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托法而治謂之暴……暴者失民
——《韓詩外傳．卷三》
社運人士楊匡被控襲警罪名成立，判刑十四日，裁判官梁榮忠 據報批評示威者濫用示威權利；但社會反應寥寥，除了網上有人聲援，幾位社運人士斷食抗議外，媒體反應極低。同一條襲警罪，早前裁判官阮偉明卻「輕判」 Amina，信納其為病人，讓其遠赴美國 進行所謂戒酒治療，改過自新，社會口誅筆伐。因為電視片段所見，Amina英語字字鏗鏘，上庭前後律師團隊簇擁，三犯襲警而毋庸坐監，果奇聞也。
查裁判官英文為magistrate，為英國 最古老司法機構，裁判署（magistracy）之法官名稱，凡六百年。以裁判官一詞今譯，頗有偏頗。裁判署乃英國基層法院組織，所論斷者，既有鼠竊狗偷之情事，復有宗族事務，民事及家事糾紛等，無所不包。
地區維穩，需要士紳（gentry），中西皆然。英國之裁判官，歷史上俱為太平紳士（JP, Justice of the Peace）出任（香港猶設此制，如中西區政壇大老陳捷貴或有中國鋼鐵女王之稱的陳寧寧）。英廷委任之太平紳士，俱非等閒之輩，需在地區孚有眾望，坐擁土地莊園，教育程度較高，一般均由士紳出任。據1361年英國之太平紳士法，太平紳士與地區土豪無異，既有拘捕扣留叛賊之權，亦有懲罰判刑之司法權，其權力（或責任）甚至包括修橋築路、招募士兵等，與現在香港的榮譽性質，大相逕庭。
士紳既為地區之霸，已擁經濟實力，再獲委為太平紳士，總攬司法權力及地區行政兼執法權力（如維持治安及消防救火等），在其麾下，漸成一個龐大的地區政經利益關係網。然而，隨著歷史發展，太平紳士淪為地方土豪劣紳者，日漸增多，反成了英國政治隱患。
收錢開庭 土豪劣紳
至十九世紀之時，英國之裁判署，成為壓迫窮人之司法黑洞，為鞏固地方土豪惡霸權力之工具。惡名昭著者，莫如十八世紀之米德爾薩克斯（Middlesex）地區之裁判署制度。斯時米德爾薩克斯管轄範圍，包括現今倫敦 附近之城市地區，但其基層行政司法組織卻仍維持鄉郊狀態。鄉間太平紳士眼見米德爾薩克斯事務繁多，視為畏途。仍願出任裁判官者，就借急速城市化之商業需要，自訂審判程度，「收錢」開庭，外間稱為trading justice（姑且譯為搵食法官）， 乘機挑撥訴訟，敲詐窮人，令米德爾薩克斯裁判署成貪腐溫床，英廷不得不出手改革，此為後話。
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拓殖，先用槍炮，復以裁判署震懾土著，以司法壓迫人民，性質與英國相似，仍同中有異。1888年，北婆羅洲為英國保護國，英廷於各地方行政區域，派駐政務官為當地參政司（Resident ——此制度適用於非英國殖民地，resident者，有輔政之意，協助地方領袖管治該區）既有行政職務，兼為地區之裁判官，攬行政司法功能，乃英國實質管治之象徵。同時期之香港，裁判署一樣成為控制華人之司法工具。
1853年香港出版之《遐爾貫珍》云﹕「其次有臬憲，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歸刑訟司，協同撫民紳士一二員訊斷，至凡有漢人告狀，或控本土人，或控他國人，即赴該司署以漢文稟訴，傳供人照由轉達，聽候判決…」刑訟司者，即裁判署。出任裁判司者為英人，有華人輔之。《遐爾貫珍》出版之時，英人管治香港十一年有多，法制建設已漸成形，亦為嚴刑峻法之最高峰。
殖民草創 嚴刑重判
學者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曾謂，殖民政府草創時期，毫不留情地向罪犯施加肉刑（corporal punishment），又利用刑罰，代替懷柔，令大部分華人墮入法網。因為英人認為，大部分華人，俱為鼠竊狗偷及海盜之輩，須以重法予以痛擊。至於裁判署之首任裁判官堅上校（Captain William Caine），強力主政，以程序亂籠、有罪推定、拒聽辯詞、舉證馬虎、華人重刑、放生洋人為常態，至於刑罰，更是重中之重，公開行刑更是必備環節，令當時港人，不知有港督，以為堅上校為實際香港「話事人」也。
文基賢指出，在英國精密的法律制度，輔以採用清廷對付漢人嚴苛的高壓及種族分隔手法，香港華人可謂盡得中英高壓管治之夾擊，受到極為無情的鎮壓。話說回來，港人亦展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在英國強力彈壓、置於紀律及監控下，經過二十年的管治，華民馴服於殖民管治，局面趨於穩定， 成中國南端一宜居之商港。王韜在1865年時說，「香港一隅，僻懸海外……山赭可瘠，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但經英人管治後，「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
裁判司既是殖民管治最前線，對付華人，用刑必嚴，判罪必重，港人逐漸接受如斯嚴苛之法律制度，以換餬口，漸成殖民生活必要之惡，甚至內化成香港社會規範而渾不自知，以至無法擺脫此深植之（殖民地）法治觀念。上世紀六七暴動，裁判司署屢成鬥爭中心，被捕左派人士審判時高呼毛語錄，甚至有千人圍繞九龍裁判署以聲援受審示威者。裁判署刑罰力度亦強，現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 ，當年曾因藏有傳單 被判監兩年。
殖民政府不單針對左派，亦針對本土社會行動。1979年油麻地艇戶事件，67人乘旅遊巴從九龍過海香港，於港島出口遭警方截停，被控以非法集會。銅鑼灣 裁判署將大部分艇戶釋放，卻判十一名人士有罪（包括馮可立等），彼等上訴被高院駁回。康士法官謂，裁判官判案時，明顯把居住在油麻地艇戶與非居住之艇之人士分隔（見1979年之R v Chow Shui )。最終康士法官駁回上訴。從中可見，裁判官以至法院體制在殖民地刑事案件之作用，以維護殖民地道統為前提，粗暴打擊維權行動，毫不手軟 。
但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後，香港交回中國已成事實，殖民政府大江東去，亦衝擊司法體制。一方面，基本法 「急凍」了司法體系，亦「急凍」了殖民地的司法傳統，把十九世紀以來嚴厲監控及壓迫鎮壓的暴力法治傳統延續下來。而繼續站在前線的，裁判官需要延續的，就是這些欺壓本地、向洋人傾鈄的司法傳統。
引入輕罪 尚權尚利
另一方面，隨著英治遠去，西方現代法律文明強調的個人權利，以至在刑事司法系統內強調改過自新的「輕罪」（rehabilitation）政策亦引入香港。前者透過人權法於91年後在香港立法，後者透過法律改過，予犯事者以保釋、治療、感化的方法，讓犯罪者免予監禁，給予改錯之機會。
香港司法面對殖民性及權利觀的衝擊及拉扯， 前者尚暴尚壓，後者尚權尚利， 前線裁判官首當其衝。人權法之訴訟，成了兩者拉扯之象徵，裁判官之有關判決，屢被上級法院推翻。 裁判官Sinclair在R v Ming Pao Newspaper（1995），判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違反言論自由，到了上訴法院卻被推翻，累得《明報》要上訴至樞密院，才獲勝訴；另一邊廂，裁判官Lugar Manson在R v Chong Ah-choi（1994）的案件中，裁定簡易治罪條例內，無合理解釋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行，沒有違反人權法，上訴法院卻推翻他的判決，人權學者喜出望外。高等法院呢？在95年的R v Town Planning Board, ex parte Kwan Kong Company Limited（1995）案件中，高院法官王式英稱香港沒有憲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權，又謂解釋人權法毋須參考國際人權法之案例，遭陳文敏批評判辭為人權倒退。
然而，權利觀在香港，紮根不足，人權法在91年後才立法，香港社會對法治之觀念，仍處殖民地之狀態，汲汲於守法、依法、罰款、坐監，糾纏於壓華輕洋、有錢人大晒之肥皂劇式的法治觀念，奢談個人權利之爭取。在殖民性與權利觀之間，社會嚴重地向殖民性傾鈄。
97年後，釋法解決居港權掀起之爭議，儘管法律界黑衣大遊行，儘管大狀們高呼「法治已死」，港人無動於中。示威遊行，肢體衝突本是常態，有示威者被控襲警，望市民聲援，港人卻鴉雀無聲，反批示威者擾亂秩序。韓農來港反世貿，為全球被自由經濟壓迫得透不過氣之窮人發聲，港人居然盛讚港警克制，怪事也。
回到Amina案件。查裁判官阮偉明過往之判案風格，可謂「重權輕罰」，法律界早已風聞。手上沒有裁判署之數據庫，只能從報刊有關阮官之報道，作粗略之分析。今年1月，曹格毆打側田一案，阮官判曹格罰一千元及守行為一年。08年5月一父親用鐵鏈鎖百厭星兒子，被控虐兒，阮官判父守行為1年，阮官語重心長﹕「小孩患過度活躍症情况普遍，家長必須明白此病需要接受治療，不要以為可靠體罰解決。」08年3月，一科大生串同父母隱瞞資產租金收入詐騙大學資助款項，判60小時社會服務令 ，阮官強調「不是輕判，亦曾考慮過監禁式刑罰，只因感化官對被告有正面評估，始作出如此判決」。但遇到社會有強烈意見之違法案件，阮官亦不留手。本年8月一宗刑事案件，被告訛稱病假，企圖欺詐一宗交通意外之保險索償，阮官判囚半年。08年一宗危險駕駛，阮官稱被告小巴司機並非衝車尾肇禍，仍判囚三個月。06 年一宗虐狗案，被告返大陸，其犬遭餓死，阮官斥非一時疏忽，判囚四周，家屬指刑罰過重，愛護動物協會 卻稱刑罰過輕。
正因阮官判案風格如是，假如在Amina案件之中，有律師團隊充分利用英國普通法 ，數百年來予人詬病之程序優勢，打其法律資源戰，大灑金錢，輔以龐大團隊、專家論證、理據似層層、雄辯滔滔，按司法程序，法院不可能不予考慮，法官要「鬆手」的話，就更有理由。我倒認為，假如阮官判Amina坐監，法律界可能更為突兀，更為驚嚇，莫非阮官轉性乎？
反躬自省 檢討司法
至於阮官對Amina案件的判決，進一步反映了哪一些法律問題，更需評論，可惜案件仍在上訴之中，不便論斷。但Amina案件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法治觀，仍處於十九世紀的殖民地狀態，著實令人擔心。社會居然接受嚴刑峻法之控制而不尚改革，對於爭取人權之案件嗤之以鼻，對於改革刑法內的殖民地惡法如襲警罪等無動於中，對於裁判署仍然維持殖民地壓迫最前線的角色而不予檢討，對於窮人在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上處於劣勢，以至高昂的法律費用方面，視而不見，這種冷感卻就是香港「法治」的現狀。我們與其批評阮官，追擊Amina，倒應躬身自問，為何社會上仍然瀰漫著這種殖民地的法治觀念？基本法急凍了司法體制，社會為了這種嚴苛的「法治」，付出了多少代價？有多少世代為反對這種法治觀念，付出了多少青春及努力？
文 王慧麟
編輯 曾祥泰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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