game. This is similar to how Mr Deng has worked with his own master – Mr Han Baode; the work of the master is not allowed to be touched. Mr Deng’s time and energy is very limited, maybe he has not got any time to do this, or got any chance to find someone to help him with it. Right now, we are working with an antique bookshop and institutions of religious conscience to organize lectures about Chinese medicines, Buddhism and Taoism. These networks could be the basis of further development.

Q. Any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on these initiatives?

No, but nor any resistance.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is gesture is already a great support for us. Although Mr Deng has been very critical of our government, most of the high officials in the government are very open and tolerant towards his criticisms; they enjoy exchanging ideas with Mr Deng.

Q. Any financial support from banks?

No way, because the loans are too little and the loan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too complicated. We sometimes borrow money from other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there is too little support for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and most don’t succeed. Our projects are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Mr Deng’s design business.

Q. Do you usually participate in creative industry activities? Any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Seldom. This is Mr Deng’s job and I can’t speak for him. I sit in the office when people visit. Deng sees architects and designers prior to his academic seminars or big contracts. He looks at every single layout of a grass, a brick or a rock. I am just looking after the creative space here for him. We don’t collaborate with any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their visits are not well received by Mr Deng either.

Q. What about your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Do you have a website?

We have no plan to communicate and promote ourselves through a website. There is too much plagiarism around. Worse than plagiarism, some people have taken some of our elements and distorted them. There is just not enough protection for Mr Deng and his work. Even though we a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we could never afford to spend energy on them. We have not directly spoken to the Chinese media since 2006, as their reports on our activities never appeared in the way we had expected. Sometimes we do speak to visitors and some media from overseas, but personally I have never been interviewed by anyone in such depth as with you today.

Q. Are you afraid of plagiarism?

Not entirely. Sometimes, plagiarism can be a good thing. Many people have learnt to reuse old wood and bricks, as Mr Deng does in his projects. This has not only helped to save resources, but also saved transportation costs. The materials from redundant buildings in Shanghai can now be consumed locally and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se materials to Su Zhou is no longer necessary – very economical.

Q. Are you familiar with some good examples of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abroad?

We are invited to attend some international events, but Mr Deng is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participate in them. I am totally unfamiliar with what is happening internationally. In China I have seen very few artistic and gallery cluster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hard-core commercial business. Meanwhile, I need to make a living with my own antique business, which supports my family.

Liu Yan & Chen Xu

15 December 2008 in Shanghai

References

Jian-Min Li (2005), ‘The Animation of the Body: Dumai (the Central Vessel)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Male Body in Early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6: 2, pp. 249–313 or http://iao.sinica.edu.tw/significant-research-results-pdf/099-103-em21.pdf. Accessed 12 June 2009.

Contributor’s details

Liu Yan, MA studied Arts and Media Management at the Utrecht School of Arts (the Netherlands) and holds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marketing from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London). Liu Yan is a cultural entrepreneur who co-founded Shanghai 3S Creative Management and Da-Tong China Desk Creative Industry, which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o-working office space to creative professionals, entrepreneurs and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collaboration in China. Liu Yan has been a guest lecturer and done consulting work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and clustering, arts marketing and audience development for several Chinese and Dutch art academies and art organizations. Prior to her career in the art and culture sector, she worked for six years in Shanghai as an account director of Pathways marketing consultancy.

Chen Xu has an MA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Chen Xu has worked with the leading creative economist John Howkins as the Country Manager (China) since 2006 and later joined BOP Consulting (UK) to help to implement the company’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projects. She is now a co-founder of Shanghai 3S Creative Management and an associate of BOP Consulting. Chen Xu worked as a researcher on the revision of John Howkins’s famous book on the global creative economy. She has also worked with Film London (UK), Arts & Business (UK) an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老房子,旧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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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位上海人。

住过5年的弄堂,随后随着妈妈的企业自行分房住进了新公房。

从此,告别了旧式里弄。

虽然,在小学和中学的每年寒暑假还是重新回到那里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许多多个冬天和夏天。

住进新房子当然会有更多的便利,有了自己的房间,或者不需要上上下下的跑进跑出。更加不需要提马桶倒痰盂等等。

但是,当是再次踏入这块土地,心中还是会浮现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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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小时候一直叫做为“八隶头”,上海话应该是:BALATOU。

然后暑假晚上吃好晚饭,叔叔会带着我沿着这条马路开始幸福的兜马路。何谓幸福,因为去时一根爽爽冰回时一根爽爽冰。绝对是冰凉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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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每个早上爷爷会带着我去街边的饮食店吃早饭。原来,街边有一家名叫四季春的饮食店。对他们家的小馄饨难以忘怀,有紫菜蛋丝漂浮。可惜,现在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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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鞋子店依然还在,奶奶会给我买有着许多洞眼的塑料鞋。塑料鞋上还有许多的小花。当时穿上它觉得无比的时髦…当然现在这家店很懂紧跟潮流,卖起了可爱的喜羊羊~~

记得那时,每到晚上,马路上都会设起了无数的大排档。当然那时小,叔叔只会给我吃爽爽冰而不是带我去大排档搓一顿的…但是,大排档还是给我无限的遐 想…虽然这个遐想只能内心想想,因为被老爷时刻教导,很脏不卫生..不能吃….好吧,但是经过了十几年,果然大排档已经出具规模,都已经搬进了店堂。海鲜 品种也多的仿佛来到了青岛或者是江浙沿海地区。不错不错,或许哪天可以逃脱老爷的管辖范围来这里搓一顿来了却我多年的怨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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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叫做扬州路

虽然它没有真正的扬州那么风景秀丽。但是对于我们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奶奶每天买小菜的重要场所…全家的口粮都应该出自在这条马 路上。所以现在我的脑海里都对扬州路印象深刻,即使原先不知道它为什么在我脑海里那么的印象深刻,原来,基本每天奶奶都会念叨这条马路吧。例如,哎呀,扬 州路上的小菜有据了闹…弄要切鸡啊,那么我去看看扬州路上有伐?诸如此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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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拐过扬州路,就会来到居民区。俗称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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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什么叫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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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得小时候,不做暑假作业就晓得在这些弄堂里传来传去。从这家穿到那家。看看这家阿婆再烧红烧肉,看看那家丫叔在烧煤球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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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一段“暑假开始,弄堂中便时时可见一支支乘凉的大军。那些家中住房条件困难,通风设备较差的人家,早早地便将草席、长凳、躺椅、竹榻搬到自己所住的弄 堂口,用凉水冲洗一阵,然后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乘起凉来。许多在弄堂里开小商店的,则将自己店门前的排门板卸下,搁上两条长凳,充当乘凉的用具。此时的弄 堂内,成了一个热闹、嘈杂,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老人们大多是静静地躺在竹榻、睡椅上,睡眼朦胧地摇着扇子,小伙们则大多是打牌斗棋,或者与朋友们聊 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妇女们大多是在草席上嗑着瓜子,做着针线,一边哄着孩子睡觉,顽皮的小孩子们,则大多是在弄堂里奔逐嬉闹,寻找自己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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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虽然许多上海居民的家庭住房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夏日里到弄堂中乘凉的人数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多,但是仍有不少上海人喜欢到弄堂中去乘凉消夏,因为那里有着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寻找到的人生乐趣。”

对于弄堂居民而言,马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备品。当然我认为自行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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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弄堂,当然也却不料红砖白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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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拐出弄堂,终于来到了当年我家旁边的主干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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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楼是老爷特别要求说要拍下的,说是他刚刚上班那会的主要工作地点,怎么会离我奶奶家那么近呢。不公平,才真的是几步路,

这个楼还蛮像八角楼的,当然想必它不仅仅只有8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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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路上,还巧遇晒着日光浴的狗…当日,上海今年最高气温35度,它还悠闲着晒着太阳,全然不顾强烈的阳光已经迷花它的双眼。太强了,看,都眯着小花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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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是缺少不了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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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吃好晚饭就是在这条弄堂里奔来奔去,从而造成长大患上阑尾炎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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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玩累了,就会把穿着拖鞋的脚伸进这个水池里,然后坐上去,放满水开始戏水。那时,有个强大的理由:洗脚!然后水就一半是给和小伙伴们一起甩水给玩掉的。这些个不懂爱惜水资源的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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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多少个日子里,自己趴在这个窗台前,看着对面学校。遇上返校日,都能隐约听着他们上课下课的嬉戏声。看着几个学生朝着我这边望着。然后老师走来走去的身影。下课铃声,上课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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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天台,望着天,蓝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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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唷,哪个老太太的绣花鞋~

最后,当然童年的冷饮必不可少的要来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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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是父亲节。感谢老爷养育我这么多年。又想起了那首熟悉的歌

—-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爸爸说的甜蜜的负担

天晴朗那花儿朵朵绽放

闻花香我想起年幼时光

我的家那甜蜜好似枫糖

幸福呀小妹妹一起唱

我今天陪爸爸带着全家去玩耍

池塘边荷叶下躲着一只小青蛙

我快要长大了别再叫我小朋友

车窗外雨好大青蛙一个人在家

山青青水蓝蓝看日出看云海

搏浪鼓咚咚咚妹妹笑得脸通红

彩虹桥路弯弯牵着手儿不怕摔

爸爸说你们是甜蜜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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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天天在健康成长的我们都成了那些甜蜜的负担。

但是,父亲就像这道厚厚的墙,不管是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永远会让我们依靠的。

那么我们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们了。


2009年6月21日 星期日

牛棚書院院長梁文道:非典後,香港知識分子始成熟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南韓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有些人開始反省,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本刊記者/孫展 蘇琦

  梁文道最為人所知的形象,是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中,那個平頭短髮、黑框眼鏡,身材削瘦的“特邀嘉賓”。在電視上,他侃侃而談,對各種社會議題發表見解,或調侃或抨擊,雖嬉笑怒罵,卻不失書生本色。

  其實,在電視之外,他的身份還有很多:媒體評論員、電臺主持、影評人、社會活動家、教師。但在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65號的牛棚藝術村,他還有一個身份,牛棚書院院長,一個願意以自身參與推動香港社會進展的文化學者。

  2002年,當梁文道在這個廢棄的屠宰房,創辦一所以公民教育為宗旨的民間學府時,大家還不清楚這個30齣頭的年輕人,到底要折騰什麼樣的東西。那時候的梁文道精力旺盛,他請來各式各樣的學者、公務員、藝人,甚至商販走上講臺,教授那些課本裏學不到的知識。

  在注重經濟利益 的香港社會,這樣的知識幾乎對學生們的實際生活起不到任何幫助。但還是有不少人前來就學,其中有大學生、傳媒人、公務員,還有社會工作者。老師們不以權威 自居,也並不是進行純理論的探討,學生們也不完全為了聽課,而是想了解——除了賺錢,在香港,還有沒有另外一些值得追求的東西。“牛棚書院從來不是知識性 的學習,而是一種價值觀的培養。”梁文道說。

  有一節課上,為 了說明城市空間的多樣性,梁文道請來旺角的商販。在商販的眼中,旺角展現出不為普通人所知的景象:哪個街角人流多,適合生意,哪個地方巡邏多,容易被城市 管理者捕獲,而又有那些小徑是逃跑的最好路線。就在學生們錯愕不已的時候,一名旺角地區的警察也被請到講臺,在警察的眼中,旺角又成了另外的圖景:什麼地 方容易出事故,巡邏時要小心,什麼地方有商販出沒,容易引發糾紛,什麼地方是常住居民多,治安良好。旺角就這樣被不同的人群解構,展現出豐富多彩的層次。

  這些也許不是知識,但它對於理解香港,理解港人居住的本土社會卻有莫大的幫助。梁文道的心願,就是讓這些觀念在那些關心公益的人群當中得到推廣。因為,這是根植於民間的,自我成長的動力源泉。

  這個貼著香港地面行走的知識分子一直堅信,書本上知識不是拿來供奉在學府當中的,而是用於和民間結合,推進社會成長的。只要對香港文化和香港社會抱有足夠的好奇和熱情,並願意親身參與其間,體會它成長的歡樂和停滯的苦痛的人,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收穫。

 牛棚的邊界試探

  中國新聞週刊:外界看來,香港社會的經濟觀念非常濃厚,牛棚書院並不能給學生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憑什麼吸引人來聽課?

  梁文道:香 港是個講究專業的地方,知識界沒有群體概念,缺乏橫向聯繫。牛棚書院是希望提供這樣一個平臺,加強知識界的聯繫,探討社會公共議題,培養學生的宏觀視野。 學生們不僅僅只滿足做一個專才,還要成為關心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時,這裡也是社會團體的展覽地、講習地,還是一些社會運動的發起基地。

  我們的學生沒有設定特別的人群,後來發現,前來聽課的人包括中學生、社工、傳媒、文化人、公務員,這說明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群體是很廣泛的。

  中國新聞週刊:為什麼採用民間講學的形式?

  梁文道:牛棚有兩個含義,一是這個地方原來就是一個屠牛場,另外牛棚對內地的知識分子也有特別的意義。牛棚書院對面是香港貧民區,讓知識階層和民間草根接觸是我的理想。

  香港有深厚的書院文化傳統,這也是繼承了中國民間講學的方式。古代書院不僅僅是教書的地方,還是知識分子匯聚的地方,他們會彼此聯繫,議論朝政,一開始就不是純學術的。牛棚書院也不是教授知識的,而是彼此學習、聯繫的場所。

  中國新聞週刊:牛棚書院是要對抗香港現有的主流價值觀嗎?

  梁文道:商業意識是香港的主流價值,牛棚書院有自己提倡的價值,但不是要和其他的價值對抗。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是,獨立、中立,但不意味著和其他團體絕緣。牛棚書院和政府各種單位都有來往,有很多公務員來聽課,一些官員來講課。

  我的想法是探索 香港社會的各種邊界在哪?這種邊界不一定是政治邊界,而是一些不合理的秩序,比如我在做實驗劇場的時候,有一條規定:觀眾在演出當中不能上舞臺。我找到管 理部門,他們也不知道這條規定到底意味什麼。於是我建議大家一起坐下來研究,結果發現這條古老的規定是針對當年劇場防火措施不完善,防止發生意外制定的。 現在的狀況已經完全不同,僅僅因為慣性一直堅持。

  我希望找出這些不合理的邊界,然後通過不同的渠道對話,完善這個社會。

  中國新聞週刊:回歸十年,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牛棚書院也參與其中,你認為書院對這種變化起到作用了嗎?

  梁文道:沒有!應該說是香港社會本身有變化,使得我們受到一些關注,成為這個變化中的一分子。香港一些熱門的社會運動,其中一些骨幹就是我們這裡的學生和朋友。他們能夠參與其中,本身也體現了牛棚書院的價值。

集體反省促發更多動力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了很大發展,香港人參與熱情和參與意識也在增強,是什麼力量改變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梁文道:在 金融危機之前,香港社會是一個很自大的地方。香港人擁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不僅比內地好,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好。香港的旅行團去了倫敦,是很看不 起的,他們失望——這就英國的首都?房子不高,也很破舊。在香港人的意識中,房子一定要高。看到倫敦街頭的流浪漢,他看不到這些流浪漢有自己的生態;看到 墻上有很多塗鴉,不認為這是一種自由表達的東西,而是認為臟。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南韓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甚至泰國反彈也比香港快。有些人就開始反省,他們去讀書、進修、思考,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發展是不是有另外一種邏輯?社會政治是不是有另一種面目?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的成長中起到什麼作用?

  梁文道:香港老百姓很崇拜知識分子,也許他不懂你說什麼,但他相信知識。但是知識階層原來是以專才的面目出現,大家很職業,不太關心公共話題。

  2003年的“非典”對香港的知識階層是個轉折。當時沙田威爾士醫院,有個病房的醫生護士被集體感染,別的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排隊登記就要進入工作。記者問他們為什麼?很多人的答案就是:這是我的工作啊。這就是香港人,人情淡漠,但是很專業。

  非典之後,很多 醫生選擇去做公共衛生,這是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從前學生們上醫學院就是為了當醫生,收入高。但現在不同了,大家有了不同的價值觀。這對其他專業的知識分 子觸動很大,建築業、律師、甚至會計師行業的專才們,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社會議題,提出獨立的看法,這是知識分子成熟的開始。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樣,都存在貧富分化的問題,在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底層社會如何表達意見?

  梁文道:2003年到今天,香港所有的重大社會爭論、社會運動都是和城市空間圍繞在一起的。因為城市空間對香港人來說,是最切身,最敏感、最具體的體驗,而公民權益的爭取也是圍繞這些議題產生的。

  一個很明顯的例 子,灣仔地區要拆遷。按照過去的方式,地產商給錢補償,本土居民搬遷就行了。只要補償措施到位,拆遷都會實行的。但是這一次,灣仔舊街的老百姓變了,他們 不想搬,給錢也不要,他們的理由是這裡有自己熟悉的社區網路。地產商不會想到這些。街道幾十年鄰居,互相幫助,這種鄰里關係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也無法用 金錢補償,於是經濟價值這一次沒有發生作用,老百姓發現了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價值。他們自己找建築師、規劃師,重新制定了一個市民規劃方案,在不拆散原有 社區網路的情況下,進行建設。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老百姓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權益,專業人士也在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配合這樣的社會運動,一種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就悄然形成。

  中國新聞週刊:作為個人,你是如何參與,又有什麼體會?

  梁文道:我 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像我這樣“邊緣”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在以前,主流媒體是不願意拿出版面刊登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的,他們會請我談電影、談美 食,但是不願意聽我說社會話題。但是這些年,媒體的態度轉變了。我從1988年開始寫文章,差不多寫了20年,直到今天,才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這說明媒體 注意到社會情緒的變化。集體反省促使公民社會運動有了更多動力。★

邱立本:漢字從孤兒成為寵兒


漢字在電腦時代中更能驚天地泣鬼神,讓百年前的亞細亞孤兒,成為今日全球化的寵兒。



漢字曾經是亞細亞的孤兒。在過去百年間,從中國到日本到韓國到越南,都有一些改革派求成心切,把自己國家命途乖舛怪罪於方塊字。他們覺得只有學習西方,改用拼音文字,才能消除文盲,才能進入現代化的行列,認為難寫難認的漢字,只是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必須一腳踢開。

因 而越南和韓國就揮別了漢字,改以拼音文字,日本則是漢字和拼音的平假名合一。而在中國,漢字就是一個「被鞭打的孩子」,有些人將中華民族的一切災難都歸咎 於漢字。毛澤東一度要強行通過中文拉丁化,要用拼音來代替漢字。而在台灣的六七十年代,當電腦的發展開始冒出苗頭的時候,就有一些「歸國學人」指出,只有 使用英文才可以在電腦時代生存,預言中文將會成為活化石,面對在電腦世界裏被淘汰的命運。

但歷史的發展卻是非常弔詭,恰恰是電腦的出現, 煥發了漢字的新生命。由於各種漢字輸入法軟件的發明,那些筆劃複雜、被認為難學的漢字,卻一下子變得簡單起來,可以以簡馭繁。在香港流行、用字形輸入的倉 頡輸入法,往往是字的筆劃越多,打得更快,像「齊」字,只是按YX兩個碼。而漢語拼音的輸入法推陳出新(「推陳出新」這成語在谷歌拼音輸入法只要打 TCCX四個碼),加上很多智能的功能,只要能發音,就可以打出來,而打字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一分鐘逾一百字不是問題,也早已超過了英文打字的速度。

日本的經驗也是如此,恰恰是在電子時代,消除了日本人的「漢字恐懼症」,只要輸入發音,就可以打出日文中的漢字,讓日本的新一代可以和過去距離很遠的漢字突然親近起來。他們在電腦和手機的熒屏上,運指如飛,就打出了平常寫不太出來的漢字,也寫出了一度失去了的自信心。

台海兩岸三地的經驗,也發現電腦打字的實踐早已超越繁簡之爭,用漢語拼音或不少其他輸入法打字,都可以自由切換繁簡,不用定於一,也不用被這兩者之爭所糾纏。

電腦改變了漢字,漢字也改變了電腦。從中國到日本,漢字反而成為了刺激更多文字創意的載體。年輕一代也許不再是用毛筆來書寫漢字,而是用他們的彈指神功,打出擁有幾千年歷史的美感和內涵。

這 也導致了短信和電郵的盛行。在電視和音像泛濫的年代,反而在漢字世界中有更多的人回歸文字,習慣打字來互傳信息,寫出在電話中說不出的話。這方面的極致是 手機小說,在有限的空間中,寫出無限的想像空間。喜歡在手機上打字的「拇指族」,以一種新的方式,比祖輩更能擁抱漢字。

這也是傳統的一種意外的、創造性的轉化。倉頡當年造字的時候,不會想到這種文字系統會在電腦時代中更能「驚天地,泣鬼神」,也不會想到漢字會豐富了電腦應用,讓百年前的亞細亞的孤兒,成為今日全球化的寵兒。■

2009年6月20日 星期六

日本漢字鏡子映照兩岸繁簡之爭 .毛峰


日 本推廣簡化漢字,也包容繁體漢字,文字改革成績斐然,「漢字熱」近年更大為升溫,成功經驗已成為兩岸文字改革的參照系,而兩岸的繁簡之爭仍走不出意識形態 怪圈。周恩來五十年代初主導簡化字運動時,不顧冷戰格局,大膽汲取日本文字改革成果;蔣介石曾二次大力推動漢字簡化運動。為何兩岸今天仍不能實 現繁簡共 存及互補,即大陸推廣「識繁書簡」,而台灣實現「識簡書繁」?



全 球化一日千里,電腦日新月異,也煥發了五千年歷史漢字的最新生命力。最近,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提出對漢字要「識正書簡」,引發「繁(正)簡相匬」的風波; 北京年初推出大型系列電視片《漢字五千年》受到歡迎的同時,民間與學界也就恢復繁體字的呼籲而引發激烈的繁簡之爭。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漢字正面臨重大改革 的「拐點」。

而值得兩岸和全球華人注意的是,日本文字改革成績斐然,近年「漢字熱」拜科技進步所賜而大為升溫,電腦﹑手機等成為普及漢字 最有力的推手。這與日本一貫積極提倡鼓勵使用「常用漢字」的文化基礎有關,即使用簡化漢字的同時,也包容繁體漢字。日本文字改革成功是一面鏡子,映照了中 國漢字改革路上的繁簡之爭。

六月二日,日本政府把新增加的一百九十一個常用漢字的「新常用漢字表」交給公眾討論,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修改完善,擇日推廣施行,以順應日本社會更多漢字被經常使用的時代潮流。

日 本漢字在新世紀展示了令人驚羨的生命力。連年來,超過兩百五十萬日本民眾踴躍參加漢字能力檢定考試,熱情之高、報名人數之眾史無前例,甚至超過了英語托福 考試人數。「漢字檢定」也意外變成了一棵逐年茁壯的「搖錢樹」。目前,日本有四百九十二所大學或短期大學的一千多個院系以及三百九十九所高中在入學考試中 為「漢檢」合格者加分。國家公務員招聘和眾多大企業挑選人才也把掌握漢字能力的強弱列入錄取的參考分。

在擁有八千多萬部手機的日本現代社會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青年人喜愛用手機漢字發送短信或查詢漢字寫法。而一般的日本電腦字庫均搭載六千以上漢字,更有助於日語漢字被廣泛使用。

更 有甚者,東京大學知名電腦教授悞村健以及該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還共同研發了世界上漢字容量最大之一的軟件,收納漢字十二萬。該軟件除了容納日本及中國漢 字詞典中的八萬多漢字外,還成功輸入了明朝﹑宋朝的古漢字三萬五千個,以方便越來越盛行自行印刷賀年卡的日本國民印製擁有復古味道的漢字賀年卡。

日 本一本題為《看似會讀實則不會讀的易錯漢字》的自修補課書籍目前銷量已突破一百萬冊並連續登上暢銷書排行榜首。出版商更於五月下旬編印發行續篇,為提升民 眾掌握漢字的熱情鼓勁加油。另外,以《全新徹底漢字頭腦》為題的常用漢字詞典及四字熟語(成語)詞典去年至今的累計銷量也已超過了三十多萬冊,而以娛樂形 式開發的多種漢字猜謎遊戲光碟更是深受日本廣大青少年的喜愛,熱銷不衰。

日本把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定為「漢字日」,京都清水寺住持都會當眾書寫由民眾投票選出的社會世相的年度漢字。無論是前年的「?」字,還是去年的「變」字,均把寓意時事特徵、世態萬象濃縮到一個表意豐富的漢字上,以收觸目驚心的視覺效果和發人深省的心靈觸動。

當然,此舉也令民眾從學習理解漢字言簡意賅的熱情上升到普世的社會價值、社會關懷。這一年一度「世相漢字」評選活動已被「引進」到台灣和大陸,令漢字再現無窮的魅力。

其 實,日本漢字本身就是一個感人故事。漢字自唐朝傳入日本後,曾被奉為「正政之始」、「經藝之本」並一直以漢書作為官方語言。即使作為日本文體的「平假 名」,也是由漢字草書衍變而成。但明治維新之後,在「脫亞入歐」的思潮下,漢字「繁雜不便」﹑「落後廢止」之論潮起潮落,幾度瀕臨被扼殺的境地。

日 本文字改革運動始自明治時代。它以前島密提出「漢字廢止之議」為發端,提倡模仿西洋各國採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但未獲政府採納。一九二三年日本公布了 一千九百六十二字的「常用漢字表」和 一百五十四字的「簡體字表」,試圖通過限制並在以後逐步減少以達到用假名替代漢字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頒布《常用漢字表》和《現代假名用法》,試圖限制漢字的使用。但漢字已深植於日本文化之中,終使「廢除漢字論」偃旗息鼓。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使漢字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日本由於率先解決了方塊字編碼基準﹑輸入難題與開發應用,促使了漢字編碼標準字數的不斷增加,也反證了漢字其實是世界上最為實用、最有效力和方便的一種文字。

一九九六年,日本頒布了除《常用漢字表》之外的《表外漢字字體表》的試行方案,並聲明「這是法令、公用文書、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一般社會生活中,使用表外漢字的依據」。

該表收納了明治以來傳統的印刷字體共三萬四千一百三十八字,事實上意味著除常用漢字外,日本已為使用全部漢字開放「綠燈」。

日本漢字的改革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遙想當年,日本漢字曾受到各種限制,更遭到廢除威脅。漢字受到的批評主要是筆畫繁多、難認難寫,不利於普及教育和使用不方便。

但是,電腦技術快速發展,日本先後解決了一系列漢字形成、輸入、儲存、顯示打印等技術問題,使漢字應用不但不成問題,而且更顯示較日本假名更快速﹑便捷﹑高效的優越性。

從電腦到手機常用漢字軟件的完善與操作之便利大幅提升了日本民眾使用漢字的熱情。據日本內閣府調查顯示,目前幾乎無人不利用電腦或手機中儲存的漢字進行寫作及資訊交流,漢字的使用率和認知度不斷上升。

首相麻生太郎在公開場合頻頻讀錯寫錯漢字也刺激民眾反思,唯恐自己讀錯漢字被人取笑而暗暗「補課」。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麻生在一次講話中把「中日兩國首腦往來頻繁」讀成了「中日兩國首腦往來『繁雜』」,鬧出大笑話。

在一次有關日本戰爭責任的國會答辯中,麻生又把政府「踏襲村山談話」中的「踏襲(沿襲、繼承)」讀成了「腐臭」,被媒體嘲笑為「首相似乎在說政府的政策發臭」。

今年二月,在一次電視直播國會討論中,在野民主黨首席副代表石井一突然舉起了一張寫有十幾個漢字的紙板向首相麻生發問:「你會讀嗎?」

麻生當場拒絕了在野黨發起的這次漢字「突擊」,但石井仍不依不饒表示說:「現在不會讀漢字的人會被大家所嘲笑,所以國民紛紛去買漢字學習教材。或許你應該為提高這些的銷量而驕傲。」

漢字能力檢定成績日益被社會廣泛認可,不但激發起更多階層人士學習漢語的興趣,而且也成為民眾提高掌握漢字的「催化劑」。

日本漢字十二級別

日本漢字檢定協會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推行漢字能力檢定考試。它共分為十二級,應試者涵蓋了從三歲到九十歲的各個年齡層。考生從當初的六百七十人劇增為零八年的二百八十九萬人。

隨 著漢檢能力資格為眾多大學或高中以及政府團體企業所認可,又進一步提升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以學習為主的青年學生掌握漢字的熱情。「漢檢協會」還同時開設 了互聯網和家庭考試,出版了三百多種與漢字相關的圖書,發售了兩百萬套的相關遊戲軟件。此外,日本富士電視台的「六角猜謎」和朝日電視台的「阿Q猜謎王」 以及報刊登載的成語有獎競猜等活動,也大大增加了漢字傳播的「熱效應」,讓漢字切實融入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實,漢字也彰顯了中日 兩國文化及文字領域的水乳交融。五十年代初,北京總理周恩來根據主席毛澤東的指示主持漢字簡化改革。曾負笈東瀛留學的周恩來自然聯想到日本在漢字改革中遭 遇的風風雨雨,於是親自找來被譽為「日本通」的廖承志,探討日本簡體字改革的狀況,給中國文字改革提供有益的參考。

廖承志接受周恩來下達的任務後,暗中利用在日本的人脈關係收集了日本漢字改革的詳細資料並整理成文。周恩來看了報告後對廖承志說,日本漢字改革對中國漢字簡化大有擧發。如果中國能夠與日本漢字改革保持一定的同步性,對漢語文化的傳承頗具意義。

但在當時美蘇冷戰及北京在國際社會處處遭到追圍和堵截的嚴峻環境下,周恩來設想與日本共同進行漢字改革的願望幾近天方夜譚。儘管如此,在隨後中國簡化漢字過程中,中國還是直接從日本「移植」了不少簡體漢字。

中日文字改革歷程

文字學者回顧中日兩國漢字改革歷程時,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可以說,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愛恨交纏」的百年史,但卻因各自文化背景差異而走得迥然相異。

漢字改革運動潮起潮落,中國最終為中文拼音和簡化字推廣作了鋪墊,日本則為其出台簡化字和限制漢字範圍起到了推動作用。

一九四六年美國佔領軍主導日本時,漢字進一步受到了限制,規定除了一千八百五十字的「常用漢字」外,其他只能用假名表記或同音同義字代替。隨著大量美軍撤離日本,漢字使用限制開始慢慢放鬆,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日本終於終止了漢字拉丁化改革。

一 九八一年,日本內閣公布非強制性的「常用漢字」,進一步對漢字簡化和限制漢字政策作出調整。一九九三年事實上對漢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漢 字」,也容許使用其他繁體字。隨著時代之發展,漢字使用越來越多,乃至出現了近期的「漢字熱」,既突顯了東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記,也顯示漢字在日 本有著堅韌的延續性。

日本知識界有一批人長年不放棄廢除漢字的主張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漢字的日語假名化、拉丁化轉而英語化、法語化等五花八門的文字改革風潮,但最後仍只能在限制漢字論上找到落腳之處。

而 中國的語文改革百年中經歷了三次大論爭。第一次關於漢字的論爭,在「五四」前後、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的背景下展開。這場爭論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隨之而 來的是推行國語,創制和完善漢字的表音系統,其中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漢語都源自於日本漢字。如法律、社會、哲學、文化、政治等等。

第二次論爭發生在三十年代,是在大眾語論爭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場論爭導致了最初在國民黨統治區、其後在共產黨統治區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性漢語拉丁化實驗。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年代,在全面開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發生了第三次論爭。

在毛澤東「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圍繞中文拼音是採用拉丁字母或音節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盤「斯拉夫化」以及主張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張上存在爭議。結果毛澤東一錘定音,「中文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個大爭議是毛澤東有意廢除漢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而周恩來認為對漢字的前途不急於下結論,這就形成了新中國文字改革「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完成當時文字改革的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三項任務;第二步實現拼音化。

在 此過程中,由於有漢字簡化只是「以利目前應用」為目的的過渡權宜性,北京在簡化漢字運動中顯露出一定程度的隨意性。據悉,在一次政治局討論漢字簡化的會議 上,有人對「葉」字被簡化為「纉」大為不滿,覺得完全失去了「葉」字本身的表意性。這時葉劍英發話說:「我看簡化的不錯嘛」。這時周恩來說:「既然葉帥本 人都沒有意見,就定下來啦」。另外,原來「登」字旁的繁體字一律簡化為「丁」字旁,如「闶」字。但因鄧小平對按規簡化的「」字十分不滿,結果作為特例改成 了沿用至今的「鄧」字。

在使用繁體字的台灣,簡化字曾是政治符號,甚至被貼上了「投共附匪」、「忘本賣國」等標籤。但鮮為人知的是,蔣介 石歷史上曾兩次大力推動簡化漢字,時間上也早於中共推行的漢字簡化運動。一九三五年,蔣介石覺得漢字簡化是必行方向,責成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負責。在文 字學家黎錦熙等不遺餘力的幫助下,同年八月以教育部名義頒布了第一批 《簡體字表》。但這次漢字改革受到強烈阻撓和反對。

黨國元老反簡化字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不僅當面向蔣介石力陳「簡化漢字荒謬十足,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而且揚言「如果政府不收回《簡體字表》,以後任何會議他一概拒不參加」。

戴季陶說到做到,三個月拒不與會,蔣介石心慌意亂。戴一不做二不休,後來竟在一次大會上當眾跪下,為漢字請命:「漢字是中華文化的國寶,一個字也動不得。」在戴季陶等人竭力反對下,這次簡化漢字不得不半途而廢。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蔣介石有意再度推動簡化漢字,此意圖與當時兼任「中央黨史編纂會」主任的羅家倫不謀而合。羅也向蔣立下軍令狀,由他來為簡化漢字遊說和 造勢。不久,羅家倫親自撰寫了一篇主張漢字應該簡化﹑需要簡化的文章,題名為《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交由國民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 同時刊登。文章認為漢字需要簡化才能保存,才能適合中華民族當下的需要。蔣介石甚為贊同,羅家倫更是熱心四處演說。

此時為一九五五年秋 天,國民黨中央委員、學者胡秋原將一篇長達萬字的反對簡化字的文章送到《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那裏,聲稱要將羅家倫的主張徹底駁倒。但雷震主張漢字簡化, 所以將文章壓住不發。胡秋原毫不氣餒,一方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台,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另一方面另闢陣地撰文,激起反對聲浪。

結 果,胡秋原的主張不僅得到台灣文史界大部分人支持,甚至一些海外華人學者作家也聯合起來,共同在報刊上撰文批駁簡化漢字。社會上各方人士人反對文字改革, 令蔣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便不再提簡化漢字了。蔣介石的文字簡化計劃再次夭折,而早前的簡化漢字方案在台灣遂被長久擱置至今。

今天,兩岸的漢字「繁簡之爭」已出現相互排斥、非我莫屬的對立,而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認識到漢字是傳承中華文化的載體,也是漢字文化圈內各國人民的共同文化財產,不應被政治意識形態操弄。他們主張互補漢字新天地,避免淪於新一輪意識形態的愛恨情仇之中。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最近提出「識正書簡」呼籲後,旅日華僑、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對亞洲週刊說,他已提出廢除簡體字的建議,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分批的停止使用簡體字,恢復繁體字,即與港澳台一樣使用同一的繁體字。

潘慶林也於今年中國人大政協會議上提交了「關於分批停止使用簡體字、恢復繁體字」的提案,引起軒然大波,並引爆了中國大陸有關漢字「繁簡之爭」的大討論。

潘慶林認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進行了文字改革,先後公布並推行了兩批簡體字,這對減少文盲﹑普及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現在社會歷史條件已發生了較大變化,有必要對簡體字作出反思與調整。

潘慶林指出在當時歷史背景下誕生的簡體字比較粗糙,是一種「權宜之計」,如將「愛」字去掉了心,無心之愛還稱愛嗎?工廠的廠字完全失去了漢字對稱平衡之美。

其次在當下電腦普及的情況下,漢字簡化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因為繁簡對電腦輸入已無區別。更重要的是漢字簡化對中國古代文化傳承帶來了一定阻礙,也不利於兩岸及海內外華人的文化交流與溝通。

潘慶林說,因為目前中國只使用簡體字而台灣以及港澳地區使用的均為繁體字,海外華僑基本也利用繁體字。特別是台灣把繁體字稱為「正體字」,並計劃以此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將對大陸造成壓力與被動。

作 為旅日華僑的潘慶林說:「我的提案也是在徵詢日本華人華僑時偶然迸發出來的思想火花」。因為一位家住橫濱中華街的華僑反映,其兩個子女讀書,一個放在親大 陸的山手中華學校,另一個在親台灣的中華學院。結果兩個孩子回家後,卻經常因繁簡字與拼音不同而吵得不可開交,他們各指對方為錯,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與煩 惱。

潘說,他的「雷人(震撼)」提案也遭到了不少網民及專家的反對,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要在大陸停止使用簡體字確實不太可行。其實﹐他的目的在於「三尺高帽砍一半」,以期激起討論,推動中國大陸先恢復繁體字教育。

潘慶林說,他與馬英九提出在中國大陸施行「識正書簡」的主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潘說,他要向馬英九倡議,台灣也應該同步施行「識簡書繁」。這樣兩岸繁簡共存,推動落實「一國兩字」。

漢字與民族魂根基

目 前,日本文字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成就,已經成為兩岸漢字改革的一種參照系,也引起全球華人深刻的思考:為何大和民族可以成功改革漢字,推廣簡化漢字,也包容 繁體漢字,而海峽兩岸為何不能走出意識形態「怪圈」,做不到繁簡「共存互補」,即大陸推廣使用「識繁書簡」而台灣推廣使用「識簡書繁」呢?全球華人應牢 記:漢字已深深根植於兩岸文化土壤中,它是民族之魂的偉大根基所在,不容怠慢和忽視。■

2009年6月19日 星期五

癌症只能在酸性身体中形成

研究表明:
  ① 癌症不能在弱碱性的人体中形成;
  ② 癌症只能在酸性身体中形成;
  ③ 如果你有癌症,说明身体是酸性的;
  ④ 癌症只能在一个酸性的身体扩展;
  ⑤ 如果你的身体变弱碱性,癌症不能扩展;
  ⑥ 如果你能平衡你的身体PH值,让你的身体转变成弱碱性,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癌症都有转变和被治好;
  ⑦ 不管你的情况多么糟糕,哪怕只能活6个月,如果你能转变你的身体PH值到弱碱性,你的癌症就不会扩展,就会好;⑧ 不用担心你的家族中你的妈妈、爸爸或任何人有癌症,只要你的身体是弱碱性的,你不会得,如果你已经有了,它将会转变;
  ⑨癌症都是酸性体液中生存的,没别的。如果你的身体是酸的,你就会得癌症。如果是弱碱的,你就不会得癌症。如果你已有了癌症,只要你能调整你身体的PH值到弱碱性,癌症就会离你而去。
  
    预防癌症的秘诀十分简单,就是常吃碱性食物以防止酸性废物的累积,因为酸化的体液环境,是正常细胞癌变的肥沃土壤,调整体液酸碱平衡,是预防癌症的有效途径。
  
    A)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吸烟,世界卫生组织预言,如果人们都不再吸烟,5年之后,世界上的癌症将减少1/3;其次,不酗酒。烟和酒是极酸的酸性物质,长期吸烟喝酒的人,极易导致酸性体质。
  
    B)不要过多地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过热、过冷、过期及变质的食物;年老体弱或有某种疾病遗传基因者酌情吃一些防癌食品和含碱量高的碱性食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C)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可见压力是重要的癌症诱因,中医认为压力导致过劳体虚从而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体内代谢紊乱,导致体内酸性物质的沉积;压力也可导致精神紧张引起气滞血淤、毒火内陷等。
  
    D)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多在阳光下运动,多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排出体外,避免形成酸性体质。
  
    E)生活要规律,生活习惯不规律的人,如彻夜唱卡拉OK、打麻将、夜不归宿等生活无规律,都会加重体质酸化,容易患癌症。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保持弱碱性体质,使各种癌症疾病远离自己。
  
    F) 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如被污染的水,农作物,家禽鱼蛋,发霉的食品等,要吃一些绿色有机食品,要防止病从口入。
  
  
  酸性体质是人体大量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食物的结果
  
  ★常见食物的酸硷性:
  ⊙强酸性:蛋黄、乳酪、白糖、西点、柿子、乌鱼子、柴鱼等。
  ⊙中酸性:火腿、鸡肉、鲔鱼、猪肉、鳗鱼、牛肉、面包、小麦、奶油、马肉等。
  ⊙弱酸性:白米、花生、啤酒、油炸豆腐、海苔、文蛤(蚬)、章鱼、泥鳅等。
  ⊙弱硷性:红豆、萝葡、苹果、甘蓝菜、洋葱、豆腐等。
  ⊙中硷性:萝葡乾、大豆、胡萝葡、番茄、香蕉、橘子、香瓜、草莓、蛋白、梅乾、柠檬、菠菜等。
  ⊙强硷性:葡萄、茶叶、葡萄酒、海带、天然绿藻类
  海带可以说是硷性食物之王,多吃海带能有效调整酸性体质。所以平时常感到劳累、疲乏、浑身酸痛的话,不妨多吃海带。
  此外,人们常说喝茶能解乏,除了茶叶中的兴奋成分外,茶硷能「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也有缓解疲乏的作用。
  ◆哪些人的身体容易「发酸」:
  ⊙熬夜一族...晚上1:00以後不睡觉,人体的代谢作用会转由内分泌燃烧,用内分泌燃烧产生的毒素会很多,会使体质变酸,通常熬夜的人得慢 性疾病的机率会比抽烟或喝酒的人都来得高。所以每天尽量在晚上12:00以前睡觉,不要常熬夜,若非要熬夜,一星期以一次为限!熬夜时不要吃肉,尽量吃碳 水化合物,这样隔天才不会很累,可把伤害减至最低。
  ⊙宵夜一族...凡是晚上8:00以後再进食就可称作宵夜。吃宵夜隔天易疲倦、爬不起床,肝也会受损,因为睡觉时,人体各器官活动力降低,处於休息状态,这时让食物留在肠子里会变酸、发酵,易产生毒素、伤害身体。
  ⊙早餐的「逃兵」...一天三餐中,早餐最重要,但许多人不吃早餐,一早空著肚子,体内没有动力,会自动使用甲状腺、副甲状腺、下脑垂体等腺体,如此易造成腺体亢进、体质变酸,长期下来易导致各种慢性病。
  ⊙「精食」一族...少运动且整天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吃得少,又刻意选择很精致的食物、少吃粗粮,这类人的肠子老化得 特别快,肝功能也会变差,排便是黑色的而且常会便秘。因为精致食物缺乏纤维素,会导致肠子功能变差,甚至萎缩,你所吃的食物变成了毒素,使你体质变酸,慢 性病也开始了。
  

2009年6月17日 星期三

山頂遊

人 在中環,閒來無事要遠足,赤柱都嫌遠,最方便就是太平山。一揚手截停的士,轉瞬間,就山蔭路上,景物逍遙,在葉影斑駁的車道上奔過,過千山千樹,不到十來 分鐘,便凌峰越嶺,臨絕覽勝,真是快意。如果堅持環保,乘機健身,就可以沿舊山頂道一路直上,走過幾幢超高華廈之後,再無車馬通行,便可以輕鬆散步,山路 雖然曲折陡峭,但沿路都鋪設水泥,又葉茂林森,綠蔭華蓋,空氣裏都是草樹味,真是在森林公園旅行 。

住在 compact city,就有這個好處。

繁華鬧市富貴名店與荒郊野嶺親水公園都在步行距離,真是一個理想城市結構。

我 向來把山頂當作中環郊區,許多許多年以前,幾乎個個周末都上山漫遊,歷經各種天氣季節,見盡晨昏午晚陰晴雨霧,每一種風景就有每一種感情。而人愛飄渺幻 想,所以最迷人景緻還是霧,濃密時,茫茫不見四野,有時要停步摸索,慌怕跌落山。薄霧時最美,會見到絲絲輕霧在地上飄浮,你用手一撥,它會飛開,疾步奔馳 就見縷縷雲霧在身邊四散。你當年如果見到有幾個傻仔在追雲逐霧,其中一個就是我。

所以山光水色儘是少年心事,逍遙遠足,漫步經過的,都舊情 綿綿,因此許多年後,即使山頂一如所有香港郊外,進化成新市鎮,熱鬧過銅鑼灣,淪陷給自由行,你還是會找個清閒時分,避開礙眼建築傖俗陳設,往山裏走。幸 好許多遊客未必知道沿柯士甸山道直上,還有公園,再上,可以上到扯旗山峰。

不過,也實在是很久沒上山頂了。那日故意登高,不是懷舊,而是為了山頂新意思,因為收到風,說,廣場空地放了一輛舊款纜車,還鋪了一行鐵軌,當作文物展覽,而我不久之前,就提議把大埔火車博物館搬回尖沙咀鐘樓旁邊,讓文物歸位,記憶還原,免得鐘樓孤零零。

說的話原來有人做了,於是我似是拾人牙慧,並非獨到真知。唉,這種事真不好解釋。

文物保育,記憶出土,還原舊日真情實況,長設展覽,已經是今時風尚,又怎會只有我才想到。

但看過文物纜車陳設,我還是故意挑剔:路軌太短了吧!以示想得比人周全。

原物擺設,實景重現,size does matter,如果尺寸有限,淪為標本,真實氣氛打折扣,懷戀感情便沒着落。

鐵 路路軌儘多少年心事。那年代,馬路少有行人專用區,可以散步的鐵路,便讓少年心事大發放。走在鐵軌上如走鋼線,以為自己是大俠。火車來了就和火車競走,似 足 James Dean。而憂鬱的一刻,長長的路軌提供長長的幻想:就此離家出走的話,要走多遠的路才叫他成人?所以將來鐘樓廣場擺放火車與鐵軌,路軌最好去到星光大 道,讓大家在路軌上散步,想像着遠大前途一片星光。

所以看到山頂廣場的文物纜車路軌那麼短,真是難過。《香港製造》的李燦森登登登沿着纜車軌跑下山,你以為他幹什麼?

當然危險動作都給當局制止。

那日閒遊,就見到廣場水池不再噴水,周圍還用盆栽花卉圍住禁止通行。那個噴水池,就是那種噴水口藏在地面,條條水柱垂直噴出,各有先後快慢,小孩子就在水柱間穿梭躲閃,比試靈活身手,迸發淋漓童真。現在關閉了。歡樂不見了。問管理處,答曰:地面濕滑,危險。

於是便想起長洲包山慶典。某年某月搶包山跌死人,從此百年傳統一朝改,不再讓平民百姓參與,改由爬山專家表演。連掛滿竹棚上,以前用麵粉造的平安包,都改用塑膠包。

文物保育造假,文明傳統無個真。

我只好祈禱,飄色小孩別摔下、大坑火龍沒灼傷人。

我城香港,大概和我一同老去了。荒山野地變作冷氣商廈,閒逸人生不再擔驚受苦。城市老成持重,山頂失去童真。遊戲不再冒險,嘢不可亂食,說話不可以亂講。除件衫都要打格仔。

我都變得腐敗。現在上落山頂多半搭的士。而少年當日,那個追雲逐霧年紀,青春歲月無限飛揚,上山下山多半走路,而且不是沿着曲折迂迴的山頂道走上走落,卻是穿越每一處山坡,在林間競跑,上山時銜枚疾走,下山時滑翔飄移,一口氣就跑到麥當奴道。

香港波希米亞遊迹I

有 雜誌白頭宮女,閒說香港波希米亞遊歷,那揚起的前塵,零碎的回憶,後來都成為陽光下的浪花鱗光,在眼角閃亮。我慶幸剛好路過,在那一代香港回憶,在開始時 適逢其會,在風起時結伴揚帆。那時候,風吹過維多利亞港,先吹到五支旗杆。我們年輕約會的起點。由那兒出發,各種可能跟隨。有時是戀愛,幾乎要結婚,更多 是分手。五支旗杆就成了香港新意識的重要地標。貧窮的歲月,怕醜的後生,千山萬水才出得到尖沙咀,沒有餘錢去任何咖啡室,更不習慣獨坐等人,萬一朋友遲 到,白衣侍應的眼光總叫人心虛。五支旗杆不會對你搖頭。五支旗杆又在海邊。陽光和風,假日心情,朋友遲大到都無所謂。我便見過陸叔遠橫臥在以前是T型欄杆 的水泥平台上等人。陽光下,青春閃爍。至於為什麼是五支旗杆而不是對面的舊火車站?紅牆綠瓦古建築不是更詩意?因為旗杆靠近海運大廈,海運大廈又是當年唯 一大型商場。不花任何錢可以玩足一個下午。黃昏時上天台看日落更是所有感情的高潮。有客輪停在旁邊就和她許願到天涯。當年火車的終點對我們只是上水。

「巴 西咖啡室」還是後來的事。最早的記憶是廣東道的 White Deer 酒吧:烏燈黑火,有個長臉爆炸頭鬼影一般閃過,吳昊叫他都不停步,原來是莫國泉。然後是亞士厘道的 Red Lion 酒吧:納西介紹我識 John Fung 建中。當晚幾條友還夜深閒遊海運大廈天台。John 把新拍照片一張張攤開迫我們看,許多還攤在地上。如是者,那批相一看幾十年,看來看去都那些,我們都以為那是他唯一的終身成就了,但他去年靈機一觸或者感 懷身世,在相片中把高樓大廈拆了重建,成了一棟棟燦爛樓花,拿去蘇富比拍賣,做了中國當代藝術家,成為香港波希米亞傳奇代表。

批評他們閒坐咖啡室終日魂遊高談闊論不事生產的,請看看 John Fung。藝術需醞釀,靈感要機緣,只是有些人需要更多時間,那些管藝術村的都不應逼人太甚。

John Fung 經常報到的「巴西咖啡室」是在今日 Dan Ryan 門前 Geox 的位置。搬到海港城走道旁已經是下集,並且接近大結局。據說是舊店結業後才知道自己的歷史意義還留在人間記憶。不少後生出洋升/遊學回來,發現人去樓空都 嗟怨。於是有心人便覓地重開。但那時更好的咖啡店亦陸續出現。上一代的波希米亞開始小資。許多已經出入半島麗晶。

Canteen 一般陳設,但始終是市區難得的 side walk café,雖然在室內,總算在樓梯走廊旁,正對商場入口,有着歐陸露天咖啡室應有的地理位置心理條件:面對繁華盛世無限風光,大家都樂於坐在路邊看城市風華人生美態。

本 雅明說,資本主義都市新興,拱廊街出現,閒逛者成為新身份,這兒走走,那兒逛逛,到處體會城市感受,香港的波特萊爾便來這兒過日晨。尖沙咀那時還是文藝集 中地。海運大廈有「辰衝書局」、漢口道有王敬羲的「文藝書屋」、美麗華酒店前身是樂宮戲院,「大影會」便在那兒放映英瑪褒曼的《假 面》(Persona)。

「巴西」之外,其實還有舊 YMCA canteen。快餐店招呼,茶餐廳飲食,但英國 pub 格局,斯文典雅又價廉物美,於是成為「巴西」一族的 canteen。只是環境比「巴西」隱閉,見不到都市風情,亦即是見不到人,又無法讓人見到,於是就無人久留。

樓 上客房要共用浴室廁所,John Fung 無家可歸之時會清晨一早昂首闊步走去沐浴沖涼。那兒的客房可以月租,我曾經打算搬入去住,一間間房間看過去,窗外的無敵海景最迷人,但結果還是沒住下來, 應該是房租負擔不起,或者是車聲雜音太嘈。不過有朋友和那兒的神甫熟稔,因此我們經常在六樓平台花園看書。

然後如煙歲月快速掠過。我電影急搖鏡(quick pan)一樣離開香港,又電影急搖鏡一樣回來,但世界已經變了樣。那時大家都過了海,去了中環。以後的波希米亞遊迹,都在那山頭山腳踥蹀迂迴。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天安门》影片评述:卡玛对柴玲的形象塑造,反思学生领袖

作者:慢牛
2009-06-14 18: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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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几天,都是牛鬼蛇神群魔乱舞的日子。老夫今天写一篇谈卡玛《天安门》影片的,顺便以此为题,说一下老夫对运动的看法。

本来想周末好好写写,6月8日发篇长点的。但是大波说太迟了,老夫只好向老板请了一下午假,攒个短一点的。其中大部分引文、论据都没法摘全,只有加一个引 用标题,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用标题上Google搜索,多半能搜到,实在搜不到材料的,请写信给我,除影片、录像以外,我争取都提供。我尽量避免任何硬 伤,如有任何证据、事实、引用错误,大家可发我信箱,我会改在原文上。观点属于我个人,不保证对。由于时间限制,大家的问题不能全部浏览或回答。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柴玲和《天安门》影片,第二部分讲东欧剧变和中国群众运动的异同,第三部分讲改良策略。

按理,应该先公后私,但大家好像对柴玲比较感兴趣,对其他大的叙述不太感兴趣。所以放第一部分,如果只对柴玲感兴趣的,看完第一篇就不用看后面两篇了。

和十年前相比,本站的群体和大家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并不奇怪,首先,十年前本站大多是亲历者,哪怕没有参与,也差不多是高小或中学,基本有 了印象。现在的网友,大多并不了解。其次,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心态有很多的不同,以现在的心态去揣摩89时期人们的心态,自然会有很大的偏 差。这两点偏差会使得看法产生很大的差异。


问:你太小看我们了吧,校园网上64的资料到处都是。随便都能看。

答:所谓的“到处都是”,多半只有这部《天安门》,其他资料,尤其是乏味的大部头,大家(特别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友)一般是不看的,也较难找到。一个反 证就是很难想象了解这个事件的人会在这里扯兵先动手还是民先动手,坦克有没有压人,柴玲最后是不是在广场,还有把六四血卡和六四逃亡者混为一谈的。这些低 级问题的答案,大部分资料里都有。正是因为对事件的了解非常的少,又浮躁,急于发言,所以可见的是讨论越来越低档化。以前或许还能讨论意义、教训,现在只 能搞事实普及了。

问:我觉得89没有那么重要,现在好多人说89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分水岭,哪有这种事?

答:很难讲没有89中国现在会不会变成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但事实上,80年代人和现在的人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个转变或许是必然的,但89极大地促成了这个转变。
举例来说,大家看片子的时候,可以自我评估一下态度:
八十年代说“绝食”,大家是非常感动的,觉得特别壮烈、爱国;现在,别说绝食了,为了讨工资跳个楼,大家的想法都是:作秀。
八十年代说“流血”,大家想象到极致也就是四五天安门的木棒、殴打;现在,说流血,大家想到的都是突突突。
八十年代大家确实把自己的国家当自己的国家,把运动当自己的运动;现在,央视大楼烧了,来,好啊,咱们都去看看热闹;民主人士坐牢了,这小子真精明,绿卡拿到手了。

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所以可以看见大家有很多的评论,什么作秀啊,诱人去死啊,市民看热闹啊,这些都是并不了解80年代的氛围、想法所发的评论。这样的想法,只能多做解释,并没有办法靠着大家多看一两份资料来补足。

好了,言归正传,开始用最简的语言阐述。不准备说服大家,但是大家多知道一点没什么不好。

大家先用这个链接听四分钟歌,大致感受一下80年代的气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usFlwVIjU
然后再看本文,会理解得好一些。
大家可以把这里头群众的眼神和央视烧大楼看热闹的群众眼神比较一下。


《天安门》是卡玛(Carma Hinton)所主导的一部纪录片,卡玛出生于中国,文革时期参加红卫兵,后在哈佛读书拿到学位。这部片子前后有几个版本,画面应该没变,但是解说词有差 异,我看的是最初的版本。因为看了很多次,写本文时没有再看,而是只看了官方解说词(可能和录像本身有一些出入),凭记忆写出,有错请指出。

《天安门》大致于95年年底拍摄完成,当时默默无闻,首次传入中国互联网,应是北大一位博士生,林同学,99年出国开会时看见,携入,并被两位北大本科学 生刻成光盘后放入当时北大几个宿舍楼的自架网络,由于北大当时宿舍没有局域网,所以仅是私下刻盘传播。但很快,随着高校联网,由于大家对六四的好奇,这部 片子形成了爆炸传播效应。它传开以后,由于先传播所造成的马太效应,其他几部六四片子的传播范围都远不及它,至今形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一部片子。

八卦:现在这位林同学已经是林教授了,当初他曾经和我说,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刻《天安门》还是刻《血路》[1],最后选了《天安门》,因为觉得事实本身不够,还需反思。不知道他现在后悔没有。

大家看了这部片子,最深的感觉应该是柴玲吧。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先激进后逃跑,到处给学生组织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片子后半段的主要 内容。最近柴玲起诉《天安门》制作组诽谤,大家应该对此比较感兴趣,既然是纪录片,都是事实,柴玲干嘛气成这样?本文就来说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天安门》里的柴玲是个制作组本身按制作组想定的模板,通过各种镜头剪辑、拼接塑造出来的人物,确实有失公允,我大概会举一些简单例子给大家参考。

其次,其他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柴玲的大部分共同之处。我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的疑问,主要是和时代脱节的部分疑问。

再次,柴玲自己的特有弱点。为什么选择柴玲,大家这些批评背后的文化背景。

最后,学生领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总结问题。


1.卡玛如何“塑造”柴玲

(1).柴玲让学生去死的罪证

《天安门》柴玲:政府看着同学一个个消耗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们就自焚。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饿死的话,那么我们就做第一个死掉的人。

对比原录像[2]: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评:卡玛这种剪切方法,失去了制作纪录片的基本道德。

(2).柴玲让大家死,自己要跑的罪证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了这部片子以后觉得柴玲“先跑”的,可以举个手,让老夫数数)

《天安门》:
柴玲: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
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
(哽咽)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对比原录像[2]:这段同样是剪辑的,剪掉了中间几千字。剪掉了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引文看,我就不讲了。
柴玲: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年轻的孩子们
(哽咽)
(剪掉几千字)
问:你看这你们三十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三十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 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 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 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

评:要理解这条,要首先理解当年的情况,有人说,柴玲说的“流血”、“血流成河”、“鲜血和生命”,是指让军队开枪屠杀学生,这是不准确的。因为64前后 的这几个词已经改变了语义,在本文开头说过了。64时候,绝命书、遗书、血书满天飞,这是当时的典型用词。实际上在人们,包括柴玲,甚至很多经历过多次运 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客内心中,最高的想象也只是电视里面看到的催泪弹、橡皮子弹和木棍。拖拉机和突突突,是所有人记忆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99.9999%的人是子弹打出来以后,才发现不是橡皮子弹的。

《天安门》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比如可以参见[3],但是因为“流血”这整个词义在89后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大家多少有点条件反射了。理解这 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后面柴玲说她和大家不一样,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因为对大家来说,是迎来军警一顿木棍,流血而已,法不责众,不可能全让他们坐牢。对她来 讲,完全不同,因为是学生领袖,等待她的则是十五、二十年大牢。现在大家决定三十号撤离,对她来说,是革命未成,自己平白坐没有希望的大牢,所以“不甘心 ”。

民主运动中,参与者的心态差异,这点会在第二部分做更详细的解释。

(3).柴玲逃跑的罪证:

《天安门》解说词:在采访结束之后,柴玲委托这位美国记者将采访录像向世界公布,她说,她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中间几段省略)

柴玲在逃亡途中发表了录音讲话:“我是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自 6.2到6.4,这段时间整个广场的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哭声)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有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和这支军队还抱有希望,他们以 为顶多是军队把大家强行的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 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侯德健:很多人说广场上有两千人或者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碾压撤退的学生人群等等,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是在哪里看见 的。我是6点半还在广场,我一点都没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来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用谎言打击说谎的 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发泄的需要而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你再也无力去打击敌人了。

对比:
是不是在广场就不讲了。大家看看最后那天留在广场的任何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无论对柴玲的态度如何,交好交恶,程真[4]、封从德[5]、周舵 [6]、刘晓波等等……,都说到柴玲6.4凌晨是在广场上,在撤退队伍前列(当然,会有人从这里挖材料,但咱们凭良心说话,她那么怕死的女人,坚持留着, 做的也足够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天安门》里也没说她不在,不过用了巧妙的误导,在“我想活”后面再把她以前“转入地下”什么的说法一加。加上大家受了误导以后网上拼命传播,形成舆论,这样几乎九成的人看过《天安门》都会以为她跑了。但事实比言语要有说服力。

其实有空应该说一下《天安门》解说词里面“转入地下”是摘自哪段话的,大家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天安门》这次就不摘她讲话了,用一句话代替,同样也是为了误导。但老夫时间有限,请大家自己查考吧。有事实足够了。

侯德健这段话的剪辑是非常恶毒的,柴玲说的是自己的见闻,受了传言误导(因为撤退队伍很长,前列的人并不能知道广场上后面那些人的情况,也因为运动本身的 非理性,使得传言满天飞),其中没等大家检查帐篷里是否还有人,坦克就压过去是真的,是不是压死了熟睡的,没撤出来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倾向于有,但会是寥 寥几例)。死200-4000是真的(红十字会64后粗计是2700人),但没有死在广场。侯德健的话也不是针对她说的(后来是大量引用过来对付类似的流 言)。这样的剪辑一是给人以柴玲随意撒谎的印象,二是让大家觉得她根本没在广场。这段话被马悲鸣等人用来大作文章。实际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人们的惊恐、 愤怒的情绪,就知道柴玲信了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很幼稚、非理性。


(4).卡玛想把柴玲塑造成怎样的形象?

这个是老夫揣测的,我想卡玛是想把六四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民粹运动,而柴玲则不幸成为她想塑造的这个代表。

卡玛应该非常得意她的成功,她使用的柴玲的所有话(大概有五到七段)绝大部分是摘自[2],但是[2]在报上全文刊载了6年,大家都看过,没几个人觉得柴 玲说的有什么问题。可通过卡玛的剪辑和引导,加上时代的变迁,她就成了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让大家往前冲,自己先跑的人了。在该片发表以后,96年, 大量的名人,加入到对柴玲的批评里来,引用的基本都是《天安门》里的话,比如方舟子[7]。

我认为,卡玛当然可以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但通过各种电影手法,来误导大家,去歪曲一个人,这样做对对方是不公平的,有违一部纪录片制作者的基本道德。一部纪录片应该详细介绍时代背景,每个人说话背后的原因、想法,而不是简单地寻找替代羊。


2.柴玲和其他民主运动领袖的异同(本段解答一些常见问题)

问:柴玲这些领袖,他们是选举的么?为什么他们要推翻TG,自己却做不到选举。

答:初期的领袖是自发的,选举是成立各类组织后的事情了。
为什么初期不是选举,因为这不是选人当官,这是选人坐牢。而且80年代不是现在,现在你上个街,颠覆国家政权,抓了也就是五年八年。80年代常见的是死 刑,死缓,20年,15年,罪名随便安,还能二度受审,坐牢的时候还能加刑。比如办民主墙的几个人,可以说在邓小平上台时助了一臂之力,但是邓翻脸无情的 日子很快到来。魏京生[8],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15年[9],放出来后,他要平反六四,上书,又拿个其他罪名判14年,一共判29年;如今类似颠覆国 家政权罪的罪名大多是5到8年,名人更短。六四期间污损天安门毛泽东像的喻东岳[10],被判死缓;如今别说污损一张像,哪怕你往胡锦涛脸上扔鞋,也不见 得会被判死缓(当然要注意别被当场击毙)。没有好处,选人坐牢,谁参选?

后期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基本上是选举产生的,这也是因为后期形势变化,发现支持的人这么多,大家有了信心。但运动最初期,谁挑头等于是谁坐牢,所以学生面面 相觑,无人领头,最后几个自己站出来的就成了领袖。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89后的几次游行或静坐示威等,除99年那次以外(那次可以游),无论反日、保 钓、反印尼,领头都不是通过程序产生的,这也和中国严酷的社会环境相关。

但是,这并不能回避掉批评,在运动成组织以后,内部的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对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非理性的行为,比如绝食,都是绕过表决程序所决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另外,89虽然是民主运动,但主要的参与者,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也并不是要实现民主,他们更多地只是反腐败、官倒。对民主有实际要求,有了解的,只是极少数人。

问:即使你这么说,从《天安门》里看,柴玲也显得特别激进。这是她被骂的原因么?
我觉得王丹就挺不错的。

答:不能说柴玲和王丹没有区别,但是柴玲的激进是被影片强化的。影片使用多年后的领袖采访和当年的镜头做对比,显得柴玲激进,其实这和环境相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柴玲的激进,和其他学生领袖的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

《天安门》:

王丹

我认为学生运动现在应该转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不再是大规模的激烈的活动比如上街游行等等,而应该是切切实实地从事校园民主环境建设。比如说 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比如说学生的言论自由,比如民主墙、学生自己的报纸、广播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好像形式上不是非常声势浩大,但是他的深远意义是很 大的。

柴玲(拿着喇叭出场,人民日报社前)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不知道多少人当时在这里失笑了?笑了的举个手)。这种对比是不公平的,一个人几年后的反思和另一个人在当时非理性情况下的行为对比肯定是强烈的,但也是无意义的。

对比与评价:

王丹实际上也激进过,在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反对绝食后,他集合六个有影响力的领袖,以个人名义发起了绝食[11],最终将事件推上高潮。王丹是通缉令上第一人,学运领袖的代表,而且是民主运动老人,88年就开始,他激进如此,何况其他无经验的领袖。

《天安门》:

刘晓波:
在一个联席会上,协调各种组织作出决策的联席会上,大家都举手同意这么一件事情,他就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擅自推翻这个决定,擅自决定广场,我们就不撤了,联席会的人也拿他们没办法。

柴玲(广场上):
戒严, 四天戒不了, 十天戒不了, 一年戒不了, 一百年也戒不了!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

对比与评价:
刘晓波这段话里面,似乎联席会[12]是决策机构,但它实际只是个协调机构。并没有对绝食的决策权。但是他表述的双方无法协调的语言,在不知道整个事件背 景的新人眼里,成为“激进,没有头脑,绕开决策”的罪证。这只能表明协调的失效与组织的混乱,但并不是绝食者(激进的代表)不听指挥。这个与柴玲的行为对 比,又加深了大家的印象。

柴玲最后一句话,坚决打倒以李鹏为首的伪中央,是刘晓波本人提的[13]。大家可以看见各领袖实际上的激进程度。但是在过几年以后,通过反思,形成了与当时的差异,而不是领袖之间的差异。


总评:学运领袖的激进,与环境相关,比学运领袖更激进的是学生,比学生更激进的是市民[14],88年大家都不激进,都觉得事情要慢慢来,但是到了89, 真的出现机会了,热血沸腾,热血上眼,热血上脑,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不激进的领袖全部被抛弃。形成了典型的民粹运动。在这里,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 的作用。什么作用?建立表决程序、尊重表决程序、控制整个运动的发展,而不要把运动变成街垒战斗。

作为后人,应该汲取的教训也是这一点。大家看现在网上,有唉声叹气,早就绝望的老将;有事情慢慢来,冷静中立的酱油男;有坚决支持政府,相信政府一定能自 己反掉腐败,不需要民主的小将。但真正有了变天的机会,大家觉得有戏了。那可不得了,绝大部分全会跑到广场上去,热血上脑。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完我这篇文章,千万千万记得,任何运动,一定要尊重组织者的表决程序。散沙再多,也只是散沙。

拒绝幻想,大家都觉得,虽然很艰难[15],很可能加把劲就成功了。这是很不好的想法,如果这个想法建立在盲目的基础上。

3.柴玲自己的性格问题与被选中的原因,党文化的影响

柴玲作为被卡玛“选中”的人,自己也有特有的问题,另一个有问题的,可能候选的是吾尔开希。她的问题有:

(1).情绪化。这是搞政治组织的大忌。情绪化的人,做组织者是很危险的。
(2).不会妥协。你可以有激情,但必须要学会妥协,尤其是和友方妥协。哪怕是投降,也要尊重程序。你可以在下一次另起炉灶。
(3).不能说假话,不能总是用流言来鼓动大家。
(4).和其他领袖搞不好个人关系,没有信誉,善变,不可靠。[24]
(5).从采访来看,柴玲思想上并不幼稚,对运动的发起、控制、普通参与者和领袖们的想法,预测的最终结果,无一不中。但是在很多行为上,过于幼稚。有些话想说,但要能憋着不说,有些事想做,但要能憋着不做,有些人你很讨厌,但必须合作,这是成熟政治家的基本要求。
(6).是个女人。中国文化道德对搞政治的女人是非常苛刻的。女人作为替罪羊中国常见的政治生态。这估计也是卡玛作选择的原因。

这里有些是性格,有些是党文化,有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大家分歧 不会太大,就不多做区分了。

4.学生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

问:学生市民死了那么多,学生领袖为什么不去死?学生领袖诱骗学生,逼政府开枪,
难道就没有责任么?

答:这个说法是不理智的。我们可以把每个词汇分解一下,就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
(1).首先,开枪的子弹,不是学生领袖造出来的。死人是下令开枪者负绝大部分责任。有人说开枪是因为违反戒严令或者控制局面,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控制局面之后,6月4日和5日,同样杀了很多人。
(2).学生上广场绝食,不是为了柴玲去绝食的,不是被人忽悠去的,他们是为了国家去绝食的。没有柴玲,他们一样也会这么做。
(3).学生逼政府开枪,这句话应该分解为两个部分:学生逼政府中的一些人放弃特权,放弃权位,他们并不愿意,所以开了枪。这是整句话的完整表述。(至于问凭什么你们要求了,我就要放权,你们配么。说这种话的人请了解一下现代的政府的权力来源。说道理容易,去奴性难。)

问:王丹居然出来为柴玲辩护,说她只能负该负的责任,是什么考虑?

答:人要对历史诚实。有人看了片子后说,刘晓波这个家伙真坏,他说要一呼百应,所以去绝食,最后开枪了。这种话他居然敢说出来,不怕大家杀了他?这种疑问 是不应当有的,人一定要对历史诚实,报尊重的态度,刘晓波也知道说出来被人骂,但他确实这么想,也老老实实说,是相当诚恳的。这样以后的人,才能吸取教 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要知道在狂热环境下保持头脑清醒是不容易的。如果只是大吹特吹自己怎么理性、别人怎么笨蛋,那才是毫无意义。

在以前,被现在大家较认可的“理性”王丹,其实承受了主要的攻击。有人说他拿了一个黑皮包,里头装了两万元,偷偷溜走的[16](透视眼?)。有人说他在 北大是留级生。有人说他托福只考了300分(考过老托福的应该都知道这很可笑),为了出国只能搞运动。到99年达到顶峰,五八的时候,有人说他发言“炸得 好,为共产党说话的都该死”[17],这句话被水木清华的南联盟版置顶,万人唾骂。但是,在01年以后,《天安门》广泛传播,王丹的声望奇迹般的大幅好 转,柴玲顶替了他原先的位置。在《天安门》以前,柴玲基本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和评论。

从心理上来说,大家既不能否定群众运动的合理性,又要在这个政府下生活,承认自己被一个冷血混帐的政府统治又是很难受的,那么必然要去寻找一个替罪羊。《天安门》给了一个更好的替罪羊候选。

问:学生领袖不知道妥协,政府答应什么要求,都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政府不是承认不秋后算账了么,大家为什么不撤。

答:学生领袖并不是不知道妥协,而是政府几乎没有答应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即便答应的非实质性要求,也基本都反悔了(比如录播对话[18])。这是由于政府 内保守派势力强大,改革派并不能控制局势。更加糟糕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学生不屑一顾的态度,比如三个学生突然跪下,提交请愿书[19],群众热泪盈眶。但 官员就从跪着的学生面前走过,视而不见,冷漠至极。(在当时给人的冲击力相当于一颗核弹,大家一直以为中国是我们的[20],突然遭遇这样的情况,心理完 全无法接受。和现在不同,现在国内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屁民”了,官员不理,那简单,死缠烂打,上访,到处写文章该怎么骂怎么骂。)

实际上问题应该换为,政府压根不理你,当你是个屁,你怎么办?

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大家都说波兰团结工会如何如何谈判,如何如何理性,一步步拓展自由空间。但是搬到中国好像完全不成立,政府根本不谈,你爱咋的咋的。这是改良遇到没见过的问题了。要说这个问题,篇幅太长,就不是本文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了。

政府答应运动失败以后不秋后算账?大家什么毛病都可以犯,幼稚病不能犯。六四后秋后算账整整用了一年多时间,包括反复地看四月到六月的街头录像确认每个人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已经在录像了),反复地在各个单位检查,过关,抓了无数参与者坐牢(没有法院宣判,几周到几个月的短期牢房),通过在毕业分配, 升职等方面卡人的方法耽误了无数人的前途。最后,当然还有大家记忆深刻的,对学运领头的北大复旦,报复性的连续四年的新生一年军训(钱还要由两个学校自己 的财政来支出)。同样的承诺99年朱镕基也给过法轮功,他们听话地撤了,最后结果怎样大家也看见了(说轮子干嘛不能镇压的,多读读德国牧师的话,早读过 了?很多人都是读过了再犯同样的错误,使得这句浅显的话成为名言)。往前看,大家也可以看见共产党的斗争历史,这就不用我说了。

问:大家从广场撤退,学运领袖走在最后了么?

答:仅挑选几例,周锋锁[21]不撤退,是在最后一批走的,最后一批学生走得很惨,是被军人用枪托揍下来的。周舵[22]也在最后一列,肋骨旁边中一刺刀。熊焱[23]听说西单有死伤,和邵江冒弹雨去查看抢救伤者。后者最后T恤上沾满脑浆。


引文:
[1].香港制作《血路》纪录短片
[2].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于1989年5月28日采访柴玲的录影讲话。录影讲话载于《联合报》,后部分收录于《天安门一九八九》,原题《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可以参考《天安门》影片资料站:http://www.tsquare.tv/chinese/archives/chailin89528.html
[3].《天安门》侯德健:到两点钟的时候,学生还给我们军大衣。棉军大衣和塑料头盔。告诉我说:侯老师,你比较瘦,橡皮子弹跟木棍打你可能就不行了,给 你个棉大衣套着吧。我们都以为是橡皮子弹。到两点钟,一直到两点钟过后,才从前面来了两个医生和两个学生,才告诉我们开的是真枪是真子弹。
[4].程真接受《六四档案》采访录像
[5].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6].周舵《血腥的黎明》
[7].方舟子《铁证如山》
[8].魏京生因为已经是过于古老的人物,而且坐牢二十年后已完全与时代脱节。但当年他一普通工人所写的《民主,第五个现代化》属于振聋发聩之作。大家也许对他以往的情况不够了解,可以查看苏绍智《“民主墙”与“理论工作务虚会”》。
[9].法庭说是在外国记者采访泄露越南指挥官名字,实际上属于欲加之罪。魏京生是在《探索》杂志上发表“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四天后被捕的,一般认为十五年重刑来源于此。这类罪名基本是随便安,比如民主墙另一组织者傅月华,给安的罪名是私生活不检,判刑两年。
[10].这三人是喻东岳、鲁德成和余志坚,后两人分别被判刑20年和16年。参见《天安门泼墨事件的主角喻东岳的照片、现状及医检报告》
[11].王丹《绝食是怎样发起的》
[12].全称是“首都各界联席会议”
[13].刘晓波《我们的建议》
[14].参见周跎《血腥的黎明》和刘晓波相关回忆录,有特别典型的描写。“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 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 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 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15].李禄传消息说希望大家能坚持到6月20日,召开紧急人大。实际上每天光给广场同学买面包就要几万块钱,资金上不允许。很多外地学生什么也没带就过来了,吃喝都仰仗捐款。使得所筹款项根本不足以坚持。
[16].89年《北京日报》的“读者来信”,当然大家清楚这类“读者来信”是什么。
[17].很多海外媒体都转了这篇谣言,最后王丹辟谣,传媒开始调查,查询到谣言的原始来源是澳大利亚某个留学生论坛。
[18].这一点在《天安门》里有表述,但《天安门》对事实做了扭曲和简化。政府中部分人答应了直播(如阎明复),部分人允诺了新闻联播时录播,学生自然更喜欢传好的消息,但实际上当天既没有直播也没有转录。
[19].胡耀邦追悼会后,张智勇(北大研究生)﹑郭海峰(北大研究生)﹑周勇军(政法大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跪交请愿书,希望总理来接。未被李鹏 理睬。群众的反应, 大家可以看本文开头的片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usFlwVIjU
[20].毛泽东: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
[21].周峰锁,位列21学生通缉名单。后坐牢一年。
[22].周舵:四通集团公关部副部长,后坐牢三年。
[23].熊焱:位列21学生通缉名单。后坐牢两年。
[24].刘刚:回忆柴玲和封从德

2009年6月14日 星期日

摒棄對GDP崇拜 港人心態轉型 練乙錚




香島論叢

十 幾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極速增長,港人看得口呆目瞪,不少人竟因此信心盡失,開始對香港的自身價值產生懷疑,潛意識地處處要與內地「看齊」,而在大陸出現的 GDP狂熱,更在香港部分商界及一些知識分子群當中,漸次成為「終極關注」;及至最近一連串的內地黨政貪腐醜聞密集曝光,許宗衡、于幼軍、陳紹基、王華元 等名字在港人心中打出一個個問號,始推動更多人反思流行於內地官場的那種「商品拜物教」。說是反思,因為最遲至八十年代初,港人對如何在成就富裕社會的同 時,建構一個好社會,已經開始深思並付諸行動;各種保育意識、民主思潮、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對社會公義的重視,相繼出台,強力衝擊了五、六、七十年代那種 富者紙醉金迷、貧者只求溫飽的「純經濟人」存在方式。一個社會富裕了,如果還是一味強調增長速度,重質不重量,不花精力解決經濟之外的很多棘手問題,經濟 發展斷斷不能持續,就如實驗室培養基上急促繁殖的細菌菌落終被自身排放的酸毒毒殺盡淨一樣。

香港確有旺盛的自我改革更新力量,所以儘管問題 很多,還能在不斷富裕的同時,在很多方面都變好。例子俯拾即是,筆者先舉港人工作時數以茲說明。香港人實際工時出名長。OECD發達國當中,○七年人均全 年工作時數最高是韓國的2266,最低是德國的1353,美國和日本在1800左右;香港不是OECD成員,數字不在此列,但按去年香港大學一項調研顯 示,○四年香港人均全年工作時數約為2720,但○六年七月政府帶頭在大多數單位實施五天工作周之後,○八年港人平均工作時數已下跌至2445,平均每周 時數從55.2下跌至45.6,即減少5.7。(註1) 二千年初,董建華提出建設優質社會,筆者當時在政府工作,上疏強調注意軟質量,指出關鍵在於應允社會普遍要求、設法增加港人閒暇,董先生很贊成這個意見, 無奈商界部分人士強烈反對,政府不敢帶頭,幸虧社會上接力有人,數年之後,此議成為事實,政府部門實施之後,不少企業跟進;此是香港資本主義人性化的重要 象徵之一。一九三二年,英國哲人羅素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超長工時已把人類社會還原為奴隸社會;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標準工作天長 達十五小時,後來雖逐步縮短,但羅素說,每天四小時便夠了。現時歐洲國家當中,法國僱員是每周最高三十五小時,平均值已和羅素的要求差不多。(註2)

閒 暇是優質生活的基礎,香港人愈來愈富裕之際,亦愈發重視這點,故除了要求每周工時縮短之外,不少人還自動降低退休年齡,增加老年閒暇。退休年齡下降是全球 趨勢,以美國為例,一八五○年時,六十五歲以上的男士超過七成繼續工作,但到了公元二千年,此比率已下降至一成七五。香港的走勢也差不多,○六年此地一間 保險公司做的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研究顯示,香港人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是五十七歲,比研究中的其他十個國家都早,而且行將退休者的平均財富也佔首位。(註3) 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孫永泉九七年做的研究更顯示,若以十年為一統計世代(cohort),則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港人當中,每一世代的平均退休 年齡都比上一世代下降,平均每一世代下降九個月。(註4) 時下相當流行一個說法:「上一輩人士老而不退,二、三十歲年輕一代不能上位」,筆者對此不敢苟同。

除了對閒暇的要求增加,港人亦逐漸改變傳 統中國人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理他人瓦上霜」心態,關心那八百呎斗室之外的社會環境。保育運動者數十年來的點滴工作,二千年前後陸續開花結果,市民對 污染的關注,對文物硬件、集體記憶等的維護,在在說明無論經濟背景,港人大都願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持、推動社會良性發展。這點,在中產階級教育程度較 高人士當中,尤其明顯,但其實中下階層的社會積極性亦不遑多讓;筆者多次就今年七月七日起購物膠袋收費一事與超市中的「師奶」、「阿伯」交談,發覺大多數 人都熱烈支持。這種經濟學家一般認為「非理性」的事,港人竟深明大義舉手贊成!

總之,今天的香港已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香港,大家時常提及的 各種「轉型」當中,港人難民心態向現代型公民心態的轉型,最為重要,也最為成功。這就是為什麼統治階層最熱衷推銷的GDP崇拜(或即時下少數人十分愛說的 「發展就是硬道理」),在絕大多數市民心目中已經沒有市場;除了GDP之外,港人已有其他的價值考量。正因如此,香港社會有希望,不是愈來愈壞,而是愈來 愈好。

註:1.見○八年四月八日HKU及 CRS-Asia 聯合發表的 "Work Life Balance in Hong Kong──Survey Result";上述只是平均數,個別人士工時或更長,以筆者周休一日、年假二十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為例,全年工時為3516,但大多數大學教授、醫護 人員、商界專業人士等,還不止此數; 2.見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3.見AXA Retirement Scope──Global Survey,○六年三月十五日; 4.見"Retirement Pattern in Hong Kong: A Censored Regression Analysis"; by Wing Sue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7。

2009年6月13日 星期六

现代国家的建立必然有面向西方的知识结构转变,但在精神方面,中国却需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



阿城——

作家

中国近现代以来,公共知识结构经过了三个重要的转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个象征,真正对中国刺激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也就是明治维新二十多年的日本打败了中国。这是日本改变公共知识结构的成果,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公共知识结构是依照中国的,之后就转向西方。而中国向西方的知识结构转变的真正开始,是五四,直到1947的宪法才算完成。1949年则是公共知识结构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我们并没有主动参与到现代资本主义知识结构的系统里去。公共知识结构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观念,而个人的知识结构只影响到个人的思维。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公共社会结构,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

现在,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吸纳了新的知识 结构。我认为所谓全球化是金融体系全球化的简称。二战后废掉黄金体系,全球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国就执了全球化的牛耳。我们和美元挂钩,当然受美元的 制衡。欧盟推出欧元,就是想逐渐替掉美元,或者起码要分一大杯羹。伊朗内贾德不是宣布伊朗石油按欧元结算吗?这就使欧元在全球化中有了石油的资源,也使内 贾德有可能分离欧美。这样看,能让我们看清中国的知识结构要有怎样的变化。另外,我们在现代民主制度上还欠缺很多,例如对程序正义的认识等等。这些都会制 约我们向有自主能力的现代国家发展。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切身感受当然是极权权威开始衰落,我认为这正是改革开放要做的。改革开放前,山西的煤和山西有关系吗?没有,那是煤炭部控制的。煤挖出来了,是由铁道部运走。煤这个大资源虽然在山西,却不能有恩于山西。

后来改革开放,就是改革中央对全国资源的极权控制,开放中央极权控制的部分资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如说让一部分地区、省得到本地资源,先富起来。但山西煤窑的问题是当资源下放到省后,管理没有跟上,事故频出。

不过,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比较糟糕。80年代显现的意义是知识结构要摆脱近代,向现代转化,但90年代在文化上是停滞的,造成文化系统的混乱,包括道德价值不能重建。所以目前看来,我体会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要接续80年代再向前推进,所以知识重构不是延续不延续的问题,而是要加快,起码补上停滞的十多年。

尽管面向西方的知识结构的转变是必然的,但在精神方面,中国却需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近年来,中国社会热衷于舶来的“中产阶级”概念,但其实,农业中产阶级才是产生和延续中国文化的土壤,阿Q那样的人是没有能力产生和延续什么的,他属于中国游民文化,长于破坏,哪里有革命、有暴乱,他就闻风而去。我在80年代初帮谢晋导演改编古华的《芙蓉镇》,我的一稿是将阿Q式的王秋赦和卖米豆腐的胡玉音设为男女主角,他们两个是1949年后的中国缩影,一个人有机会就积累,是中产阶级的精神;另一个是看别人有点积累,就想破坏,所以特别喜欢运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运动,哪一次不是破坏积累?但古华先生和谢晋导演不同意,他们要的是姜文和刘晓庆扮演的才子佳人。我当然无所谓,只可惜他们浪费了80年代的一次机会。所以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称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是误会中国文化了。胡玉音才是,积累,农业中产阶级的精神才是中国的文化精神。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商业文 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消费文明,但其实我们的消费文明还处在前消费时代,或近代消费。由橱窗展示消费品的功能是前消费时代,展示橱窗 设计是消费时代,不看实物而电讯购买,是后消费时代。不因实际需要而购买,无任何理由就可退货是后消费时代。我们这三种都有点儿,但从广告来看,主流是实 用,嗓音和气氛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典型的前消费时代。

而且,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绩,到目前 为止,中国还没有与商业文明相呼应的健全的信用制度与金融体系。马克斯·韦伯使我们了解了很多东西。他讲清了新教的伦理传统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有一 点让我想到古代中国:持同样伦理者,相互间是有信用的。说到子贡,你知道,他那个时代的货币是金属,非常重。子贡在国家间做生意,不可能带足够的货币是显 而易见的,那靠什么作买卖?当然是靠信用。那个原始儒家的时代,不讲忠,孔子说对国君指出三次而国君还不改正,你就可以离开了,哪有忠君?孔子各国跑,如果忠君的话,怎么跑?所以只讲忠于社稷而非忠于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例如说话算话,就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的中国不必建立一个舶来品式的商业文明,把传统的信用道德恢复就差不多够了。在这一点上,其实全世界各个文明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强烈特色是,我们自己丢了。

在对传统的继承和未来发展上,保守和创新要处于互相制衡的关系中。不创新无以建树,不保守无以传承。如果说80年代有所开化,90年代却回返,就是没有保守住,还要再一次思想解放。你看橄榄球赛,即使对方取得进攻权,但只要你仍然能守住你进攻时达到的那一线,你就算没输,得到进攻权,你就再往前推进。

我是中国公民,对社稷一向关心。2000年之后,中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虽然有诸多不如意,但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设计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有这个可能了。仅此一点足矣。

2009年6月11日 星期四

iPhone 3Gs 忠誠度升級

2009年6月12日
Trends

最近,「升級」成了社會熱門台詞。

纖體公司鋪天蓋地的宣傳伎倆,鼓吹女性升 Cup 為美;世衞欲將豬流感警戒級別再升級;消費行情的最潮「升級」話題,當然首推上市在即的 iPhone 升級版—iPhone 3Gs。

iPhone 革命性以觸控屏幕把手機、iPod 和互聯網結合,除了成為「潮物」的象徵外,確實徹底改變了手機使用者的消費至消閒習慣,故2007年於手機市場飽和的光景橫空降世,竟能極速攻陷市場,突 破百多萬台的銷售量。蘋果聯合創始人 Steve Wozniak 和費城市長 John Street 在專賣店外排隊苦候購買心愛手機的一幕,還記憶猶新吧!

iPhone 3G 推出不到一年,蘋果便宣布推出 iPhone 3Gs 的「升級版」。「升級版」並非新手機,外型無變只加添了新功能:包括速度提升兩倍、支援拍片及剪輯 video 等,雖然 iPhone3G 用家可透過 upload 新軟件而享用大部分 3Gs 的新「芬唇」,但相信 3Gs 仍會掀起搶購潮。粉絲推崇蘋果,已經不是出於對新科技的應用需要,而是昇華至意識形態上近乎對「個人化」的宗教情懷。

友人絕對是一個 iPhone fans,現時已擁有三部 iPhone。即使新增功能不多,外型亦沒有太大改變,但友人已表明一定會買入 iPhone 3Gs,原因除了「型」之外,還有就是對 App Store 的着迷。

iPhone 創造的「神話」,明顯在於蘋果在市場推廣和改變市場消費模式成功打造「品牌效應」,iPhone 甫推出,嚴重打擊手機設計商及生產商的策略和生態,除了全面地滲透於電子產品市場,更在「下載市場」,尤其是手提遊戲機市場,帶來翻天覆地的革命,殺出一 條更大的財路。君不見 Nokia 不甘示弱,以其為首的 Symbian 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推出「Ovi Store」平台,提供付費或免費的應用程式、遊戲、影片、podcast 等下載內容,「拷貝」競爭對手。而除了手機市場一哥 Nokia 外,KG、HTC、Google也紛紛推出外型與功能相近的手機抗敵。

App Store 下載商機

iPhone 有幾「潮」暫且不說,因為自喬布斯回巢後,蘋果的產品,上至 notebook,下至 iPod shuffle,都可以話要幾型有幾型。反而推出只有一年多的 App Store 對市場的影響更為深遠,特別是在手提遊戲市場可見一斑。

蘋 果於2008年中推出 App Store,為 iPhone 及 iPod用戶提供一個下載應用程式的平台,確實為不少程式開發者帶來商機,掘第一桶金。在推出短短一個月內,App Store 的下載次數竟高達六千萬次,其受歡迎程度實在是超出想像。到今年4月24日,即 App Store 推出後約九個月,蘋果公布 App Store 的下載次數達到十億次,即世界各地的 iPhone 及 iPod 用戶平均每日下載達三百五十萬個 App Store 的程式,平均每人每日下載三十三個程式!

再來分析一些有趣的統計數據,最被經常下載的程式都是非遊戲類別,例如 facebook、Google 地圖,以及天氣頻道等。不過,下載最多的二十個收費程式中,遊戲類仍然佔十五個之多,顯示遊戲程式已成為 App Store 上的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

筆者曾經透過 iPhone 下載遊戲試玩,但下載最多的仍是優化系統或實用的程式,原因是 iPhone 的遊戲不能滿足我的要求。不過,本身是資深機迷的友人卻樂在其中,更表示家中的兩大手提遊戲機──新力的 PSP 及任天堂的 NDSL,都已被打入冷宮。筆者聽後大感奇怪,因為論畫面、娛樂性、甚至操作,iPhone 的遊戲仍不及兩間遊戲大廠,但為何機迷仍會變心?

攻陷手機遊戲市場

筆 者認為原因不外乎「平、多及易上手」。先說「平」,不用多說,App Store 內的收費遊戲平均只需5、6美元,即大約50港元,但 PSP 或 NDSL 的遊戲動輒二、三百元,而且 iPhone 內很多遊戲都有免費試玩版,玩得啱先買,以免「中雷」。其次是「多」,雖然蘋果沒有公布 App Store 內的遊戲程式數目,但有統計指現在 App Store 的總程式數目已超過三萬五千個,遊戲類亦已超過五千個,亦即佔當中七分之一,比例相當之高。最後是「易上手」,由於 iPhone 沒有任何鍵盤或按鈕,所有遊戲基本上只是用手指玩,或加上少許體感成分,對一些輕玩家(light user)來說十分容易上手,故這群用家樂於下載遊戲來消磨時間,情況甚似當年任天堂推出 NDS 時,以筆觸玩法成功開拓輕玩家市場,打敗以靚畫面掛帥的新力 PSP。

眼見 iPhone/App Store 的成功,一眾遊戲開發大廠無不視 iPhone/App Store 為會生金蛋的雞,紛紛在 iPhone 推出手提遊戲,甚至電視遊戲上的殺手級作品,包括一早瞓身支持 iPhone 的 SEGA,推出了 Super Monkey Ball 後,還有招牌勁作超音鼠;日系 RPG 大廠 Square Enix 早前更將在 iPhone 推出的遊戲移植到 PS3;Konami 更表示,會將旗下銷量最高的遊戲之一 Metal Gear Solid 推出 iPhone 版,而該廠早前已將在街機中甚受歡迎的射槍遊戲 Time Crisis、經典跳舞遊戲 Dance Dance Revolution 推出 iPhone 版;Capcom 亦已公布會開發驚悚名作 Biohazard 的 iPhone 版 ;Namco Bandai 亦有滾動遊戲名作塊魂壓場;美國大廠 EA 最近亦推出人氣遊戲模擬城市3。

這些大廠有意於 iPhone 投放資源,無非看好 App Store 的運作模式,皆因 App Store 內不少程式都只是0.99美元起,不少用家(包括筆者)對購買程式的戒心甚低,而且基本上你毋須每次都輸入信用卡資料,方便快捷。而且開發 iPhone 遊戲的成本相對超低,就算銷情不佳亦不會對財政帶來重大影響。

反觀新力就絕不敢輕視 iPhone 這個可能會成為巨人殺手的「遊戲界新丁」,率先推出 PSP Go!手提遊戲機,明顯要打的不是任天堂,因為 PSP Go!的外型更像一部手機,又內置 16G hard disk,只是較 PSP 更輕巧,遊戲又與 iPhone 一樣要靠下載,所以市場普遍認為 iPhone 才是其主要對手。

不過,新力能否打響算盤仍存有隱憂,因為 iPhone 即將推出新的作業系統3.0,屆時將支援藍芽連接多部 iPhone 一同打機,又會引發遊戲商開發支援的遊戲。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你會在「老麥」看見很多人,利用 iPhone 連線打機呢。

3Gs 下月將登陸香江,友儕想到的,並非聯袂搶購新機,反而提出了一個問題:多番倡議大搞創意工業的香港政府,其「創意」辦公室能否做到一間蘋果呢?

文 鄭天儀、小李 設計 賴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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