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8th Mar 2011 | 一般 | (1653 Reads)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瑞典模式中國無緣

像瑞典那樣的國家，稅項多而重，福利、補貼等高得驚人，是一個貧富分化不大而還算得上是富裕的國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積比中國高出無數倍，知識資產早就達到了一個高層面，中國是無從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國老百姓的舒適很多。他們建造房子的費用飛到天上去，同樣水準的房子之價不比中國相宜。在飲食那方面，我不認為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優勝多少。他們大勝中國的是人民的生活遠為寫意，用不着像炎黃子孫那樣到處跑。陶淵明的生活不會在人均農地一畝左右出現。貧富平均化的社會成本高，炎黃子孫昔日的經驗是他們付不起。

歧視土地的傳統

貧富分化過甚社會不容易接受，而這分化最難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樓房的價格變動帶來的那種。源自土地或樓房分配的貧富分化帶來的印象，是既非天賦之能，也非勤勞所得。買下了房子，其價無端端地上升了幾倍，不是不勞而獲嗎？其實往往要靠先用功，賺點錢，也要講眼力，雖然幸運的因素存在。很少人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與九十年代的中國，投資於房地產輸身家的人無數。奇怪，社會不可憐這些人。

這裡還有一個古典經濟學派的誤導：這學派認為租金或地價怎樣變動土地的供應量也不變，所以在抽稅的話題上土地要特別處理。這就帶到後來對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有很大影響的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那本書。該書提出單一稅制，即是只 抽土地或房地產的稅。佐治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作為經濟學者他不及格。謀生計也不及格：他信奉買地必定發達，但晚年自己是個窮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幫忙。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主要來自《進步與貧窮》，對炎黃子孫或多或少有點影響吧。

出售土地是中國發展的資金來源

我不要在這裡談思想、講理論。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縣際競爭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變化（見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樓房政策，中國今天會怎樣不好說——一位朋友勸我不要說！

不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經改需要的資金的主要來源。記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來自加州 的經濟學者問：「中國發展得那麼快，資金從何而來呀？」我打趣地回 應：「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資到中國投資於房地產，九十年代後期房地產之價暴跌，這些資金轉到中國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絕。我說的有說笑成分，但笑話中有真理。

早些時，記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還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幹部朋友邀請我到那裡傾談，因為他們讀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大家坐下來，我開門見山地說：「不拍賣土地，讓懂得建造樓房的外商賺點錢，你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把城市建設起來。靠北京輸血不可能足夠。」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賣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了。沒有賣地的錢，今天在世界地圖上不會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會談後，我對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說：「深圳的年輕幹部雖然學問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務員輸了一籌。他們的薪酬不到你們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會很麻煩。」彭老的回 應，是他快要退休，將來的事他管不着。中國的青年學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沒有想到二○○三年內地會推出自由行，也沒有想到昔日港人稱為表 叔的會把香港的樓價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還是對：撇開樓價賺錢，香港人的實質收入十多年來沒有上升過。

從動態看分化可以樂觀

先談一下今天內地的收入分配才 回 頭說房地產政策。讀者要罵就罵吧：我認為內地的貧富分化的發展不僅不是那麼差，而且有值得慶幸之處。我認為整個問題要從動態的角度看——靜止的分化基本上無關宏 旨。從動態看，老人家最開心的，是這十年中國農民勞動力的收入大約上升了七倍。這是每年的復息增長率約百分之二十三！減除通脹約百分之二十的實質復息增長年率，打個八折也是人類歷史奇跡，何況中國的農民那麼多，人均農地那麼小！起自朱鎔基還在掌管經濟的二○○○年，到溫家寶時期加速了。

上述的農工收入增長是我個人從幾個地點獲得的一手資料，不是農戶的一般收入增長，老弱殘兵沒有算進去，只 算工作年齡的農工收入。流動人口多，這些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政府的統計因而不容易算得準。有些朋友胡塗得很，老是從戶籍人口看農民人數。算進老弱殘兵，我提供的數據當然還要打個折扣。但農民還有農植的收入，這十年中國農地的租值上升了兩倍多。再另一方面，農民的住與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斷，十年後中國農民的實質生活水準會追上城市的中層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幾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能繼續，再六年可以追上。

沒有斷層與分化收窄

上述的農民生活的急速改進帶來了另一個讓我們樂觀地看貧富分化的理由。這是不管這分化有多嚴重，中國沒有出現斷層——即是貧與富之間沒有出現一片空白。貧富的分化出現了斷層是很頭痛的事。昔日國民黨時期有斷層，今天的墨西哥有斷層，香港還沒有，但我看是朝着斷層的方向 走。有些國家，種族問題會帶來另一種斷層：某些種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過。中國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幫一把。先敬羅衣後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舉世皆然也。

我的推論，是只要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率高於城市中層人士的，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貧富的分化怎樣極端也不會出現斷層，而斷層不出現貧富的分化有機會改進。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長率繼續，貧富分化的差距早晚會收窄。我當然知道很多中國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苦，祇是認為從重要的「動態」那方面看我們有樂觀的一面。

動態持續愈久愈妙

維護農民勞力收入的增長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後五年農民勞力的收入增長能保持過往十年的復息率，五年之後，以今天的物價算，一個農工的每月收入會達到人民幣四千。這會把工業的低檔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當然不容易，也沒有理論說可以或不可以。事後孔明，我們知道這些年農民勞力收入的高速增長是由縣際競爭下的土地靈活使用帶動的。泡沫不論，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壓樓市的政策來左右上述的發展。是的，在貧富分化這個重要話題上，北京的朋友要從動態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成熟了的先進之邦怎樣看是另一回 事，但中國要從動態看還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長率能繼續，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積效小廉租為禍

回 頭說協助下層人士的樓房政策，可取的選擇不多。目前內地推出的房屋公積金不會有什麼作為，尤其是樓價上升他們無緣分享。我們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對樓價上升的投訴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擁有的房子，還是樓價上升他們得不到甜頭。如果是後者，購買房地產的股票是一種辦法，但像樓價一樣，有風險。這方面，北京可以考慮推出一種樓房股票指數合約，為了避免影響股價要是外圍的，像賭外圍馬那樣，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機構執行。房屋公積金於是多了一種選擇：購買這指數合約。有風險的，要多賺錢就要多面對風險。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慮。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為難民涌至，不給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治安不利。這些廉租房後來搞到一團糟，給窮人定了「窮」位，蟲蛇混雜，黑社會、販毒等行為集中起來。

經適房的處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價屋可以考慮。這種香港稱為「居屋」內地稱為「經適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內地容易導致貪污行為。要是能處理貪污這一關，適當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興建或讓私營建築商興建然後限價出售。適當的做法是由政府拍賣土地給私營建築商，指定要裝修好及小單位的面積與變化，然後讓私營建築商在有競爭的市場以市價出售給條件過關的戶口。廉價的優待，是政府利用賣地的所得，以近於樓面地價的錢補貼給條件過關的購買戶。這樣通過競爭的自由市場處理，政府祇是少賺或不賺地價，建築商有利可圖，樓房的質量會跟自由市場的取捨相同，除了單位的面積較小其質量不會因為政府提供而下降。換言之，這樣處理會杜絕偷工減料的行為。

流動大軍一條命脈

細想之下，我不贊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經適房，因為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困難。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還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沒有戶籍。可靠的數字我沒有，但剛過去不久的春運期間，三十八天內不計航空的交通客運量達二十八點五億人次！這比總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了。在這種各走天涯的人口分佈下，目前不許沒有某市戶籍的購買某市經適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購某市經適房的可獲該市的戶籍，流動者可能因為一點甜頭而被「鎖」住。流動人口會有下降的時候，但今天不應該用樓房政策來左右他們的選擇。

我認為流動人口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重要的，跟中國的經濟制度配合得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勞動法後，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大軍流動起來，迅速地減少了失業及工業區的治安惡化。要改善流動人口的生計北京總可以想出比提供經適房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為誘而把他們鎖住。

要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

不打壓樓市，不提供經適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樓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應該做什麼呢？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到地區政府去，某些地區以市作主導，大部分讓縣作主導，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針北京上頭不要管。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幹部一般能幹。房地產處理不當對他們的生計有肯定的壞影響。這次北京打壓樓市是明顯地損害了地區發展的利益：增值稅之外，地區政府要靠賣地的收入來搞基建及其他開支。如果地區政府可選擇，他們不會抽物業稅。水出魚、魚飲水，抽物業稅會使賣地的收入下降，加上處理物業稅的手續麻煩，對地區的樓房發展比不上只 賣地不抽稅那麼有效率。

地區競爭不會搞高樓價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內地的地區政府會不會像香港那樣，搞高地價政策而損害了經濟發展及增加貧富分化呢？經濟本科一年級的理論說，如果土地及樓房的需求彈性系數低於一，政府為了爭取賣地的最高收入會推出土地至該系數等於一而不再放出，過些時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這種高地價政策對經濟整體的發展是不幸的。

但內地的地區跟香港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內地的縣際競爭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視工、商業的多元化發展。在這樣的競爭局限下，只 著重增加賣地的收入是自取滅亡。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稅的分成對地區政府重要，而爭取這項稅收要爭取流動的人口給個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區競爭下，樓價過高是敗局。想想吧，一個縣免費提供一幅大地給一家名牌工廠，怎可以那樣傻，搞高住宅樓價來把該廠嚇跑呢？雖然檔次較低的工人可住工廠提供的宿舍，但職位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會不考慮住宅樓價？我不是說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好得天衣無縫，也說過還有好些細節要改進。但老人家的理論說，北京放手讓地區處理樓房，在競爭下必有奇效。

給同學出個試題

最後我要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兩項。其一是增值稅，全國劃一為百分之十七，縣政府分成占該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出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其二是賣地的收入，縣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區可有變化。我要說的有趣觀察，是要某區的樓價上升還是下降，單是調校這兩個分成率會生效。

保持縣政府的總收入大致不變，提升縣的增值稅分成率而減低縣的賣地分成率，樓價會下降；二者反過來樓價會上升。為什麼呢？這會是香港中學高考的大好試題，不知內地同學的本領怎麼樣。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神奇的制度，很有點妙不可言。兩年多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寫道：「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來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沒有充分地賞識自己發明的制度，也顯得我這個老人家的影響力是零了。

張五常 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2011.03.08）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 8th Mar 2011 | 一般 | (1653 Reads)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瑞典模式中國無緣

像瑞典那樣的國家，稅項多而重，福利、補貼等高得驚人，是一個貧富分化不大而還算得上是富裕的國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積比中國高出無數倍，知識資產早就達到了一個高層面，中國是無從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國老百姓的舒適很多。他們建造房子的費用飛到天上去，同樣水準的房子之價不比中國相宜。在飲食那方面，我不認為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優勝多少。他們大勝中國的是人民的生活遠為寫意，用不着像炎黃子孫那樣到處跑。陶淵明的生活不會在人均農地一畝左右出現。貧富平均化的社會成本高，炎黃子孫昔日的經驗是他們付不起。

歧視土地的傳統

貧富分化過甚社會不容易接受，而這分化最難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樓房的價格變動帶來的那種。源自土地或樓房分配的貧富分化帶來的印象，是既非天賦之能，也非勤勞所得。買下了房子，其價無端端地上升了幾倍，不是不勞而獲嗎？其實往往要靠先用功，賺點錢，也要講眼力，雖然幸運的因素存在。很少人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與九十年代的中國，投資於房地產輸身家的人無數。奇怪，社會不可憐這些人。

這裡還有一個古典經濟學派的誤導：這學派認為租金或地價怎樣變動土地的供應量也不變，所以在抽稅的話題上土地要特別處理。這就帶到後來對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有很大影響的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那本書。該書提出單一稅制，即是只 抽土地或房地產的稅。佐治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作為經濟學者他不及格。謀生計也不及格：他信奉買地必定發達，但晚年自己是個窮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幫忙。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主要來自《進步與貧窮》，對炎黃子孫或多或少有點影響吧。

出售土地是中國發展的資金來源

我不要在這裡談思想、講理論。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縣際競爭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變化（見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樓房政策，中國今天會怎樣不好說——一位朋友勸我不要說！

不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經改需要的資金的主要來源。記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來自加州 的經濟學者問：「中國發展得那麼快，資金從何而來呀？」我打趣地回 應：「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資到中國投資於房地產，九十年代後期房地產之價暴跌，這些資金轉到中國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絕。我說的有說笑成分，但笑話中有真理。

早些時，記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還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幹部朋友邀請我到那裡傾談，因為他們讀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大家坐下來，我開門見山地說：「不拍賣土地，讓懂得建造樓房的外商賺點錢，你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把城市建設起來。靠北京輸血不可能足夠。」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賣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了。沒有賣地的錢，今天在世界地圖上不會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會談後，我對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說：「深圳的年輕幹部雖然學問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務員輸了一籌。他們的薪酬不到你們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會很麻煩。」彭老的回 應，是他快要退休，將來的事他管不着。中國的青年學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沒有想到二○○三年內地會推出自由行，也沒有想到昔日港人稱為表 叔的會把香港的樓價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還是對：撇開樓價賺錢，香港人的實質收入十多年來沒有上升過。

從動態看分化可以樂觀

先談一下今天內地的收入分配才 回 頭說房地產政策。讀者要罵就罵吧：我認為內地的貧富分化的發展不僅不是那麼差，而且有值得慶幸之處。我認為整個問題要從動態的角度看——靜止的分化基本上無關宏 旨。從動態看，老人家最開心的，是這十年中國農民勞動力的收入大約上升了七倍。這是每年的復息增長率約百分之二十三！減除通脹約百分之二十的實質復息增長年率，打個八折也是人類歷史奇跡，何況中國的農民那麼多，人均農地那麼小！起自朱鎔基還在掌管經濟的二○○○年，到溫家寶時期加速了。

上述的農工收入增長是我個人從幾個地點獲得的一手資料，不是農戶的一般收入增長，老弱殘兵沒有算進去，只 算工作年齡的農工收入。流動人口多，這些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政府的統計因而不容易算得準。有些朋友胡塗得很，老是從戶籍人口看農民人數。算進老弱殘兵，我提供的數據當然還要打個折扣。但農民還有農植的收入，這十年中國農地的租值上升了兩倍多。再另一方面，農民的住與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斷，十年後中國農民的實質生活水準會追上城市的中層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幾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能繼續，再六年可以追上。

沒有斷層與分化收窄

上述的農民生活的急速改進帶來了另一個讓我們樂觀地看貧富分化的理由。這是不管這分化有多嚴重，中國沒有出現斷層——即是貧與富之間沒有出現一片空白。貧富的分化出現了斷層是很頭痛的事。昔日國民黨時期有斷層，今天的墨西哥有斷層，香港還沒有，但我看是朝着斷層的方向 走。有些國家，種族問題會帶來另一種斷層：某些種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過。中國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幫一把。先敬羅衣後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舉世皆然也。

我的推論，是只要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率高於城市中層人士的，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貧富的分化怎樣極端也不會出現斷層，而斷層不出現貧富的分化有機會改進。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長率繼續，貧富分化的差距早晚會收窄。我當然知道很多中國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苦，祇是認為從重要的「動態」那方面看我們有樂觀的一面。

動態持續愈久愈妙

維護農民勞力收入的增長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後五年農民勞力的收入增長能保持過往十年的復息率，五年之後，以今天的物價算，一個農工的每月收入會達到人民幣四千。這會把工業的低檔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當然不容易，也沒有理論說可以或不可以。事後孔明，我們知道這些年農民勞力收入的高速增長是由縣際競爭下的土地靈活使用帶動的。泡沫不論，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壓樓市的政策來左右上述的發展。是的，在貧富分化這個重要話題上，北京的朋友要從動態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成熟了的先進之邦怎樣看是另一回 事，但中國要從動態看還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長率能繼續，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積效小廉租為禍

回 頭說協助下層人士的樓房政策，可取的選擇不多。目前內地推出的房屋公積金不會有什麼作為，尤其是樓價上升他們無緣分享。我們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對樓價上升的投訴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擁有的房子，還是樓價上升他們得不到甜頭。如果是後者，購買房地產的股票是一種辦法，但像樓價一樣，有風險。這方面，北京可以考慮推出一種樓房股票指數合約，為了避免影響股價要是外圍的，像賭外圍馬那樣，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機構執行。房屋公積金於是多了一種選擇：購買這指數合約。有風險的，要多賺錢就要多面對風險。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慮。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為難民涌至，不給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治安不利。這些廉租房後來搞到一團糟，給窮人定了「窮」位，蟲蛇混雜，黑社會、販毒等行為集中起來。

經適房的處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價屋可以考慮。這種香港稱為「居屋」內地稱為「經適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內地容易導致貪污行為。要是能處理貪污這一關，適當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興建或讓私營建築商興建然後限價出售。適當的做法是由政府拍賣土地給私營建築商，指定要裝修好及小單位的面積與變化，然後讓私營建築商在有競爭的市場以市價出售給條件過關的戶口。廉價的優待，是政府利用賣地的所得，以近於樓面地價的錢補貼給條件過關的購買戶。這樣通過競爭的自由市場處理，政府祇是少賺或不賺地價，建築商有利可圖，樓房的質量會跟自由市場的取捨相同，除了單位的面積較小其質量不會因為政府提供而下降。換言之，這樣處理會杜絕偷工減料的行為。

流動大軍一條命脈

細想之下，我不贊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經適房，因為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困難。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還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沒有戶籍。可靠的數字我沒有，但剛過去不久的春運期間，三十八天內不計航空的交通客運量達二十八點五億人次！這比總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了。在這種各走天涯的人口分佈下，目前不許沒有某市戶籍的購買某市經適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購某市經適房的可獲該市的戶籍，流動者可能因為一點甜頭而被「鎖」住。流動人口會有下降的時候，但今天不應該用樓房政策來左右他們的選擇。

我認為流動人口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重要的，跟中國的經濟制度配合得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勞動法後，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大軍流動起來，迅速地減少了失業及工業區的治安惡化。要改善流動人口的生計北京總可以想出比提供經適房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為誘而把他們鎖住。

要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

不打壓樓市，不提供經適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樓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應該做什麼呢？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到地區政府去，某些地區以市作主導，大部分讓縣作主導，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針北京上頭不要管。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幹部一般能幹。房地產處理不當對他們的生計有肯定的壞影響。這次北京打壓樓市是明顯地損害了地區發展的利益：增值稅之外，地區政府要靠賣地的收入來搞基建及其他開支。如果地區政府可選擇，他們不會抽物業稅。水出魚、魚飲水，抽物業稅會使賣地的收入下降，加上處理物業稅的手續麻煩，對地區的樓房發展比不上只 賣地不抽稅那麼有效率。

地區競爭不會搞高樓價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內地的地區政府會不會像香港那樣，搞高地價政策而損害了經濟發展及增加貧富分化呢？經濟本科一年級的理論說，如果土地及樓房的需求彈性系數低於一，政府為了爭取賣地的最高收入會推出土地至該系數等於一而不再放出，過些時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這種高地價政策對經濟整體的發展是不幸的。

但內地的地區跟香港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內地的縣際競爭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視工、商業的多元化發展。在這樣的競爭局限下，只 著重增加賣地的收入是自取滅亡。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稅的分成對地區政府重要，而爭取這項稅收要爭取流動的人口給個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區競爭下，樓價過高是敗局。想想吧，一個縣免費提供一幅大地給一家名牌工廠，怎可以那樣傻，搞高住宅樓價來把該廠嚇跑呢？雖然檔次較低的工人可住工廠提供的宿舍，但職位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會不考慮住宅樓價？我不是說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好得天衣無縫，也說過還有好些細節要改進。但老人家的理論說，北京放手讓地區處理樓房，在競爭下必有奇效。

給同學出個試題

最後我要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兩項。其一是增值稅，全國劃一為百分之十七，縣政府分成占該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出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其二是賣地的收入，縣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區可有變化。我要說的有趣觀察，是要某區的樓價上升還是下降，單是調校這兩個分成率會生效。

保持縣政府的總收入大致不變，提升縣的增值稅分成率而減低縣的賣地分成率，樓價會下降；二者反過來樓價會上升。為什麼呢？這會是香港中學高考的大好試題，不知內地同學的本領怎麼樣。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神奇的制度，很有點妙不可言。兩年多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寫道：「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來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沒有充分地賞識自己發明的制度，也顯得我這個老人家的影響力是零了。

安裕：再上擂台的舊香港

2011-04-24

興許是壓抑太重的結果，或者是對重力的反彈，可能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潛意識，當宣布《打擂台》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剎那，竟然有着吁一口氣的如釋重負。在眾多大片之中小品躍然而出並不罕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打擂台》成了本土眾望所待賴以力抗金碧輝煌合拍巨製的大衛才是眾人眼球焦點。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不光是《打擂台》以小勝大（陳觀泰梁小龍的片酬是《狄仁傑》置景費的零頭？），還有周潤發喚起本土關懷（「希雲叔，有冇人送你返屋企啊？冇呀？咁叫最佳導演送你返去啦」）。這一夜，幾十年的香港情懷全都回來了。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着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着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着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的《天水圍》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所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着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着一些什麼。有人想抓着昔日榮光，有人想抓着往日崢嶸，有人想抓着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只有紐約人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 其一是王永平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港人喜用成語

4月26日 星期二 00:01
二〇一〇年以來，我不再理會大陸的政局，如非必要，不予置評。這次破例一談，除了捍衛名教，也是關乎語文應用，取一例證，說明香港人喜用成語，而大陸則由於政治環境及普通話之語音限制，一般人少講成語，大陸報刊也少用，以致往往一用就錯。

四月三日，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被當局扣押之後，官方《人民日報 》旗下的暢銷報紙《環球時報》於四月六日發社論，題為「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指艾是特立獨行的行為藝術家，喜歡在法律的邊緣活動，不斷衝撞中國法律的「紅線」，艾要為此付出代價。摘錄社論兩段如下，評其語文：

艾未未是近年來十分活躍的「行為藝術家」，也常被稱「前衛藝術家」，是中國社會的特立獨行者。他反藝術傳統，喜歡出「驚人之語」和「驚人之舉」，也喜歡在「法律的邊緣」活動，做一些普通人搞不太清楚「算不算法律上出格」的事。 四月一日他出境取道香港去台灣 ，有報道稱他「手續不全」，具體情況不詳。 ……

十三億中國人中，有幾個艾未未這樣的桀驁不馴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藝術可以強調無數例外，法律卻強調對例外行為的限制和管束。沒有艾未未這樣的人，或法律不給他們的「突破」設立邊界，這樣的中國都是不真實，也不可能存在的。

《環球時報》社論內文評艾未未為「桀驁不馴」，在當權者眼中，是合適的成語；然而稱艾「特立獨行」，衝擊法律，始終要受到制裁云云，則以褒義之詞，作貶義之用矣。特立獨行，古來形容士人志行高潔，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言行舉止不入俗流也。

寬容甚至欣賞異議，是中華聖賢德行，儒家一向讚賞孤忠耿介之士，即使犬儒狂狷之人，只要擇善固執，也是值得歌頌。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有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子周遊列國，宣揚仁政，到了楚國，狂人接輿在其門唱《鳳兮歌》，諷喻孔子不識時務，在衰世應該歸隱而不應四處奔走。孔子出門欲見，狂人卻拒絕交談。孔子在另一個場合，在弟子面前讚譽這些異議之士：「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與之交往，只能與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為，狷者則絕不會做某些事。

特立獨行一語，也是出自孔子，指那些不論世道治亂，都能潔身自愛，保守德行之人。《禮記·儒行》曰：「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家服膺周朝的禮樂文明，然而伯夷、叔齊兩位商紂王階下的遺臣，卻千方百計羞辱周朝，在西伯侯（後來的周文王）起兵攻打紂王的時候，他們譴責西伯侯是以暴易暴。西伯侯攻克商紂，登位為天子之後，兩人不服膺聖王統治，寧願歸隱到首陽山，採野菜而食，也不食周朝的俸祿，所謂「恥食周粟」。《孟子》歌頌兩人是「聖之清者」。韓愈《伯夷頌》有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

用粵語讀「特立獨行」，特（dak6）與獨（duk6）都是孤絕的入聲，聽得出是特立獨行的。成語是與中國傳統故事和舊時漢音相連的。直至八十年代，香港的學校教育和流行文化廣泛使用成語，小學會考（升中試）要考成語，戲曲、電影、電視也多用傳統故事，對白有典故和成語。且由於成語多數形成於漢、唐、宋之際，四個字是配合當時的語音而編排的，後世的字音改變了（例如混雜滿洲音的北方官話），讀起來便顯得不順。

粵語由於傳承漢音，故仍可與古成語對應，香港人講成語依然語調鏗鏘，例如用粵語讀：未雨綢繆（《詩經》）、擇善固執（《禮記·中庸》）、完璧歸趙（《史記》）、曲突徙薪（《五代史平話》）與防患未然（《三俠五義》）之類，琅琅上口，用普通話讀，則詰屈聱牙。看官，試用粵語先讀成於宋朝的「防患未然」（fong4 waan6 mei6 jin4），再用普通話讀一次（fáng huàn wèi rán），便知道舌頭全不好受，寧可說「在災害發生之前加以防備」了。至於成於漢朝的「擇善固執」，粵語誦讀如流，普通話則有口難言——「擇」（zé）與「則」（zé）同音，「固執」（gù zhí）與「孤寂」（gū jì）之類音近也。這些成語自口中流失了，歷史與品德也隨之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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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專欄 [昔日文章]


世紀‧文字江湖﹕木棉花也遭了專政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政府專制，英雄絕後。儒家道德源自天人合一，人道在於一個「仁」字，天道在於一個「生」字。《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鼓勵生育，鼓勵生機永續，是天地之德。為政者獎勵萬物化育，促進生態繁富，即是德政。傳說康熙皇帝自從廢了長子允礽之後，終日觀察，以策立儲君，四子胤禛禮佛修行，深得康熙注意。一日康熙出外春遊，叫王子折花枝予父王賞玩。胤禛勸止，說春天生機煥發，聖王不可摧折生機。康熙心下安了，決意將大位付託胤禛，是為雍正皇帝。

香港政府千方百計，阻止香港人生育，連木棉樹也借機使之絕後。4月12日，上水翠麗花園有某些居民投訴木棉的棉絮滋擾，民建聯區議員一馬當先，向政府轉達訴求，區議會展開「摘果工程」，將成形的果實摘除。康文署給予外判承辦商的費用為25000元，而樹木有94棵，樹齡超越二十年。承辦商無法一一等待結果才摘除的，於是摘果除花，一了百了。盛放一方的木棉花林，頓時花果落地，禿枝呆立。市民見狀，紛紛埋怨政府大煞風景。電視台拍攝了荒謬情節，網上論壇見了，軒然大波，署方見事態嚴重，命令即時停工。然而大錯鑄成，政府隨便摧折生機的心態，已焉敗露。

被指為摧花始作俑者的民建聯北區支部執委廖超華，近日在屋苑掛上橫額，高調展示成功爭取。他說多年前收到零星投訴，指棉絮導致居民哮喘、呼吸道和皮膚敏感，更有棉花纏在冷氣機，因此於今年初與康文署商討摘果。香港遍佈野生和栽種的木棉樹，棉絮避無可避，而且棉絮纖維略粗，即使引發敏感，也不如花粉和其他空氣污染物，敏感者只能戴口罩，一如歐美日本等地的敏感病患者，只好戴幾個星期口罩自保，決不會呼籲政府摘花的。這是常識。

政府之劣政，首先是摧折生機，其次才是浪費公帑。港府感染了中共毛澤東「人定勝天」的狂傲思想，瘋癲了。我上月為了響應保育政府總部的行動，帶團講解政府總部的親民與開放性格，也看見外判清潔工人帶了黑色垃圾膠袋，爬上雪廠街的山坡樹上摘枯葉，結果連青葉也摘了——避免他日要掃樹葉也。工人帶了黑色垃圾膠袋爬樹摘業的畫面，幾個隨團的中學生見了，覺得十分殘酷恐怖，拍照存檔。這是新政府的恐怖美學啊。

摘除木棉花果，使之不能傳播生育，是斷絕天地生機的大惡業。這種「人定勝天」思想，隨便宰割自然生物以適應某些人的喜好的思想，反自然、反生物，也是反人類。試問沒有自然生態之繁富，人類還能生存下去麼？至於香港竟有環保團體長春社的總監，贊同政府的摘果之法，並說「若要減低棉絮滋擾，摘掉果實是好方法，不會失去可觀性，亦不會破壞樹木」。 該團體自以為在環保和市民健康之間「取得平衡」，視木棉樹為與居民簽約的外判服務供應商，是提供觀賞價值但有滋擾成分的service provider，更是以生物為器用，木棉樹違反了服務承諾，合該專政對待了。

[陳雲]

　 　

陳雲：來港產子規範化——新移民問題與香港族群意識議程 大陸孕婦來香港產子，是蝗蟲產卵、鵲巢鳩佔還是境外託孤？

2011-04-17

那些與香港人無親屬關係的大陸孕婦，來香港產子，子女取得居留權之後返回大陸居住，

然後忽然來港讀書或居留，對香港是禍是福？當他們來港產子成為潮流，成為大陸將人口輸送香港的安全閥的時候，

香港如何是好？這是香港人必須勇敢思考的問題。

無意啟動了國民原則辯論

歷史契機，往往出自無心，香港歷史將記下二○一一年。這一年，財政司長首次向香港居民派錢六千元，無意中啟動了全民領取福利的國民原則辯論，催生了香港族群意識，甚至啟動了香港城邦意識，啟動了香港自主自治的議程，思考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甚至思考後一國兩制的問題。香港人，是繼續思想懶惰，盲目跟隨所謂政治正確原則，以不啟動族群排斥為藉口，不敢去面對新移民問題，振振有詞打壓甄別新移民的意見，還是掌握機會，迎接挑戰，思考香港的國民原則，思考香港的族群意識，以香港族群意識為基礎，融入新移民？

面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熱潮，不論採取策略思考還是採取行政措施，結果都是一樣，都會衍生香港的族群自主意識。各種行政措施的總體走向，會累積出這個結果；主動去想像，只是預知結果而已。香港的公共資源有限，只能有序地、有原則地審批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限制其子女的居留身分權利，甚至不賦予居留身分權利，至於香港人的妻子來港產子，則香港必須以取回大陸移民配額的審批權，方便甄選外來人口入港，成為香港居民。

立法或修憲之前，採取行政措施補救

對於政治挑戰，曾蔭權政府此刻採取的是政治決策真空的類無政府主義（quasi anarchism）。筆者無意為這個政府分憂，在此探討解決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只當作是探討香港族群意識的機會而已。

首先，應付大量外來人的服務需求，一個稍為智力正常的政府，都懂得採取區隔原則（separation principal），境外人士來港買樓如是，境外人士來港產子亦如是。在未能修改基本法的在地出生取得居留權的國民原則之前，香港可以做的，是行使《基本法》、香港法例及行政措施許可的方法，限制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首先，是服務區隔。急症之外，公立醫院不接收並無港人丈夫的大陸孕婦。私家醫院接收這些大陸孕婦，必須先取得入境處同意，否則這些孕婦連入境也不許，遑論入私家醫院產子。由於立法需時，政府可以採取權宜行事的原則﹕由於產子涉及龐大手術風險，私家醫院必要時是要動用公立醫院資源的，香港政府可以責成醫院管理局負責給予每年的緊急資源配額予私家醫院，私家醫院如果不能取得配額，則在手術出現危機的時候，不能優先動用公立醫院資源配合。這樣可以令私家醫院知難而退，不能濫收大陸孕婦。假若私家醫院不領情，依然故我，唯利是圖，不接受這個類似資源配額的安排，則香港政府威望掃地。不過，商不與官鬥，我相信任何有威望的政府，只要曉以大義，只要訴諸香港福祉，都可以用這個方法鎮壓住私家醫院的。假若特首連這個政治影響力都無法發揮，乾脆辭職算了。

香港必須取回移民審批權

除了直系子女和夫妻之外，新移民須經香港政府甄選才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香港要繁榮穩定，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和資源安全，必須取回這個權力。面對新移民，不是「利」的問題，而是「義」的問題。假如新移民願意信服自由民主這些香港《基本法》憲政精神及跟隨香港的風俗文化，甚至革新香港的風俗文化（往好的方面），我贊成政府給予福利補貼及優惠照顧，令他們順利融入香港，好好培育。香港庫房有的是錢，我談的其實不是錢的問題。我最痛恨的，是有些新移民來了香港卻支持共產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價值，卻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蠶食香港的價值，令香港走向衰亡。至於那些過境產子的大陸人，香港可以給予私家醫療，但不應給予居留權，這需要修改《基本法》。修改憲法，是行憲的正常現象，甚至是必須的行憲過程。

無法修改《基本法》，則香港政府須採取上述的行政措施，迫使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規範化，而她們回內地之後，港府應保持聯繫，知悉其居港意願，及早準備，並且為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安排宣誓歸化。宣誓歸化可以採取自願原則。新移民滿十八歲者，來港定居或取得居留權，可以自願選擇，宣誓效忠香港《基本法》裏面的憲政價值。這是一個無法律約束力但禮儀莊嚴的儀式，它可以使新移民經歷精神洗禮，充滿信心，也使得香港人不必再歧視他們為外人。以憲政精神和香港價值為族群意識之標準，這是源自盧梭《民約論》的現代社會締約方式。

中共其實不怕台獨港獨議程

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政的年代，香港的城邦地位很安全，但目下的中共領袖，對香港的政策是自相矛盾，互相耗損的。在戰略上，中共繼續利用香港的自主性，但戰術上卻不斷消耗香港的自主性。中共在內地和香港，已經不自覺啟動了自滅機制，香港要小心應付，以求自保。香港保全自己，服務中共，則中共反而可以苟延殘喘，這是對中共有利的，共黨一直苦勸香港人不要「井水侵犯河水」，就是這個意思。至於香港要多一點自主性，多為他們發揮國際影響，中共倒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政權之生存而已。對於所謂台獨、港獨議程，中共是不在乎的，反而有利其延長政權壽命，中共最怕的是反攻大陸。這是中共港共自己用六千元派錢，啟動香港族群意識議程的原因。香港自治議程是不政治正確但政治安全的議程（not politically correct but politically safe）。我是反共者，老共的敵人最清楚老共的利益所在。

由於大陸不斷走錯路，也許永遠不能走入現代社會，香港人必須忘卻大陸，但香港永遠無法擺脫大陸，因為香港永遠是大陸解決各種公私問題的活口。香港必須鞏固邊界，鞏固本土文化，建立族群意識，才可以人格自主，茁壯成長，並繼續充當大陸的活口。族群意識是現代政治最險惡的議程，但也是無法迴避的議程。重申，我構思的香港族群意識，是基於儒家華夷之別，基於《基本法》的自由民主與憲政信念以及中華傳統禮義及香港現代價值，即是基於憲政信念及文化習俗（很多國家的歸化標準都是包括這兩點），而不是基於什麼血統、階級或籍貫。《基本法》不是完美的憲法，但只要嚴肅待之，充分行使，在中共的監察之下，可以弄假成真，逐步達致香港人的共同理想——建立自治城邦，在未來中華邦聯的憲政架構之內。

轉角 - 陳雲 香港城邦中國門戶

(2011年03月22日)
從董建華到曾蔭權，香港政治大轉角：由保存香港城邦，轉向瓦解香港城邦。董建華籌謀香港經濟轉型，構思建設經濟、民生、文化等，也保護中下層生計，推出二元經濟與本土經濟。到了曾蔭權，撒手不理香港的經濟轉型，放任地產財閥壟斷經濟和扼殺本土生機，強硬興建高鐵連接內地，魯莽促成珠三角「宜居灣區」規劃研究，放言要香港窮人內遷大陸，香港要成為高增值的大陸人的「宜居」城市。
當中的轉變，出自中共經歷2003「7.1大遊行」而作的政治收緊策略，出自香港官員的怠惰，出自大陸地方政府借助「香港概念」將珠三角「做強做大」的意圖，更出自北京對香港政策的政治領導錯亂，甚至領導真空，任由官僚話事。又或者，領導香港政策的，只不過是一位按章工作的共黨官僚，並非政治家。例如要保持香港的金融城市地位，卻又要用深圳的前海替代中環，這是自相矛盾的，只是不同的官僚提出方案，未經政治判斷便組合推出來。
假如中共是正常的政府，應珍惜香港的城邦格局，將香港建設得像瑞士一般，有道德崇高的公民，自主的司法和政治，整全的經濟結構(由農業、精密工業、服務業到創意工業)，講究誠信與規章的服務，使中共的富人可以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使香港繼續發揮金融城市的樞紐和屏障作用，幫助中國企業集資，阻擋國際大鱷的金融掠奪。國際政治方面，吸引國際社會及民間組織來港設立地區總部，聯盟日韓，拉攏南洋，使香港可以協助中國成為亞洲強權。
在達致現代化的國族(nation)之前，一國之擁有城邦，猶如希臘有雅典、意大利有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德國有不萊梅、漢堡與法蘭克福，是莫大的制度力量和文化威力。在國家仍在亂世的時候，城邦將國族的實力集中、鞏固和提升，可以持續為國族建設輸送制度支援和文化動力，這是香港之於中國現代化的偉大貢獻。香港保存了王朝中國和民國的遺風，也引入歐洲工業革命與憲政革命的祖源——英國的遺風，是中華復興的大寶庫。
城邦是由悠久的歷史、整全的地理格局和繁富的社會生態組成的，歷史文物、地理格局或社會生態切割之後，城邦必亡。毀滅香港的城邦格局，可以為中共舒緩革命威脅，換來苟安的局面，但也令中共無法鍛煉自己，無法抵擋種種山雨欲來的危機。香港淪亡，中共陪葬。
對於北京唆使香港警察，逮捕113名示威市民，我是額手稱慶的。玉石俱焚，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