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 vs 克強經濟學

陳景祥 信報副社長 

同樣是結構改革，中國面對的難度其實比日本要大得多。

如果說日本的改革是為了振興，中國在新領導班子上場後推動的改革，則旨在阻止沉淪，尤其當內地GDP放緩之際，中國神話告終、或大陸已經開始由盛轉衰的說法此起彼伏；被日本的安倍政府推出三枝箭改革方案而被冠之以「安倍經濟學」之後，中國也「不甘後人」，為新任總理李克強的改革名之曰「克強經濟學」！

　　但是，安倍經濟學的理念較為清晰，且直接了當，借用的是凱恩斯學派的刺激需求從而達到拉動增長製造繁榮的舊招，這正是美國和歐洲（部分國家）正在做的拯救經濟行動；然而，「克強經濟學」又是什麼？至今為止，並沒有一套「官方說法」。

　　英國巴克萊銀行曾有報告為「克強經濟學」下定義，包括「不刺激、去槓桿和結構改革」三大項目；現在大陸增長明顯放緩，政府沒有大舉利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市場分析員擔心，克強經濟學會令中國內地陷入通縮經濟。

　　當美國仍行量寬、歐洲仍然維持低息政策之際，中國政府卻着手抽緊銀根、整理銀行壞賬，並研究如何限制不受官方監控的影子銀行借貸，所謂不刺激、去槓桿，正是逐步收緊的同義詞。

　　據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13年5月底；中國M2的餘額為104萬億，為全球貨幣供應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一點五倍多。按照M2佔GDP比重計，現在全球平均水平大約為129％，中國在2012年底為188％，現在大約是200%，反映貨幣供應超寬鬆。

　　貨幣政策收緊，政府唯一可用的，只得財政政策；中國國債的負擔率遠較西方國家低，至2010年，國債 ( 直接顯性債務) 佔GDP比重為19.07％，即使加上如養老金等間接隱性債務，該比率也只得39.17％；相比日本，中國的債務風險極低。

　　至於地方債問題，由於過去20年地方政府不得發債，國家只允許中央代理發行少量特殊的地方債，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事實上，過去20年大陸地方政府創造了大規模的資產（國有資產和公用設施），其產生現金流的能力甚高，把其證券化將可以為地方政府帶來穩定而豐厚的收入，何須經常圈地起樓發土地財？

　　由於債務負擔不重，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在中國增長的三頭馬車之中，出口已經明顯放緩，有不少主張認為應刺激內需，以消費接力、拉動增長。然而中國的國民收入仍僅屬中等水平國家，以消費帶動增長不切實際；在大陸，政府仍是最有錢的實體，政府投資對拉動增長反而更有效，而策略性的投資（例如基建、人力資源）更可為國家長遠增長帶來效益。

　　其實，不管是安倍還是克強經濟學，所行的都是古已有之的政策，奉行的都是市場體系內慣用的調控思維，絕無新意，也無創見，稱不上是什麼「經濟學」。日本面對的難題，是迷失二十年之後仍未找到生路，安倍政府孤注一擲，在明知後遺症可能極嚴重的考慮下，仍然不惜以無限量寬務求為經濟帶來一線生機；很明顯，日本如果在這一輪改革失敗，將逐漸淪為二流國家，在國際政經舞台上失去影響力。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經過十多年增長，在可見的未來，約 7% 的 GDP增幅應沒難度，城鎮化釋放的大量需求，足以支撐李克強任內的經濟增長。不過，經過 35 年改革開放，大陸的改革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樽頸，按內地思想界的說法，這是動亂多發期、社會矛盾頻生的階段；社會富裕了，但財富不均導致社會不穩，人民要求更平等的機會，更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些訴求，往往聚焦在政治和社會改革，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改革風險和難度絕不比日本低，而且也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表面上看，中國國力蒸蒸日上，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這是從絕對值來比較，如果深入分析中國和日本的發展基礎，日本的底子仍比中國厚得多。



．發展階段──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城市化比高達70%，城鄉差別基本消失。中國則仍處工業化初中期，城市化比率僅為46%，城鄉差距十分明顯，農民購買力偏低，農村市場還未啟動。



．產業結構──日本的第一產業已降至5%以下，第三產業近60%。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仍佔50%左右，農村人口更高達60%。



．增長模式──中國仍屬粗放階段，增長主要靠設備投資和出口帶動。日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完成工業化目標，結束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粗放模式。



．企業質素──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企業已相當成熟，擁有豐田、日立、東芝、松下、日產等世界級企業，掌握眾多核心技術，形成了各種世界級品牌。中國的世界級企業寥寥可數，所謂資產值龐大的都是國營企業，憑壟斷而非創新和先進技術得以錄得巨額盈利，屬大而不強，且嚴重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出口產品60%左右是由外資企業生產，關鍵零部件大部份依賴進口。



．社會制度──日本的現代化體現在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現代企業，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已形成覆蓋全社會的養老金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即使近年由於財政困難，但養老金制度的基礎並未動搖。中國的現代經濟制度仍未完備，醫療和養老等社會保障則僅在起步階段，距離「完善」甚遠。



據內地專家比較，以同樣的資源和能源，日本能創造比中國高十五倍的產值；中國的高等教育只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水平，中國的教育經費也只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標準。

可以說，日本縱使迷失二十年，但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仍遙遙領先中國，大家不宜低估日本的潛力，也不應盲目高估中國的實力。

克強經濟學和安倍經濟學一樣，要闖的最大難關都是結構改革；中國的結構改革，也許是要走出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正如 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所說：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度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則必然走向衰敗。

同樣是結構改革，中國面對的難度其實比日本要大得多。(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