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咫尺地球：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by 沈旭暉 on Friday, 04 November 2011 at 21:30

假如閣下欠朋友巨額金錢，目的是要買豪宅，而且還要借更多的錢來避免破產，結果朋友願意再借，只要求豪宅的花園少種一些名貴蘭花，你卻發脾氣，認為條件嚴苛，說要召集全體孩子和傭人投票決定是否接受，債主會有甚麼反應？以上的比喻其實並不貼切，但這是不少人眼中的希臘債務危機的全部，特別是對德、法人民而言，希臘這欠債人如此厚顏無恥，對他們這些財神而言，實在是天方夜譚。

但在希臘人的角度，事情的來龍去脈卻完全不同。

在近代歷史，希臘對大國一直有一種被出賣情結，雖然這情結存在於眾多小國，但以西方文明搖籃自居的希臘無疑最難接受。現代希臘是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的，獨立由英、法、俄三大國背書，此後三大國共同控制了希臘，甚至負責挑選國王。但在希臘人眼中，這些大國卻沒有盡義務保護好希臘，希臘反而因為它們而捲入兩次大戰，特別是在二戰，希臘原來保持中立，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為了不讓希特拉的戰績專美，才要拿希臘這個英國盟友開刀，雖然希軍一度擊退意軍，卻惹來德軍佔領全境，承諾保護的盟軍則不堪一擊，希臘至今還在追還當年德國「舊欠」。後來德國戰敗，希臘立刻爆發數年內戰，雙方分別由美蘇支持，其破壞性比二戰更嚴重，這場戰爭是冷戰最早的代理人戰爭，不少希臘人感覺自己成了大國的實驗品，繼而相信今天的高福利政策，只是對昔日戰爭的補償，而這是美、俄、英、德等大國共同欠他們的。

這種「債」， 也因為地緣政治被激化。希臘人一直視源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塞浦路斯為自己的後院，甚至一度有意合併塞浦路斯，但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裔人，卻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在希臘民族主義者眼中，這是百份百的分裂國土。但歐美列強為了拉攏土耳其抗衡前蘇聯，接受既成事實，這被希臘視為出賣。後來南斯拉夫解體，其中一個獲得獨立的是馬其頓共和國，由於希臘也有一個馬其頓省，擔心這個新馬其頓會來搶奪領土，堅持要對方改名為彆扭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所有歐盟國家都當希臘的憂慮為笑話，這也加強了希臘人的逆反心理。

這樣的情緒，在這次債務危機中同樣得到體現。不少希臘人並不認為自己的過度消費、政府的過度福利是危機成因，他們相信危機其實是歐盟的責任，德、法借款是應有之義，它們作為歐盟龍頭，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上述思維在雅典大學教授Yanis Varoufakis一篇廣泛流傳的訪問最能體現。邏輯是這樣的：歐元的強勢政策是德國主導的，這只對德國的高端出口導向經濟有利，令德國成了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的希臘、意大利等國卻要變相支持德國發展。

加上希臘使用歐元後，熱錢不斷流入，加劇了國內通脹，進一步降低希臘產品競爭力，增加了政府的福利負擔，催生了本國房地產泡沫，又鼓勵了希臘大規模舉債。而希臘喪失貨幣主權後，又不能通過調節貨幣政策（例如貶值）解決問題，唯有借款，所以希臘人以為自己是在為大國的繁榮而犧牲。事實上，不少希臘學者並不主張借款，認為歐盟應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例如發行統一的歐元區共同債券，像美國照顧不發達州份那樣，把希臘照顧起來，而不應「無理」讓希臘人獨自還債。
另一方面，不少希臘人認為美國同樣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或起碼是「次作用者」。雖然希臘被美國視為看守俄羅斯西擴的橋頭堡，但反美卻是希臘人民、特別是希臘青年的傳統。現在這個希臘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源自1974年推翻軍政府的革命，美國被視為支持那個殘暴政權的元兇，而軍政府當年11月17日鎮壓國立雅典理工大學的示威，令這天成了希臘公眾假期，以及反獨裁、反美的象徵，自此希臘每年出現的大小遊行，美國大使館都成為必到示威點。

雖然克林頓當美國總統時，曾就美國昔日的角色道歉，但在左翼學者眼中，自然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為歐元是美國的眼中釘，希臘不過是被拿來開刀的對象。這個陰謀論，一方面基於希臘的預算赤字和債務，原來根本不符合加入歐元區的資格，一切都是投資銀行高盛獲當時的希臘政府聘請來做假賬，才令希臘可以使用歐元；另一方面，美國財經界在自己的債務危機最嚴峻之時，卻集體唱衰希臘來向歐元施壓，令資金離開歐洲回到美國，恰似圍魏救趙；兩者加在一起，甚至有希臘人相信整個危機都是美國炮製的。這樣的陰謀論自然難以盡信，但希臘民意對歐盟拯救方案反彈，部分原因確是不願接受被他們視為「美國走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救援，擔心日後陰謀層出不窮。

希臘人相信自己不過是全球化時代的犧牲品，因為國家早已失去了獨自面對危機的能力，國際社會救援是天經地義的。要自己不斷緊縮開支不但不爽，而且根本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

何況這些問題只是政客的責任（例如上屆負責造假賬來加入歐元區的政府），不是人民的責任，他們走上街示威，也是要犬儒地劃清界線，不少人以為政府倒台了，政府製造的問題，就可以像1974年軍政府倒台那樣解決了。至於為甚麼希臘公務員可以四十歲退休、為甚麼懂得使用電腦和準時上班會有「獎金」、為甚麼死去的公務員也可以由家人代領退休金，這些謎團，自然更統統不是他們的責任。

在比較政治角度，這立論自然大有問題，例如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不少亞洲國家都大舉借貸，像南韓就一早還清債務。但希臘學界舉的例子往往是從另一角度來反問的，例如他們會問美國欠債多很多，為甚麼美國人可以繼續揮霍而我們不行？又會問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的潛在危機和我們一樣，要是歐盟不救我們，敢承擔連鎖效應嗎？

國際輿論越是批評希臘人懶散、不勞而獲，希臘人就越是覺得冤屈，相信那些不過是危機成因的旁支末節，不過是霸權不負責任的轉移視線。無論最後希臘公投是否搞得成，有沒有人搞「票債票償」，希臘人的這些情緒確是需要讓世界瞭解的，因為這並非個別例子，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這就足以成為全球化的新教材了。

沈旭暉 明報 2011年11月5/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