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危機源於「貪」與「淫」，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傳統智慧。 |
|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金 融風暴一週年，大家都在試圖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比方說，美國上訴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新作《資本主義的失敗：二零零八年的危機及其導致的衰退》（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所探討的就是金融危機的近因（proximate causes）與遠因(underlying causes）。 他認為亞洲國家過度儲蓄、美國聯儲局不計後果降低利率、金融機構奉行冒險 主義，以至高風險借貸、低利率導致房地產泡沫、急功近利的抵押業務，以及過於寬鬆的監管環境，通通都是大蕭條在八十年之後重演的罪魁禍首。他特別批評負責 監管和研究經濟的學者「疏於防範、錯失防患未然的良機」（asleep at the switch）。 波斯納以上所言，當然不是甚麼令 人眼前一亮的真知灼見，卻完全符合西方知識界對金融危機的主流論述。我在這裏不厭其詳地加以轉述，只是想說明西方社會特別是它的經濟學界 （economics profession），到今日仍然沉迷於誰該負責的「怪罪遊戲」（blame game），而未能對事件作出沉痛、深刻的反省。怪罪遊戲沒有意思，因為那些公認的奸角——不管是臭名遠播、涉嫌五百億美元欺詐被捕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 司前董事會主席馬多夫，還是恬不知恥、因過度投機而令公司瀕臨破產，得到政府注資後仍收巨額花紅的金融機構高層——其實都只是小角色。金融危機源於不懂滿 足的「貪」與不懂節制的「淫」，而貪與淫不但是資本主義的原罪，也是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把人性最猙獰的一面暴露出來（bring out the worst in people）。從這個角度看，奸角所做的一切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們跟他們一樣都有同樣的犯罪意志（will），只是我們沒有他們手上的犯罪工具 （instrument）而已。換言之，金融危機的爆發，整體社會都難辭其咎。正因為這本質上是一宗集體罪行（或至少是collective guilt），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金融改革，而是哲學家尼采所說的、對今日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今 日的主流價值，就是用金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money 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這種金錢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oney）使人活在倒懸的狀態下，將對幸福的追求簡單化和粗糙化為對快感、速度和即時滿足的追求。互聯網與全球化帶來的虛幻權力感（false sense of power）與非理性亢奮 （irrational exuberance）進一步蒙蔽世人的心智。既然賺錢享受是生命的至高目的（highest purpose），能夠幫助我們取得最大財富的知識自然成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所謂「超常知識」（superior knowledge）。於是今日擁有複雜財務（high finance）知識的人，就像基督教諾斯替派（Gnostics）的聖人一樣，擁有通往救贖之路的神秘知識。 其實世上「最重要、最有價 值的超常知識」就是對自己的認識（self knowledge），即中國人所說的自知之明。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的哲學和傳統智慧。例如莊子 的哲學，本來就是要為在混亂時局惶惶不可終日的世人設計自處之道。的確，莊子哲學對支撐資本主義的兩條大樑——「貪」與「淫」——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修正。 莊子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勸告我們探求知識要適可而止，不要超出極限的範圍以外；對我們力不從心或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事，應安於無知。莊 子提出「自然無為」，告誡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將自己的意欲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他又奉勸囂囂逐利的世人，學習「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澤裏逍遙自在的野雞。 凡此種種，對於在金融風暴中弄得焦頭爛額，到今日依然隱隱作痛、猶有餘悸的現代人來說，不是大有切身關係嗎？重新學習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 again），也許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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