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香港人何以在先進經濟體系中工作時間最長？

荷蘭Groningen大學經濟學系本月初發表一項對世界重要經濟體的每年工時統計，出乎筆者意外，向有「最勤力」之譽的德國人，每年工作時數只有一千四百小時，英國的略高亦僅一千六百四十七小時，均比以「懶惰」見稱法國人的年工時一千五百小時少；美國人本有工作時間長的「優良」傳統，不過，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即戰後的情況，當年美國受薪階級的平均年工時為一千九百小時，至二○一一年已降為一千七百小時。

亞洲四小龍中，南韓和新加坡依次的年工時為二千二百小時及二千二百四十小時，香港則以二千三百小時掄元—香港的假期雖不算少，但受薪階級的工作時數在經濟發達體系中最長！

崇尚「嘆世界」的香港人何以在先進經濟體系中工作時間最長？答案可以數之不盡，惟筆者只擇一端，此為樓價租金太貴有以致之。

上世紀二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民生困頓，大部分人深感前路茫茫而嗟嘆悲觀之際，凱恩斯認為經濟前景樂觀，呼籲大家不必氣餒更毋須為後代擔憂；當時尚不知無後的他，於一九三○年寫下那篇筆者最近數度提及的短論：〈我們孫兒一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預測一百年後的二○三○年，人均實質（當時尚無「通脹〔指數〕順應」這個術語）收入比一九三○年高四至八倍，由於入息多了，無憂溫飽，「人們（we）傾向把剩餘精力（further energies）用於追求非經濟物事上」（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是溫飽知榮辱，知榮辱便追求自由和民主）。剩餘精力何來？凱恩斯指出到了二○三○年每周工時（當然指英國）僅十五小時，等於「剩餘精力」充沛。凱恩斯以無事不可解決的想像描繪了一幅「少做工夫多嘆世界」的新世紀圖像！

上述的「預測」正誤皆有。受薪者的實質收入，迄去年底止，比一九三○年升了約五倍，看情形至二○三○年無法達標，惟已在凱恩斯推測範圍之中。總方面看，凱恩斯的推斷是正確的；不過，每周工作十五小時（工時下降是因為機器取代了人的工作），便遠離事實。為什麼，即使在樓價升幅難望香港項背的英國，主因正是樓價漲幅大於薪津升幅—一九三○年，英國家庭平均用於物業的開支佔總入息百分之九點五；到了二○一二年，此比例已近百分之三十，即使期內平均收入有可觀增長，但樓價（和租金）的升漲更為凌厲！

香港的平均收入與物業開支的情況，肯定較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惡劣，以一般家庭平均用於供樓租樓的支出，起碼佔入息一半以上。換句話說，為了有瓦遮頭，香港人只能「超時」工作—如果不久後「標準工時」出籠，若果沒有大幅提高最低時薪的配合，工時縮短意味收入萎縮，受薪階層的居住問題更為嚴峻。但願當局興建公屋（或其他名目的公營物業）的速度與數量能夠與時並進，不然標準工時必有負面效果。

關於樓宇供應與價格問題，筆者向來認為取締欺騙置業者的「發水樓」、有秩序地拍賣土地供私營發展商建樓及視「無殼蝸牛」的數目而酌量增加公營樓宇，是保持自由市場特質不變的「最佳」（筆者心目中的最佳）辦法；但政府有權不能不用，因而推出多項早已引起業界尤其是物業代理—經紀—不滿的所謂「辣招」。顯而易見，這些「辣招」均有立竿見影效應，只是由於物業交易費用大增令成交大降，藉買賣樓宇為生的代理的生計便大受打擊，當局宜酌情微調「辣招」，特別是一些與非投機性炒賣有關的措施。不過，正如嶺大經濟學系主任何濼生教授所說，「辣招」之外，還有樓宇供應增加及加息周期將至，準買家意存觀望，代理平均生意額下挫，自不能免。筆者的憂慮則在上述種種目的在迫降樓價的措施已生微效，會冷卻買樓目的在增值的大部分準置業者的買樓意願。這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趁此因「辣招」導致的經濟變化上，「行業轉變」該相應進行。現今之（物業）代理，古稱「市儈」（直至清代仍非貶義詞），是指從買賣中謀利的「合市人」，這種職業的最大特點是有交易（不論雙方賺蝕）便有佣金，林則徐在〈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有這幾句話：「且市儈之牟利，無論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並非必待銀價甚昂然後獲利。」套入當前香港的市況是，不管樓價高低，只要有成交，代理便有利可圖；如何才能刺激物業成交，筆者的答案是樓價逐月（年）上升！看情形這種可能已難再現，為今之計，業界籌措基金以培訓被迫轉行的代理，也許是比較積極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