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治理問題，及全球金融危機下經濟治理在市場化與政府主導外的第三條道路。威廉姆森強調市場中間組織作用，而奧斯特羅姆則提出社會領域自治組織和公共事務制度理論，都對中國帶來啟發。 |
| 今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奪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的是治理問題。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各國的經濟治理在市場化與政府主導之間徘徊，主張市場者與主張市 場有缺陷者爭得不可開交。但是，是不是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走？ 對現實問題的關切成就了今年的兩位獲獎者。奧利弗·威廉姆森關注的是交易成本 問題，按照新制度經濟學巨擘科斯（Ronald H. Coase，又譯高斯）用制度經濟學理論來解決市場的外部性。在一九六零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書中，科斯把外部性問題和交易費用聯繫起來，提出了知 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費用為零，無論權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 威廉姆森的理論更進一步提出市場中間組織的作 用。這些不同的組織可以看成是經濟活動的治理機制。究竟在某個具體經濟活動中選擇哪類治理機制，取決於其交易成本的大小。也就是說，無論哪種制度、哪種結 構，只有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與結構是最優的。但是，根據威廉姆森的研究，一個被選出的治理機制必然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機制。換句話說，利益分配更平均的選舉 機制，能夠帶來效率的提升與交易成本的下降。 我們在此看到了第三條道路，經濟內部組織可以不是市場企業，可以不是政府威權，而是經濟的不同層級內部組織結構，無論命名為什麼，意義不變。 這 些內部組織可以實現成員之間關係的長期化，減少市場激勵機制的負面影響。聽到這裏，我們是不是覺得有些耳熟？會想到華爾街金融機構目前的薪酬機制，與中國 目前金融機構與壟斷央企的高薪？金融危機的衝擊，已經引發對華爾街薪酬機制的反思，但人們甚至包括政府都對此一籌莫展。如果不允許華爾街繼續按照市場激勵 機制發放高薪，那麼，金融人才是否會流出花旗、高盛、華爾街甚至美國？如果繼續實行天怒人怨的高薪，華爾街的痼疾如何醫療？ 按照市場遊戲規則，華爾街各金融機構應該給創造盈利者發放高薪，但是，在政府握有部分股權後，政府如何介入薪酬體制？如果以行政權力強行介入，華爾街將發生抗議風暴。 威 廉姆森說，組織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內部組織不僅擁有合法的進行控制的權威，可以以低成本取得各個企業、各部門、各個僱員的更明確進行評估的信息，而且，它 的獎罰手段也更為巧妙。至於中國的高薪則與華爾街金融機構完全不是同一個問題，要知道，中國的金融機構並非市場化組織，而更類似於某種特殊的內部組織。他 們想獲得華爾街的薪酬體制，是狗扶上泥牆——強行掛靠，中國的金融機構顯然適用於內部組織的管理之下的薪酬機制。 雖然威廉姆森的理論難以數學模型量化，但在實踐中卻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印證，有了理論與實踐印證，才使得新制度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分支得以建立和發揚，也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得以體系化，並順利入侵其他社會科學，成為一門與法律、社會等結合在一起的綜合學科。 事 實上，大多數模型都難以應對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如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曾經是美國華爾街對沖基金公司中的夢之隊，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破產於一九九八年。五年 間創造了對沖基金盈利的多項記錄，回報業績舉世無雙。但到了一九九八年，俄羅斯一旦還不出國債，所有的模型全都傻了眼，公司也付之東流。如果說上世紀經濟 繁榮期，諾貝爾經濟學獎青睞於計量經濟學，那麼到了市場一團糟糕的時期，他們與社會大眾一樣，青睞的是有反思能力、有實踐可能的學說。 另 一位獲獎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讓人大跌眼鏡，這倒不是因為她是迄今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唯一女性，而是因為奧斯特羅姆研究的泛經濟領域問題，更接近於公共 治理，她更像個政治學家與公共治理方面的專家。二零零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的埃里克·馬斯金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威廉姆森多年來一直被 提名為諾獎候選人，奧斯特羅姆獲獎則令人驚訝，因為她的作品不屬於經濟學之列，而更大程度上屬於政治學。」不過，在中國經濟學家鄒恒甫看來，這是諾貝爾獎 委員會的一個「偉大的選擇」，因為這位女性完全可以獲此殊榮。 公共事務治理新路徑 奧斯特羅姆教授研究的是 公共政策，在其名著《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中，針對「公地悲劇」、「囚徒理論」和「集體行動邏輯」等理論模型進行分析和探討，從小規模公共資源問題入手， 開發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務的創新制度理論，為面臨「公地選擇悲劇」的人們開闢了新的途徑，為避免公共事務退化、保護公共事務、可持續利用公共事務從而 增進人類的集體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礎。 奧斯特羅姆教授既是實踐的推動者，通過實證研究更是對人們的自治能力充滿信心。其學生、中 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勛指出，在半個世紀的研究生涯中，奧斯特羅姆對警察、灌溉、森林、池塘等公共資源進行了大量的實證調查，致力於分析人們能否以及如何 進行合作，探索什麼樣的制度因素促進或者阻礙人們採取集體行動。其實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條件下，人們完全能夠自願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務，能夠成為 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賴作為「利維坦」的國家。這大大推進了集體行動理論的研究。 奧斯特羅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意味著其關於制度和集體行動的傑出研究得到了嘉許，而且意味著通過自治實現人類合作與繁榮的新道路獲得了認可。此說言之過早，但奧斯特羅姆教授的獲獎起碼可以證明，人類自治組織的能力越來越受重視。 孟 加拉國窮人銀行家尤努斯開設面向赤貧階層的小額信貸組織，是以小額信貸為橋樑架構的自治組織，其運轉之良好，能夠證明窮人信用等級天然差之說完全站不住 腳，而中國小額信貸壞帳之低同樣證明了這一點。可以說，所謂自治組織無法制約民眾的說法，是威權理論為了自身需要而建立的自我循環邏輯，已經被某些實踐所 駁斥。 對中國的意義 有趣的是，無論威廉姆森還是奧斯特羅姆，都提出了新的組織架構，前者是經濟領域的內部 組織，而後者則是社會領域的自治組織。從中國的情形來看，民間自治組織是管是放，爭議巨大，國有經濟組織既非市場也非行政讓人大費周章，此時正是中國試行 自治組織模式的好時機，某些成熟的組織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 相信自治組織的力量，還是相信威權，這裏面，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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