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動解放軍了」，這是筆者一位朋友在9月28日警察於金鐘施放催淚彈後不久的面書狀態（Facebook Status）。但本人想也不多想，就斷定這是假消息，結果最後不但駐港解放軍沒有出營，而且香港警察也不敢開槍。筆者並非生神仙，不會「料事如神」，本人的判斷，只是建基於過去研究香港史的經驗，以及多年來對香港時局的觀察及思考。九七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以至部份外地觀察者對中共在港血腥鎮壓風險的高估，以及對香港人反抗意志的低估，實源於他們只是依據中國大陸經驗，而且可能是過時的經驗，去預測九七後香港政局，同時對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只有膚淺的認識，亦未能深入了解香港的特殊歷史經驗，本人將之總括為沒有「香港視野」。
928當日網上瘋傳一張駐港解放軍出動鎮壓佔領運動的相片。但事後發現，這張相只是兩年前駐港解放軍換防的照片
不知「香港不是北京」──純以中國大陸經驗分析港情的局限
據《大紀元》的報導，習近平在最後關頭阻止梁振英政府在金鐘開槍，原因是「香港不是北京」。很多香港人都相信，中國強，香港弱，因此北京在香港可以為所欲為，香港並無能力抵抗。其實這種想法很易理解，因為打開地圖，都知中國的領土面積，是全球第三大，而香港，只是一個位於中國沿海的細小地區，這樣中國自然「一隻手指就可以卒死香港」。
另外，中共在中國大陸，對於反抗力量，即使是潛在反抗力量的鎮壓，絕不手軟，由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到1959年的西藏起事、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如此，因此很多香港人深信，中共必在香港出動解放軍血腥鎮壓。
可是，上述的想法，只是建基於純粹（而且可能是過時）的中國大陸經驗，而且對中港實力對比只有最表面及「想當然」的認識，忽略了香港作為境外地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對香港特殊政策。
若要出動解放軍，早在2003年出了
其實，若根據中共平息西藏起事及八九民運的「往績」，中共就應該在2003年出兵鎮壓香港的反對運動了，可是中共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決定無限期擱置廿三條立法，到今日都不敢正式重提立法一事。2012年政府最終取消國民教育科官訂課程指引及三年開展令，亦證明了中共不能在港輕言出兵鎮壓。
即使到2014年七一晚上，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在中環佔路留守，雖然事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公開說：「聽聞警察已準備好橡膠子彈」，可是最後警方只是動用警員抬走數百名示威者。
中共自建國以來，對香港一直採取「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政策，而「一國兩制」正是上述政策的延續，這是因為香港作為境外地區，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方面）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且香港與英美等西方勢力的連系，至今仍不可忽視，所以中共對香港的非共力量，至今仍然非常投鼠忌器。
「六四陰影」與過時的中國大陸經驗
近來有很多「得高望重」的「社會賢達」，以「六四事件」的結果來告誡佔領者要盡快撒退。可是，即使不計香港的特殊性，近年的中共，已不再是廿五年前的中共，它越來越難在其統治範圍內，重演北京血案。首先，廿五年前，還有革命元老及強人鄧小平（縱使他的權威已遠不及毛澤東）在位，他可以承擔起屠殺所帶來的內政外交後果，有能力收拾血腥鎮壓後的殘局，可是廿五年後，中共黨內已沒有具足夠權威的強人領導，黨內鬥爭的激烈及爭持不下，亦遠超鄧小平時代。此外，相比廿五年前，中國與世界金融及經濟體系的聯繫，緊密得多，更重要是黨內各級幹部在境外的私人利益，亦非廿五年前可比；再加上冷戰早已結束，歐美已經完全沒有聯中抗蘇的戰略需要，使北京對國際壓力的抵禦能力，很可能低於以往。2011年備受國際傳媒注視的廣東省汕尾烏坎村事件，最後政府妥協，和平收場，雖然事後村民與官方的關係未能令人滿意，但已反映近年中共即使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已經不能輕言重演「六四屠城」。當然，筆者要強調，中共在香港流血鎮壓的可能，仍然不能排除，可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造就當年大規模血腥鎮壓的各種條件，在今日即使還有，但已經比廿五年前明顯減少。
不少佔領者都很重視「六四事件」的經驗
（筆者在2014年10月31日攝於銅鑼灣佔領區圖書館）
港人「政治冷感」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
「佔中最多玩一兩日」，這是早前香港某富豪的預測，相信這亦是許多香港人早前的預計，但最後結果出人意表，原來大家都低估了香港人的反抗決心及能力，而這種低估，是因為大部份人都相信香港人在本質上是「政治上服從性強」、「只顧自己眼前實利」，而這種本質是永久不變的。很多人之所以有這種看法，原因之一，是他們對香港歷史認識不足。
一個地方的人過慣發達地區的生活，很難再接受落後國家的生活方式，結果即使今日香港的政府表現，仍優於不少發展中國家，但仍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一輩所接受。過往香港人之所以政治冷感、服從政府，也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二戰後的英國殖民政府，尤其自「麥理浩時代」開始，致力於社會經濟建設，提升管治質素，使香港人的整體生活質素，雖不及當時歐美日本等先進社會，但已經比同時代很多亞洲國家優勝，再者，九七前香港在各方面，縱使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卻是不斷進步，蒸蒸日上，使香港人感到未來有希望。可是在九七後，不只是政制，而且在社會民生上，均不斷倒退惡化，連看電視的選擇權，也被政府無故剝削，結果香港人也開始被迫關心政治，越關心政治，對政府就越不滿，當中以年青人為甚，他們當中有些更認為如期坐以待斃，何不放手一搏，結果大規模的佔領運動，一觸即發。
另外，只要深入認識戰後香港歷史，就知道即使在1950至70年代，香港人對社會政治參與的熱情，其實比很多人想像中來得高。近年香港政治學者林蔚文女士，在其博士論文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1中，細心研究1949至1979年間香港多次社會運動，發現當時香港人總的來說，並未如劉兆佳教授所說的如此政治冷感，反而不時會積極地藉著結社及各式請願集會，企圖改變香港政府以及其他重要機構的政策。由此可見，戰後香港其實有其社會政治抗爭的傳統，只是其激烈程度不及其他國家，而且亦沒有受到當時及其後的論者足夠重視。
結論：「香港視野」建基於香港研究及香港知識的普及
筆者早前寫〈英國為何不早給香港民主？〉所依據的英國解密檔案，是筆者在讀研究式碩士時順道找出來的。慶幸自己出世得比較早，當時並沒有一級榮譽的筆者，仍可以申請到研究生學位及助學金，若換轉是現在，由於中國大陸學生早已佔本地大學研究生的絶對多數，本人應該無緣在學院研究香港史了，亦寫不出那篇解釋戰後香港民主問題的文章。早有本地學者指出，若香港各大學的研究生學位，都全給中國大陸學生，未來香港就沒有研究本地社會及文化的人才，即使有，都不會以香港人的觀點來研究。再加上現時香港公營大學的考績制度，以研究成果能刊登於美國等英語國家學刊為尚，由些外國根本不重視香港研究（連香港自己都不重視，豈能要求別人重視？），結果使本土研究，不受本地學院的學者重視，尤其是要爭取續約及升遷的年青學者，更不敢以香港研究為主要業務。
至於本土知識的普及，就以香港歷史為例，現在，有系統的香港歷史知識，並未如中國歷史科一樣獨立成科，並成為大部份中學初中課程的一部份。雖然新高中世界歷史科包括香港歷史，但其課程設計，亦一直為人所疚病2。另外，雖然近二十年香港歷史研究有顯著的進步，但絕大部份有學術份量的著作，仍未翻譯成中文（例如首本由土生土長香港華人學者寫成的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自2004年出版至今，雖已再版了一次，但仍未有中譯本），而且有質素的香港歷史普及讀物，近年雖有所增加，但遠談不上足夠。
看見此情此景，香港人可以做什麼？可以做的，其實可以很多，例如發動公民力量，要求政府有關當局及各公營大學，保障本地學生升讀研究學位的機會及鼓勵本地研究（上年有高登網民登報「反對本地大學大陸化，還我港人升學就業權」，就是很好的嘗試，只可惜登報後，並沒有任何後續行動）；向政府及議員施壓，要求訂立《檔案法》，改善及加強中小學的本土知識教育，而在未爭取到政府改變政策前，就積極捐助民間的本土研究及本地知識普及工作3，寄信給有關的出版社要求出版本地研究的中譯版等。
2013年6月20日高登網民於《蘋果日報》登報反對本地大學大陸化。
總而言之，沒有「香港視野」，香港人及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人，就不能如實了解香港的處境，港人亦不能以此為基礎，尋找自己的生存及發展之道，進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永世昂人鼻息，在別人的貶損及侮辱下度日。
- 該論文已在2004年出版。該書的中文介紹，可見徐承恩：《城邦舊事》，香港：青森文化，2014年，頁207-226
- 楊穎宇：〈能讓學生讀這樣的香港史嗎？〉，原載於《明報》世紀版，2004年8月9日
- 例如近年積極研究香港土地問題的「本土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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