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管治之道，在於為民帶來希望

【明報專訊】打從九七回歸起，香港一直受到管治危機之幽靈所纏繞。無論誰當政府，或是政府怎樣做，也會容易因缺乏民選認受性而被人批評、處處懷疑它只為北京行事，又或偏袒大財團和地產商。

誠然，我們可鞭策政府領袖和公務員做好角色，加倍努力——要更急民所急、想民所想，須深入諮詢民意，及切忌行政傲慢等。事實上，世界早已進入後自由民主主義年代，就算是經由選舉產生的當政者，也再不能單靠選票箱所賦予的授權便為所欲為。政府機構本身不等於管治，有效管治要求政府植根於社會（socially embedded），並與各界別主要持份者維持聯繫。「共識」不應理解為走公共諮詢期或諮詢委員會的過場。

在既有體制下盡量尋求改革空間

就香港而言，殖民地時代的「行政吸納」式政治早已落後於形勢，起不了作用。若然仍舊沿用老式諮詢辦法，加以缺乏民主認受性，及目前行政立法關係的錯置，則管治失效差不多必成定局。

要走出如此桎梏，一方面既賴於對政治架構和各項功能（包括政黨政治及政治委任制）進行全面重構，這當然涉及重大的憲制改革，難度不少，也視乎中央政府的決心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仍要嘗試的，是在既有體制下盡量尋求改革空間，而不只是守株待兔。

最壞的情，是由於進入不斷之惡性循環內耗，令不少人對透過既定制度和遊戲規則去解決問題、疏導分歧失去信心，體制的實質認受度節節下降，那麼司法覆核、街頭行動和向中央游說以施壓等近乎體制外政治必然抬頭。儘管法院的確有其維護施政合憲合法的憲制角色，但是正如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曾多次呼籲，不應動輒把應屬政治範疇內解決的政治與政策紛爭拿到法院去。

回歸以來，基於種種原因（包括政改滯後），特區政府的權威不斷萎縮，有「空洞化」（hollowed out）之險，也會打擊廣大公職人員的士氣。正如政治學家Albert O. Hirschman在其1970年名著Exit, Voice and Loyalty所分析，當人們對制度（無論是企業、組織、還是政府）失去信任，認為無法滿足其所需所求時，則他們對制度之「忠誠」必然失去，代之以「退場」或「嗆聲」（抗議）行為作為回應。

按目前憲制現實，香港要待2017年特首普選，才有改弦易轍的契機，以建立政府的民選授權，但是在當下也應減少沒完沒了的內耗式政治，致社會把時間精力花在互相否定的遊戲之中。各方持份者（包括政黨社團）不應輕易放棄在縱然充滿缺陷的現制下，盡力做出有利於制度進一步良性發展的可能性。

當選特首要同時做到兩個「放心」

現時令人氣餒的，是現屆政府任期尚少於一年之際，不少媒體與評論只是沉迷於「猜馬仔」——在估中央領導人會祝福哪一個疑似特首候選人，而不是在社會上展開辯論有意角逐大位者的施政理念與政綱。選舉要有意義，就不只是定出輸贏，而是透過一個公共過程，去辯論政策和社會發展之大方向，以尋求建立走向未來的政治共識，唯有這樣，新政府才能具備足夠威信與領導力去執政。在2017年普選來臨之前，縱是小圈子選舉，也應爭取做到面向廣大市民，而非只視北京的喜好。當然，任何當選的特首，要同時做到兩個「放心」——港人放心、北京放心。

下屆特首的施政，絕不會比董建華和曾蔭權容易，特區政府背負了「不民主」原罪，面對社會矛盾增多、政制錯置、公眾信任下降，只會更舉步維艱。在為2017年民主化認真做好準備之同時，更應及早啟動把政府與社會重新連結的政治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在短期未可實現民主負責時，倒不如實事求是，在關係民生之處多做幾件實事——特別是房屋、教育、環境及經濟方面——以「回應式」負責去利民解困，為目前不少基層及中產市民在身處「不快樂城市」中帶來新希望，重新爭取他們的心。

管治之道，在於為民帶來希望。政府不是萬能，但須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