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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唯有去「國」 方可中國

2012-10-10 反國教運動擴散、升溫之快，不僅出乎特區政府高層預料，就是筆者及身邊圈子中人的大多數，也感意外；快得幾乎連接收訊息也來不及，遑論理性分析、深入總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飽含「兩制」意識的運動，要找一個明顯的源頭，並不容易，因為年來京港互動的惡性一面，可謂燃點處處，多條引信早已着火，終於在國教議題上因出現不可理喻的、政府資助編寫的洗腦教材而發生短路。 然而，這個運動，除了本身的具體意義之外，還集中反映了一個由於梁振英成功上台而激化的「深層矛盾」——大部分港人與北京之間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對立。這個「深層矛盾」，在回歸前後的十多年裏，包括八九六四之後那幾年，都可用「恐共」二字概括，恐共程度縱有不同，大體皆止於恐懼；不過，由梁上台引致的矛盾激化之後，「恐共」已經發展出「反赤化」運動和「拒北」思潮。社會如此撕裂，對香港沒有好處，但北京的損失更大，不過，那是咎由自取，因為讓梁上台這一步，毫無疑問是黨內某些高層推動、最後欽准的。 當初，北京自知港人恐共並非無因，故委出的頭兩任特首都是比較中間的人物，論性格和偏好，儘管心態或是明顯過時，或是略嫌低俗，始終帶有幾分港人本色。假若香港風調雨順、大陸國泰民安，西環戒急用忍，再加上公務員處事慎微圓滑，以那樣的特首人選，未嘗不可於五十年過渡期的頭十多年裏，稍減港人恐共心理。可是，事與願違，回歸之後，港資加緊北上導致本地投資衰竭，令多數港人經濟境況持續惡化；大陸方面，則政況每下，極左思想回潮（薄氏以「紅」謀反，不過是左中之最），京人所言所作，見諸孔慶東郝鐵川的偏激指摘、國家機器瘋狂迫害趙連海李旺陽等，事例繁多，俱與港人觀念格格不入。是以近年來，港人愈發重視「兩制」分野，情感上跟中共特殊定義的「一國」則愈行愈遠。畢竟，身份不由己，認同可選擇。無論是近年的民調或是香港社會上出現的事件及思潮，都一再說明這點。諷刺的是，連梁政府也用上了「港人港地」這個極富分離意識的標籤去推銷一個它要民眾相信、自己背後那些地產界支持者卻絕不熱中推行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令「光復上水車站」、「反對割讓東北」等「真正」港人港地運動更振振有辭！ 若干年後北京知錯 本來，在這種情況底下，北京應該再放軟身段，一早找一個更中性、更包容、思想甚或稍微偏右的人當第三任特首。史書說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但北京並無這種自信。去年底，筆者說過，港人還遠遠未能接受中共黨員或類黨員統治，若梁振英上台，兩制之間失去重要緩衝，中共與大多數港人將正面衝突。這點，現在逐步變成事實，擺在大家眼前。不過，筆者亦相信，若干年後，北京終會知錯，到頭來總結這段歷史，重新判斷讓梁上台這一筆的時候，大概只需兩個字：極左。 糾正極左，對中共而言，往往難上加難。然而，若港人質之以理，再加群眾運動強大而不懈的壓力，未嘗不可以爭取到一點改善；近日政府在國教事上放棄三年開科死線，即可見一斑。在這個既是教育問題、亦與政治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的事情上，港人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反國教運動提出第二階段謂要「遍地開花」，在學校以各種方法防止洗腦，並要求教育局撤回問題指引之餘，取消整個不倫不類的國教科，等等，無疑有用；但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消除有害的，還要建立健康的，那就必須在本地公學裏重建歷史必修科，以助港人下一代身處一制，正確了解大陸上的另一制，以至能更深入認識、認同在此兩制之上大得多的時空裏的一國。 這樣的歷史科目，首先需在「正名」方面花一些功夫，然後才研究要包含什麽內容。冠以什麼名稱好呢？筆者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是「華夏文明史」，因為它最包容，政治上最中性，意義卻最清晰。 在我民族的歷史永恆中，根本概念是「華夏」；相對而言，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類的政治或行政名辭，指的都是特定時空裏的有限範疇，晚近方始，必亦有終。「華夏」一詞，首先出現在《尚書．周書》中的〈武成〉篇，篇首指明是周武王手筆，其中一句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這裏，「華夏」是一個文化、民族概念，是相對於「蠻貊」而言的；所說的「仁人」，指的是更早的華夏領袖。後人註疏，服飾之美謂之「華」，章典之盛謂之「夏」，都是有關文化、民族的說法，廣闊而無所不包。 專政之下只有一王 至於「中國」一詞，來源幾乎和「華夏」一樣久遠，涵義則有點不一樣，政治、政權的意味比較濃，這也可以從文獻裏看出。武王死後，周公輔助他的兒子成王繼位；《尚書．周書》中的〈康誥〉篇，篇首註明周成王除了寫〈康誥〉，還寫了〈酒誥〉、〈梓材〉兩篇，後者其中一句用了「中國」一辭：「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其）疆土于先王」。 此外，與《尚書》差不多時候面世的《詩經》裏，也出現「中國」這個詞；〈大雅．民勞〉一詩勸勉西周最後的一個君主周厲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老百姓太辛苦，應該稍得安息；澤惠中國，就可平定四方）【註】。在這兩處，「中國」一辭的涵義是政治的、行政的，前者指文王、武王統治的地方，後者指厲王的京畿。稍晚，在《孟子．公孫丑》裏，齊王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想在我的領地中心地帶為孟子建居所）。當時的諸侯領地稱「國」，「中國」就是「國中」的意思。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唐、漢之後才比較常見。歷代史家多以「中國」作為中原皇朝的籠統稱謂。後來一些外族如北朝的鮮卑、宋代的契丹、女真，在中土建立政權之後，亦以「中國」自居，非無道理。清朝與外國簽訂條約時，自稱「大清」；條約文本裏雖有「中國」、「中國人」、「中國官」等稱謂，但都是相對「大英」、「大英商民」、「大英屬員」等名稱而言的對外用語（可參見維基文獻網站的《南京條約》原文）。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其憲法文本亦從頭到尾沒有「中國」這個稱謂。至中共在大陸建國，才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首次以「中國」作為國家的正式自我簡稱。由此可見，「華夏」的自稱意味濃，涵義比「中國」廣。 「華夏」精粹文化價值 誠然，「中國」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名辭。「中」是中庸、中正，不偏頗；「國」是疆界包圍着地域（「或」與「域」古字相通），有守護意義，提供一種安全感覺。可是，共產黨不講中庸，「中」字變成「以我為中心」；在其專政性格底下，「國」即疆界裏只有一個王。這種意識，用到國際事務上還可以，但用於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裏去處理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就令「中國」一辭不大理想，既容易被左派偷換概念，狹義地變成僅指大陸政權，亦同時令右派反胃，引起不必要的反彈，甚至逼出「去中國化」思潮。所以，筆者提議在香港的公學裏設置本國歷史科的時候，冠以華夏文明史這個名稱，內容當然全部以我國為主體，包括古今內外的一切重要事物。 然而，涵義廣泛之餘，講「華夏文明」，有更重要的一點精神價值，放在香港今天的環境裏，特別容易引起共鳴。有這個精神價值，還得歸功儒家思想。大家知道，古代有所謂「華夷之辨」，源於部族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但到了孔子那裏，便出現升華，成為文化價值之辨，超越了宗族、種族、語言、風俗習慣、身體特徵甚或用現代人觀點講的基因層次。這個轉變很重要，不妨細說，借孔子講柳下惠的故事作開始。 孔子稱許柳下惠，說他是周朝三大仁人之一，但這和後來的柳氏「坐懷不亂」說無關。柳下惠在魯國當官，三次給炒魷魚；有人問他，還要呆在魯國麽？他回答說：「以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當官講原則，到哪裏不炒三次魷魚？當官不講原則，又何必離開自己國家？見《論語．微子》）魯國與周室的血緣和文化關係最深，周室衰微之後，魯就代表着華夏；柳氏寥寥兩句，不僅明志、點出時弊，還指出要「行道」便不必考慮去留。然而，也是魯國人的孔子自己又如何呢？他周遊列國，最後很失望，曾經說過要浮海居夷，移民番邦。這兩個故事看似背反，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面：有心行道，便應該三黜而不去；但如果「道不行」，沒希望了，則到所謂蠻夷之地，也許比留在華夏之邦要好。 後來，唐代的韓愈在他的文章《原道》裏講孔子如何劃分諸侯的華夷屬性：「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歸根到底是一個「禮」字，禮的內涵就是「道」，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核心價值」。由此可見，「華夏」的精粹是一套文化價值，並不一定依附在某一片疆土、某一個政權；你認同它，你就屬於華夏，不認同，則頂多是虛有其表，縱處一國，實非一家。今天的香港人，很明白這個說法。 自己國家理性認識 華夷有別，其實還有長期的恩怨衝突，原因和「核心價值」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也需要深刻認識；認識了，對身處當今之世，大有幫助，因為，從了解華夏文明的格局層次出發教授國史，有利於理性地引入文明衝突的觀點。古往今來，無論哪一處的文明史，都涉及與周邊其他文明的互動，而互動一定包括武力衝突，此中恩怨對錯，有時甚難分解判別。在近代殖民主義時期裏，我國是弱者，幾乎完全是受害一方，這點毫無疑問；但在早一點的時期裏，難道華夏就沒有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了？史學家何秉棣曾指出，商殷時代的華夏民族十分尚武，《尚書》裏便有不少華夏領袖訴諸武力對付其他親族、異族的記載。平定諸夏尚且兵戎相見，對待蠻夷就更不用說。遠古如是，近世只會更甚。舉例說，明末清初，漢人逐步佔據台灣，如果說成是以王道恩威收服了當地食人生番，就未免如一些西洋畫裏的傳教士到達美洲新大陸，在岸上把十字架高高一舉，即令當地土著虔誠下跪接受白人文明和統治那麼一樣可笑。從文明衝突角度出發，國人包括港人學習歷史，不僅要知道殖民主義侵華罪行，還要更持平更全面認識本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會自省，才能避免像一些極端愛國者一樣，總以為自己人對、別的人錯，不明白為什麽周邊民族古代都來中國「感恩朝貢」，今天卻甘當美帝卒子。 從認識華夏文明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包涵別的文明的觀點，再加上一種時代抽離感，如實地談論一些敏感題材，如華僑移民史、華僑在海外的生活狀況、給當地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與每一鄰國的疆界糾紛的歷史與現況，等等，都比較不那麼容易招致別國不安。這樣，香港公校的非華裔學生也更能接受從這個觀點講的歷史。 大體而言，「中國」一辭的政治含義有時過分濃厚，導致人人各自解讀，容易產生誤會和矛盾；「華夏」一辭，政治上中性得多，能廣泛包容，但涵義卻非常清晰，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者，如此「去『中國』化」，方能更有效地讓年輕人理性地、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國家。對大多數教師而言，身處政治對抗的風眼裏，教授有關中國的知識時，也不會感到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名稱之外，當論的是教學內容。篇幅所限，此方面不日再議。 註：〈大雅．民勞〉的這幾句，筆者是念中一歷史的時候學的，至今記得。當時學校用的一套十冊課本是中大教授黃福鑾編的，十分嚴謹，影響筆者很深，特此為記。黃教授的千金陳黃穗，是香港消委會前總幹事。

2012年9月24日 社評 新界東北規劃惹火 特區管治風雨不停 新界東北發展的第三階段諮詢論壇秩序大亂，支持與反對者幾乎釀成「武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天重申，政府會考慮各方意見，但不會撤回計劃。明顯看到，從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到目前發展新界東北計劃，在諮詢最終階段，都引發公民激烈反對，突顯了梁振英政府的管治，愈來愈不易取得公眾信任。 早於一九九八年，政府已展開「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選定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打鼓嶺作為新發展區，後因人口增長放緩，計劃一度擱置。直到二○○八年中再度展開「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並先後展開三輪諮詢。如今在諮詢最後階段，反對之聲迭起，箇中各種利益爭奪錯綜複雜。 雖然發展局局長和政務司司長雙雙強調，計劃是政府為滿足本港市民未來的房屋等需要而規劃，不存在香港「被規劃」或深港「同城化」陰謀，但顯然無法消除反對聲音。照發展形勢看，新界東北發展規劃隨時演化為另一枚「政治炸彈」。 從發展角度看，新界土地都市化無可避免。發展新界東北，當中一些重要考慮因素，包括深圳及廣東省與該區的交通和經濟分工、吐露港和印塘海的海灣水質控制，以至區內鄉村式發展地帶與都市化的配合，這些問題的確必須觸及。 剔除保育和收地賠償問題不談，目前「惹火」的公眾焦點，是擔心新界東北最終淪為「深圳後花園」和「雙非富豪區」。基於兩地發展的經濟分工界線含糊，深港的融合，按照規劃，其中古洞北發展區便闢設一個龐大的商業與研發區，巨大的消費商場和地產物業投資，究竟是為港人而規劃，還是為港深「一體化」進行的「政治」部署？ 這些擔憂，已見於去年《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計劃》掀起香港「被規劃」的疑雲中，又再油然而生。很明顯，始作俑者，是特首梁振英所強調的開發「邊境禁區」設想，甚至提倡容許深圳居民免簽注進出這個邊境「特區中的特區」。如今上水火車站水貨客已令北區居民「談虎色變」，加上國民教育科的「洗腦」疑慮，益發令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輕易出現「紅色疑懼」，一發難收。 過去都市規劃的諮詢，普通大眾意見往往被視為「非專業判斷」，政府諮詢文件亦主要以大地產商、利益團體和專業人士為諮詢對象，形成少數利益團體各自「尋租」（Rent-seeking）的一場角力。 但如今明顯看到，在特區政府管治誠信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威望低落之下，從推出免補地價購買居屋計劃，反而觸發居屋和私樓價格急遽飆升；推行國民教育科，引發滿城風雨；醞釀多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如今隱隱然形成另一場風暴，群眾運動所激化的政治參與，使普羅大眾意見再非聊備一格的諮詢；不斷強化的群眾集體壓力，已改變了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態。 香港政府向以共識和諮詢作為施政基礎。但當前社會的合作凝聚力渙散，通過公共理性形成政策共識愈來愈困難；諮詢機制的結構重力，如今向群眾一方移動，但偏偏政府又缺乏足夠的公眾信任，令特區政府施政大有舉步難行之勢。 事到如今，特區政府必須妥善處理這個敏感問題。發展局局長昨天承諾，修改規劃若干內容，包括提高物業的發展密度，避免「豪宅化」；為土地注入「港入港地」成分，但目前社會對計劃疑慮重重，一項規劃發展已「染紅」，抹上一層政治色彩，若政府無法有力說服公眾，形成「公共理性」以達致政策共識，強行推出，只會進一步削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放大圖片

為Michael J. Sandel的《What Money Can't Buy》作的導

張鐵志 台灣作家、資深樂評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目前在兩岸三地多個媒體撰寫專欄，並參與多個NGO，現為《陽光時務》台灣總監。 當一切都可以被買賣 （《What Money Can't Buy》 導論） 2012-9-21 10:19:16 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twitterShare on sinaweiboShare on email 此文為作者讀：  如今現在什麼都可以賣了：西方人到印度尋求代理孕母的服務，醫師的手機號碼讓病人可以獲得特別照顧，碳排放的權利，身體部位出租做為廣告看板，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排隊有專業排隊公司，或者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戶外劇場也有人付錢請人排隊。 這是桑德爾在本書一開始所舉的一些例子。 在這些新趨勢之前，人們是在針對許多公共服務的商品化而鬥爭：醫療、教育、失業照顧等──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是取決這些這些公共服務去商品化的程度；福利國家的本質其實就是要讓許多社會服務去商品化，讓這些服務成為公民的基本權利。 在冷戰結束後，市場自由主義取得了至高的榮耀與霸權。這不只是科技力量或全球化的客觀因素的結果，而是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或者財團資本的共同塑造，把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到了高峰。 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主流媒體赫然發現市場失控了，開始質疑市場至上論和新自由主義，甚至發現原來馬克思是對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依然義無反顧地把許多東西放到市場上販賣。 桑德爾指出，有人認為市場凱旋論的道德低落是因為過度貪婪，所以解決之道是遏止貪婪，但他認為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範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 到底一切都可以賣、都讓市場決定有什麼不好？經濟學者會說這是效用的極大化。但桑德爾指出，商品化的問題在於：一、不平等，二、腐化。 就不平等來說，當錢可以買的東西更多（也就是當更多事物商品化），當富裕的優勢不只是購買奢侈品，而是政治影響力、醫療、教育、居住，那財富分配就變得非常關鍵，因為這會影響到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的基本權利和生活尊嚴。 除了市場的不平等效果，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或墮落。試想友情可以買賣嗎？榮譽可以買賣嗎？ 人們當然知道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賣，我們不會容許兒童被買賣；或者我們反對奴隸制度，是因為這是把人類視為可以在拍賣會中交易的商品（但我們卻可以接受勞動力做為商品）。我們也不容許選票可以被買賣，除了這是讓政治競爭不公平，也是因為這代表公民責任的腐化。 上述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桑德爾要討論比較有爭議的例子，例如每年夏天紐約中央公園都有莎士比亞劇場免費演出，總是大排長龍。（相信我，我曾經早上六點去排隊。）晚近開始有人付錢請他人幫忙排隊，這是對的嗎？對市場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自願性的交換，沒有問題。問題是，免費演出的意義是要讓好的演出有機會讓所有市民看到，不論富有或貧窮，是城市送給市民的禮物。一旦排隊倫理被商品倫理取代，就會完全破壞原始的意義，就是一種腐化。同樣的，去國會聽證會也是公民的平等權利，一旦排隊變成可以出賣的商品，參與聽證就將成為有錢人的專利。 因此，市場是有道德邊界的。什麼樣的事物可以被買賣，代表了人們認為這些東西被視為商品或是可以藉由獲利的工具是正當的。所以，事物的商品化與否是一個道德與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做為一個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者，桑德爾的核心關懷是事物的商品化會侵蝕我們所珍惜的某些價值，市場會破壞道德與共同體的價值。「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因為市場不會去問，某些東西被買賣是否是道德的。但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道德討論，並且全力擁抱市場，後果就是讓公共論述失去道德和公民的能量，並且導致科技官僚主義的管理統治。 我想更進一步談當市場進入公共領域。 首先是公共空間。為什麼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世界──不論是在公路上、在商業大樓外、在演唱會的舞台旁、在計程車的後座，在捷運（公共運輸！）車廂的裡裡外外──都是被金錢製造的廣告所佔據？為什麼資本可以決定我們每天眼前可以看到什麼？所以在西方有所謂的文化干擾行動(culture jamming)，去惡搞修改那些巨大的廣告招牌，以抵抗我們日益失去的公共空間。[1] 另一個「公共領域」是媒體。在台灣，威權時期是政治控制新聞，但民主化後是媒體把新聞版面或電視新聞時段大量出賣：從餐廳到上市公司，從台灣政府部門到中國各省市政府。雖然前年立法禁止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但是商業性業配仍然充斥在各新聞媒體。這不只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被這些企業所挾持，也代表新聞的價值以及媒體與讀者之間關係「腐化」（用桑德爾的語言）。因此新聞媒體，做為一個有意義論辯與資訊提供的公共領域，做為監督企業或公權力的批判者，已經逐漸消失，並在民眾眼裡逐漸失去可信賴性。 更大的公共領域當然就是我們的民主。美國當前一個爭議的議題是兩年前最高法院說，企業購買電視競選廣告沒有金額限制，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範圍。這是最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的外衣：他們相信市場是個人自由的前提與表達，所以競選廣告是一種自由的表現，所以他們不在乎金錢在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問題是，如果不去限制競選廣告或者競選費用的上限，政治民主所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精神將蕩然無存。 政治不平等又和經濟不平等有強烈連結。佛里曼(Milton Friedman)等極端市場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但是資本主義下的個人經濟自由（意味著政府管制和介入少）必然意味著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的不平等會轉化成政治的不平等，因為有錢者可以購買更多政治影響，進而設定有利於他們的政治規則（如為富人減稅，反對擴大社會福利），於是會更進一步擴大經濟不平等。這是諾貝爾經濟學講得主史蒂格里茲在今年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所描述的美國：經濟不平等既是政治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結果[2]。 桑德爾在本書最後提到「空中包廂化」（skyboxification)，亦即有越來越多球場蓋起高級的空中包廂。反對這種現象的人認為觀看球賽是一種公民參與的集體活動，人們在其中一起緊張、一起歡呼，而在這過程中對這個社區、城市、國家產生集體情感與認同。但空中包廂的趨勢卻讓這種公民活動產生區隔化──而這正是當前民主體制主要問題的最佳比喻。桑德爾說的好，民主「並不需要完全的平等，卻需要國民能分享一種共同的生活，重要的是背景害社會地位不同的人能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此這樣我們才能學習克服彼此的差異，才會在乎共同的利益。」但是，在這個貧富益發不均的時代，把越來越多的東西商品化，只是讓富裕者和收入較少的人過著越來越隔離的生活，彼此越來越不理解。想想看我們的現實世界：有錢人和一般人是住不同的區域，住不同的區域，上不同的餐廳，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我們真的成為隔離且不平等的兩個或多個社會。 簡言之，過度市場化不但破壞民主預設的政治參與的平等，也傷害了民主賴以為基礎的某種共同目標乃至社會團結。 「說到底，市場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我們如何想要一起生活的問題。我們希望一個什麼東西都是代價而沽的社會嗎？還是有某些道德與公民性的東西是市場不尊重而金錢買不到的？」或者，當所有社會關係（乃至政治）都被市場化，都如此不平等時，民主生活還有可能嗎？ [1]請參考娜歐密克萊恩的重要著作「No Logo 」。 [2] 保羅克魯曼的著作「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也有深度探討。   原文載於此書的台譯版《錢買不到的東西》。

自治公投結合，下一步是......？

民主黨是否將淡出香港政壇，相信已沒有多大懸念。 自香港大規模社會動員反國教，家長學生站起來，關注組遍地開花，特區已進入了群眾「自力救濟」時代，不單民主黨，其他政黨也要靠邊站。新近「光復上水車站」，網民號召巳轉化成實際政治行動，一連兩日阻截內地水貨客，成功迫使林鄭出招打擊。今個週未規劃署新界東北諮詢論壇，網上正強力動員，超過五千人登記，相信又會爆大鑊！ 近月一連串反自由行擴大、反國教運動、光復上水、反新界東北規劃運動，再加上立法會選舉所顯示的民意走向，激進派得票上升，顯示出香港社會民情發生了質變。而泛民中一貫精英中產理性的公民黨，也打出防赤化，守護香港，Hong Kong Identity Comes First的口號，結果比民主黨更能吸引選民支持，究竟為何一年內香港倒退回九七前防共恐共的社會集體心理狀態。 民間自治運動 細心分析，當前社會心理，與回歸前恐共有分別，它是由幾股力量逐步集結而成，而梁振英當選特首，成為政治上的催化劑。第一股力量是2006年起由保育皇后碼頭開始抬頭的本土意識，這是回歸後新興社運力量，傳統民主派是單一民主化議題，其他層面欠缺論述，甚至立場保守。反觀本土意識第一階段以文化保育運動為主，呈現出非政治傾向。本土意識運動第一波大爆發是八十後反高鐡、保護菜園村。政府不單後知後覺，更斷証失誤，以為是社會流動停滯，引致青年人不滿，而對網絡社群活躍於政治及社運，也誤判以為搞個facebook就可以吸納他們。 本土意識是一種香港優先的價值信念，可以串連不同社會團體，逐步壯大。這種本土意識由社運開始，近年再蛻變出「香港自治運動」，這是一個較有系統論述的本土政治運動，我估計在未來會持續壯大，他比文化保育社運一翼更能吸引年輕人。自治運動的論述來自學者陳雲的城邦自治論，認為香港在英治時代已實現城邦自治，有相對獨立的司法，財政、貨幣、文化及政治系統，在一國兩制下，要維持高度自治，必須以香港利益為先，不應融入內地。自治運動與本土社運在反自由行擴大，東北規劃、反國教洗腦，基本上立場相近。 政黨公決運動 在政黨層面，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同中央妥協支持政改方案，在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中失利，而五區公投派反而受民主派選民支持。由於民意已清晰表達，估計泛民將會重新集結在公投旗幟之下。日前泛民主要政黨集體杯葛特首宴請，已宣告了鬥爭開始。2016立法會及2017普選行政長官，必然會再出現公投公決運動，估計未來全民公決與本土自治運動會結合，屆時特區形勢會呈更加尖銳對立。 這些本來分散之力量能夠逐步凝聚，催化劑是梁振英。在特首選舉他突襲成功，在傳統左派及中央支持下當選，首先拆散了本地既有的政治秩序，政商聯盟重新「洗牌」，政治上的中間派，如商界、公務員勢力失位，新政府政治基礎及力量大受削弱。加上他以「深紅」政治形象當上特首，觸發恐共情緒，而個人誠信也陷危機，巿民失去信任，令政府施政均受懷疑，認為背後可能有不可告人目的，有中央操控之政治任務。這種「不信任」完全體現在反國教運動中。 政客角色，本是化解社會政治矛盾，可惜北京在特首人選上所造的決定，後果是令矛盾表面化及擴大化。梁振英政府目前只有不斷撲火，沒有施政可言，反自由行來勢洶洶，便叫停，樓價急升，便未有足夠準備便宣佈「港人港地」，光復上水行動後，林鄭便出六招趕絶水客。這些撲火行動將令政府上下疲於奔命，只因為矛盾源頭沒有處理好。 本土意識、自治、公決，會成為未來政局推手，北京在十八大召開，權力重新佈局後，需要處理由梁振英當選後所引起的新變化，怠誤時機，最終會迫出一個甚麼後果，大家心中有數。

選後有人在網上貼出對香港選舉政治的概括，略整理如下： 一，選舉制度：多人支持的變少數派，少人支持的變多數派。二，多數派進入議會為少數權貴服務，甚麼都不用做；少數派進議會為多數市民發聲，但甚麼都做不到。三，不少生活困苦的人，投票給令他生活得如此困苦的建制派，而用粗口罵那些幫他們批評政府要改善他們處境的民主派。四，破壞自由民主法治殘害市民權益的議員被稱為建設派，維護自由法治和致力發展民主的議員被稱為破壞派。五，三十五席功能組別，由最少人有權投票產生的十八人合共只獲三百一十三張選票，但這十八人卻可以否決由七十六萬多人投票選出的泛民議員所提出的任何方案。六，選管會不去對付種票、騙婆婆投票、賄賂買票的人渣，但就找警察對付民主派的助選團。 網文沒有說荒謬的緣由是甚麼，但人所共知是幕後有「一國」的操控黑手。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