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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孫展 蘇琦
梁文道最為人所知的形象，是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中，那個平頭短髮、黑框眼鏡，身材削瘦的“特邀嘉賓”。在電視上，他侃侃而談，對各種社會議題發表見解，或調侃或抨擊，雖嬉笑怒罵，卻不失書生本色。
其實，在電視之外，他的身份還有很多：媒體評論員、電臺主持、影評人、社會活動家、教師。但在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65號的牛棚藝術村，他還有一個身份，牛棚書院院長，一個願意以自身參與推動香港社會進展的文化學者。
2002年，當梁文道在這個廢棄的屠宰房，創辦一所以公民教育為宗旨的民間學府時，大家還不清楚這個30齣頭的年輕人，到底要折騰什麼樣的東西。那時候的梁文道精力旺盛，他請來各式各樣的學者、公務員、藝人，甚至商販走上講臺，教授那些課本裏學不到的知識。
在注重經濟利益 的香港社會，這樣的知識幾乎對學生們的實際生活起不到任何幫助。但還是有不少人前來就學，其中有大學生、傳媒人、公務員，還有社會工作者。老師們不以權威 自居，也並不是進行純理論的探討，學生們也不完全為了聽課，而是想了解——除了賺錢，在香港，還有沒有另外一些值得追求的東西。“牛棚書院從來不是知識性 的學習，而是一種價值觀的培養。”梁文道說。
有一節課上，為 了說明城市空間的多樣性，梁文道請來旺角的商販。在商販的眼中，旺角展現出不為普通人所知的景象：哪個街角人流多，適合生意，哪個地方巡邏多，容易被城市 管理者捕獲，而又有那些小徑是逃跑的最好路線。就在學生們錯愕不已的時候，一名旺角地區的警察也被請到講臺，在警察的眼中，旺角又成了另外的圖景：什麼地 方容易出事故，巡邏時要小心，什麼地方有商販出沒，容易引發糾紛，什麼地方是常住居民多，治安良好。旺角就這樣被不同的人群解構，展現出豐富多彩的層次。
這些也許不是知識，但它對於理解香港，理解港人居住的本土社會卻有莫大的幫助。梁文道的心願，就是讓這些觀念在那些關心公益的人群當中得到推廣。因為，這是根植於民間的，自我成長的動力源泉。
這個貼著香港地面行走的知識分子一直堅信，書本上知識不是拿來供奉在學府當中的，而是用於和民間結合，推進社會成長的。只要對香港文化和香港社會抱有足夠的好奇和熱情，並願意親身參與其間，體會它成長的歡樂和停滯的苦痛的人，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收穫。
牛棚的邊界試探
中國新聞週刊：外界看來，香港社會的經濟觀念非常濃厚，牛棚書院並不能給學生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憑什麼吸引人來聽課？
梁文道：香 港是個講究專業的地方，知識界沒有群體概念，缺乏橫向聯繫。牛棚書院是希望提供這樣一個平臺，加強知識界的聯繫，探討社會公共議題，培養學生的宏觀視野。 學生們不僅僅只滿足做一個專才，還要成為關心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時，這裡也是社會團體的展覽地、講習地，還是一些社會運動的發起基地。
我們的學生沒有設定特別的人群，後來發現，前來聽課的人包括中學生、社工、傳媒、文化人、公務員，這說明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群體是很廣泛的。
中國新聞週刊：為什麼採用民間講學的形式？
梁文道：牛棚有兩個含義，一是這個地方原來就是一個屠牛場，另外牛棚對內地的知識分子也有特別的意義。牛棚書院對面是香港貧民區，讓知識階層和民間草根接觸是我的理想。
香港有深厚的書院文化傳統，這也是繼承了中國民間講學的方式。古代書院不僅僅是教書的地方，還是知識分子匯聚的地方，他們會彼此聯繫，議論朝政，一開始就不是純學術的。牛棚書院也不是教授知識的，而是彼此學習、聯繫的場所。
中國新聞週刊：牛棚書院是要對抗香港現有的主流價值觀嗎？
梁文道：商業意識是香港的主流價值，牛棚書院有自己提倡的價值，但不是要和其他的價值對抗。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是，獨立、中立，但不意味著和其他團體絕緣。牛棚書院和政府各種單位都有來往，有很多公務員來聽課，一些官員來講課。
我的想法是探索 香港社會的各種邊界在哪？這種邊界不一定是政治邊界，而是一些不合理的秩序，比如我在做實驗劇場的時候，有一條規定：觀眾在演出當中不能上舞臺。我找到管 理部門，他們也不知道這條規定到底意味什麼。於是我建議大家一起坐下來研究，結果發現這條古老的規定是針對當年劇場防火措施不完善，防止發生意外制定的。 現在的狀況已經完全不同，僅僅因為慣性一直堅持。
我希望找出這些不合理的邊界，然後通過不同的渠道對話，完善這個社會。
中國新聞週刊：回歸十年，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牛棚書院也參與其中，你認為書院對這種變化起到作用了嗎？
梁文道：沒有！應該說是香港社會本身有變化，使得我們受到一些關注，成為這個變化中的一分子。香港一些熱門的社會運動，其中一些骨幹就是我們這裡的學生和朋友。他們能夠參與其中，本身也體現了牛棚書院的價值。
集體反省促發更多動力中國新聞週刊：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了很大發展，香港人參與熱情和參與意識也在增強，是什麼力量改變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梁文道：在 金融危機之前，香港社會是一個很自大的地方。香港人擁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不僅比內地好，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好。香港的旅行團去了倫敦，是很看不 起的，他們失望——這就英國的首都？房子不高，也很破舊。在香港人的意識中，房子一定要高。看到倫敦街頭的流浪漢，他看不到這些流浪漢有自己的生態；看到 墻上有很多塗鴉，不認為這是一種自由表達的東西，而是認為臟。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南韓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甚至泰國反彈也比香港快。有些人就開始反省，他們去讀書、進修、思考，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發展是不是有另外一種邏輯？社會政治是不是有另一種面目？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的成長中起到什麼作用？
梁文道：香港老百姓很崇拜知識分子，也許他不懂你說什麼，但他相信知識。但是知識階層原來是以專才的面目出現，大家很職業，不太關心公共話題。
2003年的“非典”對香港的知識階層是個轉折。當時沙田威爾士醫院，有個病房的醫生護士被集體感染，別的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排隊登記就要進入工作。記者問他們為什麼？很多人的答案就是：這是我的工作啊。這就是香港人，人情淡漠，但是很專業。
非典之後，很多 醫生選擇去做公共衛生，這是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從前學生們上醫學院就是為了當醫生，收入高。但現在不同了，大家有了不同的價值觀。這對其他專業的知識分 子觸動很大，建築業、律師、甚至會計師行業的專才們，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社會議題，提出獨立的看法，這是知識分子成熟的開始。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樣，都存在貧富分化的問題，在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底層社會如何表達意見？
梁文道：2003年到今天，香港所有的重大社會爭論、社會運動都是和城市空間圍繞在一起的。因為城市空間對香港人來說，是最切身，最敏感、最具體的體驗，而公民權益的爭取也是圍繞這些議題產生的。
一個很明顯的例 子，灣仔地區要拆遷。按照過去的方式，地產商給錢補償，本土居民搬遷就行了。只要補償措施到位，拆遷都會實行的。但是這一次，灣仔舊街的老百姓變了，他們 不想搬，給錢也不要，他們的理由是這裡有自己熟悉的社區網路。地產商不會想到這些。街道幾十年鄰居，互相幫助，這種鄰里關係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也無法用 金錢補償，於是經濟價值這一次沒有發生作用，老百姓發現了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價值。他們自己找建築師、規劃師，重新制定了一個市民規劃方案，在不拆散原有 社區網路的情況下，進行建設。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老百姓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權益，專業人士也在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配合這樣的社會運動，一種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就悄然形成。
中國新聞週刊：作為個人，你是如何參與，又有什麼體會？
梁文道：我 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像我這樣“邊緣”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在以前，主流媒體是不願意拿出版面刊登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的，他們會請我談電影、談美 食，但是不願意聽我說社會話題。但是這些年，媒體的態度轉變了。我從1988年開始寫文章，差不多寫了20年，直到今天，才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這說明媒體 注意到社會情緒的變化。集體反省促使公民社會運動有了更多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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