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不可獨大
12月28日 星期二 00:12
普通話來自明清之交的北京    官話，乃女真人及後期的滿洲人學習南京官話之後，簡化語音及增加外族語音而成。簡化語音方面，北京官話丟失了四聲之中的入聲（p、t、k結尾的音）和合口音（m音），讀舊時文章詩詞，不止味道全失，且是不得要領。增加語音方面，則是引入明顯的翹舌音（即是zh、ch和sh的開首輔音聲母），有助分辨某些發音類同的字，例如此（ci）和遲（chi）。總體而言，丟失的聲母和韻母太多，引入的聲母太少，在中文的辨義和音義關聯方面，得不償失。例如引入翹舌音的聲母，北京官話分辨了「此」和「遲」，但廣東話仍是可以用音韻將兩者分辨出來的。只是簡化語音之後，方便外省人和外族人學習，加上官方強力推行，北京官話乃成為中國的交流語。

然而，正因為北京官話是清朝乃至民國和中共政府用政治力量強行推廣的官方交流語，其流行程度不足以證明語言的社會選擇後果。例如嶺南的粵語（粵語），其語音之複雜及詞彙之古雅，遠高於客家話、閩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廣州人或廣州府衙也不強行推廣粵語，而粵語依然經得起悠久的社會選擇，流傳於兩廣、港澳及海外僑社。更且，粵語在流傳期間，在宋朝之後增加開首的鼻音（如「我」ngo5的ng音）、第十聲（高平聲），乃至在近代增加眾多的變調及語助詞。例如有了現代樓房之後，樓（lou4）下與落樓（lou2）、地下（ha2地面、街鋪）及地下（ha5地下室、地庫）的音變；有了現代媒體傳播之後，新的語助詞流行起來，例如嬌柔女子講的「係唔係嘅唧？」的「唧」字。

至於第十聲，則由第九聲分化出來。粵語之第九聲（陰平聲），在近代分出高降與低降兩音。箋注的箋（高平）和煎魚的煎（高降），是不同的調。方糖的方和荒唐的荒，是不同的調。例如罵人：「你真係荒唐嘅唧！」 荒字便很高音。命名烏頭、烏鴉的烏，和責罵人家烏龍的烏，也是前者低音，後者高音的。

故此語音之演化，有以複雜化、精密化為主的廣東話例子，也有以簡化為主的北京官話例子。文明的進路，有趨向簡化明朗的，也有趨向精密深邃的，中國南北語音有別，正顯示中國文化的多元生機。強行用北方的簡化明朗來淹沒南方精密深邃，是中國文化的大災難。更何況，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的語言簡化，令許多中文的音義關聯丟失了。共同語值得推廣，但卻不可以消滅方言，特別是消滅南方的精密古雅方言為代價的。

開卷看世界﹕宋朝文治與中國憲政 ——讀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明報)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香港俗人喜歡趕風潮。本年十一月，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在機場博覽館展覽了三個星期，觀眾接近一百萬人。張擇端的民俗風情畫，忽然成了中國最高的藝術精品，定名為「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風俗畫的境界不高，然而論到景物的佈局和定位，《清明上河圖》也有精巧之處。宋朝的畫師將景物定格，在畫卷上羅列，達致視野流轉和視覺均衡，然而這些卻被動畫版取消了。人物從關口行到城內，後面的空間卻無事物補充，形成難堪的空白或凌亂。

宋朝勝於唐朝

假若真的要動畫化，必須將跨媒體的呈現形式重新思考，將動態的景物重新佈局，這需要的不是一隊動畫製作人員，而是十幾個張擇端。在當今大陸，即使是出一個風俗畫師，也是不可能的事。《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也不是戲擬（parody），戲擬是有幽默感和諷刺意義的——例如在城內加幾家現代超市和地產經紀行，動畫版只是burlesque，惹笑的滑稽表演而已。宋朝的精緻風情畫，在今日變成滑稽表演，是中國文明的悲歌。

文化品味是政治開門、經濟繁榮、思想自由和道德氣節支撐起來的。文化品味是判斷一個朝代是否盛世的最高標準。中國文明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史學家陳寅恪如此判斷。唐朝承六朝之亂，仍是中國文明的中興期，不是全盛期。盛唐有科舉，但門閥、世族和武將藩鎮仍在，典章制度仍不穩固，文治武功只是曇花一現，頃刻之間，便是藩鎮混亂和朝臣與外戚傾軋。初唐仍有些名臣，往後的士人很多是追逐私利的。宋朝雖然武功積弱，但士人之氣自始至終都是旺盛的，即使蒙古 蠻夷滅宋之時，丞相文天祥寧死不降，陸秀夫背負宋帝在崖山投海自盡，隨宋帝跳海自殺、不受蒙古屈辱的軍民，有十萬之數，令蒙古大軍肅然起敬。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記述了這一幕。明朝出了許多吳三桂，宋朝卻是個沒有漢奸的朝代。

共和政治的萌芽

蕭書的第五章，「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值得細讀。

我們認識的宋朝，是《七俠五義》、《包公案》裏包公不畏強權、高舉正義的宋仁宗盛世，也有《水滸傳》描寫的宋徽宗的衰世。然而，由於《水滸傳》流行，宋徽宗的衰世便成了宋朝的共同記憶。然而，包公的宋朝盛世，足可稱道。宋太祖奪了後周柴氏的天下，立了誓約，後代登位之時，必須到此誓碑背誦其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而且「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即使是單方面的誓約，也約束了皇權。宋朝以文官治國，皇帝不得私自下旨，詔令必須得到宰相副署，宰相甚至可以過問帝王家事。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遇三位宰相相繼退休，趙匡胤想委任趙普為相，但無現任宰相副署，只好召開會議處理。朝臣建議效法唐代甘露事變之後宰相去世而必須臨時委任宰相的案例，由宰相之下的尚書副署，以便委任宰相。太祖認為不可。再次會議之後，決定用開封府尹副署，即是類似用首都市長副署的方法，解決此行政危機。蕭建生認為，宋朝中國已有了的共和政治的初階。

宋朝開始燒煤及以煤煉鐵，鼓勵商業，以營利稅收充實政費，因此可以增加進士的名額，官俸也極高，寒門子弟如歐陽修、范仲淹出士，生活富裕，可以人格獨立，不像唐朝的卑微，必須投靠世族。北宋的皇帝仁厚，官員上書論政或彈劾朝臣，從未受罰。士人互相砥礪氣節，即使結黨而爭，也是為了政策意見和天下利益而爭，並非為了私人利益，王安石、蘇東坡和司馬光之間黨爭，並不影響官員之間的君子情誼，落台者頂多是貶官和流放，不會遭受迫害。唐代的牛李黨爭，比諸宋朝，不可同日而語。

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人佔了六位；四大發明之中，有三項出自宋朝。然而，宋朝的文治、仁政和黨派共和並不牢固，皇室的私自誓約也不及英國 同期的《大憲章》一般，有約束力。《大憲章》是貴族與皇帝之間的盟約，約束君權，是近代憲政的開端。

長期抗衡，催生憲政

蕭建生在書首高舉聯合國 的《人權宣言》，以此來衡量中國文明，是無謂之舉。他寫宋朝的帝王誓約與英國的《大憲章》的比較，反而要著力一些。以我的讀史經驗而言，中國的大問題，在於憲政無從建立，大一統來得太急躁，摧毁了多元抗衡的力量。唐朝的盛世，是由於有漢末魏晉及南北朝的長期分裂所形成的地方藩鎮及京城世族的制衡，使得皇權受到約束，人才可以多出。宋朝的盛世也是承接五代十國的長期分裂而形成的多元制衡。然而，此種制衡由於缺乏憲政的保障，大一統之後，即使帝王自我約束權力，世族也慢慢被皇權吸納，經歷五六位帝王之後，便落入頑愚帝王和腐敗朝臣之手——例如宋徽宗及童貫、蔡京一類的朝臣。

近代中國之大患，也是滿清覆亡之後，分裂的時間太短，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南北對峙的局面由於日本 侵華、蘇聯干預而過早結束，不能形成長期的多元勢力抗衡，無法立下盟約以互相約束權力，從而開啟憲政。清亡之後，過早來臨的大一統，不論是統一於皇權或革命黨，於憲政之建設，大大不利。故此，觀察近年大陸地方勢力因爭奪利益而彼此對立，甚至有時抗拒北京 政令，即使是混亂而失序，反而是憲政誕生的契機。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歸亂而入正，此等黃老政術，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了。

文 陳雲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有益有建設性的「金錢實驗室」

010年12月9日
一、
《金錢實驗室的秘密—行為經濟學如何改進商業經營》，今年九月間由企鵝集團出版，作者陳其一，合撰者馬麗安．克列可夫斯基（Kay-Yut Chen and M. Krakovsky,《Secrets of the Moneylab—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Can Improve Your Business》。陳其一是物理學家、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的作者）和林雅尚（八四至九九年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伉儷的大公子，一九八四年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翌年赴美升學，入讀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學物理學系，受「金錢動機」（cash motivated）的引誘，成為該校經濟學教授查理．普洛德（C. Plott；對實驗經濟學貢獻甚大，○二年諾獎得主史密斯在領獎答謝詞中「點名」肯定他的成就）經濟實驗的「受試者」（subject）。何以物理系學生參與經濟學實驗？陳其一說純粹是「貪玩」和「有償」（「受試者」均有報酬）之故。在參加「有如與上帝博弈的實驗中」，他頓悟只要採用適當的「物質激勵」令「受試者」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決定，「人的大多數行為可以預測」（這似意味在特定情形下人會作出非理性決定），遂對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產生濃厚興趣，轉系投入普洛德門下並於一九九四年考取經濟學博士學位；是年，憑乃師的高度讚揚，陳其一獲聘為在業界首屈一指的信息科技公司惠普（Hewlett-Packard）的經濟學家（正式銜頭是「決策科技部主任科學家」），負責籌建全球第一家商業機構的「金錢實驗室」。

陳其一主持「金錢實驗室」至今十六七年，成績斐然，為公司創造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利潤（或為公司省下數以百萬計非必要的開支），同時令代理商、經銷商受惠，陳其一因此贏得「商業實驗經濟先生」（M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Business）之名；經《科學美國》、《金融時報》及《華爾街日報》報道，惠普「金錢實驗室」之名遠播，如今學步的公司，舉其犖犖大者，便有 eBay、谷歌及雅虎等。在這種背景下，《金錢實驗室的秘密》的出版，肯定會鼓勵更多企業成立公司內部目的在提高有關各方（生產商、分銷商及代理商等）「創富」效率的「實驗室」！
二、
經濟學的治學方法一向被視為是無法驗證的人文科學（Soft Science），與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之類可以通過實驗及客觀求證的「自然科學」（Hard Science）不同。這即是說，經濟學不能在受控制的環境下準確地預測「人的行為」或「市場反應」，這是因為經濟學家所作的假設時有偏差或客觀環境突變引起「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後果。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對比如消費者偏好、生產商及經銷者的成本及技術水平以至投資者對消息反應的假設可能脫離現實，因此即使計量經濟程式模型包羅萬有莫測高深錯綜複雜，亦無法絕對驗證經濟學理論的正確無誤，經濟學因而無法進入「硬科學」的殿堂。有鑑於此，以為其學精微無懈可擊的經濟學家，遂試圖通過實驗以驗證其學亦可以是「硬科學」，早於一八九四年初版的《保爾格萊夫政治經濟詞典》（《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便收〈經濟學的實驗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 in Economics〉），看其參考書目，有遠至十八世紀初期法國經濟家賽伊（「賽伊定律」的J. B. Say）的著作，可知經濟學家對其學不被視為「硬科學」心有不甘，因此一早便設法要為之「平反」，可惜這種種努力，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前，並無任何足以稱道的突破；一九八九年《新保爾格萊夫經濟學詞典》的〈經濟學的實驗方法〉條，由二○○二年諾獎得主之一、對實驗經濟有重大貢獻（經典論文為一九六二年〈競爭性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的史密斯（V. Smith，便是那位為愛登堡史密斯銅塑像揭幕的經濟學家，見八月十八日本欄）執筆，仍把「舊版」詞典的有關解釋全文重刊作為「引文」（第一部分），可見百餘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只有改進而無重大進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名以（色列）裔美籍心理學家卡尼曼（D. Kahneman, 1934-）和狄凡斯基（A. Tversky, 1937-1996），通過實驗室的實驗，研究人類面對「不確定」情景的反應，並得出極具啟發性結論，有助行為經濟學家進行經濟實驗，令這種學說的發展突飛猛進；至二○○二年，對實驗經濟有重大貢獻的行為經濟學家史密斯（和卡尼曼）獲諾獎，「實驗經濟學」才慢慢成為顯學。如今「實驗經濟學」已成為經濟學一門獨立的分支，設有此學系的大學，除了美國，遍布德國、法國、瑞典、英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加拿大、日本和韓國，上海交通大學更有「Smith實驗經濟學研究中心」之設，其對市場、博弈、決策、議價、拍賣等領域的「實驗」，證明此學已逐漸規範化、科學化，成為一門實用價值甚高的新學問。
三、
和丹．艾里的《可預期的非理性—決策背後的力量》（見○九年一月十四日本欄）沒有商業規囿因此實驗的主題可以包括「性興奮對決策的影響」（獲校方審核批准才進行的實驗）不同，陳其一這本書（合作者○六年在《科學美國》撰文介紹陳氏的實驗，是為陳氏邀她合作寫書的前因）雖然有以他讀第六班的兒子與同學玩Ultimatum game的實驗（頁五十八以下），亦有從理論及實驗剖析報販應如何入貨才可避免有「拍拖紙」（頁八十九以下，美國沒有「拍拖紙」，但賣不出的過時報刊俱成為明日黃花的廢紙；資深讀者當知報販應如何進貨是筆者甚感興趣的題目，不過筆者旨在說明計劃經濟不可行）。為本書寫序的諾獎得主阿卡洛夫（G. Akerlof）說本書有如短篇故事結集，大概是指作者有很強的解釋行為現象的文字功力。事實上，本書有不少章節的確有益有建設性且有讀趣，比如從於○七年八月港商張樹鴻在內地自殺的導因說到信任問題（頁一四六以下；張氏因購進朋友供應的有毒顏料而肇禍），便很有說服力。又如第二章談論「好事變成不公平」（頁四十八以下），從小孩與糖果說起，最終的實驗是讓一組「受試者」作如下的選擇—第一、你年賺五萬元，他人只賺二萬五千元；第二、你賺十萬元，但他人賺二十五萬元。你會作何選擇呢？如果有專門利人毫不利己之心，你會選第二項（你的收入比第一項多五萬元，但「他人」的收入多二十二萬五千元），但人性並不如此。「欲知詳情，請讀原文」。

「實驗室」附屬於大企業，實驗大都與提高經營效率有關，是理所當然的；對於香港商界來說，這本書的不少實驗，特別是從控制實驗中得出對簽約各方都有利的合約，極具參考價值，在企業內部成立「金錢實驗室」，所費有限收益無限，這是力求超越競爭對手者所應仿行的。

拆散的不止是樓，而是人

明報D04 | 世紀 | 世紀 | By 李維怡 2010-12-08

編按：公營重建執行指引「市區重建策略擬稿」將完，上月市建局突發表重建政策對社區網絡的影響評估。多年參與本地重建抗爭運動的李維怡，仔細拆解政府、主流社會對社區網絡意義之誤導：懷舊溫暖不是主題，而是基於互信的積極生命情調，是基層或更廣大市民生活力量的依存，當中牽涉的實際互惠操作——若一切遭到瓦解，押上的不止是社會公義或生活質素，而是「人」。

發展局為期兩年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即將於本年12 月13 日完結，新策略的擬稿已經頒布，新的遊戲規則出現，而市區的土地正義運動，又將面臨一個新階段。在這「埋門一腳」的時刻，市區重建局忽然在11 月22 日公佈一個早於3 月已完成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為市建局與香港大學合作，追縱研究有關深水埗海壇街重建項目街坊的搬後動向，評估重建對他們的影響。

這裏先不談香港大學那份報告做得如何，因為據資料顯示，似乎唯一獲廣泛報道也因而發生社會影響的，就只有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在11 月就相關內容所作的新聞簡佈。而這份簡佈讀起來，最簡單的效果似乎就是： 「遷居後的初期，他們的社區關係比較疏離，但過了3-6 個月，大部分居民都逐漸適應，心境平靜。」換言之，是否即是說「社區網絡都唔係你地講得咁重要啫」？也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報告，發展局所頒佈之新《市區重建策略擬稿》中，竟將社區網絡的地位大降，變成「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才「保存社區網絡」──當然， 「切實可行」的解釋權從不在市民手裏。

在這裏我暫不想談張主席那份簡佈是否錯漏百出，也暫不想去追究為何市建局不選擇就著社區網絡問題怨聲載道的社區（如灣仔和深水埗其他重建項目）做追縱研究對象， 我想談的， 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社區網絡」。

在近年有關土地正義的各種社會運動中，「社區網絡」是其中一個關鍵概念。談到「社區網絡」，似乎很多朋友都傾向認為是舊社區或鄉郊村落中「友好互助的鄰里關係」。這無疑是事實的重大部份，然而，這八年跟進製作舊區紀錄片和參與社區研究的經驗，卻令我深感，單是強調這點，是不足夠的。在政府方面開始想偷走「社區網絡」這個口號之時，鄙人實深感自責，故感必須盡綿力來把話說清楚。

共享空間：自發互惠、衝突復原的練習場建築師波特曼曾談及一個叫「共享空間」的概念：「共享空間的想法是基於人類希望從侷限中解放出來的觀點。在一個空間裏如果不只是一件事在進行，同時也進行著其他的活動，它就會給你精神上的自由感覺。」（1999：115）精神上的自由感覺，會讓人較為容易放鬆，防衛心隨之而降低，就較容易與人發生溝通和交流，這就是社區形成的根本。

在舊區裏，這樣的「共享空間」例子多如恆河之沙。篇幅所限，就以街道文化最主要的構成部份：小本經營店舖及露天市集為例吧。這些空間的性質，是半公半私的。當你坐檔口內或店舖門口，通常可以環視附近發生的事情。同時，由於身處街上，其視覺環境除了自家店或檔口，還會見到其他檔口、店舖、街道、旁邊的住宅樓宇和非住宅樓宇，以及街上的所有活動。這些小本經營業者和他們的僱員、家人，每天就這樣在一個半公半私的空間裏，面對、回應、處理著許多商業的以及商業以外不同性質的活動和事件。

這種共享空間會帶來什麼樣的社群生活呢？就我自己在不同區見過的就有：小朋友街上開張摺檯搞生日會宴街坊、舖前開枱打邊爐、熟客或同行暫存物件或小朋友、交換煮食心得、暫時幫隔離看檔甚至收錢、熟客不買東西而來閒話家常、在路邊長放櫈子讓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過路累了可坐下……

那麼，大家是否童話地相親相愛從無齟齬呢？或生活中沒有了對方就會呼天搶地？絕對不是。然而，這種空間所蘊釀的生活模式又代表著一種安全感與熟悉感，一種雖然面對變化但又能自我掌握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會讓人較容易釋出善意（或較不傾向釋出惡意），因而令整個社區生活的普遍氣氛都較為輕鬆。

此外，練習從衝突中獲得共識或復原，或者惠及「讓人討厭」的人，也是舊區裏經常發生的。很簡單，若有天某個你甚討厭的街坊甲，剛巧路過你檔口或門口時不慎跌倒受傷或中風，你是否會不理他？不會。深水埗也確曾發生的是：某社區內聲名不太好的地產東主，因口舌生非而招人襲擊，一名市集的檔主聽到聲音跑到街上喝止，其他店主、店員和檔主共同追捕兇徒，因而救了這不讓人喜愛的人一命。又或者，許多手工藝或者工場性質的店舖，如花牌、藤製產品、鐵器舖、工程、五金、車房等，經常會使用街道上的公共空間，你以為這當中真的沒有發生過空間衝突嗎？然而，當大家都要生存，就自然會慢慢觀察其他人的需求而調節過來，共同使用空間。這才是社區網絡最有趣而積極的一面。

這當中，最有趣的恰恰是：這些積極的群聚生活模式，都不可能由上而下地規劃出來，而必須是由下而上，由各參與其中的人歷經長時間觀察社區的變化和需要，在互相協調平衡、互惠或吵架的過程中，聚沙成塔地自然形成的社群生態。

積極的生命情調

在特定的空間形態中，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機會與氛圍，實是舊區生活裏的常態。這滋養著一個直接溝通、互相依存的網絡和生活態度。八年來我跟進拍攝訪問過的各舊區中，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這個生活的態度。其實，社區網絡令到許多在商業社會要用錢處理，又或要政府撥公帑去解決的問題（如老人與孩子的照顧），可以由街區內不明文的互惠文化去照顧，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成本，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重要的性質之一，也就是社區網絡對人（尤其是對資源不豐厚的人）的保護。

這種互惠（reciprocity） 與商業社會的交易（transaction），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情調和世界觀：前者講求「互信」（trust），後者講求「合約」（contract）。講求「合約」的生活，暗含的就是一種互不信任，因此要有一張合約，連同相關的「罰則」，來保證雙方的關係，是一種基於消極否定性的人際關係倫理；但講求「互信」的人際關係，則無需合約，只靠雙方主動的付出，是一種基於正面而積極性的人際關係倫理。



施尼特在他的經典著作《職場啟示錄》中，指出了一種當代商業社會的「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capitalism）社會的特質，就是企業和政府都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或省回最多公帑），於是將大量勞工都變成了彈性、短期合約勞工，社會中所有人都某種程度上成為「可被取代的」。這暗示了一個當代社會的嚴峻問題：「誰需要我？」因此，施尼特認為當代社會需要「社區」，否則，整個社會就會「在缺乏互信、沒有理由被人需要的組織中散發冷漠。」而唯有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才會感到自己在另一人面前，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 「品格」也只會在感到自己被需要和被信任的人的身邊，才會完整地顯示出來。

有一種說法認為，懷戀舊區的居民，都是一些「頑固」、「守舊」，或者「怕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的人。可是，由於社區生活沒有合約可參照，舊區生活其實是要求你不斷面對各種不可計算的生活變數，不斷花時間與自己不同的人協調，亦要以自己的步調去切合著環境的轉變。這些與人協調的過程，正好令人獲得更多不同的參照基數，去適應環境。換句話說，若非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的推土式重建的發生，舊區的生活是可以自我調適和發展的。

反而，現代商業社會過於著重可計算和可預測性，進而將所有可協調的空間刪去，轉而將硬性的管理規則寫入各種空間裏（如豪宅化管理、商場式管理），這卻很可能令到裏面的人，除了「按本子辦事」之外，失卻了與未知的周遭協調和對話的能力。如此看來，在現代社會的計算邏輯裏浸淫長大的人，會否更缺乏能力去「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命運

空間的模式與人的群聚生活模式，在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中達致不同的平衡點，可以說，「社區網絡」就是這樣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以及各人參與這個過程的能力和意願，而不是一些已固定的「友好關係」。社區網絡的優點，正就是其人性化與靈活性，並不只存在於親密而固定的友好關係之中，亦即是其所惠及的範圍有一個公共性，但也因此，社區網絡很容易因有利於其發展的地理空間被剷除而消滅。因此，社區網絡的根本重要性，不在於一個人在區內有沒有朋友，而是一個空間的特質與當地社群的生態如何互動，進而締造出什麼樣的社會精神面貌及人格素質的問題。我並不是浪漫地說舊社區已很好很民主不需要發展，恰恰相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談的，正是反對冷冰冰地由上而下規劃，而是應發掘地方的優良資源而加以發展。

然而，正所謂練波都要有個場，這一切的優良的資源發生的過程，都需要一個空間、一片土地。於是，在不斷為求用空間擠出最高金錢回報的發展模式裏，舊區和鄉村的空間，連同其中所包含的一切非物質的社會文化資本，都岌岌可危了。在這裏邊生活的人群，就會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忽然有一天不知為何竟成了「社會發展的敵人」：只要你不幸剛好站在「發展」的路上，那麼，不論是你以血汗換取的家園或事業，或者多年來透過不斷協商發展出來的社會資本，都可被予取予奪。

人應該有權為影響自己命運的事做抉擇，這是自由人與奴隸的基本分別，所以我們才談民主。然而，連自己家的事情都作不得主，那麼，到底有何「民主」可言呢？再者，真正民主的社會，其市民必須要具備與人直接溝通、協商共識等等的能力，而我們看到，在舊社區的街道上，這些就是街坊們每天必須做，儘管是不完美的，生活練習。

在現今社會的計算、冷漠和貧富懸殊都越加嚴重的時刻，我們必須重估社區網絡的重要性——繼續不顧一切地剷除社區網絡的據點，很可能是在剷除許多人感到被需要和被信任的可能，進而是在泯滅許多人維繫自己品格的需要；是在向大家強調用幾多努力換回來的東西也可消失於瞬間，個人的努力毫不重要也無必要；是在消滅許多與人溝通協商，在衝突中復原繼續一起生活的練習機會……

這些，真的是我們，作為人，輸得起的東西嗎？（標題為編者擬）

轉角 - 陳雲 魔鬼之多面相

(2010年12月07日)

妖精會變身，魔鬼有許多別名，撒旦、冥王、Beelzebub、Lucifer、Mephistopheles，魔鬼會有所謂內部競爭，然而卻形神合一，一致對外，形成壟斷聯盟，對付善人。只有外部才有競爭，內部競爭是詭詞。有人在，怎會鬼打鬼？妖精打架，打得火熱而已。
電視台雄霸市場之後，會推出幾條製作路線，供應不同劇集，作狀互相競爭。超級市場或快餐店集團壟斷市場之後，也會生出幾個分號，貌似不同的店，其實出自同一家母公司。
集團企業併吞市場的策略，是單一化與偽多元化，單一化是實，偽多元化是虛。單一化是一站式消費，多元化是選擇的幻覺。一站式是將消費者在不同商號採購的動力消耗掉，誘騙他們在同一地點購買，貨色有貴有平，但總體是貴了的，因為有些貨物或服務積壓在一起是無利可圖的，例如超市擺賣濕貨，設立鮮魚缸、豬肉檔之類，明明增加額外營運成本，但可廢掉消費者的能力，於是便照做可也。
市民不再踏足菜肉市場和雜貨店，如是者便失去交遊八方和收集訊息的能力，不能辨別優劣，也不敢探索新店。即使知道有些新店賣得便宜或有好貨，也不敢嘗試，例如覺得街市污穢而不敢踏足。街市生意少了，政府便振振有詞，要將街市私有化或託管，方便超市集團進駐。
連鎖集團用的經營方式，是與商場勾結，佔據有利舖位，趕絕中小企業。它們寧願付出高昂租金，也要趕絕中小企業的競爭者，目的是霸佔市場，之後便可加價剝削消費者，減薪剝削勞動者。再分身為幾個公司，扮多元化，格調士紳化，掠奪其他公司生意。例如快餐店早午及下午茶餐供應廉宜菜色，晚上卻供應迷你火鍋、小佛跳牆、龍蝦湯、鐵板肉眼牛扒及黑豬扒之類的貴價餐，除了增加盈利之外，也是令疲勞的上班族不再嘗試其他食肆，形成慣性依賴，一日三餐幫襯。
單一化損害消費者，還禍及僱員。香港工人並無集體談判權的保障，一般用跳槽來抗爭，積極一些的，只能用抵制、罷工或搗亂等方法來抗爭。企業的數量減少了，幾個聯營的大集團便可以在僱傭市場取得話事權，威逼打工仔就範。
僱主資本雄厚之後，也會用非技術化的手段對付員工，例如快餐集團在工場預製食物，將廚房機械化，將烹煮技術標準化及切割工序，令員工無法掌握手藝而隨時可以替換。
維護僱傭市場的多元化，是僱員自保的重鎮。即使有時中小商戶的服務和品質不一定好，也要給予機會生存。否則，供應者單一化之後，消費者便任人魚肉。
僱主單一化之後，勞動者便任人宰割。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沈旭暉﹕80後「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
(明報)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青年議題不是筆者的研究興趣，惟因Roundtable在過去一年完成了數項相關研究，令筆者深化了對「第四代」或「80後」的一些觀察，相關數據及建議將刊於與同事的合著，作為這題目的小結。

假如我們以比較政治學向外國學者介紹香港的80後「問題」，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謎。無論與1960年代「六七」還是1970年代保釣青年相比，當下80後社運的激進明顯不及，對政權的挑戰比從前小，人數與火紅年代相比是小巫。無論是西方左翼示威還是右翼基要運動，訴求、規模、表達手法都比香港激烈百倍。就是靜態的，在不少地區（例如非洲    新興民主國家），青年選民是最熱中政治的一群，香港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則持續偏低。

在以上案例，政府都沒有為解決青年問題搞「青年高峰會」，它們明白問題並非出在青年，而在結構。假如80後真是一個問題，問題根源並非他們比前人激進、懶惰、心急上位這些「被標籤」，而是他們被灌輸要以同樣方式向上流動，卻多未能得到前人的成功。青年因期許落差而反彈，制訂潛規則的一代則反過來無限放大上述反彈，以反證80後的激進、懶惰和心急上位。有了這三大稻草人，「青年問題」有了定義，結構性問題就得到保護。例如有「80後蠢蠢欲動、90後來勢洶洶」說，把上一代「苦口婆心」勸年輕人努力、年輕人「並不領情」對立，就是典型。雖然這類白描抒情文不被嚴肅閱讀，但反映了世代間根深柢固的成見。

六成受訪青年不感覺向上流動

什麼是結構性問題？在其中一項研究，我們以問卷調查訪問了433名第四代港人，另有兩項研究訪問了16至24歲的數千個街頭樣本，因委託所限未能公開，但觀點大致相若。數據顯示，受訪青年對社會流動普遍悲觀，有32%認為現時身處的階層比覺得應處的差，17.3%認為身處的階層比不上父親（在自己14歲時），16.2%認為比父親現時條件差，最重要的是高達60.3%不感覺正體驗向上流動。有趣的是，同時62.8%受訪者卻認為自己有機會向上流，「靠自己努力」被視為提升階層的主要途徑（75.9%），教育對向上流的作用被堅信，家庭出身的決定性被低估（相關統計關聯分析將於拙作補充）。這些觀點源自回歸後的主流論述﹕社會出現中產沒落的假象，社會提倡復興「香港精神」，強調新一代應透過自身努力改善地位，延續中產夢。

然而就是通過傳統的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納菲爾圖譜（Nuffield scheme）等框架，以職業為劃分階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也會發現不同階級向上流的機會從不相同。就是在被建構為「香港精神」高峰的七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性也屬「開放而不公平」，數據上，勞動階級向上流依然困難，獅子山下精神只是勝者建構的故事。以這故事讓下一代望梅止渴，原已可商榷﹔當中產階級希望「世襲」這個流動公式予他們的下一代，其他人就望梅也不能止渴了。

以80後寄予厚望的教育為例，根據吳曉剛2008年的研究，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顯隨父母收入而上升，影響其程度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個人努力並非決定性。更甚者，其階級性近年愈趨明顯﹕當下由幼稚園對家長的階級評估、對兩歲孩童兩文三語的病態面試，到小學殺校、中學縮班、大學拔尖一條龍，都有明確犧牲者，80後對上一代的教育公式自覺犬儒。學士、碩士學位愈來愈多、愈來愈貶值，我們從第二代領袖的訪談發現，在不少僱主心目中，今天普通大學畢業，不過等同上一代高中畢業。但對青年當事人而言，大學畢業了，自然有上一代大學生一樣的期望，箇中落差，從未被正視。副學士、私立大學，更是飲鴆止渴。

失衡的並非「世代」 而是「時代」

坊間常以為第二代佔據位置導致第四代抗爭，這是誤會﹕失衡的並非「世代」，而是「時代」。第二代的位置不少是自己開拓得來，當時有開拓遊戲的空間﹔純粹繼承的位置，多屬有技術層級的工種，例如名廚保持水準，80歲也不被淘汰。問題是，在昔日情懷，新知識、新技能的進化相對緩慢，技術發展、成熟、壟斷要數十年，超越了一代人的交替。甲掌握了A技術而得到地位、A技術數十年後才被挑戰，甲自不會感到下一代威脅，可從容安排接班，也可制訂新人入行門檻。但資訊革命後，新知識、新技術循環速度極高，數年已是一代。偏偏社會對知識的尊敬也好像很高，青年發現不少上司既不懂他們懂的技術（像電腦應用、資訊科技、量化分析、質化模型），自己做不到自己訂給新人的要求（例如學界的國際期刊、商界的跨國網絡），卻以發明rap基本法    和學會facebook的「like」而自豪。但就是這樣，青年也沒有要求取代，對好些位置不著緊，只期望上一代知所進退製造新跑道，50後卻難免躁動不安。

一切問題指向一方向﹕「斷流社會」

激進、懶惰、急於上位等80後三位一體形象被50後有意無意間強化了，結構性問題被按下不表﹕為什麼上司做不到對我的要求、學校卻說知識致富，那他的權力來源在哪裏﹖為什麼上一代有優厚退休保障，我們只能依靠業績可疑的強積金    ﹖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他在海外畢業、輕易走進投資銀行當暑期工﹖為什麼上一代年輕時不覺置業是必須，我們被告知這是要務﹖一切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不是日本    的下流社會，而是我們的「斷流社會」。80後問題癥結不是80後，而是50後﹔焦點並非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是他們建立的超穩定結構。

但是經過話語權重重建構，卻是80後的三位一體形象，成了政府、社會、學界要處理的「問題」。面對稻草人，建制團體成立大量青年支部，以證明「也有不激進的80後」，政府對之稍加資助，得到了解青年的政績，延續政治吸納，結構也得到鞏固。各行業都在說接班，正如媒體愛找新面孔，但前提是依循原有公式，而不是像海外那樣，由新一代改變公式、上一代調節共同參與。青年最信賴的教育則被賦予諸般延伸配套，以證明社會對培養下一代的關注，但這些配套的先天屬性，卻強化了50後的潛規則。超穩定結構自然是穩定、「和諧」，但也是停滯不前的一體兩面，香港賴以自豪的經濟模式已被挑戰，更不用說社會、學術、文化基本知識都落後於國際，乃至內地基準。什麼框架、範式、潛規則未免虛無縹緲，還是曹仁超先生接受《Milk》雜誌的廣東話訪問一針見血﹕

替50後拆牆鬆綁 才是王道

「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止1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記者：你們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後便不斷重複流水作業，結果令到很多產業發展停滯不前呢。）「對啊﹗」其實，曹仁超才是苦口婆心﹕「我常說東方人有奴性問題，上一代人阻著，為何不反抗呢？孭個龜殼做蝸牛是我們set出來的rules嘛！點解一定要遵守我們的rules呢？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曹sir正言若反，筆者深信只要新結構衍生，上一代不但不被「隊冧」，還會和新一代共生長存。對追求創造性、自信的前輩而言，他們不害怕新世代，因為他們明白超穩定結構令香港和他們退步，「change」是建立新基業的機會。可惜，無論是80後還是50後，多以為重點是煽情的戲言「隊冧上一代」，而不是找破綻突破規則。青年不是等待吸納的功能組別和「問題」，要「解決」也毋須從80後入手，替50後的超穩定結構拆牆鬆綁，才是王道。

葉蔭聰﹕語言的秩序與戰爭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醫學界把「老人癡呆症」改名為「腦退化症」。雖然改了名，日後大眾還是會繼續使用舊名。即使醫學界成功令我們戒掉使用舊名，使大眾知道大部分患者並不癡呆，神志清醒，但只要一旦人們說出「老人癡呆症」一詞，聽者還是會知道所指為何。命名（names），似乎有幾分頑固，學術點來說，就是「剛性」（rigidity）。)


命名的剛性，是1980年代以來的一個爭論點。爭論的起點，始自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他嘗試釐清專有名稱（proper name）的性質。他反對描述論（descriptivism）的觀點，描述論者認為，名稱之所以指涉某特定物，是由一定的描述性特質（descriptive properties）所限定的。例如，「曾蔭權」，包含了眾多特質，如「2010年時的香港特首」、「他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然而，克里普克卻指出，即使「曾蔭權」沒有當上特首，又或者他不是選委會選出來的，而是由北京政府欽點的，「曾蔭權」三字還是必然指涉那個人。這種必然性來自命名，就好像宗教受洗一樣（他稱之為「primal baptism」），亦即他所說的「剛性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

克里普克的推論，在分析哲學及語言哲學方面引起極多爭議，因為，描述論一直是不少分析哲學家的假設，例如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不過，克里普克的想法，同時在80年代以後的政治修辭及意識形態分析上有很大刺激作用，這更值得我們這些非哲學本行的公眾關心。

政府的語言改造工程

師承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論家如齊澤克（Slavoj Zizek）指出，克思普克的想法正好說明命名是回溯性的效果（retroactive effect），換言之，曾蔭權之所以為「曾蔭權」，其實是源自命名活動（naming）本身。齊氏更認為，名稱背後就是「空洞」，因為，沒有特定的描述性特質，不過，這個「空洞」卻是構成我們符號活動的基礎。換言之，就是「曾蔭權」背後的空洞，正好讓我們去談論他，增加它的特性。

如果反描述主義是對的，那麼對從事政治的人來說，一切既有的政治詞彙便不可迴避。例如，「民主」，雖然難以界定（或空洞），但你只可以否定它、認同它、賦予它內容，但不可當它不存在，因為，它很頑固，只要有人說出來，我們很難不把它當成一回事。

不過，我最近發現，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正進行一項語言改造工程，嘗試解決這個難題，把我們既有的關鍵詞的剛性減少或遮蓋。不過，我首先想起的，其實不是狹義的政治詞語，而是關乎民生的「居屋」。

轉移香港投注在「居屋」的情感

政府一直不願意復建居屋，不過，政府並不打算跟支持居屋者正面對辯，而是提出「置安心資助計劃」。曾蔭權在回答議員提問時說「我對居屋沒有特別的戒心」，而是認為「置安心」比現時的居屋有很多優勝的地方，是一種「優化的資助房屋計劃」，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甚至說，是「優化版的居屋政策」。我心裡頓起疑團：究竟「置安心」是否一種居屋？還是它根本不是居屋？或是一種特別優化的居屋？

曾蔭權並不是要以另一個「剛性指示詞」來取代原有的，不是要創造另一個關鍵詞重新聚集大眾情感。而是打算不斷創造新的意符（signifier），以掩蓋及轉移過去香港投注在「居屋」上的情感，企圖把這些情感打發掉，在一串無盡的表意鏈（signifying chain）中不停滑行。

「優化」一詞的運用已透露端倪了。首先，這個詞本身蘊含了改善原有的意思，即是說，優化後的計劃，跟以前的居屋不同，但又跟之前的居屋有覑聯繫，甚至只是居屋的優化版。故此過去的有何不妥不是重點，重點是未來的更優勝。其次，新詞與舊詞不同，不在於截然不同的性質，而是一種好像可以量化的程度，既然可以把居屋「優化」，將來也可以把「置安心」再優化。

「置安心」這個修辭，與現在看起來有點呆滯的「居屋」二字太不相像了。首先，「居屋」始於70年代，當時英國工黨及港督麥理浩要引入香港的是半吊子社會福利權，所以，「居屋」的中文全名是「居者有其屋」，強調的不是消費者，而是居者的權利。相反，「置安心」便有覑商業行銷味道，玩諧音，強調消費者自身欲望與感受，讓人想起什麼「置易按」、「ＸＸ兄弟撐掂你」等等的廣告口號。事實上，翻查一下便知，本地某銀行早已用這三個字來推銷保險服務。因此，「置安心」印證了陳雲老師的觀點，官商勾結的背後，是政與商的語言勾結，把社會權利的涵意隱去。

政與商的語言勾結

商界與政治語言互通，是為一「新」。另一類「新」，我在這裏沒有太多篇幅去談，姑且先開個引子。

「民主」、「普選」太難，我們只能談「民主成分」，不談「（存廢）功能組別」，我們談「超級區議員」。我留意到，這類新詞的特點，既類似數字的（numerical）量化特性（「成分」），亦有類似序詞（ordinal）特性（「超級」）。民主不是是與非的問題，而是有多少成分，而區議員界別不是性質問題，而是屬哪一級的問題；朋友笑說，是否該反過來命名現在的不同區議員為「低級」、「普通級」、「特級」、「頂級」？

「民主」「普選」太難 只能談「民主成分」

跳遠一點看，新詞是新語言秩序的關鍵，因為，只有新，才能讓意符可不斷向前滑動。急於求新，有時反會落俗套，不過，整套語言秩序志不在創新，在於滑動，只需製造少許差別，便可從原有的詞語中滑開去。它並不是要否定過去，製造清晰的區別，而是製造含含糊糊不容易分辨的差別。

這一切都有其政治性。拉克勞（Ernesto Laclau）為詞彙的剛性，補充了政治存在論（political ontology）的含義。他提醒我們，習用的關鍵詞的所謂空洞，其實是灌注了我們的情感（affect）。試想一下，「居屋」一詞沒有情感，那位被女朋友威脅「無樓唔嫁」的大學生不會那麼肉緊。至於「民主」、「普選」、「功能組別」，便更不用多解釋了。花俏的新詞，不是為了重新匯集情感，不是要引起太多想像與投入，因為，反正可以用完即棄，再尋新詞。新詞誕生的一天，已注定它會過時，而我們的情感只會在當中虛耗、消逝。

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一場捍衛語言的戰爭。

■延伸閱讀

1. 齊澤克，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3. Kripke, Saul.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