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導遊阿珍辱罵大陸遊客時所表現的,正是「香港精神」,港人卻誇張其「他者性」。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能說「不」的秘密》及《破謬.思維》,最新的一本書是《精彩的偏見》(快樂書房出版)。
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就是社會向它的成員灌輸價值與規範的過程,個人由此學習和掌握社會上各種知識、技能、行為與觀念,從而有效地扮演社會分派給他們的角色。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化是把新成員納入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之中,並傳授社會文化的重要過程。從個人的角度看,社會化是個人取得自我和社會認同的關鍵。
在這個意義上,十年前隻身由家鄉湖北移民到香港尋找工作機會的導遊李巧珍(阿珍),絕對是一個成功地被香港社會化的個案。她辱罵大陸旅客的片段在網上播出後,譴責之聲此起彼落,一致認為她敗壞了香港旅遊業的名聲。這很諷刺,因為在「辱罵大陸旅客」過程中,阿珍所內化(internalize)—即深信不疑地接受—和表現的,正是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香港價值。
她恐嚇團友:「今天晚上住酒店,我會把酒店的房門全部鎖起來」,當然是於理不合、於法不容。可是,她其他的說理和推論,卻完全遵照香港人的邏輯:「在家窮就沒有所謂,走出來就不要這樣子」、「現在是你們欠了我的??我給你吃,給你住,但是你們不付出」和「這個世界,怎麼可能有免費午餐呢?」尤其是「怎麼可能有免費午餐」這個想法,在香港早已由一句經濟學的格言,普及化為一種民間和集體智慧,甚至尋常百姓都會隨時脫口而出的老生常談。
難怪操流利普通話,說起廣東話來帶濃烈鄉音的阿珍,在以罪人身份向公眾道歉的記者會上堅持以廣東話發言—即使被千夫所指,她仍然以她的香港人身份為榮。坦白說,身為香港人,其實應該覺得無地自容:整件事情彰顯的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香港價值,如果阿珍罪有應得,又試問有多少個香港人是清白到可以向她扔第一塊石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傳媒以至電視的「爆笑節目」(gag show)要那樣強調她的新移民身份,甚至以取笑她的廣東話為樂:唯有把阿珍當作一個非我族類的「他者」,並不斷誇張她的「他者性」(otherness),香港人才可以否認「她是我們的一份子」(she's one of us)的鐵一般的事實,而毋須面對自己的集體罪疚(collective guilt)。
社會的新成員在接受社會化的過程中,一個有效的學習榜樣(role model)的身教,往往比抽象的概念和憑空說理更重要。土生土長的八達通公司行政總裁陳碧鏵,由一個文儀器材業的低級職員,晉身為壟斷香港電子支付業務大集團的領導人,實現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所謂「香港夢」,也因此是不少香港市民—不只是新移民 —心目中的學習對象,甚至偶像。她在阿珍向公眾「謝罪」的同一日(七月二十七日)發表道歉聲明,為她出售市民的個人資料並公然說謊的「惡行」懺悔,是對要出人頭地的香港夢的一個既辛酸又辛辣的反諷;也象徵著「對價格瞭如指掌,對價值一無所知」的香港價值的破產。
這並非危言聳聽。香港社會的價值真空和道德危機,完全反映於特區政府的施政與管治。在香港這個「猖獗資本主義」(rampant Capitalism)肆虐的城市,不做捕食者(predator),就要做被捕食者 (prey)。「損人利己」和「見利忘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裡當然是貶詞,但是在香港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正是很多香港人的生存之道和營運法則(operating principle)。
特區政府在社會貧富對立、官民爭利的新階級鬥爭中,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無怪乎它在山頂豪宅地皮日前以逾百億港元成交後,馬上推出十一個豪宅拍賣,為庫房增加二億二千萬元的進帳。這種經濟理性駕馭一切的投機主義,跟地產商推出樓盤的「快、狠、準」如出一轍。
任何頭腦清醒、眼睛雪亮,甚至稍有常識的人都看得出,政府的「勾地制度」已經成為一個刺激樓宇投機買賣,並且確保樓價不斷向上攀升的有效,甚至自我實現的機制(self-fulfilling mechanism)。這就是勾地制度真正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勾地制度「行之有效」,完全反映了他要捍衛和最大化的是誰人的利益。■
刘再复:直声满学院——怀念吴世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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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再复
《刘再复散文精编第1卷师友纪事》2011年,第7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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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鲍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吴世昌先生又是鲍彤的舅父,所以,我怀念起吴世昌先生时总是想起鲍彤。而听到鲍彤的消息时,总是想起吴世昌先生。去年,我从《纽约时...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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