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80後「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
(明報)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青年議題不是筆者的研究興趣，惟因Roundtable在過去一年完成了數項相關研究，令筆者深化了對「第四代」或「80後」的一些觀察，相關數據及建議將刊於與同事的合著，作為這題目的小結。

假如我們以比較政治學向外國學者介紹香港的80後「問題」，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謎。無論與1960年代「六七」還是1970年代保釣青年相比，當下80後社運的激進明顯不及，對政權的挑戰比從前小，人數與火紅年代相比是小巫。無論是西方左翼示威還是右翼基要運動，訴求、規模、表達手法都比香港激烈百倍。就是靜態的，在不少地區（例如非洲    新興民主國家），青年選民是最熱中政治的一群，香港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則持續偏低。

在以上案例，政府都沒有為解決青年問題搞「青年高峰會」，它們明白問題並非出在青年，而在結構。假如80後真是一個問題，問題根源並非他們比前人激進、懶惰、心急上位這些「被標籤」，而是他們被灌輸要以同樣方式向上流動，卻多未能得到前人的成功。青年因期許落差而反彈，制訂潛規則的一代則反過來無限放大上述反彈，以反證80後的激進、懶惰和心急上位。有了這三大稻草人，「青年問題」有了定義，結構性問題就得到保護。例如有「80後蠢蠢欲動、90後來勢洶洶」說，把上一代「苦口婆心」勸年輕人努力、年輕人「並不領情」對立，就是典型。雖然這類白描抒情文不被嚴肅閱讀，但反映了世代間根深柢固的成見。

六成受訪青年不感覺向上流動

什麼是結構性問題？在其中一項研究，我們以問卷調查訪問了433名第四代港人，另有兩項研究訪問了16至24歲的數千個街頭樣本，因委託所限未能公開，但觀點大致相若。數據顯示，受訪青年對社會流動普遍悲觀，有32%認為現時身處的階層比覺得應處的差，17.3%認為身處的階層比不上父親（在自己14歲時），16.2%認為比父親現時條件差，最重要的是高達60.3%不感覺正體驗向上流動。有趣的是，同時62.8%受訪者卻認為自己有機會向上流，「靠自己努力」被視為提升階層的主要途徑（75.9%），教育對向上流的作用被堅信，家庭出身的決定性被低估（相關統計關聯分析將於拙作補充）。這些觀點源自回歸後的主流論述﹕社會出現中產沒落的假象，社會提倡復興「香港精神」，強調新一代應透過自身努力改善地位，延續中產夢。

然而就是通過傳統的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納菲爾圖譜（Nuffield scheme）等框架，以職業為劃分階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也會發現不同階級向上流的機會從不相同。就是在被建構為「香港精神」高峰的七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性也屬「開放而不公平」，數據上，勞動階級向上流依然困難，獅子山下精神只是勝者建構的故事。以這故事讓下一代望梅止渴，原已可商榷﹔當中產階級希望「世襲」這個流動公式予他們的下一代，其他人就望梅也不能止渴了。

以80後寄予厚望的教育為例，根據吳曉剛2008年的研究，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顯隨父母收入而上升，影響其程度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個人努力並非決定性。更甚者，其階級性近年愈趨明顯﹕當下由幼稚園對家長的階級評估、對兩歲孩童兩文三語的病態面試，到小學殺校、中學縮班、大學拔尖一條龍，都有明確犧牲者，80後對上一代的教育公式自覺犬儒。學士、碩士學位愈來愈多、愈來愈貶值，我們從第二代領袖的訪談發現，在不少僱主心目中，今天普通大學畢業，不過等同上一代高中畢業。但對青年當事人而言，大學畢業了，自然有上一代大學生一樣的期望，箇中落差，從未被正視。副學士、私立大學，更是飲鴆止渴。

失衡的並非「世代」 而是「時代」

坊間常以為第二代佔據位置導致第四代抗爭，這是誤會﹕失衡的並非「世代」，而是「時代」。第二代的位置不少是自己開拓得來，當時有開拓遊戲的空間﹔純粹繼承的位置，多屬有技術層級的工種，例如名廚保持水準，80歲也不被淘汰。問題是，在昔日情懷，新知識、新技能的進化相對緩慢，技術發展、成熟、壟斷要數十年，超越了一代人的交替。甲掌握了A技術而得到地位、A技術數十年後才被挑戰，甲自不會感到下一代威脅，可從容安排接班，也可制訂新人入行門檻。但資訊革命後，新知識、新技術循環速度極高，數年已是一代。偏偏社會對知識的尊敬也好像很高，青年發現不少上司既不懂他們懂的技術（像電腦應用、資訊科技、量化分析、質化模型），自己做不到自己訂給新人的要求（例如學界的國際期刊、商界的跨國網絡），卻以發明rap基本法    和學會facebook的「like」而自豪。但就是這樣，青年也沒有要求取代，對好些位置不著緊，只期望上一代知所進退製造新跑道，50後卻難免躁動不安。

一切問題指向一方向﹕「斷流社會」

激進、懶惰、急於上位等80後三位一體形象被50後有意無意間強化了，結構性問題被按下不表﹕為什麼上司做不到對我的要求、學校卻說知識致富，那他的權力來源在哪裏﹖為什麼上一代有優厚退休保障，我們只能依靠業績可疑的強積金    ﹖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他在海外畢業、輕易走進投資銀行當暑期工﹖為什麼上一代年輕時不覺置業是必須，我們被告知這是要務﹖一切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不是日本    的下流社會，而是我們的「斷流社會」。80後問題癥結不是80後，而是50後﹔焦點並非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是他們建立的超穩定結構。

但是經過話語權重重建構，卻是80後的三位一體形象，成了政府、社會、學界要處理的「問題」。面對稻草人，建制團體成立大量青年支部，以證明「也有不激進的80後」，政府對之稍加資助，得到了解青年的政績，延續政治吸納，結構也得到鞏固。各行業都在說接班，正如媒體愛找新面孔，但前提是依循原有公式，而不是像海外那樣，由新一代改變公式、上一代調節共同參與。青年最信賴的教育則被賦予諸般延伸配套，以證明社會對培養下一代的關注，但這些配套的先天屬性，卻強化了50後的潛規則。超穩定結構自然是穩定、「和諧」，但也是停滯不前的一體兩面，香港賴以自豪的經濟模式已被挑戰，更不用說社會、學術、文化基本知識都落後於國際，乃至內地基準。什麼框架、範式、潛規則未免虛無縹緲，還是曹仁超先生接受《Milk》雜誌的廣東話訪問一針見血﹕

替50後拆牆鬆綁 才是王道

「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止1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記者：你們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後便不斷重複流水作業，結果令到很多產業發展停滯不前呢。）「對啊﹗」其實，曹仁超才是苦口婆心﹕「我常說東方人有奴性問題，上一代人阻著，為何不反抗呢？孭個龜殼做蝸牛是我們set出來的rules嘛！點解一定要遵守我們的rules呢？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曹sir正言若反，筆者深信只要新結構衍生，上一代不但不被「隊冧」，還會和新一代共生長存。對追求創造性、自信的前輩而言，他們不害怕新世代，因為他們明白超穩定結構令香港和他們退步，「change」是建立新基業的機會。可惜，無論是80後還是50後，多以為重點是煽情的戲言「隊冧上一代」，而不是找破綻突破規則。青年不是等待吸納的功能組別和「問題」，要「解決」也毋須從80後入手，替50後的超穩定結構拆牆鬆綁，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