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 – 6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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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