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喬、鄺健銘﹕強勢管治的根源 ——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明報專訊】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 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滙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况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着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迹，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作者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