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nochkun.blogspot.hk/Blogs

  • 刘再复:直声满学院——怀念吴世昌先生 - 作者:刘再复 《刘再复散文精编第1卷师友纪事》2011年,第72-76頁 [image: Uploaded Image] 吴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鲍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吴世昌先生又是鲍彤的舅父,所以,我怀念起吴世昌先生时总是想起鲍彤。而听到鲍彤的消息时,总是想起吴世昌先生。去年,我从《纽约时...
    15 小時前
  • Margaret Lee at Misako & Rosen - April 25 – May 31, 2026
    22 小時前
  • Hong Kong gov’t begin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fire safety reforms after Tai Po fire - [image: Wang Fuk Court on May 4, 2026. Photo: Kyle Lam/HKFP.]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city...
    22 小時前
  • 260526二午陰30°C 77%:為馬英九難過 - 佛誕3天連假後開工日。昨晚由深圳返港的人潮逼爆關口。 港零售不振的問題,怕要待被深圳在物價上大致拉平才能解決。 今晨看美台報,不幸的是,圍繞馬英九兩陣對圓的狐疑,大致有了分曉! 看來,前總統確有失智的不幸。醫院有過診斷,雖屬隱私(港稱“私隱”),拒絕評論,但可信是馬先生的配偶與...
    1 天前
  • 《你是不會當樹嗎》 - 《你是不會當樹嗎》 原本以為這三段故事,會透過樹的記憶神經來跨越時間,梁朝偉會變成文史專家!?(可能是我水瓶座太跳了) 科普了一下樹的神經,原來一座森林裡面也有老大,只要在周邊有些蛛絲馬跡的變化,樹的神經系統都是有反應的,而第二段的故事中,花的神經可以當成現在我們的人臉辨識系統重要元件,那麼未來是否把...
    4 週前
  • 「遊走」愛爾蘭獨立/抗爭點滴(二) - 由愛爾蘭坐長途巴士到仍然由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並沒有經過預估的邊境關卡。在共和軍反抗英國時期,邊境關卡曾經發生 […]
    1 年前
  • 還未說過的潮池故事 - (《潮池》2022 年再版序) 潮起潮落,灘岸岩隙間,留下一彎又一彎小水池,潮池裏的小生命還未來得及相知,水漲浪高,又飄散於大海;我們可能在另一個潮池相遇,我們可能從此不再遇上。 朋友如是、師生如是、至親如是、旅途上的過客如是;縱使聚散無常,我們曾經在天涯海角浪蕩過、瘋狂過、擁抱過,那是狂濤拍岸都不...
    3 年前
  • 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5 年前
  • 不消費卻在消費自然 - COVID-19已席捲全球十個多月,最近歐洲又有新一輪措施限制國民活動,防止疫情擴散。由於大量人口被迫待在家中,出入公共場所的人數減少,國際邊境關閉,加起來都大減碳排放量。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二○二○年四月初,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二○一九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消費率和運輸率都相應下降...
    5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
    6 年前
  • 《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
    6 年前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
    6 年前
  • 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
    6 年前
  • 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7 年前
  • 【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
    7 年前
  • “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
    7 年前
  • 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
    8 年前
  • 新书 南疆纪行 - *南疆纪行*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 2017-09 ISBN / 9789869525121 定價 / NT$ 450 订购信息 *台湾地区网路书店*: 秀威书店:http://store.showwe.tw/books.aspx?b=114272 博客来:http://w...
    8 年前
  • 所謂自由靈魂 - 台北的柯文哲市長,早前外訪東南亞,一句「香港很無聊,沒有甚麼好看的」,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本以為事情擱了一會就過去了,沒料到周日他又有新的言論--這次不只涉及香港,還是出動「地圖炮」旁及東南亞幾個國家。不妨引用在台灣最「綠」的《自由時報》的報道: 沒想到他〔柯文哲〕今在《新新聞》社慶專題演講上,分享東南亞...
    9 年前
  • 意念同技巧不可偏廢 - 既然岑姑娘都夠膽講起,無理由閒人一個唔講兩句 其實好多藝術形式走到「現代」、「後 … 繼續閱讀 →
    9 年前
  •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
    9 年前
  • 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
    9 年前
  • 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
    10 年前
  • 開天窗圖(安裕版) - (L) 160515/S36/白雙全/25.0x30.0cm /// *開天窗圖(安裕版)* 我統計了160421-160514 期間在《明報》出現的「天窗」,集合一齊再開一次,成一「開天窗圖」,圖中的空白位又添一重意義。空白位以專欄不佔字的最大面積計算,除了(K) 其餘都按相同比例出現。眼利的讀者,應該...
    10 年前
  • 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
    10 年前
  • 微信公共号 - 其实我很想在这里写的 但是手机上写后不能插照片,在电脑上也不能插照片,很无奈 所以只能搞了个公众号,没想到还要 [...]
    10 年前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
    10 年前
  • 4小時21分 - 一個丹麥學者搜集2009年至2014年歐洲和美國72個馬拉松比賽的數據,共2 百萬參賽者的完成時間。他想知道普遍跑手的成績,因此刪去精英跑手,得出平均完成時間是4小時21分。看到這個完成時間,各位有甚麼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正路。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頗典型的「普通跑手」,所謂普通,是指沒從小受訓,中年開始參與,...
    10 年前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10 年前
  • 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
    11 年前
  • 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
    11 年前
  • 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
    11 年前
  • 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
    12 年前
  •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
    12 年前
  • 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
    12 年前
  • 好味!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好味>出版了,裡面有近六十個人物訪問,還特地找來台灣插畫家吳怡欣合作。 這個網頁收錄了部份訪問,如果你喜歡看,這本書很值得放在身邊,上廁所搭地鐵,輕輕鬆鬆地讀呢。 [image: Picture] 第一章: 總是好奇:怎樣的人 吃著怎樣的食物? 受訪者包括 張曼娟、...
    13 年前
  •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
    14 年前
  • 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
    14 年前
  • 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
    14 年前
  • 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
    14 年前
  • 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
    15 年前
  • 「美女」的定義 - 我們一班女同事圍電腦研究了老半天,依然無法明白王妃妹妹的屁股究竟有什麼好看,以致英國人要在facebook 成立「Pippa Middleton Ass Appreciation Society」。 「把照片放大一點……right……再放大一點……」Katie 對坐在電腦跟前的Emma 說: 「左看右看,實在...
    15 年前
  • 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
    15 年前
  •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
    15 年前
  • 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
    15 年前
  • 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
    19 年前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Hong Kong Viscera By Koon-Chung Chan

published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0, No.4, December 2007

1

‘Hong Kong is more Chinese than China’, an intellectual friend from mainland China insisted. He considered it his prized insight after being stationed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10 year and it is a complete reversal of his earlier preconception about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Of course my friend would not voice his strident if not politically incorrect view publicly. Publicly,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ich to a cynical mind is not too different from saying it is a culturally degenerated Chinese frontier town and an enclave of ersatz westernizaion -- that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Of course,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most Chinese, including the local people, is that Hong Kong is modernized, urbanized and developedthree putative goals of present-day China, and therefore culturally it could only be more westernized but not more Chinese than mainland China.

The British colonizers were not burdened with the choice of conversion or assimilation in its seaport colony. Rather, there were policies of residential and social segreg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The culture of the colonized people – natives and subsequent waves of settlers from the mainland – was not strenuously remolded by the colonial power. Customs were preserved and festivals celebrated. English was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 until 1974 but Chinese was prently used and properly taught at schools. The popular dialect remained Cantonese. Some colonial high officials were admirer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 When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disrupt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last century, sinophile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joined hands with local mandarins in an obscurantist effort trying to oppose the introduction of a vernacular language in written Chinese. After 1949,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further debas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t re-interpretation in the mainland.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teachings by Confucius, the Daoists and many ‘sages’ of antiquity, together with classical poetry and essays, were seldom taught at schools in the mainland except as objects of criticism. But in Hong Kong,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fed a fair dose of canonical classical text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local elites did not try to imitate their colonial masters, or that ideas, artifacts and the systems of the colonizers did not leave their imprint on Hong Kong as in other generic colonies. It only indicates tha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dentify some salient features of Hong Kong to prove it has out-Chinesed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rendering the idea of Chineseness problematic. The reverse can also easily be true. Few Hong Kong residents could name the capitols of all the mainland provinces, for example.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residents of Hong Kong probably know much less about contemporary China than mainlanders, 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the ‘state culture’ that has become embedded in China only after 1949, the yea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The state culture started out as a part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s it was modeled after its Leninist counterpart in Soviet Union. Its inchoate form was developed at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revolutionary bases in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of the entire mainland in 1949, party culture through state power became state culture. It was a willing copycat in many ways, inspired by and borrowed heavily from its Soviet ‘big brother’, it eventually developed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remaining recognizab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autochthonous, ethnic Chinese culture.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rejuvenating cultures – also substantially based on appropriating Eurocentric notions which were often mediated by modern Japanese renditions -- propagated much earlier, albeit unevenly, by loyalists, reformists, nationalists, socialists and other cultural harbingers of all political persuasions. The state 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 was peculiarly a Communist phenomenon but had now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ybridized national culture. In its post-totalitarian stage, with the CCP-led state apparatus largely intact, the state culture of China had shown tenacity while undergoing incremental changes. Sometimes mainlanders just referred to its embodiment as ‘the system’ (ti zhi) and its ramifications as ‘national condition’ (guo qing), comprising a huge repository of unspoken ‘hidden rules’ (qian gui ze) – tacit rules of the game for insiders and the initiated, in contrast to written rul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outsiders. This state culture was not familiar to most Hong Kong residents before 1997 but had become more discernable and even ubiquitous in certain circles after that.

When high officials and elite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now routinely called upon local residents to learn about China, they inadvertently were speaking on two levels: the laudable explicit level that the locals should learn Mandarin and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geography, history and customs, and the implicit level that they should grasp and learn to work with the CCP-initiated state culture. For pragmatic reasons, locals may need to know both cultures as closer encounters with mainland China are ineluctable and even desirable.

2

It was said pre-colonial Hong Kong was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hat was a half-truth. There were pockets of natives living on boats or in various walled communities, some complete with their own sophisticated class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ong before there were colonialists. But the natives were soon out-numbered by settlers, mostly Han Chinese from the mainland and particularly from the Guangdong area: Cantonese, Hakkas, Hoklos and Tankas, who for motley reasons preferred to live in the free port. Their dialects were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to each other. On the eve of the Pacific War, the population reached one and a half million. Most fled the colony to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occupation. Only half a million people remained in 1945. It soon ballooned to over 2 million in 1951. The year 1949 alone witnessed an influx of nearly 900,000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Some were returnees from Guangdong, but there were also phalanxes of new migrants, refugees fleeing communism from every part of China. To them Hong Kong was a safe haven, a sojourn that protected them until they could return to China, or a jumping-board for migr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Many of them became settlers eventually. The word ‘local’ did not have a coherent meaning until the post-war local-born baby boomers came of age in the 1970s, when the identity of Hongkongers, in contrast to the mainlanders, was minted.

Culturally it makes no sense to say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rule will facilitate the re-emergence of local culture. It could not possibly be referring to a pristine, pre-colonial culture. It is also senseless to presume an essentialist Chinese

5

The (re-)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1960s but went on full speed in late 1970s, had been a process of incessant hybridization. Ironically, it was in the labyrinth of such hybrid cultural localization that a distinct identity of the locals had emerged.

Together with contemporaneou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reforms and strict border control, the burgeoning hybridized and localized Cantonese culture helped the locals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lony and as a result a notion of us and them slowly emerged – Hongkongers subjective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ers.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rough this distinction from mainlande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nstructed their strong identity.

Even internally, the Hongkongers – mostly Chinese, but also a small number of often Cantonese-speaking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South Asian longtime local residents – began having a shared self-awareness that differentiated them from other resident groups such as illegal immigrants, Gurkha mercenaries, British army, subsequent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maid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expatriates.

On the visceral level, locals have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their identity and rooted common culture. Mini-narratives abounded with insightful depictions. But the colonized mind suppresses the local mind to think outside of borrowed terms when it comes to ‘rationally’ describing the big picture of Hong Kong. They too often revert back to rehearsed cants --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urned economic miracle, a free economy, a modern city that is advanced and developed, prosperous and stable. This is the colonized mind of myopic self-congratulating winners.

6

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ag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colonized mind had internalized uncritically all tenets and values of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developmentalism, managerial rationality, Thatcherism,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free trade globalism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fter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It had prided itself on fulfilling all the best promises of the above, except nationalism, while it was still a colony. It was considered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where people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relatively good governance was guaranteed. Along with highly popular locally-generated culture, Americ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cultures were eagerly consumed by affluent local people, donning the colony with a cosmopolitan oomph. Instead of feeling deprived of dignity, the locals – not limited to the elite class but the majority – were emboldened by their achievements and wanted to maintain the colonial status quo. At least that was the manifested public will in the 1980s.

In other words, by the early 1980s, neo-liberalism had already trumped late colonialism, not only neutralizing but also normalizing the latt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as a commendable surrogate on borrowed time. The locals almost felt sorry that it eventually had to go. Coloniality was no longer fore-grounded. The colonized mind turned subtlest at this point and was all the more untouchable, as if it was in a mental airlock. The word colony had been a weak signifier since then; instead, the colony was fondly called the territory, the city, our town or just Hong Kong.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by then the locals did not see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third world, the tri-continents, the south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or even an emerging country. It could not imagine itself sharing any commonality with other ex-colon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islands or Polynesia. Most locals hardly noticed the Irish question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felt solidarity with anti-colonial armed struggle by led by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They readily bought into the CCP-calibrat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 other words,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 outlook that the local elites were so proud of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Hellenistic 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or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was very much a produc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ingapore was the only ex-colony-turned-independent-state considered worthy of comparison, as a competitor to out-number each other in the capacity of container ports, GDP per capita or free economy ranking by the neo-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But probing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both places would be too sensitive for Hong Kong. Like the word colony, the words city-state,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 though not strictly tabooed, were rarely used descriptively or prescriptively. State, nation, nation-sate, country or independence for Hong Kong was unthinkable and thus unutterable. In one breath, Hong Kong is now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dministered by Hong Kong people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nly with the post-1997 gambit and the (re-)celebr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agenda in tandem did Hongkongers feel mildly inadequate again culturally. Unlike my intellectual mainland friend who took the quaint view that Hong Kong was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than China, local officials and most elites accept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Hong Kong is not Chinese enough because it has been a British colony. Since practically all SAR officials and most locals had acquiesced to and abetted the colonizers, to exonerate one’s unsavory association with colonialism, the only de-colonization project left seems to be this: to become more Chinese, whatever the word means.

Meanwhile, apologis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eat the drum that Hong Kong’s role is to be a hub of world capitalism – ‘Be like Manhattan’, a SAR high official once said..

7

Let’s backtrack a little. On the ev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1945, the British navy outran the Nationalist (Kuomintang) forces un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to claim control of Hong Kong.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Allied powers which specified that the Japanese forces in the China theatre should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The British colonized Hong Kong for the second time in 1945. Its territorial claim however was not strongly contested by both Generalissimo Chiang and the CCP, too busy in their scramble to control different parts of the mainland. Hong Kong resumed its pre-War entrepot role for a few years, only to be disrupted by the Korean War as the United Nations imposed embargo on China. Sided with the ‘free world’,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noeuvred itself to become a colony of export-oriented light industries.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Hong Kong’s coloniality since the Pacific War was shaped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the incapacitating civil strife and the eventual victory of Communism in China, the Cold War and Brettenwood-era globalization as much as by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discourse on the so-called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routinely grouped Japan with Singapore, Taiwan, Korea and Hong Kong. Explanations of their economic success r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Confucian work ethics. Hong Kong was always the odd place ou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known for its professed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ffairs. As for the ambivalent Confucian influence, emphases were usually placed on authority,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loyalty, while Hong Kong was noted for its entrepreneurship, can-do spirit, flexibility, workforce mobility and, as one sociologist put it, functional familialism.

Happy with the status of being one of the Asian Tigers, Hong Kong however sought explanation from elsewhere for its economic success and embraced neo-liberalism. Thatcherites and acolytes of Chicago-trained economists were so successful in their edifying efforts that by the early 1980s an ideology akin to 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 became the orthodoxy among the local ruling elites. Unfortunately, this ‘official’ view is neither an empirically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recent past nor an adequate guiding light for its near future.

culture, traditional or contemporary. As for locally generated culture that could be conveniently called Hong Kong’s indigenous culture – a mongrel culture, it had always existed and flourished during colonial times.

3

The colonial authority’s pragmatic ‘benign neglect’ resulted in a de facto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that had allowed local culture to subsist largely untrammeled since early colonial days. Before 1949, local mongrel culture and Guangdong indigenous culture nourished each other. Hong Kong-made movies in Cantonese or Hoklo dialects were watched in Guangdong, while Cantonese opera troupes routinely travell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Guangzhou, Hong Kong, Macau and other parts of Guangdong. After 1949, im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brought their own eclectic indigenous cultures to Hong Kong. Among the new immigrants were filmmakers, singers, writers and scholar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but particularly from Shanghai, then the centr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They might speak Shanghainese in private, but their artistic outputs were in Mandarin, already the official national language. Mandarin songs became Hong Kong’s pop songs; Mandarin-speaking movies out-performed Cantonese-speaking productions at the local box office, and the prolific ‘south-bound’ writers penned most of the newspaper columns and serialized novels. Meanwhile, there were English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Hollywood movi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expatriate communities and the growing popul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bilingual locals. Anglo-American pop songs, fashion and youth culture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ost-1949 boom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Beatles’ visit to Hong Kong during its first world tour in 1964. Englis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pop and elite cultures together formed a trans-cultural space where the locals, especially educated young people, could cross-over and exercise cultural sampling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When the boomers came of age, their regurgitated cultural curds were mongrelized beyond salvage. With all its impurity, excess and misappropriation, a Hong Kong style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not meant to be admired but to be enjoyed by the locals – and it was eventually consum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ong Kong movies, TV series and Cantopop music, all in Cantonese this time, not only dominated the local market as substitutes for imported English and Mandarin products, but were also exported to neighboring area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so much so that they constituted what one radical Taiwanese critic called a ‘sub-imperialist’ condition. This all happen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the 1980s,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rule in 1997.

4

Local writers have also been trying out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Chinese writings in the colony.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Hong Kong was called ‘the fortunate land’ (fu di) or ‘heaven’ (tian tang) by those who fled Communism. The pro-government mainstream press routinely pleaded to the discontented masses not to ‘rock the boat’ – 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colonialism or Communism, prevailed here. Left-leaning or anti-colonial writers however we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realist narratives, in an often tendentious attempt to show the plight of the colonial under-class, though in the Communist mainland, it was agitprop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rather than European high realism that was officially promoted or tolerated.

Some of the less partisan writers understandably wanted none of the above and turned to other genres. Closely following trends of the West, a small group of ‘serious’ Hong Kong writers freely experimented with the writing style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existentialism, magical realism and meta-fiction, before similar techniques were attempted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These works were later canonized not only for their early use of modernist or post-modernist techniques but also for their penetrating portrayals of the otherwise ineffable Hong Kong. It would be therefore unfair to regard these modernist writings as ‘co-authors’ of colonialism, as non-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was sometimes accused of in postcolonial literary criticism. Serious literary works in Hong Kong were rare and marginalized. The very act of writing serious literature – realist or modernist – was itself a conscious resistance to the mainstream market-oriented value which was also the core value of late colonialism in Hong Kong. Some of the modernist attempts, with their uncanny narratives and stylistic pastiche, were prescient in depicting the fledgling local identity, which was a product of hybridization.

Middle-brow literature also exhibited distinctively Hong Kong characteristics. Popular ‘women’s’ novels often wrote about the romantic vicissitudes of career women, together with their consumerist lifestyle. They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defining what an educated and often affluent, urbane and independent Hong Kong woman should be like. Coloniality was seldom the subject matte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often considered themselves sophisticated denizens of a cosmopolitan city called Hong Kong.

Even more widely read were serialized fable writings – martial arts novels. In its early day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this genre was simply read as entertainment. Now the best of the martial-arts novels are considered literary classics. Their setting was pre-modern China. Though they were not about Hong Kong, some of them made allegorical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martial art genre allowed its writers greater freedom to talk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literati class’ strategy of resistance to the westernizing colony and the tradition-trashing of Communist China. These novels were scribed in a polished form of written Chinese that added to their prestige. As a result, many local readers’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as heavily mediated by the narratives of martial art novels.

Though there were some literary works using vernacular Cantonese, or a combination of Cantonese dialect and formal written Chinese, they were often looked down upon by the local elites. For a long time, only satirical short essays and serialized low-brow fictions on contemporary plebian subject matters were written in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The more ambitious literary works were i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at most inserting a few Cantonese words to enhance local colour. Even the dialogues in the realist novels about Hong Kong were mostly i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instead of the popular Cantonese dialect. Cantonese-speaking local writers were known for their anxiety of inadequacy over mastering formal written Chinese largely based on Mandarin and northern dialects. Though the inclusion of Cantonese dialect in published works has been more common in recent years,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could not hope to replace formal written Chinese. A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work will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easy reading even to the Cantonese-speaking locals, since reading habits have been built o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for generations. Whether this could be considered a handicap – a discursive stuttering - for the locals who tried to articulate in its own tongue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5

The (re-)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1960s but went on full speed in late 1970s, had been a process of incessant hybridization. Ironically, it was in the labyrinth of such hybrid cultural localization that a distinct identity of the locals had emerged.

Together with contemporaneou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reforms and strict border control, the burgeoning hybridized and localized Cantonese culture helped the locals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lony and as a result a notion of us and them slowly emerged – Hongkongers subjective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ers.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rough this distinction from mainlande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nstructed their strong identity.

Even internally, the Hongkongers – mostly Chinese, but also a small number of often Cantonese-speaking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South Asian longtime local residents – began having a shared self-awareness that differentiated them from other resident groups such as illegal immigrants, Gurkha mercenaries, British army, subsequent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maid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expatriates.

On the visceral level, locals have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their identity and rooted common culture. Mini-narratives abounded with insightful depictions. But the colonized mind suppresses the local mind to think outside of borrowed terms when it comes to ‘rationally’ describing the big picture of Hong Kong. They too often revert back to rehearsed cants --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urned economic miracle, a free economy, a modern city that is advanced and developed, prosperous and stable. This is the colonized mind of myopic self-congratulating winners.

6

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ag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colonized mind had internalized uncritically all tenets and values of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developmentalism, managerial rationality, Thatcherism,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free trade globalism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fter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It had prided itself on fulfilling all the best promises of the above, except nationalism, while it was still a colony. It was considered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where people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relatively good governance was guaranteed. Along with highly popular locally-generated culture, Americ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cultures were eagerly consumed by affluent local people, donning the colony with a cosmopolitan oomph. Instead of feeling deprived of dignity, the locals – not limited to the elite class but the majority – were emboldened by their achievements and wanted to maintain the colonial status quo. At least that was the manifested public will in the 1980s.

In other words, by the early 1980s, neo-liberalism had already trumped late colonialism, not only neutralizing but also normalizing the latt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as a commendable surrogate on borrowed time. The locals almost felt sorry that it eventually had to go. Coloniality was no longer fore-grounded. The colonized mind turned subtlest at this point and was all the more untouchable, as if it was in a mental airlock. The word colony had been a weak signifier since then; instead, the colony was fondly called the territory, the city, our town or just Hong Kong.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by then the locals did not see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third world, the tri-continents, the south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or even an emerging country. It could not imagine itself sharing any commonality with other ex-colon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islands or Polynesia. Most locals hardly noticed the Irish question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felt solidarity with anti-colonial armed struggle by led by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They readily bought into the CCP-calibrat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 other words,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 outlook that the local elites were so proud of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Hellenistic 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or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was very much a produc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ingapore was the only ex-colony-turned-independent-state considered worthy of comparison, as a competitor to out-number each other in the capacity of container ports, GDP per capita or free economy ranking by the neo-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But probing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both places would be too sensitive for Hong Kong. Like the word colony, the words city-state,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 though not strictly tabooed, were rarely used descriptively or prescriptively. State, nation, nation-sate, country or independence for Hong Kong was unthinkable and thus unutterable. In one breath, Hong Kong is now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dministered by Hong Kong people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nly with the post-1997 gambit and the (re-)celebr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agenda in tandem did Hongkongers feel mildly inadequate again culturally. Unlike my intellectual mainland friend who took the quaint view that Hong Kong was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than China, local officials and most elites accept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Hong Kong is not Chinese enough because it has been a British colony. Since practically all SAR officials and most locals had acquiesced to and abetted the colonizers, to exonerate one’s unsavory association with colonialism, the only de-colonization project left seems to be this: to become more Chinese, whatever the word means.

Meanwhile, apologis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eat the drum that Hong Kong’s role is to be a hub of world capitalism – ‘Be like Manhattan’, a SAR high official once said..

7

Let’s backtrack a little. On the ev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1945, the British navy outran the Nationalist (Kuomintang) forces un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to claim control of Hong Kong.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Allied powers which specified that the Japanese forces in the China theatre should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The British colonized Hong Kong for the second time in 1945. Its territorial claim however was not strongly contested by both Generalissimo Chiang and the CCP, too busy in their scramble to control different parts of the mainland. Hong Kong resumed its pre-War entrepot role for a few years, only to be disrupted by the Korean War as the United Nations imposed embargo on China. Sided with the ‘free world’,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noeuvred itself to become a colony of export-oriented light industries.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Hong Kong’s coloniality since the Pacific War was shaped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the incapacitating civil strife and the eventual victory of Communism in China, the Cold War and Brettenwood-era globalization as much as by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discourse on the so-called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routinely grouped Japan with Singapore, Taiwan, Korea and Hong Kong. Explanations of their economic success r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Confucian work ethics. Hong Kong was always the odd place ou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known for its professed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ffairs. As for the ambivalent Confucian influence, emphases were usually placed on authority,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loyalty, while Hong Kong was noted for its entrepreneurship, can-do spirit, flexibility, workforce mobility and, as one sociologist put it, functional familialism.

Happy with the status of being one of the Asian Tigers, Hong Kong however sought explanation from elsewhere for its economic success and embraced neo-liberalism. Thatcherites and acolytes of Chicago-trained economists were so successful in their edifying efforts that by the early 1980s an ideology akin to 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 became the orthodoxy among the local ruling elites. Unfortunately, this ‘official’ view is neither an empirically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recent past nor an adequate guiding light for its near future.

8

Close to half of the Hong Kong populace once lived in government-built and subsidized houses. Publicly funded medical premises not only had the best facilities and expertise but were also open to the public, with nominal charge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as compulsory and free. Public money was used to support symphony, theatre , ballet troupes, film, arts festivals, and many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t was a far cry from laissez-faire and the Lockean limited government agenda of the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ts.

Murray MacLehose, governor from 1971 to 1982, initiated or completed most of the reformist projects that made acceptable governance possible, including designating Chinese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alongside English, and the all-important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1974, without which the claim of rule of law would be a sham. MacLehose was not without opposition from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Take the case of seven-day annual paid leave for employees for example: he was fiercely contested by both loc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pro-Beijing “leftists”, but he pushed the legislation through nonetheless.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legislations on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were opposed by local business groups, to the point that in a published paper by the Fabian Society calling for reforms in Hong Kong in 1976, it began sarcastically by saying: ‘Of course, there would be an outcry. No-one in the world over-reacts to such matters as does the Hong Kong businessmen’.

From the year 1970 when a majority of laborers worked seven days a week without any paid leave to the passing of more than 100 welfare and soci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s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the MacLehose government showed great autonomy against the lobby of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 and managed to usher in what could be calle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olerable social justice and acceptable governance. By the early 1980s, Hong Kong was a transformed colony, a showcase of late coloniality:

Economically, it developed from a manufacturing town to a finance-and-service world city;

Socially, it evolved from an enclave of refugees, floating passers-by and migrants into a society of permanent settlers with a shared identity;

Culturally, it changed from a cultural backwater dominated by imported

and non-vernacular products to a regional centre with impressive cultural outputs for both internal consumption and exports.

It was this ‘new’ Hong Kong that MacLehose and Margaret Thatcher took to Beijing in 1982.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so impressed China’s patriarch Deng Xiaoping he averred that its capitalist system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for 50 years after 1997.

9

The irony was that as Hongkongers fervently tried to protect the status quo in the 1980s, they took a neo-liberal turn in summing up its success formula. Not only were the contributions of local activists and progressives not acknowledged, even MacLehose‘s reformist legacy of strong governance was sidelined, as i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taken a backseat while Hong Kong transformed itself miraculously into a well-managed world city. Instead, most of the credit went to the long-standing rule of law that guarantee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nd a free-enterprising market economy where ‘businessman knows best’. Milton Friedman’s oft-quoted praise of Hong Kong as a free economy par excellence was taken as proof of its merits. Hong Kong did not have to learn from other Asian Tigers; it was exceptional.

Hong Kong was soon offered another golden opportunity: the opening-up of China.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 in 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cities was often painful, but for Hong Kong it was mostly pleasant, at least in the initial decad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oved over to the neighboring Pearl River Delta area in Guangdong, where cheap labor guaranteed the Hong Kong-owned enterprises’ profitability without re-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workers were sent to the Guangdong factories as foremen and managers. The industrial lands in the colony were re-zoned and thrown into the property game. Local capital were directed to invest in real estate and the stock market, where the main board index was dominated by seven listed real estate companies and local banks, whose major business was housing mortgage. With proceeds from land sales often amounting to more than 20% of public revenue, the government felt complacent with leaving the economy alone. By mid-1990s GDP per capita was higher than the UK and second only to Japan in Asia. The colony’s future competitiveness was not seriously discussed by the insouciant local elites. Industrial policy remained a non-starter. As a textbook case of free economy, Hong Kong could not go wrong as long as the world economy, meaning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going stro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 a wake-up call. Hong Kong went down after Thailand imploded, while American economy remained largely unscathed. Korea under a proactive government soon recovered from the crisis and became stronger than before, but Hong Kong performed poorly for seven consecutive years. Meanwhile, China enjoyed stellar growth, thus debunking the newly conceived platitude that if China grows, Hong Kong will grow. Obviously there could be a long time lag. Hubris was replaced by self-doubt. Worries about Guangdong and Shanghai overtaking Hong Kong on logistics, producer services and finance instilled a sense of urgency and even a gloomy mood in the locals. How could all this have happened to Hong Kong?

To make things worse, household median income dropped substantially below that of 1996. Unlike before 1997 when real income had increased for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ong Kong became a generic global city where the rich gets richer and the poor gets poorer. The Gini co-efficiency of over 0.52 topped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was also the highest in Hong Kong’s history. Other affluent Asia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Korea, Taiwan and even Singapore, all facing the same pressure from globalization, have witnessed far less severe polarization of wealth.

Hong Kong could no longer blame all its woes on the natural cycles of world economy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Some of the problems must have been internal. Obviously, neo-liberal dogmas had their limitations.

If the 1970s was the progressive decade, the 1980s until 1997 was the gilded age, and the ten years after 1997 could be called the decade of uncertainty. Hardly recovered from the hangover of the pre-1997 apoge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spent these 10 year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causes of the post-1997 vagaries and could not find a consensus among its ruling elites, let alone formulating a coherent economic policy. All palliatives have been proved inadequate. The neighboring areas are catching up fast while Hong Kong procrastinates. The ruling elites have been enthralled by neo-liberal promises and other faulty assumptions for too long that they could not see Hong Kong through its own eyes. The fact that the head of the SAR government is not popularly elected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the situation.

10

Now we are back to the colonized mind: in spite of having a strong identity and a vibrant local culture, Hong Kong has not developed its own theoretical language of self-articulation and that has impeded its self-understanding. Some commentators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Hong Kong is a city of disappearance or amnesia, and Hong Kong’s story is always presented through other people’s stories.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ontologizing the authentic, one could say that mini-narratives and non-reductionist forms of hybridized visceral writings were often more interesting and reliable guides to Hong Kong than theoretical writings, including discourses informed by usually helpful postcolonial theories from elsewher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local intellectuals armed with critical and postcolonial theo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ffective in deconstructing or demystifying many received ideas, but their arguments were often shrouded in borrowed and opaque languages, limiting their appe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as been slow. This leads one to suspect that many Hong Kongers may find a modicum of the colonized mind innocuous or even a boon to their comfort level.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conundrum partly seems to be this:

A decolonized mind entails, simultaneously, dampening Hong Kong’s enthusiasm to think in terms of received ideas that have either been flattering or humiliating; broadening its cosmopolitan outlook to be more inclusive and trans-cultural; deconstructing or critically canvassing all pre-packaged discourses that have been mobilized to describe Hong Kong from the outside; casting a wider net for new and alternative thinking to feed its changing needs, and from its mongrel viscera constructing its own problematics and language of alterity. That could be messy. It challenges the neat neo-liberal self-understanding that has purported to explain its past successes, and it piques the jealously guard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an overwhelming sovereign power. It is a contestation Hong Kongers may feel hesitant to commit.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