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
教訓總是重複，直至領悟。
——西洋諺語
一場突如其來的遞補機制風暴，把本已風雨飄搖的特區政府更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區施政之困局、行政機關之弱勢，非自曾蔭權始，亦絕不會以曾蔭權終。
敢問香港回歸十四年，政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例子，又豈限於區區僭建和最低工資？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政府見事之遲，何異於居港權案後的倉卒釋法？如果遞補機制是二十三條的翻版，葛輝事件又會否令人聯想到鍾庭耀事件？曾氏所謂「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的誓言，與其前任「留下比離開更需要勇氣」這名言，又何其相似？
一眾官員言行不一
不論政府和建制派如何自吹自擂，特區十四年的現實是政不通、人不和。在此情形下，一眾局長高官紛紛勞累得病，又豈屬偶然？是他們的領導能力真的如此不濟？還是舊制度已沒法順應新時代的要求？變相公投反映了什麼體制上的缺陷？政改後的制度又有何「漏洞」，會成為反對派圍攻政府的機會？政府威信不彰，到底是因為太多的民主，還是太少的民主？
這一連串問題亟待解答，否則即使林局長下野、曾特首腳痛，反對派如何高呼「人民力量萬歲」也好，在一輪沸沸揚揚之後，香港仍將是原地踏步！
不過，在回答這些問題前，不妨先拋開個別政策事件的紛紛擾擾，對特區社會經濟民生的困局作一長距離、闊角度的分析，當可發現十四年來施政上的兩大深層次問題。我將其歸納為經濟哲學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城市定位上的進退失據。
先說經濟思想。本來特區政府繼承了前殖民政府的自由主義，強調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公平競爭（level playing field）、「不挑勝者、不救敗者」（pick no winner, save no loser）等等。然而，回歸以來的經濟危機，令社會上要求政府打救扶持的呼聲日高。在政治壓力下，政府的回應口徑仍是信誓旦旦，實質政策底線卻是一退再退。官員長期面對言行不一、精神分裂的痛苦，便只能修修補補，暗地「微調」，以致有什麽「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等看似莫測高深、實際上不清不楚的口號。
思想上的空洞含糊，必然造成政策上的矛盾混亂，所以政府一方面對外國研究機構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排名耿耿於懷，一方面每年卻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各種支柱或優勢產業的發展宏圖。但宏圖既缺深思熟慮，亦乏社會共識；香港的行政官員復無這方面的落實經驗和傳統，以致宏圖總是無疾而終。
兩任特首工作缺失
由於前殖民政府的那套自由經濟主義早已不能適應新形勢，而社會又未能建立一套獲廣泛認同的新發展哲學，以至不但造成一種思想真空，更讓人曲解甚至濫用自由之名，動輒以市場為辭，實質縱容既得利益壟斷，令往日相對重視公平的積極不干預淪為劣質的自由主義，民怨日深。
至於城市定位，董建華時代講的主要是兩點：一是要把香港打造成如倫敦、紐約的「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二是把香港發展成服務內地經濟的城市。這裏頭其實既相輔又矛盾，理順而處理得當，則香港可繼續扮演她的獨特角色，否則，香港就兩面不是人。
可惜政府高層一直未能弄清問題，加上經濟思想混亂，以致香港的產業結構方向日益模糊。雖然董氏早於1998年便意識到香港「營商成本昂貴，經濟基礎過於狹窄」，但政策方向朝令夕改，官員疲於奔命。雖起用田長霖教授，動用一百億元搞創新科技，但目前除了不時吹噓有外資企業進駐的科學園，以及名不副實的數碼港外，一切似乎早已人亡政息。
如果董氏的大有為是不切實際，那麽曾蔭權的務實卻近於因循苟且。西九文化區明顯是地產商業先於文化藝術；近年重申的四大支柱產業（即金融、旅遊、貿易╱物流，以及專業服務），也不過是老調重彈。其實早於2006年，中央政府「十一五」規劃表示支持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業中心的地位，似已是為香港的城市發展方向一錘定音。
在此背景下，堂堂「國際都會」，這些年真有創新成果的，也許就只有紅酒貿易一項，甚至作為重要政策，大書特書。相信紐約、倫敦也未必如此。
香港歷經十四年兜兜轉轉，似乎最終還是走回1997年前的老路；可是今天我們面對的競爭，遠比回歸前的激烈。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即香港已不再獨執中西交流牛耳的地位。老路是否一定行的通？新路是否一定開不成？
這不是一兩項政策或一兩個政治人物領導能力的問題。比如說創新科技，如果真的認定此為長遠目標，我們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須否改變？香港不乏資金，可是除了房地產和金融外，即便傳統中小企業借貸也不容易，遑論創新科技？政府自身有否積極應用本地科研成果、提拔本地專才？還是在競標時一切以舶來品、洋和尚為是？凡此種種，是否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早已名存實亡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既然可以動用近一百億元為亞運背書，政府何不認清方向，把資源集中到有長遠效益的節骨眼上？
中低階層難望前景
成功在乎一心，否則香港任何的創新行業，必如她一度引以為傲的工業一樣，在表面的不干預之下，最終難敵營商成本高昂的現實而銷聲匿迹，成為香港不適宜發展非金融地產行業的又一自我實現的期許！
當然，要改變這種困局，其前提是必須先有廣泛的社會共識，而這最終又回到文首所說的政治問題。我任職特區政府時便留意到這方面的困難，離職後眼見政府威信日去，港人無復往日自信，中低層和新一代都看不到前景；社會上黨派利益集團林立，公益心薄弱，論整體福祉則置若罔聞，稍涉私利則寸步不讓，幾近餓狼圍攻之勢。長此下去，香港別說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即便作為一安居樂業城市亦堪虞！
我準備圍繞這方面，在日後數篇文章討論以下幾個問題：一、目前困局的體制性根源；二、港式三權分立下的行政主導；三、立法會進一步民主化的影響和特首在體制上的天敵；四、文官制度的優劣和問責制的先天失敗；五、諮詢政治的困局；六、建設強而有效政府的可行性。
區區不學，但希望透過這些討論，說明我們必須超越對個別議題及個人醜聞的過度關心，才能看到問題的癥結。讀者諸君中的才識之士，自能找到答案。如此則今年「七一」將不再只是升旗上街，而當更有深意。
十四年亂象回顧系列．之一（本欄自今周起，逢周五刊登）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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