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意見，體現出新世紀以來政策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主導中國發展和制度演變的「百年激進」。此說並非主張保守，而是考慮到幾個重要經濟社會結構階段性的變化。

從短缺邁向過剩

其一，親資本政策改變的內在條件在於資本過剩。中國在上個世紀一百年所做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為衍生物的產業資本從形成到擴張、再到過剩的歷史進程。據此，我們近年進一步提出討論的經濟史的階段變化的判斷是：不僅上世末我們就已經告別短缺而進入產業過剩，而且進入新世紀的十年，則已經是金融資本在產業過剩條件下只能異化於實物產業並走向相對過剩。只不過，中央與地方、沿海與內地差別太大，很多未及工業化的地方政府仍然堅持親資本政策招商引資。

現在的投資環境之所以劣化，除了資源環境趨緊的因素之外，主要在於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難以投入到愈益過剩的實物經濟領域，投資者無論辦何種實業，都有利潤迅速攤薄、企業生命周期縮短的困境；而只要實物經濟領域缺少投資機會，就一定會導致金融資本異化於實物經濟追求投機領域流動性獲利。

既然我們有了半個多世紀的親資本政策，那就得有至少二十年的親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戰略，因而，這些改出親資本體系的政策變革當然不能激進，需要比產業資本形成和擴張時期單一制政府強力推進資本化政策更緩和些。

其二，中國產業資本的結構調整和擴張，與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變化過程相關。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本身是一個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進入金融資本主導競爭的正常演變。二戰後美元不斷增發，所創造的過量貨幣信用破壞了其承諾的對黃金的穩定兌換率。當世界上政府大都不可能再以黃金儲備作為貨幣發行依據的時候，當然會導致更多政府憑藉國家權力壟斷活剝發行所衍生的政府信用無限擴張，這又必然導致最吸納增量貨幣的虛擬經濟領域不斷擴張，遂有全球金融化中的資產泡沫化。

從小資轉向中資主導

當發達國家因這種短視的競爭而普遍發生實物產業外移加速時，又會以自己泡沫化的貨幣信用，要求其他實物經濟國家讓出金融主權，以使其憑藉強權創造的金融經濟能夠得到實物經濟國家的資本化利益。

這就是1994年GATT轉變為WTO的實質：把以往旨在烏拉圭回合才能談判、不納入商品的自由貿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農業納入進來；使之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適應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並逐漸完善起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制度支撐，而對其具有維護性作用的意識形態，則勢必被主導國家當成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體系而充斥其教育和文化。

很多人深受外來文化內涵性具有的意識形態影響，遂以為我國過去的政治鬥爭、社會矛盾都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須知，這也缺乏事實依據。

若真搬用西方理論，其實中國1949年以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產者國家，亦即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此後所發生的複雜矛盾具有小資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結構分析很清楚地指出，工業人口只佔不到5%，也就是說，那時客觀上並沒有社會條件形成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無產階級。我國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也是「獨立戰爭」，事實上是用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農民動員口號——「耕者有其田」實現土地平均分配為內容，才完成對農民的「國民動員」，從而得以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建設的歷史進程。

相對而言，大多數以農民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沒有條件進行國民動員，因此連進行國家政治建設都沒有前提條件，也就進入不了西方引領的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國家之間縱橫捭闔的現代政治競爭。

可見，後發國家參與世界現代政治體系的競爭也得有客觀的歷史條件，對此，需要結合現實問題加深認識。

以前，因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或稱小有產階級）非常弱小，無法抵抗風險。當然會擁有一個集中的政權代表。現在的激進思想者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為了穩定而在2005年開始的加強投入的新農村建設戰略，那麼，不僅是對於現代國際經濟競爭而言打破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也同時打破了中國這個只要維持得了「弱者想像」，就能夠形成相對低成本治理的集中體制的最主要的社會基礎。

中資試與大資本分權

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結構變化，就是2010年年初社科院得出的結論：中國出現了三億多中產階級人群，是為中資。

中資與具有壟斷地位的大資利益差異顯著，遂在政治主張上試圖與官方壟斷的大資本分權——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質上是中資參與分權的精英民主。這種作為階級的政治訴求，不僅與以往小資群體的大眾民主勢成水火，而且與大資談判如同與虎謀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更多認同西方普世價值之客觀需求。

過去執政黨推進國家工業化時期曾經面對與小資（小農經濟）交易費用過高的制度成本，因此有效地利用小資產階級認同的大眾民主，分化、弱化了社會矛盾。而產業資本擴張到過剩階段，執政黨調和大資、中資利益矛盾已經十分困難；又再做努力代表當代崛起的中資利益、滿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則如何將其要求的精英民主與小資要求的大眾民主相結合，就會成為一個新的挑戰。

結合好，社會就穩定；結合不好，主要按照西方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慮政治改革，可能就會使以往得以利用內部化機制緩和、分化的矛盾迅速鮮花，就「折騰」。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一、新生成的工人階級迅速成為自覺的獨立階級，而民間資本階級卻比追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民國的時期還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徑依賴」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結合一起，不可能演變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執政黨如何調適新生工人階級與非經典意義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當是一個新的挑戰。

二、不同於官方壟斷大資的、新崛起的中資階級要求的精英民主，與已經運作半個世紀的、利於小資階級低成本地內部化處理矛盾的大眾民主之前的矛盾，形成政治傾向的對立。到底如何才能使大資向中資讓步，即可形成結盟的精英民主調和，到使之不至於與廣大小資參與其中的大眾民主激烈對抗？

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矛盾約束我們，也許不能依據激進思想家對西方民主的想像來調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國還不具有運行的客觀條件。

但願此說得以警醒過去百年激進在政界和思想理論界所遺留的「民主想像」。客觀地看西方從1971年放棄金本位以後，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其實質，主要是政權信用危機。

演變為政權信用危機

新世紀以來，因西方政治制度成本過高，造成政府的債務攀升到佔全球政府債務70%以上，發達國家政治體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導致過分負債。債務危機引發政治危機，政府破產和政治動亂（如最近希臘、法國、英國的罷工等）。

我的結論是，西方於七十至九十年代發生產業外移、短期資本收益和中產階級同步增加而成型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具有過高成本支撐「體制優勢」的特徵，隨經濟金融化內生性危機爆發而難以繼續維持；遂導致政府債務累積而反作用於體制，造成政治危機；無論被其文化所表象的普世價值是否具有道義高度，這種時間過短、成本過高的政治體系，恐怕還有待觀察，不能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參照。

綜上所述，我把新世紀以來中國政策調整的特點，粗淺地歸納為「告別激進」。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