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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11六夜27°C 74%:和平獎還請大統領另起爐竈! - 一年一度的諾獎猜謎遊戲只剩“經濟”了。 科學獎通常有盼望、少爭議。文學獎既有盼望也有爭議。最富爭議的是政治性的和平獎。但近年的遴選標準很清楚:“人權”!其餘免問。 經濟獎也多少帶點爭議,但近年已由十幾年前美國學者包辦,變成較多頒給歐洲學者,多少反映經濟哲學由右派的美式自由,轉向較左的歐式干...
    10 小時前
  • 刹车踏板断了,测评视频下架,国产车质量问题,竟成了政治问题? -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10-9 10月8日,汽车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V800制动测试视频:三辆全新未经改装的汽车,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小时至完全停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时,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相似。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
    16 小時前
  •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includes AI safety goals – Xinhua -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new broad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dopt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includes demands for establishing artifici...
    19 小時前
  • *The Castle* at Linseed Projects - September 13 – October 31, 2026
    1 天前
  • 【台北】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 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陳植棋自畫像(左,1930,東京藝術大學典藏),以及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右,1987,家屬收藏) 台灣美術史中重要的畫家有很多作品都是與西洋美術史中印象派的畫家"對齊"的,向日葵、花瓶、靜物、山,最重要的都是寫生實景不是虛構,而最重要自省的就是"...
    2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2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4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7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7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9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10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10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1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1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3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 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
    14 年前
  • 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
    15 年前
  • 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
    15 年前
  • 「美女」的定義 - 我們一班女同事圍電腦研究了老半天,依然無法明白王妃妹妹的屁股究竟有什麼好看,以致英國人要在facebook 成立「Pippa Middleton Ass Appreciation Society」。 「把照片放大一點……right……再放大一點……」Katie 對坐在電腦跟前的Emma 說: 「左看右看,實在...
    15 年前
  • 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 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
    20 年前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普通話不可獨大
12月28日 星期二 00:12
普通話來自明清之交的北京    官話,乃女真人及後期的滿洲人學習南京官話之後,簡化語音及增加外族語音而成。簡化語音方面,北京官話丟失了四聲之中的入聲(p、t、k結尾的音)和合口音(m音),讀舊時文章詩詞,不止味道全失,且是不得要領。增加語音方面,則是引入明顯的翹舌音(即是zh、ch和sh的開首輔音聲母),有助分辨某些發音類同的字,例如此(ci)和遲(chi)。總體而言,丟失的聲母和韻母太多,引入的聲母太少,在中文的辨義和音義關聯方面,得不償失。例如引入翹舌音的聲母,北京官話分辨了「此」和「遲」,但廣東話仍是可以用音韻將兩者分辨出來的。只是簡化語音之後,方便外省人和外族人學習,加上官方強力推行,北京官話乃成為中國的交流語。

然而,正因為北京官話是清朝乃至民國和中共政府用政治力量強行推廣的官方交流語,其流行程度不足以證明語言的社會選擇後果。例如嶺南的粵語(粵語),其語音之複雜及詞彙之古雅,遠高於客家話、閩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廣州人或廣州府衙也不強行推廣粵語,而粵語依然經得起悠久的社會選擇,流傳於兩廣、港澳及海外僑社。更且,粵語在流傳期間,在宋朝之後增加開首的鼻音(如「我」ngo5的ng音)、第十聲(高平聲),乃至在近代增加眾多的變調及語助詞。例如有了現代樓房之後,樓(lou4)下與落樓(lou2)、地下(ha2地面、街鋪)及地下(ha5地下室、地庫)的音變;有了現代媒體傳播之後,新的語助詞流行起來,例如嬌柔女子講的「係唔係嘅唧?」的「唧」字。

至於第十聲,則由第九聲分化出來。粵語之第九聲(陰平聲),在近代分出高降與低降兩音。箋注的箋(高平)和煎魚的煎(高降),是不同的調。方糖的方和荒唐的荒,是不同的調。例如罵人:「你真係荒唐嘅唧!」 荒字便很高音。命名烏頭、烏鴉的烏,和責罵人家烏龍的烏,也是前者低音,後者高音的。

故此語音之演化,有以複雜化、精密化為主的廣東話例子,也有以簡化為主的北京官話例子。文明的進路,有趨向簡化明朗的,也有趨向精密深邃的,中國南北語音有別,正顯示中國文化的多元生機。強行用北方的簡化明朗來淹沒南方精密深邃,是中國文化的大災難。更何況,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的語言簡化,令許多中文的音義關聯丟失了。共同語值得推廣,但卻不可以消滅方言,特別是消滅南方的精密古雅方言為代價的。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開卷看世界﹕宋朝文治與中國憲政 ——讀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明報)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香港俗人喜歡趕風潮。本年十一月,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在機場博覽館展覽了三個星期,觀眾接近一百萬人。張擇端的民俗風情畫,忽然成了中國最高的藝術精品,定名為「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風俗畫的境界不高,然而論到景物的佈局和定位,《清明上河圖》也有精巧之處。宋朝的畫師將景物定格,在畫卷上羅列,達致視野流轉和視覺均衡,然而這些卻被動畫版取消了。人物從關口行到城內,後面的空間卻無事物補充,形成難堪的空白或凌亂。

宋朝勝於唐朝

假若真的要動畫化,必須將跨媒體的呈現形式重新思考,將動態的景物重新佈局,這需要的不是一隊動畫製作人員,而是十幾個張擇端。在當今大陸,即使是出一個風俗畫師,也是不可能的事。《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也不是戲擬(parody),戲擬是有幽默感和諷刺意義的——例如在城內加幾家現代超市和地產經紀行,動畫版只是burlesque,惹笑的滑稽表演而已。宋朝的精緻風情畫,在今日變成滑稽表演,是中國文明的悲歌。

文化品味是政治開門、經濟繁榮、思想自由和道德氣節支撐起來的。文化品味是判斷一個朝代是否盛世的最高標準。中國文明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史學家陳寅恪如此判斷。唐朝承六朝之亂,仍是中國文明的中興期,不是全盛期。盛唐有科舉,但門閥、世族和武將藩鎮仍在,典章制度仍不穩固,文治武功只是曇花一現,頃刻之間,便是藩鎮混亂和朝臣與外戚傾軋。初唐仍有些名臣,往後的士人很多是追逐私利的。宋朝雖然武功積弱,但士人之氣自始至終都是旺盛的,即使蒙古 蠻夷滅宋之時,丞相文天祥寧死不降,陸秀夫背負宋帝在崖山投海自盡,隨宋帝跳海自殺、不受蒙古屈辱的軍民,有十萬之數,令蒙古大軍肅然起敬。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記述了這一幕。明朝出了許多吳三桂,宋朝卻是個沒有漢奸的朝代。

共和政治的萌芽

蕭書的第五章,「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值得細讀。

我們認識的宋朝,是《七俠五義》、《包公案》裏包公不畏強權、高舉正義的宋仁宗盛世,也有《水滸傳》描寫的宋徽宗的衰世。然而,由於《水滸傳》流行,宋徽宗的衰世便成了宋朝的共同記憶。然而,包公的宋朝盛世,足可稱道。宋太祖奪了後周柴氏的天下,立了誓約,後代登位之時,必須到此誓碑背誦其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而且「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即使是單方面的誓約,也約束了皇權。宋朝以文官治國,皇帝不得私自下旨,詔令必須得到宰相副署,宰相甚至可以過問帝王家事。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遇三位宰相相繼退休,趙匡胤想委任趙普為相,但無現任宰相副署,只好召開會議處理。朝臣建議效法唐代甘露事變之後宰相去世而必須臨時委任宰相的案例,由宰相之下的尚書副署,以便委任宰相。太祖認為不可。再次會議之後,決定用開封府尹副署,即是類似用首都市長副署的方法,解決此行政危機。蕭建生認為,宋朝中國已有了的共和政治的初階。

宋朝開始燒煤及以煤煉鐵,鼓勵商業,以營利稅收充實政費,因此可以增加進士的名額,官俸也極高,寒門子弟如歐陽修、范仲淹出士,生活富裕,可以人格獨立,不像唐朝的卑微,必須投靠世族。北宋的皇帝仁厚,官員上書論政或彈劾朝臣,從未受罰。士人互相砥礪氣節,即使結黨而爭,也是為了政策意見和天下利益而爭,並非為了私人利益,王安石、蘇東坡和司馬光之間黨爭,並不影響官員之間的君子情誼,落台者頂多是貶官和流放,不會遭受迫害。唐代的牛李黨爭,比諸宋朝,不可同日而語。

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人佔了六位;四大發明之中,有三項出自宋朝。然而,宋朝的文治、仁政和黨派共和並不牢固,皇室的私自誓約也不及英國 同期的《大憲章》一般,有約束力。《大憲章》是貴族與皇帝之間的盟約,約束君權,是近代憲政的開端。

長期抗衡,催生憲政

蕭建生在書首高舉聯合國 的《人權宣言》,以此來衡量中國文明,是無謂之舉。他寫宋朝的帝王誓約與英國的《大憲章》的比較,反而要著力一些。以我的讀史經驗而言,中國的大問題,在於憲政無從建立,大一統來得太急躁,摧毁了多元抗衡的力量。唐朝的盛世,是由於有漢末魏晉及南北朝的長期分裂所形成的地方藩鎮及京城世族的制衡,使得皇權受到約束,人才可以多出。宋朝的盛世也是承接五代十國的長期分裂而形成的多元制衡。然而,此種制衡由於缺乏憲政的保障,大一統之後,即使帝王自我約束權力,世族也慢慢被皇權吸納,經歷五六位帝王之後,便落入頑愚帝王和腐敗朝臣之手——例如宋徽宗及童貫、蔡京一類的朝臣。

近代中國之大患,也是滿清覆亡之後,分裂的時間太短,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南北對峙的局面由於日本 侵華、蘇聯干預而過早結束,不能形成長期的多元勢力抗衡,無法立下盟約以互相約束權力,從而開啟憲政。清亡之後,過早來臨的大一統,不論是統一於皇權或革命黨,於憲政之建設,大大不利。故此,觀察近年大陸地方勢力因爭奪利益而彼此對立,甚至有時抗拒北京 政令,即使是混亂而失序,反而是憲政誕生的契機。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歸亂而入正,此等黃老政術,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了。

文 陳雲

2010年12月8日 星期三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有益有建設性的「金錢實驗室」

010年12月9日
一、
《金錢實驗室的秘密—行為經濟學如何改進商業經營》,今年九月間由企鵝集團出版,作者陳其一,合撰者馬麗安.克列可夫斯基(Kay-Yut Chen and M. Krakovsky,《Secrets of the Moneylab—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Can Improve Your Business》。陳其一是物理學家、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的作者)和林雅尚(八四至九九年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伉儷的大公子,一九八四年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翌年赴美升學,入讀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學物理學系,受「金錢動機」(cash motivated)的引誘,成為該校經濟學教授查理.普洛德(C. Plott;對實驗經濟學貢獻甚大,○二年諾獎得主史密斯在領獎答謝詞中「點名」肯定他的成就)經濟實驗的「受試者」(subject)。何以物理系學生參與經濟學實驗?陳其一說純粹是「貪玩」和「有償」(「受試者」均有報酬)之故。在參加「有如與上帝博弈的實驗中」,他頓悟只要採用適當的「物質激勵」令「受試者」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決定,「人的大多數行為可以預測」(這似意味在特定情形下人會作出非理性決定),遂對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產生濃厚興趣,轉系投入普洛德門下並於一九九四年考取經濟學博士學位;是年,憑乃師的高度讚揚,陳其一獲聘為在業界首屈一指的信息科技公司惠普(Hewlett-Packard)的經濟學家(正式銜頭是「決策科技部主任科學家」),負責籌建全球第一家商業機構的「金錢實驗室」。

陳其一主持「金錢實驗室」至今十六七年,成績斐然,為公司創造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利潤(或為公司省下數以百萬計非必要的開支),同時令代理商、經銷商受惠,陳其一因此贏得「商業實驗經濟先生」(M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Business)之名;經《科學美國》、《金融時報》及《華爾街日報》報道,惠普「金錢實驗室」之名遠播,如今學步的公司,舉其犖犖大者,便有 eBay、谷歌及雅虎等。在這種背景下,《金錢實驗室的秘密》的出版,肯定會鼓勵更多企業成立公司內部目的在提高有關各方(生產商、分銷商及代理商等)「創富」效率的「實驗室」!
二、
經濟學的治學方法一向被視為是無法驗證的人文科學(Soft Science),與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之類可以通過實驗及客觀求證的「自然科學」(Hard Science)不同。這即是說,經濟學不能在受控制的環境下準確地預測「人的行為」或「市場反應」,這是因為經濟學家所作的假設時有偏差或客觀環境突變引起「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後果。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對比如消費者偏好、生產商及經銷者的成本及技術水平以至投資者對消息反應的假設可能脫離現實,因此即使計量經濟程式模型包羅萬有莫測高深錯綜複雜,亦無法絕對驗證經濟學理論的正確無誤,經濟學因而無法進入「硬科學」的殿堂。有鑑於此,以為其學精微無懈可擊的經濟學家,遂試圖通過實驗以驗證其學亦可以是「硬科學」,早於一八九四年初版的《保爾格萊夫政治經濟詞典》(《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便收〈經濟學的實驗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 in Economics〉),看其參考書目,有遠至十八世紀初期法國經濟家賽伊(「賽伊定律」的J. B. Say)的著作,可知經濟學家對其學不被視為「硬科學」心有不甘,因此一早便設法要為之「平反」,可惜這種種努力,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前,並無任何足以稱道的突破;一九八九年《新保爾格萊夫經濟學詞典》的〈經濟學的實驗方法〉條,由二○○二年諾獎得主之一、對實驗經濟有重大貢獻(經典論文為一九六二年〈競爭性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的史密斯(V. Smith,便是那位為愛登堡史密斯銅塑像揭幕的經濟學家,見八月十八日本欄)執筆,仍把「舊版」詞典的有關解釋全文重刊作為「引文」(第一部分),可見百餘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只有改進而無重大進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名以(色列)裔美籍心理學家卡尼曼(D. Kahneman, 1934-)和狄凡斯基(A. Tversky, 1937-1996),通過實驗室的實驗,研究人類面對「不確定」情景的反應,並得出極具啟發性結論,有助行為經濟學家進行經濟實驗,令這種學說的發展突飛猛進;至二○○二年,對實驗經濟有重大貢獻的行為經濟學家史密斯(和卡尼曼)獲諾獎,「實驗經濟學」才慢慢成為顯學。如今「實驗經濟學」已成為經濟學一門獨立的分支,設有此學系的大學,除了美國,遍布德國、法國、瑞典、英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加拿大、日本和韓國,上海交通大學更有「Smith實驗經濟學研究中心」之設,其對市場、博弈、決策、議價、拍賣等領域的「實驗」,證明此學已逐漸規範化、科學化,成為一門實用價值甚高的新學問。
三、
和丹.艾里的《可預期的非理性—決策背後的力量》(見○九年一月十四日本欄)沒有商業規囿因此實驗的主題可以包括「性興奮對決策的影響」(獲校方審核批准才進行的實驗)不同,陳其一這本書(合作者○六年在《科學美國》撰文介紹陳氏的實驗,是為陳氏邀她合作寫書的前因)雖然有以他讀第六班的兒子與同學玩Ultimatum game的實驗(頁五十八以下),亦有從理論及實驗剖析報販應如何入貨才可避免有「拍拖紙」(頁八十九以下,美國沒有「拍拖紙」,但賣不出的過時報刊俱成為明日黃花的廢紙;資深讀者當知報販應如何進貨是筆者甚感興趣的題目,不過筆者旨在說明計劃經濟不可行)。為本書寫序的諾獎得主阿卡洛夫(G. Akerlof)說本書有如短篇故事結集,大概是指作者有很強的解釋行為現象的文字功力。事實上,本書有不少章節的確有益有建設性且有讀趣,比如從於○七年八月港商張樹鴻在內地自殺的導因說到信任問題(頁一四六以下;張氏因購進朋友供應的有毒顏料而肇禍),便很有說服力。又如第二章談論「好事變成不公平」(頁四十八以下),從小孩與糖果說起,最終的實驗是讓一組「受試者」作如下的選擇—第一、你年賺五萬元,他人只賺二萬五千元;第二、你賺十萬元,但他人賺二十五萬元。你會作何選擇呢?如果有專門利人毫不利己之心,你會選第二項(你的收入比第一項多五萬元,但「他人」的收入多二十二萬五千元),但人性並不如此。「欲知詳情,請讀原文」。

「實驗室」附屬於大企業,實驗大都與提高經營效率有關,是理所當然的;對於香港商界來說,這本書的不少實驗,特別是從控制實驗中得出對簽約各方都有利的合約,極具參考價值,在企業內部成立「金錢實驗室」,所費有限收益無限,這是力求超越競爭對手者所應仿行的。

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拆散的不止是樓,而是人

明報D04 | 世紀 | 世紀 | By 李維怡 2010-12-08

編按:公營重建執行指引「市區重建策略擬稿」將完,上月市建局突發表重建政策對社區網絡的影響評估。多年參與本地重建抗爭運動的李維怡,仔細拆解政府、主流社會對社區網絡意義之誤導:懷舊溫暖不是主題,而是基於互信的積極生命情調,是基層或更廣大市民生活力量的依存,當中牽涉的實際互惠操作——若一切遭到瓦解,押上的不止是社會公義或生活質素,而是「人」。

發展局為期兩年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即將於本年12 月13 日完結,新策略的擬稿已經頒布,新的遊戲規則出現,而市區的土地正義運動,又將面臨一個新階段。在這「埋門一腳」的時刻,市區重建局忽然在11 月22 日公佈一個早於3 月已完成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為市建局與香港大學合作,追縱研究有關深水埗海壇街重建項目街坊的搬後動向,評估重建對他們的影響。

這裏先不談香港大學那份報告做得如何,因為據資料顯示,似乎唯一獲廣泛報道也因而發生社會影響的,就只有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在11 月就相關內容所作的新聞簡佈。而這份簡佈讀起來,最簡單的效果似乎就是: 「遷居後的初期,他們的社區關係比較疏離,但過了3-6 個月,大部分居民都逐漸適應,心境平靜。」換言之,是否即是說「社區網絡都唔係你地講得咁重要啫」?也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報告,發展局所頒佈之新《市區重建策略擬稿》中,竟將社區網絡的地位大降,變成「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才「保存社區網絡」──當然, 「切實可行」的解釋權從不在市民手裏。

在這裏我暫不想談張主席那份簡佈是否錯漏百出,也暫不想去追究為何市建局不選擇就著社區網絡問題怨聲載道的社區(如灣仔和深水埗其他重建項目)做追縱研究對象, 我想談的, 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社區網絡」。

在近年有關土地正義的各種社會運動中,「社區網絡」是其中一個關鍵概念。談到「社區網絡」,似乎很多朋友都傾向認為是舊社區或鄉郊村落中「友好互助的鄰里關係」。這無疑是事實的重大部份,然而,這八年跟進製作舊區紀錄片和參與社區研究的經驗,卻令我深感,單是強調這點,是不足夠的。在政府方面開始想偷走「社區網絡」這個口號之時,鄙人實深感自責,故感必須盡綿力來把話說清楚。

共享空間:自發互惠、衝突復原的練習場建築師波特曼曾談及一個叫「共享空間」的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裏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的自由感覺。」(1999:115)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防衛心隨之而降低,就較容易與人發生溝通和交流,這就是社區形成的根本。

在舊區裏,這樣的「共享空間」例子多如恆河之沙。篇幅所限,就以街道文化最主要的構成部份:小本經營店舖及露天市集為例吧。這些空間的性質,是半公半私的。當你坐檔口內或店舖門口,通常可以環視附近發生的事情。同時,由於身處街上,其視覺環境除了自家店或檔口,還會見到其他檔口、店舖、街道、旁邊的住宅樓宇和非住宅樓宇,以及街上的所有活動。這些小本經營業者和他們的僱員、家人,每天就這樣在一個半公半私的空間裏,面對、回應、處理著許多商業的以及商業以外不同性質的活動和事件。

這種共享空間會帶來什麼樣的社群生活呢?就我自己在不同區見過的就有:小朋友街上開張摺檯搞生日會宴街坊、舖前開枱打邊爐、熟客或同行暫存物件或小朋友、交換煮食心得、暫時幫隔離看檔甚至收錢、熟客不買東西而來閒話家常、在路邊長放櫈子讓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過路累了可坐下……

那麼,大家是否童話地相親相愛從無齟齬呢?或生活中沒有了對方就會呼天搶地?絕對不是。然而,這種空間所蘊釀的生活模式又代表著一種安全感與熟悉感,一種雖然面對變化但又能自我掌握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會讓人較容易釋出善意(或較不傾向釋出惡意),因而令整個社區生活的普遍氣氛都較為輕鬆。

此外,練習從衝突中獲得共識或復原,或者惠及「讓人討厭」的人,也是舊區裏經常發生的。很簡單,若有天某個你甚討厭的街坊甲,剛巧路過你檔口或門口時不慎跌倒受傷或中風,你是否會不理他?不會。深水埗也確曾發生的是:某社區內聲名不太好的地產東主,因口舌生非而招人襲擊,一名市集的檔主聽到聲音跑到街上喝止,其他店主、店員和檔主共同追捕兇徒,因而救了這不讓人喜愛的人一命。又或者,許多手工藝或者工場性質的店舖,如花牌、藤製產品、鐵器舖、工程、五金、車房等,經常會使用街道上的公共空間,你以為這當中真的沒有發生過空間衝突嗎?然而,當大家都要生存,就自然會慢慢觀察其他人的需求而調節過來,共同使用空間。這才是社區網絡最有趣而積極的一面。

這當中,最有趣的恰恰是:這些積極的群聚生活模式,都不可能由上而下地規劃出來,而必須是由下而上,由各參與其中的人歷經長時間觀察社區的變化和需要,在互相協調平衡、互惠或吵架的過程中,聚沙成塔地自然形成的社群生態。

積極的生命情調

在特定的空間形態中,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機會與氛圍,實是舊區生活裏的常態。這滋養著一個直接溝通、互相依存的網絡和生活態度。八年來我跟進拍攝訪問過的各舊區中,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這個生活的態度。其實,社區網絡令到許多在商業社會要用錢處理,又或要政府撥公帑去解決的問題(如老人與孩子的照顧),可以由街區內不明文的互惠文化去照顧,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成本,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重要的性質之一,也就是社區網絡對人(尤其是對資源不豐厚的人)的保護。

這種互惠(reciprocity) 與商業社會的交易(transaction),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情調和世界觀:前者講求「互信」(trust),後者講求「合約」(contract)。講求「合約」的生活,暗含的就是一種互不信任,因此要有一張合約,連同相關的「罰則」,來保證雙方的關係,是一種基於消極否定性的人際關係倫理;但講求「互信」的人際關係,則無需合約,只靠雙方主動的付出,是一種基於正面而積極性的人際關係倫理。



施尼特在他的經典著作《職場啟示錄》中,指出了一種當代商業社會的「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capitalism)社會的特質,就是企業和政府都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或省回最多公帑),於是將大量勞工都變成了彈性、短期合約勞工,社會中所有人都某種程度上成為「可被取代的」。這暗示了一個當代社會的嚴峻問題:「誰需要我?」因此,施尼特認為當代社會需要「社區」,否則,整個社會就會「在缺乏互信、沒有理由被人需要的組織中散發冷漠。」而唯有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才會感到自己在另一人面前,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 「品格」也只會在感到自己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的身邊,才會完整地顯示出來。

有一種說法認為,懷戀舊區的居民,都是一些「頑固」、「守舊」,或者「怕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的人。可是,由於社區生活沒有合約可參照,舊區生活其實是要求你不斷面對各種不可計算的生活變數,不斷花時間與自己不同的人協調,亦要以自己的步調去切合著環境的轉變。這些與人協調的過程,正好令人獲得更多不同的參照基數,去適應環境。換句話說,若非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推土式重建的發生,舊區的生活是可以自我調適和發展的。

反而,現代商業社會過於著重可計算和可預測性,進而將所有可協調的空間刪去,轉而將硬性的管理規則寫入各種空間裏(如豪宅化管理、商場式管理),這卻很可能令到裏面的人,除了「按本子辦事」之外,失卻了與未知的周遭協調和對話的能力。如此看來,在現代社會的計算邏輯裏浸淫長大的人,會否更缺乏能力去「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命運

空間的模式與人的群聚生活模式,在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中達致不同的平衡點,可以說,「社區網絡」就是這樣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以及各人參與這個過程的能力和意願,而不是一些已固定的「友好關係」。社區網絡的優點,正就是其人性化與靈活性,並不只存在於親密而固定的友好關係之中,亦即是其所惠及的範圍有一個公共性,但也因此,社區網絡很容易因有利於其發展的地理空間被剷除而消滅。因此,社區網絡的根本重要性,不在於一個人在區內有沒有朋友,而是一個空間的特質與當地社群的生態如何互動,進而締造出什麼樣的社會精神面貌及人格素質的問題。我並不是浪漫地說舊社區已很好很民主不需要發展,恰恰相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談的,正是反對冷冰冰地由上而下規劃,而是應發掘地方的優良資源而加以發展。

然而,正所謂練波都要有個場,這一切的優良的資源發生的過程,都需要一個空間、一片土地。於是,在不斷為求用空間擠出最高金錢回報的發展模式裏,舊區和鄉村的空間,連同其中所包含的一切非物質的社會文化資本,都岌岌可危了。在這裏邊生活的人群,就會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忽然有一天不知為何竟成了「社會發展的敵人」:只要你不幸剛好站在「發展」的路上,那麼,不論是你以血汗換取的家園或事業,或者多年來透過不斷協商發展出來的社會資本,都可被予取予奪。

人應該有權為影響自己命運的事做抉擇,這是自由人與奴隸的基本分別,所以我們才談民主。然而,連自己家的事情都作不得主,那麼,到底有何「民主」可言呢?再者,真正民主的社會,其市民必須要具備與人直接溝通、協商共識等等的能力,而我們看到,在舊社區的街道上,這些就是街坊們每天必須做,儘管是不完美的,生活練習。

在現今社會的計算、冷漠和貧富懸殊都越加嚴重的時刻,我們必須重估社區網絡的重要性——繼續不顧一切地剷除社區網絡的據點,很可能是在剷除許多人感到被需要和被信任的可能,進而是在泯滅許多人維繫自己品格的需要;是在向大家強調用幾多努力換回來的東西也可消失於瞬間,個人的努力毫不重要也無必要;是在消滅許多與人溝通協商,在衝突中復原繼續一起生活的練習機會……

這些,真的是我們,作為人,輸得起的東西嗎?(標題為編者擬)

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轉角 - 陳雲 魔鬼之多面相

(2010年12月07日)

妖精會變身,魔鬼有許多別名,撒旦、冥王、Beelzebub、Lucifer、Mephistopheles,魔鬼會有所謂內部競爭,然而卻形神合一,一致對外,形成壟斷聯盟,對付善人。只有外部才有競爭,內部競爭是詭詞。有人在,怎會鬼打鬼?妖精打架,打得火熱而已。
電視台雄霸市場之後,會推出幾條製作路線,供應不同劇集,作狀互相競爭。超級市場或快餐店集團壟斷市場之後,也會生出幾個分號,貌似不同的店,其實出自同一家母公司。
集團企業併吞市場的策略,是單一化與偽多元化,單一化是實,偽多元化是虛。單一化是一站式消費,多元化是選擇的幻覺。一站式是將消費者在不同商號採購的動力消耗掉,誘騙他們在同一地點購買,貨色有貴有平,但總體是貴了的,因為有些貨物或服務積壓在一起是無利可圖的,例如超市擺賣濕貨,設立鮮魚缸、豬肉檔之類,明明增加額外營運成本,但可廢掉消費者的能力,於是便照做可也。
市民不再踏足菜肉市場和雜貨店,如是者便失去交遊八方和收集訊息的能力,不能辨別優劣,也不敢探索新店。即使知道有些新店賣得便宜或有好貨,也不敢嘗試,例如覺得街市污穢而不敢踏足。街市生意少了,政府便振振有詞,要將街市私有化或託管,方便超市集團進駐。
連鎖集團用的經營方式,是與商場勾結,佔據有利舖位,趕絕中小企業。它們寧願付出高昂租金,也要趕絕中小企業的競爭者,目的是霸佔市場,之後便可加價剝削消費者,減薪剝削勞動者。再分身為幾個公司,扮多元化,格調士紳化,掠奪其他公司生意。例如快餐店早午及下午茶餐供應廉宜菜色,晚上卻供應迷你火鍋、小佛跳牆、龍蝦湯、鐵板肉眼牛扒及黑豬扒之類的貴價餐,除了增加盈利之外,也是令疲勞的上班族不再嘗試其他食肆,形成慣性依賴,一日三餐幫襯。
單一化損害消費者,還禍及僱員。香港工人並無集體談判權的保障,一般用跳槽來抗爭,積極一些的,只能用抵制、罷工或搗亂等方法來抗爭。企業的數量減少了,幾個聯營的大集團便可以在僱傭市場取得話事權,威逼打工仔就範。
僱主資本雄厚之後,也會用非技術化的手段對付員工,例如快餐集團在工場預製食物,將廚房機械化,將烹煮技術標準化及切割工序,令員工無法掌握手藝而隨時可以替換。
維護僱傭市場的多元化,是僱員自保的重鎮。即使有時中小商戶的服務和品質不一定好,也要給予機會生存。否則,供應者單一化之後,消費者便任人魚肉。
僱主單一化之後,勞動者便任人宰割。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沈旭暉﹕80後「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
(明報)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青年議題不是筆者的研究興趣,惟因Roundtable在過去一年完成了數項相關研究,令筆者深化了對「第四代」或「80後」的一些觀察,相關數據及建議將刊於與同事的合著,作為這題目的小結。

假如我們以比較政治學向外國學者介紹香港的80後「問題」,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謎。無論與1960年代「六七」還是1970年代保釣青年相比,當下80後社運的激進明顯不及,對政權的挑戰比從前小,人數與火紅年代相比是小巫。無論是西方左翼示威還是右翼基要運動,訴求、規模、表達手法都比香港激烈百倍。就是靜態的,在不少地區(例如非洲    新興民主國家),青年選民是最熱中政治的一群,香港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則持續偏低。

在以上案例,政府都沒有為解決青年問題搞「青年高峰會」,它們明白問題並非出在青年,而在結構。假如80後真是一個問題,問題根源並非他們比前人激進、懶惰、心急上位這些「被標籤」,而是他們被灌輸要以同樣方式向上流動,卻多未能得到前人的成功。青年因期許落差而反彈,制訂潛規則的一代則反過來無限放大上述反彈,以反證80後的激進、懶惰和心急上位。有了這三大稻草人,「青年問題」有了定義,結構性問題就得到保護。例如有「80後蠢蠢欲動、90後來勢洶洶」說,把上一代「苦口婆心」勸年輕人努力、年輕人「並不領情」對立,就是典型。雖然這類白描抒情文不被嚴肅閱讀,但反映了世代間根深柢固的成見。

六成受訪青年不感覺向上流動

什麼是結構性問題?在其中一項研究,我們以問卷調查訪問了433名第四代港人,另有兩項研究訪問了16至24歲的數千個街頭樣本,因委託所限未能公開,但觀點大致相若。數據顯示,受訪青年對社會流動普遍悲觀,有32%認為現時身處的階層比覺得應處的差,17.3%認為身處的階層比不上父親(在自己14歲時),16.2%認為比父親現時條件差,最重要的是高達60.3%不感覺正體驗向上流動。有趣的是,同時62.8%受訪者卻認為自己有機會向上流,「靠自己努力」被視為提升階層的主要途徑(75.9%),教育對向上流的作用被堅信,家庭出身的決定性被低估(相關統計關聯分析將於拙作補充)。這些觀點源自回歸後的主流論述﹕社會出現中產沒落的假象,社會提倡復興「香港精神」,強調新一代應透過自身努力改善地位,延續中產夢。

然而就是通過傳統的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納菲爾圖譜(Nuffield scheme)等框架,以職業為劃分階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也會發現不同階級向上流的機會從不相同。就是在被建構為「香港精神」高峰的七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性也屬「開放而不公平」,數據上,勞動階級向上流依然困難,獅子山下精神只是勝者建構的故事。以這故事讓下一代望梅止渴,原已可商榷﹔當中產階級希望「世襲」這個流動公式予他們的下一代,其他人就望梅也不能止渴了。

以80後寄予厚望的教育為例,根據吳曉剛2008年的研究,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顯隨父母收入而上升,影響其程度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個人努力並非決定性。更甚者,其階級性近年愈趨明顯﹕當下由幼稚園對家長的階級評估、對兩歲孩童兩文三語的病態面試,到小學殺校、中學縮班、大學拔尖一條龍,都有明確犧牲者,80後對上一代的教育公式自覺犬儒。學士、碩士學位愈來愈多、愈來愈貶值,我們從第二代領袖的訪談發現,在不少僱主心目中,今天普通大學畢業,不過等同上一代高中畢業。但對青年當事人而言,大學畢業了,自然有上一代大學生一樣的期望,箇中落差,從未被正視。副學士、私立大學,更是飲鴆止渴。

失衡的並非「世代」 而是「時代」

坊間常以為第二代佔據位置導致第四代抗爭,這是誤會﹕失衡的並非「世代」,而是「時代」。第二代的位置不少是自己開拓得來,當時有開拓遊戲的空間﹔純粹繼承的位置,多屬有技術層級的工種,例如名廚保持水準,80歲也不被淘汰。問題是,在昔日情懷,新知識、新技能的進化相對緩慢,技術發展、成熟、壟斷要數十年,超越了一代人的交替。甲掌握了A技術而得到地位、A技術數十年後才被挑戰,甲自不會感到下一代威脅,可從容安排接班,也可制訂新人入行門檻。但資訊革命後,新知識、新技術循環速度極高,數年已是一代。偏偏社會對知識的尊敬也好像很高,青年發現不少上司既不懂他們懂的技術(像電腦應用、資訊科技、量化分析、質化模型),自己做不到自己訂給新人的要求(例如學界的國際期刊、商界的跨國網絡),卻以發明rap基本法    和學會facebook的「like」而自豪。但就是這樣,青年也沒有要求取代,對好些位置不著緊,只期望上一代知所進退製造新跑道,50後卻難免躁動不安。

一切問題指向一方向﹕「斷流社會」

激進、懶惰、急於上位等80後三位一體形象被50後有意無意間強化了,結構性問題被按下不表﹕為什麼上司做不到對我的要求、學校卻說知識致富,那他的權力來源在哪裏﹖為什麼上一代有優厚退休保障,我們只能依靠業績可疑的強積金    ﹖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他在海外畢業、輕易走進投資銀行當暑期工﹖為什麼上一代年輕時不覺置業是必須,我們被告知這是要務﹖一切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不是日本    的下流社會,而是我們的「斷流社會」。80後問題癥結不是80後,而是50後﹔焦點並非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是他們建立的超穩定結構。

但是經過話語權重重建構,卻是80後的三位一體形象,成了政府、社會、學界要處理的「問題」。面對稻草人,建制團體成立大量青年支部,以證明「也有不激進的80後」,政府對之稍加資助,得到了解青年的政績,延續政治吸納,結構也得到鞏固。各行業都在說接班,正如媒體愛找新面孔,但前提是依循原有公式,而不是像海外那樣,由新一代改變公式、上一代調節共同參與。青年最信賴的教育則被賦予諸般延伸配套,以證明社會對培養下一代的關注,但這些配套的先天屬性,卻強化了50後的潛規則。超穩定結構自然是穩定、「和諧」,但也是停滯不前的一體兩面,香港賴以自豪的經濟模式已被挑戰,更不用說社會、學術、文化基本知識都落後於國際,乃至內地基準。什麼框架、範式、潛規則未免虛無縹緲,還是曹仁超先生接受《Milk》雜誌的廣東話訪問一針見血﹕

替50後拆牆鬆綁 才是王道

「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止1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記者:你們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後便不斷重複流水作業,結果令到很多產業發展停滯不前呢。)「對啊﹗」其實,曹仁超才是苦口婆心﹕「我常說東方人有奴性問題,上一代人阻著,為何不反抗呢?孭個龜殼做蝸牛是我們set出來的rules嘛!點解一定要遵守我們的rules呢?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曹sir正言若反,筆者深信只要新結構衍生,上一代不但不被「隊冧」,還會和新一代共生長存。對追求創造性、自信的前輩而言,他們不害怕新世代,因為他們明白超穩定結構令香港和他們退步,「change」是建立新基業的機會。可惜,無論是80後還是50後,多以為重點是煽情的戲言「隊冧上一代」,而不是找破綻突破規則。青年不是等待吸納的功能組別和「問題」,要「解決」也毋須從80後入手,替50後的超穩定結構拆牆鬆綁,才是王道。

2010年11月29日 星期一

葉蔭聰﹕語言的秩序與戰爭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醫學界把「老人癡呆症」改名為「腦退化症」。雖然改了名,日後大眾還是會繼續使用舊名。即使醫學界成功令我們戒掉使用舊名,使大眾知道大部分患者並不癡呆,神志清醒,但只要一旦人們說出「老人癡呆症」一詞,聽者還是會知道所指為何。命名(names),似乎有幾分頑固,學術點來說,就是「剛性」(rigidity)。)


命名的剛性,是1980年代以來的一個爭論點。爭論的起點,始自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他嘗試釐清專有名稱(proper name)的性質。他反對描述論(descriptivism)的觀點,描述論者認為,名稱之所以指涉某特定物,是由一定的描述性特質(descriptive properties)所限定的。例如,「曾蔭權」,包含了眾多特質,如「2010年時的香港特首」、「他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然而,克里普克卻指出,即使「曾蔭權」沒有當上特首,又或者他不是選委會選出來的,而是由北京政府欽點的,「曾蔭權」三字還是必然指涉那個人。這種必然性來自命名,就好像宗教受洗一樣(他稱之為「primal baptism」),亦即他所說的「剛性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

克里普克的推論,在分析哲學及語言哲學方面引起極多爭議,因為,描述論一直是不少分析哲學家的假設,例如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過,克里普克的想法,同時在80年代以後的政治修辭及意識形態分析上有很大刺激作用,這更值得我們這些非哲學本行的公眾關心。

政府的語言改造工程

師承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論家如齊澤克(Slavoj Zizek)指出,克思普克的想法正好說明命名是回溯性的效果(retroactive effect),換言之,曾蔭權之所以為「曾蔭權」,其實是源自命名活動(naming)本身。齊氏更認為,名稱背後就是「空洞」,因為,沒有特定的描述性特質,不過,這個「空洞」卻是構成我們符號活動的基礎。換言之,就是「曾蔭權」背後的空洞,正好讓我們去談論他,增加它的特性。

如果反描述主義是對的,那麼對從事政治的人來說,一切既有的政治詞彙便不可迴避。例如,「民主」,雖然難以界定(或空洞),但你只可以否定它、認同它、賦予它內容,但不可當它不存在,因為,它很頑固,只要有人說出來,我們很難不把它當成一回事。

不過,我最近發現,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正進行一項語言改造工程,嘗試解決這個難題,把我們既有的關鍵詞的剛性減少或遮蓋。不過,我首先想起的,其實不是狹義的政治詞語,而是關乎民生的「居屋」。

轉移香港投注在「居屋」的情感

政府一直不願意復建居屋,不過,政府並不打算跟支持居屋者正面對辯,而是提出「置安心資助計劃」。曾蔭權在回答議員提問時說「我對居屋沒有特別的戒心」,而是認為「置安心」比現時的居屋有很多優勝的地方,是一種「優化的資助房屋計劃」,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甚至說,是「優化版的居屋政策」。我心裡頓起疑團:究竟「置安心」是否一種居屋?還是它根本不是居屋?或是一種特別優化的居屋?

曾蔭權並不是要以另一個「剛性指示詞」來取代原有的,不是要創造另一個關鍵詞重新聚集大眾情感。而是打算不斷創造新的意符(signifier),以掩蓋及轉移過去香港投注在「居屋」上的情感,企圖把這些情感打發掉,在一串無盡的表意鏈(signifying chain)中不停滑行。

「優化」一詞的運用已透露端倪了。首先,這個詞本身蘊含了改善原有的意思,即是說,優化後的計劃,跟以前的居屋不同,但又跟之前的居屋有覑聯繫,甚至只是居屋的優化版。故此過去的有何不妥不是重點,重點是未來的更優勝。其次,新詞與舊詞不同,不在於截然不同的性質,而是一種好像可以量化的程度,既然可以把居屋「優化」,將來也可以把「置安心」再優化。

「置安心」這個修辭,與現在看起來有點呆滯的「居屋」二字太不相像了。首先,「居屋」始於70年代,當時英國工黨及港督麥理浩要引入香港的是半吊子社會福利權,所以,「居屋」的中文全名是「居者有其屋」,強調的不是消費者,而是居者的權利。相反,「置安心」便有覑商業行銷味道,玩諧音,強調消費者自身欲望與感受,讓人想起什麼「置易按」、「XX兄弟撐掂你」等等的廣告口號。事實上,翻查一下便知,本地某銀行早已用這三個字來推銷保險服務。因此,「置安心」印證了陳雲老師的觀點,官商勾結的背後,是政與商的語言勾結,把社會權利的涵意隱去。

政與商的語言勾結

商界與政治語言互通,是為一「新」。另一類「新」,我在這裏沒有太多篇幅去談,姑且先開個引子。

「民主」、「普選」太難,我們只能談「民主成分」,不談「(存廢)功能組別」,我們談「超級區議員」。我留意到,這類新詞的特點,既類似數字的(numerical)量化特性(「成分」),亦有類似序詞(ordinal)特性(「超級」)。民主不是是與非的問題,而是有多少成分,而區議員界別不是性質問題,而是屬哪一級的問題;朋友笑說,是否該反過來命名現在的不同區議員為「低級」、「普通級」、「特級」、「頂級」?

「民主」「普選」太難 只能談「民主成分」

跳遠一點看,新詞是新語言秩序的關鍵,因為,只有新,才能讓意符可不斷向前滑動。急於求新,有時反會落俗套,不過,整套語言秩序志不在創新,在於滑動,只需製造少許差別,便可從原有的詞語中滑開去。它並不是要否定過去,製造清晰的區別,而是製造含含糊糊不容易分辨的差別。

這一切都有其政治性。拉克勞(Ernesto Laclau)為詞彙的剛性,補充了政治存在論(political ontology)的含義。他提醒我們,習用的關鍵詞的所謂空洞,其實是灌注了我們的情感(affect)。試想一下,「居屋」一詞沒有情感,那位被女朋友威脅「無樓唔嫁」的大學生不會那麼肉緊。至於「民主」、「普選」、「功能組別」,便更不用多解釋了。花俏的新詞,不是為了重新匯集情感,不是要引起太多想像與投入,因為,反正可以用完即棄,再尋新詞。新詞誕生的一天,已注定它會過時,而我們的情感只會在當中虛耗、消逝。

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一場捍衛語言的戰爭。

■延伸閱讀

1. 齊澤克,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3. Kripke, Saul.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橋上的乾坤

2010年11月26日 03:42第一財經日報【大 中 小】 【列印】 共有評論0條

望聞問切,李曉東通過診斷社區的病根,建造讓人群重新凝聚的建築。他的目標,是用建築“構造一種合理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周舒

兩座荒廢的土樓,一個典型的人口流失的中國村莊,如何由一個書屋重新聯結,綻放新的活力?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李曉東教授將自己的方式稱為“針灸療法”:“找到那個點,就能有很大變化”。這一思路,讓“橋上書屋”有了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讓這個地方重新產生了活力。

重新找回社區的凝聚力

“中醫裏先看人,望聞問切,和西醫不一樣。針灸就是找到特殊關鍵點,一下就能往前推一步。在社區蓋房子,就不只是修房子,還得診斷這個社區病根在哪,找個什麼點突破。”福建下石村的橋上書屋,是李曉東在農村的眾多實踐之一。他自己擔任甲方,投資蓋書屋送給村民。但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村民剛開始以為是開發商要開發這些殘垣斷壁,說新加坡人(我的另一個投資人)要來開發了,紛紛過來攔住不讓拆。現在村民都很高興。”這個項目,不但給他帶來了諸多建築界的榮譽,也改變了下石村村民的生活。

李曉東去下石村的時候,福建土樓剛剛申遺成功。但並非所有土樓都就此風光無限,得到應該有的保護和修繕,“下石村一條小溪的兩岸,有兩座土樓,沒有人住,都快坍塌了。傳說以河為界的兩個土樓以前是兩個村,經常打架,所以中間用小溪隔開,老死不相往來。現在兩個村早合併了。土樓窗戶小,通風不好,現在村民也不住了。”不但土樓荒廢,村子本身也沒有凝聚力。“小溪邊儘是垃圾,到處都很骯髒。沒有公共的地方,所以村民沒有認同感,沒有向心力。應該提供一個公共場所,我找到的點就在兩個土樓中間,把學校修在小溪中間——小孩是未來,需要照顧。這個點離村民都很近,將來也可以把土樓再利用起來。”

他的“針灸療法”效果顯著。“這裡有200多戶人家,以前很閉塞,現在天天有人去,小孩的見識也打開不少。每天有人參觀,村民自己在村口修了一個停車場。我獎金中的3萬美元,以後就用來維護房子,阿卡汗的獎座以後放在書屋裏。因為功能和村子結合得很好,一下就把村子激活了。”橋上書屋什麼功能都有:小孩上課的教室,農民看書的圖書室,橋的另一端還有一個舞臺。橋兩邊是平整出來的廣場,“現在村裏人很愛惜這個地方,自己來打掃衛生。教室的入口和出口在一起,出口專門修了一個滑梯,小孩放學玩得都不願意走。”

通過這些功能,書屋將村落整合起來,“晚上只有這個地方是亮的,人們可以在舞臺這裡看看木偶戲。我們還捐了500冊書,都是農村科普類的。”使用的材料也主要來自當地,充分考慮易用性,“房子是鋼結構的,永遠不會壞。附近盛產桉樹,用桉木條做通風材料,每三年換一次也很方便。夏天熱的時候,還可以把通風的結構全部打開,讓穿堂風吹過去,特別涼快。”

“農村不存在,城市就危險了”

李曉東的項目,都在探討建築問題。他在中國鄉村有很多不同目的的實踐。“橋上書屋”是一種樣本,麗江玉湖完全小學則是另一種,“探討的是沒有錢怎麼蓋房,探討的是在資源最少的條件下,怎麼創作,算是‘全球化的地域建築實踐’。”他領導的麗江玉湖完全小學項目,坐落在玉龍雪山腳下,是和自然文化遺產和諧共存的典範,曾經獲得第一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創新獎。

他是那種自然而然流露出中國文化氣息的人,他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與眾不同的墻壁——他用竹簾把白墻全部蓋了起來。他還喜歡用“磁場”一詞形容對空間的感覺,“練太極20多年了,對磁場特別有感覺。我用建築描述磁場的感覺。”

在他看來,“中國建築只有十幾年的歷史,起步很晚,曾經受意識形態影響很重,後來又發展得飛快。這二三十年的變化,以前幾百年都趕不上。這個過程中,很多人執著於民族與現代化、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東方這些話題。”

儘管中國有很努力的建築師,但甲方的觀念沒有跟上,這也讓李曉東成了“獨行俠”式的建築師,不少項目“甲方、乙方都是我”。這也是他在農村有很多項目的原因之一,“甲方背景不成熟,結果一做,建築師的意圖50%都實現不了。如果要建築師掌控程度大一些,可持續發展地探討地域性,在農村要好一些。”中國城市的建築以驚人的數量增長,但在李曉東看來,建築本身並沒有什麼搶眼的表現,“北京2008年的建築總量超過了歐洲,但你找不出什麼值得一提的好建築。”

“我的下一個作品可以更好,也是在農村。要在懷柔做一個體驗空間,進到房間你就覺得自己需要排毒。”他還要在都江堰的聚源,當年汶川地震的重災區之一做新農村項目,但他對此也有自己的想法:“新農村不是蓋新房子,而是要把社區的凝聚力重新找回來。城市化過程中不要忘記農村。農村不存在了,城市就危險了,沒有農村怎麼辦?”

在他看來,農村城市化的關鍵不是拋棄農村,而是“讓農村變得更好,讓人們往農村走,反城市化。”他在都江堰聚源做的新區規劃,想把村落整合起來。 “現在農村效率很低,無法整合,整合以後,原來賣土豆,現在變成賣澱粉,土地價值一下提高了20到30倍。要採取新的視角,原來是一畝地一個宅基地,我讓一畝地住5家,整合起來,設一個服務點,周圍是景觀團,家裏就能看見綠水青山。住宅組團之間只有幾百米,採用小戶型但是空氣新鮮,還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李曉東的想法,遠不止把房子修成什麼樣,而要構造一種合理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再引入雲計算,做到基礎設施投入最小、效率最高,提供生活方式而非城市形態。這種做法就好像Twitter一樣。最大的意義是給中國農村城市化提供借鑒,農民生活品質提高了,開發商不用支付青苗補償費,政府投入也少了,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潘慧嫻 治標乏力 治本更難

2010年11月25日 00:00

曾俊華在私人網誌上說, 四個穩定樓市之大方向為: 增加樓宇供應, 確保物業市場透明度, 防止按揭信貸擴張, 以及遏抑物業投機。 而上週五宣佈之措施旨在集中火力於後兩個方向, 皆因種種跡象顯示炒風有加劇趨勢, 特別係鑑於美國進行新一輪量化寬鬆活動, 恐防會更刺激炒風, 故有必要作風險管理行動。

字裡行間, 曾似乎不是不明白抑制炒風祗係治標, 而非治本。 問題係, 對兩年內轉手物業徵收額外印花稅, 祗能嚇退實力不足之小炒家, 對有持貨能力之大炒家, 包括來自大陸之大款投資者, 恐怕毫無阻嚇力。

現在實施之額外印花稅, 根本就係有意無意間讓公司炒家成為漏網之魚。 用公司炒樓, 好處就係毋須繳正常印花稅, 遑論額外印花稅了, 因為買賣持物業公司之股份, 祗須繳股票轉讓印花稅 (遠低於物業印花稅)。

如要認真遏止炒風, 不二法門仍係要禁止用空轂公司買賣物業。 此做法亦非新穎, 於1994年樓市狂旺時也曾用過, 旨在制約用公司炒樓之活動, 令有心置業自住之個人買家不致被公司炒家剝奪買樓自用機會, 並規定發展商每次推出某數量單位時, 祗可將賣剩之15%單位賣予公司買家, 此規定於1998年5月停止生效。

其實此種做法不失公平, 政府有責任先照顧本地用家需要, 如果在施行特別印花稅之同時, 能有效遏制公司炒家, 相信抑炒風之成效會較顯著。

樓價過去數年因供求失衡而狂升, 已催谷住宅及商業租金狂漲。 前者令無殼蝸牛飽受居住成本大幅攀升之苦, 而後者則導致小生意無法承擔租金上漲而結業, 及消費物價全面暴升, 令中低收入人士百上加斤, 叫苦連天。

因此, 樓市泡沫除了係熾熱炒風之表徵外, 亦係普通市民生活成本急劇上漲之元兇, 光是對付小炒家, 極其量祗能令高昂樓價有喘息機會, 並不會扭轉高樓價高租金之勢, 因而亦對中低收入人士之困境毫無幫助。

其實治標之道除了要有效抑制炒風, 亦必須同時從民生角度去處理問題。 政府不斷勸喻市民入市前要考慮風險, 但對一般中低入息市民而言, 若要有棲身之所, 除了買私樓外, 就是要租樓住。 據知, 細單位住宅租金今年已升了25至30%, 這樣豈不是要將中低入息之無殼蝸牛趕上絕路?

香港其實由50年代起已一直有實施住宅租金管制, 祇係到了回歸後不久便予以取消。 所以, 97前雖然炒風倡狂, 但當時因有租管保障, 又有居屋可申請, 故社會怨氣沒有如今之深廣。

假如在抑炒樓措施實行一段時間後樓價不跌反升, 或高企不下, 在政府不願復建居屋、 新私樓供應遠水不能救近火、及聯匯引發通脹肆虐之大環境下, 相信重新短暫性實施租金管制實有必要。

話說回頭, 祗治標而不設法治本, 始終為權宜之計, 問題不會獲妥善解決。 炒家本領再高, 如無樓市供求嚴重失衡在先, 也會無用武之地。 因此, 樓市問題癥結離不開供求。 換言之, 確保土地房屋長遠有充足供應乃治本之法。

雖然特首十月份施政報告有提出,未來十年每年有足夠土地供建兩萬單位, 但令人訝異的係報告說明不會放棄勾地表制度(這是一個由發展商主導的賣地制度), 即不會恢復定期土地拍賣, 更不會有較長期的土地拍賣時間表。 究竟政府是否有決心令樓市恢復供求平衡, 實在令人懷疑。

其實在董建華年代, 當時地政署署長布培曾於1999年11月發表一份稱為《香港可持續土地政策》演講詞。 裡面指出地政署為配合董之八萬五政策, 每年均會發佈一份五年土地供應大綱, 頭兩年會列明每年拍賣之指定地段, 而隨後三年則列出每年土地供應之總面積。 不過, 眾所週知, 該有遠見之土地政策, 早被孫九招在2002年完全推翻了。

說穿了, 還不是政府堅決不肯放棄透過牢牢操控土地供應而行使的高地價政策。 究其根源, 亦即曾俊華所說的, 不容改變的所謂「現有簡單稅務安排」, 即政府倚賴土地收入作為其主要稅收來源, 得以保持低利得稅, 低薪俸稅, 及零資產增值稅, 零遺產稅, 零財富稅, 零股息稅。

但這簡單稅務安排的代價就是由發展商在抽走豐厚利潤後將地價這隱藏稅項, 完全卸落在樓宇買家身上。 祇要係樓宇業主, 就要承擔此極高隱藏稅項。 香港的每況愈下的貧富懸殊, 經濟及財富高度集中, 經濟單元化, 階級欠流勳性, 亦是緣於此簡單但偏袒資本家之稅務安排!

香港人用盡一生積蓄, 就是為供奉囤地之數大發展商及繳交超高地價予政府, 而政府則將賣地收入投於低經濟效益之基建投資上, 使基建鄰近土地升值, 間接令發展商再受惠。 土地價值愈升愈有, 市民有幸的則成為收租業主, 與發展商共為剝削階層, 其他努力工作不願投機者則祗有自求多福。

假如賣地收入一早投放於教育及培訓人才等軟件上, 相信香港經濟轉型早已踏上袒途了。

除土地供應須放寬外, 發展商(包括公營機構如港鐵及市建局)操控住宅單位供應及不道德銷售手法之情況, 亦非要政府大力監管嚴防不可, 否則雖多批出土地也無補於事, 受惠者仍會係囤地囤樓者。

治本之途, 恐怕是荊棘滿佈!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陳雲 三文治 華商成魔之路

11月23日 星期二 12:20

本地某些華商財閥有一段由人變鬼的歷程。他們原本是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奮鬥楷模,本來是夠膽與洋商硬碰的本地小子,英國 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將他們捧上了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回歸前的中英勾結,釀成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

商人無祖國,魔鬼無信仰。這些人食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 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布下網羅霸佔市場,利用地產霸權壟斷生產資源,用盡各種違反商業道德的方法,剝削勒詐。英國人執政的時候,他們悶聲發大財;英國人走了,便按捺不住,大發官威,走出來指點江山。

懂得做生意的人是不會殺雞取卵的。他們是食政治飯長大的,故此他們根本不需懂得做生意。他們殺雞取卵,違反道義,但他們沒有犯法,原因是他們不容許懲治他們的法律通過。即使現行法律足以制裁他們,政府也會投鼠忌器,從輕發落。

財閥是家丁,政府才是主人。財閥的醜惡行當,是政府的本來面目。政府縱容外判商剋扣飯鐘錢,也容許剋扣飯鐘錢的商人進入「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彼此同聲同氣,同撈同煲。政府促成屋邨的領匯 與私營的商場一起剝削中小企,正是朋比為奸,蛇鼠一窩。

20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房屋政策與社會規劃 陳雲在雅虎的新專欄

11月16日 星期二 00:12

人不能離土而居,土地或樓房產權於個人而言,是基本生活條件、家庭財富累積工具甚至是生涯規劃的歷程。土地房產的政策,是國之大政。

二次大戰 之後,西方有兩大類房屋政策。第一類是福利國家提倡的公共住宅,類似歐陸的廉租屋、香港的公屋。此法迅速滿足住屋需求,人民毋須花費巨款買屋,毋須拼搏賺錢,餘暇較多,有閒錢花費,百業繁榮,人民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對政府的信任,一下子令社會穩定下來。以前香港政府大量興建公屋,也是期望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之後,迅速穩定難民社會,加強港人的歸屬感,信賴政府。

廉價公屋令民眾安居,又可隨時轉工和搬家,人的流動和混居,刺激文化創意。人民不以房產作為累積財富的工具,不急於儲蓄。久之,人民雖然認同國家,但思想自由,行為多元化,政府魄力不足,便失去權威。

第二類房策是美國 和日本 的方法,以私人主導房屋供應,發展商興建新屋,銀行供給低息房屋貸款,業主長期供樓。人民以擁有房產為榮,為了償還貸款,辛勞工作,屋貸成了共同的生涯規劃(life planning),背負住屋貸款的人往往膽小怕事,不敢造次,在政治上因循守舊,自私短視,有利於維繫資產階級黨團主導的政治。

香港回歸之後的房策轉變,如是觀之,真相大白焉。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愛國教育戕害性靈 陳雲

November 17, 2010 明報 D04
無論目的如何無聊、過程如何委屈,若社會的精英都必須跨過火盆、走過火炭才可以進路,許多人被火烤過之後,便會覺得不給烤一次,終不像個人物。以前大陸的老婆與知識分子丈夫吵架了,便奚落他: 「連黨都入不了,你有啥用!」

香港新近推出的愛國教育,規定學生背誦《基本法》、認識祖國的成就、理解國情等,看來很委屈,但狠下心腸,討好考官、取悅同學、背誦答案,一下子就跨越過去了。大陸的同學也是這樣的,忍一忍,很快就過去,往後就是一片坦途。這種腔調,很熟悉吧?對了,這就是妓院的鴇母勸告閨女接受嫖客姦淫的說法。忍耐一下,麻木一下,痛苦無疑很快就過去,但留下的創傷,終生不移。

受過這種入黨審查考試或愛國教育考試傷害的人,假如不加以治療,留下的是憤世、傲慢、挫敗、不屑、犬儒、失語與忌恨。這是大陸普遍見到的人格,也是最容易被暴政所臣服的人格。愛國教育不是叫你愛國,而是要你在愛國之中面對強權而屈從,受到挫折和傷害,蒙受委屈,自我欺騙,如同將你強姦之後要你宣之於口:你愛你的強姦者。你當然可以口是心非,政府也樂意見你口是心非。強姦犯被受害人以愛的名義終生糾纏住,也是件麻煩事情。

課程愈荒謬,考試愈麻木,創傷的能力愈大。愛國教育有多荒謬,你以為那些教育官僚不知道嗎?政府要的只是要你受到委屈之後自我欺騙以求脫身,從而留下心理創傷,煎熬着你,摧毀你的獨立人格和仁義心腸。這正是法西斯統治的權術。

本來,聰明的學生,面對明清的八股考試、中共的思想考試和香港的國民教育考試,都如跨過一道輕而易舉的門檻。痕癢不是大病,用手抓一下很舒服,但不痕,不是更好嗎?青年不需跨過愛國教育的門檻,不是更好嗎?歐美的青年人就不必跨這些無聊的門檻,性格活潑真摯。中國的青年也許有些老成世故,但不是真的老成世故,而是受過傷害之後的疤痕痂繭,看起來好像年紀大了,但卻沒機會成長,如同樹幹被砍了一刀,樹幹結了個痂節,長得粗壯,看起來老了,但其實是病了。

通過八股科舉的、入黨考試的、國民教育的,最容易有的性格就是鄉願。不執著是非對錯,凡事打圓場,隨波逐流,不生事,追求和諧。中共和港府鼓吹的和諧社會,就是鄉願組成的社會。孔子斥責鄉願為戕害道德的盜賊: 「鄉願, 德之賊也。」如不能成就通達中庸之士,孔子寧取狂狷之人: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狂者敢作敢為,挺身而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為,不肯同流合污。奉孔子之名,反愛國教育

2010年11月10日 星期三

赵连海令人震撼的无罪辩护词全文

【2010-03-31讯】
  
  赵连海的无罪辩护(陈述)词
  
   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起诉书”指控我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起诉,我将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及辩护。首先,我不认同起诉书指控我以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他人在多个公共场所呼喊口号,非法聚集起哄闹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内容作必要的简要说明。
  
   起诉书指控所谓社会热点问题的事情主要有二个,一是有关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事件,此事件泛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此事件与我密切相关,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维权带头人。第二个事情是有关2009年8 月4日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来京上访被外地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非法关押并被强奸的事情,我在当天协同李蕊蕊及事件证人去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先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维权:起诉书指控我“于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间,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等地公共场所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就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们要简要说明起诉书所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举世震惊并令众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极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肾结石宝宝。我的孩子从小母乳喂养,在一岁多后开始消费各种乳制品,截止到他被确诊为肾结石患儿之前,已累计消费了长达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制品,涉及的种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含奶制品。孩子在被确诊后,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曾消费的乳制品数量之多,时间之长我们的心情是极其痛苦并担忧的,想必每个有血肉的人都会理解我们的痛苦与担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痛苦及担心焦虑程度在此暂不多述。
  
   悲剧在我们尚小的孩子身上发生后,身为受害患儿家长的我及众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为我们尚小的孩子维权并为孩子们一生的健康保障呼吁。我们众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发的走到了一起,组建我们的维权团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被无情的残害,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压力与阻挠,让我们众多家庭经历了更多新的伤害与痛苦。但我们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维权过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为结石宝宝维权带头人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的积极沟通及反馈,但我们提出的太多积极的合理性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即便如此,我们众多家长依然克制着我们痛苦委屈的情绪,继续理智的与相关部门沟通呼吁,期望相关部门能正视我们受害群体的痛苦心声。我们众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也极力劝抚帮助那些被伤害更严重的家庭愤怒不理性的情绪,避免发生其它更不想看到的悲剧。我们理性、积极的方式让有些例如死亡、手术等严重情况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时避免了多例危险事件的发生。说到此,应肯定我们的维权团体起到的积极有益的作用。
  
   2008年12月中旬,我们众多家长得知政府即将出台赔偿方案(并且我们也认为那个赔偿方案是打发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赔偿方案,是没有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沟通、且不尊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们众多受害家庭得知这些情况后自然想到结石宝宝事件也将会随之淡落的处理下去,我们太多家长想到我们孩子后续定期检查、继续治疗、永久健康保障以及三聚氰胺深度危害等等实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我们的心情是焦虑不安的。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与相关部门沟通的愿望更加强烈,我们期望能与相关部门及企业进行彼此坦诚的沟通对话,我们也期望我们真诚的态度能让相关部门及企业重视依然存在众多问题及听取我们对事件解决的建议。
  
   我们曾努力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部门积极沟通但都被无情拒绝。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痛苦无奈的,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在尊重我们做为受害家庭的前提下,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的能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来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放在最重要的高度来重视。
  
   当时的情况大致是:有很多需要住院甚至手术的孩子都被拒绝免费治疗,致使一些孩子的治疗被严重人为的拖延,让孩子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还有例如有的孩子由于漏报等情况根本就没有列入国家承认的结石宝宝名单,导致各种治疗费用都由受害家庭自己来承担,而有的孩子更是在事件被曝光前就已治疗或手术多次,家庭已为此不堪重负而债台高筑,而孩子依然面临继续治疗而需要的高昂费用,很多前期或后期治疗费用都不给予解决,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继续死亡的结石宝宝患儿除了不被承认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并且在死亡患儿家长就死因提出质疑后申请尸体检验来确定死因竟被拒绝。
  
   例如:2008年12月4日死亡的湖北麻城的马雪菲小朋友(女孩,死亡时仅1岁,她的相关资料在我被警方扣押的电脑里有)。马雪菲在12月4日死亡前就已被承认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侵害的结石宝宝,但相关部门在她死亡后否认她的死亡与三聚氰胺有关。马雪菲在死亡之前就已因肾结石导致肾积水无法排尿在医院进行过置管、排尿排石手术,也曾有国内媒体对当时在医院治疗的马雪菲作过报道。马雪菲死亡后,我们众多家庭及相关专业人士怀疑是肾小管里依然有三聚氰胺颗粒导致肾脏或其它器官严重受损导致生命出现危险,故都想到只有通过严谨的尸体解剖检验才能确定最终死因,但相关部门在否认马雪菲的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之后却拒绝推诿家属提出的尸检申请(稍后在09年1月6日死亡的山东青州候海淇小朋友也是被如此对待,候海淇家长将孩子尸体在医院停尸房冷冻多日找过多个相关部门提出尸检申请都被拒绝)。
  
   马雪菲死亡后对她及其他新死亡患儿进行严谨的医学检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死因有更明确的判定标准牵扯到对其家庭的赔偿等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严谨的医学检验、病理学研究、通过尸检对肾脏、肝脏、心血管系统等重要内脏器官进行切片等专业的病理学研究来更深入了解被三聚氰胺侵害的结石宝宝的肾脏等重要器官到底造成了如何伤害,伤害到何种程度、长远潜在危害到什么程度等等。这样的研究重要且必要,也将对至少官方公布的30万结石宝宝的后续治疗、长期监控防治有重要价值,但这样难得的实体研究竟然在家属的积极申请下被浪费甚至推诿拒绝,让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并心痛,看到2008年东北因三聚氰胺饲料死亡的动物貉子在解剖后肾脏被严重侵害的照片(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有照片及相关资料),让我们更加想了解三聚氰胺乳制品到底对我们的孩子们的肾脏等器官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008年12月中下旬,我们在种种疑虑,担忧及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沟通被彻底拒绝或置之不理后自然想到通过媒体反映我们关心的问题及建议,并期望我们的呼吁能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我们众多家长自发的商议下,最终决定于2009年1月2日下午在丰台区的一家停业的酒店中餐厅与媒体记者见面反映我们的呼吁及发现的问题。担心这个见面会被干扰,我们选择的这个酒店地处非常僻静。在与该酒店中餐厅负责人事先商谈后,他们也非常乐意于将中餐厅租用给我们使用并彻底约定下来。
  
   1月2日的这个事情本可以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我在1月1日晚即被警方在丰台区强制控制,与我同时被控制的还有其他4个家长代表(他们都是孩子受伤害很严重且都动过手术患儿的家长)。我们在1月1日晚被警方强制关押在大兴区团河农场会议中心内,在我们提出意见后,警方告诉我们第二天上午将有领导与我们谈话沟通,并承诺我们第二天上午11点前无论谈话是什么结果都肯定会释放我们。
  
   当天晚上我们晚饭也没吃,我们几个人就在多名警察看押下在团河会议中心一个会议室的椅子上又饿、又困、又累的坐了一夜,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满怀期待第二天上午的谈话能有好的进展,期望领导们能倾听我们的建议。第二天上午,我作为代表与到来的领导们进行了谈话,我谈了很多我们面临的实际困难、问题及建议,并明确表达了期望政府能协调相关部门及企业与我们进行沟通的诚意。但当天上午现场的领导们不仅不理解我们的合理诉求及建议,反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味的强加我们他们的意见,一上午的对话明显在被压制的状态下进行,并且在时至11点后也不按他们曾经的承诺释放我们。
  
   时至下午,我们依然被强制看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内,位于丰台区那个酒店的记者见面会如期但被严重干扰的在进行,其他几个没有被控制的家长代表和一些媒体记者赶到了那里,但到后才得知该酒店及中餐厅不能再继续租用给我们使用,酒店外也有警车及警方人员在现场(事后证实当天警方介入要求该中餐厅停止给我们租用),那些家长与到达的记者由于无法进入中餐厅,只好在酒店的大厅及酒店门口的便道上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后由于担心我们几个被关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几个家长随即赶到了团河会议中心来关注并询问为什么关押我们。当天下午在团河会议中心的警官找到我说有家长在会议中心外要求释放我们或进来见我们,让我劝劝他们,情绪不要激动。我当即非常配合的与在会议中心外的家长们通了电话,让他们都冷静,不要冲动,在我与会议中心内警官们的请求下,最终让在外面的家长们进来避冷。
  
   在当天最后,政府官员又与我们进行了谈话,同意我们只要不在1月4日至1月15日推行赔偿方案期间不公开反对赔偿方案即协调我们与相关部门及企业的沟通,展开对话机制解决遗留问题,至此才将我们释放并请我们在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一个包间吃了一顿饭并在第二天陆续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简述当天在丰台区及大兴区的情况即是:我们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所指控的我煸动纠集多人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方式起哄闹事,更不承认我们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警方的强行介入阻止,1月2日的事情会进行的更好,在当天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影响都应由警方负责。并且我们每个家长在当天也都极力配合了现场警方的协调或指挥,并且当天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在现场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去现场的家长及媒体记者出庭作证。
  
   综上简述,我完全不认同起诉书对我的指控内容,我不认同指控我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丰台区、大兴区的犯罪指控,我也不认同我们是非法聚会,更不存在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的情况。上面是2009年1月2日在北京丰台区及大兴区的大致情况。
  
   再次在大兴区的聚会就是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当天,我们几个受害家长代表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包间内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回顾性座谈会及傍晚后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烛光纪念活动。我们选择的这个地点也是年初1月2日官方请我们吃饭的那个饭店、那个包间,我们也期望借此提醒官方年初对我们的承诺。我们以此来悼念因三聚氰胺毒奶死亡的孩子,并祈祷祝福所有手术及被侵害幸存的孩子们能一生健康幸福的成长。
  
   这次结石宝宝周年聚会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并且当天现场的秩序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有质疑,请参见我们当天拍摄记录的全程录像,该《结实宝宝周年纪念》录像在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或网络上也可下载到,我也期望我们当天凝重悲恸的气氛能打动每位观赏者并有所深思。我们作为成年人到底该为我们的后代为所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结石宝宝周年纪念》座谈会录像在我此次被强制关押前正准备随同另一份刚刚完稿的致卫生部的问题汇总反馈函一并提交给相关部门以期得到重视(该问题汇总反馈函也在我被扣押的电脑内),在此再次提醒相关部门依然要重视并解决三聚氰胺事件遗留的所有问题,尤其最重点的是三聚氰胺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们长期的潜在伤害及威胁。
  
   其它一年期间内的多次致卫生部信访办,国家质检总局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上访反映问题的地点都不属于起诉书所说的丰台区、大兴区、也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故不必叙述。
  
   下面再简述起诉书提及的河北石家庄情况。
  
   我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一共去过4次石家庄分别是2009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下面开始简述。
  
   先说第一次1月16日去石家庄,1月16日前2天,在网络上有传言说16日上午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宣判田文华,我们一些家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商议我们作为受害孩子家长应该到现场去关注庭审结果并接触到现场的媒体反映我们的问题,期望引起重视。但16日早上我与另外两个家长到达石家庄中法后才得知那是一个假消息,当天去了,三五家媒体与我们简短谈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家了,这是1月16日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内指控的情况。
  
   再说第二次1月22日,这次审判田文华是真实的,我们共有7个家长代表自发的到了石家庄中法,下面说说这天情况。
  
   当天我们到达中法后,中法已实行全面戒严状态,众多防暴警察及治安警察在中法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组成严实的人墙阻止无特殊通行证的人员进入。我们当天在现场是非常理智的,与维护警戒线的警察们沟通得知我们不可以穿过警戒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也理智的按警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待着。我们在警方指定的地点与媒体记者谈我们亟待解决并急需重视的重要问题,我们最关心的还主要是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期间,记者拍摄了我们手拿写有“关爱孩子健康” 等字样的A4纸,但我不认为此行为构成犯罪。
  
   当天,我们在那里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起诉书指控的任何行为发生,并且也一切听从了现场警方的指挥与协调,让我们在哪待着,我们就在哪待着,更没有所谓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行为发生。并且在审判田文华结束后也各自尽快的离开了石家庄。
  
   当天现场情况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在现场的众多记者到庭为我作证。
  
   上面是1月22日在石家庄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行为。
  
   再说第三次3月4日,这天是曾经的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等众多荣誉于一身的三鹿集团剩余资产被拍卖的日子。我们作为结实宝宝的家长们,理应来关注这次拍卖,我们也期望能表达我们合理的意见:即将拍卖的剩余资产优先用于受害家庭尤其是很多被拒绝免费治疗的孩子们。
  
   当天情况是:我们4个家长开乘一辆车前往石家庄中法拍卖现场,但我们的车辆被石家庄警方刻意的阻挠下本能10分钟的车程就赶到中法,但却千辛万苦的经过几个小时后才到达。我们到达中法后拍卖会已经结束,后有记者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我们正在三鹿集团进行拍卖后的新闻发布会,我们随即赶了过去,但三鹿集团当天组织了大量人员阻拦我们,我们在请求进入未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强行进入等过激行为发生,并且在当天大量三鹿人员将我们围堵在角落里甚至将一位死亡患儿的奶奶拉扯在地上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保持了极强的克制力。最后我们在极度委屈的心情下离开了。当天也有石家庄警方在现场,也没有指出我们有任何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更不存在起诉书指控的内容。
  
   第四次去石家庄是6月24日,当天我与另外3名家长代表去向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法院,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我们受害家庭致全国各级法院系统的公开信,期望能公平、公正进行三聚氰胺民事诉讼案,当天递交过程非常顺利,更不存在起诉书内所指控的任何行为。
  
   以上是四次去石家庄的大致情况,综上所述,我不认为我这4次在石家庄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我还要重点强调,我的每次出行都有警方人员在现场或随从,也没有任何警方人员提示说我们的行为构成犯罪,故此,我更认为我上述事情都没有构成犯罪。
  
   自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我作为维权带头人被警方多次谈话,但从未提及我曾经的事情构成犯罪,另在2009年7月后因准备进行结石宝宝周年纪念,与警方再多次频繁解除沟通,在7月至9月11日结石宝宝周年长达两个月与警方多次接触的时间里,也多次谈及曾经的这些事情也从未指出我这些事情构成犯罪,并一再好意的劝告我千万别有什么冲动的事情发生构成犯罪。这些情况也证实我曾经的这些事情并没有被警方认为是犯罪,我也没有因这些事情收到过警告或提示说我构成犯罪,让我不能理解并痛心的是事后竟指控我那些在警方严密监控下的事情构成犯罪。
  
   我们身为被伤害的孩子们的父母们,我们是希望切实解决发生在我们孩子们身上的伤害以及有效保障我们孩子们一生的健康。迄今为止,不仅仅中国甚至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敢断言三聚氰胺对孩子们的伤害仅仅是肾结石,而已有的研究和相关报道都是让我们紧张并焦虑的,我们至今担心一些隐性的伤害将会影响孩子们一生的健康。
  
   世卫组织发布的通报明确提到了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三聚氰胺是可以导致动物有膀胱癌等病变发生(请参见世卫组织中文网站内有关三聚氰胺病理学方面的研究通报),而我们在国内也通过南方都市报08年底有关三聚氰胺的专题系列报道了解到东北喂养三聚氰胺饲料而亡的动物貉子的尸体解剖后发现肾脏都有明显的严重破坏,其被破坏残蚀的肾脏实物照片让我们每个给孩子消费过三聚氰胺产品的孩子家长都不得不心有余悸,恐惧万分,并且这种担忧并未随着孩子结石的消失而停止。我们迄今仍强烈呼吁相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尽快出台公示相关的专业研究及进展情况,防患于未然。
  
   我们身为孩子的家长最关心孩子们生命健康及一生有效地保障,我们的维权也一直是合理合法且理性文明的,我们也从没有指控的所谓“非法聚集,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最后再说起诉书指控的2009年8月4日的事情。
  
   这天起因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被关押在外地政府驻京办私自设置非法关押访民的一个黑监狱中,在当天竟骇人听闻的发生了一起性质及其恶劣的黑监狱看押人员当众强奸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的事件。我在当天得到求救的消息后去营救她们,在前往的路上得知她们自己闯出被关押的黑监狱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报案的路上又被截访人员拦截的情况下,只能更加义无反顾的赶过去营救,担心刚刚逃出魔窟的她们再陷入恶境,并最终协助了李蕊蕊她们成功报了案。对于这次极其正常并属于见义勇为的报案,竟被指控为煽动纠集多人起哄闹事,对于这样的指控不能不令我心痛,我们正确并带有正直的行为谈何犯罪呢?
  
   对于本指控我完全不认同,我们在当天不仅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警方强行抓人导致吓跑一些访民的情况下,将一切害怕且跑开的当事人及证人劝说留了下来,我不仅不认为我当天的行为构成犯罪,反倒更认为当天在我的坚持及推动下能得以最终报案、立案成功,得以最终有效地打击了罪犯,在我及多名访民证人被东交民巷派出所强行扣留关押一天后,8月5日中午警方多名领导找我谈话说马上释放我们,但要求我们走后不要再对记者多提这个事情了,然后就让我们就离开了。
  
   从8月4日被强行关押直至8月5日离开,警方自始至终也未说我们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故此,我不认为我在8月4日的行为有任何犯罪成分。如果法庭认为我的行为构成犯罪,那我认为是对真正犯罪分子无形的庇护,是对正确行为的打击,由此会导致的不良后果不堪设想,正义、正直被压制的情况下只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更加嚣张,也将会错误引导正确的是非判断观。故此,请法庭慎重考虑,并作出正确的判定。
  
   我在8月4日当天的所作所为,可由多位当天现场的当事人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相关证人出庭为我作证。
  
   以上是我就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做的必要说明。
  
   我身为一名结石宝宝的父亲及社会的一员,我坚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所做的事情没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骄傲于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尽力尽职我应肩负的责任,我也期望自己曾经的所有努力与付出能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并且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我自己的良心、无愧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我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反而我倒认为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我将认为是一个罪人有愧于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也有愧有罪于我身处的时代及我们的后代,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更加高尚,坚定我们正确的做人信念,并期待能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有益的作用。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有责任坚持正确的事情并让人为的错误尽量减少。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使命为我们的后代努力营造一个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环境。
  
   我因为维权及协助别人报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自由,在此我期忘这样的伤害与委屈尽快结束,并期望是非被颠倒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在此,我要说:如果维权有罪,那势必会助长利欲熏心的奸商继续丧尽天良、肆无忌惮的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残害他人的基础上,我们本已日渐沦丧的社会将会变成何等扭曲的样子。
  
   在此,我更要说:如果报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将会就此扼杀正直的行为,将会纵容更多的罪犯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如果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将处于危险的社会之中,正义与勇敢将逐渐不复存在,想必这是每个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的我,由于错误的指控被强行关押失去了自由,我所能期待的也只有祈盼法律应有的公平公正来为我主持正义还我于清白。在此也真诚期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能正视已犯下的错误,不要一错再错。
  
   我坚信,正义与真理的光芒必将照耀我们这个国度的每个角落,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倔强的坚持,不为别的,仅仅为了我自己良心与灵魂的安稳,以及为了我们的后代们能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里,更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度能以健康的体魄继续存在于世界。
  
   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犯罪,也期望拥有权力的人能拥有高尚的人格与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残害的孩子们,秉持惩恶扬善的准则,做出无愧于这个国度、无愧于良知与灵魂及无愧于子孙后代的决定。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我们做为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度的意义。
  
   最后,我要再重申,我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指控的犯罪行为,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身为一名公民应担当的一份责任,我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文明且没有错误的,我也祈盼自己的努力能让社会有所进步。
  
   为了将正直、良知的品德保留在我们的生命及灵魂中,我们只能坚定正确的信念和准则,否则将动摇我们正直的心灵并错误的影响我们的后代,那样,我们才将是罪人。
  
   综上所述及事实,我坚信我无罪!
  
   辩护陈述人:赵连海
  

2010年11月3日 星期三

世紀.文字江湖﹕國民虛偽,政府放心 陳雲

陳雲:國民虛偽,政府放心
《明報》2010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少年時代,醉心黃老之學,兵家、法家之流,也略有涉獵。如今重執教鞭,偶爾學子問起,興之所至,也會傳一些黃老道術,助其修心應世。數月前,課餘,有學生問,港府回歸之後推行國民教育之內容,明知違反西方通行道德,也不合中國之儒道傳統,坊間惡評如潮,師生機械應付,何以政府依然故我,而且不斷加碼推進?我不假思索,講出六個字:「二心之民易治」。此句雖有韓非子之筆法,但並非出自《韓子》。

愛國教育,就是要人民虛偽,三心兩意,鑑貌辨色,見好就收,見壞就退。虛偽之人最容易統治。當一個地區的人口膨脹而政府不隨之改革,就無法以正道統治,只能用奸邪之術。人口學是根本的文化政治,當中國人口超逾八億,香港人口超逾三百萬,便到達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可以負載的臨界點。此後,若政府不思進取,社會也怠惰因循,就只會見到文化沉淪,見到遍地的虛偽和犬儒。有許多的冷嘲熱諷,卻無論說功夫與動員能力。

不論忠奸、順逆,一心者難治。 忠君愛國之民,與桀驁不馴之民,同樣難治。一心一意的愛國者,會要求政府與他們一樣愛國,捍衛國格,而當他們發現政府不符期望,丟失國格,便會成為逆民。一心一意的叛逆者,不消說了,只會處心積慮,務求推翻政府,重立國體。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獨裁政府能夠長久,都不全是笨蛋,都略有治術,就是用半吊子的愛國教育,令人民生其二心,既不愛國,也不叛逆,而是懂得鑑貌辨色,投其所好,如陰謀家一樣地進退自如。政府帶頭虛偽,人民也覺得是本該如此。認真,你就輸了。

現代科技也為愛國教育添柴加火。各種電子廣播,各種電腦機器,令人民左顧右盼,沉迷在一心多用的multi-tasking之中,足以勞累其心,磨蝕其志。通勤公車上,白領和學生都在掌中的小熒幕上忙碌,大老闆見了就很放心。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的人,思想獨立,固然可怕;專心一志耕田或開動機械的人也可怕,因為純然的體力勞動者也是心志沉靜的,是故工農從來都是革命之源。服務業的人口多了,最好統治,因為服務業的人很多是心意繁雜而舉止虛偽的。香港政治沒有完成憲政民主,而社會就轉型到服務業,高地價政策驅趕小企業主、小販、自僱勞動者,成為大集團的服務員,中小學的門口如旺角的歌舞廳一樣掛滿彩色招徠畫報,老師和學生都被訓練為高喊「歡迎光臨」的人,官商勾結的霸權階級看見,就很安心了。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港府房地產治港的荒謬 .林沛理

港府堅持高地價政策,在市場上兼任球員與裁判,與地產商的利益一致,損害基層利益。

改變社會人士的看法,遠比改變社會現實容易得多 (Changing perception is always much easier than changing reality),所以沒有決心進行根本改革的政府,總是千方百計要「管理」好市民的看法,企圖用「改革的錯覺」(the perception of change)來平息民憤和取代「改革的真實」 (the reality of change)。行政長官曾蔭權上週發表的《施政報告》,只是提出了一些早該提出的規管地產商售樓的建議,卻成功製造了「改革的錯覺」——多份本地報章非常「合作」和「體貼」地以《特首鬥地主》、《政府向地產商宣戰》、《政府真打地產商?》等標題加以報道。

單看這些標題,這份《施政報告》似乎標誌著特區政府的房屋以至經濟政策的重大轉向,這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地產發展商多年來從賣地和賣樓中賺到暴利,它們當然不會大舉涉足其他業務——這樣做的機會成本太大,而各行各業卻要擔起難以負荷的經營成本,結果香港變成了一隻只懂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嚴格而言,《施政報告》提出的規管措施連建議也稱不上,而只是「建議提出的建議」:政府計劃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討論規管措施的立法,並在一年內提出建議。

更關鍵的,是整份洋洋萬字的《施政報告》,口口聲聲說要向市民交代處理房屋問題的「工作成果」,卻竟然對政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全無反省、隻字不提。曾蔭權向各界解釋《施政報告》,也僅承認樓價暴漲,政府唯一的錯失,是沒有向市場提供足夠的土地興建房屋,這是睜大眼睛說瞎話。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level playing field)。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主要的參與者。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

身為全港的最大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shadow property developer)的模式和原則運作。難怪市建局在香港成立多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咀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

一國兩制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五十年保持不變。於是,保護地產商以及他們在建制和現狀中扮演的角色和獲分配的利益,也就成為特區政府不用言明也無需言明的基本職責;更何況特區政府一直堅持高地價政策,它與地產商的利益根本就是一致。從這個角度看,要特區政府有效監管地產市場是緣木求魚。正如崇尚小政府的前美國總統列根(里根、雷根,Ronald Reagan)所言,在這件事情上,政府不可能解決到我們的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的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我們當然不可以期望只剩下不足兩年任期的曾蔭權,會去做那個用石頭鑿船、挑戰現狀的人(the man who rocks the boat)。再說,以政治領袖而言,曾蔭權向來缺乏遠見和視野,即英文所謂的「the vision thing」。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是減少隔代貧窮的最有效方法。所言甚是,但他的教育脫貧之道,卻原來只是將用來購買書簿的定額津貼,由目前的四百零八元增加至一千元。一個不懂得從大處去想(think big)至此的特首,我們還可以對他有什麼期望?■

2010年10月26日 星期二

法治人 戴耀廷 香港政制發展必由之路

010年10月27日
已有不少人提過要理順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關係,發展政黨政治差不多是必走的路,但為何香港政黨發展到現在還是不太成熟呢?說要發展政黨政治,憲制上又有什麼方法促使政黨能發展起來呢?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怎樣才算是政黨發展較理想的地步,從而配合香港政制發展。

較成熟的政黨發展必須大致能達到以下要求:一、政黨的成員有能力出任政府的主要決策人員;二、政黨能整合社會不同利益、並提出全盤管治策略及方案供公民評價;三、政黨能吸引社會的精英分子參與;四、政黨有規模地培訓成員擔起管治責任;五、政黨有完備制度有序地產生領導層及安排領導層交替;六、普羅市民大體信任及支持由政黨執政。

不重培養執政能力

由於制度上的設計,令香港的政黨只會是永遠的反對黨,故難以驗證香港的政黨成員是否有能力執政;並由於在制度上它們都只是反對黨,即使是屬建制派內的政黨,也因資源有限及掌握資訊不足,令它們在現階段都很難設計出全盤管治策略及方案;也因政黨在制度上的局限,它們很難吸引社會最頂尖的人才加入。在缺乏執政經驗下,政黨的培訓工作也只是流於紙上談兵。

由於現有政制提供的政治出路有限,政黨老一輩領袖又還未願退下來,令黨內年輕一代缺乏政治空間和歷練機會,以接替上一代的領導層,故常會出現黨內老中青之間的矛盾,影響黨內團結;普羅市民對香港政黨有能力執政仍然缺乏信心,這些都是香港現政黨發展停滯不前的表面原因。

更深層的原因,應是涉及政治歷史、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的因素。追本溯源,共產黨起草《基本法》考慮到九七後香港的政制時,並不太希望香港出現組織力強大的政黨,頂多也只是容許一些充當政治花瓶的政治小團體。那時候,談政黨仍是一種禁忌,因共產黨是中國全境內唯一可以享有政治實權的政黨。到了現在,共產黨這想法可能鬆動了一些,但對在香港搞政黨政治仍不會是太正面。

制度防止政黨發展

同樣基於這個政治原因,從特區的政制設計已可看到不少工夫是要防止政黨發展起來,這包括了規定行政長官不可屬任何政黨;立法會的選舉辦法不會發展出兩黨競逐的模式,而是要使很多細小的政黨出現,令立法會常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以便分而治之。從制度上壓抑政黨發展,是導致香港政黨經過多年發展,到現在仍是欠缺成熟的根本原因。

很多港人也可能因國內共產黨這政黨是一黨獨大,故對政黨這東西也連帶產生了不信任,會先入為主抗拒任何政黨。要突破這困境,也得要從上述政治歷史、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這三個深層原因入手。北京政府在今回政改願意妥協,相信也是看到香港政制再繼續這樣拖拉下去,對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不利,長遠也不符國家利益。

在制度上起碼有兩點改變是必須的。一、取消行政長官不可以是政黨成員的限制。由於行政長官在2012年還不是由普選產生,若把政黨的限制在2012年就取消,後果可能會是政府的認受性受到更大的質疑,因如果他任命其政黨的人士出任主要官員或重要公職,那會使人覺得他是徧幫其所屬政黨,讓那政黨有機會在普選來臨前可不公平地積聚更多政治本錢。因此,取消政黨限制應在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時一起引進,但應於現在就明確作出此項規定,讓各政黨及香港市民看清未來的方向。

二、在2012年新增的五席全港單一議席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在2016年由區議員提名可改為由政黨提名,那就能提升政黨在分配政治資源的角色。過去政黨對有志之士缺乏吸引力,主因是政黨不具有分配政治資源的權力,有能力的人不用參加政黨亦可以當選,故他們並不需要政黨支持。若能在現有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立法會的組成方法,把這一類由政黨享有更直接權力去分配的議席數目增加,那就令政黨成為進身政途的重要途徑,大大增加政黨吸納頂尖人才的能力。政黨有了人才,不少發展上碰到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港人抗拒政黨文化

要改變港人對政黨抗拒的政治文化並不容易,也不是短時間可以達到,可能要政黨有了實質表現才能取信於民,扭轉市民對政黨的負面感覺。但當前還是有一樣工作可以立刻做,那就是制定政黨法。制定政黨法當然就着制度發展來說(如讓政黨在政治資源上有更直接的分配角色),也是極之重要。政黨法會清楚定義什麼是政黨、設立登記的制度,包括登記的條件及程序、規管政黨的政治捐獻及競選經費、對政黨的財政資助及其他支援、政黨決定參選人的選舉制度、規管政治廣告等。

但就着政治文化來說,制定政黨法還可向公民發出清楚的訊息,就是政黨對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制定政黨法的過程,亦可讓各界對政黨的角色及功能有更深入的認知及討論。制定了政黨法後,所有按政黨法而成立的政黨都可享有更高的正當性,能逐步改變現有對政黨較負面的政治文化,為政黨在未來真正扮演執政角色鋪路。
股神的「價值投資法」。股神一直深得投資者的景仰,主要是其把握入市時機的準繩度,可以說得上數一數二。而股神對股市的估值方法,又是否深不可測呢?股神早已在2001年的《財富》雜誌中,向投資者公開其估值的秘訣,老畢在此再引用一番,以公諸同好。

原來股神的估值方法相當簡單,以美國所有上市股票的市值除以國民生產總值(GNP)【圖】,所計算出的百分比將可反映一切。若然比率升至空前的高水平的話,即在股市賺取的回報已超越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事情於理不合,代表強烈的警告訊號已經發出。股神認為,當比率跌到70%至80%的水平,股市實屬便宜;相反,當比率升至接近200%,即1999至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時間,投資者還在投資股市的話,與玩火無異。看一看附圖,比率正由低位60%,悄悄回升至超過100%。根據股神的說法,現階段而言,美股略嫌偏貴了。

王永平 地產商、特首、小市民

010年10月27日 00:00

尚餘一年多任期的曾特首終於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就地產商的不良行為提出兩項針對性的措施。第一是限制「發水樓」包括降低停車場、露台、工作平台和會所的樓面面積寬免,收緊容許興建窗台的面積及加設百分之十的整體寬免。第二是成立督導委員會,具體討論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包括以實用面積作為公布呎價的唯一標準,並於一年內提出建議。


近年政府供應興建住宅的土地數量極少導致樓價飈升,與地產商把樓宇發水令其暴利更上層樓,同是源於政府的錯誤政策。前者涉及實行予地產商絕對主導的不勾出土地不賣地的制度,後者受惠於鼓勵發展商提供各項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和環保寬免。現在政府大義凜然地限制發水樓,卻不提地產商只是依法辦事。例如剛有報道指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地鐵,其荃灣西站5區樓盤設計包括12萬平方呎大型會所及30米高巨型多層停車場,可能導致未來業主須多付4億多元(明報 23.10.2010)。(其實不少業主不介意有漂亮的會所和環保露台,只是對一方面免除地產商地價,另一方面更容許發了水的建築面積作為售樓的標準!)


再說樓宇面積,特首說,『賣樓是一生人的儲蓄,如果買樓回來,告訴你是800呎,量度後是630呎,是「縮水」的,那很氣人的,連我也罵,人人都罵,這個情況不公道。』(見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記者會談話全文 13.10.2010)以特首的例子計算,「量度」或內隴面積是建築面積的78%。售樓的地產商算是有良心,縮水程度不多。讓我拿一個實例比較,是公營的市建局售賣的Queen's Cube,18樓B座的建築面積是401平方呎,單位有蓋面積是275呎(包括21呎露台和16呎工作平台),即等於建築面積的69%。有蓋面積不等於量度或內隴面積,所以實際縮水程度可能是四成或以上。這個情況是否更氣人?(我無評批市建局之意,因為像地鐵一樣,它也只是依政府的規矩辦事。)


與其翻個別有利地產商政策的舊帳,讓我全面回顧香港回歸十多年間,兩任特首如何處理涉及地產商利益的政策,地產商與政府和高級公務員的微妙關係,以及因此可能導致官商勾結的疑慮。


先為令不少市民負資產多年的「八萬五」政策說句公道話。董特首於1997年上任時訂下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的目標,是為了要推行兩個長遠對香港社會穩定的政策:一是在十年內,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二是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見1997年施政報告,下同,第52 段),後者已成功落實直至今天。前者其實包含一個整體自置居所目標(是否七成可以討論),這總勝於後來因樓價跌便取消居屋,樓價升又推出置安心的見步行步政策。


八萬五政策背後亦是十年土地供應計劃,並包括列出首五年可供應的每幅土地詳情,讓地產商和市民收到清晰資訊,有利穩定樓市(見第55段)。撇除公屋,當年的預計是平均每年興建約六萬個私人單位。在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的衝擊下,這個供應(其實預計供應)導致樓價大跌。但近幾年私人單位供應跌至平均每年少於一萬個,卻是現任特首承認政府「有少少責任」導致樓價狂升的原因。

直至上任後五年多的今天,曾特首終於認同,為了確保樓市平穩發展,政府要訂下一個平均每年提供一定私人單位數量的土地指標。假如董特首當年訂下的八萬五目標過高,起碼他的確保土地供應充足目標沒有錯。假如曾特首在2007年開始他的五年任期時,訂下現在說的每年二萬個私人單位的土地供應目標,今日的樓價恐怕不會升至例如由市建局出售,位於灣仔街市對面的Queen's Cube單位平均呎價1.7萬元(建築面積)或2.5萬元(有蓋面積)吧!


不計成敗,董特首的房屋政策在原則上沒有錯。為了紓解負資產的民怨和恢復樓市信心,在2002年推出「孫9招」(包括結束居屋計劃)也不算錯。政府於 2004年以「勾地」機制全面代替定期拍賣,是權宜之策,無可厚非,但到了2007年樓市全面復甦時,政府卻依然讓地產商決定勾多少地和甚麼地出來拍賣,甚至到了今天,還說甚麼「以勾地表為主軸 (見2010-2011施政報告第13段),卻是一錯再錯!從地產商的切身利益角度看,董特首的八萬五政策對他們沒有好處。現在曾特首的每年二萬、不放棄勾地安排、不採取「激烈」政策卻沒有一點害處。


現時不少評論把地產商「妖魔化,其實地產商與其他貪婪的常人無異,只是他們比常人精明,能夠充分利用政府官員的好心(例如推動環保,加快重建)、愚蠢(例如勾地機制)和恐懼(例如害怕樓價下跌),謀取最大的利益。面對地產商,出身商界的董特首敗於時勢和執行力,出身公務員系統的曾特首實行慢民意半拍的見步行步政策,亦是被地產商牽著鼻子走。在房屋政策上,兩任特首都不能或不願協助港人擺脫地產的夢魘。


為什麼港人治港後,地產商對政府的影響力好像比殖民地時更厲害?讓我嘗試從幾方面解答這個問題。


第一,從出售發水樓獲取暴利的地產商早把投資分散至各行各業,包括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超市、電訊、電話、運輸、電力、煤氣等,他們不只是地產商,而是跨行業,甚至具壟斷性的集團首腦。他們的商業決定對政府多方面的政策及其成敗舉足輕重。


第二,除了金融及少數外資企業外,大多數待遇好的高層管理職位是在由少數大地產商控制的集團內。近年不少高級公務員退休後都替地產集團打工,包括一些政務官和李明逵之前的幾任警務處處長。只要符合規定,退休公務員當然有再就業的權利。但從小市民的角度看,這個情況便會引起或增加他們的疑慮。梁展文事件就是在這個疑慮中掀起風波。快將公布的立法會調查報告會否令官(地產)商勾結的疑慮加深,留待下回分解。


第三,正因為地產商富可敵國,透過生意往來、直接或間接聘用、慈善捐獻,無論在行政會議或立法會內,不少成員或議員和地產商有千絲萬鏤的關係。(大家可從他們的利益申報中看到一些端倪)。小市民看在眼裡,很難沒有一些不必要的聯想。這個印象也許對個別議員和地產商不公平,但在政治上,印象就是事實。


第四,政府經常強調依法辦事,一視同仁。這個原則沒有錯,但一般市民感覺不一樣。以較早前的天價樓和最近的行會成員家族炒樓為例,前者的調查到今天都沒有下文,後者只聽到特首不斷強調有嚴謹的申報制度。


其實政府要令小市民感到公平,不是空言一視同仁,依法辦事,而是在有懷疑時,立刻站在小市民那邊。以立法規管樓宇銷售為例,政府遲遲不願立法。今天,曾特首可以在任期完結前交出成績,而不是像23條立法般,交給下屆特首嗎?


為了消除仇富矛盾,曾特首提出政府和商界各捐50億元的關愛基金。到目前為止,響應大多數的是地產商,但其中不少卻表示部份捐款會來自他們控制的上市公司。我曾撰文反對此舉,認為這是慷小股東之慨。地產商之一的陳啟宗說得公道:「公司屬於股東,並不屬於管理層,要捐也應該由私人捐款」。希望政府關注這個可能增加仇富的情況,更希望精於利用別人金錢(OPM)發達的地產商三思。不要忘記,關愛基金的50億元公帑包括來自中產和基層人士的稅款和差餉。


在香港的房屋政策上,最有影響的持分者排名次序是否地產商、特首、小市民?政府可有興趣做個民意調查?

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2010年10月25日
謝家駒
社會企業家的「八面」玲瓏

「社會企業」倡議以企業精神和營運模式帶動社會創新和變革,但經常被誤解為另類福利機構或扶貧慈善事業。事實上,社企並不只局限於一個界別或行業,在香港面對競爭力下降和貧富懸殊的對立困局中,社企講求合作和關愛精神,或可為二十一世紀的共生發展提供出路。

本系列文章旨在突出社企的多面性,強調社會企業家的重要角色之同時,也從多角度了解香港社企在民間的活力:包括商界和年青人的角色、官民商學合作的特點、社企營商之道、民間培育和投資平台,以及由社會創新帶出的新公民價值。本文率先由謝家駒勾劃社會企業家的特質,及孕育其對社企發展的重要性。

社會企業家可否孕育?

一位外國的社會企業家,在外地豐富的公益創業經驗,來到香港,你向他全面地介紹了香港社會企業的發展情況,你估計他會有什麼反應?

據我推測,他可能有下列的觀察及問題:

1.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是由NGO創辦?

2.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有濃厚的福利色彩?

3.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社會企業都是要依靠贊助,撥款等形式來運作,少有能自己經濟獨立?

4.可否介紹一兩位有代表性的社會企業家給我認識?他們開創了哪些有創意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的工作對社會有多少移風易俗的影響?

我相信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假如你謙虛地反問他一句:你有什麼建議給我們參考?這可能也難倒他,畢竟他對香港情況認識不深。我嘗試大膽地代他回答:「孕育多些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便自然出現」(Nurture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will follow)。這意味着,光是着眼於社會企業,有點本末倒置,關鍵在於鼓勵、孕育多些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自然接踵而來。

究竟社會企業家是否可以「孕育」出來,這也是大學問,我未有答案,因為要由實踐來證明是否可行。但若要成功地孕育出社會企業家,我們首先要充分了解社會企業家的特徵。根據過去兩年來,直接及間接接觸世界不同地區的社會企業家,我初步總結了八大特徵,姑且稱之為「八面」玲瓏,以下簡略描述一下。

1. 對人生充滿熱忱

社會企業家通常十分正面、樂觀、積極的人生觀,但同時也察覺到人類社會並不完美,充滿缺陷、苦難和不幸。他們看見很多不平等、不公義、不健康、不理想的地方、但他們沒有退縮、沒有視而不見、他們感覺到自己屬於幸運的一群;有着一股發自內心的動力,要貢獻自己所長來幫助別人。

2. 聚焦特定社會問題

社會企業家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知道不可能把整個世界一下子改變過來。他們懂得要量力而為,所以他們會把精力及資源長期地、有耐性地專注一個他們特別關心的社會問題上,一點一點地改變現狀。至於會聚焦在哪一個問題,當然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但通常會是由於下列三種情況引發出來:個人經歷,偶然機遇及知識衝擊。

個人經歷是最為普通,例如自己或親友經歷過某種苦痛,便去創建一種服務來協助有相同遭遇的人。偶然機會有時亦會激發到公益創業之心,例如在落後國家旅行途中,看見當地一些尖銳或感人的問題。知識衝擊是指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很多機會可以通過種種方法(報章、書籍、互聯網等),深刻地了解一些世界社會大趨勢或大問題,如氣候變化、綠色革命、貧窮、就業等問題。

3. 勾劃理想願景

所謂願景,是指「渴望實現的理想境界」。社會企業家鎖定一個社會問題後,通常會問自己,我渴望見到最理想的成效是什麼?他會盡量用豐富的語言來描述這個境界,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衡量一個願景,我們通常採用四種標準,即所謂I.C.A.C.。

I 是指「有感染力」(Inspirational),別人聽起來,馬上感染到它的吸引力;C 是指「具挑戰性」(Challenging),不是輕易達到的﹔A 是指「具可達性」(Achievable),不是無可能的,是有機會達到的;最後的一個C 是指「易記易明」(Concise),即扼要精簡,最好能以十個字之內概括其精髓。

印度有一家社會企業,願景就是「消滅不必要的盲疾」(Eliminate needless blindness),簡潔易記,既有感染力,又有可達性,當然也是極具挑戰性。

4. 設計創新產品服務

有了願景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構思及設計創新的產品或服務。為什麼要強調「創新」?很簡單,社會企業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必須同時滿足兩方面要求:首先,它必須有社會價值,對解決或改善特定社會問題有顯著效能,這樣才有機會實現願景;其次,它必須能創造收入及利潤,讓企業能持續經營及發展,缺一不可。

5. 善用市場學理論

「公益市場學」與一般市場學的分別,在於產品或服務性質不同。由於社會企業提供的產品含有社會價值,故可以採用一些有別於純商業性質產品的推廣方法,例如可以借助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甚至政府部門來進行教育、推廣工作。至於所謂「游擊市場學」,是相對於主流的市場拓展技巧。

簡單地說,就是以低成本或零成本之方法,來進行市場拓展。這可要費很多心思,但坊間有很多關於游擊市場學的實戰經驗,介紹很多行之有效的技巧。總結一句,社會企業也必須重視市場拓展及推廣,只是方法與一般商業機構不同而已。

6. 千方百計發掘資源

Resourceful這個英文字可圈可點。假若你說人家beautiful,是指人家有beauty,但是你說人家resourceful,卻並不代表有resources,反而是剛剛相反:缺乏資源但懂得發掘資源。所謂「資源」,絕不限於資金,而是一切可以幫助實現願景的物資,包括供應及推廣有關產品/服務的資源、廠房、辦公室、物料、設備、產品設計、促銷渠道、宣傳、運輸、義工、專業諮詢等等。愈具創意的社會企業家,愈能發揮「No money, No problem」的效應。

7. 建立必勝團隊

不是簡單的團隊建設,而是創建一支由無到有、由小到大「必勝」的團隊。團隊的成員主要包括兩類人士:義工及受薪同事。義工是必須的,尤其是開始的時候,必須物色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一個核心小組,共同策劃及推動整個項目,然後再通過他們組織及培育其他義工,及在適合時刻聘用受薪同事。即使有了受薪同事,義工隊伍仍然要不斷擴大,讓義工與受薪同事緊密合作。「必勝」的關鍵,在整個團隊有共同的價值觀,深入民心的願景,不斷學習。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有出色的領導及獨特的機構文化。

8. 構建具創業熱忱的董事會

一般企業的創業者,草創的時候,往往沒有得到董事會的助力,因為難以找適當的人士擔任董事,通常由親友當上名義上的董事會。但是社會企業可以不同,由於有社會目標及價值,較大機會物色到認同這些目標的人士擔任董事。但即使如此,也不要光是找些有名氣、有地位的人士加入董事會。

最理想的做法,是找一些完全認同企業願景,而同時又願意出錢又出力的人士擔當董事。總之,一個社會企業的董事會,每一成員皆要抱着「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的心態,投資了錢及心血在這個企業,就想盡辦法、竭盡所能協助企業成功,但同時也要像創投基金一樣,放手給創業者放膽去做,不要縛手縛腳。

以上八點,互相緊扣,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社會企業家絕不易為,但假若能抓緊以上八點,腳踏實地,努力不懈,成功自然指日以待。

(本文轉載自《社會創業家》雜誌,由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出版)

社企民間高峰會文章系列.之一

(明天由四位作者合寫〈青年創業:社企發展新動力〉)

社企民間高峰會

社企民間高峰會目的是藉介紹海外及本地成功經驗,推動社會創新企業家精神和社會變革。本年度高峰會將於2010年11月19至21日舉行,主題為「21世紀的社會企業:創新價值·新夥伴關係·共同發展」。本高峰會在不同環節將安排由不少社會企業家作現身說法。

網站︰ 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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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功的社會企業體系,重點是先要培養出具誠責的社會企業家,善用創意推動發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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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網圖鑑﹕急凍了的法治觀念最可怕

(明報)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托法而治謂之暴……暴者失民

——《韓詩外傳.卷三》

社運人士楊匡被控襲警罪名成立,判刑十四日,裁判官梁榮忠 據報批評示威者濫用示威權利;但社會反應寥寥,除了網上有人聲援,幾位社運人士斷食抗議外,媒體反應極低。同一條襲警罪,早前裁判官阮偉明卻「輕判」 Amina,信納其為病人,讓其遠赴美國 進行所謂戒酒治療,改過自新,社會口誅筆伐。因為電視片段所見,Amina英語字字鏗鏘,上庭前後律師團隊簇擁,三犯襲警而毋庸坐監,果奇聞也。

查裁判官英文為magistrate,為英國 最古老司法機構,裁判署(magistracy)之法官名稱,凡六百年。以裁判官一詞今譯,頗有偏頗。裁判署乃英國基層法院組織,所論斷者,既有鼠竊狗偷之情事,復有宗族事務,民事及家事糾紛等,無所不包。

地區維穩,需要士紳(gentry),中西皆然。英國之裁判官,歷史上俱為太平紳士(JP, Justice of the Peace)出任(香港猶設此制,如中西區政壇大老陳捷貴或有中國鋼鐵女王之稱的陳寧寧)。英廷委任之太平紳士,俱非等閒之輩,需在地區孚有眾望,坐擁土地莊園,教育程度較高,一般均由士紳出任。據1361年英國之太平紳士法,太平紳士與地區土豪無異,既有拘捕扣留叛賊之權,亦有懲罰判刑之司法權,其權力(或責任)甚至包括修橋築路、招募士兵等,與現在香港的榮譽性質,大相逕庭。

士紳既為地區之霸,已擁經濟實力,再獲委為太平紳士,總攬司法權力及地區行政兼執法權力(如維持治安及消防救火等),在其麾下,漸成一個龐大的地區政經利益關係網。然而,隨著歷史發展,太平紳士淪為地方土豪劣紳者,日漸增多,反成了英國政治隱患。

收錢開庭 土豪劣紳

至十九世紀之時,英國之裁判署,成為壓迫窮人之司法黑洞,為鞏固地方土豪惡霸權力之工具。惡名昭著者,莫如十八世紀之米德爾薩克斯(Middlesex)地區之裁判署制度。斯時米德爾薩克斯管轄範圍,包括現今倫敦 附近之城市地區,但其基層行政司法組織卻仍維持鄉郊狀態。鄉間太平紳士眼見米德爾薩克斯事務繁多,視為畏途。仍願出任裁判官者,就借急速城市化之商業需要,自訂審判程度,「收錢」開庭,外間稱為trading justice(姑且譯為搵食法官), 乘機挑撥訴訟,敲詐窮人,令米德爾薩克斯裁判署成貪腐溫床,英廷不得不出手改革,此為後話。

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拓殖,先用槍炮,復以裁判署震懾土著,以司法壓迫人民,性質與英國相似,仍同中有異。1888年,北婆羅洲為英國保護國,英廷於各地方行政區域,派駐政務官為當地參政司(Resident ——此制度適用於非英國殖民地,resident者,有輔政之意,協助地方領袖管治該區)既有行政職務,兼為地區之裁判官,攬行政司法功能,乃英國實質管治之象徵。同時期之香港,裁判署一樣成為控制華人之司法工具。

1853年香港出版之《遐爾貫珍》云﹕「其次有臬憲,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歸刑訟司,協同撫民紳士一二員訊斷,至凡有漢人告狀,或控本土人,或控他國人,即赴該司署以漢文稟訴,傳供人照由轉達,聽候判決…」刑訟司者,即裁判署。出任裁判司者為英人,有華人輔之。《遐爾貫珍》出版之時,英人管治香港十一年有多,法制建設已漸成形,亦為嚴刑峻法之最高峰。

殖民草創 嚴刑重判

學者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曾謂,殖民政府草創時期,毫不留情地向罪犯施加肉刑(corporal punishment),又利用刑罰,代替懷柔,令大部分華人墮入法網。因為英人認為,大部分華人,俱為鼠竊狗偷及海盜之輩,須以重法予以痛擊。至於裁判署之首任裁判官堅上校(Captain William Caine),強力主政,以程序亂籠、有罪推定、拒聽辯詞、舉證馬虎、華人重刑、放生洋人為常態,至於刑罰,更是重中之重,公開行刑更是必備環節,令當時港人,不知有港督,以為堅上校為實際香港「話事人」也。

文基賢指出,在英國精密的法律制度,輔以採用清廷對付漢人嚴苛的高壓及種族分隔手法,香港華人可謂盡得中英高壓管治之夾擊,受到極為無情的鎮壓。話說回來,港人亦展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在英國強力彈壓、置於紀律及監控下,經過二十年的管治,華民馴服於殖民管治,局面趨於穩定, 成中國南端一宜居之商港。王韜在1865年時說,「香港一隅,僻懸海外……山赭可瘠,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但經英人管治後,「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

裁判司既是殖民管治最前線,對付華人,用刑必嚴,判罪必重,港人逐漸接受如斯嚴苛之法律制度,以換餬口,漸成殖民生活必要之惡,甚至內化成香港社會規範而渾不自知,以至無法擺脫此深植之(殖民地)法治觀念。上世紀六七暴動,裁判司署屢成鬥爭中心,被捕左派人士審判時高呼毛語錄,甚至有千人圍繞九龍裁判署以聲援受審示威者。裁判署刑罰力度亦強,現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 ,當年曾因藏有傳單 被判監兩年。

殖民政府不單針對左派,亦針對本土社會行動。1979年油麻地艇戶事件,67人乘旅遊巴從九龍過海香港,於港島出口遭警方截停,被控以非法集會。銅鑼灣 裁判署將大部分艇戶釋放,卻判十一名人士有罪(包括馮可立等),彼等上訴被高院駁回。康士法官謂,裁判官判案時,明顯把居住在油麻地艇戶與非居住之艇之人士分隔(見1979年之R v Chow Shui )。最終康士法官駁回上訴。從中可見,裁判官以至法院體制在殖民地刑事案件之作用,以維護殖民地道統為前提,粗暴打擊維權行動,毫不手軟 。

但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後,香港交回中國已成事實,殖民政府大江東去,亦衝擊司法體制。一方面,基本法 「急凍」了司法體系,亦「急凍」了殖民地的司法傳統,把十九世紀以來嚴厲監控及壓迫鎮壓的暴力法治傳統延續下來。而繼續站在前線的,裁判官需要延續的,就是這些欺壓本地、向洋人傾鈄的司法傳統。

引入輕罪 尚權尚利

另一方面,隨著英治遠去,西方現代法律文明強調的個人權利,以至在刑事司法系統內強調改過自新的「輕罪」(rehabilitation)政策亦引入香港。前者透過人權法於91年後在香港立法,後者透過法律改過,予犯事者以保釋、治療、感化的方法,讓犯罪者免予監禁,給予改錯之機會。

香港司法面對殖民性及權利觀的衝擊及拉扯, 前者尚暴尚壓,後者尚權尚利, 前線裁判官首當其衝。人權法之訴訟,成了兩者拉扯之象徵,裁判官之有關判決,屢被上級法院推翻。 裁判官Sinclair在R v Ming Pao Newspaper(1995),判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違反言論自由,到了上訴法院卻被推翻,累得《明報》要上訴至樞密院,才獲勝訴;另一邊廂,裁判官Lugar Manson在R v Chong Ah-choi(1994)的案件中,裁定簡易治罪條例內,無合理解釋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行,沒有違反人權法,上訴法院卻推翻他的判決,人權學者喜出望外。高等法院呢?在95年的R v Town Planning Board, ex parte Kwan Kong Company Limited(1995)案件中,高院法官王式英稱香港沒有憲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權,又謂解釋人權法毋須參考國際人權法之案例,遭陳文敏批評判辭為人權倒退。

然而,權利觀在香港,紮根不足,人權法在91年後才立法,香港社會對法治之觀念,仍處殖民地之狀態,汲汲於守法、依法、罰款、坐監,糾纏於壓華輕洋、有錢人大晒之肥皂劇式的法治觀念,奢談個人權利之爭取。在殖民性與權利觀之間,社會嚴重地向殖民性傾鈄。

97年後,釋法解決居港權掀起之爭議,儘管法律界黑衣大遊行,儘管大狀們高呼「法治已死」,港人無動於中。示威遊行,肢體衝突本是常態,有示威者被控襲警,望市民聲援,港人卻鴉雀無聲,反批示威者擾亂秩序。韓農來港反世貿,為全球被自由經濟壓迫得透不過氣之窮人發聲,港人居然盛讚港警克制,怪事也。

回到Amina案件。查裁判官阮偉明過往之判案風格,可謂「重權輕罰」,法律界早已風聞。手上沒有裁判署之數據庫,只能從報刊有關阮官之報道,作粗略之分析。今年1月,曹格毆打側田一案,阮官判曹格罰一千元及守行為一年。08年5月一父親用鐵鏈鎖百厭星兒子,被控虐兒,阮官判父守行為1年,阮官語重心長﹕「小孩患過度活躍症情况普遍,家長必須明白此病需要接受治療,不要以為可靠體罰解決。」08年3月,一科大生串同父母隱瞞資產租金收入詐騙大學資助款項,判60小時社會服務令 ,阮官強調「不是輕判,亦曾考慮過監禁式刑罰,只因感化官對被告有正面評估,始作出如此判決」。但遇到社會有強烈意見之違法案件,阮官亦不留手。本年8月一宗刑事案件,被告訛稱病假,企圖欺詐一宗交通意外之保險索償,阮官判囚半年。08年一宗危險駕駛,阮官稱被告小巴司機並非衝車尾肇禍,仍判囚三個月。06 年一宗虐狗案,被告返大陸,其犬遭餓死,阮官斥非一時疏忽,判囚四周,家屬指刑罰過重,愛護動物協會 卻稱刑罰過輕。

正因阮官判案風格如是,假如在Amina案件之中,有律師團隊充分利用英國普通法 ,數百年來予人詬病之程序優勢,打其法律資源戰,大灑金錢,輔以龐大團隊、專家論證、理據似層層、雄辯滔滔,按司法程序,法院不可能不予考慮,法官要「鬆手」的話,就更有理由。我倒認為,假如阮官判Amina坐監,法律界可能更為突兀,更為驚嚇,莫非阮官轉性乎?

反躬自省 檢討司法

至於阮官對Amina案件的判決,進一步反映了哪一些法律問題,更需評論,可惜案件仍在上訴之中,不便論斷。但Amina案件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法治觀,仍處於十九世紀的殖民地狀態,著實令人擔心。社會居然接受嚴刑峻法之控制而不尚改革,對於爭取人權之案件嗤之以鼻,對於改革刑法內的殖民地惡法如襲警罪等無動於中,對於裁判署仍然維持殖民地壓迫最前線的角色而不予檢討,對於窮人在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上處於劣勢,以至高昂的法律費用方面,視而不見,這種冷感卻就是香港「法治」的現狀。我們與其批評阮官,追擊Amina,倒應躬身自問,為何社會上仍然瀰漫著這種殖民地的法治觀念?基本法急凍了司法體制,社會為了這種嚴苛的「法治」,付出了多少代價?有多少世代為反對這種法治觀念,付出了多少青春及努力?

文 王慧麟

編輯 曾祥泰

2010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

2010年10月19日
祖先寧死不屈 今人貪生誤事
一、

四月上旬重遊以色列,事隔四十多年,昔日的景物已完全淡忘,一切都那麼似曾相識又那麼陌生;當年留下的唯一一張相片,拍攝於耶路撒冷「哭墻」之前,因此「哭墻」為此次重來必遊的「景點」,那「座」古墻似乎沒有絲毫改變,雖然在西方世界男女已絕對平等,惟墻前「廣場」仍與過去一樣,將男女信徒分隔(過去是繩索,現在是一張如網球場中間的網),而墻前口中念念有詞合十頓足稽首的數百信眾,「哭聲」(頌經之聲)清晰可聞,亦與過往—二千年來—並無二致。七十年代初(日期不復憶)筆者在《明報》的「英倫采風」欄有〈耶路撒冷舊城〉一文(收台北遠景《英倫采風》第二冊),有數句提及此墻:「『哭墻』在舊城盡處,再過去就是約旦人的天下了。『哭墻』既是第一神廟的遺址,猶太教徒來此膜拜而至搥胸頓足、呼天搶地痛哭的,密密麻麻,每天都有數百人:『哭墻』前廣場,被用繩子分開,聖迹之前,男女亦授受不親,但是遠遠從高處望去,還不是黑壓壓的一片,他們一律穿黑袍戴黑帽,教你怎能分辨呢?『哭墻』附近,以色列考古學家正在進行發掘工作,我曾目覩半截露出地面的墻角,又一座古城的遺址吧。」又說「耶路撒冷舊城,向為約旦阿拉伯人的世界,六七年『六日戰爭』中為以色列猶太人『光復』,之後一直不肯交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至今仍為此而互相攻訐,我們不通該地的歷史,不知誰真誰偽,因為雙方都引經據典,振振有詞。舊城的外觀十分雄偉,宛如荷里活電影上所見,惟城內則不敢恭維,所有一切,仍和數百年前一樣,這亦正是它成為以色列的遊客必到之地的原因」。這種舊觀,如今依然,而來此「趁熱鬧」的「遊客」,竟然包括美國奧巴馬總統及當今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他們都把各自在墻前祈福的「心底話」寫在紙上,藏於墻隙之中,以待上主有暇時閱讀;導遊說每隔一段時間教會工作人員便會取下這些信眾留下的「祈禱文」銷毁,「大人物」的當然會「留為紀念」。

與過去所見相同,「哭眾」絕大部分為猶太教極端原教旨(Ultra-Orthodox Judaism)信徒,這些人很易辨識,其在公眾地方必定戴黑帽、白恤衫及全套黑西裝(前文誤為黑袍),而他們兩鬢留港人所說的「滴水」長至可以編辮子;這一教派奉「上帝口諭摩西手錄」(Oral Torah)的《塔木德經》(《Talmudic》)為天書(聖經),而且「信到十足」,根據經上的訓諭做人處世,因此「規行矩步」、目不斜視;這些人的責任在為世人祈禱,由教會支薪,什麼俗事都不必做,且可以娶妻生兒育女(他們的太太則可外出工作);他們的靈性(精神)生活當然豐足,物質生活料亦有中產以上的享受,我們在以色列尤其是特拉維夫數家美食餐廳晉餐,在座七八成顧客是這些黑衣人,他們全家出動,大快朵頤;他們也許不能經營私產,惟經濟條件顯然甚佳……。遊伴均同意筆者的看法,若要「信教」,當以極端正統的猶太教為首選!

耶路撒冷為猶太教、基督教與回教發源地,到此一遊,所請嚮導當以熟悉地理熟讀經書而不在教會供職的人為佳,若為神職(不論哪種宗教)人員,難免揚我貶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因而無法客觀地了解這些教派的淵源和錯綜複雜的關係,未免有違「通識教育」的旨趣。此次我們請的導遊,為旅遊局出版的一本圖文並茂介紹「聖城」小冊子的作者,其對業務的嫻熟,不言而喻;此公是猶太教徒,但對基督教及穆斯林並無成見,只是對不事生產的極端正統猶太教則頗有微詞,由他述說猶太教和基督徒的恩仇、異同及發展,令人茅塞頓開……。

二、

我們當然去伯利恒的耶穌誕生紀念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聖誕教堂),是日人山人海、盛況空前,遠非四十多年前來此冷清情況所能比擬;當年筆者對此教堂印象甚差,以抵位於「地牢」的馬槽小教堂(Chapel of the Manger)外尚未登堂,便有傳教士來捐款(筆者曾記此事,惟一時查不到原文),當年何來餘資「奉獻」,如今袋中「有的是錢」(還有什麼?一笑),然而教會大概經費充足,不必再向遊客「索捐」了。我們又去馬沙達(Massada),當年筆者與數「國際友人」在烈日下「爬」上山,汗流浹背、氣喘吁吁,現在此地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有吊車直上,遊人可飽覽死海風光;此山頂要塞為當年(公元一世紀)猶太死硬分子(Zealots)抗禦來犯羅馬人的堡壘,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當然很多,荷里活且曾拍成由彼德.奧圖主演的電影,不過,令筆者感觸良多的是,當年猶太人頑抗到底,寧願自殺,不肯投降的勇氣,似乎早已消失,不然,便不會出現數以萬計猶太人馴若羔羊般被納粹黨人趕進集中營驅入煤氣室折磨窒息而死的悲劇;還有,為防範長期被困山頭食物短缺,此堡壘設備周全,包括規模甚大的養鴿場,以鴿子會四出覓食然後回巢下蛋、待宰,令死守山頭的士兵、教士及平民食有蛋有肉不致營養不良,但如今以色列人已不食白鴿……。

耶路撒冷的「神廟聖迹」遊之不盡,惟當中的保藏聖經手卷的「神龕」最為矚目,筆者四十年前舊文(〈舊約手迹的發現〉,收《英倫采風》第二冊)說「聖經神龕」(The Shrine of The Book)建在耶路撒冷郊區的光禿小丘上,和希伯萊大學、國會大廈和博物館等遙遙相望。猶太人為了保存二千年前的建築風貌,這小丘上的建築物都以石頭作材料,雖然在設計上極盡現代化之能事,但遠遠尤其是從高處望去,這一帶的建築物恍如鑿建於山裏的窰洞;且認為「『聖經神龕』是耶路撒冷最壯觀的建築物之一,除了它有一個乳形的圓頂外,其內部通路,迂迴曲折,錯綜複雜,門拱亦參差不齊,直像古代地下建築的甬道。手卷被珍藏在圓頂之下,殘缺的變了色的羊皮紙上所記載的,只是密密麻麻一些文字而已,它不像我國古代象形文字之能引起人們興趣」。這些物事當然古今如一。舊文還頗詳細記述一九四七年牧羊人為其牧羊犬引領於死海岸邊窰洞發現此手抄希伯萊文經典(因此稱「死海手卷」)的經過,此事現在已眾所周知,不說也罷了。

此行參觀的「新景點」是二○○五年才修成、位於耶路撒冷「高山」Mount Herzl上的「紀念大屠殺死難者博物館」(Yad Vashem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有條理有秩序地展示了「納粹德國怎樣對待猶太人」,令筆者印象良深的是,整個佔地四十五公頃的紀念館沒有一句悲情或誓要討回血債的激情口號。猶太人把其永世不忘的血海深仇隱藏於沉默抗議之中!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一

不分階級 沒有私產 缺乏誘因

三、

重訪以色列,對筆者來說,最大興趣不在浮於死海及種種與宗教有關的「聖跡」,而是再去一次其他各國所無的「革布資」。「革布資」是希伯萊文Kibbutz(複數為Kibbutzim)的中譯,筆者自詡為信雅達之譯,惟此譯名胡菊人兄功勞最大;大約在一九七○年,筆者為《明報月刊》撰寫有關 Kibbutz 長文(刊於哪一期已不復憶,此文後以〈以色列的「革布資」〉為題收台北遠景社一九九○年〔二○○五年〕的《英倫采風》第四冊),惟對譯名躊躇莫決,與時任月刊總編輯的菊人兄商討,終得此譯。七○年的拙文以此段開篇:「『革布資』……為音義相近的漢名。這是一種生產工具公有、取消私有財產的運動,在以色列成立了數十年……這個運動既革除了布爾什維克共產式的獨裁殘忍清算作風,又革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勞動、金錢是尚、崇物成習的劣根性,它主張徹底的民主自由,因此譯為(音義皆合的)『革布資』。」這種解釋基本正確,毋須修正。

四十多年前要去「革布資」「義務勞動」,手續煩瑣,若非拙文「記錄在案」,有些細節早已忘卻。原來當時須往設於倫敦的「猶太辦事處」(Jewish Agency)申請,填了一份毫無私隱可言的表格,然而,未獲批示筆者已匆匆上道(居英簽證屆期)。到了以色列,筆者住多處「青年宿舍」(住宿連非常簡單的所謂歐陸式早餐—黑咖啡麵包—二點八以色列鎊,約合當時的美元七八角),與曾往「革布資」的多國「舍友」交換「情報」,最後和一名美國學生(印第安大學學生—讀什麼系已忘)同往特拉維夫以北約三十里的「蓋殊(Gaash)革布資」;由於沒有「猶太辦」的介紹信,加以身份曖昧(以色列人對C.I.上填的「無國籍」嘖嘖稱奇而投以懷疑眼光),筆者只獲准「逗留二十四小時」(那位印大學生要住上二三個月)。當年離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埃及、約旦和敍利亞大打出手,六月五日開火同月十日結束;以色列大獲全勝,割據埃及的加薩走廊及西奈半島……)不久,以色列市面仍然非常緊張,荷槍實彈的兵士、警察隨時截停巴士上車檢查搭客身份,以防範阿拉伯恐怖分子施襲(人肉炸彈似未普及,但計時炸彈隨時隨地爆炸);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不僅令以色列於一夕間聞名全球,深獲親西方親猶太的國際輿論同情,同時引起天真熱情的青年學生從各國湧入,要為這個受強鄰包圍、欺凌的新興小國盡點微力(事實上,許多身無長物的外國青年什麼都肯做,七○年的拙文記一位為「厚酬」而不惜冒生命危險荷槍在哨站當哨兵的丹麥學生)……。無論走到哪裏,都可聽到說英語及歐洲語言的青年男女。

在六十年代末,相信香港人赴以色列遊覽的不多(或除了虔誠基督徒,非宗教遊客不多),去「革布資」體驗生活的更絕無僅有;筆者是來歷不明、不請自來的「稀客」,警惕性甚高的以色列人表面雖甚好客,對他們前所未見的香港人更為好奇,但從只准筆者在「革布資」住二十四小時上看,反映了他們仍處於高度警戒狀態。這些年來,「恐怖活動」在以色列從未停息,去年底今年初仍有發生,經傳媒繪聲繪影的報道,頗有此地處於「高危」之中,但此行所見,市面熙來攘往如常,導遊說恐怖分子放炸彈傷人事件確時有所見,但不比西方大城市的謀殺搶劫案件嚴重,以色列予人以高危印象,皆因長駐此間的記者非如此報道不足以證明他們「有存在價值」。此說雖有點犬儒況味,惟離實情不會太遠。

四、

「革布資」的英文同義詞是Communal Settlement(自治社區),亦可說是Collective Farm(集體農場),姑勿論哪個字比較恰當,信雅達的中文,肯定非「革布資」莫屬。

「革布資」的發展,據Henry Near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革布資運動》(《The Kibbutz Movement — A History》;牛大出版社),可追溯到上世紀末猶太人的復國運動。自從公元七○年羅馬人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神廟之後,以色列的猶太人就開始了近二千年遭受逼害、歧視的流亡史,直到一八六四年第一屆猶太民族主義者大會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猶太人才決心重建祖國。一九○一年,猶太人成立了一個資財雄厚的「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集資購買及發展「奧土曼巴勒斯坦」(Ottoman Palestine)土地,作為猶太徙置區。至二○○七年,該非牟利性基金擁有百分之十三的以色列國土,期內在以色列種了二億四千多萬株樹、興建一百八十個水壩、開發二十五萬頃耕地及修建一千多個公園。基金不僅幫助(給予路費及安家費)願回巴勒斯坦居住的猶太人,還低息貸款給他們購買耕地。

一九○九年第一批猶太移民在以色列西北部的加利里海沿岸創立了第一個「革布資」—Keutza Degania—實行自耕自足的農牧生活。他們聚居在一起的目的,最原始的動機是可互相協作。部分猶太領導人受歐洲新興的社會主義學說影響,認為這樣的合作,實行財產公有制,才可避免發生僱傭關係,阻遏階級的形成。

但是這個「革布資」並不成功。因為第一,他們雖都是猶太人,但背景不同,俄國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不只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亦迥然有異,這使他們很難「和平共處」;第二,自私畢竟是人類的天性,不少人因此不願參加這種財產、利益公有類似人民公社「大鍋飯」的新試驗。

一九二一年,從這個「革布資」分裂出來的美國猶太人,另起壚灶,組織了一個叫「自耕農工合作社區」(Moshav Ovdim — Worker's Cooperative Smallholder's Settlement),將土地按人頭分配給成員,大家都成了小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當局只負責肥料及產品買賣,利益全歸自耕農。這種制度得到很好的反應,同類合作性質的農莊遂紛紛成立……。

儘管如此,以色列還是以「革布資」聞名於世,合作社區雖然愈來愈普遍,但因為方式落後,不大為人所重視;事實上,這是典型的「小農」經濟,無法提高生產力,在「革布資」的比較下,遂慢慢被淘汰。

「革布資」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是無可估量的。數以萬計回國定居的猶太人,大多數以「革布資」為過渡至以色列社會的跳板,他們亦真的可以在此熟習以色列情況和學習希伯萊文,耽上二三年後,再設法赴城市找工作的人固然不少,但從此落籍的似乎更多,這從「革布資」人口大增可見。

「革布資」創於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已有十二個,人口八萬零五百餘,以後一路增長,至一九九○年達二百七十個而人口十二萬五千一百多人,此後開始萎縮,二三年前又恢復增長(原因見下文)。「革布資」令沙漠成為興旺的城鎮,如今貫穿超級公路兩旁所見為濃密大樹包圍的農莊大都是「革布資」;其所業除農業外,主要是輕金屬、塑膠、食物加工業及化妝品業。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二

取消「大鍋飯」 逢春「革布資」

五、

因為「集體活動」,不好意思繞道重訪「蓋殊」,但塞翁失馬,我們順道訪問耶路撒冷近郊的「革布資」Mitzpe Shalem(意為和平守望者),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原來行銷全球三十多國—包括香港—的阿夏娃(Ahava意為愛;岔開一筆,基督教人類始祖之一夏娃,希伯萊文為Hava,英國譯經者把之改為Eve〔伊芙〕,尚好中譯者把之還原為夏娃)便是這家「革布資」的產品。

「和平守望者」創於一九七○年,位於離死海北岸約一里的小丘上;這家「革布資」規模很小,二○○七年人口只約有二百人(「革布資」平均人口在一百至一千之間),阿夏娃化妝品二 ○○九年的營業額達一億五千多萬(美元.下同),這便不得不教人另眼相看了。「和平守望者」成立的目的不外是成為另一家「農業公社」,但在一九八八年,當地一名美容專家注意到不少歐美女遊客購買死海泥土然後入瓶帶回國,死海泥土據說有潤膚功效,她靈機一動,成立「死海實驗室」(DSL),開發了一門專賣瓶裝阿夏娃牌的死海泥土的生意(西方遊客有點莫名其妙,他們還購買塑膠樽的施洗約翰水池的「聖水」,據筆者親眼所見,這其實是一潭泉眼淤塞的死水;該臭水池離快將乾涸河面愈來愈窄、任何三級跳遠運動員都能跨越的約旦河約兩三分鐘步程),居然大發利市,第一年的營收便近百萬……,此後的發展不必細表。值得一提的是,DSL取得以色列政府給予開發「死海資源」的專利權(猶太人做生意確有一手),那等於說競爭對手必須向其購買「原材料」(海水及泥土)才能生產化妝品;顯而易見,在以死海原材料製造化妝品上,DSL有絕對優勢;而在其開拓海外市場展開廣告宣傳攻勢的同時,美國迪士尼家族的一家控股公司購進其兩成股權,有助愛牌化妝品拓展美國市場。

「革布資」的原始意念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其間人人平等,一切公有,有飯齊吃、有福同享,並無私產,過的真正是「共產公社」生活。但這說易行不易,自私的天性使人人希望他人為我的多一點而我為他人的少一點(留多一點給自己),「富裕」之後,「革布資」問題叢生,是必然的。還有,「革布資」只是以色列社會的「小圈子」而非社會的縮影,它無法獨立於大社會即不可能不受主流社會的影響,當以色列經濟旺盛物質文明大幅提高物欲橫流時,相比之下,「革布資」那種溫飽沒問題卻只有起碼的物質享受,加以不能累積私有財產即根本不尊重私有產權的生活方式,便無法引起年輕一代的興趣,那意味加入「革布資」的年輕人愈來愈少,「革布資」的年輕一代甚且紛紛進入大城市「搵真銀」,而經過這麼多年,前輩「革布資」成員老成凋謝,如此一來,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革布資」的人口便逐年萎縮,而且老化嚴重(城市青年不加入、「革布資」青年退出;剩下的大多數為無法轉業或根本無工作能力的「老頑固」)。到了八十年代,通貨膨脹虐肆,利息飛升(一九八四年以色列利息一度高達四十五厘),借下巨債以發展工業及把農業現代化的「革布資」被利息壓得喘不過氣,在一九八五年,幾乎有三分之一「革布資」面臨破產威脅;到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拆除,「蘇東波」令共產主義破產,對「革布資」失望絕望的人更多,於一九八八年到二○○五年間,退出「革布資」的人數多達五萬二千多人,幾佔「革布資」總人口之半!至一九九七年,以色列「革布資」一共負債七億以色列鎊……。

怎樣走出財政困境,猶太人當然最有辦法,而這便是以利潤誘因誘發人們的生產力潛質,「和平守望者」及其他若干先後走上創業致富之路的「革布資」便是活生生的成功例子;今年一月二十六日《金融時報》特稿〈資本主義「革布資」崛興〉(非常奇怪,該文隻字不提「和平守望者」)報道的「阿蘭(Aran)食品包裝公司」(○九年營業額四千多萬美元),是另一個經濟上大有所成的範例。這類走資企業生意興隆收入大增人人獲發紅利(「革布資」為成員共同擁有),自然而然地又吸引與世無爭只圖多勞多得的青年人加入。如今以色列共有二十二家「革布資」的公司在德拉維夫、紐約和倫敦上市,二 ○○九年年底,它們的總市值約達一百億;而它們的產量約合以色列工業產量的百分之九,對於人口只佔全國約百分之二的「革布資」來說,這種成績是十分驕人的。

六、

事實上,「革布資」的重生,與中國開放改革有點相似,都是因為放棄「大鍋飯」思想,改走尊重私產及利潤掛帥而令經濟起死回生;它們相似之處還有均未完全放棄理想,於改變經營模式的同時,仍保留一點「共產」、「均富」的痕迹。

似乎已走上末路的「革布資」進行了什麼改革?說來十分簡單,眼見其大勢已去,若不加整頓、改革,不出十年,「革布資」便可能成為歷史名詞,有見及此,以色列「革布資聯合運動」(United Kibbutz Movement)秘書長發起一項「改造運動」,把經濟原則及企業管理與一切共享的社區生活分開,那意味不再同工同酬(過去工作不分「貴賤」薪金劃一),因此有能力請「外勞」,令工農業都有擴充的機會;如今「外勞」約佔「革布資」勞動力七至八成。管理人員專業化,等於農產品產銷、工廠管理,都以自由市場力量為依歸,連向來絕不能觸動的公立醫院和「官校」,亦相繼私有化;換句話說,一切都以追求經濟效益為標的,「革布資」因此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按勞取酬的高薪成員及大股東均得繳納累進入息稅,藉以令實質收入差距不致太大,令「革布資」遠比貧富兩極化的以色列社會公平。僅此一端,便促使追求公平公義的所謂「理想忠僕」的青年來歸了。

這種變動看似輕微,卻已漸離「革布資」公社式生活,而這點改變,等於在維持社會公平的原則下,個人收入多寡以其技能及效率高低決定,這便吸引了不少青年人的興趣,如今以色列一共二百六十八個「革布資」的總人口在十二萬水平(以色列人口不足七百三十萬),證明「革布資」的中興。一九九七年「革布資」的工廠產量約值二百億以色列鎊,○六年已近三百億,而「革布資」期內亦從負債一億變為盈餘十二億。

到了現在,「革布資」已經歷三個世代。第一代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人類「互通有無」、「共享富貴」才能臻大同之境;第二代人辛苦經營,奠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現在這一代人的熱情雖遜於其祖先,但從服兵役後回歸「革布資」落戶的青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看,「革布資」已遠離沒落漸漸走上蓬勃興盛之道。

我們參觀的「和平守望者」,已完全商業化,公關人員視我們為「顧客」而非有所嚮往的「革布資」參觀者。這家只有約二百人的「革布資」,僱請的「外勞」在百人水平,當日我們所見的阿夏娃工場已全部自動化,「實驗室」裏只有少數着白袍的人在忙碌;入門處便是一個龐大的商品(阿夏娃牌產品)陳列室兼零售處,對面則為紀念品及小食部,人頭湧湧,顯然是從各地來「辦貨」的買手及消費者……。筆者所見這家「革布資」並無絲毫「公社」氣息,看來「革布資」已成功轉型,從共產公社轉為北歐式福利社會了。

如此一來,「革布資」這個譯名便有點詞不達意了。

重訪以色列和「革布資」.三之三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2010年10月19日
張五常
市場概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拙作《供應的行為》新加的第一章,先在這裏刊登看看同學們認為哪裏不明白。《供應》舊版的第五章用上同一章題,內容不同,會改章題。

市場是物品或服務交換的地方。一七七六年斯密說得好:「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是每項交易的意思。」

交易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單是我們日常的市場交易就有多種變化。除了這些,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交易,送禮搞關係是交易,走後門是交易,政治交易也是交易。這些不同形式或不同性質的出現可能因為權利結構不同,或交易費用不同,或風俗習慣不同。不是淺學問,詳盡的分析要用幾本書,而好些交易我沒有作過研究。

自願的交易含意着每個參與者皆獲利。此利也,不是平分的。每個交易者都希望能從對方多獲一點甜頭。決定交易利益的分配是市場競爭與交易費用。講深一層,約束競爭的費用也就是交易費用。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第一節:交易的兩個基本話題

先處理兩個話題吧。其一是交易怎會帶來利益呢?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不同。這可能起於品味不同,或各自擁有的物品之量沒有達到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相等的均衡點。市場競爭會帶來這邊際用值相等,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七章解釋過了。那所謂市場均衡,是指不同的需求者對同一物品的邊際用值相等,再等於市價。這均衡要基於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但不是基於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如果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換言之,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某些交易費用而起。是哪些交易費用市場要減低呢?我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遲些再說,因為這裏還沒有解釋租值及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如果引進產出活動,交易的利益就更大了。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生產成本不同,各自專業產出然後交易的利益可以很大。有產出活動的市場均衡,邊際成本要加進去。這也是後話。

第二個要在這裏先說一下的話題,是科斯定律。也只能略說——這定律的詳盡分析是卷三《制度的選擇》的工程。這裏要說的不是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而是早一年他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其中的一句話:「權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這是科斯定律的幾個版本中唯一可以稱為「定律」的,只是「清楚」(clear)一詞還有待商榷,但不值得花時間爭議。

交易要有私產性質

科斯的思維當年有震撼性,因為他說的市場交易不是什麼汽車、蘋果,而是看不到、摸不着的音波頻率。音波頻率是可以界定的,事實上可以界定得清楚。好些其他在市場見到的物品或服務,其權利反而沒有界定得那麼清楚。這裏的問題重心,是權利毫無界定的物品或服務,不能在市場成交。

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一種市場交易,但雙方的互「送」大家要打開包裝才知是什麼。你送給我,不能肯定我也會送給你,但你有我會回送的期待,或在禮物回送之外的另一些「關係」期待。期待,或胡亂地猜測一下將來的回報,某程度也算是有了界定。任何人到市場購買任何物品,都期待着該物品可以帶來的權利或好處,不一定很清楚,但總要有某程度的權利預期。買回來是你的,你才會出錢購買。這樣看科斯定律,其實是看故老相傳的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傳統可沒有說權利要有界定才可以成交。(交易定理是同學們在大學讀到的Edgeworth-Bowley Box的分析,我在《科學說需求》第七章採用了一個比較簡單清楚的方法處理。)從這角度看科斯定律,只不過是指出交易必須有的局限條件,也即是說某程度上,私產權利的界定(不是說私人所有權)是在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了。在卷三我們會再解釋,權利界定不夠清楚,或交易費用過高,是社會成本問題的重心所在,也是行內認為是科斯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節:沒有產出的市場

最簡單的市場交易是沒有生產活動的那種,即是《科學說需求》第七章處理的。沒有生產,於是不論產出成本,好比市場上只有舊郵票或古文物等的存在。可以有貨幣作為媒介或計算單位,交易其實是物品換物品,早就存在的,不是見有價就從事生產活動的情況。

在這簡單的市場內,任何市民見某物品的價夠低,會用自己擁有的其他物品或貨幣來購買,見某物品價夠高會把自己擁有的出售,務求該物品的相對價格跟自己的邊際用值看齊。這是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行為,而每個人在競爭下各自為戰地這樣做,上文提到的市場均衡會是結果。

需求曲線也是供應曲線

這裏有趣的觀點是:價格下降一個人會多購進,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格上升這個人會多沽出,其供應曲線是向右上升的。說有趣,因為在這個簡單的市場中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是同一回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夠高,這個市民沽出,在某價之上其供應曲線對着鏡子看是需求曲線了。這樣,需求定律也就是供應定律了。

我在《科學說需求》幾次強調,不是真有其物的變量可避則避,愈少愈好。「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但無法避免,在《科學》的第六章我解釋過要怎樣處理才能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容易,但可以處理。現在說到供應,供應量也是意圖,也不是真有其物。可幸供應量與需求量類同,可以說是同一回事,要推出假說作驗證,其處理方法是一樣的。

一個天真的謬誤

這裏要補充的,是傳統的分析有一個天真的謬誤。需求定律是說需求曲線一定向右下傾斜,但傳統說休息或休閒——無疑也是經濟物品——價愈高其需求量愈大,因而推翻了需求定律。有關的分析錯得天真。

傳統的等優曲線分析是這樣的。縱軸為金錢收入,橫軸是一個人出售的工作時間,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為極限。從工資為零開始上升,一個人供應的時間量跟着上升,即是說休閒的時間下降。到了某一點,每小時的工資升到高處時,這個人的每天工作的時間供應量會下降,也即是休閒時間的需求量會增加。翻過來是說,工資上升即是休閒之價上升,到了某一點,休閒的需求量是增加了。休閒之價上升,其需求量也上升,推翻了需求定律。(幾何上,工資上升,工作時間的供應曲線先向右上升,跟着轉彎向左上升。後者是說工作時間減少,休閒時間的需求量增加,推翻了需求定律。)

說這傳統分析錯得天真,因為這分析忘記了一個人不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還活得久!疲倦得不能動而還有僱主是奇蹟,但那是僱主需求那方面,這裏可以放過。不能放過的是每個人都要顧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因為工作過度而變得短暫的代價。無論時間工資升得怎樣高,真實的工資收入是這工資減除了因為工作時間過長而引起病痛或一命嗚呼的負值。換言之,每天工作到某一點,上升的時間工資,扣除了生命的所值,其實是下降了,代表着消閒之價下降,消閒的需求量因而增加了。這是需求定律。

第三節:產出市場與合約變化

要通過產出程序的市場的分析是複雜多了。因為生產的成本變化多,需求曲線再不是供應曲線了。我們要處理生產成本與不同的合約安排。二者皆複雜,要向淺中求才可望收穫。這是《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主要任務。這裏的「開場白」是先略談大概。同學可能認為老人家說的跟傳統說的格格不入。老人家說的是真理。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後幾個星期,一位同事申請升職,要通過評審委員。我是其中之一,而作為當時的系主任,我不能一題也不問。我見該同事的研究工作專於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成品產出的關係的分析,於是問:「如果你在街上給一個擦鞋童(當時的香港還容許這行業)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給他二元作酬報,這二元是購買他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上的光亮?」他答不出來!所有生產函數分析都有這樣的尷尬。

答案是二者皆對:產品市場也就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分不開,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市場。

穿珠仔的例子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是舊話重提,但說得詳盡一點:

「二戰後幾年,香港西灣河的山頭住着些破落戶,是貧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於該山頭,相比起來是『豪宅』了。貧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為生計,一個人從早穿到晚只賺得四口便飯一餐,魚肉是談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子,用線穿起來成為頭帶或腰帶,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飾物,當時西方有市場。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線與顏色圖案的設計,操作者坐在自己家裏按圖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資,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闆了。不知是第幾層的代理,他的報酬是抽取一個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說,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競爭,看他們的衣著,整天在山頭到處跑——交、收、驗貨——其收入也是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幾個絕不平凡的含意。一、從簡單的件工角度看,勞動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二者分不開,傳統的經濟分析是錯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資,就是管制產品的物價,價管是也。三、沒有任何壓力團體會對穿珠仔這個行業有興趣,因為作為代理的老闆,作出的只是時間投資,賺取的只是一點知識的錢,身無長物,沒有什麼租值可以讓外人動手動腳的。四、這些可憐的代理老闆,就是經濟學吵得熱鬧的principal-agent這個話題的主角人物。這題材可不是起自我一九八三的《公司的合約本質》,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

如上可見,「勞動力」(生產要素)與「珠仔帶」(產品)是不同之物,但購買勞動力與購買珠仔帶是同一回事,市場一也,跟擦鞋孩子與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樣,只是穿珠仔多了一些「中間人」。以件工算工資,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合約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間人的監管與訊息的傳達只是為了減少市場顧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間人的專業處理成本較低。

時間工資合約有變

讓我們跳到以時間算工資的例子。這裏合約選擇的變化比物品市場與件工合約市場的變化多了不少。嚴格來說,時間工資市場與物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形式有別。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時間本身不是物品,不是顧客要購買之物,雖然原則上市場的任何產品都可以按產品之內的多個不同工人的參與貢獻,以及各種原料的採用與機械的租值加起來算價:每個不同工人的小小貢獻之價,瑣碎原料之價,機械租金之價等。這樣看,產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一也。不要以為物品的顧客沒有那樣瑣碎地算價,市場就改變了。顧客沒有這樣算,但通過產出機構的老闆或「中間人」,這些瑣碎之價是算了的,跟穿珠仔的例子相比遠為複雜,但原則還是一樣。

因為時間工資不是直接量度產品的貢獻,監管的問題跟件工合約有很大的差別,牽涉到我在本卷第三章與卷三提及的「履行定律」。合約的選擇是一九六六年我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提出的研究話題。多年過去,這話題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這裏我要指出的是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場不是正確的看法。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責任或權利的界定會跟着變。詳盡的討論要到卷三《制度的選擇》才處理。這裏要指出的重點是: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分別是合約的形式不同,但市場一也。

第四節:結語

不要以為我吹毛求疵,強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作為同一市場看。傳統分開處理往往顧此失彼,失誤頻頻,而漠視了合約的選擇與經濟整體的合約結構,看少了很多。不同產品當然有不同市場,但同樣產品,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處理可以嚴重地誤導。話雖如此,為恐讀者跟不上,有時我也逼着要跟傳統的說法,其實是說不同的合約安排。

要明白市場交易的運作,我們要注意兩件事。其一是合約選擇,其整體要到卷三才處理,雖然從這裏到那裏我們在途中無可避免地偶爾涉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概念的掌握。在卷一我們處理了與需求有關的概念:缺乏、競爭、均衡、功用、用值、換值、何謂價、何謂量等。卷二轉到收入、利息、投資、財富、資本、成本、租值、利潤、盈利、社會成本、交易費用等。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科學,概念的掌握比經濟學重要。

可以這樣說吧。有解釋力的經濟理論是淺的,但概念掌握得不夠好這些理論不管用。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概念是從人類行為的規律引申出來,可以看為是一類經驗定律。這些概念是從斯密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思想與觀察的累積所得,是一些重要的思想遺產了。演進過程千山萬水,可惜今天的專業文章沒有教,一般課本說的要不是不夠深入,就是錯多對少。經濟學的概念掌握要頻頻用真實世界的觀察作印證才能學得到家。古往今來,能全面掌握這些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及一掌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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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2日 星期二

投資者日記 畢老林 財富分布不均 龐茲騙局不死

2010年10月13日

論經濟總量、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以至人均財富,美國在全球一向名列前茅,名副其實超級大國。不過,美國人十年前仍雄踞環球人均財富榜首位,但由於過去十年財富增值遜色,今天已被瑞士及挪威等既富有又重視生活質素的國家迎頭趕上,美國今年排名滑落至第七名。根據瑞信的調查,今年美國成年人平均財富約23.62萬美元,瑞士及挪威則以人均財富37.27萬及32.65萬美元分列首次位。

美國人均財富過去十年看似每下愈況,但不必替他們擔憂,因為相對世界其他地區,無論以佔全球財富比例還是人均財富計算,雄據最高位置的,由始至終都是歐美國家。舉個例,截至2010年年中,環球個人財富淨值(總資產減去總負債)合共約200萬億美元,美國獨佔50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單是花旗一國,在世界財富這個大餅中所佔份額已達25%。把地域擴闊至整個北美洲,比例即升至31%,但北美仍以輕微之差落後於歐洲(佔環球財富32%)。換句話說,歐洲和北美兩大地區控制的財富,加起來就佔去全球63%!

瑞信的報告十分全面,除了財富總值、成年人口平均財富水平,以至財富的地域分布外,還羅列了不同國家資產類別(金融、非金融、債務)的分布比例;在金融資產這個大項目底下,又細分為貨幣與存款、股票和以退休金及壽險公司儲備為主的「其他金融資產」。有興趣了解各個資產類別和其價值升跌對不同國家財富消長有何影響,不妨下載報告看個飽。篇幅所限,這裏不作細表。
貧富兩極舉世皆然

對老畢來說,瑞信這份以《環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命名的調查,最具「立體感」和「故事性」的,是一幅以金字塔交代世界財富分布的圖象。塔的底層人口最多,但所佔財富比例最小;每上移一層,人口和財富皆成反比(人口愈來愈少,掌控的財富卻愈來愈豐厚)。佔據金字塔頂層的人口只有二千四百二十萬,每人最少擁有100萬美元淨資產。這二千餘萬人佔全球人口不足1%,但合共控制69.2萬億美元財富,佔環球個人財富比例超過35%【圖】!


放大圖片

金字塔底層人口總數多達三十億,佔全球成年人比例超過三分二,惟人均財富低於1萬美元,資產淨值合計僅8.2萬億美元,佔世界財富比例不足5%!

雖說貧富懸殊莫此為甚,但在老畢看來,卻以金字塔由下數上的第三層最值得一談。處身這一層的人口,既非大富大貴的所謂高資產淨值人士,跟貧窮更沾不上邊。籠統地說,「第三層」在發達國家可稱為「中上階級」,於發展中世界則足以躋身富裕階層了。以人口計,第三層成員總數全球加起來超過三億,佔世界人口比例略高於7%,人均財富由10萬至100萬美元不等。
國富民貧困擾中國

老畢之所以對第三層特別感興趣,原因有二︰①與金字塔最頂層的第四層相比,第三層人均資產淨值雖有所不及,但基於人口數目相差太遠,無論以財富總值(合共控制85萬億美元),還是佔全球財富比例(43.7%)計算,第三層均勝於第四層;②中國資產淨值在百萬美元以上的富有人士,近年雖以幾何級數激增(瑞信指中國目前有八十多萬財富在100萬至5000萬美元的富人,佔全球高資產淨值人士總數的 3.3%),但以財富在10萬至100萬美元,即金字塔第三層的中上階級而論,92%由北美、歐洲,以及不包括中國的亞太區成員包辦,單是歐洲就佔 39%;以國家劃分,則美國以23%居首,日本以15%緊隨其後。

以上二點令老畢想到兩件事︰①論綜合國力,除了美國之外,世上也許難有其他國家能勝中國,而日本GDP被中國超越,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被後者取代,更成為眾所關注的「大事」。不過,瑞信的報告清楚說明,即使日本經歷了長達二十年的經濟低迷,股市樓市一沉不振,但大和民族在金字塔第三層的地位仍穩如泰山,於人均財富10萬至100萬美元這一關鍵層面,當今之世拍得住美國的,仍然只有日本。中國表面風光,惟今時今日仍停留在國富民貧的階段,要挑戰美國,還有漫漫長路;②中印巴西等新興強國發展雖一日千里,但美日歐等傳統富國在經歷金融風暴後,所掌控的財富於全球範圍依然遙遙領先,當中金融資產佔富國個人財富比例逾半。發達國要保住其財富「霸權」,就得極力維持現狀,不能讓大有「龐茲騙局」(Ponzi Scheme)韻味的金融音樂停下來。說穿了,美日歐政府和央行在海嘯後所做的一切,不正是為了「維持原狀」嗎?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Annals of Innovation New Yorker
by Malcolm Gladwell October 4, 2010

Social media can’t provide what social change has alway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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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Author: Join a live chat with Malcolm Gladwell about social media on Wednesday, September 29th, at 3 P.M. E.T.

Keywords
Twitter;
Facebook;
Civil-Rights Movement;
Revolutions;
Activists, Activism;
Iran;
Technology

At four-thirt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 February 1, 1960, four college students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at the Woolworth’s in downtown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They were freshmen at North Carolina A. & T., a black college a mile or so away.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please,” one of the four, Ezell Blair, said to the waitress.

“We don’t serve Negroes here,” she replied.

The Woolworth’s lunch counter was a long L-shaped bar that could seat sixty-six people, with a standup snack bar at one end. The seats were for whites. The snack bar was for blacks. Another employee, a black woman who worked at the steam table, approached the students and tried to warn them away. “You’re acting stupid, ignorant!” she said. They didn’t move. Around five-thirty, the front doors to the store were locked. The four still didn’t move. Finally, they left by a side door. Outside, a small crowd had gathered, including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Greensboro Record. “I’ll be back tomorrow with A. & T. College,”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By next morning, the protest had grown to twenty-seven men and four women, most from the same dormitory as the original four. The men were dressed in suits and ties. The students had brought their schoolwork, and studied as they sat at the counter. On Wednesday, students from Greensboro’s “Negro” secondary school, Dudley High, joined in, and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swelled to eighty. By Thursday, the protesters numbered three hundred, including three white women, from the Greensboro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y Saturday, the sit-in had reached six hundred. People spilled out onto the street. White teen-agers waved Confederate flags. Someone threw a firecracker. At noon, the A. & T. football team arrived. “Here comes the wrecking crew,” one of the white students shouted.

By the following Monday, sit-ins had spread to Winston-Salem, twenty-five miles away, and Durham, fifty miles away. The day after that, students at Fayetteville State Teachers College and at Johnson C. Smith College, in Charlotte, joined in, followed on Wednesday by students at St. Augustine’s College and Shaw University, in Raleigh. On Thursday and Friday, the protest crossed state lines, surfacing in Hampton and Portsmouth, Virginia, in Rock Hill, South Carolina, and in Chattanooga, Tennessee.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re were sit-ins throughout the South, as far west as Texas. “I asked every student I met what the first day of the sitdowns had been like on his campus,” the political theorist Michael Walzer wrote in Dissent. “The answer was always the same: ‘It was like a fever. Everyone wanted to go.’ ” Some seventy thousand students eventually took part. Thousands were arrested and untold thousands more radicalized. These events in the early sixties became a civil-rights war that engulfed the South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and it happened without e-mail, texting, Facebook, or Twitter.

* from the issue
* cartoon bank
* e-mail this

The world, we are told, is in the midst of a revolution. The new tools of social media have reinvented social activism. With Facebook and Twitter and the like,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opular will has been upended,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powerless to collaborate, coördinate, and give voice to their concerns. When ten thousand protes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Moldova in the spring of 2009 to protest against their country’s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 action was dubbed the Twitter Revolution, because of the means by which the demonstrators had been brought together. A few months after that, when student protests rocked Tehra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asking Twitter to suspend scheduled maintenance of its Web sit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didn’t want such a critical organizing tool out of service at the height of the demonstrations. “Without Twitter the people of Iran would not have felt empowered and confident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Mark Pfeifle, a former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 later wrote, calling for Twitter to b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ere activists were once defined by their causes, they are now defined by their tools. Facebook warriors go online to push for change. “You are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James K. Glassman, a former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a crowd of cyber activists at a recent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Facebook, A. T. & T., Howcast, MTV, and Google. Sites like Facebook, Glassman said, “give the U.S. a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errorists. Some time ago, I said that Al Qaeda was ‘eating our lunch on the Internet.’ That is no longer the case. Al Qaeda is stuck in Web 1.0. The Internet is now about interactivity and conversation.”

These are strong, and puzzling, claims. Why does it matter who is eating whose lunch on the Internet? Are people who log on to their Facebook page really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As for Moldova’s so-called Twitter Revolution, Evgeny Morozov, a scholar at Stanford who has been the most persistent of digital evangelism’s critics, points out that Twitter had scant internal significance in Moldova, a country where very few Twitter accounts exist. Nor does it seem to have been a revolution, not least because the protests—as Anne Applebaum sugges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may well have been a bit of stagecraft cooked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a country paranoid about Romanian revanchism, the protesters flew a Romanian flag over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In the Iranian case, meanwhile, the people tweeting about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almost all in the West. “It is time to get Twitter’s role in the events in Iran right,” Golnaz Esfandiari wrote, this past summer, in Foreign Policy. “Simply put: There was no Twitter Revolution inside Iran.” The cadre of prominent bloggers, like Andrew Sullivan, who champione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Iran, Esfandiari continued, mis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Western journalists who couldn’t reach—or didn’t bother reaching?—people on the ground in Iran simply scrolled through the English-language tweets post with tag #iranelection,” she wrote. “Through it all, no one seemed to wonder why people trying to coordinate protests in Iran would be writing in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Farsi.”

Some of this grandiosity is to be expected. Innovators tend to be solipsists. They often want to cram every stray fact and experience into their new model. As the historian Robert Darnton has written, “The marvel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esent have produced a fals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ast—even a sense that communication has no history, or had nothing of importance to consider before the day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in the outsized enthusiasm for social media. Fifty years aft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of social upheaval in American history, w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what activism is.

Greensboro in the early nineteen-sixties was the kind of place where racial insubordination was routinely met with violence. The four students who first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were terrified. “I suppose if anyone had come up behind me and yelled ‘Boo,’ I think I would have fallen off my seat,” one of them said later. On the first day, the store manager notified the police chief, who immediately sent two officers to the store. On the third day, a gang of white toughs showed up at the lunch counter and stood ostentatiously behind the protesters, ominously muttering epithets such as “burr-head nigger.” A local Ku Klux Klan leader made an appearance. On Saturday, as tensions grew, someone called in a bomb threat, and the entire store had to be evacuated.

The dangers were even clearer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Project of 1964, another of the sentinel campaigns of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ecruited hundreds of Northern, largely white unpaid volunteers to run Freedom Schools, register black voters, and raise civil-rights awareness in the Deep South. “No one should go anywhere alone, but certainly not in an automobile and certainly not at night,” they were instructed. Within days of arriving in Mississippi, three volunteers—Michael Schwerner, James Chaney, and Andrew Goodman—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and, during the rest of the summer, thirty-seven black churches were set on fire and dozens of safe houses were bombed; volunteers were beaten, shot at, arrested, and trailed by pickup trucks full of armed men. A quarter of those in the program dropped out. Activism that challenges the status quo—that attacks deeply rooted problems—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What makes people capable of this kind of activism? The Stanford sociologist Doug McAdam compared the Freedom Summer dropouts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stayed,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key difference wasn’t, as might be expected, ideological fervor. “All of the applicants—participants and withdrawals alike—emerge as highly committed, articulate supporters of the goals and values of the summer program,” he concluded. What mattered more was an applicant’s degree of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All the volunteer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list of personal contacts—the people they wanted kept apprised of their activities—and participants were far more likely than dropouts to have close friends who were also going to Mississippi. High-risk activism, McAdam concluded, is a “strong-tie” phenomenon.

This pattern shows up again and again. One study of the Red Brigades, the Italian terrorist group of the nineteen-seventies, found that seventy per cent of recruits had at least one good friend already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en who joined the mujahideen in Afghanistan. Even revolutionary actions that look spontaneous, like the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 that led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re, at core, strong-tie phenomena.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East Germany consisted of several hundred groups, each with roughly a dozen members. Each group was in limited contact with the others: at the time, only thirteen per cent of East Germans even had a phone. All they knew was that on Monday nights, outside St. Nicholas Church in downtown Leipzig, people gathered to voice their anger at the state. And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who showed up was “critical friends”—the more friends you had who were critical of the regime the more likely you were to join the protest.

So one crucial fact about the four freshmen at the Greensboro lunch counter—David Richmond, Franklin McCain, Ezell Blair, and Joseph McNeil—w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McNeil was a roommate of Blair’s in A. & T.’s Scott Hall dormitory. Richmond roomed with McCain one floor up, and Blair, Richmond, and McCain had all gone to Dudley High School. The four would smuggle beer into the dorm and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in Blair and McNeil’s room. They would all have remembered the murder of Emmett Till in 1955,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that same year, and the showdown in Little Rock in 1957. It was McNeil who brought up the idea of a sit-in at Woolworth’s. They’d discussed it for nearly a month. Then McNeil came into the dorm room and asked the others if they were ready. There was a pause, and McCain said, in a way that works only with people who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with one another, “Are you guys chicken or not?” Ezell Blair worked up the courage the next day to ask for a cup of coffee because he was flanked by his roommate and two good friends from high school.

The kind of activism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dia isn’t like this at all. The platforms of social media are built around weak ties. Twitter is a way of following (or being followed by) people you may never have met. Facebook is a tool for efficiently managing your acquaintances, for keeping up with the people you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at’s why you can have a thousand “friends” on Facebook, as you never could in real life.

This is in many ways a wonderful thing. There is strength in weak ties, as the sociologist Mark Granovetter has observed. Our acquaintances—not our friends—are our greatest source of new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lets us exploit the power of these kinds of distant connections with marvellous efficiency. It’s terrific at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eamlessly matching up buyers and sellers, and the logistical functions of the dating world. But weak ties seldom lead to high-risk activism.

In a new book called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the business consultant Andy Smith and the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Jennifer Aaker tell the story of Sameer Bhatia, a young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who came down with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It’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social media’s strengths. Bhatia needed a bone-marrow transplant, but he could not find a match among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odds were best with a donor of his ethnicity, and there were few South Asians in the national bone-marrow database. So Bhatia’s business partner sent out an e-mail explaining Bhatia’s plight t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of their acquaintances, who forwarded the e-mail to their personal contacts; Facebook pages and YouTube videos were devoted to the Help Sameer campaign. Eventually, nearly twenty-five thousand new people were registered in the bone-marrow database, and Bhatia found a match.

But how did the campaign get so many people to sign up? By not asking too much of them.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get someone you don’t really know to do something on your behalf. You can get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because doing so is pretty easy. You have to send in a cheek swab and—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that your bone marrow is a good match for someone in need—spend a few hours at the hospital. Donating bone marrow isn’t a trivial matter. But it doesn’t involve financial or personal risk; it doesn’t mean spending a summer being chased by armed men in pickup trucks. It doesn’t require that you confront socially entrenched norms and practices. In fact, it’s the kind of commitment that will bring only social acknowledgment and praise.

The evangelists of social media don’t understand this distinction; they seem to believe that a Facebook friend is the same as a real friend and that signing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is activism in the same sense as sitting at a segregated lunch counter in Greensboro in 1960. “Social network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motivation,” Aaker and Smith write. But that’s not true. Social networks are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by lessening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that participation requires. The Facebook page of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has 1,282,339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nine cents apiece. The next biggest Darfur charity on Facebook has 22,073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thirty-five cents. Help Save Darfur has 2,797 members, who have given, on average, fifteen cents.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told Newsweek, “We wouldn’t necessarily gauge someone’s value to the advocacy movement based on what they’ve given. This is a powerful mechanism to engage this critical population. They inform their community, attend events, volunteer. It’s not something you can measure by looking at a ledger.” In other words, Facebook activism succeeds not by motivating people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but by motivating them to do the things that people do when they are not motivated enough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We are a long way from the lunch counters of Greensboro.

The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sit-ins across the South during the winter of 1960 described the movement as a “fever.” But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more like a military campaign than like a contagion. In the late nineteen-fifties, there had been sixteen sit-ins in various cities throughout the South, fifteen of which were formally organized by civil-rights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A.C.P. and CORE. Possible locations for activism were scouted. Plans were drawn up. Movement activists held training sessions and retreats for would-be protesters. The Greensboro Four were a product of this groundwork: all were members of the N.A.A.C.P. Youth Council. They had close ties with the head of the local N.A.A.C.P. chapter. They had been briefed on the earlier wave of sit-ins in Durham, and had been part of a series of movement meetings in activist churches. When the sit-in movement spread from Greensboro throughout the South, it did not spread indiscriminately. It spread to those cities which had preëxisting “movement centers”—a core of dedicated and trained activists ready to turn the “fever” into actio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high-risk activism. It was also, crucially, strategic activism: a challenge to the establishment mounted with precision and discipline. The N.A.A.C.P. was a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run from New York according to highly formalized operating procedures. At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he unquestioned author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movement was the black church, which had, as Aldon D. Morris points out in his superb 1984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 carefully demarcated division of labor, with various standing committees and disciplined groups. “Each group was task-oriented and coordinated its activities through authority structures,” Morris writes. “Individuals wer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ssigned duties, and important conflicts were resolved by the minister, who usually exercised ultimate authority over the congregation.”

This is the second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ctivism and its online variant: social media are not about this kind of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Facebook and the like are tools for building networks, which are the opposite, in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of hierarchies. Unlike hierarchies, with their rules and procedures, networks aren’t controlled by a single central authority. Decisions are made through consensus, and 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 group are loose.

This structure makes networks enormously resilient and adaptable in low-risk situations. Wikipedia is a perfect example. It doesn’t have an editor, sitting in New York, who directs and corrects each entry. The effort of putting together each entry is self-organized. If every entry in Wikipedia were to be erased tomorrow, the content would swiftly be restored,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network of thousands spontaneously devote their time to a task.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ough, that networks don’t do well. Car companies sensibly use a network to organize their hundreds of suppliers, but not to design their cars. No one believes that the articulation of a coherent design philosophy is best handled by a sprawling, leaderless organizational system. Because networks don’t have a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tructure and clear lines of authority, they have real difficulty reaching consensus and setting goals. They can’t think strategically; they are chronically prone to conflict and error. How do you make difficult choices about tactics or strategy or philosophical direction when everyone has an equal say?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as a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relations scholars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Calvert Jones argue in a recent essa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at this is why it ran into such trouble as it grew: “Structural features typical of networks—the absence of central authority, the unchecked autonomy of rival groups, and the inability to arbitrate quarrels through formal mechanisms—made the P.L.O. excessively vulnerable to outside manipulation and internal strife.”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seventies, they go on, “the far more unified and successful left-wing terrorists tended to organize hierarchically, with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clear divisions of labor. They were concentrated geographically in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could establish central leadership, trust, and camaraderie through regular, face-to-face meetings.” They seldom betrayed their comrades in arms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s.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right were organized as decentralized networks, and had no such discipline. These groups were regularly infiltrated, and members, once arrested, easily gave up their comrades. Similarly, Al Qaeda was most dangerous when it was a unified hierarchy. Now that it has dissipated into a network, it has proved far less effective.

The drawbacks of networks scarcely matter if the network isn’t interested in systemic change—if it just wants to frighten or humiliate or make a splash—or if it doesn’t need to think strategically. But if you’re taking on a powerful and organized establishment you have to be a hierarchy.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requi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depended on public transit to get to and from work each day. It lasted a year. In order to persuade those people to stay true to the cause, the boycott’s organizers tasked each local black church with maintaining morale, and put together a free alternative private carpool service, with forty-eight dispatchers and forty-two pickup stations. Even the White Citizens Council, King later said, conceded that the carpool system moved with “military precision.” By the time King came to Birmingham, for the climactic showdown with Police Commissioner Eugene (Bull) Connor, he had a budget of a million dollars, and a hundred full-time staff members on the ground, divided into operational units. The operation itself was divided into steadily escalating phases, mapped out in advance. Support was maintained through consecutive mass meetings rotating from church to church around the city.

Boycotts and sit-ins and nonviolent confrontations—which were the weapons of choice for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are high-risk strategies. They leave little room for conflict and error. The moment even one protester deviates from the script and responds to provocation,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the entire protest is compromised. Enthusiasts for social media would no doubt have us believe that King’s task in Birmingham would have been made infinitely easier had he been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ollowers through Facebook, an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weets from a Birmingham jail. But networks are messy: think of the ceaseless pattern of correction and revision, amendment and debate, that characterizes Wikipedia. I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d tried to do a wiki-boycott in Montgomery, he would have been steamrollered by the white power structure. And of what use would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tool be in a town where ninety-eight per cent of the black community could be reached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church? The things that King needed in Birmingham—discipline and strategy—were things that online social media cannot provide.

The bible of the social-media movement is Clay Shirky’s “Here Comes Everybody.” Shirky, who teach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ets out to demonstrate the organiz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and he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Evan, who worked on Wall Street, and his friend Ivanna, after she left her smart phone, an expensive Sidekick, on the back seat of a New York City taxicab. The telephone company transferred the data on Ivanna’s lost phone to a new phone, whereupon she and Evan discovered that the Sidekick was now in the hands of a teen-ager from Queens, who was using it to take photographs of herself and her friends.

When Evan e-mailed the teen-ager, Sasha, asking for the phone back, she replied that his “white ass” didn’t deserve to have it back. Miffed, he set up a Web page with her picture and a descript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He forwarded the link to his friends, and they forwarded it to their friends. Someone found the MySpace page of Sasha’s boyfriend, and a link to it found its way onto the site. Someone found her address online and took a video of her home while driving by; Evan posted the video on the site. The story was picked up by the news filter Digg. Evan was now up to ten e-mails a minute. He created a bulletin board for his reader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it crashed under the weight of responses. Evan and Ivanna went to the police, but the police filed the report under “lost,” rather than “stolen,” which essentially closed the case. “By this point millions of readers were watching,” Shirky writes, “and dozens of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had covered the story.” Bowing to the pressure, the N.Y.P.D. reclassified the item as “stolen.” Sasha was arrested, and Evan got his friend’s Sidekick back.

Shirky’s argument is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the pre-Internet age—and he’s right. Evan could never have tracked down Sasha. The story of the Sideki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publicized. An army of people could never have been assembled to wage this fight. The police wouldn’t have bowed to the pressure of a lone person who had misplaced something as trivial as a cell phone. The story, to Shirky, illustrates “the ease and speed with which a group can be mobilized for the right kind of cause” in the Internet age.

Shirky considers this model of activism an upgrade. But it is simply a form of organizing which favors the weak-tie connections that give us access to information over the strong-tie connections that help us persevere in the face of danger. It shifts our energies from organizations that promote strategic and disciplined activity and toward those which promote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It makes it easier for activis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harder for that expression to have any impact. The instruments of social media are well suited to making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more efficient. They are not a natural enemy of the status quo. If you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all the world needs is a little buffing around the edges, this should not trouble you. But if you think that there are still lunch counters out there that need integrating it ought to give you pause.

Shirky ends the story of the lost Sidekick by asking, portentously, “What happens next?”—no doubt imagining future waves of digital protesters. But he has alread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s next is more of the same. A networked, weak-tie world is good at things like helping Wall Streeters get phones back from teen-age girls. Viva la revolución. ♦

2010年10月10日 星期日

宋鴻兵 一石二鳥的美元貨幣戰爭

010年10月11日
在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的貨幣戰爭硝煙背後,到底在發生什麼樣的戰爭?是滙率博弈,還是貿易保護?是全球經濟再平衡,還是美國國內政治國際化?實際上,全世界的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發動這場貨幣戰爭的正是美國,戰爭的主要手段是所謂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戰爭的宣傳口號是「反對滙率操縱」、「反對貿易保護」、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主要打擊目標則是中國!

美國所發動的全球貨幣戰爭,從本質上看是一場賴賬戰爭和資產泡沫戰爭。

本質是一場賴賬戰

美元的實質是一種以債務為抵押所發行的貨幣。每一張流通美元的背後都是某人對銀行系統的負債,這張紙幣其實是一份債權的收據,所以每一個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債務的債權人。

當美國以「量化貨幣寬鬆政策」啟動印鈔機時,美聯儲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和金融機構持有的債券、票據來對美國巨額債務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化」。「量化寬鬆」無外乎兩個含義,一是規模遠超正常水準,從而達到稀釋債務的目的;二是「被貨幣化」的債券品質大大降低,如早已實質破產的「兩房」所發行的債券。這樣一來,海量增發的美元大大稀釋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債權的「含金量」,同時,新發行美元中的「資產毒素」大大上升。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所「量化寬鬆」出來的「新美元」是一種典型的劣質貨幣,這就是為什麼黃金這種誠實的貨幣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700美元一盎斯,暴漲到目前1350美元的主要原因。

當這種債權「含金量」大大稀釋,並且「資產毒素」大幅超標的劣質美元湧向全世界時,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亂?各國又豈能坐視「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劣質毒美元的衝擊

2008 年以來,「劣質毒美元」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銀行系統將對外貿易與直接投資和其他管道進入中國的美元結算為人民幣,再將美元賣給人民銀行,此時的「劣質毒美元」堂而皇之的登上了人民幣的資產負債表,而以它們為抵押發行的人民幣,就是這些劣質美元債權的收據,最終被廣大人民幣持有人擁有。

美元病毒通過貨幣流通而傳染到人民幣。從表面上看,美元儲備資產被政府擁有,但這些資產的收據卻掌握在人民幣持有人手中,因此,這些「劣質毒美元」資產的實際擁有者是老百姓,而政府僅僅是「代持」。

此時,美國開始發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

假如中國擁有兩萬億美元的外滙資產,而人民幣對美元比價為8:1,那麼以這些資產為抵押發行了16萬億人民幣。形象地說,就是16萬億張美元資產的收據。這些收據經過銀行系統的放大作用已經流入中國的經濟體內,並廣為大眾持有。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下,人民幣被迫升值到6:1,也就是同樣的美元資產現在對應着 12萬億張收據,這時將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做個形象的比喻,如果2萬億美元在國際市場上能夠換回16萬億個麵包,那麼升值前的一張收據可換一個麵包。現在突然價格變了,政府宣布用12萬億張收據換16萬億個麵包。

貌似新的人民幣購買力提高了,但實際上當人們用這個比價關係去換取麵包時,會突然發現在前12萬億收據取走了16萬億個麵包後,還有4萬億張收據什麼也換不到了,人為製造了擠兌的勢能。在升值的那一瞬間,強制12萬億張新收據等價於16萬億張舊收據,意味着舊收據對存量資產購買力的暴跌。

美元貶中國資產大縮水

更糟糕的是,由於美元濫發,導致了國際商品價格上漲,2萬億美元以前可以買到16萬億個麵包,如果現在只能買到10萬億個麵包,其結果就是16萬億張舊收據可索取的美元資產從16萬億個麵包下降到10萬億個麵包,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大幅縮水。僅用這一手就可以有效廢除6萬億張人民幣收據對美國資產的財富索取權!這是一個有效削弱中國龐大外滙儲備真實價值的絕妙高招。

當大眾的視線被吸引到貿易平衡或滙率操縱等話題的時候,真正上演的其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中國30年來所有存量資產進行價格重估的大戲。

在人民幣名義國際購買力升值的同時,伴隨着人民幣對巨額存量資產的購買力貶值問題。

這一過程將明顯造成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在資產價格領域。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16萬億收據屬於基礎貨幣,當銀行系統對其進行放大之後,進入中國的經濟實體的信用總量更為巨大,其通脹效應可想而知。

人民幣劇烈升值所產生的名義國際購買力增強的好處是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伴隨着進口和海外投資才能逐步顯現的,而其造成的美元資產損失和對國內巨額存量資產進行價值重估所誘發的惡性資產通脹的害處卻是立刻發作的。

人民幣升值過快中國危矣

升值遊戲的核心在於,讓升值後的人民幣在名義國際購買力提高的同時,卻降低了升值前人民幣國內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有效地減少了人民幣持有人對美國債權的「含金量」。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最終擁有美國債權的並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廣大人民幣持有人,因此,美國賴賬的最後買單人是中國老百姓。毫無懸念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熱錢進入,這將會進一步強化通貨膨脹壓力。

參考日圓1985年被迫升值後所造成的嚴重資產泡沫,以及人民幣2005年7月以來滙率上漲20%所啟動的房地產瘋漲和股市狂熱,我們不難看出美國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一石兩鳥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負債,二是刺激中國資產價格泡沫。

人民幣升值速度愈快,人民幣投機者對美元資產套現的衝動就愈強烈。當「劣質毒美元」所攜帶的美國債務在世界各國被消化得差不多時,中國資產泡沫也已經發展到難以挽救的惡性狀態。

此時,美國也許會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擊全球通貨膨脹的大旗,一舉戳破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資產泡沫。

時間是戰爭中的關鍵變數,貨幣戰爭更是如此。如果人民幣快速而劇烈的升值,則中國危矣!

作者為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金融與貨幣研究所所長,《貨幣戰爭》(2006年出版)一書作者。

2010年10月7日 星期四

Crosley Portable Turntable

http://www.crosleyradio.com/Product.aspx?pid=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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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ook the record player "out of the box". Crosley's Revolution™ turntable truly fits the word in every way. Where other turntables take up space, this one dances around a desk without ado. Where other record players must be kept in their designated place, the Crosley Revolution™ practically begs to join you on every journey. And where other turntables tangle you in a web of wires, the Crosley Revolution™ effortlessly pairs with any FM radio for cordless, clear sound. It is a turntable of firsts-the first battery-powered Crosley turntable, the first with a platter smaller than a teacup saucer, and the first with a wireless transmitter for cord-free enjoyment. Users can tote this two-speed turntable with them to vinyl swaps or to a friend's house. Featuring a USB hookup for easy analog-to-digital transfer, the Crosley Revolution™ will allow users to free their favorites from the grooves for digital enjoyment across a variety of devices. This small but mighty turntable also features a headphone jack, passive audio out, and a dynamic full range speaker. **PATENT PENDING**
Portable Turntable
USB Enabled For Connection to Windows Equipped PC and Mac
Software Suite For Ripping And Editing Audio Content
Belt Driven Turntable Mechanism
Plays 2 Speeds - 33 1/3 And 45 RPM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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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s:
Portable Turntable
USB Enabled For Connection to Windows Equipped PC and Mac
Software Suite For Ripping And Editing Audio Content
Belt Driven Turntable Mechanism
Plays 2 Speeds - 33 1/3 And 45 RPM Records
Plays 7" And 12" Records
FM Transmitter
Hi Tech ABS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Handle
Diamond Stylus Needle
Manual Return Tone Arm
Dynamic Full Range Speaker
Battery Powered (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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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5日 星期二

林行止專欄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

2010年10月5日


林行止
國力大盛 盛氣凌人

一、

九月七日詹其雄掌舵的漁船「閩晉漁五一七九」,在中、日對其主權各執一詞的釣魚島海域衝撞日本艦艇的「英勇行為」後,掀起一場至今餘波未了的外交風暴,中國仍以擅闖軍事禁區罪扣押一名日本人(據報為日本藤田建設公司員工),中、日雙方言文交戰二十餘天,尚未有官式接觸;中國反日活動頗有節制,但日本爆發前所未見的二十多個城市的反華示威,而向日本「溫馨」提示中國掌控其稀土供應大權,日本大驚失色,和其他稀土進口國一樣,不得不致力開發新的稀土來源……。最引人關注的發展是日本《產經新聞》傳出「美國和日本即將舉行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模擬釣魚島被中國攻佔後發動反攻」。據本報昨天消息,這次「軍演初步決定於美國奧巴馬總統十月訪日及出席亞太經合峰會後展開」!美國在釣魚島海域軍演,而且公然表明目的在從解放軍手上奪回釣魚島,不僅欺人太甚且是欺上門,是可忍孰不可忍,北京還以猛烈的言文回擊,事屬必然,但會否有引致雙方大打出手的進一步行動,要看未來二周的中、日外交往來能否恢復。筆者常說,只要「敵我」雙方肯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判(不一定要握手言歡),天大的事都可解決(是否圓滿是另一回事)。如果拒不見面,選擇隔空以至對面各自表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遲早闖出大禍。迄今為止,日本政府一再表示尋求和中國領導人對談的意向,可說在外交禮節上做足工夫,只是中國依然氣在心頭(心高氣傲?),不予理會。在筆者看來,未來十天半月,中、日會否重回外交談判桌,決定亞洲和戰前景。

釣魚島主權誰屬,作為中國人,其為中國領土是不容置疑的。對於釣魚島為我國所有的歷史事實,在七十年代之前已證據確鑿,這是多少愛國、熱血、有識、理性之士當年投身保釣運動的原因;昨天本報發表雷鼎鳴教授的〈為什麼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擲地有聲,除了釣魚島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雷文還條陳史實,證明西沙南沙諸島的主權爭議雖更複雜,但追源溯始,它們都為我國所有。而紀曉風昨天引述熊玠教授的話,指出把此事交國際法庭審理,中國亦勝券在握……。不過,十月三日陶傑在《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的〈紙上風雲〉,闡釋的理由亦應被考慮。惟有參詳方方面面的意見,才不會自覺「理直氣壯」,這很易令人熱血沸騰,「火遮眼」,許多不顧後果的事會因此而起。有關各方因此都要避免認為真理在我、堅持己見,冷靜節制行事才不會誤了經建大事。

中國「和平崛起」,帶旺世界經濟(起碼各國消費者都大受其惠),中國在國際上大受歡迎,何以在短短二三年間,中國突然予人以盛氣凌人之感進而令大部分西方國家及鄰國提心吊膽尋且聯手對抗?

二、

二 ○○八年北京奧運非常成功,中國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流的綜合國力,中國政府和大部分國人均引以為傲;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的「金融海嘯」證實「國家資本主義」比西方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優勝,中國經濟不僅安度金融難關,甚且更上層樓,相對於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元氣大傷制度上的缺失完全暴露整頓需時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中國更為自己獨特的一套制度沾沾自喜甚至顧盼自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領導人也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三十多年的沉潛修煉、奮發圖強已大豐收,中國應該走出韜光養晦的陰影,是時候「有所作為」,而國際舞台是最佳的表演平台,顯身手展威風的事件因而接二連三地發生。

就記憶所及,中國力爭國際間「話語權」而與外國鬧得極不愉快的事例,舉其犖犖大者有:①谷歌中國懷疑被截查及受「黑客」攻擊,令該公司一度要退出中國市場。②在制裁伊朗發展核武上,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意見不合」。③北京政府對美國府會迫使人民幣滙價升值及要求其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或不予理會或陽奉陰違;人民幣不會在外來壓力下升值,有其道理,但不少美國人認為美國有近百分之十失業率而中國GDP增長約百分之十,中國若如其所說視美國為經濟貿易夥伴,主動提升幣值以稍紓美國之困,是應有的表現,但中國不為所動,而美國一提出則馬上以中國內政不容干預擋回去;至於知識產權,據美國傳媒報道,目前國內市面出售的科網軟件,八成以上是盜版貨。

與美國有政經利益衝突之外,中國還和多個鄰國如日本、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因領海領土主權誰屬而交惡。據昨天(四日)南亞分析集團(Southasiaanalgsis.org)的特稿,中共立國以來便強調擁有這些目前出現紛爭的小島嶼主權,但「鍋蓋半開中國讓有關爭論沸騰而不致外溢」,近年中國在爐下加火,鍋蓋給熱氣沖落亦在所不計,所以如此,皆因中國相信實力足以挑戰美國!中國外交人員在國際場合上更體現了「強國風範」,駐聯合國前大使、○七年轉任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九月初在聯合國一次酒會上對秘書長潘基文說︰「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亦不喜歡你!」稍後又指着一名美國同僚(Robert Orr)說︰「他是美國人,我真的不喜歡美國人!」雖然翌日他為此道歉,然而姑勿論酒精有否影響沙氏的發言,不管是酒後吐真言或酒後胡言亂語,其表現反映了「內部會議的談話」,而政府內確有不少因為國力崛起而目空一切的官員。「詹其雄事件」固然令世人知道中國有為一寸土地的主權而不惜與鄰國鬧翻甚且動武的準備,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吩咐」挪威別頒諾獎給劉曉波,其「強勢外交」更展露無遺;挪威政府是否「聽話」,很快有分曉,而中國的霸道早已傳遍世界!

三、

上述種種,固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如芒在背,與其有領土領海主權紛爭的鄰國,更坐臥不安,惟有擴軍及與美國結盟以求心安。令西方國家感到來自中國威脅的,還有中國展示的軟實力。二○○四年,中國第一家孔子學院在烏茲別克成立,到了今年七月,在全球九十四國已有三百一十六家孔子學院和三百三十七間孔子課室……有關部門的目標是至二○二○年全球有一千家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室目的不外在傳授、宣揚漢語及中國文化,這可說是完全正確和值得鼓勵的。可是,外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因為中國一黨專政,北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孔子的外衣宣揚中共的德政,這便教意識形態與其相左的國家(除了北韓、古巴)有基本價值受侵之痛。過去的美新處(冷戰結束後不久結束)及現在的英國以至法國文化協會,都在世界各地傳揚她們自以為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意念和政經文化,而且卓有成效;歐美國家因此知道孔子學院的「厲害」。可是,美國已沒有負責推動文宣的部門,國務院不久前向國會申請撥款一千五百萬(美元.下同)在各地成立八至十家「文化中心」,簡直是小家子氣;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下決心全面大幅削減開支,連軍費亦大縮,當然不可能撥巨款從事海外文化推廣活動,這使經費充沛(據美國《世界事務》月刊八月號引述國務卿希拉莉的話,孔子學院開辦費百萬,每年營運開支二十萬;在赤貧國家,這是天文數字)的中國文化推廣迅速擴張。不但如此,中國還於○九年展開一項發展環球媒介活動,在提高中國國際形象上的經費便達六十八億;美國每年花七億五千萬在國際廣播,而英國BBC國際頻道只有四億經費,美英在文宣上已無法與中國一爭高下了。

.二之一

美國人財損耗 中國佔盡便宜

四、

早於今年三月,英國《展望》月刊(《Prospect》)發表題為〈中國對美國︰世紀之戰〉(〈China vs America: Fight of the Century〉)的長文,對中國經濟、政治及軍事有很精闢的分析,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是美國自願當國際警察,成為世界霸權的副作用是天下太平,海運暢通無阻,讓中國貨得以行銷全球,包括通過最危險的海域,不但為中國創造了以百萬計就業崗位,亦為其賺取巨額外滙,而在此過程中,中國並無承擔半文軍費;其二是中美應避免走上「經濟互毀」(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之路,迄今為止,中國需要美國消費市場以保障工人不致失業及外資繼續湧入,而美國則需要中國融資其債務。這便是她們的真正「互補性」。這兩點看法傳達的訊息是,有美國的間接「軍事保護」,才有中國的經濟成就;近來經常聽聞中國會拋售美國債券,而從其所持美債稍降上看,此事已有秩序地進行,但千萬不可認真地大規模拋售,因為這會損害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債務一旦沒有買家,擔心這名武功高強的邪派高手「發窮惡」!讀者至此應該了解何以日本持有這麼多美債而且漠視美元持續下滑繼續增持,難道日本財金決策層都是蠢材?顯而易見,日本是在對美進行無形利益輸送。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當然亦無來而不往的送禮,日本所以要向美國「送禮」,不過是間接支付「保護費」而已。

中國不考慮美國環球布防有利其經貿及經常打拋美債牌,令美國人十分反感;更有甚的是,中國利用美國在世界各地打壓圍剿「恐怖分子」而營造的偏安局面,大做生意。站在中國的立場,這是拓展外貿收購資源的良機;但美國人另有看法,在他們看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犧牲了以千計美國士兵性命、投下以千億美元計的軍事開支,弄得財政左支右絀,反戰情緒幾令政府倒台,美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可是,坐享其成的中國,不僅在反恐戰爭中未出過半分力(人力及財力),還利用美國創造基本和平的環境,在這些國家大做生意。中國在伊拉克簽下的石油合約,其價值比美國企業獲得的還多,在阿富汗,中國國企更取得世界最大銅礦的開採權;在經濟利益之外,中國企業還大受當地人民歡迎,以其油、礦生意須僱請大量本地員工,他們因此視中國人為「財神」。令美國人「痛心」不已的是,即使美軍逐步退出伊拉克,保護該國廠礦油田的伊拉克士兵,還不是美軍訓練並且使用美國供應的槍械;阿富汗的情況亦如此。這等於說,中國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間接由美國保護!美國「有識之士」當然對此大表不滿。還有,美國軍援巴基斯坦的資金以百億計,結果政府把塔利班趕入山區,令巴基斯坦和平安定,而利用這種環境,中國計劃在該國投入巨資,以建立一個包括能源提煉及港口的自由貿易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在經貿上政治上還處處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朝野找機會給中國嘗點苦頭,不難理解。

中國這樣做當然極之精明,這好比由美國賣命、出力、出錢替中國創造上佳的經營環境,令中國得以合理經濟成本獲得其最迫切需要的外滙、能源和礦物。不少美國人的確很「天真簡單」,但決策團隊和民間智囊真是濟濟多士,有學養、謀略和經驗的人多得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取巧當然瞭然於胸。可是,別說中國不知「感恩圖報」,還不體諒美國經濟困頓而在人民幣滙價上稍稍遷就其訴求,難怪奧巴馬一改其上任初期對中國友善的態度。近來中國處處逞強,美國政府雖未有行動,美國國內主流輿論已一面倒指責中國並公開宣稱不惜進行貿易戰!

五、

美國眾議院去月底以大比數通過的「公平貿易貨幣政策法案」,矛頭直指中國,美國主流民意(左右議會投票意向的民意)及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均認為人民幣滙價偏低(fundamentally undervalued),及偏低人民幣是中美外貿逆差的禍首;這種看法雖被不少有地位學者駁斥得「體無完膚」,北京領導人亦給美國人上了一堂經濟學一○ 一的課,說明美國外貿逆差山積過不在人民幣……但此事早已「政治化」,希望利用逼人民幣升值挫挫中國銳氣者大有人在,而且左(自由派)右(保守派)傳媒雙炮齊發,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妙。

著名評論家克魯明九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題為〈向中國宣戰〉(〈Taking on China〉,〈單挑中國〉),他顯然已動真氣︰「通過外交途徑要人民幣升值,屢試無效,現在已到了非用報復手段不為功的階段」(意譯)。逼人民幣升值,可能逼出貿易戰,但其不升值的後果甚於貿易戰。在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看來,中國「掠奪性」(predatory)的滙率政策,對美國的損害遠比貿易戰為甚。同日該報「社論」籲請白宮通過世貿組織及聯合其他國家反擊中國的「非法貿易」,這樣做,「社論」指出可能遭中國的還擊,但「美國不會因此癱瘓,特別是和他國聯手(對抗中國)」。

較早前,美國另一輿論重鎮《華盛頓郵報》的著名經濟評論家羅拔.森穆遜在二十七日的專欄以〈面對中國︰貿易戰可能損害較輕〉(〈Stand up to China - A tradewar may b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為題,說得更不客氣而且火藥味更濃。他指出,引發環球貿易戰的《一九三○年斯姆特—霍利(Smoot - Hawley)關稅法》,雖然因為有「迫使鄰居求乞」(beggar the neighbour)效果而臭名昭著,但在對付中國上,捨此已無他法!這位向來鼓吹自由貿易不遺餘力的著名評論家於述說貿易戰對世界經貿為禍深遠之餘,認為事到如今,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對美國的損害已較輕。代表傳統世界秩序的美國與野心勃勃新興的中國對着幹,世界各國都有損失,但這總較讓中國重塑世界規律為佳。貿易戰帶來危險(dangerous),但讓中國取得最後「話語權」,帶來的是毀滅性災難(disastrous)!

克魯明和森穆遜俱為美國以至在英語世界頗受尊重且有影響力的評論家,他們代表的是美國自由派及保守派的看法;九月底他們先後對中國的外滙及貿易策略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美國主流民意的反映,對白宮的決策應有一定影響,北京決策層不可掉以輕心。

六、

稀土供求問題,因「詹其雄事件」而引起各界關注,其實它早是投資界的熱門項目。三數年前,筆者便為它寫過評論,還提及在港上市的「中國稀土」,馬上引來投資版數同文的「溫馨提示」︰「中國稀土與稀土無關」。

正如去周《經濟學人》所說,「稀土並不稀奇」,美國地質學會則說是「歷史性取名不當」(a historical misnomer)。世界各地都有出產稀土,如越南(日本豐田開發的Dong Pao礦)、哈薩克(日本住友與該國國企聯合開發)、南非(SteenKampsKraal礦及豐田的Orissa礦);印度的稀土年產量約三千噸,計劃短期內提高至一萬噸。日本政府現在與蒙古政府協商聯合開採稀土,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因勞工集約、勞工成本上漲及嚴重污染環境加上中國大量產銷而停工的美國及澳洲稀土礦,受其價格以倍數漲升(○五年以來升了二十倍)的誘惑及最大產銷國中國因環保問題減少產銷量的影響將先後復工等,稀土供應應很快恢復正常。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稀土蘊藏佔世界總量百分之三十五不變,惟其百分之九十五市場佔有率(中國出產約六成內需)短期內也許會明顯下降。有關稀土的種切,近日傳媒報道已多,可以一提的是,稀土雖貴,但每個iPad所用稀土只值數美仙。

中國對稀土產銷的控制得宜,在商言商,廚房太熱不入廚的人只有給錢餐館賺。這等於說,稀土價格飛升是進口國尤其是本身有稀土礦的願付的代價。令稀土進口國不滿的是,中國有控制世界稀土供應的意圖(見voxeu.org 二月二十七日的〈Is China trying to 'lock up' natural resources around the World?〉)及有色金屬華東地質勘查局(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去月和控制Browns Range重(heavy)稀土礦的澳洲北方鈾礦公司簽訂收購意向書。就商業角度,中國這樣做大有道理,但最近中國對日出口的稀土突然無故「暫停」一周,已令中國獲得「不可靠供應商」的惡名。

環顧當前的情勢,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對「有所作為」的解讀應分「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全方位「有所作為」的時機應在(筆者過去指出的)發明足以制敵於死地的武器之後;西方國家富裕多時,性命矜貴,一日武備落後,必會對強者言聽計從,屆時中國便有絕對「話語權」……。

美國為什麼針對中國.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