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中國　．許知遠
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銳的洞察到中國的本質，這就是它強大的官僚系統。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在未完成的一篇小說裏，卡夫卡寫到了中國的長城。這漫長的城牆是被分段築造的，以使人們不至於因遙遙的工期而心生倦怠，築造的技術則是一項從小開始的訓練，兒童們都認定這是他們一生的事業，建造者們也沉浸在巨大的滿足與喜悅中——「團結！團結！肩並著肩，結成民眾的連環，熱血不再囿於單個的體內，少得可憐地循環，而要歡暢地奔騰，通過無限廣大的中國澎湃回環」。

至於建造這長城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人們模糊的覺得是為了防禦北方的游牧民族，儘管他們從未見過這些野蠻人；人們也覺得，或許正是為了同胞手足，他們才如此齊心協力。不過，也沒人真的有興趣探究原因，這是居住在遙遠的京城中的皇帝才應思考的問題。但也沒人真的在乎皇帝的心思，甚至搞不清現今皇帝是誰、又處於哪個朝代，更不在乎他們的命運與生死。人們被一種模糊、抽象的忠誠連接在一起，既渴望、又嘲笑這種忠誠。

對於一些歐洲批評家來說，卡夫卡的中國是對奧匈帝國的映射，甚至長城都像是維也納環城大街的延續，那是弗蘭茲．約瑟夫皇帝的雄心的一部分，它要把貧窮、混亂的下層人隔離在輝煌的皇城外。由複雜的民族造就的奧匈帝國，必須依賴日益加強的官僚化與愛國情緒，才能把不同的人群聯結在一起。而在連接中，個體的價值微不足道，它是鏈條上毫無特色的一環，就像是堆砌長城上的一塊磚。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雖身處於帝國邊緣，一定感受到這迫近的壓力。世界戰爭掀起的愛國狂熱，更令這壓力無處不在。

對我來說，很少有人比卡夫卡更敏銳的洞察到中國的本質。人們已經厭倦於「東方專制主義」、「停滯的帝國」這陳詞濫調，更不用說在這人們大談「中國崛起」的時刻。中國的形象也總是一變再變，馬可．波羅筆下的黃金世界、伏爾泰心中的道德理想國、黑格爾的「停滯的歷史」、毛澤東的紅色海洋，然後又是歷史上的最大規模的市場革命，中國恍若一條變色龍。但的確有些東西，在這無常的變化中保持著驚人的恒定。在農民戰爭與朝代更迭後，總又回到同一模式，不管共產主義革命多麼波濤洶湧、市場能量多麼驚人、技術變革多麼不可逆轉，中國似乎又再度回復到它的歷史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它強大的官僚系統。這個官僚系統總是佔據著權力、資源與聲望的中心，再沒有其他社會力量，不管是商業組織、公民社團、大學、教會，都無力能分享它的絲毫權力。唯有採取屈從、妥協的方式，它們才可能勉強生存。這長期的社會結構也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它瀰漫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裏。它講究的是秩序、迷戀權威、相互猜忌、冷漠、自我審查、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與之伴生的強烈的功利主義——生活中總有危險與動盪，所以埋頭於眼前的、狹隘的個人利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個人本身也毫無價值，他是國家機器的工具，也是倫理、日常生活的傀儡。

來自中歐的另一個敏銳的頭腦、匈牙利裔的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sz）相信，傳統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特性像是二十世紀的悲劇的預演。中國特性已成為世界歷史的主要特徵。群體戰勝了個人，國家擁有無上權力，壟斷戰勝了競爭，主流意識吞噬異端言論，每個人都願意放棄個人尊嚴與自由來換取安全，效率比個人權利和法治更重要。

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寫下《萬里長城建造時》，距離俄國的十月革命不過半年。而白樂日在五十年代末發出了對中國官僚傳統的警告，中國的大躍進與反右鬥爭剛剛開始。

這些遙遠的回聲對理解此刻中國有何幫助嗎？此刻中國的再度崛起，不僅在物質層面，也在精神層面上開始影響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仍帶有鮮明的卡夫卡與白樂日描繪的特質。但中國與一個世紀前大不相同了，萬里長城的精神不僅局限在中國境內，它也將深刻的影響與改變世界。一個華爾街銀行家統治的世界固然糟糕，但一個中國官僚領導的世界，必定更為令人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