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2011年1月24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近日官員對年輕人的解讀實令人失望。中央政策組 委託了3間大學（科大、中大和港大）作出專題研究，希望提供實證和有效的數據，令政府更認識香港的年輕人。3間大學的報告都同樣指出一些客觀的事實，用統計數據、問卷和聚焦研究的方法了解80後。港大的報告指出，80後在人口的年齡分佈，被上下夾在中間，社會流動雖然仍然存在，但大不如前；年輕人升學 機會有限，再加上香港經濟轉型和人力資源錯配，工作上未感到歸屬感和滿足感，這都是客觀的事實。
年輕人對政府和政治人物不滿，都希望能發表意見和真正參與，改善現在的狀况，他們對香港有感情，對前景有願景，希望透過教育和進修 去改變自己升遷的機會。但很可惜，政府不領情，不但沒有回應他們這些合理和卑微的訴求，用「車毁人亡」的言論作結論，擴大社會的矛盾，實在令人費解。若唐司長的言論是代表整個政府對年輕人的理解，實是一個嚴重的錯判，令人擔心。筆者希望透過這種誤判帶出一些議題使整個社會認真地討論。
（一）政府對學者畍M家研究的取態
政府每年都用了不少資源做了不同領域的研究工作。我們都是本著回饋社會的精神，認真地為政府做了一些研究報告。但政府對報告的態度有時是很曖昧，也未看到清楚的跟進工作，實有點失望。筆者在中央政策組擔任了兩年的非全職顧問，無論與會者怎樣努力和認真地提出建議，也有很大的無力感去改善政府的施政。所以官員若認為年輕人「剛愎自用」，可能需要自我反省，政府官員的程度更加厲害。
筆者近日去了新加坡 參觀當地學校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工作。官員對學者和專家所提出的意見都認真的回應和商討，而且，很高級的局長參加完開幕禮後，他們都會逗留在會議中，增加對問題的認知和理解，並且主動接觸群眾，聆聽市民的意見。香港的官員除了參加開幕禮和重複既定政策內容的演講外，到了主題演講時他們大多數都已離場，沒有什麼交流，那麼怎能提升施政的素質呢？
（二）容納不同意見的能力
在這裏首先要多謝中策組容許我們發表研究報告的內容，實是難得。但對不同的意見，政策局的處理，實令人失望。什麼親疏有別的行為，只會令管治者更加遠離民眾，能夠接納不同的意見才可以優化施政。在我們研究結果中，年輕人的意見有很多時候都是值得參考的，所以年輕人對政策接受的程度，應視之為政策的壓力計（barometer），反映出社會對政策的接受程度。若只是「閉門造車」，對施政當然沒有好處，更加浪費了香港整體的時間。我們看到周圍地方不斷發展，香港還是原地踏步，實在有點欷歔。
（三）居危思安的心態
新加坡政府有很大的危機感，雖然失業維持低水平，人民生活都是安穩，他們在任何時間都作好準備（be prepared），正是「居安思危」。可惜，香港官員則是「居危思安」，當面對深層次的矛盾，貧富懸殊問題、產業單一化、天水圍 菜價可以貴過灣仔等結構問題，政府官員都未能有效地回應。當政府今年盈餘估有600億至700億，卻有30多萬工人的工資在6000元以下，難道這種情况的社會會快樂嗎？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支出是國防，因為他們「驚死」，怕鄰近國家入侵。其次是教育，因為他們「驚輸」，需要靠教育不斷提升人民素質。新加坡出生率低，學生人數減少，但他們不會整天都喊著要殺校，而是有效調配資源，拔尖保底，所以教師的工作吸引了高考最好的學生。香港需要「驚死」和「驚輸」，才可以正面處理問題，現在左閃右避的心態，浪費很多時間和機會。利益集團們以為維持現狀、確保本身利益，便足以解決問題。但對社會的民怨和氣氛，若再充耳不聞不問，實不能長治久安。
在未來的日子，香港不能常常等運到，需要有準備，除了需要有承擔和有能力的官員去領導香港，更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系統，使到香港整體的能力和耐力不斷提升。雖然香港還未有普選 ，但若特首候選人只關心那1200個選委的意向，忽略了廣大的民眾（community at large）的聲音，相信香港整體不滿情緒只會繼續增加。就算經濟向前，國民收入增加，貧富懸殊和怨氣只會不斷上升而已。
最後，筆者就以2007年在美國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 的校園槍擊事件作為結語。當時韓裔學生趙承熙 共槍殺了32人，但校方為學生作出悼念活動時，有33個位置，而其中一個便是槍擊者。根據參加悼念活動的人分享，趙承熙碑前的紀念碑寫下的不是一些挑釁和仇恨的說話，而是對死者在生時的孤單、鬱結和不幸遭遇，深表同情。這就是香港領導人所缺乏的同理心和兼容性。
作者是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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