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 昨天為止，蘋果、惠普、戴爾、諾基亞、新力五大國家品牌均表示，將獨立調查其供應商富士康的員工工作環境，蘋果更強調，將派出獨立調查小組，評估富士康對 自殺事件採取的措施。然而，有深圳富士康內部員工卻表示，相較其他國際品牌，蘋果產品生產線環境最為惡劣，蘋果卻最不關心員工工作環境及安全。
繼周三富士康發生第「第十二跳」後，蘋果公開聲明，對跳樓事件感到悲痛，而作為富士康的生產夥伴，集團將開展針對富士康生產其產品的事業部門進行調查。周四時，蘋果再表示將成立獨立小組評估富士康防員工自殺的措施，確保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和尊重。
孫丹勇悲劇證洩密壓力
然 而，深圳富士康某蘋果產品生產線主管對本報表示，事實上，與富士康其他國際客戶相比，蘋果生產線用料最為浪費，對員工要求最為苛刻，對保密和效率最為強 調，但卻最不關心生產車間環境及員工利益。據統計，去年七月至今，蘋果在內地的代工廠已有接近上百人遭遇事故的公開記錄。
去年七月跳樓自殺的孫丹勇，即是負責富士康蘋果iPhone第四代N90的導入，由於在他負責郵寄過程中丟失一部手機，蘋果公司懷疑富士康可能洩密，孫丹勇不堪富士康轉嫁於他的巨大壓力，最終跳樓自殺。
該消息人士稱，蘋果對產品工藝要求極高，對產品供應鏈嚴格控制，富士康在蘋果產品生產線的工人，往往工作十三天才能休息一天，員工和主管壓力都十分之大，尤其在蘋果產品的重壓、成型、烤漆、噴漆四大車間的生產環境非常惡劣，生產設備也並不合格。
「蘋 果產品需要對表面進行嚴格拋光，而非普通壓膜，這樣使得材料利用率低，而且過程中產生的粉末被員工直接吸入肺中，對身體傷害很大，然而，一些並不合格的生 產設備卻為蘋果所指定使用，但蘋果派員參觀工廠，只是監督工藝，從不理會車間投訴。」他續指出，其他品牌，如惠普，在派員參觀工廠時，均會關心勞工安全， 蘋果則視若無睹。
代工低毛利 產品賺暴利
有評論指出，相對於代工企業的低毛利率，蘋果產品賺取暴利。據悉，從 純粹零部件成本看，16G的iPhone零部件費用約一百八十美元，美國的售價為四百九十九美元，蘋果的毛利率大約在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之間，iPad利潤 比iPhone還要高，這還不包括下載蘋果店的軟體收入■
2010年5月25日
設想終局，乃參政首要之事。介入政局，不論是坐朝執政、在野抗爭、居中圖利或壯烈犧牲，都不可不知終局。
思 考香港或中國的政治前景而猶豫不決之際，我便會重讀《毛主席語錄》的一段話：「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 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當着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 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
毛澤東預知中國中局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如此推斷中國，六十年之後，在二十一世紀初年應驗，這叫政治遠見。於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而言，此推斷是終局，即是毛澤東世代終結，鄧小平世代開始。於吾人而言，這只是中共的中局。至於終局，仍須推斷。
上周推斷的是中國因獨裁專政而解體，被美國佔領而推行傀儡民主的殘局。這回推斷的和平演進而致的、一黨獨大的民主中國的終局。上回論的殘局是奇，這回論的終局是正，奇正相生，陰陽互濟，黃老之道也。
現 代國家要傳承久遠，必須結合國族主義、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三合為一，中國絕無例外。例外的，是結合的方式和演進的道路而已。憲政民主的實質演進，有兩大 執行主體：家與藩，即是貴族世家與地方勢力。英國是兩者合一，分封地方的貴族世家制衡王權，演成憲政民主，近代由於階級意識形態對立而形成兩黨輪替執政。
美國是軍政或企業世家與地方勢力妥協，成聯邦式的憲政民主，也是兩黨輪替執政。德國的政商世家與牢固的地方自治傳統結合，形成多黨輪替及聯邦政府憲政。
日本是王權收拾藩鎮之後，由政商世家組成執政之自民黨，由於諸藩不存，而日本當年是弱國，必須集中國力建設，於是世家合縱而不分裂對立，以致自民黨一黨獨大，並無兩黨輪替。日本奠下的東方民主例子，中國也將追隨。
中共的民主化路線圖
滿 清覆亡，民國肇始，軍政世家、士宦世家、企業世家及省籍結盟的國民黨初期黨內結構，本來可以開展類似日本一黨獨大的集權統治，而後來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制 衡局面，也可締造聯邦中國。可惜，事過境遷。中共執政大陸之後，國民黨黨內及地方勢力制衡的局面不再，憲政的執行主體消失，民主也就遙遙無期。
中共走資數十年，高官子弟瓜分國財之後，憲政的執行主體浮現了：黨政世家及地方勢力。憲政之要旨，在於勢力制衡而締約和解。一旦黨政世家與地方勢力結合牢固，而黨中央的意旨必須與世家及地方妥協，憲政的締約關係便形成了。
目前在上海、天津、四川等地，世家已盤踞地方。而由於世家之浮財，來之不義，因此中國的憲政民主不可能有兩黨（或多黨）輪替之局面，否則將遭受清算迫害，憲政民主只能走一黨獨大而世家派系輪替的日本自民黨路線。一黨獨大之下，少數黨仍可獲得分配利益，免卻滋擾。
然則，此憲政民主之走向，仍然難關重重，隨時脫軌翻車。首先是共黨黨務正常化，即是黨員不是領取利益而是付出義務，必須參議、籌款等，如此黨務便由豪門世族主理，可以大幅砍削結構。其後，是黨政分家，政府正常化。
最後，是立憲與行憲。期間的時間愈充裕，國際局面愈穩定，則黨政世家施展金蟬脫殼、五鬼運財之術，向商政世家轉型的保障愈大。拖延、放慢，以至水到渠成。
此路線可安保黨政世家之財富及權力，短期來說，是不義的，長期來說是合義的。非此，中華之憲政遙遙無期。
香 港的資本主義及小規模的地方憲政在港英殖民時代成型，香港的豪門世家不是中共黨內勢力的延伸，回歸之後中共的商政世家也無法取而代之（反而鬧出醜聞）。因 此，香港特區之內急遽推行憲政民主，將與大陸的黨政結構脫軌，而香港世家假若在民主化之後執政得法，也會勾結域外勢力或發展出地方獨立意識而不斷滋擾大陸 政府，例如以鬧獨立的方式苛索利益。即使中共規定香港不可有執政黨，特首不可有明顯黨政傾向，香港將來的執政世家也有可能繞過限制，而且一點不難：即使在 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港府高官也可以隨時由豪門世家收買。
激烈鬥爭，路線正確
為防範香港的政治獨立地位，中共甚至堅壁清野，架空廣東，用整肅貪污、輪調高官的方法，打擊廣東的黨政世家力量，使之不能壯大，卻放任北方省市的黨政世家力量集結。這是特殊顧慮下的中國南北政治了。
由 於要等待大陸的憲政局面大定，也就是黨政世家安全向商政世家過渡而穩掌權力，中共必會香港拖慢民主進程。然而，投鼠忌器，中共也不會停止香港民主進程，以 免違背中英國際承諾，也令國際社會認定中共不會民主化而實施圍堵政策。再者，香港的民主可化解民怨，中共也可吸取政治經驗。總之，以務實政治而言，香港的 民主進程是緩慢的，但是必不可少的。
明乎此，香港民主派只能用大吵大鬧甚至暴烈滋擾的方法，為民請命，也為自身謀利益。參透中國之終局，香 港目前搞民主政治，可圖的小恩小惠，太容易拿了，就如落在地上的餡餅，不檢白不檢。激烈的鬥爭方法是合理的，也是安全的。至於香港的資本世家如何在黨政世 家之下自保權力及子孫福祉，那是另一篇章的事，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了。
2010年3月23日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余【圖中】表示，在後危機時代，不確定性因素和潛在風險日趨多變，中國維護金融穩定的工作任務十分艱巨，不過，中國仍將支持金融創新，積極參與金融穩定國際合作，有效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劉士余在央行金融穩定工作會上指出，當前中國金融體系運行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更加複雜，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融領域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湧現。不能因為這場危機而故步自封，必須深刻地認識到沒有新的金融產品、沒有規範高效的金融服務，不可能提高中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提升風險評估預警
他指出，要密切跟蹤後危機時期宏觀經濟形勢和國際金融體系變化，研究探索建立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進一步強化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的制度保障。
另外，中國積極參與金融穩定國際合作，大力推動中國「金融部門評估規劃」的工作，繼續全面參與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相關工作，有效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他表示，央行還將繼續切實開展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等領域金融風險的監測和評估，研究分析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和產融結合等問題，提升金融風險評估預警水平。
標普昨天發表題為「中國是否準備好成為下一超級經濟大國﹖」的文章指出，雖然中國經濟對國際社會而言日益重要，但中國可能發現難以保持當前的經濟增速。
經濟增長減慢的步伐將取決於決策者如何扭轉現有經濟失衡，以提高中國投資效率，以及如何對抗經常性資產泡沫風險、產能過剩、以及銀行壞賬問題。
標普表示，預計未來二三年，中國經濟不會明顯下滑，而且出現動盪的風險不大。但中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而且複雜程度快速上升，決策者或將發現很難及時做出正確的經濟決定。
今發780億央行票據
在未來十年，他們偏向直接管理經濟的習慣可能會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如果不大量增加以市場為基礎的間接管理政策工具，經濟增長率恐將從當前高水平急劇下滑。
另外，人行今天將發行七百八十億元（人民幣．下同）一年期央行票據，發行量較上周減少近三成。人行上周二發行一千一百億元一年期央票，發行量創二○○八年九月以來新高■
經 濟學最「淺」的是概念，最重要的是概念，最難教的是概念，最不易學的也是概念。除了需求定律，經濟學沒有其他不可或缺的理論，但這定律要用得好，概念的掌 握重要。從重點規劃的結構看，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經濟學者早就給物理學誤導，以為既然在科學方法上物理與經濟相同，於是把前者的數學搬進後者。這 發展使用不上數學的概念被經濟學子漠視了，到今天變得連國際名校的大教授也不懂。老師不懂，學子們只能望天打卦。
掌握「概念」不容易
何 謂成本？問香港的中六學生大多數答得朗朗上口，給你一個滿分的定義。這可不是真的能掌握「成本」的概念。要真的掌握，五年以上在街頭巷尾跑，或不斷地以真 實世界的現象印證，是起碼的要求了。一七七六年的偉大天才史密斯對成本的概念有足夠的掌握，但一八九○年的另一個偉大天才馬歇爾對成本概念的掌握卻頻頻失 誤。同樣說成本，「定義」是一回事，學子考滿分不難；「概念」是另一回事，是定義之外的內容掌握，能達大成的鳳毛麟角。高斯是我認識的對「成本」的概念掌 握得最高明的人，但只能給他九十分。
這裡不說成本，而是說租值。其實也不是說租值，而是說租值消散。其實也不是說租值消散—一本書也說不完—而是說我這個老人家對租值消散的認識的歷程，好叫今天的學子能明白他們正在學的經濟學根本不管用！按歷程的要點說說吧。
以貓王做例子
（一） 作本科生時，學的租值稱為經濟租值（economic rent），到研究生時才知道馬歇爾稱為準租值（quasi rent），二者其實一樣。歸屬租值（imputed rent）也一樣。三者有吹毛求疵的分別，浪費時間，不要管。我喜歡簡稱「租值」（rent），用不着婆婆媽媽的。
當年老師教租值，起筆永 遠是歌星貓王的例子。這位二十世紀收入最高的歌星，賣唱之前是貨車司機，月入僅數百。天才被發現後，過了不久年入以千萬美元算。推理說，即使貓王的收入大 幅下降，或政府抽他收入百分之九十的稅，他仍然會作歌星，不變。這與土地類同：一塊地無論其收入怎樣轉變，土地還在，租金的大幅下降不會使土地消失。租值 之稱於是從土地的租金或租值搬過來。想深一層，土地還在是不變，但土地的使用這裡那裡總會因為租金的變動而變的，正如貓王作歌星不變，但唱什麼曲，或演什 麼戲，這裡那裡總會因為收入的變動而變。租值是從不變的角度看收入或價格變動。這觀點，我得到魯賓遜夫人一九三四年的大作中的《租值閑話》的啟發。讀該作 時我剛進入了研究院。
（二）租值消散的理念起自德國的J. H. von Thunen （1826），但重要的首篇文章是奈特一九二四之作。後者難讀，有錯，但非常重要。該文是回應庇古一九二○提出的兩條公路的例子，說好路車多堵塞，壞路空 空如也，如果政府抽使用好路的稅，把部分車輛趕到壞路去，社會整體會得益。奈特的回應，是如果好路屬私有，路主會收費，效果與政府抽稅一樣。這觀點當然 對，也可以看為三十多年後「高斯定律」的前身。
（三）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這一詞起自H. Scott Gordon一九五四的一篇重要的關於公海漁業的文章。此文把奈特的一幅兩條公路的幾何圖表搬過來，轉九十度，從鏡中看，好、壞二路變為優、劣兩個公海漁 場。因為海屬公有，任人隨意捕魚，優場的捕釣者爆滿，平均工資等於平均魚捕所值，該場的租值下降至零。這是說，如果公海漁場是私產，場主會約束捕釣人數， 使平均工資等於邊際捕釣所值，漁場會有租金進帳。但漁場既為公有，捕釣者有人滿之患，總工資的增加替代了租金，租值因而消散了。這是一九六三年我學得的知 識。同年，我讀到A. Bottomley於該年發表的只兩頁紙的文章，說某小國的土地宜於種植杏仁樹，但因為土地公有，用作畜牧，於是沒有租值。這使我知道租值消散不限於勞力 參與過多或產出成本增加，過少或轉換資源的用途這消散也會出現。
天台木屋現象
（四）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被邀 請為一個漁業研討會議寫文章。重讀Gordon的一九五四之作，發覺言不成理。每個公海的捕釣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其邊際捕釣所得會等於自己的工資或機會成 本，人人如是，怎可以導致平均所得等於平均工資呢？說公海收不到租金，或租值是零，是定義性的結論，說了等於沒說。就是在沒有約束的競爭下，每個參與者的 邊際所獲還是等於工資，租值從何而散了？所有師友及其他文章的解釋都是定義性，一律是說了等於沒說。
那時在芝大，天大寒，在國際宿舍的一個 晚上，我推出公海人滿而使租值下降至零，要有無限的捕釣者，每個捕釣者的工作時間是無限地少。本來是重大的發現，但我跟着想到那是一八三八年法國A. A. 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思維，只是雙頭變作無限頭，於是在文章中說是他的。該文一九七○發表，題為《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兩個月前在廈門遇到一位 美國教授，他說那四十年前的舊文今天還是天然資源經濟學的中流砥柱。可惜到今天，很少人注意到該文提出的一個重點：租值消散只會在邊際上出現，邊際之內不 會完全消散。
（五）一九六六年寫《佃農理論》，寫到台灣的土地改革，政府約束着地主的佃農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導致農戶的投入上 升，因而使農業的產量上升，我突然想到：如果政府乾脆地強迫地主把一部分的土地產權送給農戶，使農戶成為土地的股權擁有者，權利界定清楚，農戶與原來的地 主合股產出，當然要為土地爭取最高的租值，其產量會與沒有土地革改的情況一樣。這樣看，台灣管制分成率而導致的農戶投入上升，與公海因為非私產而導致漁民 的投入上升類同，某程度上出現了租值消散。換言之，土地收入的權利如果不是全部界定為私有，與使用的權利不是全部界定為私有的情況相同：租值消散會出現。
（六） 一九六九年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華大任職，暑期回港度假，展開大規模的關於香港租金管制的調查，得到政府的協助，搜集了數十箱詳盡資料。租管是價格管制，當 時我早就知道價管帶來的價格之外的競爭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但香港的租管有兩個重要的現象困擾着我。其一是分租：一間只五百平方呎的居住單位可以因為分租 而有十多伙住戶！其二是天台木屋：在樓房的天台上有木屋僭建，密密麻麻，成行成市！這些一團糟的現象，其含意卻是：在租管下的樓宇，因為有分租及天台僭建 而使暴跌了的租值明顯地局部回升。反覆推理及考查資料，我得到的結論是，所有受到租管影響的人都有意圖去減低那無可避免的租值消散。
社會費用的概念
（七） 我那被認為是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一九七四年發表。很難讀。要點是Ａ、價管使資產的收入界定不清楚，導致租值消散（來自《佃農理論》）；Ｂ、依照個 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原則，受到影響的人會試圖減少這消散（來自香港租管調查）；Ｃ、任何非市價的競爭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這些非市價的準則只要被確定，均 衡分析易如反掌，困難是如何推斷那些非市價的準則會被採用；Ｄ、在邊際上租值一定會全部消散，但邊際之內可以有租值存在（來自一九七○發表的公海業研 究）；Ｅ、選擇非市價的競爭準則，是在局限下可選的容許邊際之內有最高的不消散的租值。
（八）《價格管制理論》一文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交 易費用的增加其實就是消散了的租值。這提點是後來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的理論中的一個基礎。一九八二發表，該文提出了一個廣泛的交易費用的 概念，稱為社會費用，是指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二十五年後我構思《中國的經濟制度》時，把這廣泛定義加進以合約約束競爭替代產權約束，交易費用就變 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沒有明言，但減低租值消散其實就是減低約束競爭的費用。有明言的是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出現。換言之，我能解開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密 碼，一個原因是租值消散這個概念用得好。
均衡分析的對錯
上述大略地回顧租值消散這個概念的發展，好叫同學們能 體會到一個經濟學概念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玩意。要有長時期的思考，要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印證。可以說，有實際用場的經濟學主要靠概念用得好，因為可 取概念的形成是基於人類行為的經驗規律。我選「租值消散」這概念作示範，因為這概念的發展我走得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遠，遠很多。
理論上，租值 消散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同學們知道，那所謂均衡分析有局部均衡與一般均衡之別，而經濟學行內通常低貶前者而高舉後者。不對，一般均衡的創始大師 L. Walras用方程式，滿是數學，但經濟內容卻空空如也。芝加哥大學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當年與眾不同，主要因為他的局部均衡分析有一般均衡的經濟內容。由 我發展出來的租值消散的理念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一般均衡，容易得多，快得多，準確得多！
我的秘方是：凡是沒有可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不一 定對，但一定是達到了一般均衡；凡是有應該消散但沒有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一定錯！後者，因為簡單所以看得快。多年以來，不管是何方神聖寫出什麼誇誇其 談的大文，我往往在幾分鐘之內肯定是錯。這是數十年來我不參與學術研討會議的其中一個原因。動不動說人家蠢到死沒有禮貌，但我是憑着秘方才那樣說的。比我 聰明得多的馬歇爾的佃農分析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見拙作《佃農理論》43-44頁）。此君名不虛傳，他看到，知道不妥，但不知怎樣處理才對。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2010年3月16日
沒有炎黃子孫不希望見到神州再起。從經濟發展那方面看，中國確是搞起來了。衰落了不止二百年大家知道，而今天回顧，我們不容易肯定曾經有過的昌盛究竟有多繁榮。有學者估計過，提出的天文數字不可靠。另一方面，記載所及，中國滿是兵荒馬亂的日子。
我 喜歡用間接的證據來衡量國家的以往，得到的結論是曾經了不起。例如沒有理由懷疑宋徽宗時期畫下的《清明上河圖》是作者虛構的想像，不是開封當時真的那樣繁 榮。也沒有理由懷疑馬哥勃羅到中國遊歷多年寫下的傳記，描述的經濟遠勝當時的歐洲，雖然他見到的是衰退了不少的元代。最重要的證據是出土文物，這些年大家 見到很多，一般保存得好。我細心地鑑賞過，得到的結論，是如果不富裕，這些妙絕的文物不可能造出來。
文物這回事，不可能是一小撮富人或貴族 出得起錢就造得出來。精妙而高雅的玉雕、青銅、陶瓷之類，是反映着一個偉大文化的發展，而歐洲的經驗說，可觀的文化發展一定是由經濟繁榮帶動的。曾經盤算 過，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的藝術水平跟歐洲的差不多，其後負於西方。但在十七世紀之前的幾千年，除了建築，中國遙遙領前。曾經以為雕塑是西方勝，這幾年改觀 了。
聰明的腦子才是實力
神州再起，炎黃子孫有點未富先驕，老外反應遲鈍，只是最近幾年才叫出聲來。金融危機以 還，老外大有被中國的發展嚇倒之慨。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起飛時，西方的朋友被嚇倒。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可用的土地不止十倍。我早就提出十 個日本之說，西方的眾君子顯然開始感受到巨浪之將至。
認識的西方朋友沒有一個不替中國高興，其中不少為中國擔心，恐怕中國會走上西方的福利 經濟之路。報道說，不久前中國的農曆大假，還在經歷金融之災的先進之邦認為是聖誕之後的另一個黃金時節，因為來自神州的購物者多。另一方面，好些言論對中 國不是那麼友善。言下之意，是有些人不希望見到中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第一強國。我想，中國人口那麼多，不知他們是怎樣算的？
論人均財富或收 入，中國要超越先進之邦機會甚微。論總收入，物價水平相差那麼遠，不知怎樣調校才對。論總實質收入，拿開居所我不敢打賭中國今天不冠於地球。論總財富，如 果以房地產的總值衡量，中國今天冠於地球應無疑問：六年前上海的樓價不及美國大都會的一半，今天剛好倒轉過來！中國的高樓大廈多得發神經。據說超過千萬人 口的城市，中國今天有三十個，算他們睡在街上地價的總值也驚人。
上述的比較是沒有意思的：很難比，統計數字一般胡說。至於那些計算什麼快樂指數的眾君子，則要找神經科醫生檢查一下。
我 要說的是另一回事，遠為重要的另一回事。我要說的是無論先進之邦的朋友怎樣見到神州再起而目瞪口呆，他們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們見到高樓大廈，見到車水 馬龍，見到十三億人口在拼搏，但他們可沒有注意到那些是聰明的腦子，有深不可測的文化傳統支持着。我不是個信奉優生學的人，雖然基因的遺傳早就是學問。研 究了中國的文化多年，知道在厚而純的傳統上其變化多而微妙。不一定比西方的高明，但很不相同。我在想，中國沒有可觀的科學傳統是因為學而優則仕，這制度去 如黃鶴了，如果中國能搞起學術，尤其是搞起科學，冰山一角之下有多大才是神州再起的真面目。
一個聰明的腦子值多少錢呢？說沒有知識不值錢 嗎？知識可以放進去，聰明的腦子吸收得快。大約一年前，在某窮鄉僻壤的黑夜見到一個不足兩歲的孩子在一塊斜板走上走落，走個不停。一個男人在旁監視着。觀 察該孩子的一舉一動良久，我問：「是男的還是女的？」「是女的。」我禁不住說：「這孩子很聰明呀，教得好長大後是人才。」這類判斷我歷來準確：沒有見過一 個好奇心強的蠢孩子。這樣的孩子神州無數，冰山一角之下究竟有多大，要看這些孩子是怎樣培養了。
我們不容易分開一個民族的學問成就有多少出 自基因的遺傳，有多少來自文化的感染。我自己是明顯地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當年在美國，師友們說我的想像力強，變化多。是微小的變化，親近的同事說我有 變化自如之能。其實中國人一般皆如是。從上古的文物到唐宋的詩、書、畫到今天的手工藝，滿是我那種來去自如的小變化。二十四歲才進入西方的大學，中國的文 化傳統驅之不去。高斯與諾斯說我的作品細節多，其實從中國的傳統看我算是個不拘小節的人。讀辛棄疾、李清照、秦少游等人的詞，你會發覺西方的詩人遠沒有那 麼多的微小變化與想像力。中國的書法與繪畫藝術也是執著於變化。懂得掌握小變化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科學的條件。
中國學子天賦勝西方
不 是說在思想或學問上中國的文化傳統優於西方的。西方的學問有深度，有大氣，而在理論上他們來得遠為清晰。中國的哲理過於抽象，是一個缺乏科學驗證的傳統使 然。但我肯定，如果中國大手地走向科學發展的路，他們的智慧與耐力不會弱於西方。幾年前跟香港科大的王子輝論及，他認為中國人搞科學，腦子過關沒有問題。 這幾年我的一位在美國研究細胞的外甥，屢次對我說來自中國的學子有看頭。不是說笑，賭平手，我賭這位傻裡傻氣的外甥會拿得諾貝爾醫學獎（最近美國批准的多 發性硬化症的特效藥，是基於以他為首的細胞研究。）
不是說中國人一律聰明及有幹勁。但中國人多，而在人口比例上，我認為中國學子的天賦比西 方的勝了一籌。他們就是沒有上佳的求學機會，遠不及我當年，也遠不及有機會到西方求學的。不容易知道怎樣才能廣泛地提供上佳的求學機會，也不容易搞起上佳 的學術氣氛，但原則上這些可以做到。若如是，我說的冰山一角之下大得無法形容，才是令人見而生畏的中國。
今天晚上跟幾位熟知中國的朋友進 膳，他們擔心中國今後的發展。有理由擔心，何況樹大招風，而從西方引進的經濟政策一律不妥。發展學術是另一回事。數千年來，中國沒有大步而又廣泛地朝這方 向走。炎黃子孫的天賦潛質沒有問題；文化傳統的支持應該了不起；北京有錢可花，而事實上也重視花錢於學術上。可惜還是看不到今天內地的學子有近於當年我在 西方求學的際遇。
我相信，如果內地的學子有近於我當年的求學際遇，或近於當年從台灣及香港到西方求學的際遇，數以千萬計地出現在文化純而厚 的神州，人類歷史會打開新的一頁，什麼經濟領導云云不足道。北京的朋友要細心地考慮西方曾經有的幾個時期、幾個地方的科學發展是怎樣搞起來的。跟戰爭扯不 上關係的學術傳統重要。
是淺道理。考慮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提出的分析吧。在那近於奇蹟的縣際競爭制度下，土地與勞力這兩項資源發揮得 好，外資與科技的引進有成就，工業產品的質量急升，而中國的接單工業的產品，曾經有一段時期近於包辦地球！這些都了不起，但我們要問：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炎 黃子孫的腦子這兩項重要資源怎樣了？我的觀察是還沒有好好地利用，應該是驚人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人類的歷史經驗明顯地告訴我們，文化與 腦子這兩項資源最重要。我們不容易衡量文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從馬歇爾到費沙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知識資產經濟研究，沒有一個不認為腦子資源可 以帶來的貢獻遠超任何其他可以觀察到的資產。上蒼有知，天生下來的聰明腦子炎黃子孫可能佔了地球的一半以上。
到過中國很多地方，凡有古村落 都去看一下。互不相干的天南地北，文化奇怪地很一致。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品味相通。十多年前我見到幾個不同地區的出土陶器，也是天南地北但品味一致。怎麼 可能呢？古時交通不便，魚雁無憑，他們是怎樣溝通的？這使我作出一個中國文化純而厚的結論。我很想知道這樣的文化，在今天有利的情況下，與中國人的先天智 慧結合發展起來會是怎樣的？
至今尚未見一家之言
北京的朋友會同意，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古國，走進人類的二十一世 紀，如果學問遠不到位，那麼儘管天下的財富集中在神州，贏得的免不了是一個狼藉似的聲名。但如果炎黃子孫能憑着傳統的文化與先天的智慧，把先進的學問發展 到他們應該達到的層面，那就算經濟只屬小康，贏得的尊重會是人類的驕傲了。
開放改革三十年了，神州本土的學術發展還是看不到火花。有那麼多 的聰明腦子，是發生了些什麼事？江澤民先生當年大手推廣教育，使大學的學位暴升，無疑做得對。有點學識的青年多了不少，但學術氣氛還是遠不及西方。以我熟 知的經濟學為例，這些年在內地遇到不少天賦可觀的學子，但到今天還沒看到有一家之言。是難明而又有點困窘的問題。北京顯然重視學術的發展：關於文化、學問 等項目，中央電視台不遺餘力，提供的節目好而多。非不為也。看來中國的教育制度某方面要大事改革了。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討論市民住屋需要和工資水平，往往帶出一個根本問題：香港社會整體上不斷進步，而且速度不慢，我們應怎樣看待社會上競爭力較低、在市場上處於弱勢的一群人？
這一群人的生活需要，包括住屋需要，是否有了今天的水平，往後就不必隨覑整體社會的進步得到改善？
這一群落後的弱勢人是什麼人？
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
但這只是香港美好的小部分
1966年，我12歲，念小學六年級，那年頭升中學要考升中試，教育署按升中試成績派學位。考升中試當天，我一半同學放假在家，因為連考升中試的機 會也沒有，原因很簡單：中學學位不足，根本沒有可能滿足所有小學畢業生的升學要求，因此教育署要求小學自行以校內甄別試的方式篩選學生參加升中試，篩選比 例按本校上一年升中試成績決定。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試訂終身」。這就是當時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個真實寫照，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我念的小學，當年六年級有學生28人，有一半沒有上中學，因為在甄別試被淘汰，或者因為升中試成績不夠好，沒有派上官中津中，而家裏沒有能力應付私立中學學費， 因此輟學做小販、地盤工、送貨、跟車和車衣工人的，大有人在。不過，有一點還要說清楚：那個年頭，有機會念完小六，已經比不少同齡人幸運，因為在我們小學 畢業後的5年，即1971年，香港才實施6年小學義務教育，在我念中三之後9年，即1978年，香港才實施9年義務教育。香港學校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 度，比其他地區落後，台灣實施9年義務教育，就比香港早得多。我並不埋怨當時的政府，也不埋怨同學們的家長，以當時香港的發展水平和社會條件，大抵只能這 樣。
1972年，我在瑪麗醫院的擴建地盤做暑期實習，一個星期五的早上，我尾隨建築師到處巡視，在地盤一角，碰上小學六年級的兩位同班舊同學，兩人是兄 弟，姓梁，念小六時同班，當時兩人蹲在地上做雜工。我和這兩兄弟此前之後都沒有再見面，我經常想，這兩位同學也許後來做了判頭，隨後自己開了家建築公司， 成了小商人，也許子女成才，在家安享清福。也許在當年忽視工業安全的環境中，身體過勞受損，如今體力不繼，子女又自顧不暇，自己靠做大廈看更，或者在茶餐 廳送外賣維生？二、三十元一個鐘？兩人現在家住公屋、居屋或者私樓？
當一個12歲的香港人，因為教育經費有限，中學學位不足，因為12歲的校內或校外考試成績，失去升學機會，因為家境，當了小販，當了低技術工人，這個人不是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機會有多大，大家可以想像。
大家都說香港人可以通過奮鬥，成功成才。這句話沒有錯，但只說出了香港社會現象美好的小部分。出身寒微，完全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在我們的高級 官員、議員、學者、商人和專業人士當中，佔的比例確實相當大，這些人的經驗和對這些人的注視，塑造了社會印象，也形成了社會政策的基礎。不過，這只是把視 線集中在成功的一群的結果，當我們把視線轉向這些人在全社會的所有同輩身上，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我們的同輩，在少年時期就失去奮鬥和爬升的機會。社會政策 離不開階層問題，有了這個歷史背景，我們的社會政策，是否可以對中下層的香港人多點照顧？
我輟學的小學同學，絕大部分港生港長。我當了6年班長，同學的名字和當時的樣貌我仍記得清楚。一個人12歲就輟學，社會當時沒有能力、沒有辦法，這 群人從此落後，我認為社會有責任補救。今天我們發展起來了，在房屋、福利和工資問題上照顧一下，本來就不必談什麼主義、什麼教條、什麼大道理。
近來討論最低工資問題，不少工人打電話到電台表達意見，節目主持人經常問，你是不是新移民？五、六十歲送飯盒的、騎單車送食材到酒樓的，都說不是新移民，口音口吻也不像新移民。
近年談起香港的社會問題，例如工資過低問題，或社會問題，例如天水圍問題，不少人明言或暗示這些大家不樂見的現象，都是大陸新來港人士造成。我認為 大陸新來港人士不是問題成因的全部。1999至2008年的10年，15歲以上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共有33萬，如果以智經研究中心2008年的研究報告中 的勞動力參與率推算，10年來，這33萬人當中，進入勞動市場的約有19萬人，對低下階層收入的下沉壓力不如想像中大，在1996至2006年實質工作收入下跌的110萬人中，只佔少數。
我們馬上就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人口的老化問題，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香港的老化人口當中，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的人極多，裏面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同學。
近年大家關注80後和90後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有拼搏成功的一群，也有少年輟學的一群。有些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奮鬥的成果，另外的青年人在父母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怎樣在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線？
怎樣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崇尚競爭，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我們應該反思：在成敗之間，在超前和落後之間，我們怎樣分配社會發展的成果？怎樣在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間用人的靈性劃一條線？怎樣用這條線將人的進步轉化成為全社會的進步？
香港社會重視自食其力，更推崇白手興家的成功人士，這些都很有積極意義，值得探討的是我們在社會倫理和道義上如何看待落後的一群，在現實上如何看待社會發展過度不均和穩定的關係。
2010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以下兩段：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之間能夠多點凝聚力，希望700萬人和這片土地之間多點感情。這些目標都很美好，但有些問題要問：為什麼香港人要凝聚？我們憑什麼凝聚香港人？
【樓市和住房之六】
2010年5月20日
像 所有民主國家剛剛獲得選民授權的行政當局，卡梅倫政府顯得生機勃勃；走馬上任之日，卡梅倫主持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接着立即着手處理龐大的英國財 政赤字，宣布所有政治任命官員減薪百分之五，擬定削減六十億英鎊的詳細計劃（預定下周公布）；新首相第一時間出訪蘇格蘭和威爾斯，兩個與聯合王國政府，尤 其是保守黨領導的政府格格不入，由當地民族主義者當權的省份。一切似乎順順當當，不着痕迹；事實是，一批年輕精英為首的英國政客，以他們嫺熟圓融的政治智 慧，避過了一場政治危機。
從五月七日淩晨英國大選投票結果表明產生懸決國會開始，到五月十一日保守黨黨魁卡梅倫到白金漢宮覲見女王受命組閣 為止 ，五個日日夜夜，在方圓不到一平方英里的西敏寺國會大樓周圍—包括首相府所在的唐寧街，內閣辦公室，也是保守黨和自民黨談判地點所在的白廳，三大黨的總部 —演出了一場精彩的真人版政治劇，台前幕後，勾心鬥角，跌宕起伏，緊張刺激。
突然，劇情急轉直下，工黨首相白高敦請辭，卡梅倫與自民黨黨魁 克萊格一起組成聯合政府，順利消解了三大黨在下議院所得議席不過半造成的政治困局，值此英國面對空前財政赤字和國債之際，聯合政府的組成至少穩定了政局， 為化解英國深陷的財政和經濟危機開啟了道路。看英國人從舌劍唇槍到密室談判的政治博弈，看英國人既維持一己和一黨之私，又考慮國家利益的平衡遊戲，看英國 人輕鬆化解精英爭鬥危機的智慧，有人可能以為不足為奇，誰都會玩。
不是的，英國的政治博弈不要說動輒你死我活的小農國度玩不了，即使是其他民主國家，也不一定能操作得如斯圓熟順利，數日之間，消解潛在的危機於無形。妥協說易行難，要不要妥協，何時妥協，如何妥協，在在考驗智慧。
三種可能
對於議會民主之母的英國而言，如此結局，可說是理所當然。須知，在英國，由於選民踴躍，一些地方當局準備不足，投票日發生數以百計的選民到晚上十時投票站關閉前沒有能投票即屬重大醜聞，傳遍全球，許多由英國前殖民地前來的觀察員趁機猛踩。
英 國政治比其他國家難於操作的地方，在於沒有整套的成文憲法。以政制為例，政府由何人組閣，如何組成，只有慣例，沒有明文規定。英國實行的是議會民主制 （parliamentary democracy），不是總統制（儘管近年來漸有總統制的因素如唐寧街十號充斥首相帶來親信當幕僚而不在全部由職業官僚充任、電視辯論等），獲得國會下 議院多數議員支持的政黨黨魁即可組閣，上台執政。本月初大選之後，三黨不過半，怎麼辦？
理論上，第一種可能，最大黨保守黨可與自民黨組成聯 合政府執政。問題在於自民黨是左派政黨，意識形態方面和不少政策方面與右派的保守黨差距甚大。自民黨的許多元老和部分新進黨員對保守黨成見甚深，其中許多 人熱衷於同工黨結盟。提攜過克萊格的前黨魁阿斯當（Paddy Ashdown）以及其他前黨魁如甘乃迪（Charles Kennedy），闞貝爾（Sir Menzies Campbell）和現任副黨魁凱勃爾（Vincent Cable）都反對與保守黨結盟（吊詭的是，長期私底下與白高敦私通關節的凱勃爾卻臨門一腳，在自民黨議員關鍵會議上慷慨陳辭，支持與保守黨結盟）。保守 黨方面，也存在厭惡自民黨的右派，不願對其妥協，與之合作。
第二種可能，工黨可與自民黨（或加上其他小黨）組成聯合政府執政。此兩黨理念相近，兩黨中有許多人熱衷結成革新派聯盟，實現革新派的團結，以為此舉將使保守黨無法再獲得絕對多數議席執政，置保守黨於永遠的反對黨地位。
由 於兩黨議席加在一起還是不過半，為此，有人主張加上周邊（即蘇格蘭、北愛爾蘭和威爾斯）的民族主義政黨，結成所謂革新派彩虹聯盟（progressive rainbow alliance）。革新派果真結盟的話，工黨和白高敦不下台並不違憲，但是，道義上會受到質疑。英國嘴尖牙利的親保守黨小報在點票有了結果而白高敦沒有 立即認輸請辭時吵嚷起來，稱白高敦為（唐寧街十號） 的「竊居客」（squatter）。
執政優勢
第三，保守黨（或工黨與自民黨聯合）組成少數黨政府，取得他黨默契，不輕易啟動不信任投票推翻政府。少數黨政府在實際運作中困難重重，難於維持長時間的穩定。
雖然保守黨未能取得絕對多數議席，但是，該黨增加了九十餘席，成為第一大黨，擁有執政的道義優勢。自民黨黨魁克萊格在選戰期間曾表示，會首先與第一大黨談判組織聯合政府。他恪守承諾，在五月七日上午宣布願與保守黨談判組閣。
卡 梅倫做出積極回應，向自民黨提出「全面而公開的提議」，做出大量政策上的讓步。兩黨代表展開認真談判。與此同時，儘管由白高敦帶領的工黨喪失了九十多席， 卻不想立即交出權力，也向自民黨頻頻招手，白高敦親自與克萊格會面，與其他自民黨高層和元老接觸。白高敦顯然想留任，因為他堅信，只有他才能夠帶領英國擺 脫經濟困境；直到五月十日星期一宣布工黨代表與自民黨代表會談而他本人不會長期在位時，他還是表明要留任到今年秋天，甚至到國會本屆任期某個時候才引退。
務實政治家
此 際，英國輿論，尤其是親保守黨的報章譁然，認為白高敦「可恥」，稱克萊格為「兩面派」；小報以他們一貫的誇張，宣稱「一夜之間，英國由民主變成獨裁」。事 實上，不僅親保守黨報紙大肆喧嚷，更重要的是白高敦內閣一些重要成員反對工黨與自民黨結盟組成政府。兩位前任內政大臣韋俊安（John Reid）和白文傑（David Blunkett）公開講話，說這一結合對工黨，對國家皆無好處。工黨應該成為反對黨，認真反省自己，以後才會有機會再度執政。工黨與自民黨的談判沒有取 得結果，白高敦知道大勢已去，於五月十一日請辭。與他平時公開講演的僵硬姿態相反，決定卸任的白高敦簡短講話懇切、輕鬆而又不失尊嚴，卸下「第二份最重要 的工」，轉去做「第一份最重要的工」—為人夫，為人父。
大選前，許多英國人認為卡梅倫缺乏深度，不知道他到底追求什麼。所有了解他的人同 意，卡梅倫不是意底牢客（ideologue），而是務實的政治家。像許多伊頓生（Etonian），卡梅倫自信、幽默、敏捷和寬容。他在牛津的老師波格 達諾教授（Prof. Vernon Bogdanor）讚揚他是他教過的學生中最能幹之一，並說「他具有作為政治家的良好氣質：非常冷靜，臨危不亂，謀定而後動」。不過，值此動盪危困之際， 卡梅倫的政治蜜月可能不會長。當突發事件來襲時，才是考驗他的時刻。
2010年5月20日
面積只有三萬八千方公里的南亞小國不丹，雖然經濟不算富裕，但人民環保意識甚高。當地大街小巷十分乾淨，路邊滿是寫着「use me」的墨綠色垃圾桶，人們自覺地把垃圾分類放在不同的垃圾桶。為了環保，當地賓館飯店客房裏的垃圾筐從不套塑料袋。
不丹明令禁止商場和服務性場所使用塑料袋，若在商店購物只能用紙袋或布袋，如發現商店使用塑料袋便會重罰。
上學的孩子們大都提着放了午餐飯盒的編織筐。而在不丹首都的大街小巷基本上看不到拿手提塑料袋的人，大家自覺遵守國家規定，把環保看作每個人的責任。
不丹一面進行經濟現代化，一面保有強烈的環保意識，早在1969年頒布的森林法，便對保護森林有嚴格規定，包括任何人不許任意伐木，違者將被罰種植十棵小樹。目前不丹的森林覆蓋率一直保持在七成多，是南亞地區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儘管不丹並不算富有，但國民的「幸福指數」居世界前列，當地政府認為「國民生產總值」只是「國民幸福總值」的一個方面，要再加上保護和弘揚文化傳統、保護和持續利用環境，以及良好的行政管理，才能算幸福生活。聯合國在2005年頒授「地球衞士獎」予不丹。
2010年5月18日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 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 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 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 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 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 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 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 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 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 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主 建國之始
共 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 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 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 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線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 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 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 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員警。”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 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 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 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 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 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 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瑉（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複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複創造 了兩個漢語辭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複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 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 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 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著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 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 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 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 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 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分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 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復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佛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 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在「和諧社會」的口號高喊了五年之後，鋼叉進入了小學校園。連續幾起的行兇事件，讓所有父母與學校都陷入了恐慌。不安全感，從看似遙遠的煤礦、新疆的騷亂、慢性中毒的奶粉與疫苗，擴展到校園門口的砍殺。 在 一則關於深圳的新聞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員正手持鋼叉集體受訓，期望能制伏未來的對手；在北京，很多小學配備了一名警察、一名社會聯防、一名保安；在上 海，孩子們不再能自由在校園內追跑打鬧，他們被要求呆在教室裏。人們會逐漸感受到，軍事管制化的風潮向整個社會襲來。拉薩與烏魯木齊的模式不再遙遠——人 們心懷恐懼，期望街道上布滿警察。 中國社會像進入一條惡性發展的單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統的擴張成為社會疾病的主要來源，它窒息了商業創 新，敗壞了教育系統，造就了無窮的浪費，侵吞了中國人創造出的主要財富，摧毀了文化傳統，壓抑了輿論自由，逼迫拆遷戶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了安全感的 唯一來源，人們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數、壓低房屋價格、打擊腐敗、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政治人物已經熟練的玩弄這套遊戲。他們一方面縱容官僚 系統對於商業、社會、文化的無節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斷給出新的許諾：我們要給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嚴的生活。一種普遍性的思維混亂則瀰漫於中國社會。人們在 這一刻痛罵權錢交易、制度性腐敗，下一刻又盛讚專制體制的高效，它令中國迅速崛起；人們還會說，一切問題緣於地方官員，中央仍想為民做主，無奈政令出不了 中南海；或是中國如此龐大，哪能不加強管理。校園的悲劇，無疑會加劇這思維的混亂，社會恐慌令政府與警察變成了安全的象徵。但它能見效嗎？ 很 有可能，它像是「和諧社會」與「八榮八恥」的口號，你越大聲強調它，這個社會墮落得越迅速。五年以來，「和諧」只停留在報紙與電視上，而「榮恥觀」則只存 於官員的講話裏。讓我們正視這個現實吧。中國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危機，主要緣於官僚系統的膨脹，它只能加劇問題的惡化，而非帶來解決方案。在福建南平、江蘇 泰州，兇手令人憤然，但是官員的反應同樣令人髮指，他們甚至拒絕家長做最後的探望，更期望遮蔽孩子們的死亡，因為它可能影響到「和諧社會」，丟掉自己的官 位。 官僚系統信奉的是徹底的虛無主義，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比眼前的權力更重要，生命、尊嚴、自由，都毫無價值，最多是一種技術手段。那怎樣能指望他們來保護任何人？ 五 年來，對意識形態的重新強調，繼續加劇了虛無與犬儒主義的盛行。「和諧社會」變成了輿論控制的新藉口，媒體的揭露與監督能力進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統更 為傲慢。國有化浪潮，則使官僚系統變成了權力與金錢的共同化身，它令整個社會越發依附於官僚系統。政治人物操縱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浪潮，化解政治改革的 壓力，把它變成了民族主義甚至漢族沙文主義的狂熱。而與此同時，所有的社會組織都遭遇了嚴重的打擊，因此多元價值觀無法建立。它正在催生這樣一種現實，作 為普通人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帶被蕩平了，只剩下單獨的個體和龐大的官僚。也沒有組織能為普通人緩解壓力、聚合力量，來共同對抗難題；你只能依賴於政府組織。 所以，加入國有系統分一杯羹，加入民族主義狂熱暫享片刻的虛榮、忘記孤獨，變成了自然的選擇。 但也因此，官僚系統的邏輯開始支配整個社會 與每個人。自發性、獨立性消失了，個人也不覺得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社會不僅變得越來越不安全，也變得越來越乏味，越來越喪失創造力與同情心。言論與 行為的極端化，在這片荒漠上則迅速生長，人人都陷入心理失衡。似乎生活中只有兩種角色，成為壓迫者或是被壓迫者。 我們正在陷入飲鴆止渴的 怪圈。社會越來越官僚化，人們的自主性減弱，社會的黏合度與信任度繼續降低，人們將期望政府來解決更多的問題，政府則更加膨脹、傲慢與官僚化。而政府所能 做僅僅是為騷亂者身上貼上「疆獨」與「藏獨」的標籤，指責兇手是「精神病患者」，生產更多的鋼叉、發展更多的警察，讓這個社會更加窒息，產生出更多的迷狂 者。 倘若政治領導人真有某種抱負，他應該意識到給予社會以自由，才是對抗他也無法控制的官僚系統的真正手段，只有讓爭論浮出水面，才是通 往和諧社會的前提。倘若人們真的要保衛自己的生活，我們就必須要進行一場艱苦的重建社會的旅程。媒體要爭取更多的自由，暴露更多的不公，探討社會危機的深 層原因，孤立的個體們締結各種社會組織，為彼此提供幫助。安全、民主、個人自由，都依賴於每個人的爭取，賞賜而來的東西永遠不真的屬於我們自己。■ |
立法精神應支持
但勿一竹篙打一船人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浮出水面而且激化，其成因錯綜複雜，未必如表面所見的那麼簡單。以貧富差距擴大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指出，自 1980年代始，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資訊科技的發展及新興經濟釋放出大批的勞動力，導致歐美等發達國家普遍都出現勞工收入在GDP中所佔比例下降的趨 勢，其中低技術勞工所受的影響尤甚。由此可見，基層勞工收入的提高速度落後於經濟增長絕非本港獨有的現象。再者，隨覑香港經濟轉型，大量低技術的勞動力流 入服務業的基層職位，例如清潔、搬運、保安、餐飲等；加上本港每年接受的三至五萬名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人士中，低技術的勞動人口比例亦高於整體勞動人口，更令這些行業因為供過於求而自然出現工資偏低的情。
無論是以競爭法締造公平的巿場環境或者以最低工資確保工人獲得合理報酬，立法的精神本應予以支持。但若將問題的根源簡單化，甚至「一竹篙打一船人」 式地歸咎於商界，除了不能對症下藥之外，更會衍生昂貴的社會成本。最低工資本來理應可幫助紓緩社會矛盾，但在最近對最低工資水平的討論中，出現了壁壘分明 的爭拗、上綱上線式的指摘，這不但無助解決階層矛盾，反而更令社會分化。
隨覑最低工資的討論趨於政治化，對極少數商家的不滿亦擴大成對整個商界的不信任。在反商情緒的蔓延下，最感無奈的莫過於廣大中小企業。絕大多數的中 小企胼手胝足，自力更生；亦無任何市場支配地位可以影響商品價格或工資水平。但以中小企佔全港企業總數超過九成以上及聘用了約五成的私營機構僱員的比例來 看，他們不可避免會是任何新增營商法規的最主要受眾。
平情而論，引入最低工資對具一定規模的公司和大企業的影響輕微，或者說處於可承受的範圍之內；但對於許多小型並往往以家庭式經營的食店、零售店和其 他小店舖來說，其潛在的影響就直接而且顯著。工資在小企業的經營成本中往往佔較高比重，加之本來就已競爭劇烈、利潤微薄，一般的成本上漲都有壓力要 透過提價向消費者轉移，甚至要瘦身裁員。這些中小企業提供的主要是廉價的本地服務，客戶以低收入的消費者居多，員工多屬基層人士。由此可見，最低工資主要 的持份者，絕非大企業及有規模企業，亦非絕大部分（佔在職人士八成或以上）的僱員，而是小企業、基層工人及基層消費者。所以最低工資的釐定，絕不應視為勞 資角力，亦更不是制衡大財團的工具。
魔鬼藏於細節
小心競爭法打虎不成害了中小企
競爭法的原意旨在締造公平市場環境，本應對中小企有利。但「魔鬼藏於細節」（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若立法細則掌握不當，競爭法的效果可能是大老虎打不成，反而令中小企遭殃。原因是在任何的商業訴訟，財雄勢大的企業很容易全身而退，甚 至可以利用競爭法，借打擊反競爭行為之名，對付競爭對手，特別是較弱小的企業。
近期一些人士要求將貿易發展局納入競爭法監管範圍的呼聲漸高，令我們更要提高警覺，在立法的過程中應避免法例可能帶來的反效果。眾所周知，中小企業 是貿發局展覽會的主要顧客群。試想若以競爭法規管貿發局的展覽活動，則其津貼中小企業的優惠收費便可能被指摘為「掠奪性訂價」，為展覽會提供的配套增值服 務則會被加上「綑綁式銷售」的帽子；如果貿發局最終為了「避瓜防李」而減少讓利的措施甚至退出展覽市場，直接蒙受損失的無疑將會是本港的中小企業，特別是 近年已舉步維艱的經營出口加工貿易的中小企。
必須強調的是，最低工資和競爭法的兩項立法，必須嚴格落實其立法原意，才能有效回應社會的訴求。市民支持競爭法的緣由，是希望確保個別行業如超市、油站、商場及地產發展等有公平的營商環境，而這些行業中小企基本上無緣涉足。最低工資水平的平衡點就是要在盡力保障
工人基本權益的前提下，避免對創造大批基層就業的中小企帶來重大衝擊；這樣，本應紓緩就業貧窮的最低工資才不會適得其反，造就失業貧窮。
在當前本港的社會生態下，中小企業很容易會淪為利益紛爭的夾心階層。筆者希望各界在討論競爭法和最低工資時，能多些體察中小企的心聲。大部分中小企 業東主，處於社會階梯的中產階級，當中不少是仍在掙扎的創業者或者自僱人士；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社會環境，是保持本港經濟活力的前提，亦關乎社 會流動機制的正常運作，更是維繫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一環。
（*黃友嘉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參與公共政策研究逾20年；現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香港浸會大學校董及商學院兼任教授，並為多個香港工商及專業協會撰寫研究報告。）
*黃友嘉
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上海这样如此精准地消化艺术，并且如此国际化地雕琢着自己的形象。说到上海的外壳，我们总是充满了一种自豪，一 夜之间，会多出很多尖状物式的建筑，而在楼与楼的阴影里，又有太多太多如泣如诉的伊莎贝拉式的爱情故事的存在。往往上海物质化的一面，让人忽略了那些为生 计而奋斗的白领们早年曾经打下的文艺情结，一旦这座城市艺术的潮汐能够倒流，那么诸如1933老场坊这样的时尚景观将布满城市每一个角落。
上海人天性中更适合吸纳，他们的艺术涵养之高足以让全世界的精品文化到此集中展览，他们像是一群温文尔雅的收藏客，而不屑在皇家城墙外 粗犷又精明地叫嚣着艺术口号。他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搬走外白渡桥去修理，如同从典雅的手臂上取下一块昂贵的手表，而让人清理掉肉眼看不到的灰尘。
上海艺术的另一个名词叫嫁接，早年陈逸飞吹笛、弹琵琶的新仕女图，是嫁接；后来在外滩洋建筑上标出的从外滩1号到外滩18号的新门牌，也是嫁接；最离奇的嫁接恐怕要数——利用工部局屠宰场的场所而再造的时尚地标——1933老场坊。终于有一天，这座曾以十里洋场而闻名的城市不断扩大着声色世界的版图，其结果是租界时代留下的“上只角”和“下只角”的高低档地域之分被彻底打破。
上海人其实是标新不立异的，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底蕴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人和商人打造的，那种被老克勒的光晕照耀下的上海新文艺，其最精彩的部分还是一种格调、一种档次的营造。所以，这座城市永远察觉不到沧桑，即使旧了也怀在心里面。
看上去上海只有被外来文化淹没的危险，但实际上它很顽强，一些因为季节而造成的独有品质也巍然不动。在江南的风景里，晒黄梅是特有的，其实这里面还意味着它经得起霉，“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周作人的描述也许不适合这个早就无雪的城市，但往内的收敛使它极致、考究和奇葩般盛开。
这座城市依然保留着各种带来回忆的地方，它们是一代代人共同的享受之地，也是一代代人体面地生存的僻静角落，甚至在一大片高大的新楼下孤独地存在着。因为 有太多的近现代伟人与奇人曾经生活在这里，也因为有太多的冒险史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关于老上海的追述已经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带有夸张的狂想录。海上掌故，这 个可以找到对应建筑物的城市铭记学也正在发扬光大。
华山路上的黑竹篱笆，徐家汇绿地的小红楼，陆家嘴路160号 那陈列着陆家嘴开发史的雕花楼……这些地方看上去存在得非常突兀，就像一个被挖掘光躯体的心脏继续跳动着上个世纪的心跳。但它是被重新换装的旧物，让目睹 者有一种历史感。很多时候，历史的消亡是因为新鲜事物的排山倒海而来，上海是曾经诞生“孤岛”的地方，它所有精彩的回忆也是在沉睡后串起来的。有一天，你 会感谢那些东方明珠的被保存，它们之所以被挤压到最小的空间里，正因为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不可阻挡。
总觉得上海是储藏老照片最多的地方，人们有这样的习惯：沉浸在享受之后，记录点什么。它的诱惑是无比的，只要你在淮海路上驻足十分钟，你就知道这里是有无 数尤物的，在细风中体味几乎可以磨灭这座城市的雄性力量，它有一种婉转的高级，它有一种提炼到骨头深处的华丽，它永远有被静态叙述的功能，它是这样一个神 话：无需创作加工就是艺术。有时候，这是一种甜蜜的暗流，有时候，又是一种不带攻击性的聊天，灯红酒绿，神经在一阵微笑或者一次走神中震颤。
上海，永远会在新旧之间找到平衡，会在物质的光洁度中激起艺术的冲动，尽管它更是优雅的身体，是幽雅的深处。它的城市文化地图也始终在快乐地鸣叫，它甚至本身是一件可供细细品尝的艺术品。
有一个人，在百年前做过一个在浦东开世博会的梦。这样奇幻的梦，有很多上海人一直在做，直到老死。
2010年5月12日
健康人生
電鎖「啪」的一聲響起來，伴隨着的是急速的腳步。背着厚厚的背包，肩上掛着一米多長的畫筒，還有一袋環保袋物件，和她簡便的服裝有着強烈的對比。
從她的臉上還找不到皺紋，看上去才三十有餘，可是她告訴我：「我想看看肩膀，是鄭博士介紹我來的，他說你把他治好了。我的肩膀也痛了很久，找過很多 醫生看過，物理治療也做了很多，可是還是痛，是不是因為我接近五十歲了，所以就有五十肩？是不是每一個五十歲的人都會有的？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有啊！你看看 我這是不是五十肩，是不是有了就不能好？我已經沒有辦法了。」我瞧了瞧電腦上她的個人資料，「咦，她真的是差一歲就步進五旬的區域了，怎麼看起來不像呢？ 現代人還保養的真好。」
我先讓她冷靜下來，說：「五十肩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得病的患者多為五十來歲的人，但是真的不是像你所說的五十歲就一定會有的，它也不是一個人生必經 的病理階段。」她搶着說：「那怎麼我會有啊，我很多朋友都有了，有些醫生說自己會好的，可是我就沒有好，唉，我的肩膀不能動，很煩人哩！」
我繼續說：「是的，五十肩是一個常見病，在某些書本上是寫着自己能在一年左右痊癒，但是在我臨床工作所見，病人在沒有任何治療方案下，能自我痊癒的 好像微乎其微。要自我痊癒，需要每天都做運動，加強鍛煉，可是在香港緊湊而忙碌的生活中，有時間做適當運動的人卻很少。我想這是不能自我痊癒的原因之一。 但是真的，五十肩並不是每一個年滿五十歲的人就會獲得的獎品。」
她說：「我是畫畫的，我的肩膀這樣，我很辛苦啊，而且還不止，現在連頸項也緊起來了，是不是我的五十肩影響了頸項，所以連脖子也發病了。」
條口透承山
我接着說：「你的肩膀痛並不會影響你的脖子，而是你長期低頭畫畫，太用功了，造成了脖子也勞損了，加上多年來的頸椎退化現象，因此頸項、肩膀都開始 發病了。很多人都認為哪裏先痛那裏就是病的源頭，其實不然，頸椎能引起的病比肩膀局部的病還要多。但是這次我會把你的頸項也一次治療的。請放心。」
我想，對於一位畫家來說，肩膀的不適讓她的創作不能瀟灑自如，流麗有勁，我惟有使出林老師教我的透刺針法配合運動針法：「條口透承山」。同時，我也 希望能改變她對針灸的負面看法，好吧！我將要使出「條口透承山」了。我從一次性消毒排針中迅速拔出七十五毫米的三寸長針，我以迅速進針法飛針刺向條口穴， 問她：「痛嗎？」她說：「不痛！」「好吧，接下來可能會有麻痹感和觸電感直向腳底放射，你害怕嗎？」她說：「不怕！」我將針向小腿後方承山穴推進，她馬上 感覺到觸電麻痹感，整個人都顫抖起來：「啊！好麻啊！」我囑咐她深呼吸，在繼續暈針，以加強針感，作捻轉和提插法後，我讓她轉動頭部，然後讓她提起肩膀， 她說：「咦，怎麼這麼神啊，咦，鄭博士所講的是真的耶。你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我說：「不是我神，而是針灸神奇，其實針灸也是一種科學，只是現代人接觸得比較少，知道這方面的知識少，才不知道而已。實際上是很普通的事情。」但 是她還接着說：「我做了很多不同的治療，什麼也做過了，但是還是不行，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說：「現在先給你疏導了經絡的阻滯，暢通經絡的傳導，你繼續做 我剛剛教你的運動。呆會兒，我還要在你的局部下針，這樣才能較全面的給你治療，不要肩膀好了，頸項又痛起來了。」她說：「好好，我現在好很多了，我之前都 不能轉動、提起，現在胳膊的聲響也較少了，脖子鬆了很多，真不敢相信。」我說：「那你繼續運動，我等一下再找你。」
處理了其他病人後，我再看看她，她對我點了點頭，示意對療效的滿意，我給她出針後讓她側身躺到治療床上，針她的脖子和肩膀，再連接上電針儀器。由於 她的脖子上的前斜角肌的頸項端有壓痛，從第一頸椎的外側至牽扯至第一胸椎棘突處，導致肩背、脖子疼痛，轉動時疼痛加重，從而影響了整個肩膀和脖子的運動功 能。因而，脖子的外側也需要下針，肩膀的三角肌上配肩三針，頸夾脊穴，風池。
內因與外因
她所患的是肩關節周圍炎，簡稱肩周炎，發病年齡大多四十歲以上，女性發病率略高於男性，且多為體力勞動者。由於五十歲左右的人易患此病，所以又稱為 五十肩。肩周炎祖國醫學稱之為「漏肩風」、「凍結肩」、「五十肩」等，是以肩關節疼痛為主，先呈陣發性酸痛，繼之發生運動障礙的一種常見病、多發病。肩周 炎患者，自覺有冷氣進入肩部，也有患者感覺有涼氣從肩關節內部向外冒出，故又稱「漏肩風」。其病變特點是廣泛，即疼痛廣泛、功能受限廣泛、壓痛廣泛。
它是肩關節周圍肌肉、韌帶、肌腱、滑囊、關節囊等軟組織損傷、退變而引起的關節囊和關節周圍軟組織的一種慢性無菌性炎症。它的臨床表現為起病緩慢， 病程較長。肩部的疼痛，可為陣發性或持續性，急性期時疼痛劇烈，夜間加重，活動與休息均可出現，嚴重者有觸痛，疼痛時汗出難耐，不得安睡，部分病人疼痛可 向前臂或頸部放射。肩關節活動受限，尤以外展、外旋、後伸障礙顯著，病情嚴重者不能刷牙、洗臉、梳頭、脫衣、插衣兜等，甚至局部肌肉萎縮等。肩周炎的發病 首先發生一側肩部疼痛、酸痛或跳痛，夜間痛甚，初起因畏痛而不敢活動，久則產生粘連和攣縮，活動受限，尤以外展、上舉、背伸時明顯，甚者肩關節失去活動能 力。主要症狀是肩痛，有時放射到上臂，夜間疼痛明顯，肩關節活動受限，影響洗臉、背手、梳頭和穿衣等，給患者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
中醫學認為肩周炎的形成有內、外兩個因素。內因是年老體弱，肝腎不足，氣血虧虛。外因是風寒濕邪，外傷及慢性勞損。另外，肩部的骨折、脫位，臂部或前臂的骨折，或因固定肩部時間太長或在固定期間不注意肩關節的功能鍛煉亦可誘發關節炎。
作者為香港註冊中醫師、中國國家執業中醫師、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文 嚴耀堅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 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 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 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 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 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 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 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 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 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 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 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 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 （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 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 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 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 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 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 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 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 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 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到北京最高學府進修
據廣州《南方周末》雜誌報道，今年廳局官員「校園計劃」是根據中組部下發的文件而展開的，來自中央黨政系統等15個部門的2000多名廳局級官員， 被強令在黨政軍三大「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和國防大學，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4所高校學習，並必須完成規 定的「自主選學」任務。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馮惠玲說，原以為官員更傾向於去黨校和行政學院學習，那裏培訓往往與提拔相關，如今開班效果超出預期。報名人數在前三位的講座均來自北大，分別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與老莊智慧」、「佛教禪宗與人生」。
周易禪宗講座最熱門
報道稱，最受觀迎的專題班是「學術超女」于丹在北師大講的「傳統文化與治國之道」，報名者達155人，依次是國防大學的「國家安全與軍隊建設」，北大的「管理心理與創新思維」、「領導力與管理智慧」和「民族與宗教」。
中央黨校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對記者表示，廳局級官員可說是中共下一代幹部儲備，為中共「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做準備。今次試點有兩個目的：一是打破黨政幹部舊有培訓模式，進行企業MBA式嘗試；二是廳局級官員統一培訓統一考核，以杜絕高官各種高學歷滿天飛現象。
常為省部級官員培訓的人大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正走向復興，肯定會影響「十八大」及以後幹部思維方式和領導方法，今次官員高校進修首選 《周易》反映了現今官場的形態。
2010年5月6日
生活在大都市，高速的經濟發展使我們漸與大自然疏遠，天上一片藍，大地一片綠，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本版將為綠色生活打開一扇窗，由漁護署專家引領下，讓大家認識、了解和欣賞與大自然接觸的樂趣，以及如何建立無害而和諧的生活。
「剛才在郊野公園晨運時發現有些樹被鋸掉，難道有人非法砍伐？」
「這些陪伴我們已有數十載的老樹怎麼會被砍？真令人心痛！」
「雖然這些樹木長得密密麻麻，卻只是一根根幼枝，了無生氣，政府不為樹木施肥，還把它們砍掉，實在太過分了！」
以上的對話反映市民愛樹心切，加上樹木遭受破壞的報道又時有所聞，難怪他們見到郊野公園內有人砍伐樹木會產生如此反應和疑問。
為郊野林木「增值」
其實，在郊野公園內有計劃地砍伐樹木的，正是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管理郊野公園的工作人員。漁護署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護理樹木，砍樹豈不是與部門的使命背道而馳？
香 港雖然有「石屎森林」之稱，但約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已劃作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對於不少人來說，綠林處處的郊野公園是香港的後花園，大家可以拋開煩囂都市生 活的緊張，享受大自然帶來的寧靜和諧。不過，樹木是生物，同樣會經歷生老病死，這是生態循環的一部分。經過多年拓展，本港的植林區亦漸漸呈現各樣問題：樹 木品種較單一及以外來品種為主，未能滿足本地野生動物覓食及棲息的需要；大批樹木同時老化、樹林生態難以持續發展；樹木生長過密、窒礙了其他樹種在林內自 然繁衍；以及樹林景觀較為單調等。缺乏生命力的植林環境，其生態價值也難以提升。有見及此，漁護署自去年年底開始，推行郊野公園植林優化計劃，希望為郊野 公園林木增值的同時，並達到以下目標：
一、改善林地生態環境；二、提高本地動植物品種的多樣性；三、讓林地樹木健康成長，自然繁衍；四、增加本地樹種種子的產量；五、提升林地景致吸引力；六、減低大型蟲害發生的機會。
植林優化計劃的首要工作，是進行有系統的植林區調查，確立需要優化的林區分布、範圍和現在的生境狀況，然後安排先後次序，有系統地全面改善現有的植林區，整體提升郊野公園的生態價值。
已確立優化次序的林區，將在秋、冬季進行疏伐工作，將植林中壞死、老化及生長過密的樹木砍掉，並於隨後的春季在林內補植適量的本地樹木幼苗，讓它們在餘下林木庇蔭下逐漸成長，長遠更替整幅植林。
外來品種的光榮任務
香 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部分的樹木都被砍下作燃料之用。許多山頭一片光禿，山嶺盡變劣地，土壤侵蝕問題嚴重。在劣地上，泥土極之稀薄，水分及養分絕無 僅有。在戰後，植林計劃的首項任務是要盡快使荒蕪之地蓋上植被，藉樹木扎根，減少水土流失，重建土壤的生命力。為此，當年挑選作植林的都是生長迅速及能抵 禦惡劣環境的外來先鋒樹種，最為人熟悉的要算是「林務三寶」——即台灣相思（Acacia confuse）、紅膠木（Lophostemon confertus）和愛氏松（Pinus elliottii）。其他生長迅速的外來品種如木麻黃（Casuarina equisetifolia）、桉樹（Eucalyptus species）、白千層（Melaleuca quinquenervia）、耳果相思（Acacia auriculiformis）及大葉相思（Acacia mangium）等均有大量種植。現在，樹齡達數十年的植林區在郊野公園觸目皆是，它們一大片、一大片地覆蓋着山坡，樹木排列整齊有序。上世紀五十年代， 全港的林地只佔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四，時至今日，這數字已上升至百分之十七以上，成績驕人。
這些人工種植的林木不但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還逐 步改善了植林區內的環境質素，例如樹木掉落的葉子可令土壤的有機物及涵養水分能力增加，而樹木的覆蓋可保持林內溫度及濕度較穩定。此外，木麻黃和相思屬品 種更能改善土壤的養分。這些樹的根部都長有「根瘤菌」，一般生活在土壤中，當土壤有相應的植物生長時，這種菌會迅速令植物的根部形成「根瘤」，並起固氮作 用，把空氣中的氮氣轉化為植物能吸收的氮化物，逐步增加土壤的含氮量，對改善貧瘠土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外來品種建立的植林區，大部分 原為荒野劣地，經十多至數十年的光景，土壤質素及微氣候等環境元素已漸漸得到改善，為較「講究」生長條件的本地品種提供生長空間。植林優化計劃所種植的樹 苗都是由漁護署大棠苗圃培育的。該苗圃每年可生產逾六十萬株、包含超過七十個品種的幼苗，當中達百分之七十為本地品種，是計劃的重要起步點。計劃常選的本 地品種包括：樹形高大且優美的樟樹、冬季葉片泛紅的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能綻放黃蕊白花的大頭茶（Gordonia axillaris），以及水翁（Cleistocalyx operculata）、餘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潤楠屬 （Machilus species） 及殼斗科 （Species of fagaceae） 樹木，它們的果子深得野生動物喜愛。
循環不息孕育生機
砍 伐樹木往往令人聯想起只為滿足人類利益的行為，植林優化計劃的砍伐卻是以加快修復大自然生態為目的，亦會帶來不少好處。首先，植林裏的外來品種樹木已達成 防止水土流失這項光榮歷史任務，砍樹後所騰出的空間可讓本地品種樹木生長；此外，本地品種樹木能吸引更多本地野生動物棲息，牠們又可幫助樹木傳播種子，促 進林木自然繁衍，持續發展；最後，砍下的樹木會堆放在郊野公園合適的自然環境裏，讓其自然腐化，釋放養分，重歸泥土，供其他植物吸收生長。
無 論是遠足、野餐、露營、漫步、看風景、寫生或野外考察，香港的郊野公園近在咫尺，是市民及遊客接觸大自然的好去處。環境條件較佳的地點如河谷和低地平原均 已繁衍出以本地品種為主的次生林，而早期透過大規模植林計劃控制水土流失的地點，亦已漸漸「收復失地」，緊接下來的，正是質量並重的植林優化工作，重點改 善植林之生境，豐富生物多樣性和提升林地景致美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市民和遊客均可在不同的郊野公園地點欣賞到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和隨季節變化的自然景 色。在香港賞紅葉，不再是天方夜譚的念頭，而是指日可待的景象！
文 魏遠娥、林建新、黃兆佳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科
細意感受身邊事物，回歸自然，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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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4日
資 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使用，在於避免閒置及方便交易，務求土地發揮生產力及增值力。傳統農業社會則注重產權穩定及繼承長久，保存宗族及村社，避免人口遷徙，成 語所謂安土重遷。是故，由王朝中國直至民國，國人的地權都是子孫永享的永業地權，與英國往昔為了驅趕農民入城及避免土地閒置的租借地權不同。
英國佔領香港之後，取消清朝的永業地權，全港都是租借地；大陸成立共產政權之後，取消國人的永業地權，土地悉數歸公，開發改革之後，借用香港的土地 概念，行使租借地權的概念。經歷殖民統治及共產統治的意外衝擊，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可謂連根拔起，國人走入以土地之短期用值而非土地長久用值的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
房產閒置 浪費生產力
於文化而言，這是災難性的打擊；於經濟發展而言，這是意外收穫。然則，文化重於經濟，經濟生產力上有意外收穫，補償不了文化的永久喪失。幾乎可以斷 言，中國將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奴隸。此是後話了。迫切要談的，是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之後的高地價政策並未發揮資本主義鼓吹的土地使用效率，以致香 港物業炒賣便利，但閒置的新建樓房、鬧市舖位及廢棄公共建築物甚多。
物業的交換價值、投資價值充分照顧到了，但使用價值卻忽略了，而由於香港地少人多，物業價格高昂卻又使用不足，大大削弱香港的生產力及競爭力。為了促進物業的使用，開始向商舖及新建樓宇徵收物業空置稅，慢慢推廣到其他物業，是一個可考慮的政策。
我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主張港府應該徵收物業空置稅。當時政府正擱置大量居屋單位之出售、卻又不將之租出，某些地產商長年持有空置的新建樓宇單位，善價而沽，一等十年也有的。當年的呼籲，得不到輿論半點回應，是意料中事。
可以說，哪個政黨或評論人敢膽提出物業空置稅，保證在香港無運行。因為物業空置稅之於地產財閥，正如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之於僱主一樣，是真正達致公平博弈的手段，威力非同小可，絕非什麼九招十二式、什麼最低工資可比的。
二○○一年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報章提一下物業空置稅，這次也不例外，不過，這次要強調的，是此稅項只是租客與業主之間公平博弈的手段，不一定損害 業主或發展商的利益，而且對香港的生產力整體有益。香港政府是否全民政府、共和政府，還是地產商的政府、私利政府，從對物業空置稅的態度、對公平競爭法和 工人集體談判權的態度，很容易看得出來。
土地是有限的天然資源，其價值有如農產品、食水和石油，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這些天然資源被人長期囤積居奇、坐地起價的，香港政府長期囤積土地（也 是閒置土地的行為）和閒置物業的行為是例外了，因為港府主政的公務員缺乏民主制衡，他們不單只怠惰，而且追逐私利（self-interest）。
租客在業權上失勢
租客對於業主，在業權和資訊上都是失勢的，假若租戶的需求高而業主有聯合叫價的共識，租戶便要被迫繳交高租金，而業主是可以長期閒置物業，吊高來 賣，除了損失閒置期間的租金收入之外，是不須額外付出成本的。只要聯合叫價的共識夠強而日後索取的預期租金夠高，業主是會長期吊高來賣的。至於市值租金， 由於租務的交易不夠多，而且租金的換值（索取的租金）經常高於租客的用值（願意或能夠支付的租金），市值租金是受到業主一方擺布的，不能真正代表租客的支 付能力。
使用價值與投資價值並重
物業首先的價值是使用價值，其次才是投資價值。然而，香港的物業過分重視後者而忽視前者，令致社會蒙受損失。為了避免物業長期閒置而浪費生產力，為 了刺激租務交易而使到市值租金可以反映租客的真實支付能力，也為了租賃者在租金的談判博弈之中得回足夠的議價能力，很多政府都引入物業空置稅。
舉例說，如果物業空置稅釐定於房價的百分之零點一，按月徵收，一間市值一百萬元的物業，空置稅就是一千元。如果業主將之出租，即使是三數月的短期租 約，租出去就毋須交稅，即使只是一千元一個月的低租金，也避免交稅一千元，假若空置，則要交稅一千元。實際的例子，假若有物業空置稅的額外成本支出，領匯 不敢空置公屋商場單位過久，而租客也可聯手等待租金下跌至可以承受的水平，彼此公平博弈，真正的市值租金便出來了。
物業空置稅對於業主及投資者不一定是壞事，租務市場激活了，租客多了選擇，業主的叫價能力無疑削弱了，但租出及收回物業卻方便了，閒置期間的收益可 以保證，而且可以藉著較常更換租客而獲得高租金，而所謂高租金，並非業主聯合叫價而得到的、超乎租客支付能力的租金，而是有生產力的租客可以真實有能力支 付的租金。這樣便可以保證租客的業務穩定，不會經常倒閉，有利於長期的租務收益。當然，如果商舖業主是短炒為主的，當然希望租金可以維持在超高的水平而出 賣物業，而這個超高的租金水平是業主用聯合叫價扯高的、不合理的。
故此，物業空置稅可以平抑炒賣行為。對於長期持有物業的業主及長期租用住所或商舖的租客，物業空置稅是有利的。這也是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採用此稅的原 因。而假若租務市場活躍而博弈公平，市民是毋須急於置業的，甚至根本毋須置業的。很多歐洲人都是這樣的，這對人口的流動性及創意深有助力。
若由於租務市場不平等而大部分人為了安頓生計而被迫購買物業，眾生傷透腦筋，將大大削弱該社會的專業水平及創新能力—我們正目睹兩者在香港急速下跌。
當然，地產投機者可以舉出一百個市場原則來反駁此稅，政府更可以舉出一千個技術理由來推諉此稅。然而，我期待的，正如我每年提出此稅的言論時一樣，是全港輿論對此鴉雀無聲。
| 香港地產業長期合法欺騙，因為受到港府暗示性的縱容，腐蝕著香港的核心價值。 |
|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香 港政府近期提出的整頓樓市措施，從禁止樓層採用別號和其他不合邏輯的排序方式，到規管不良銷售手法及失實示範單位，與其說顯示了曾蔭權管治班子撥亂反正的 決心，倒不如說反映了多年來地產商無法無天的程度。的確，只有在甚麼都可以發生、怎麼搞都可以(anything goes)和視誠信如無物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氣氛之下，一個四十六層的樓盤，頂樓才會被標成八十八層。至於所謂「示範單位」，除了讓我們赤裸裸地看到地產商 的唯利是圖，以及生動地解釋了何謂「名正言順地說謊」(legalized lying)之外，還有甚麼示範價值，真是天曉得！地產商夠膽將他們的「經濟理性」發揮到這樣極致，跟長久以來政府給予其「暗示性的縱容」大有關係。 美 國史丹福大學一個心理學家於一九六九年進行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停在加州的中產階級社區，另一輛則停在罪案頻生的紐約貧民區。 停在貧民區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車頂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問津」。後來，心理學家用錘子把那輛車的 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不消幾個小時就不翼而飛。以這個實驗為基礎，犯罪學家提出「破窗效應」理論 (Break Pane Law)：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窗炉的玻璃，而這扇窗炉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會受到一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窗炉。久而久之，這些破窗炉 就給人造成一種無政府的感覺；而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氣氛中，犯罪就會滋生、壯大，由異數變成常態。 香港的地產商越來越肆無忌憚、指鹿為馬，跟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傳媒，以至買樓人士和一般市民——給予他們「暗示性的縱容」大有關係。道理很簡單：在一個一塵不染的地方，人們不好意思扔垃圾，但倘若垃圾隨處可見，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亂扔垃圾，並絲毫不覺得羞愧。 在 香港，地主——即土地擁有者——的利益向來高於一切，甚至凌駕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何特區政府忽然有了監管地產市場的政治意志？這大概是因為地產市場 已經發展到不得不監管、再不監管就會影響社會安定、衝擊政府管治的地步。這並非危言聳聽。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但中央對民主派和香港人不信任，使普選在香 港落實遙遙無期。此外，由於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抗拒，以及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文化差異，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無法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兩大源頭中支 取道德權威。結果，九七後香港政府的民望和認受性不升反跌，更遑論道德權威。 不過，香港還有一個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問題，對政 府的道德權威造成致命打擊。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arbiter of interests)，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 平競爭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 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因而若干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如佛利民（弗里德曼）將香港奉為自由市場典範，其實是美麗的誤會。香港政府強調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不過是要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麼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刀槍不入的「金鐘罩」保護而已。 最 近一年香港的樓價節節攀升，這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是一個壞消息。香港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多年來從賣地和賣樓中取得天文數字的利潤，做著一盤穩賺不賠生 意的地產商當然不會大舉涉足其他業務——這樣做的機會成本太大，其餘各行各業卻要擔起難以負荷的經營成本——香港核心區的鋪租和寫字樓租金貴得驚人。結果 香港變成了一隻只懂得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 誠然，香港專注發展地產，對社會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和異化效果並不 較澳門專注發展賭業為低。地產商多年來固然賺到肚滿腸肥，但他們把買得起樓的香港人變成樓奴，買不起樓的香港人變成怨聲載道的無殼蝸牛，又長期以一種鑽法 律空子賺錢的合法欺騙(legal fraud)方式營銷，在在都扭曲和腐蝕著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和社會和諧。現在，香港人終於對地產商和港府所代表的價值，說一句毫不含糊的 「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