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地產業長期合法欺騙，因為受到港府暗示性的縱容，腐蝕著香港的核心價值。 |
|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香 港政府近期提出的整頓樓市措施，從禁止樓層採用別號和其他不合邏輯的排序方式，到規管不良銷售手法及失實示範單位，與其說顯示了曾蔭權管治班子撥亂反正的 決心，倒不如說反映了多年來地產商無法無天的程度。的確，只有在甚麼都可以發生、怎麼搞都可以(anything goes)和視誠信如無物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氣氛之下，一個四十六層的樓盤，頂樓才會被標成八十八層。至於所謂「示範單位」，除了讓我們赤裸裸地看到地產商 的唯利是圖，以及生動地解釋了何謂「名正言順地說謊」(legalized lying)之外，還有甚麼示範價值，真是天曉得！地產商夠膽將他們的「經濟理性」發揮到這樣極致，跟長久以來政府給予其「暗示性的縱容」大有關係。 美 國史丹福大學一個心理學家於一九六九年進行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停在加州的中產階級社區，另一輛則停在罪案頻生的紐約貧民區。 停在貧民區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車頂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一個星期也「無人問津」。後來，心理學家用錘子把那輛車的 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呢，不消幾個小時就不翼而飛。以這個實驗為基礎，犯罪學家提出「破窗效應」理論 (Break Pane Law)：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窗炉的玻璃，而這扇窗炉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會受到一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窗炉。久而久之，這些破窗炉 就給人造成一種無政府的感覺；而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氣氛中，犯罪就會滋生、壯大，由異數變成常態。 香港的地產商越來越肆無忌憚、指鹿為馬，跟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傳媒，以至買樓人士和一般市民——給予他們「暗示性的縱容」大有關係。道理很簡單：在一個一塵不染的地方，人們不好意思扔垃圾，但倘若垃圾隨處可見，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亂扔垃圾，並絲毫不覺得羞愧。 在 香港，地主——即土地擁有者——的利益向來高於一切，甚至凌駕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何特區政府忽然有了監管地產市場的政治意志？這大概是因為地產市場 已經發展到不得不監管、再不監管就會影響社會安定、衝擊政府管治的地步。這並非危言聳聽。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但中央對民主派和香港人不信任，使普選在香 港落實遙遙無期。此外，由於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抗拒，以及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文化差異，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無法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兩大源頭中支 取道德權威。結果，九七後香港政府的民望和認受性不升反跌，更遑論道德權威。 不過，香港還有一個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問題，對政 府的道德權威造成致命打擊。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arbiter of interests)，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 平競爭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 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因而若干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如佛利民（弗里德曼）將香港奉為自由市場典範，其實是美麗的誤會。香港政府強調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不過是要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麼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刀槍不入的「金鐘罩」保護而已。 最 近一年香港的樓價節節攀升，這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是一個壞消息。香港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多年來從賣地和賣樓中取得天文數字的利潤，做著一盤穩賺不賠生 意的地產商當然不會大舉涉足其他業務——這樣做的機會成本太大，其餘各行各業卻要擔起難以負荷的經營成本——香港核心區的鋪租和寫字樓租金貴得驚人。結果 香港變成了一隻只懂得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 誠然，香港專注發展地產，對社會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和異化效果並不 較澳門專注發展賭業為低。地產商多年來固然賺到肚滿腸肥，但他們把買得起樓的香港人變成樓奴，買不起樓的香港人變成怨聲載道的無殼蝸牛，又長期以一種鑽法 律空子賺錢的合法欺騙(legal fraud)方式營銷，在在都扭曲和腐蝕著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和社會和諧。現在，香港人終於對地產商和港府所代表的價值，說一句毫不含糊的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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