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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11六夜27°C 74%:和平獎還請大統領另起爐竈! - 一年一度的諾獎猜謎遊戲只剩“經濟”了。 科學獎通常有盼望、少爭議。文學獎既有盼望也有爭議。最富爭議的是政治性的和平獎。但近年的遴選標準很清楚:“人權”!其餘免問。 經濟獎也多少帶點爭議,但近年已由十幾年前美國學者包辦,變成較多頒給歐洲學者,多少反映經濟哲學由右派的美式自由,轉向較左的歐式干...11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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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踏板断了,测评视频下架,国产车质量问题,竟成了政治问题? -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的回廊 2026-10-9 10月8日,汽车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V800制动测试视频:三辆全新未经改装的汽车,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小时至完全停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时,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相似。三辆车分别在第二次、第三次和第...16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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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new development plan includes AI safety goals – Xinhua -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new broad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dopted by Chinese leadership includes demands for establishing artifici...20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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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 陳植棋的自畫像與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規畫的文化走讀路線 陳植棋自畫像(左,1930,東京藝術大學典藏),以及洪瑞麟為他繪製的肖像(右,1987,家屬收藏) 台灣美術史中重要的畫家有很多作品都是與西洋美術史中印象派的畫家"對齊"的,向日葵、花瓶、靜物、山,最重要的都是寫生實景不是虛構,而最重要自省的就是"...2 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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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2篇《你好,李焕英》 - 从电影院出来时已经下半夜了,记忆中这么晚看电影是几十年的事。连续三天没有买到票,只好买了夜里最后一场,电影散后街上空无一人,风寒心暖。 先说电影类型......>>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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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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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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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雪奇緣2》與尋求公義的啟示 - 「Let it go~ Let it go~」這首曾經街知巷問的歌曲,來自2013年迪士尼動畫《魔雪奇緣》。此套講述一位擁有冰魔法少女與其妹妹的姊妹情動畫當年風靡全球,成為家傳戶曉的故事。時隔六年,迪士尼再推出下集《魔雪奇緣2》,其中的冒險故事竟對今天的香港時局有所啟示。 電影一開首,時光倒流到愛莎及安娜小時...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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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 *泛民游說後 美國人權法案已失色* *https://www.facebook.com/plugins/post.php?href=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on8channel%2Fposts%2F3103581489683485&width=500 * ...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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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再擾亂續領 BNO 及平權運動 - 叫香港人續領 BNO 叫咗十鳩幾世,總係大把港燦港豬話「貴又貴過特區,免簽又少過特區」;連帶爭取平權運動進行咗咁耐,同樣都係大堆豬隻話「英國佬邊會咁好死吖」、「英國佬走咗就唔會再理香港」,續領比例唔夠10%。 好喇,呢期香港俾支那共匪搞到水深火熱,英國佬亦終於捨得出嚟廢噏「平權之意不可逆」,又起勢放風「平...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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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 (本文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香港人口急剧老化,人口生力军对维持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至少在近10年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 . . . 若非内地新移民不断补充新血,. . . . . 本港经济表现亦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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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摄稻城亚丁】忘忧仙境,梦开始的地方 -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睿智,出行也是一样,节奏慢一些才好,没有什么压力和过多的想法,有点阳光、几个好友、几盘儿小菜再+点小酒,足以。每一次上高原,我都回到了我心中的梦想之地,时隔 10年重返稻城亚丁,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美好,这里每天演绎的是生活,与稻城亚丁相比,很多地方只是在重复的谋生。 在我十几...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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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See It” has moved to www.jasonyng.com/as-i-see-it - *As I See It *has a new look and a new home!! Please bookmark www.jasonyng.com/as-i-see-it for the latest articles and a better reading experience. Legacy...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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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 - 公立醫院的一天 - 2017年10月24日 【明報文章】曾經,我們以香港的公共醫療為榮。昔日,有錢的住私家醫院,固然住得豪華舒適,就算普通市民,走入公立醫院,也住得舒舒服服,還要收費低廉,窮困家庭,也不愁應付不來。 因為孩子,在公立醫院呆了幾天,目睹那種種氣氛景象,不能不讓人懷起舊來。 踏進醫院,光是等電梯,就夠考驗耐性。尤...8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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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 獅子山隧道 最後由於有路段啲路爛不堪用,太過牙煙,政府要逢禮拜日封鎖慢線維修,上個禮拜未整完,所以今個禮拜, […] The post 獅子山隧道 都要大修。無第四條海隧留名睇香港交通有幾大劑 appeared first on MO's notebook 3.75G.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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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ogue 28 & 29 May: 3 talks, 1 movie - 得要完成所有改卷工作才可以來愛爾底,五月底,已是各大文化節的尾聲,只可以參予三場國際文學節 公開座談,但足以感 […]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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ブログ移転のお知らせ - This blog moved.New blog : http://sisinmaru.com/ ブログを移転しました。私信 まるです。http://sisinmaru.com/新ブログでは画像サイズが今までよりも少し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ブックマークの変更などお手数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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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不做不錯 -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一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的真正理由,因為在這個權力體制之內實在有太多可以干涉書籍以及其它文化產品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很難單從 一本書的被禁,去推理出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連貫的意識型態政策。舉個例子,去年有一部挺受好評的社會調查著作,曾經在內地獲獎,也曾在海外引起過一些 討論。那是本正式出版...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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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 日期 :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下午一時正(1.00pm)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東鐵粉嶺站C出口公園仔/小巴站集合。 路線 : 流水響水塘、鶴藪水塘、沙羅洞、鳳園。 步程 : 約4小時。 路長 : 約8公里。 Ref : 流水響郊遊徑 Click Symbol for 是日行程 ...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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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 Read More Hong Kong’s Chairman Mao – Szeto Wah1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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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 2013-06-11 【大文正論】裝傻扮痴批鬥陳雲,值得嗎? 以下 status 適合任何具有平常閱讀理解及甚至無須很高思考能力的人觀看,客觀來說,不可能看不明白: 1. 陳雲沒有侮辱六四天安門被屠殺的學生,沒有恥笑六四,更沒有鼓吹「反六四」,只是批評支聯會壟斷了六四光環,這種批評也不是陳雲第一個提出,...1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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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ant - After 12 years this blog is currently dormant and will probably retire some day soon, only to buy a small stone house on a Greek Island. There it will spen...1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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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政報告二零一五:全方位輸入人材清洗香港 - 以前話,行行出狀元。家下梁匪英黎推輸入外勞,為支那人大開方便之門(今次由其益港漂蝗生),認真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份! 明報:擬訂人才清單 輸入逾百工種11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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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自駕之旅 (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肇興侗寨 - 貴州簡稱黔,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7%,而且高原山地居多,其中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素有「地無三里平」之說,也可以想像得到遊貴州時大部份時間都會在山地和峽谷間穿梭。 今年國慶期間我們倆都七天假期,而國內高速公路在這段期間免費通行,便起了由東莞開車到貴州旅遊的想法。由東莞到貴州邊界大概...1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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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 Has anyone seen this? Here is a link to the article: Diaper Sales Down, Rash Cream Sales Up The article loosely explains and blames the drop in diaper sal...1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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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sk.xanga.com已停止更新 - 改版之後的xanga.com的功能及版面比以前遜色得太多,這個blog(kursk.xanga.com)連原有的模樣也難以維持,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停止更新。 本blog已經搬到自設的server,大家請移玉步到kurskHK.net。 另外,歡迎大家來Like一下本blog的Facebook page,這邊除了...13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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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image: Picture]我的新書出版了! 這是林超英先生的序: *香港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 *香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 香港,我們的家,山巒起伏,溪流婉轉,有平原壙野,有海灣島嶼,雖然祇是一千平方公里的南粵一隅,卻是一片獨具特色、風景千姿百態的土地,加上季候風的扶持,以及珠江與南海的滋潤...1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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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逆流 -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1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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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狂人 - 日本Cult至尊:鐵男-金屬獸 - 鐵男-金屬獸 世界的Cult片潮源於美國大都市的優皮群族之中。而80年代始,錄影帶普及令Cult片的接觸面更廣,所及範圍擴至全球。美國以外的另類片亦能登上國際邪壇。1989年,一部來自日本的地下獨立電影,以其瘋狂意念及特殊癖好,並揉合搖滾樂與日本特攝,一下子瘋魔全球的Cult片迷,尤如發現新大陸。那是塚本晉...1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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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知論是唯一正道? - 美國一位前檢察官兼著名罪案書作者布廖西(Vincent Bugliosi, 右圖),花了兩年時間,埋頭埋腦研究「神的問題」,他寫了部書《The Divinity of Doubt》(神靈的疑問,左圖),最近出版,在此地書局見到精裝本,題材頗吸引,順手翻了翻。 他得出結論,大意是說宗教界人士既不能...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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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 CASTRO'S REFLECTIONS: NATO'S INEVITABLE WAR (PART TWO) - When at just 27 years old Gaddafi, colonel in the Libyan army, inspired by his Egyptian colleague Abdel Nasser, overthrew King Idris I in 1969, he applied ...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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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聲納 4.1 明晚,現場〜 - 「聲納 SONART – MEDIA SOCIAL」 肉體、機械、代碼、性靈 媒體、社交、現場、激情 杭州聲納 2011.4.1 晚 6:30 PM 杭州市218號中國美院四號樓 聲納俱樂部 「聲納小組」是一支新媒体藝術團隊。它結合了中國美術學院跨媒体學院的創作、策展、理論、技術人材,系統地策劃製作跨國新媒體...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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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閱讀全文)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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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大旗嶺村 - 元朗大旗嶺村 攝影:TM Li 年份:2010年11月 元朗大旗嶺村本是元朗一條很大的村落,但最近己被大型屋苑所侵佔,大部份村屋己被拆掉,同時仍有大型屋苑在建築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相中所見的舊建築物及附近的環境將會消失。 ——TM Li View Larger Map1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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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謀殺」了陳易希? - 憑著發明「智能家居監察用的小型三輪機械車」,獲得「第55屆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的陳易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特地把一顆編號為20780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陳易希因而獲科大破格取錄入讀電子工程學士課程,成為第一位直接升讀大學的中五畢業生,於是全港家長沸騰,一股「陳易希 - 望...2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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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1日 星期日
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回顧 (黎則奮主講,胡偉忠整理)
背景
五、 六十年代,戰後文人(如徐復觀、司馬長風、胡菊人等)在本港宣揚祖國意識。美國支持的友聯出版社,宣傳自由主義反共,出版物包括:《兒童樂園》、《祖 國》、《知識分子》、《中國學生周報》。此外,本地文社活動也扮演了鼓勵青年關注及認識中國的角色;較著名的文社刊物有:《開放》、《華聲》、《烈焰》。
中 文大學前身的「新亞書院」,新儒家學者如錢穆、唐君毅在文化上發揮影響;他們提出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相信「苦難中國有明天」之說[註1]。六七年《盤 古》雜誌出版(創辦人包括胡菊人、戴天、黃維波等),包錯石針對中國人「花果飄零」之說,提出海外中國人的回歸,為華人知識分子指示出路。[註2]六七、 六八年世界各地學生運動此起彼落,本地青年激進運動的中堅,後來創辦《七零年代雙周刊》的莫昭如及吳仲賢,均深受感染。
轉變
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如蘇守忠、盧祺等的自發抗議,其後抗議規模擴大,受政府鎮壓並演變為騷動。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絲花廠以及接連的其他工潮,社會上民眾反抗情緒逐漸高漲,演變成親中左派領導的對抗殖民政府鬥爭。港英政府最終全面鎮壓民眾抗爭。
六七後親中左派改變策略,培養愛國分子的子弟接受專上及大學教育,以便日後在教育界發揮影響。
六十年代後期的大專界
六七年,面對電車罷工,港大學生會發起學生義務參與駕駛電車,雖然由反殖運動看,是反動行徑,但卻標誌著本地大學精英開始走出象牙塔去服務民眾的意識。
六 九年三月發生「珠海事件」(珠海訓導逼令學生解散文學研究社),珠海學生吳仲賢及港大《學苑》編輯陳婉瑩發起學界的聯合抗議行動。港大亦發生《學苑》事 件,《學苑》編輯部決心堅持編輯自主,不受學生會幹事會干預,爭議導致《學苑》編輯部在架構上獨立於學生會幹事會。踏入七零年,大專及青年刊物聯手發起 「中文運動」(要求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同時,莫昭如及吳仲賢等創辦《70雙周刊》,倡議公社式開放組織形式,強調以行動介入社會,推動了學生及青年運 動進入保釣的高潮。本地青年開始認同香港作為「自己的地方」,而不再看做「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七十年代青年生活的氛圍
完全以公開考試(會考)為目標的教育,令青年感到生活意義的迷茫。
經歷六六、六七的社會動盪,來自社會低下層的學生,感受到普羅大眾在現實生活所受的壓迫。
中學生聯盟
中 學生因聯校活動(科學展覽、辯論比賽),擴闊了社交圈子。李維鏗、關品方(後來大學的「國粹派」)與黎則奮辦學生刊物《學潮》,出版兩、三期,收到六百多 回條,組成「中學生聯盟」,並因而參與「學聯」。(「學聯」指「專上學生聯會」,一九五八年由徐永祥[註3]等人創辦)
從保釣運動到反貪污捉葛柏
一 九七零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初由海外中國學生(特別是北美地區)發動。香港學生(包括周魯逸)於2月14日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曾先 後於2月14日及18日在中區日本領事館前示威,抗議日本侵略釣魚台。2月18日行動中21學生及青年被警方拘捕,當中7人是大學生。事件令保釣青年情緒 更趨激動。
2月20日,《70雙周刊》再成功發動另一次大規模保釣遊行。
4月1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示威,約有一千同學參加。
7月7日,學聯於就釣魚台事件舉行維園示威,過程中政府出動警察鎮壓,有學生被追打受傷,並有學生遭拘捕。港大學生會卻在行動前宣佈退出示威行動,在校園內引起激辯。事實上,在七十年代的學運,中文大學學生的參與一直比港大積極,也同時較有社會理想。
一九七三年六月,涉嫌貪污的前總警師葛柏成功潛返回英國。消息傳出,很多香港市民,不滿政府處理不力,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息民怨,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檢討反貪污工作。(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
運動轉向低潮
七十年代初,經歷二十多年「資本原始積累」後,本港經濟開始起飛。72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逐步將殖民政府管治方式轉型,至73年底,再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運動由高峰轉向低潮。
港澳老托派(香港的樓子春、孫良駟、澳門的向青)介入運動,在青年刊物上與學生及青年辯論運動路線及策略。《70雙周刊》吳仲賢、岑建勳受到托派思想感染,開始由無政府轉向托派,莫昭如則仍堅持無政府路線。
此時,激進青年領袖紛紛到歐洲學習。中共亦開始對大專界進行統戰。
國粹派與社會派
親中「統戰」刊物《七十年代》雜誌的主編李怡,是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很多大專生在他的引導下認識祖國。《大公報》女記者葉中敏(現時仍於《大公報》出任高職),經常聯繫大專界,進行統戰。
「大專服務隊」也相當活躍;隊員不會參加抗爭行動,而是搞「生活營」,並鼓勵大專學生「修橋築路」,培養服務人民的精神。
經 常回內地「認識祖國」,而實質上接受中共指導回港進行親中愛國宣傳的學生,在大專學生組織中十分普遍。麥華章、關品方、馮可強(《盤古》後期的主編)、劉 佩瓊、陳毓祥、程翔等,都屬於這批「國粹派」學生。[註4]在中共指引下,他們不會介入本地社會抗爭,與殖民地政府對抗。
七六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在思想上經歷了低潮,很多雖然保持親中關係,但已對社會主義理想幻滅,投身商界財團,離開運動。
所 謂「社會派」學運分子,其實骨幹衹有十多人。港大的曾澍基是當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其他包括陳文鴻、陸文強、王卓祺、黎則奮、杜耀明、石鏡泉等。「國粹派」 也曾拉攏社會派成員,但不太收效。(程翔曾組織井崗山訪問團邀約社會派骨幹參加。)社會派較注重社會理論的根據,同時重視介入本地社會問題。當時的影響力 並不太大,但其中一些畢業後任職教師、社工、新聞等行業。78年的金禧事件及79年的油麻地艇戶事件,不少都直接間接參與其中。82年電影《靚妹仔》引起 的社會道德辯論[註5],催生了「匯點」(Meeting Point)的第一次論壇;「匯點」後來成了八十年代著名的論政團體,有不少成員是七十年代社會派。可是,經歷八九民運及九七回歸後,不少著名的社會派成 員(如曾澍基、陳文鴻、黎廷瑤、張健波)卻好像深深接受中共的政治、社會、經濟路線,反而似是向國粹派轉向。
國粹派與社會派人物的發展確有點詭異之處。
青激運動中的托派
前面提及,《七零年代雙周刊》部分成員傾向無政府主義(如莫昭如及零七年過身的傅炳榮),但部分核心成員逐漸轉向托派。吳仲賢是當時青年托派的代表人物;《七零年代雙周刊》其他的托派成員,尚有梁宗廣、岑建動、黃望潮以及李懷明。
當 時其實存在不同的托派分支,本地托派其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例如吳仲賢[註6]及李懷明[註7]就分別屬於不同的托派分支組織[註8]。黎則奮及當時的 學運朋友並不太辨識到不同的托派分支,但記得開會時托派人常比學生組織人多,在搞行動上也相當主導。他們常與學生辯論運動的路線,這類關於社會運動的論爭 及遊說是七十年代社運文化的一部分,托派組織亦常冀望透過論爭過程吸收更多年輕朋友加入。
托派始終不是本地社運的主流位置,動員能力有限,因此也曾借助學生的行動,向托派國際組織「交差」;一九七五年,社會派學生組織遊行,抗議南韓的朴政熙政府鎮壓學生及工人運動;後來有托派組織在自己的報告中,卻把活動說成是自己發起的[註9]。
托 派組織十分關注中國民間運動,並認為有責任去介入及串聯內地的進步運動。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七八年西單的民主牆大字報風潮及其後的「北京之春」民主 潮,托派都有認真及深入的討論。[註10]托派的串聯工作,在中共嚴密監控及壓制下,不但迅速中止,更代價巨大。八一年三月,吳仲賢在內地被捕,「詐降」 後回港遭托派開除,他的政治運動生命亦完結;同年十二月,同屬「革馬盟」劉山青在國內聯繫民刊人士而被捕,更陷獄十年。
不過,托派中人對中國社會運動的觸覺始終較敏銳。因此,八九北京民運初起時,他們的反應也較迅速;當年四月,吳仲賢等人早意識運動將蔓延,努力聯繫及遊說學聯參與五四遊行。
記曾澍基:社會派的領袖人物
曾 澍基先後與黎則奮及社會派友人創辦大風社、進青社,推出社會及文化評論刊物《風雷》,又與陳文鴻、黎則奮等辦過一山書屋,出版《左翼評論》;一山除售賣正 版書外,也賣翻版大專教科書及翻版國內書。[註11]曾澍基確是七十年代社會派當中出色的人物。可是,八十年代末,逐漸遠離所有抗議或批判中國政權的社會 行動;這可能和他性格上的強烈民族感情有關。[註12]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註13]他仍不時從經濟研究角度, 發表經濟分析及政策建議。如在香港回歸後,倡議本地發展「二元經濟」[註14],以及今年初提議政府注資強積金戶口,但近期的觀點,常給人與社會現實脫離 的感覺。[註15及註16]
七十年代本地的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等)在六十年代歐美的社運及文化圈子已十分受注意。
在本地,胡菊人可能是最早公開表示受新左派影響的人物;他對新左思想的接觸來自六十年代末參與美國愛俄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些朋友提到1976年出版的《號外》雜誌,以及早期《號外》表現的新左派文化色彩。《號外》的一位主要創辦人是陳冠中。他從不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記憶中,他在大學時代對新左文化理論的研究也不太深入。
陳冠中近年發表不少憶述《號外》的文字,但當中的記述往往欠缺了「知性上的真誠」(intellectual honesty)。因為:
(一) 陳強調《號外》是由他自己拉攏鄧小宇及丘世文三人創辦;過程中沒有諮詢其他人。可是,陳卻掩飾了最初他想出的是一份像《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本地書評刊物;經與曾澍基及黎則奮等的商討後,才有了《號外》初期作為文化社會雜誌的構思,一眾友人在最初幾期付出的心血也十分關鍵。[註 17]
(二) 陳雖有提及胡君毅的貢獻,但卻含糊其辭,沒有表明,胡君毅當初是黎則奮向他推荐的事實。[註18]
(三) 陳有提及丘世文稍後加入,卻沒有再談的是,丘世文與及新加入的股東,將《號外》轉向商業化及迎合布爾喬亞市場,換掉了初期的寫作班子。[註19]
(四) 黎則奮及友人後來辦《文化新潮》[註20],是因為對《號外》路線轉向的失望,因而另辦刊物,嘗試以左翼「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去評議大眾文化的現象。這個事實陳應該十分清楚。[註21]
七十年代其他的社會改革力量
七 十年代尚有很多本地學生、青年群體,如「大專公社」、「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及各式各樣的青年文社,以致大學生群居的「小社堂」(mini- hall)。「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出版《曙暉》,史文鴻、馬國明等都曾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影響不少本地的青年工友,當時有陸漢斯、陳立僑,後來 《70年代雙周刊》「工學聯盟」的劉千石亦加入其中。
註釋:
(以下註釋由記錄者嘗試附上,希望對有興趣再深入了解的朋友,提供一點參考的渠道。)
[1]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發表於1961年《祖國》,見《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三民出版社,1974),收在《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學生書局。
[2]包錯石等:《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原文發表於《盤古》,重刊於《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第272頁。
[3]徐永祥,港大醫科學生,離校時未畢業,後來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
[4] 「國粹派」這名稱最先是由曾澍基提出的,以彰顯當時學生運動中主流派及少數派的矛盾。根據曾澍基的憶述:「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週遭 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見曾澍基: 《「國粹派」、「社會派」源考》,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文章收錄在浸會大學的曾澍基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1973.doc)
[5]有關電影《靚妹仔》引發的爭議,參看方卡謬(黎則奮):《反調》(廣角鏡,1984)書內的文章。
[6] 吳仲賢,《70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革馬盟」),出版左翼政治刊物《戰訊》,八三年 在國內被捕後「詐降」,回港後遭「革馬盟」開除。生平簡介,可參看吳萱人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1997)。
[7]李懷明,《70 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當時與前「革命中國共產黨」成員彭述之等前輩聯繫,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新青社」,出版進步中學生刊物《左岸》,並 參與政治刊物《新思潮》、《十月評論》等。(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明報出版社,1992,頁59,頁63-65)
[8] 當時,國際托派運動存在著「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分野。根據李懷明的憶述:「吳仲賢及李懷明雖分屬當時的國際托派運動內的多數派和少數派,但不是分別屬 於不同的系統,他們之間的系統衹有一個:第四國際;他們的爭論從對拉美游擊戰術到古巴革命,從建黨策略到1975年葡萄牙革命,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越戰運 動。1978年起,兩人引渡年輕一代托派,統一而組成「革命馬克思義義者同盟」(革馬盟)。」(引自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有關本地多數派及少數派 的合併,可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頁66-72。)
[9]有關本地托派組織「交差」的需要,李懷明表示存疑。就他所知,國際托派並沒有規定地方支部要「交差」或提交報告。 (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
[10]內地四五運動的回顧,可參看陳子明等著:《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11]:陳冠中記述一山書屋兼賣盜版書,有明顯不同的圖像,強調書屋的盜版生意有既定原則:「除了出正版新書外,也盜版別家的書,只是我們盜得很有原則:只盜版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四人幫禁掉的書。」(見陳冠中《事後》第9章:「自己開書店」)
[12]:曾澍基在1982年有《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的文章,表達他對香港回歸中國,以及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3]: 對於黎則奮所述﹝「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曾澍基認為是失諸偏頗的。八九年,他在英國時曾參加華人學生抗議中共 政府的示威;但對於當年傾向混雜的民主運動及一些感情用事的有關詮釋,曾澍基是有所保留的。當年他趕寫博士論文,甚少有機會評論當時的運動。他曾有一篇較 詳細的有關文章,想在本地一份主要報紙發表,可是卻遭拒絕刊登。(根據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的電郵。)
[14]:「二元經 濟」(dual economy),指社會上同時發展就業人數少的高增值行業,推動地區經濟,又同時維持就業人數多的相對低增值行業,解決就業問題。參看曾澍基:《二元經 濟:香港未來的挑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 ,《明報》論壇版。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5]: 曾澍基與王卓祺在年初,建議政府在盈餘豐厚的年份,將經濟紅利注入港人強積金戶口。(參考王卓祺、曾澍基:《有關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 «信報»2008年1月15日。)文中根據積金局數據,指出「強積金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目前全港349萬就業人口中已經有68%的參與率,涵蓋 213.8萬僱員及36.6萬自僱人士,共250.4萬人。」政府在08/09年財政預算案採納了類似建議,承諾為月入一萬以下的員工強積金戶口,注資六 千元。但預計受惠的市民只有百多萬,遠低於曾澍基的估計。其中的原因,是曾、王兩人忽略了強積金計劃一直十分缺乏監管,本港很多僱員及自僱者都沒有強積金 戶口。
[16]:關於黎則奮的意見(指曾澍基近期的分析與社會現實脫離),曾澍基有給予回應(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電郵。)。他指與王 卓祺關於以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原是要儘量廣泛地為強積金戶口注資,而對貧窮階層可考慮更多的注資;但現時政府衹向月入一萬元以下的強積金 戶口注資,與原來的建議有很大出入。因此要評論他的想法是否脫離現實,不應以現時政府推出的方案為根據。此外,曾澍基相信他近年有關本地經濟的分析(二元 經濟、經濟結構的解體等),仍然是在當前知識分子圈內有洞察力及啟發性的見解。他舉近期就香港經濟與內地「非均稱融合」的論文作為例子。(參看Tsang Shu-ki :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7, No.2, Fall 2007,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部份要點可見於曾澍基在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講演撮要,參看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Integration_080415.pdf)
[17]:「我惟一諮詢的是中學同學鄧小宇。」(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8]:「我曾到訪他們的[指劉迺強的《工貿商周》]編輯部,因而認識了美編胡君毅,黎則奮說胡君毅想不幹,我說正好我要找人。」(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9]:參看陳冠中《事後》第17章:「外星人來了」
[20]: 《文化新潮》(The Writer’s Magazine), 1978年10月創刊,出版十二期後停刊;其後在1985年曾短暫復刊。《文化新潮》的創辦人包括曾澍基、黎則奮、黃醒華(七十年代初學運「社會派」領 袖,前學聯主席及亞洲學生協會秘書長,刊物的主要贊助人)、王卓祺(擔任該刊的發行人),及多位朋友。
[21]:陳冠中回憶大學社會派及本地左翼 青年提及過《文化新潮》,但對於《文化新潮》班底與《號外》的微妙關係,卻隱而不提。「社會派在1979年底辦了《文化新潮》月刊,標榜新文化人和文化典 範轉移,健筆如黎則奮等製造了頗大聲浪。..」(見陳冠中《事後》第12章:「作為形容詞的左翼」)
Date: 2008/6/7
Section: 香港評論
The URL for this article is: 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695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Hong Kong Viscera By Koon-Chung Chan
1
‘Hong Kong is more Chinese than China’, an intellectual friend from mainland China insisted. He considered it his prized insight after being stationed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10 year and it is a complete reversal of his earlier preconception about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Of course my friend would not voice his strident if not politically incorrect view publicly. Publicly,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ich to a cynical mind is not too different from saying it is a culturally degenerated Chinese frontier town and an enclave of ersatz westernizaion -- that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Of course,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most Chinese, including the local people, is that Hong Kong is modernized, urbanized and developed:three putative goals of present-day China, and therefore culturally it could only be more westernized but not more Chinese than mainland China.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local elites did not try to imitate their colonial masters, or that ideas, artifacts and the systems of the colonizers did not leave their imprint on Hong Kong as in other generic colonies. It only indicates tha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dentify some salient features of Hong Kong to prove it has out-Chinesed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rendering the idea of Chineseness problematic. The reverse can also easily be true. Few Hong Kong residents could name the capitols of all the mainland provinces, for example.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residents of Hong Kong probably know much less about contemporary China than mainlanders, 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the ‘state culture’ that has become embedded in China only after 1949, the yea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The state culture started out as a part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s it was modeled after its Leninist counterpart in Soviet Union. Its inchoate form was developed at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revolutionary bases in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of the entire mainland in 1949, party culture through state power became state culture. It was a willing copycat in many ways, inspired by and borrowed heavily from its Soviet ‘big brother’, it eventually developed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remaining recognizab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autochthonous, ethnic Chinese culture.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rejuvenating cultures – also substantially based on appropriating Eurocentric notions which were often mediated by modern Japanese renditions --
2
It was said pre-colonial Hong Kong was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hat was a half-truth. There were pockets of natives living on boats or in various walled communities, some complete with their own sophisticated class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ong before there were colonialists. But the natives were soon out-numbered by settlers, mostly Han Chinese from the mainland and particularly from the Guangdong area: Cantonese, Hakkas, Hoklos and Tankas, who for motley reasons preferred to live in the free port. Their dialects were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to each other. On the eve of the Pacific War, the population reached one and a half million. Most fled the colony to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occupation. Only half a million people remained in 1945. It soon ballooned to over 2 million in 1951. The year 1949 alone witnessed an influx of nearly 900,000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Some were returnees from Guangdong, but there were also phalanxes of new migrants, refugees fleeing communism from every part of China. To them Hong Kong was a safe haven, a sojourn that protected them until they could return to China, or a jumping-board for migr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Many of them became settlers eventually. The word ‘local’ did not have a coherent meaning until the post-war local-born baby boomers came of age in the 1970s, when the identity of Hongkongers, in contrast to the mainlanders, was minted.
Culturally it makes no sense to say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rule will facilitate the re-emergence of local culture. It could not possibly be referring to a pristine, pre-colonial culture. It is also senseless to presume an essentialist Chinese
5
The (re-)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1960s but went on full speed in late 1970s, had been a process of incessant hybridization. Ironically, it was in the labyrinth of such hybrid cultural localization that a distinct identity of the locals had emerged.
Together with contemporaneou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reforms and strict border control, the burgeoning hybridized and localized Cantonese culture helped the locals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lony and as a result a notion of us and them slowly emerged – Hongkongers subjective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ers.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rough this distinction from mainlande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nstructed their strong identity.
On the visceral level, locals have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their identity and rooted common culture. Mini-narratives abounded with insightful depictions. But the colonized mind suppresses the local mind to think outside of borrowed terms when it comes to ‘rationally’ describing the big picture of Hong Kong. They too often revert back to rehearsed cants --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urned economic miracle, a free economy, a modern city that is advanced and developed, prosperous and stable. This is the colonized mind of myopic self-congratulating winners.
6
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ag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colonized mind had internalized uncritically all tenets and values of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developmentalism, managerial rationality, Thatcherism,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free trade globalism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fter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It had prided itself on fulfilling all the best promises of the above, except nationalism, while it was still a colony. It was considered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where people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relatively good governance was guaranteed. Along with highly popular locally-generated culture, Americ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cultures were eagerly consumed by affluent local people, donning the colony with a cosmopolitan oomph. Instead of feeling deprived of dignity, the locals – not limited to the elite class but the majority – were emboldened by their achievements and wanted to maintain the colonial status quo. At least that was the manifested public will in the 1980s.
In other words, by the early 1980s, neo-liberalism had already trumped late colonialism, not only neutralizing but also normalizing the latt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as a commendable surrogate on borrowed time. The locals almost felt sorry that it eventually had to go. Coloniality was no longer fore-grounded. The colonized mind turned subtlest at this point and was all the more untouchable, as if it was in a mental airlock. The word colony had been a weak signifier since then; instead, the colony was fondly called the territory, the city, our town or just Hong Kong.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by then the locals did not see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third world, the tri-continents, the south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or even an emerging country. It could not imagine itself sharing any commonality with other ex-colon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islands or Polynesia. Most locals hardly noticed the Irish question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felt solidarity with anti-colonial armed struggle by led by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They readily bought into the CCP-calibrat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 other words,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 outlook that the local elites were so proud of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Hellenistic 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or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was very much a produc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ingapore was the only ex-colony-turned-independent-state considered worthy of comparison, as a competitor to out-number each other in the capacity of container ports, GDP per capita or free economy ranking by the neo-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But probing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both places would be too sensitive for Hong Kong. Like the word colony, the words city-state,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 though not strictly tabooed, were rarely used descriptively or prescriptively.
Only with the post-1997 gambit and the (re-)celebr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agenda in tandem did Hongkongers feel mildly inadequate again culturally. Unlike my intellectual mainland friend who took the quaint view that Hong Kong was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than China, local officials and most elites accept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Hong Kong is not Chinese enough because it has been a British colony. Since practically all SAR officials and most locals had acquiesced to and abetted the colonizers, to exonerate one’s unsavory association with colonialism, the only de-colonization project left seems to be this: to become more Chinese, whatever the word means.
Meanwhile, apologis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eat the drum that Hong Kong’s role is to be a hub of world capitalism – ‘Be like Manhattan’, a SAR high official once said..
7
Let’s backtrack a little. On the ev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1945, the British navy outran the Nationalist (Kuomintang) forces un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to claim control of Hong Kong.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Allied powers which specified that the Japanese forces in the China theatre should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The discourse on the so-called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routinely grouped Japan with Singapore, Taiwan, Korea and Hong Kong. Explanations of their economic success r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Confucian work ethics. Hong Kong was always the odd place ou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known for its professed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ffairs. As for the ambivalent Confucian influence, emphases were usually placed on authority,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loyalty, while Hong Kong was noted for its entrepreneurship, can-do spirit, flexibility, workforce mobility and, as one sociologist put it, functional familialism.
Happy with the status of being one of the Asian Tigers, Hong Kong however sought explanation from elsewhere for its economic success and embraced neo-liberalism. Thatcherites and acolytes of Chicago-trained economists were so successful in their edifying efforts that by the early 1980s an ideology akin to 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 became the orthodoxy among the local ruling elites. Unfortunately, this ‘official’ view is neither an empirically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recent past nor an adequate guiding light for its near future.
culture, traditional or contemporary. As for locally generated culture that could be conveniently called Hong Kong’s indigenous culture – a mongrel culture, it had always existed and flourished during colon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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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ial authority’s pragmatic ‘benign neglect’ resulted in a de facto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that had allowed local culture to subsist largely untrammeled since early colonial days. Before 1949, local mongrel culture and Guangdong indigenous culture nourished each other. Hong Kong-made movies in Cantonese or Hoklo dialects were watched in Guangdong, while Cantonese opera troupes routinely travell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Guangzhou, Hong Kong, Macau and other parts of Guangdong. After 1949, im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brought their own eclectic indigenous cultures to Hong Kong. Among the new immigrants were filmmakers, singers, writers and scholar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but particularly from Shanghai, then the centr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They might speak Shanghainese in private, but their artistic outputs were in Mandarin, already the official national language. Mandarin songs became Hong Kong’s pop songs; Mandarin-speaking movies out-performed Cantonese-speaking productions at the local box office, and the prolific ‘south-bound’ writers penned most of the newspaper columns and serialized novels. Meanwhile, there were English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Hollywood movi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expatriate communities and the growing popul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bilingual locals. Anglo-American pop songs, fashion and youth culture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ost-1949 boom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Beatles’ visit to Hong Kong during its first world tour in 1964. Englis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pop and elite cultures together formed a trans-cultural space where the locals, especially educated young people, could cross-over and exercise cultural sampling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When the boomers came of age, their regurgitated cultural curds were mongrelized beyond salvage. With all its impurity, excess and misappropriation, a Hong Kong style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not meant to be admired but to be enjoyed by the locals – and it was eventually consum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ong Kong movies, TV series and Cantopop music, all in Cantonese this time, not only dominated the local market as substitutes for imported English and Mandarin products, but were also exported to neighboring area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so much so that they constituted what one radical Taiwanese critic called a ‘sub-imperialist’ condition. This all happen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the 1980s,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rule in 1997.
Local writers have also been trying out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Chinese writings in the colony.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Hong Kong was called ‘the fortunate land’ (fu di) or ‘heaven’ (tian tang) by those who fled Communism. The pro-government mainstream press routinely pleaded to the discontented masses not to ‘rock the boat’ – 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colonialism or Communism, prevailed here. Left-leaning or anti-colonial writers however we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realist narratives, in an often tendentious attempt to show the plight of the colonial under-class, though in the Communist mainland, it was agitprop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rather than European high realism that was officially promoted or tolerated.
Some of the less partisan writers understandably wanted none of the above and turned to other genres. Closely following trends of the West, a small group of ‘serious’ Hong Kong writers freely experimented with the writing style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existentialism, magical realism and meta-fiction, before similar techniques were attempted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These works were later canonized not only for their early use of modernist or post-modernist techniques but also for their penetrating portrayals of the otherwise ineffable Hong Kong. It would be therefore unfair to regard these modernist writings as ‘co-authors’ of colonialism, as non-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was sometimes accused of in postcolonial literary criticism. Serious literary works in Hong Kong were rare and marginalized. The very act of writing serious literature – realist or modernist – was itself a conscious resistance to the mainstream market-oriented value which was also the core value of late colonialism in Hong Kong. Some of the modernist attempts, with their uncanny narratives and stylistic pastiche, were prescient in depicting the fledgling local identity, which was a product of hybridization.
Middle-brow literature also exhibited distinctively Hong Kong characteristics. Popular ‘women’s’ novels often wrote about the romantic vicissitudes of career women, together with their consumerist lifestyle. They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defining what an educated and often affluent, urbane and independent Hong Kong woman should be like. Coloniality was seldom the subject matte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often considered themselves sophisticated denizens of a cosmopolitan city called Hong Kong.
Even more widely read were serialized fable writings – martial arts novels. In its early day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this genre was simply read as entertainment. Now the best of the martial-arts novels are considered literary classics. Their setting was pre-modern China. Though they were not about Hong Kong, some of them made allegorical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martial art genre allowed its writers greater freedom to talk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literati class’ strategy of resistance to the westernizing colony and the tradition-trashing of Communist China. These novels were scribed in a polished form of written Chinese that added to their prestige. As a result, many local readers’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as
Though there were some literary works using vernacular Cantonese, or a combination of Cantonese dialect and formal written Chinese, they were often looked down upon by the local elites. For a long time, only satirical short essays and serialized low-brow fictions on contemporary plebian subject matters were written in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The more ambitious literary works were i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at most inserting a few Cantonese words to enhance local colour. Even the dialogues in the realist novels about Hong Kong were mostly i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instead of the popular Cantonese dialect. Cantonese-speaking local writers were known for their anxiety of inadequacy over mastering formal written Chinese largely based on Mandarin and northern dialects. Though the inclusion of Cantonese dialect in published works has been more common in recent years,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could not hope to replace formal written Chinese. A hybrid Cantonese-Chinese work will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easy reading even to the Cantonese-speaking locals, since reading habits have been built on formal written Chinese for generations. Whether this could be considered a handicap – a discursive stuttering - for the locals who tried to articulate in its own tongue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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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1960s but went on full speed in late 1970s, had been a process of incessant hybridization. Ironically, it was in the labyrinth of such hybrid cultural localization that a distinct identity of the locals had emerged.
Together with contemporaneou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reforms and strict border control, the burgeoning hybridized and localized Cantonese culture helped the locals to construct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lony and as a result a notion of us and them slowly emerged – Hongkongers subjective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ers.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rough this distinction from mainlande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nstructed their strong identity.
On the visceral level, locals have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their identity and rooted common culture. Mini-narratives abounded with insightful depictions. But the colonized mind suppresses the local mind to think outside of borrowed terms when it comes to ‘rationally’ describing the big picture of Hong Kong. They too often revert back to rehearsed cants --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an island of barren rocks turned economic miracle, a free economy, a modern city that is advanced and developed, prosperous and stable. This is the colonized mind of myopic self-congratulating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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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ag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colonized mind had internalized uncritically all tenets and values of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developmentalism, managerial rationality, Thatcherism,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free trade globalism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fter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It had prided itself on fulfilling all the best promises of the above, except nationalism, while it was still a colony. It was considered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where people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relatively good governance was guaranteed. Along with highly popular locally-generated culture, American, Japanese and European cultures were eagerly consumed by affluent local people, donning the colony with a cosmopolitan oomph. Instead of feeling deprived of dignity, the locals – not limited to the elite class but the majority – were emboldened by their achievements and wanted to maintain the colonial status quo. At least that was the manifested public will in the 1980s.
In other words, by the early 1980s, neo-liberalism had already trumped late colonialism, not only neutralizing but also normalizing the latt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as a commendable surrogate on borrowed time. The locals almost felt sorry that it eventually had to go. Coloniality was no longer fore-grounded. The colonized mind turned subtlest at this point and was all the more untouchable, as if it was in a mental airlock. The word colony had been a weak signifier since then; instead, the colony was fondly called the territory, the city, our town or just Hong Kong.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by then the locals did not see Hong Kong as part of the third world, the tri-continents, the south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or even an emerging country. It could not imagine itself sharing any commonality with other ex-colon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islands or Polynesia. Most locals hardly noticed the Irish question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r felt solidarity with anti-colonial armed struggle by led by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They readily bought into the CCP-calibrat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 other words,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 outlook that the local elites were so proud of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Hellenistic 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or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was very much a product of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ingapore was the only ex-colony-turned-independent-state considered worthy of comparison, as a competitor to out-number each other in the capacity of container ports, GDP per capita or free economy ranking by the neo-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But probing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both places would be too sensitive for Hong Kong. Like the word colony, the words city-state,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 though not strictly tabooed, were rarely used descriptively or prescriptively.
Only with the post-1997 gambit and the (re-)celebr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agenda in tandem did Hongkongers feel mildly inadequate again culturally. Unlike my intellectual mainland friend who took the quaint view that Hong Kong was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than China, local officials and most elites accepted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Hong Kong is not Chinese enough because it has been a British colony. Since practically all SAR officials and most locals had acquiesced to and abetted the colonizers, to exonerate one’s unsavory association with colonialism, the only de-colonization project left seems to be this: to become more Chinese, whatever the word means.
Meanwhile, apologis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eat the drum that Hong Kong’s role is to be a hub of world capitalism – ‘Be like Manhattan’, a SAR high official onc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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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backtrack a little. On the ev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1945, the British navy outran the Nationalist (Kuomintang) forces und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 to claim control of Hong Kong.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Allied powers which specified that the Japanese forces in the China theatre should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The discourse on the so-called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routinely grouped Japan with Singapore, Taiwan, Korea and Hong Kong. Explanations of their economic success ranged from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Confucian work ethics. Hong Kong was always the odd place ou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known for its professed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ffairs. As for the ambivalent Confucian influence, emphases were usually placed on authority, 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loyalty, while Hong Kong was noted for its entrepreneurship, can-do spirit, flexibility, workforce mobility and, as one sociologist put it, functional familialism.
Happy with the status of being one of the Asian Tigers, Hong Kong however sought explanation from elsewhere for its economic success and embraced neo-liberalism. Thatcherites and acolytes of Chicago-trained economists were so successful in their edifying efforts that by the early 1980s an ideology akin to 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 became the orthodoxy among the local ruling elites. Unfortunately, this ‘official’ view is neither an empirically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recent past nor an adequate guiding light for its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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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to half of the Hong Kong populace once lived in government-built and subsidized houses. Publicly funded medical premises not only had the best facilities and expertise but were also open to the public, with nominal charge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as compulsory and free. Public money was used to support symphony, theatre , ballet troupes, film, arts festivals, and many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t was a far cry from laissez-faire and the Lockean limited government agenda of the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ts.
Murray MacLehose, governor from 1971 to 1982, initiated or completed most of the reformist projects that made acceptable governance possible, including designating Chinese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alongside English, and the all-important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1974, without which the claim of rule of law would be a sham. MacLehose was not without opposition from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Take the case of seven-day annual paid leave for employees for example: he was fiercely contested by both loc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pro-Beijing “leftists”, but he pushed the legislation through nonetheless.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legislations on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were opposed by local business groups, to the point that in a published paper by the Fabian Society calling for reforms in Hong Kong in 1976, it began sarcastically by saying: ‘Of course, there would be an outcry. No-one in the world over-reacts to such matters as does the Hong Kong businessmen’.
From the year 1970 when a majority of laborers worked seven days a week without any paid leave to the passing of more than 100 welfare and soci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s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the MacLehose government showed great autonomy against the lobby of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 and managed to usher in what could be calle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olerable social justice and acceptable governance. By the early 1980s, Hong Kong was a transformed colony, a showcase of late coloniality:
Economically, it developed from a manufacturing town to a finance-and-service world city;
Socially, it evolved from an enclave of refugees, floating passers-by and migrants into a society of permanent settlers with a shared identity;
Culturally, it changed from a cultural backwater dominated by imported
and non-vernacular products to a regional centre with impressive cultural outputs for both internal consumption and exports.
It was this ‘new’ Hong Kong that MacLehose and Margaret Thatcher took to Beijing in 1982.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so impressed China’s patriarch Deng Xiaoping he averred that its capitalist system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for 50 years aft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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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rony was that as Hongkongers fervently tried to protect the status quo in the 1980s, they took a neo-liberal turn in summing up its success formula. Not only were the contributions of local activists and progressives not acknowledged, even MacLehose‘s reformist legacy of strong governance was sidelined, as i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taken a backseat while Hong Kong transformed itself miraculously into a well-managed world city. Instead, most of the credit went to the long-standing rule of law that guarantee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nd a free-enterprising market economy where ‘businessman knows best’. Milton Friedman’s oft-quoted praise of Hong Kong as a free economy par excellence was taken as proof of its merits. Hong Kong did not have to learn from other Asian Tigers; it was exceptional.
Hong Kong was soon offered another golden opportunity: the opening-up of China.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 in 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cities was often painful, but for Hong Kong it was mostly pleasant, at least in the initial decad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oved over to the neighboring Pearl River Delta area in Guangdong, where cheap labor guaranteed the Hong Kong-owned enterprises’ profitability without re-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workers were sent to the Guangdong factories as foremen and managers. The industrial lands in the colony were
To make things worse, household median income dropped substantially below that of 1996. Unlike before 1997 when real income had increased for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ong Kong became a generic global city where the rich gets richer and the poor gets poorer. The Gini co-efficiency of over 0.52 topped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was also the highest in Hong Kong’s history. Other affluent Asia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Korea, Taiwan and even Singapore, all facing the same pressure from globalization, have witnessed far less severe polarization of wealth.
Hong Kong could no longer blame all its woes on the natural cycles of world economy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Some of the problems must have been internal. Obviously, neo-liberal dogmas had their limitations.
If the 1970s was the progressive decade, the 1980s until 1997 was the gilded age, and the ten years after 1997 could be called the decade of uncertainty. Hardly recovered from the hangover of the pre-1997 apoge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spent these 10 year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causes of the post-1997 vagaries and could not find a consensus among its ruling elites, let alone formulating a coherent economic policy. All palliatives have been proved inadequate. The neighboring areas are catching up fast while Hong Kong procrastinates. The ruling elites have been enthralled by neo-liberal promises and other faulty assumptions for too long that they could not see Hong Kong through its own eyes. The fact that the head of the SAR government is not popularly elected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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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as been slow. This leads one to suspect that many Hong Kongers may find a modicum of the colonized mind innocuous or even a boon to their comfort level.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conundrum partly seems to be this:
A decolonized mind entails, simultaneously, dampening Hong Kong’s enthusiasm to think in terms of received ideas that have either been flattering or humiliating; broadening its cosmopolitan outlook to be more inclusive and trans-cultural; deconstructing or critically canvassing all pre-packaged discourses that have been mobilized to describe Hong Kong from the outside; casting a wider net for new and alternative thinking to feed its changing needs, and from its mongrel viscera constructing its own problematics and language of alterity. That could be messy. It challenges the neat neo-liberal self-understanding that has purported to explain its past successes, and it piques the jealously guard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an overwhelming sovereign power. It is a contestation Hong Kongers may feel hesitant to commit.
令世界疯狂的“汗血宝马”
“汗血宝马”,本名阿哈尔捷 金马,此马产于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是经过三千多年培育而成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阿哈尔捷金马头高颈细,四肢修长, 皮薄毛细,步伐轻盈,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强。目前,汗血宝马的最快速度记录为84天跑完4300公里。德、俄、英等国的名马大都有阿哈尔捷金马的血统。
阿哈尔捷金马常见的毛色有淡金、枣红、银白及黑色等。阿哈尔捷金马历史大都作为宫廷用马。亚历山大·马其顿、成吉思汗等许多帝王都曾以这种马为坐骑。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阿哈尔捷金马被称为“天马”和“大宛良马”。
阿哈尔捷金种马场位于阿什哈巴德西南郊,始建于1922年,前身为里海养马厩,1992年改名为尼亚佐夫总统种马场。阿哈尔捷金马总数约2000匹,曾多次作为国礼赠给外国领导人。近年该国致力于向国际市场推荐阿哈尔捷金马。
阿哈尔捷金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据称,市场上汗血宝马的价格非常昂贵,通常是几十万美元一匹,有的身价甚至高达上千万美元。按照土库曼斯坦的风俗,阿哈尔捷金马只送给最尊贵的朋友。
名马“玉石”
为表达土库曼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 的友好情谊,尼亚佐夫总统曾赠送一匹4岁的阿哈尔捷金马赠送给当时正在阿什哈巴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送给江主席的这匹宝马叫做“玉 石”虽说只有5岁,尚未“建功立业”,却已显示出“名门世家”的与众不同。“玉石”一身油黑,4蹄“踏雪”,风姿绰约,倾国倾城。其父曾在1995年国际 马匹速度赛中夺魁,荣获奥林匹克金奖,并因此被一中东石油大亨以1000万美元的天价购走。其祖父来头更大,曾在朱可夫元帅胯下,参加1945年5月9日 苏联反法西斯胜利日的红场阅兵。这种马体高,体型优美,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轻快灵活,可以与狸猫媲美。
2010年2月12日 星期五
中環價值的反面 .林沛理
當天下班後我走到現場,隔著鐵馬,望著給電視台鎂光燈照射得發光發亮的頹垣敗瓦,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那時大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但我有一種在嚴冬凌晨五點鐘仍無法入睡的絕望——腦袋空空洞洞,什麼都是模糊和不真實、瑟縮和靠不住。
一 整幢樓在片刻間化成瓦礫,住在裏面的人「好彩的」無家可歸,不幸的從此再沒有呼吸。這對於香港人來說,不僅難以置信,簡直無法想像。事件發生後,很多人的 即時反應是「這種事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it couldn't happen here)。從這件事對香港人的「他者性」(otherness)可見,我們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本質和實相,仍然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確,只要我們 將自己從自欺欺人的「否認狀態」(state of denial)中抽身出來,自然會在震驚之餘,明白到這宗令人目瞪口呆的鬧市塌樓事件,包括它的前因後果,以至社會的反應和政府的處理方式,其實都不過是 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奉行的主流社會價值的極端呈現(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our prevailing social value)而已。
自台灣作家龍應台幾年前提出「中環價值」以來,這個名詞成為了理解香港社會價值的其中一個關鍵詞。殊不 知「中環價值」其實只是一個委婉詞(euphemism)——它強調了香港人所重視和珍惜的,卻忽略了他們不屑一顧,甚至賤視和鄙夷的。一套完整的價值系 統,必須由正反兩面構成,否則將無法取得始終如一、前後一致的清晰度(clarity)和連貫性(consistency)。是故,香港人除了深信賺錢至 上、地產萬歲的「中環價值」之外,還暗地裏不自覺地認為,應該讓被社會標籤為失敗者的失業者、低收入人士和弱勢社群自生自滅(left for dead)。一如唱片的反面(flip side)收錄的樂曲往往不及正面上的樂曲流行,「中環價值」的反面——由今日開始可稱之為「馬頭圍價值」——由於在政治和道德上皆不正確,因此沒有人會 宣之於口。可是這套令人毛骨悚然的價值觀,卻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理出優先次序(prioritize),以至香港的運作模式(what makes Hong Kong tick)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含蓄假設(implicit assumption)。
難怪市區重建局在香港已經成立了 將近九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嘴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 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這不僅彰顯了一切皆向錢看 的「中環價值」,也是「讓失敗者失敗下去」和「不管窮人死活」的「馬頭圍價值」的赤裸裸呈現。
總理溫家寶要特首曾蔭權著手解決香港社會的 深層次矛盾。然而這是特區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香港政府本身就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的表面繁榮,以及香港人的紙上富貴,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政 府高地價政策的結果。作為全港的最大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 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 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shadow property developer)的模式和原則運作。
換句話說,在現今香港社會貧富對立、 有樓階級與無殼蝸牛、激進派與保守派日益尖銳的衝突中,特區政府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以及其中一方的強硬支持者(partisan)。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它又何來足夠的道德權威去奢談社會的整體利益﹖
前 特首董建華最罪無可恕的,是提出「八萬五」的建屋計劃,導致樓價大跌。這大概就是曾蔭權從他的前任身上得到的最大教訓。於是,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的事情也 在這裏發生了。想深一層,這其實不足為奇。在香港,樓可以塌,但樓價不能倒(Buildings can collapse, but property prices can't),這就是香港政府運作的指導性原則(guiding principle)。■
2010年2月11日 星期四
星期天休息: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台 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 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 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 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 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 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 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
。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 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 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 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 普選要等到二○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 和子女留學的
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 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 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 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2010年2月2日 星期二
韩寒:中国为什么不是文化大国
图片来源:http://hi.baidu.com/scworks/blog/item/82330d5c4625c048fbf2c027.html
第二次来到厦门,然后这里的空气很好,难怪大家都喜欢散步啊。
刚才我听邓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两句话,我是之前看到的,是别人这么说的:第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句话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政府任何的迫害。
然后今天我为了一些说的内容带了一个稿纸,这是为了约束我自己。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受到什么迫害,“我怕我满嘴跑火车”,开始了啊: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成为不了文化大国吗?因为在我们大部分讲话的时候,各位领导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大部分领导都是没有文化的。“他们还是惧怕文化的,是审查文化,但是呢,他们又能够控制文化,所以说这个国家怎么够成为,文化大国呢?各位领导你们说呢?”
其实中国是有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潜力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主编一本杂志,现在都没有出版。但宪法上有规定啊,每个公民都拥有出版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王法又有规定,就是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这个杂志呢很多地方在审查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封面有一副漫画,漫画是一张图,主人公是个男的,他没有穿衣服。当然这就是不可以了,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露出那个阴部来公开的出版。但这是我认可了,所以把那个杂志特别大的一个LOGO啊就挡在它那个不合法的部位,然后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诶,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挡住了,你这是在暗喻“档中央”。
我的反应和大家一样啊,我被雷到了。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啊用在文艺创作上,而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是有想象力的啊,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只能想,我们不能。。。不能去做,不能写,甚至有的场合不能说。
我们的限制太多了,这是一个限制级的国家。在限制级的国家里怎么可能产生非常丰富的文化。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作品的时候呢,有个警报就在响,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焚烧不能写,低俗不能写,啊,高雅我也写不出。抱歉啊,我真的写不出高雅,我又不是余秋雨。
我在网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啊,尺度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写剧本的朋友,比如张爱玲这些写剧本的朋友,包括宁财神啊写一些话剧,还有电影编剧,他们非常的痛苦啊。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我就开始想,如果你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除非全世界都是在谈中国、朝鲜和阿富汗。
朝鲜是文化禁地,大家都知道。然后阿富汗是因为国内的局势正在搞不清楚他还顾不上,但纵然这样,他们都有作家写出了《追风筝的人》。当然遗憾的是这不是在阿富汗说的,我想,一旦阿富汗搞清楚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去超过朝鲜。
我们所谓的在国际交流上不断赞扬一些四大名著和孔孟之道,这样就像相亲的时候女方问你有没有钱,你说你祖宗十八辈上有钱。这是没用的。这个杯具的造成,和大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通往朝鲜的道路,是由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某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比朝鲜强很多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朝鲜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其实很多人,大家不一定沉默啊,大家只是被和谐了。
在中国的这个扫黄史上,可能很多同学,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毕竟是大学生,大家都知道虽然现在的一些教材上并没有具体内容,就是邓丽君和刘文正都是黄色的,下流淫秽,但是呢因为听的人多了他们就变成了黄色和下流,他们就不淫秽了,但是呢到最后全国人民都在听,所以他们既不黄色也不下流了。
如果我们都能够来反对文化的审查,让我们的屏蔽词里除了那些反人类的词汇不再有其他词汇,那我们才有可能去创造出一个文化大国,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的名字都会进入这个屏蔽词库,但我相信一个屏蔽词库是有它的最大载重量的,每一个新增加的词汇都是在加速它的灭亡。
我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我们的学生老师,每一个文化的从业者爱好者,包括我们的管理者,可以努力让我们的屏蔽和审查越来越少。我们的领导们,因为这个领导是和大家分开的啊,所以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自信让文化更加的开放。我知道我们的领导很喜欢向国外输出我们的文化,觉得这是一个强国的象征,但是以现有的文化我觉得实在是输不出去的。我们在创造文化作品的时候,每一个作者每一个从业人员,他们在时刻进行着自我的审查,在这样一个创作环境下,我觉得怎么能产生像样的文化作品呢,在全世界范围内。你把文艺作品阉割得像新闻联播一样给外国人看,然后企图输出中国的文化,你当外国人是外星人啊。
中国是不是在经济上真正的崛起了,这个呢要等我们的房地产业崩盘了以后再看,现在一切都不好说,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真正的崛起了,那它真的是一个强国,而且我想应该永远不会有崩盘的危险。
最后说回到我们的屏蔽词库,一个屏蔽词库里的词越势多,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越势弱。当然我们的政府会给大家很多的解释,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文化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有权屏蔽任何危害青少年,破坏社会稳定的资讯和文化。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控诉你的遭遇的时候,他们会将你屏蔽,罪名是破坏社会稳定。到了最后,凡是不利于统治阶层的,不利于他们获得利益的言论,都是破坏社会的稳定,都是危害青少年。如果我们当时容忍了绿霸花季护航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绿霸花甲护航,到那个时候就不光光是文化的东西了。
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让这一天的到来。否则在若干年以后,在子孙们通过卫星接收到的电子课本的历史书上,我们都会是笑料。
谢谢大家。
视频参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Q1OTU2.html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
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
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
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
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
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
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 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覑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 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 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 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赌 Ram辆n Montero和Hans-J郑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 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 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 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 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 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 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 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 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 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 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 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 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 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 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 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 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 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 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 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 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 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 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 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 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文 沈旭暉
呂大樂﹕我的「昔日情懷」
月 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 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 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 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 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 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 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
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 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 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 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 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 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 我想指出的問題是: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 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 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 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 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 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 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 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鎆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 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 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 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 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 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 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 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 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覑頭皮哽下 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 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 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
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 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 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 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 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牐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 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 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 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 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 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 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 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 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 為日後在其他情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 有意見。
衝擊行為 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 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 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 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 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 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 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 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 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 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 「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 「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 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 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 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 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 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 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 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 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 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 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 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 (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 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 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 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 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 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 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 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 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