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唯有去「國」 方可中國

2012-10-10 反國教運動擴散、升溫之快，不僅出乎特區政府高層預料，就是筆者及身邊圈子中人的大多數，也感意外；快得幾乎連接收訊息也來不及，遑論理性分析、深入總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飽含「兩制」意識的運動，要找一個明顯的源頭，並不容易，因為年來京港互動的惡性一面，可謂燃點處處，多條引信早已着火，終於在國教議題上因出現不可理喻的、政府資助編寫的洗腦教材而發生短路。 然而，這個運動，除了本身的具體意義之外，還集中反映了一個由於梁振英成功上台而激化的「深層矛盾」——大部分港人與北京之間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對立。這個「深層矛盾」，在回歸前後的十多年裏，包括八九六四之後那幾年，都可用「恐共」二字概括，恐共程度縱有不同，大體皆止於恐懼；不過，由梁上台引致的矛盾激化之後，「恐共」已經發展出「反赤化」運動和「拒北」思潮。社會如此撕裂，對香港沒有好處，但北京的損失更大，不過，那是咎由自取，因為讓梁上台這一步，毫無疑問是黨內某些高層推動、最後欽准的。 當初，北京自知港人恐共並非無因，故委出的頭兩任特首都是比較中間的人物，論性格和偏好，儘管心態或是明顯過時，或是略嫌低俗，始終帶有幾分港人本色。假若香港風調雨順、大陸國泰民安，西環戒急用忍，再加上公務員處事慎微圓滑，以那樣的特首人選，未嘗不可於五十年過渡期的頭十多年裏，稍減港人恐共心理。可是，事與願違，回歸之後，港資加緊北上導致本地投資衰竭，令多數港人經濟境況持續惡化；大陸方面，則政況每下，極左思想回潮（薄氏以「紅」謀反，不過是左中之最），京人所言所作，見諸孔慶東郝鐵川的偏激指摘、國家機器瘋狂迫害趙連海李旺陽等，事例繁多，俱與港人觀念格格不入。是以近年來，港人愈發重視「兩制」分野，情感上跟中共特殊定義的「一國」則愈行愈遠。畢竟，身份不由己，認同可選擇。無論是近年的民調或是香港社會上出現的事件及思潮，都一再說明這點。諷刺的是，連梁政府也用上了「港人港地」這個極富分離意識的標籤去推銷一個它要民眾相信、自己背後那些地產界支持者卻絕不熱中推行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令「光復上水車站」、「反對割讓東北」等「真正」港人港地運動更振振有辭！ 若干年後北京知錯 本來，在這種情況底下，北京應該再放軟身段，一早找一個更中性、更包容、思想甚或稍微偏右的人當第三任特首。史書說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但北京並無這種自信。去年底，筆者說過，港人還遠遠未能接受中共黨員或類黨員統治，若梁振英上台，兩制之間失去重要緩衝，中共與大多數港人將正面衝突。這點，現在逐步變成事實，擺在大家眼前。不過，筆者亦相信，若干年後，北京終會知錯，到頭來總結這段歷史，重新判斷讓梁上台這一筆的時候，大概只需兩個字：極左。 糾正極左，對中共而言，往往難上加難。然而，若港人質之以理，再加群眾運動強大而不懈的壓力，未嘗不可以爭取到一點改善；近日政府在國教事上放棄三年開科死線，即可見一斑。在這個既是教育問題、亦與政治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的事情上，港人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反國教運動提出第二階段謂要「遍地開花」，在學校以各種方法防止洗腦，並要求教育局撤回問題指引之餘，取消整個不倫不類的國教科，等等，無疑有用；但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消除有害的，還要建立健康的，那就必須在本地公學裏重建歷史必修科，以助港人下一代身處一制，正確了解大陸上的另一制，以至能更深入認識、認同在此兩制之上大得多的時空裏的一國。 這樣的歷史科目，首先需在「正名」方面花一些功夫，然後才研究要包含什麽內容。冠以什麼名稱好呢？筆者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是「華夏文明史」，因為它最包容，政治上最中性，意義卻最清晰。 在我民族的歷史永恆中，根本概念是「華夏」；相對而言，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類的政治或行政名辭，指的都是特定時空裏的有限範疇，晚近方始，必亦有終。「華夏」一詞，首先出現在《尚書．周書》中的〈武成〉篇，篇首指明是周武王手筆，其中一句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這裏，「華夏」是一個文化、民族概念，是相對於「蠻貊」而言的；所說的「仁人」，指的是更早的華夏領袖。後人註疏，服飾之美謂之「華」，章典之盛謂之「夏」，都是有關文化、民族的說法，廣闊而無所不包。 專政之下只有一王 至於「中國」一詞，來源幾乎和「華夏」一樣久遠，涵義則有點不一樣，政治、政權的意味比較濃，這也可以從文獻裏看出。武王死後，周公輔助他的兒子成王繼位；《尚書．周書》中的〈康誥〉篇，篇首註明周成王除了寫〈康誥〉，還寫了〈酒誥〉、〈梓材〉兩篇，後者其中一句用了「中國」一辭：「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其）疆土于先王」。 此外，與《尚書》差不多時候面世的《詩經》裏，也出現「中國」這個詞；〈大雅．民勞〉一詩勸勉西周最後的一個君主周厲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老百姓太辛苦，應該稍得安息；澤惠中國，就可平定四方）【註】。在這兩處，「中國」一辭的涵義是政治的、行政的，前者指文王、武王統治的地方，後者指厲王的京畿。稍晚，在《孟子．公孫丑》裏，齊王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想在我的領地中心地帶為孟子建居所）。當時的諸侯領地稱「國」，「中國」就是「國中」的意思。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唐、漢之後才比較常見。歷代史家多以「中國」作為中原皇朝的籠統稱謂。後來一些外族如北朝的鮮卑、宋代的契丹、女真，在中土建立政權之後，亦以「中國」自居，非無道理。清朝與外國簽訂條約時，自稱「大清」；條約文本裏雖有「中國」、「中國人」、「中國官」等稱謂，但都是相對「大英」、「大英商民」、「大英屬員」等名稱而言的對外用語（可參見維基文獻網站的《南京條約》原文）。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其憲法文本亦從頭到尾沒有「中國」這個稱謂。至中共在大陸建國，才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首次以「中國」作為國家的正式自我簡稱。由此可見，「華夏」的自稱意味濃，涵義比「中國」廣。 「華夏」精粹文化價值 誠然，「中國」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名辭。「中」是中庸、中正，不偏頗；「國」是疆界包圍着地域（「或」與「域」古字相通），有守護意義，提供一種安全感覺。可是，共產黨不講中庸，「中」字變成「以我為中心」；在其專政性格底下，「國」即疆界裏只有一個王。這種意識，用到國際事務上還可以，但用於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裏去處理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就令「中國」一辭不大理想，既容易被左派偷換概念，狹義地變成僅指大陸政權，亦同時令右派反胃，引起不必要的反彈，甚至逼出「去中國化」思潮。所以，筆者提議在香港的公學裏設置本國歷史科的時候，冠以華夏文明史這個名稱，內容當然全部以我國為主體，包括古今內外的一切重要事物。 然而，涵義廣泛之餘，講「華夏文明」，有更重要的一點精神價值，放在香港今天的環境裏，特別容易引起共鳴。有這個精神價值，還得歸功儒家思想。大家知道，古代有所謂「華夷之辨」，源於部族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但到了孔子那裏，便出現升華，成為文化價值之辨，超越了宗族、種族、語言、風俗習慣、身體特徵甚或用現代人觀點講的基因層次。這個轉變很重要，不妨細說，借孔子講柳下惠的故事作開始。 孔子稱許柳下惠，說他是周朝三大仁人之一，但這和後來的柳氏「坐懷不亂」說無關。柳下惠在魯國當官，三次給炒魷魚；有人問他，還要呆在魯國麽？他回答說：「以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當官講原則，到哪裏不炒三次魷魚？當官不講原則，又何必離開自己國家？見《論語．微子》）魯國與周室的血緣和文化關係最深，周室衰微之後，魯就代表着華夏；柳氏寥寥兩句，不僅明志、點出時弊，還指出要「行道」便不必考慮去留。然而，也是魯國人的孔子自己又如何呢？他周遊列國，最後很失望，曾經說過要浮海居夷，移民番邦。這兩個故事看似背反，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面：有心行道，便應該三黜而不去；但如果「道不行」，沒希望了，則到所謂蠻夷之地，也許比留在華夏之邦要好。 後來，唐代的韓愈在他的文章《原道》裏講孔子如何劃分諸侯的華夷屬性：「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歸根到底是一個「禮」字，禮的內涵就是「道」，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核心價值」。由此可見，「華夏」的精粹是一套文化價值，並不一定依附在某一片疆土、某一個政權；你認同它，你就屬於華夏，不認同，則頂多是虛有其表，縱處一國，實非一家。今天的香港人，很明白這個說法。 自己國家理性認識 華夷有別，其實還有長期的恩怨衝突，原因和「核心價值」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也需要深刻認識；認識了，對身處當今之世，大有幫助，因為，從了解華夏文明的格局層次出發教授國史，有利於理性地引入文明衝突的觀點。古往今來，無論哪一處的文明史，都涉及與周邊其他文明的互動，而互動一定包括武力衝突，此中恩怨對錯，有時甚難分解判別。在近代殖民主義時期裏，我國是弱者，幾乎完全是受害一方，這點毫無疑問；但在早一點的時期裏，難道華夏就沒有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了？史學家何秉棣曾指出，商殷時代的華夏民族十分尚武，《尚書》裏便有不少華夏領袖訴諸武力對付其他親族、異族的記載。平定諸夏尚且兵戎相見，對待蠻夷就更不用說。遠古如是，近世只會更甚。舉例說，明末清初，漢人逐步佔據台灣，如果說成是以王道恩威收服了當地食人生番，就未免如一些西洋畫裏的傳教士到達美洲新大陸，在岸上把十字架高高一舉，即令當地土著虔誠下跪接受白人文明和統治那麼一樣可笑。從文明衝突角度出發，國人包括港人學習歷史，不僅要知道殖民主義侵華罪行，還要更持平更全面認識本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會自省，才能避免像一些極端愛國者一樣，總以為自己人對、別的人錯，不明白為什麽周邊民族古代都來中國「感恩朝貢」，今天卻甘當美帝卒子。 從認識華夏文明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包涵別的文明的觀點，再加上一種時代抽離感，如實地談論一些敏感題材，如華僑移民史、華僑在海外的生活狀況、給當地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與每一鄰國的疆界糾紛的歷史與現況，等等，都比較不那麼容易招致別國不安。這樣，香港公校的非華裔學生也更能接受從這個觀點講的歷史。 大體而言，「中國」一辭的政治含義有時過分濃厚，導致人人各自解讀，容易產生誤會和矛盾；「華夏」一辭，政治上中性得多，能廣泛包容，但涵義卻非常清晰，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者，如此「去『中國』化」，方能更有效地讓年輕人理性地、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國家。對大多數教師而言，身處政治對抗的風眼裏，教授有關中國的知識時，也不會感到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名稱之外，當論的是教學內容。篇幅所限，此方面不日再議。 註：〈大雅．民勞〉的這幾句，筆者是念中一歷史的時候學的，至今記得。當時學校用的一套十冊課本是中大教授黃福鑾編的，十分嚴謹，影響筆者很深，特此為記。黃教授的千金陳黃穗，是香港消委會前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