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基層大學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合辦的「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已於5月5日舉行，共三十人出席。街工胡偉忠及基大夏菽各自整理黎的發言，各成一文。胡文側重七十年代青激運動之大事演進，夏文集中青激運動的起承轉合。二文合成一篇詳盡紀實)
背景
五、 六十年代，戰後文人(如徐復觀、司馬長風、胡菊人等)在本港宣揚祖國意識。美國支持的友聯出版社，宣傳自由主義反共，出版物包括：《兒童樂園》、《祖 國》、《知識分子》、《中國學生周報》。此外，本地文社活動也扮演了鼓勵青年關注及認識中國的角色；較著名的文社刊物有：《開放》、《華聲》、《烈焰》。
中 文大學前身的「新亞書院」，新儒家學者如錢穆、唐君毅在文化上發揮影響；他們提出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相信「苦難中國有明天」之說[註1]。六七年《盤 古》雜誌出版(創辦人包括胡菊人、戴天、黃維波等)，包錯石針對中國人「花果飄零」之說，提出海外中國人的回歸，為華人知識分子指示出路。[註2]六七、 六八年世界各地學生運動此起彼落，本地青年激進運動的中堅，後來創辦《七零年代雙周刊》的莫昭如及吳仲賢，均深受感染。
轉變
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如蘇守忠、盧祺等的自發抗議，其後抗議規模擴大，受政府鎮壓並演變為騷動。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絲花廠以及接連的其他工潮，社會上民眾反抗情緒逐漸高漲，演變成親中左派領導的對抗殖民政府鬥爭。港英政府最終全面鎮壓民眾抗爭。
六七後親中左派改變策略，培養愛國分子的子弟接受專上及大學教育，以便日後在教育界發揮影響。
六十年代後期的大專界
六七年，面對電車罷工，港大學生會發起學生義務參與駕駛電車，雖然由反殖運動看，是反動行徑，但卻標誌著本地大學精英開始走出象牙塔去服務民眾的意識。
六 九年三月發生「珠海事件」(珠海訓導逼令學生解散文學研究社)，珠海學生吳仲賢及港大《學苑》編輯陳婉瑩發起學界的聯合抗議行動。港大亦發生《學苑》事 件，《學苑》編輯部決心堅持編輯自主，不受學生會幹事會干預，爭議導致《學苑》編輯部在架構上獨立於學生會幹事會。踏入七零年，大專及青年刊物聯手發起 「中文運動」(要求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同時，莫昭如及吳仲賢等創辦《70雙周刊》，倡議公社式開放組織形式，強調以行動介入社會，推動了學生及青年運 動進入保釣的高潮。本地青年開始認同香港作為「自己的地方」，而不再看做「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七十年代青年生活的氛圍
完全以公開考試(會考)為目標的教育，令青年感到生活意義的迷茫。
經歷六六、六七的社會動盪，來自社會低下層的學生，感受到普羅大眾在現實生活所受的壓迫。
中學生聯盟
中 學生因聯校活動(科學展覽、辯論比賽)，擴闊了社交圈子。李維鏗、關品方(後來大學的「國粹派」)與黎則奮辦學生刊物《學潮》，出版兩、三期，收到六百多 回條，組成「中學生聯盟」，並因而參與「學聯」。(「學聯」指「專上學生聯會」，一九五八年由徐永祥[註3]等人創辦)
從保釣運動到反貪污捉葛柏
一 九七零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初由海外中國學生(特別是北美地區)發動。香港學生(包括周魯逸)於2月14日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曾先 後於2月14日及18日在中區日本領事館前示威，抗議日本侵略釣魚台。2月18日行動中21學生及青年被警方拘捕，當中7人是大學生。事件令保釣青年情緒 更趨激動。
2月20日，《70雙周刊》再成功發動另一次大規模保釣遊行。
4月1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示威，約有一千同學參加。
7月7日，學聯於就釣魚台事件舉行維園示威，過程中政府出動警察鎮壓，有學生被追打受傷，並有學生遭拘捕。港大學生會卻在行動前宣佈退出示威行動，在校園內引起激辯。事實上，在七十年代的學運，中文大學學生的參與一直比港大積極，也同時較有社會理想。
一九七三年六月，涉嫌貪污的前總警師葛柏成功潛返回英國。消息傳出，很多香港市民，不滿政府處理不力，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息民怨，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檢討反貪污工作。(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
運動轉向低潮
七十年代初，經歷二十多年「資本原始積累」後，本港經濟開始起飛。72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逐步將殖民政府管治方式轉型，至73年底，再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運動由高峰轉向低潮。
港澳老托派(香港的樓子春、孫良駟、澳門的向青)介入運動，在青年刊物上與學生及青年辯論運動路線及策略。《70雙周刊》吳仲賢、岑建勳受到托派思想感染，開始由無政府轉向托派，莫昭如則仍堅持無政府路線。
此時，激進青年領袖紛紛到歐洲學習。中共亦開始對大專界進行統戰。
國粹派與社會派
親中「統戰」刊物《七十年代》雜誌的主編李怡，是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很多大專生在他的引導下認識祖國。《大公報》女記者葉中敏(現時仍於《大公報》出任高職)，經常聯繫大專界，進行統戰。
「大專服務隊」也相當活躍；隊員不會參加抗爭行動，而是搞「生活營」，並鼓勵大專學生「修橋築路」，培養服務人民的精神。
經 常回內地「認識祖國」，而實質上接受中共指導回港進行親中愛國宣傳的學生，在大專學生組織中十分普遍。麥華章、關品方、馮可強(《盤古》後期的主編)、劉 佩瓊、陳毓祥、程翔等，都屬於這批「國粹派」學生。[註4]在中共指引下，他們不會介入本地社會抗爭，與殖民地政府對抗。
七六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在思想上經歷了低潮，很多雖然保持親中關係，但已對社會主義理想幻滅，投身商界財團，離開運動。
所 謂「社會派」學運分子，其實骨幹衹有十多人。港大的曾澍基是當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其他包括陳文鴻、陸文強、王卓祺、黎則奮、杜耀明、石鏡泉等。「國粹派」 也曾拉攏社會派成員，但不太收效。(程翔曾組織井崗山訪問團邀約社會派骨幹參加。)社會派較注重社會理論的根據，同時重視介入本地社會問題。當時的影響力 並不太大，但其中一些畢業後任職教師、社工、新聞等行業。78年的金禧事件及79年的油麻地艇戶事件，不少都直接間接參與其中。82年電影《靚妹仔》引起 的社會道德辯論[註5]，催生了「匯點」(Meeting Point)的第一次論壇；「匯點」後來成了八十年代著名的論政團體，有不少成員是七十年代社會派。可是，經歷八九民運及九七回歸後，不少著名的社會派成 員(如曾澍基、陳文鴻、黎廷瑤、張健波)卻好像深深接受中共的政治、社會、經濟路線，反而似是向國粹派轉向。
國粹派與社會派人物的發展確有點詭異之處。
青激運動中的托派
前面提及，《七零年代雙周刊》部分成員傾向無政府主義(如莫昭如及零七年過身的傅炳榮)，但部分核心成員逐漸轉向托派。吳仲賢是當時青年托派的代表人物；《七零年代雙周刊》其他的托派成員，尚有梁宗廣、岑建動、黃望潮以及李懷明。
當 時其實存在不同的托派分支，本地托派其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例如吳仲賢[註6]及李懷明[註7]就分別屬於不同的托派分支組織[註8]。黎則奮及當時的 學運朋友並不太辨識到不同的托派分支，但記得開會時托派人常比學生組織人多，在搞行動上也相當主導。他們常與學生辯論運動的路線，這類關於社會運動的論爭 及遊說是七十年代社運文化的一部分，托派組織亦常冀望透過論爭過程吸收更多年輕朋友加入。
托派始終不是本地社運的主流位置，動員能力有限，因此也曾借助學生的行動，向托派國際組織「交差」；一九七五年，社會派學生組織遊行，抗議南韓的朴政熙政府鎮壓學生及工人運動；後來有托派組織在自己的報告中，卻把活動說成是自己發起的[註9]。
托 派組織十分關注中國民間運動，並認為有責任去介入及串聯內地的進步運動。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七八年西單的民主牆大字報風潮及其後的「北京之春」民主 潮，托派都有認真及深入的討論。[註10]托派的串聯工作，在中共嚴密監控及壓制下，不但迅速中止，更代價巨大。八一年三月，吳仲賢在內地被捕，「詐降」 後回港遭托派開除，他的政治運動生命亦完結；同年十二月，同屬「革馬盟」劉山青在國內聯繫民刊人士而被捕，更陷獄十年。
不過，托派中人對中國社會運動的觸覺始終較敏銳。因此，八九北京民運初起時，他們的反應也較迅速；當年四月，吳仲賢等人早意識運動將蔓延，努力聯繫及遊說學聯參與五四遊行。
記曾澍基：社會派的領袖人物
曾 澍基先後與黎則奮及社會派友人創辦大風社、進青社，推出社會及文化評論刊物《風雷》，又與陳文鴻、黎則奮等辦過一山書屋，出版《左翼評論》；一山除售賣正 版書外，也賣翻版大專教科書及翻版國內書。[註11]曾澍基確是七十年代社會派當中出色的人物。可是，八十年代末，逐漸遠離所有抗議或批判中國政權的社會 行動；這可能和他性格上的強烈民族感情有關。[註12]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註13]他仍不時從經濟研究角度， 發表經濟分析及政策建議。如在香港回歸後，倡議本地發展「二元經濟」[註14]，以及今年初提議政府注資強積金戶口，但近期的觀點，常給人與社會現實脫離 的感覺。[註15及註16]
七十年代本地的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等)在六十年代歐美的社運及文化圈子已十分受注意。
在本地，胡菊人可能是最早公開表示受新左派影響的人物；他對新左思想的接觸來自六十年代末參與美國愛俄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些朋友提到1976年出版的《號外》雜誌，以及早期《號外》表現的新左派文化色彩。《號外》的一位主要創辦人是陳冠中。他從不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記憶中，他在大學時代對新左文化理論的研究也不太深入。
陳冠中近年發表不少憶述《號外》的文字，但當中的記述往往欠缺了「知性上的真誠」(intellectual honesty)。因為：
(一) 陳強調《號外》是由他自己拉攏鄧小宇及丘世文三人創辦；過程中沒有諮詢其他人。可是，陳卻掩飾了最初他想出的是一份像《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本地書評刊物；經與曾澍基及黎則奮等的商討後，才有了《號外》初期作為文化社會雜誌的構思，一眾友人在最初幾期付出的心血也十分關鍵。[註 17]
(二) 陳雖有提及胡君毅的貢獻，但卻含糊其辭，沒有表明，胡君毅當初是黎則奮向他推荐的事實。[註18]
(三) 陳有提及丘世文稍後加入，卻沒有再談的是，丘世文與及新加入的股東，將《號外》轉向商業化及迎合布爾喬亞市場，換掉了初期的寫作班子。[註19]
(四) 黎則奮及友人後來辦《文化新潮》[註20]，是因為對《號外》路線轉向的失望，因而另辦刊物，嘗試以左翼「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去評議大眾文化的現象。這個事實陳應該十分清楚。[註21]
七十年代其他的社會改革力量
七 十年代尚有很多本地學生、青年群體，如「大專公社」、「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及各式各樣的青年文社，以致大學生群居的「小社堂」(mini- hall)。「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出版《曙暉》，史文鴻、馬國明等都曾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影響不少本地的青年工友，當時有陸漢斯、陳立僑，後來 《70年代雙周刊》「工學聯盟」的劉千石亦加入其中。
註釋：
(以下註釋由記錄者嘗試附上，希望對有興趣再深入了解的朋友，提供一點參考的渠道。)
[1]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發表於1961年《祖國》，見《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三民出版社，1974)，收在《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學生書局。
[2]包錯石等：《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原文發表於《盤古》，重刊於《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第272頁。
[3]徐永祥，港大醫科學生，離校時未畢業，後來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
[4] 「國粹派」這名稱最先是由曾澍基提出的，以彰顯當時學生運動中主流派及少數派的矛盾。根據曾澍基的憶述：「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週遭 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見曾澍基： 《「國粹派」、「社會派」源考》，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文章收錄在浸會大學的曾澍基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1973.doc)
[5]有關電影《靚妹仔》引發的爭議，參看方卡謬(黎則奮)：《反調》(廣角鏡，1984)書內的文章。
[6] 吳仲賢，《70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革馬盟」)，出版左翼政治刊物《戰訊》，八三年 在國內被捕後「詐降」，回港後遭「革馬盟」開除。生平簡介，可參看吳萱人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1997)。
[7]李懷明，《70 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當時與前「革命中國共產黨」成員彭述之等前輩聯繫，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新青社」，出版進步中學生刊物《左岸》，並 參與政治刊物《新思潮》、《十月評論》等。(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明報出版社，1992，頁59，頁63-65)
[8] 當時，國際托派運動存在著「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分野。根據李懷明的憶述：「吳仲賢及李懷明雖分屬當時的國際托派運動內的多數派和少數派，但不是分別屬 於不同的系統，他們之間的系統衹有一個：第四國際；他們的爭論從對拉美游擊戰術到古巴革命，從建黨策略到1975年葡萄牙革命，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越戰運 動。1978年起，兩人引渡年輕一代托派，統一而組成「革命馬克思義義者同盟」（革馬盟）。」(引自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有關本地多數派及少數派 的合併，可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頁66-72。)
[9]有關本地托派組織「交差」的需要，李懷明表示存疑。就他所知，國際托派並沒有規定地方支部要「交差」或提交報告。 (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
[10]內地四五運動的回顧，可參看陳子明等著：《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11]：陳冠中記述一山書屋兼賣盜版書，有明顯不同的圖像，強調書屋的盜版生意有既定原則：「除了出正版新書外，也盜版別家的書，只是我們盜得很有原則：只盜版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四人幫禁掉的書。」(見陳冠中《事後》第9章：「自己開書店」)
[12]：曾澍基在1982年有《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的文章，表達他對香港回歸中國，以及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3]： 對於黎則奮所述﹝「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曾澍基認為是失諸偏頗的。八九年，他在英國時曾參加華人學生抗議中共 政府的示威；但對於當年傾向混雜的民主運動及一些感情用事的有關詮釋，曾澍基是有所保留的。當年他趕寫博士論文，甚少有機會評論當時的運動。他曾有一篇較 詳細的有關文章，想在本地一份主要報紙發表，可是卻遭拒絕刊登。(根據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的電郵。)
[14]：「二元經 濟」(dual economy)，指社會上同時發展就業人數少的高增值行業，推動地區經濟，又同時維持就業人數多的相對低增值行業，解決就業問題。參看曾澍基：《二元經 濟：香港未來的挑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 ，《明報》論壇版。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5]： 曾澍基與王卓祺在年初，建議政府在盈餘豐厚的年份，將經濟紅利注入港人強積金戶口。(參考王卓祺、曾澍基：《有關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 «信報»2008年1月15日。)文中根據積金局數據，指出「強積金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目前全港349萬就業人口中已經有68%的參與率，涵蓋 213.8萬僱員及36.6萬自僱人士，共250.4萬人。」政府在08/09年財政預算案採納了類似建議，承諾為月入一萬以下的員工強積金戶口，注資六 千元。但預計受惠的市民只有百多萬，遠低於曾澍基的估計。其中的原因，是曾、王兩人忽略了強積金計劃一直十分缺乏監管，本港很多僱員及自僱者都沒有強積金 戶口。
[16]：關於黎則奮的意見(指曾澍基近期的分析與社會現實脫離)，曾澍基有給予回應(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電郵。)。他指與王 卓祺關於以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原是要儘量廣泛地為強積金戶口注資，而對貧窮階層可考慮更多的注資；但現時政府衹向月入一萬元以下的強積金 戶口注資，與原來的建議有很大出入。因此要評論他的想法是否脫離現實，不應以現時政府推出的方案為根據。此外，曾澍基相信他近年有關本地經濟的分析(二元 經濟、經濟結構的解體等)，仍然是在當前知識分子圈內有洞察力及啟發性的見解。他舉近期就香港經濟與內地「非均稱融合」的論文作為例子。(參看Tsang Shu-ki :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7, No.2, Fall 2007,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部份要點可見於曾澍基在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講演撮要，參看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Integration_080415.pdf)
[17]：「我惟一諮詢的是中學同學鄧小宇。」(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8]：「我曾到訪他們的[指劉迺強的《工貿商周》]編輯部，因而認識了美編胡君毅，黎則奮說胡君毅想不幹，我說正好我要找人。」(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9]：參看陳冠中《事後》第17章：「外星人來了」
[20]： 《文化新潮》(The Writer’s Magazine)， 1978年10月創刊，出版十二期後停刊；其後在1985年曾短暫復刊。《文化新潮》的創辦人包括曾澍基、黎則奮、黃醒華(七十年代初學運「社會派」領 袖，前學聯主席及亞洲學生協會秘書長，刊物的主要贊助人)、王卓祺(擔任該刊的發行人)，及多位朋友。
[21]：陳冠中回憶大學社會派及本地左翼 青年提及過《文化新潮》，但對於《文化新潮》班底與《號外》的微妙關係，卻隱而不提。「社會派在1979年底辦了《文化新潮》月刊，標榜新文化人和文化典 範轉移，健筆如黎則奮等製造了頗大聲浪。..」(見陳冠中《事後》第12章：「作為形容詞的左翼」)
Date: 2008/6/7
Section: 香港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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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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