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天，我在這裏，談對香港的願景，談香港民生問題的出路，因為我相信，香港依然是一個機會均等的城市。在這裏，出身不是宿命，努力代表希望，上進代表流動，只要肯捱，總有出頭天。
然而，近年來我的所見、所聞、所感，都在挑戰這份信仰。在辦事處，我看到一個被高昂租金逼入絕境的單身母親，3年的公屋輪候漫長無期，她夜以繼日的工作，僅僅期望保證兩個孩子的口糧，可突如其來的通脹將期望變成了奢求；在香港的舊區，我認識一些年過六旬的三行師傅，他們有一技之長，希望靠自己的雙手搵食，也希望畢生技藝有所傳承，但「效率低下」的社會標籤讓他們四處碰壁；在勞工處，我遇見一個剛走出校園的副學士，他和社會上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有兩個簡單的夢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幫家裏置業，當夢想照進現實，他無所適從。
我開始懷疑，香港究竟是怎麼了？雖然香港連續第17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但光環背後卻掩埋覑普通市民無盡的苦澀──126萬貧困人口，堅尼系數領跑全球發達地區，富者蒸蒸日上、貧者每愈下；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第四代人淪為「新貧階層」，曾經的「橄欖形」社會日漸向「葫蘆形」轉變，兩極分化抽走了社會流動的階梯；樓價急升租金茘漲，公屋輪候遙遙無期，坐擁全球最貴房價翹楚的香港，竟在演奏無奈淒涼的住屋悲歌；被房地產業「綁架」的經濟格局，逼中小企業成為了財閥集團砧板上的魚肉，金融、地產寡頭壟斷，哪裏還有其他產業發展的空間？
今天，香港迷失在社會發展的十字路口，難道政府「大市場、小政府」的執政理念還可以行得一帆風順？當經濟的參天大樹建立在個體價值的廢墟之上，難道民生的幸福感就是整體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我不指望政府能夠包治百病，只是認為，政府不應該避重就輕，弱化「調校權力」的功能。公共開支佔GDP比例嚴格控制在20%或以下的原則，不過是政府給自己刻意套上的枷鎖。如果政府大膽一點，多些「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切實為解決民生問題、提高民眾幸福感做出政策性改革，才是表裏如一的「以民為本」。也只有當市民有了幸福感的保證，他們才有能力、才有信心，重建希望。
假如我是特首，對於香港現行政策，就房屋、長者、貧富懸殊和政改的問題，可以有如下改革：
1. 土地房屋市場，政府擴大角色
今時今日，香港房地產商發展規模過大，以商業利益考量，既然市場給出了機會，他們何有不抓之理？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對房地產制度的監控。
若我們仍然堅持「大市場、小政府」，受競爭力限制，中小企業難與大企業抗衡，政府賣地的結果必然是大企業壟斷。最終的犧牲品，只會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普通市民的住屋需要：中小企業受舖頭租金牽制生存維艱，行業發展受阻；普通市民承擔不起高昂的樓價或房租，低下階層為求生存，不得不蝸居在危險系數極高的板間房，甚至是廉價「棺材房」。
香港整體住宅售價在2010年底短暫的回落後又在2011年上半年上升14%，甚至超越九七年高峰約7個百分點。要解決香港房地產問題，我們一定要從根基入手，研究政府政策背後的價值觀指導，討論其合理性，從而作出長遠的規劃改革。
具體說來，假如我是特首，我會建立兩個房地產巿場：(1) 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及 (2) 規限巿場：
當下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已經被扭曲，要改革，首先要保證有一個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讓中小型的地產發展商也有機會競拍土地，例如，調校拍賣土地的大小、地區和時間。真正的自由市場，應該保證所有發展商公平參與的空間，鼓勵多元發展。
至於規限市場，政府會擴大監督角色，嚴格把守市場界限。
規限市場內部的土地用途，政府要提出具體的規限性條件與拍賣標準。有些土地專門為中小企的商業發展所用，例如在低收入社區興建商場，對於商場中的商舖可按社區的生活水準定租金。有些土地專門為興建有明確賣出標準的特殊住宅：例如，只能賣給香港人、只能賣給某收入水準以下的家庭、住宅面積限制等等。
規限性的住房市場，主要包括上述的特殊住宅、出租公屋，以及由政府興建的「新居者有其屋」。在這個市場，政府的責任主要是：第一，根據低下收入人士的居住需要決定房屋的興建數量，以保證他們「有瓦遮頭」、安居樂業；第二，嚴格看管規限性住房市場與私樓市場的界限，即使是新居屋的二手交易，也僅限於在規限性住房市場內部流動，與私樓市場的運作必須保持高度獨立。政府會嚴懲跨市場多方置業的投機行為。
活化多元房地產市場，需要增加土地供給。
隨覑人口增長，土地供應的增加必不可少。以規限性住房市場為例，如要滿足基層和中下階層的住屋需要，政府每年大約要興建3萬個出租公屋，5000個「新居者有其屋」。
為了更好地研究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我會成立由跨部門公務員組成的「尋地小組」，找尋可用土地資源。同時，我會盡量開放土地儲備的信息透明度，讓市民相信未來有地蓋樓，不至於盲目入市上車，推高樓價。
住房，已不單純是一種普通的消費品和投資工具，它更重要的角色，是基本的民生需求。安居方能樂業，樂業帶來繁榮，當市民們不再為「有瓦遮頭」煩擾，當香港人人都有一個安心的家、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庇護，社會矛盾才會緩和，社會的歸屬感和凝聚力才會上升，市民才能融入香港大家庭成員的角色，才能為香港的未來合作規劃、共同奮鬥。
2. 多元化經濟，緩和貧富懸殊
在大角嘴深旺道的兩側，一邊是高聳奢華、金碧輝煌的海景豪宅，另一邊是破舊骯髒的「貧民窟」籠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香港浮華光鮮的背後，究竟隱藏了多少辛酸悲涼的黑鏡頭？
雖然政府相信自由市場的經濟創造力，但我們看到，「滴漏效應」為香港帶來的不是共同繁榮，卻是堅尼系數從0.518（1996年）到0.533（2006年）的增長，是126萬貧窮人口，是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在人均收入上，香港是第一世界；在資源再分配力度上，香港卻是第三世界。
分析香港貧富懸殊的成因，其一是全球化推動下的經濟結構轉型，香港曾經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遷移內地，低技術工作流失，而港府未能對此作出周詳的人力規劃，以致人力資源錯配；其二是政策傾斜，金融地產獨大，而提供大量基層職位的行業（製造和環保等）卻缺乏生存空間，產業結構失衡，直接導致了勞工市場兩極化。
要緩和貧富懸殊，關鍵在於重定政府的角色，鼓勵政府增加宏觀的控制力度。具體說來，假如我是特首，我會：
第一，落實產業結構改革，促進香港經濟的多元化發展，領導政府「先進入、後退出」。
多元產業的發展可減輕香港對固有經濟支柱的依賴，分散風險，同時提供更全面的就業機會。早前政府提出發展六大產業，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究其本因，在於純市場主導下，覑眼短線回報的商家很少會將資本投資於回報期長、不確定因素高的新興產業。事實上，根據他國經驗，新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政府的直接參與。
我會利用政策槓桿，調節市場資源分配，為高科技及創意產業、勞工密集式工業、環保綠色工業等提供稅務和土地租借優惠。我會預留500億元成立「推動新產業發展基金」，在這些新興行業艱難起步的創業初期，政府可以主動介入，建設平台，開拓市場，推動其起步和發展，進而引導日後市場資本的流入，在時機成熟時，政府則逐步退出。
第二，大力發展社會企業，在社區層面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為被市場「遺棄」的弱勢群體提供發展空間和平台。
社會企業的出現，是一種集社會目標和商業手段為一身的企業營運模式。西班牙、英國和韓國社企實踐的成功，已證明社企有能力取得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贏，為失業人士、殘障人士、長者等弱勢工友提供了就業機會。現時，社會企業在香港舉步維艱，面臨起動資金不足、集資能力薄弱、經營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運營問題，導致業務難以擴展。
我會指令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盡快遞交報告，詳列發展社企的可行政策。
我亦考慮成立「社會企業總公司」，由政府委任合適人士擔任公司董事，包括商界、社福界、專業界和政府代表，協助社企尋找商機，擴大社企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此外，我還會透過媒體、學校教育等不同渠道，讓公眾認識社會企業的意義，為社企發展創造良好的認同和協同環境。
「不患寡而患不均」，停滯的社會流動、兩極化的極端發展只會尖銳社會矛盾，挑戰社會穩定。一位香港青年曾經說：「寫在紙上的經濟數字並不等於經濟發展，更不等於好生活。」在冰冷的數字背後，我們更期望看到繁榮的共享，看到深水的孩子們不再飢腸轆轆，看到天水圍的家庭悲劇不再上演，看到籠屋裏的老人同樣能擁有對生活的希望。
3. 良心社會 關懷長者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香港，「人口老化」經常被視為對長遠社會發展和經濟競爭力的挑戰。從過往的經驗來看，政府和社會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影響，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偏見和誤解，甚至被利用，作為削減社會開支的藉口。我承認，高齡人口的劇增確實為社會福利保障、長者服務等相關工作帶來挑戰，但作為一個宣揚「以人為本」的政府，有責任去完善對長者的物質和精神照顧。
更何，「人口老化」是否真如洪水猛獸？政府會否已主觀性地對「人口老化」進行了妖魔化定型？長期以來，政府只是單一強調為保證養老服務增加開支，這本身就向大眾預設了長者是社會負擔的認識誤區。既然人口老化已成為發達地區不可逆轉的趨勢，政府不妨從積極的層面出發，改變對長者的角色定型，挖掘長者潛力，鼓勵長者重新融入社會經濟活動。
假如我是特首，我會全方位地解決長者問題：
第一，推動積極的長者政策，遵從個人意願，鼓勵長者重回社會經濟活動。
年齡的增長往往伴隨覑精力與體力的下降，但人脈、閱歷、經驗卻是歲月給予的財富。知識經濟的時代，年齡不是劣勢，是資本，長者依然有能力回歸社會經濟活動。因此，我會清除那些阻礙「有工作能力」長者投入勞動市場的偏見，鼓勵企業聘請長者。
事實上，在舊區，有長者不甘拿綜援，而選擇自力更生，填補了清潔、看更、執紙皮等低微工作崗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市場的就業錯配。同時，亦有高薪退休長者在離職後自組公司，繼續服務社會。因此，我會針對性發展適合長者工作的經濟產業，如環保、綠色工業等，同時透過社會企業更好地利用長者群潛藏的經驗、智慧和勞動力。
再者說來，遵從長者意願，發展銀髮市場，這不僅幫助政府縮減了福利支出，增加了稅收來源，也有利於經驗與文化的傳承，符合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
第二，重視提升長者的精神文化發展，鼓勵活到老、學到老，發展長者終身教育。
我會借鑑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完善長者學習網絡，成立長者書院，從而推動長者持續學習，與時俱進，達至「終身學習」的理想。同時，長者書院亦可以運用其位置及設施，推動長者服務社群，使長者活得更多采多姿。
第三，完善政府現有的長者社會服務和福利。
長者社會保障補貼是香港社會福利的重要支出，在通脹嚴峻的情下，我會要求政府增發高齡津貼額外一個月的標準金額，同時為基層長者提供兩個月的租金津貼。
在長者安老服務方面，我會要求政府在鼓勵長者子女居家照顧的同時，增加資助安老院舍提供的宿位，並會訂定輪候院舍時間的服務承諾，把平均輪候時間縮短至合理水平，同時加強為有長期護理需要而尚未能入住院舍的長者，提供社區適切照顧服務。
此外，我還會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讓長者老有所養。
4. 同心攜手，推動民主政制發展
香港民主制度發展，風風雨雨。每次討論，都會造成香港精英與社會撕裂，導致社會內耗。這不僅破壞了社會團結，更走失了發展香港和發揮港人創造力時間和空間。
「○五政改」和「一○政改」，在互不信任和惡鬥狀態下，政府要「秘密」與不同黨派「密商」，卻造成了不必要的猜忌和互相攻訐。政府為了奪得支持票，「被迫」向某甲讓步，又或與某乙協調；最後結果，可以是四大皆空，也可以是獲得「一鱗半爪」，雖然有寸進，卻仍未有路線圖，這完全是在製造「消耗和磨損」。
無論如何，中央政府和港人都應該知道，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必須忠誠磋商，不應我行我素。
因此，我會推動游說中央政府和港人，成立由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各政團和民間人士組成的「落實雙普選專責委員會」，在2017年及2020年落實特首和立法會以去除篩選和功能組別的雙普選目標，尋求各方共識，共定方案，然後繼而展開政改修訂五部曲。
結語：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她要面對海內外競爭和內部轉型，又要處理內地與港人的互信和政改發展摩擦，更要理順內部核心矛盾和社會問題。要發展香港成為港人的「安樂窩」，特首又何止是一份工呢！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一個精明的決定，我認為香港人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去理順現狀與困難，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建立一個港式「國際都巿」。
理想成真，呼喚你我的共同努力。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國有了希望。我希望藉此告訴港人，香港依然充滿希望。只要大家都能以進取的眼光看香港的前景，香港已是萬事俱備；只要大家再向前行一步，就可以「走出迷失、重建希望」。
15 小時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