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nochkun.blogspot.hk/Blogs

  • 刘再复:直声满学院——怀念吴世昌先生 - 作者:刘再复 《刘再复散文精编第1卷师友纪事》2011年,第72-76頁 [image: Uploaded Image] 吴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鲍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吴世昌先生又是鲍彤的舅父,所以,我怀念起吴世昌先生时总是想起鲍彤。而听到鲍彤的消息时,总是想起吴世昌先生。去年,我从《纽约时...
    15 小時前
  • Margaret Lee at Misako & Rosen - April 25 – May 31, 2026
    21 小時前
  • Hong Kong gov’t begin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fire safety reforms after Tai Po fire - [image: Wang Fuk Court on May 4, 2026. Photo: Kyle Lam/HKFP.]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city...
    22 小時前
  • 260526二午陰30°C 77%:為馬英九難過 - 佛誕3天連假後開工日。昨晚由深圳返港的人潮逼爆關口。 港零售不振的問題,怕要待被深圳在物價上大致拉平才能解決。 今晨看美台報,不幸的是,圍繞馬英九兩陣對圓的狐疑,大致有了分曉! 看來,前總統確有失智的不幸。醫院有過診斷,雖屬隱私(港稱“私隱”),拒絕評論,但可信是馬先生的配偶與...
    1 天前
  • 《你是不會當樹嗎》 - 《你是不會當樹嗎》 原本以為這三段故事,會透過樹的記憶神經來跨越時間,梁朝偉會變成文史專家!?(可能是我水瓶座太跳了) 科普了一下樹的神經,原來一座森林裡面也有老大,只要在周邊有些蛛絲馬跡的變化,樹的神經系統都是有反應的,而第二段的故事中,花的神經可以當成現在我們的人臉辨識系統重要元件,那麼未來是否把...
    4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1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3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6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6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8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9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9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0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0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2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 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
    14 年前
  • 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
    14 年前
  • 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
    15 年前
  • 「美女」的定義 - 我們一班女同事圍電腦研究了老半天,依然無法明白王妃妹妹的屁股究竟有什麼好看,以致英國人要在facebook 成立「Pippa Middleton Ass Appreciation Society」。 「把照片放大一點……right……再放大一點……」Katie 對坐在電腦跟前的Emma 說: 「左看右看,實在...
    15 年前
  • 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 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
    19 年前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Annals of Innovation New Yorker
by Malcolm Gladwell October 4, 2010

Social media can’t provide what social change has always required.

Related Links
Ask the Author: Join a live chat with Malcolm Gladwell about social media on Wednesday, September 29th, at 3 P.M. E.T.

Keywords
Twitter;
Facebook;
Civil-Rights Movement;
Revolutions;
Activists, Activism;
Iran;
Technology

At four-thirt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 February 1, 1960, four college students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at the Woolworth’s in downtown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They were freshmen at North Carolina A. & T., a black college a mile or so away.

“I’d like a cup of coffee, please,” one of the four, Ezell Blair, said to the waitress.

“We don’t serve Negroes here,” she replied.

The Woolworth’s lunch counter was a long L-shaped bar that could seat sixty-six people, with a standup snack bar at one end. The seats were for whites. The snack bar was for blacks. Another employee, a black woman who worked at the steam table, approached the students and tried to warn them away. “You’re acting stupid, ignorant!” she said. They didn’t move. Around five-thirty, the front doors to the store were locked. The four still didn’t move. Finally, they left by a side door. Outside, a small crowd had gathered, including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Greensboro Record. “I’ll be back tomorrow with A. & T. College,”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By next morning, the protest had grown to twenty-seven men and four women, most from the same dormitory as the original four. The men were dressed in suits and ties. The students had brought their schoolwork, and studied as they sat at the counter. On Wednesday, students from Greensboro’s “Negro” secondary school, Dudley High, joined in, and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swelled to eighty. By Thursday, the protesters numbered three hundred, including three white women, from the Greensboro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y Saturday, the sit-in had reached six hundred. People spilled out onto the street. White teen-agers waved Confederate flags. Someone threw a firecracker. At noon, the A. & T. football team arrived. “Here comes the wrecking crew,” one of the white students shouted.

By the following Monday, sit-ins had spread to Winston-Salem, twenty-five miles away, and Durham, fifty miles away. The day after that, students at Fayetteville State Teachers College and at Johnson C. Smith College, in Charlotte, joined in, followed on Wednesday by students at St. Augustine’s College and Shaw University, in Raleigh. On Thursday and Friday, the protest crossed state lines, surfacing in Hampton and Portsmouth, Virginia, in Rock Hill, South Carolina, and in Chattanooga, Tennessee.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re were sit-ins throughout the South, as far west as Texas. “I asked every student I met what the first day of the sitdowns had been like on his campus,” the political theorist Michael Walzer wrote in Dissent. “The answer was always the same: ‘It was like a fever. Everyone wanted to go.’ ” Some seventy thousand students eventually took part. Thousands were arrested and untold thousands more radicalized. These events in the early sixties became a civil-rights war that engulfed the South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and it happened without e-mail, texting, Facebook, or Twitter.

* from the issue
* cartoon bank
* e-mail this

The world, we are told, is in the midst of a revolution. The new tools of social media have reinvented social activism. With Facebook and Twitter and the like,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opular will has been upended,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powerless to collaborate, coördinate, and give voice to their concerns. When ten thousand protes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Moldova in the spring of 2009 to protest against their country’s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 action was dubbed the Twitter Revolution, because of the means by which the demonstrators had been brought together. A few months after that, when student protests rocked Tehra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asking Twitter to suspend scheduled maintenance of its Web sit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didn’t want such a critical organizing tool out of service at the height of the demonstrations. “Without Twitter the people of Iran would not have felt empowered and confident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Mark Pfeifle, a former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 later wrote, calling for Twitter to b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ere activists were once defined by their causes, they are now defined by their tools. Facebook warriors go online to push for change. “You are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James K. Glassman, a former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a crowd of cyber activists at a recent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Facebook, A. T. & T., Howcast, MTV, and Google. Sites like Facebook, Glassman said, “give the U.S. a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errorists. Some time ago, I said that Al Qaeda was ‘eating our lunch on the Internet.’ That is no longer the case. Al Qaeda is stuck in Web 1.0. The Internet is now about interactivity and conversation.”

These are strong, and puzzling, claims. Why does it matter who is eating whose lunch on the Internet? Are people who log on to their Facebook page really the best hope for us all? As for Moldova’s so-called Twitter Revolution, Evgeny Morozov, a scholar at Stanford who has been the most persistent of digital evangelism’s critics, points out that Twitter had scant internal significance in Moldova, a country where very few Twitter accounts exist. Nor does it seem to have been a revolution, not least because the protests—as Anne Applebaum sugges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may well have been a bit of stagecraft cooked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a country paranoid about Romanian revanchism, the protesters flew a Romanian flag over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In the Iranian case, meanwhile, the people tweeting about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almost all in the West. “It is time to get Twitter’s role in the events in Iran right,” Golnaz Esfandiari wrote, this past summer, in Foreign Policy. “Simply put: There was no Twitter Revolution inside Iran.” The cadre of prominent bloggers, like Andrew Sullivan, who champione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Iran, Esfandiari continued, mis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Western journalists who couldn’t reach—or didn’t bother reaching?—people on the ground in Iran simply scrolled through the English-language tweets post with tag #iranelection,” she wrote. “Through it all, no one seemed to wonder why people trying to coordinate protests in Iran would be writing in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Farsi.”

Some of this grandiosity is to be expected. Innovators tend to be solipsists. They often want to cram every stray fact and experience into their new model. As the historian Robert Darnton has written, “The marvel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esent have produced a fals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past—even a sense that communication has no history, or had nothing of importance to consider before the day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in the outsized enthusiasm for social media. Fifty years aft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of social upheaval in American history, w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what activism is.

Greensboro in the early nineteen-sixties was the kind of place where racial insubordination was routinely met with violence. The four students who first sat down at the lunch counter were terrified. “I suppose if anyone had come up behind me and yelled ‘Boo,’ I think I would have fallen off my seat,” one of them said later. On the first day, the store manager notified the police chief, who immediately sent two officers to the store. On the third day, a gang of white toughs showed up at the lunch counter and stood ostentatiously behind the protesters, ominously muttering epithets such as “burr-head nigger.” A local Ku Klux Klan leader made an appearance. On Saturday, as tensions grew, someone called in a bomb threat, and the entire store had to be evacuated.

The dangers were even clearer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Project of 1964, another of the sentinel campaigns of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ecruited hundreds of Northern, largely white unpaid volunteers to run Freedom Schools, register black voters, and raise civil-rights awareness in the Deep South. “No one should go anywhere alone, but certainly not in an automobile and certainly not at night,” they were instructed. Within days of arriving in Mississippi, three volunteers—Michael Schwerner, James Chaney, and Andrew Goodman—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and, during the rest of the summer, thirty-seven black churches were set on fire and dozens of safe houses were bombed; volunteers were beaten, shot at, arrested, and trailed by pickup trucks full of armed men. A quarter of those in the program dropped out. Activism that challenges the status quo—that attacks deeply rooted problems—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What makes people capable of this kind of activism? The Stanford sociologist Doug McAdam compared the Freedom Summer dropouts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stayed,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key difference wasn’t, as might be expected, ideological fervor. “All of the applicants—participants and withdrawals alike—emerge as highly committed, articulate supporters of the goals and values of the summer program,” he concluded. What mattered more was an applicant’s degree of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All the volunteer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list of personal contacts—the people they wanted kept apprised of their activities—and participants were far more likely than dropouts to have close friends who were also going to Mississippi. High-risk activism, McAdam concluded, is a “strong-tie” phenomenon.

This pattern shows up again and again. One study of the Red Brigades, the Italian terrorist group of the nineteen-seventies, found that seventy per cent of recruits had at least one good friend already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en who joined the mujahideen in Afghanistan. Even revolutionary actions that look spontaneous, like the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 that led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re, at core, strong-tie phenomena.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East Germany consisted of several hundred groups, each with roughly a dozen members. Each group was in limited contact with the others: at the time, only thirteen per cent of East Germans even had a phone. All they knew was that on Monday nights, outside St. Nicholas Church in downtown Leipzig, people gathered to voice their anger at the state. And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who showed up was “critical friends”—the more friends you had who were critical of the regime the more likely you were to join the protest.

So one crucial fact about the four freshmen at the Greensboro lunch counter—David Richmond, Franklin McCain, Ezell Blair, and Joseph McNeil—w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McNeil was a roommate of Blair’s in A. & T.’s Scott Hall dormitory. Richmond roomed with McCain one floor up, and Blair, Richmond, and McCain had all gone to Dudley High School. The four would smuggle beer into the dorm and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in Blair and McNeil’s room. They would all have remembered the murder of Emmett Till in 1955,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that same year, and the showdown in Little Rock in 1957. It was McNeil who brought up the idea of a sit-in at Woolworth’s. They’d discussed it for nearly a month. Then McNeil came into the dorm room and asked the others if they were ready. There was a pause, and McCain said, in a way that works only with people who talk late into the night with one another, “Are you guys chicken or not?” Ezell Blair worked up the courage the next day to ask for a cup of coffee because he was flanked by his roommate and two good friends from high school.

The kind of activism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dia isn’t like this at all. The platforms of social media are built around weak ties. Twitter is a way of following (or being followed by) people you may never have met. Facebook is a tool for efficiently managing your acquaintances, for keeping up with the people you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at’s why you can have a thousand “friends” on Facebook, as you never could in real life.

This is in many ways a wonderful thing. There is strength in weak ties, as the sociologist Mark Granovetter has observed. Our acquaintances—not our friends—are our greatest source of new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lets us exploit the power of these kinds of distant connections with marvellous efficiency. It’s terrific at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eamlessly matching up buyers and sellers, and the logistical functions of the dating world. But weak ties seldom lead to high-risk activism.

In a new book called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the business consultant Andy Smith and the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Jennifer Aaker tell the story of Sameer Bhatia, a young Silicon Valley entrepreneur who came down with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It’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social media’s strengths. Bhatia needed a bone-marrow transplant, but he could not find a match among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odds were best with a donor of his ethnicity, and there were few South Asians in the national bone-marrow database. So Bhatia’s business partner sent out an e-mail explaining Bhatia’s plight t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of their acquaintances, who forwarded the e-mail to their personal contacts; Facebook pages and YouTube videos were devoted to the Help Sameer campaign. Eventually, nearly twenty-five thousand new people were registered in the bone-marrow database, and Bhatia found a match.

But how did the campaign get so many people to sign up? By not asking too much of them.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get someone you don’t really know to do something on your behalf. You can get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because doing so is pretty easy. You have to send in a cheek swab and—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that your bone marrow is a good match for someone in need—spend a few hours at the hospital. Donating bone marrow isn’t a trivial matter. But it doesn’t involve financial or personal risk; it doesn’t mean spending a summer being chased by armed men in pickup trucks. It doesn’t require that you confront socially entrenched norms and practices. In fact, it’s the kind of commitment that will bring only social acknowledgment and praise.

The evangelists of social media don’t understand this distinction; they seem to believe that a Facebook friend is the same as a real friend and that signing up for a donor registry in Silicon Valley today is activism in the same sense as sitting at a segregated lunch counter in Greensboro in 1960. “Social network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motivation,” Aaker and Smith write. But that’s not true. Social networks are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by lessening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that participation requires. The Facebook page of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has 1,282,339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nine cents apiece. The next biggest Darfur charity on Facebook has 22,073 members, who have donated an average of thirty-five cents. Help Save Darfur has 2,797 members, who have given, on average, fifteen cents.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 told Newsweek, “We wouldn’t necessarily gauge someone’s value to the advocacy movement based on what they’ve given. This is a powerful mechanism to engage this critical population. They inform their community, attend events, volunteer. It’s not something you can measure by looking at a ledger.” In other words, Facebook activism succeeds not by motivating people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but by motivating them to do the things that people do when they are not motivated enough to make a real sacrifice. We are a long way from the lunch counters of Greensboro.

The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sit-ins across the South during the winter of 1960 described the movement as a “fever.” But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more like a military campaign than like a contagion. In the late nineteen-fifties, there had been sixteen sit-ins in various cities throughout the South, fifteen of which were formally organized by civil-rights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A.C.P. and CORE. Possible locations for activism were scouted. Plans were drawn up. Movement activists held training sessions and retreats for would-be protesters. The Greensboro Four were a product of this groundwork: all were members of the N.A.A.C.P. Youth Council. They had close ties with the head of the local N.A.A.C.P. chapter. They had been briefed on the earlier wave of sit-ins in Durham, and had been part of a series of movement meetings in activist churches. When the sit-in movement spread from Greensboro throughout the South, it did not spread indiscriminately. It spread to those cities which had preëxisting “movement centers”—a core of dedicated and trained activists ready to turn the “fever” into actio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was high-risk activism. It was also, crucially, strategic activism: a challenge to the establishment mounted with precision and discipline. The N.A.A.C.P. was a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run from New York according to highly formalized operating procedures. At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he unquestioned author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movement was the black church, which had, as Aldon D. Morris points out in his superb 1984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 carefully demarcated division of labor, with various standing committees and disciplined groups. “Each group was task-oriented and coordinated its activities through authority structures,” Morris writes. “Individuals wer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ssigned duties, and important conflicts were resolved by the minister, who usually exercised ultimate authority over the congregation.”

This is the second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ctivism and its online variant: social media are not about this kind of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Facebook and the like are tools for building networks, which are the opposite, in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of hierarchies. Unlike hierarchies, with their rules and procedures, networks aren’t controlled by a single central authority. Decisions are made through consensus, and 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 group are loose.

This structure makes networks enormously resilient and adaptable in low-risk situations. Wikipedia is a perfect example. It doesn’t have an editor, sitting in New York, who directs and corrects each entry. The effort of putting together each entry is self-organized. If every entry in Wikipedia were to be erased tomorrow, the content would swiftly be restored,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network of thousands spontaneously devote their time to a task.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ough, that networks don’t do well. Car companies sensibly use a network to organize their hundreds of suppliers, but not to design their cars. No one believes that the articulation of a coherent design philosophy is best handled by a sprawling, leaderless organizational system. Because networks don’t have a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tructure and clear lines of authority, they have real difficulty reaching consensus and setting goals. They can’t think strategically; they are chronically prone to conflict and error. How do you make difficult choices about tactics or strategy or philosophical direction when everyone has an equal say?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as a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relations scholars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Calvert Jones argue in a recent essa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at this is why it ran into such trouble as it grew: “Structural features typical of networks—the absence of central authority, the unchecked autonomy of rival groups, and the inability to arbitrate quarrels through formal mechanisms—made the P.L.O. excessively vulnerable to outside manipulation and internal strife.”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seventies, they go on, “the far more unified and successful left-wing terrorists tended to organize hierarchically, with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clear divisions of labor. They were concentrated geographically in universities, where they could establish central leadership, trust, and camaraderie through regular, face-to-face meetings.” They seldom betrayed their comrades in arms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s.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right were organized as decentralized networks, and had no such discipline. These groups were regularly infiltrated, and members, once arrested, easily gave up their comrades. Similarly, Al Qaeda was most dangerous when it was a unified hierarchy. Now that it has dissipated into a network, it has proved far less effective.

The drawbacks of networks scarcely matter if the network isn’t interested in systemic change—if it just wants to frighten or humiliate or make a splash—or if it doesn’t need to think strategically. But if you’re taking on a powerful and organized establishment you have to be a hierarchy.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requi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depended on public transit to get to and from work each day. It lasted a year. In order to persuade those people to stay true to the cause, the boycott’s organizers tasked each local black church with maintaining morale, and put together a free alternative private carpool service, with forty-eight dispatchers and forty-two pickup stations. Even the White Citizens Council, King later said, conceded that the carpool system moved with “military precision.” By the time King came to Birmingham, for the climactic showdown with Police Commissioner Eugene (Bull) Connor, he had a budget of a million dollars, and a hundred full-time staff members on the ground, divided into operational units. The operation itself was divided into steadily escalating phases, mapped out in advance. Support was maintained through consecutive mass meetings rotating from church to church around the city.

Boycotts and sit-ins and nonviolent confrontations—which were the weapons of choice for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are high-risk strategies. They leave little room for conflict and error. The moment even one protester deviates from the script and responds to provocation,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the entire protest is compromised. Enthusiasts for social media would no doubt have us believe that King’s task in Birmingham would have been made infinitely easier had he been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followers through Facebook, an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weets from a Birmingham jail. But networks are messy: think of the ceaseless pattern of correction and revision, amendment and debate, that characterizes Wikipedia. I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d tried to do a wiki-boycott in Montgomery, he would have been steamrollered by the white power structure. And of what use would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tool be in a town where ninety-eight per cent of the black community could be reached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church? The things that King needed in Birmingham—discipline and strategy—were things that online social media cannot provide.

The bible of the social-media movement is Clay Shirky’s “Here Comes Everybody.” Shirky, who teach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ets out to demonstrate the organiz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and he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Evan, who worked on Wall Street, and his friend Ivanna, after she left her smart phone, an expensive Sidekick, on the back seat of a New York City taxicab. The telephone company transferred the data on Ivanna’s lost phone to a new phone, whereupon she and Evan discovered that the Sidekick was now in the hands of a teen-ager from Queens, who was using it to take photographs of herself and her friends.

When Evan e-mailed the teen-ager, Sasha, asking for the phone back, she replied that his “white ass” didn’t deserve to have it back. Miffed, he set up a Web page with her picture and a descript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He forwarded the link to his friends, and they forwarded it to their friends. Someone found the MySpace page of Sasha’s boyfriend, and a link to it found its way onto the site. Someone found her address online and took a video of her home while driving by; Evan posted the video on the site. The story was picked up by the news filter Digg. Evan was now up to ten e-mails a minute. He created a bulletin board for his reader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it crashed under the weight of responses. Evan and Ivanna went to the police, but the police filed the report under “lost,” rather than “stolen,” which essentially closed the case. “By this point millions of readers were watching,” Shirky writes, “and dozens of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had covered the story.” Bowing to the pressure, the N.Y.P.D. reclassified the item as “stolen.” Sasha was arrested, and Evan got his friend’s Sidekick back.

Shirky’s argument is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n the pre-Internet age—and he’s right. Evan could never have tracked down Sasha. The story of the Sideki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publicized. An army of people could never have been assembled to wage this fight. The police wouldn’t have bowed to the pressure of a lone person who had misplaced something as trivial as a cell phone. The story, to Shirky, illustrates “the ease and speed with which a group can be mobilized for the right kind of cause” in the Internet age.

Shirky considers this model of activism an upgrade. But it is simply a form of organizing which favors the weak-tie connections that give us access to information over the strong-tie connections that help us persevere in the face of danger. It shifts our energies from organizations that promote strategic and disciplined activity and toward those which promote resilience and adaptability. It makes it easier for activis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harder for that expression to have any impact. The instruments of social media are well suited to making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more efficient. They are not a natural enemy of the status quo. If you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all the world needs is a little buffing around the edges, this should not trouble you. But if you think that there are still lunch counters out there that need integrating it ought to give you pause.

Shirky ends the story of the lost Sidekick by asking, portentously, “What happens next?”—no doubt imagining future waves of digital protesters. But he has already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s next is more of the same. A networked, weak-tie world is good at things like helping Wall Streeters get phones back from teen-age girls. Viva la revolución.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