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算盡不聰明 -林沛理

每 次在電視上看到經濟師、股評人和學者面不紅、耳不赤地大談經濟前景，我總想到那兩個張愛玲自言最喜歡的詞語─悲壯和蒼涼。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今時今日，只 有傻瓜才會試圖去預測經濟或者股市發展的走向。這正是賣了逾二百萬本、譯成二十七國文字的全球暢銷書《黑天鵝：百年一遇的衝擊》（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再重申的觀點。

寫了這本書迅即竄紅的阿拉伯裔作 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認為，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銀行規模愈來愈大，彼此關係也愈來愈密切──他叫這些金融界的龐然巨物做「黑天鵝」。只要任何一隻黑天鵝抱恙，其 餘的很容易就會被傳染，結果就像火燒連環船一樣，一發不可收拾。這意味着我們的經濟體系有一種結構性和連鎖性的脆弱（structural and interlocking fragility），而這脆弱亦埋下了全球經濟崩潰（global collapse）的禍根。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易變和不可測，塔勒布勸喻投資者，必須假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會出現一些不受控制的情況，並做好準備。這樣一來，倘若情況向好的方向發展，你便可以從中得益；不然的話，你也不至於一敗塗地。

塔 勒布無疑用心良苦，但我十分懷疑像他那些權威和專家的忠告、預測和提示，對投資人和消費者最終所作的決定能產生多大實質的影響。以《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一書聞名中外的美國商業作家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一年多前寫過一本很有趣的書《眨眼瞬間》（Blink）。這本書的立論很簡單，但又很富挑釁性：我們不加思索地思考，而這不是我們的弱 點，反而是我們的優點。原因是在一瞬間所作的判斷（snap judgment），往往比經過深思熟慮所作的決定（cautious decision）更明智和更符合我們的最大利益。

格拉德威爾引用了所謂「切片理論」（thin slicing theory），指我們匆匆做決定之前，會在極短時間內從大量數據中找出關鍵的一小片數據，作為行動的基礎和我們依據的邏輯；就像運動員不需要思考，就可 以揮動手中的球拍擊球一樣。格拉德威爾強調，我們不能靠大腦來指揮自己進入「瞬間思考」（think blink）的模式；它只會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而自然啟動。

《黑天鵝》和《眨眼瞬間》這類書大受歡迎，多少反映了我們對文明及其加諸我們身 上的種種壓抑的不滿。理性本是人類進步、發展的基礎。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便認為，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一種規模宏大、無孔不入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然而過分強調理性、以為理性可以解決所有 問題其實只是一種高級的迷信而已，而且又令人活得不痛快。《黑天鵝》所強調的不確定（uncertainty） 和無目的（randomness），《眨眼瞬間》所歌頌的瞬間思考，跟傳統和坊間智慧所言的天意難測、活在當下和機關算盡太聰明，其實同出一轍，皆源於一 種厭倦─厭倦了老是要跟生命鬥智、較量和作戰。

澳門醉龍 昂然申遺 陳天權

2009年5月11日

澳門在保護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上，總是比香港走先一步。繼去年成功將「木雕——澳門神像雕刻」申報為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後，今年又遞交三個項目，包括舞醉龍、道教科儀音樂和地水南音，冀能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道 教科儀音樂和地水南音在香港也可找到傳承人，但舞醉龍則是澳門獨有。雖說該民間風俗源自香山（澳門原屬香山縣），但在今日的中山已經失傳，許多老一輩的中 山人都未聽過家鄉有此習俗。舞醉龍在澳門已有二百多年歷史，除文革期間停辦了十二年外，一直相承不絕。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澳門鮮魚行總會的成員在三街會館 集合，然後前往六個主要街市拜祭和演出，以期風調雨順。

他們所舞的龍由堅硬的木材雕成，早期分龍頭、龍身和龍尾三截，後來簡化成只有龍頭和 龍尾，各由一名男士舞動。特別的是龍頭鑲嵌了真的鹿角，舞動起來颯颯有風，舞龍的人均穿白色文化衫、黑色燈籠褲，束起紅色腰帶，腳踏黑色薄鞋，頭、手纏有 紅紗，並在頭頂插上狀元花。這種打扮反映出他們的基層身份，亦顯示對龍神的崇敬，希望借助龍神的威力驅邪納福。

都市逐步現代化，昔時的民間習俗亦日漸消失，不再留存於城市人的記憶中。但每當有傳統節慶舉行，往日的影象又再浮現，透過風俗中的細節可以觀察到先輩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徵，從而了解社會的歷史和變遷。

有 說舞醉龍源於浴佛節，亦有指與瘟疫的出現有關，但現今已演變成一種民俗活動。舞龍者在演出之前先向神靈拜祭，完結後則大放鞭炮，一般觀賞者甚少留意這些宗 教儀式，只將注意力集中在噴酒動作。舞龍的人喝了大口白酒或啤酒，會運用中氣將酒噴射出來，接着似醉非醉，蹌踉起舞，達到忘我狀態。

風俗是不斷演變的，舞醉龍也不例外。以往的舞法並無一定套路，純由表演者即興舞動，整體上有雜亂鬆散之感，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鮮魚行內有武術界名宿將南派武功融入舞醉龍中，創出優美的持龍動作和步法，既能表現醉龍之態，亦將中國武術的神髓表露出來，大大提升了觀賞價值。

今日的舞醉龍以表演成分居多，宗教儀式變成次要。由於獲得人們欣賞，激勵了表演者起勁演出，對風俗的保持亦引以自豪，大大增強了鮮魚行的向心力。現在舞醉龍已不限於漁業人士參與，不少喜好武術的年輕人也加入，即使老一輩的人日後退出，也不愁缺乏新員接班。

舞醉龍隊伍巡遊各街市的時候，鮮魚行其他成員則在三街會館和紅街市外面免費派發龍船頭飯，供大眾享用。當地人認為吃了龍船頭飯會帶來長壽和興旺，於是不論老幼和階層，都耐心輪候。由此可見，舞醉龍並非單單是鮮魚行的節日，也是澳門全民的節慶。

舞 醉龍之所以成功地代代相傳，除了獲得足夠經費和市民支持外，還因為政府予以重視。舞醉龍當天，特首何厚鏵親臨現場，大大鼓動了參加者的熱情，政府亦首次撥 出議事亭前地以便舉行祭祀和點睛儀式。反觀香港的節慶活動，頂多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出席，不少具珍貴價值但知名度不高的節日，僅有助理政務專員到場。

香 港的風俗其實不比澳門遜色，甚至比澳門更多樣化，例如天后海上出巡、端午龍舟遊涌、新春點燈和扒船、食山頭和搶花炮等，在全國各地已很罕見，難得香港仍能 保存下來。可惜香港政府和旅遊發展局只將資源用於宣傳長洲太平清醮或大坑舞火龍等大眾已知的節慶，埋沒了許多隱世風俗。

自從二○○三年粵港 澳三地獲中央支持，聯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粵劇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六年已過，最近香港才着手為本地的無形文化進行普查工作，但還要 等一年半時間，始能選出具代表性的項目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段期間，當局應多進行宣傳教育，讓市民大眾關心和欣賞無形文化遺產，同時亦要探討如 何發揮傳統節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使其可以持續舉行，令市民和遊客認識香港的傳統特色。 攝影：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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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的隱世風俗：朱大仙醮 陳天權

2009年7月3日

香 港過去被稱為漁港，但有關水上人的生活習慣卻乏人研究。現今漁民數目日漸下降，許多水上人已遷到岸上，連帶他們的傳統習俗亦逐漸消失或式微。每年在香港仔 避風塘舉行的朱大仙醮，是少數在水面上舉行的風俗，展現了漁民以船為家的生活方式，但由於他們作風低調，以致一直以來都不為外界注意。

一般人所知的太平清醮都在陸上空地進行，並搭了多座棚架供法師和鄉村代理人進行祭祀儀式，超渡孤魂野鬼。但朱大仙醮則不同，那是水上的醮會，所有法事全在漁船上進行。由於空間狹窄，法師和善信在三日三夜的活動中擠迫在一起，彼此的關係比陸上的醮會更為密切。

我 連續兩年觀察此一風俗，發覺當中有許多與別不同的特色，值得在香港的風俗研究中記一筆。舉行祭祀鬼神儀式的漁船停泊在香港仔避風塘，出入的善信都要乘搭小 艇，他們全是水上人（儘管部分已退休或遷居岸上），有本地的，也有些來自澳門，人數不多，但每年仍勉強籌足經費打醮。最惹人注目的是擺放在船頭的兩座巨型 紙紮大士王像，其威嚴兇猛的樣貌，用以鎮懾到來接受分衣施食的孤魂野鬼。

來歷不明 佛道不分

現 今只有香港和澳門每年舉行朱大仙醮這種風俗，日期並不固定，要由主事者透過問杯定出。在香港，一般在農曆五月至八月的休魚期內，最近的一次剛在農曆五月初 十至十二日進行。在澳門則有兩個漁民團體舉辦，日期在農曆三月至五月之間。由於他們沒有向外通告，漁民圈子以外的人都不得而知。我曾向南區民政處和香港仔 一名區議員查詢朱大仙醮的舉行時間，他們都說從未聽過，而區議會出版的《南區風物志》亦沒有講述。

朱大仙究竟是何許人？內地有關中國民間神 祇的書籍都沒有提及，香港出版的《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一書有簡略介紹。關於朱大仙的傳說有兩個，一指朱大仙為新會人，原名朱立，得道後常賜藥救 人，受民眾供奉；另一指朱大仙是福建人虛構的神，旨在掩護反清復明活動，採用朱姓是為紀念明朝的皇室。此外，我從負責朱大仙醮法事的道士口中聽到另一傳 說，稱朱大仙是大禹化身，善於治水，故特別多水上人拜祭。

善信都不清楚朱大仙的來歷，有些更視朱大仙為佛祖，有些神像以釋迦牟尼的造型雕刻。在我看來，朱大仙是道是佛也很模糊，去年大會聘請佛寺的僧人到來做法事，今年則改由道教的正一派喃嘸負責。對善信而言，採用什麼儀式並不重要，他們心中所想的只是祈求風調雨順、闔家平安。

香 港四面環海，水神崇拜十分興盛，過去已有不少文章論述天后、洪聖、譚公、北帝和龍母等神祇，唯獨朱大仙卻甚少。至今只有澳門港務局海事博物館做過有關研 究，該館在一九九九年開始考察澳門的漁民社群，當中包括朱大仙醮，二○○一年舉辦了一次展覽，首次為這風俗揭開神秘面紗。

大仙過大海

根據海事博物館的研究，朱大仙水面醮最先在澳門出現，時為一九二七年，之後每年舉行，風雨不改。基於種種原因，最初的漁民團體已分成了三支，其中一支的漁民大多遷居香港，故把習俗一併帶往。另一支鑑於在澳門申請手續繁複，今年農曆三月亦轉來香港仔避風塘打醮。

因此，凝聚在香港的朱大仙信仰比澳門還要強。其實此信仰在香港的起源亦很早，大澳龍巖寺和深水埗武帝廟都有朱大仙像供奉，前者是佛寺，每年都以朱大仙為名舉行打醮活動，隔十年還有一次大醮，但都是在寺內進行。有漁民指出，澳門早期的朱大仙信仰是由大澳龍巖寺分出去的。

現 在參與水面醮的漁民以中、老年居多，年輕一代因不再從事漁業而缺乏興趣，可以預見再過幾十年，這種隱世風俗將會式微。有關方面應盡快着手研究，透過水上人 儀式探索漁民的生活面貌，讓大眾認識這個社群的獨特性。香港政府正進行全港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編制香港的非遺清單，而朱大仙醮作為水上人的一種 風俗，應在清單上佔一席位，使其得到適當保護，免被社會洪流吞噬。

攝影：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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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香港买手看内地奢侈品消费(2009-07-02 10:05:10)

　　买手的工作不仅是坐着飞机穿梭于四大时尚之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本店 顾客喜欢的衣服、鞋帽、手袋、配饰，还要守在店里阅读报表了解库存和交易量，根据公司的毛利政策制定商品价格，新品是否要取代旧款上架。还要和顾客直接交 流，一方面了解、分析顾客的心理，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建议。Gary和顾客很熟悉，了解他们的喜好。“香港人指导我穿衣戴帽”是很令人信服的。那英、周迅 也因此成为Gary和“Shine*”的死忠，有时还请Gary特别帮她们带某款衣服回来。

记者◎ 李孟苏

　　1993年，Tina从香港理工大学纺织与制衣学系毕业，进入刚成立一年的香港俊思集团，开始学做时装买手。俊思集团是家代理商，专为中国内地奢侈品 消费市场而成立，他们要把真正的欧美奢侈品牌引进内地，为此Tina常和赛特购物中心的“采购员”们打交道。Tina对本刊记者说：“赛特采购部门的员工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懂一些外语，我们来内地时也会给他们带香港和国外出的时尚杂志，所以他们对奢侈品的理解程度比较高，我们和他们容易沟通。赛特一开业就 吸引了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阶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奢侈品消费的代称，北京周边省市的富人尤其认它。但他们订货还是老一套，以市场和销售业绩为风向标，对 品牌的内涵、审美、专业性考虑得并不多，你看现在赛特引进的品牌就很混乱了。”
　　那时中国内地消费者认识的奢侈品是皮尔·卡丹西装、金利来领带、香港鳄鱼T恤衫，根本不知道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Tod's是何物。“奢侈品牌的西文标志，和中文的发音、拼写完全不一样，内地消费者最多只能记住五六个国外奢侈品牌的名字。这种认知心理不仅存在于那个年代，到现在也如此。”Tina对本刊记者说。
　　她和同事们是第一批在中国内地工作的时尚买手——到目前为止，活跃在内地的买手也以香港人居多，最专业——更多的是对消费者进行品牌普及。他们把菲拉 格慕推上了中国市场，1994年在北京王府饭店开了内地第一家菲拉格慕专营店。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消费者几乎没有用信用卡的，大款们特别喜欢穿花花公 子牌马球衫——冬天是长袖、夏天改短袖，下摆扎进裤腰里，夹着鼓鼓囊囊的小皮包就来了，小皮包上皮尔·卡丹或金利来的黄色金属标牌亮闪闪。“刚刚开始接触 奢侈品牌的中国顾客特别看重品牌标志。”
　　“北京菲拉格慕专卖店的货品和香港比，很不一样。北京的夜生活不多，北京人更需要日间的品牌消费，所以我们进的鞋子多数是中、低跟的，适合日常穿着， 用于派对、宴会的高跟鞋比较少。光顾王府饭店的人则审美观偏传统，比较排斥闪亮耀眼的鞋履，我们就多安排尊贵感十足的鳄鱼皮鞋。”这样，名字一长串，标志 并不明显的菲拉格慕成为中国消费者最早认知的奢侈品牌。
　　10年后，另一个香港买手Gary来北京的时候，情况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能顺利地将欧洲顶尖设计师品牌推介给顾客。Gary大名王家联，一副娃娃脸， 和穿职业装、说话干练圆熟的Tina很不一样，非科班出身的Gary穿日本潮流品牌Undercover的白T恤衫，Y's的棉布长裤，一直单打独斗，是 另一类潮人。“它们都是我挑的货品。”Gary告诉本刊记者。
　　Gary没有接受过时装方面的专业训练，走的是靠天分、敏感的触觉和勤奋自学成才的路子。20岁出头，正是香港制衣业发达之际，他做起了外贸服装。香 港制衣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后，他也成长了，便游走欧洲、日本，为一家多品牌零售店“Shine*”做买手。很快，他挑选的设计师品牌服装成了香港年轻人的 心爱之货，得到娱乐圈明星郑秀文、舒淇、容祖儿、Twins的追捧。2004年，“Shine*”来到内地，在北京、杭州、沈阳开了5家店。
　　最初，Gary为内地选配的服装多为欧洲新锐大牌设计师，比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六君子的作品。“这些服装结构性太强，往往有超大的轮廓，超长的袖子，面 料有时也皱巴巴的。不过它们真的能让你体会出‘立体裁剪’的妙处，穿着特别合身舒服。”一些嗅觉灵敏，崇尚欧洲设计的人寻到了建外SOHO的地下室—— “Shine*”在这儿开了内地第一家门店。曾上过多家媒体时尚报道的生活创意家Tony告诉本刊记者：“我实在没想到在这儿买到了合适尺码的比利时服 装。”Gary采购到了身材偏瘦偏小的亚洲人能穿的欧洲设计。
　　“Shine*”是欧洲的那类时装精品店Boutique，规模、风格完全不同于百货公司连卡佛、购物中心新光天地。Boutique由专业买手挑选 不同品牌的高级时装、饰品、珠宝、皮包、鞋子以及化妆品，融合在一个不大的店面里销售，针对很小的特定消费群体——“Shine*”里一件小吊带要 1000块钱，衬衣三五千元的都有，贵的近两万元，不是一般人能够常常光顾的地方。它往往能带动一个都市的高级时装潮流，是时尚潮流的标杆。这种店能否生 存，生存得好坏全靠买手的时尚素质和潮流判断力。
　　“Shine*”的第一批顾客基本上是广告业、传媒业、公关等时髦行业的人士。“他们的外语很好，不必通过中文杂志，而直接从国外媒体、网站上获取潮 流信息，见多识广，审美情趣很多元。他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已超越了初级的‘标志’阶段，要求的是‘独一无二’和‘个性’标签。他们对时尚有叛逆心，厌倦了优 雅，不想遵从各种时装准则，追求自然氛围但又不想放弃豪华元素，我要给他们的是挑衅意味下的和谐。”
　　“他们对欧美独立设计师的信息了然于心，我们店里的服装价格和原产地比起来，又没有贵出多少，也就吸引了一大批这样的顾客。店里不打折、不促销他们也 会来。”每进一批新款，Gary会给客户们发电子邮件，往往会有人回复说，Bernard van Willhelm的设计太狂野了，不适合我的气质。“这样的顾客就很牛了，可见他对品牌是有研究和体会的。面对这种非常成熟的时尚人群，买手压力更大，因 为我必须起到丰富时尚的作用，否则会跟不上顾客的眼光。”针对这一类客户，Gary会选择个性兼顾实用的品牌，如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cons、山本耀司的Y's、哥特风格的日本品牌TOGA、Neil Barrett。现在安特卫普六君子的设计他进的少了，“他们的作品结构性太强，北京人接受不了。上海人最敢于尝试。”
　　接着，娱乐圈明星们也来了。“明星，主要是女明星，少不了和时装杂志编辑、造型师、摄影师、公关经理打交道，很听从他们的建议，在他们的推荐下来试穿 我挑选的服装。”Gary认为，范冰冰的时尚品位可圈可点，在内地明星中是罕见的。“评价明星会不会穿，不能看她的红毯秀——那都是大牌安排好的，拼的是 明星的地位以及和大牌的私交。街拍的明星照中，她穿的是自己花钱买的衣服，才能看出她的品位。”范冰冰竟然很欣赏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的Bernard van Willhelm的设计，要知道这个“老顽童”的作品在伦敦也是能震惊时尚评论家的。一次，Gary进了10件Bernard van Willhelm的服装，范冰冰一下买走5件。
　　买手的工作不仅是坐着飞机穿梭于四大时尚之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本店顾客喜欢的衣服、鞋帽、手袋、配饰，还要守在店里阅读报表了解库存和交易量，根据 公司的毛利政策制定商品价格，新品是否要取代旧款上架。还要和顾客直接交流，一方面了解、分析顾客的心理，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建议。Gary和顾客很熟 悉，了解他们的喜好。“香港人指导我穿衣戴帽”是很令人信服的。那英、周迅也因此成为Gary和“Shine*”的死忠，有时还请Gary特别帮她们带某 款衣服回来。
　　新富阶层也开始光顾“Shine*”，富豪太太、富二代成了Gary最主要的客户群。富二代多数从小在国外接受教育，时尚观念西化，只要是西方的、日 本的东西他们都很乐意接受，所以给他们提供在国外有很高认知度但国内鲜见的新潮品牌Undercover、Visvim、Green、Factotum、 John Lawrence Survillian以及伦敦新锐品牌KTZ。
　　富豪太太则是另一种消费心理。“Shine*”沈阳分店在高级商场西武百货，一位住在锦州的煤老板太太误打误撞进了门，恰好Gary在巡店。这位女士 拿件衣服比画说，太戏剧化、太夸张了。Gary讲，这款衣服那英也买了一件，穿上很好看——“她们需要有个名人偶像做样板，提升自信。”女士仍然说，我不 敢穿出去；Gary讲，这样的衣服的确不适合你穿着它去逛街、打牌、做美容，但你的生活不仅限于逛街、打牌，你还需要陪丈夫出席宴会、跟客户喝茶，要参加 应酬，那么它就是给这样的场合准备的，你还可以搭配某款鞋、手袋、项链。那天谈了半个小时，顾客什么都没买，走的时候却留下一句话：那个香港人下次来沈 阳，一定给我打电话，我要赶过来让他教我穿衣服。后来，她成了Gary的客户，还带来了一个太太购物团。“富人的生活圈子很狭小封闭，他们之间的相互影 响、相互暗示非常强烈，特别容易达成认同。奢侈品牌正是这样在富人圈子里传播开的。”Gary对本刊记者说。他向富豪太太推荐另类而优雅的Neil Barrett、Alexander Wang，建议她们给丈夫买Costume National的男装，说有朋克气息，值得炫耀，却毫不夸张。
　　“从文化界潮人到煤老板的老婆，你看着我们的顾客层次似乎在走下坡路，实际上换个角度，可以看得出内地奢侈品消费群体在进步。起码他们愿意接受时尚教 育。Gucci等专卖店不需要教育消费者，但买手店就要给顾客慢慢讲，鼓励她慢慢试。今天在内地做买手，还有一个任务是对新富阶层的顾客进行生活方式的普 及教育。我会向他们灌输衣服是流动的空间，它能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环境，而生活恰恰是个多面体。”这么做，也给了顾客“私人服务”的体验，“欧美现在提倡 ‘新奢侈’，指的是个人空间、专业人士提供的私人服务。貂皮大衣、钻石、爱马仕的凯利包象征身份、地位、财富，但已经泛滥成灾，足球明星的老婆们把钻石都 穿到了脚上，鱼子酱甚至能在网上买到，这样的东西还能算奢侈品吗？”
　　为了向顾客宣扬多面化的生活方式，Gary在货品布置上也很用心。欧洲的Boutique店内潮流款和保守款各占50%，但Gary在 “Shine*”里就会比较多地配置实用款的服装，在沈阳还要更多，“中国消费者对高级时装的认识目前只到‘实用’的层次。上点年纪的人更为强调实用”。 在杭州，Y's是主打，山本耀司的这一品牌以黑白两色为主，轮廓宽松，富有禅意，特别入杭州人的眼。
　　最近，Gary去了米兰，那儿正在举行男装展。对他而言，时装周、男装展没什么意义。T台上的服装更偏向于艺术性，是对下一季潮流的预测，是检验设计 师“天分、才华”的舞台，买手会去观看，但关注的永远是时装中实用的元素，不会下订单。他更乐意在各品牌的展室里穿梭，而不在意有没有坐到了秀场第一排。

“国民性”之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吗

2009-06-14 11:19:00 查看原文

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最早应当是在日本。据许寿裳的回忆，许鲁 1902年先后抵达日本，这一对朋友“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经常涉及到的是这样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 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讨论往还中，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 （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 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1]那么，如何解决“国民性”问题呢？鲁迅第一次形成自己的想法似乎是在仙台学医时看了那场 幻灯片之后。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一个充当俄国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后行刑，而围观者同样也是中国人，脸上并显出麻木的神 情。这一幕对鲁迅刺激很大，自此“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

这是鲁迅杂文中的“国民性批判”：“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 而又巧滑。”[3]对于懒惰，鲁迅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不满足于对方把它的表现视为“听天认命”和“中庸”，而是倒过来深挖：“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 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4]而“卑怯”，鲁迅又显得更加痛恨：“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 ’……”。[5]“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6]无论“瞒和骗”、也无论“卑怯”， 可以看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如他所说，大体是“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7]

一个世纪以来，“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鲁迅神话之一，或者说它是鲁迅神话中最精彩的部分。对它，我们给予了过多的认同和称赞，而称赞又无不集中到鲁 迅的“深刻”上。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然而，他解决国民性问题了吗？尔后，我们蹈袭鲁迅的思路，也言必称国民性批判，可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丝毫没有。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发露”的国民性症状样样存在，病势无改。以一种经验主义的眼光，鲁迅的批判既然那样无与伦 比，而他的努力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又居然这样劳而无功；那么，是不是批判本身就有问题？奇怪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过这样的质疑，反而把劳而无功当成了鲁迅“ 深刻”的证据：瞧，鲁迅所揭露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鲁迅。

寻医问诊，因病发药。然而“国民性批判”本是一贴无效的药。首先就在于对其病根的判断上，鲁迅有误，而且一误再误。早在日本鲁迅就关注民族性“病根 何在”，“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可是，探究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和许寿裳多次讨论，其结果，“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把病根推到“异 族”上，鲁迅走错了房间。如果说鲁迅那时年轻，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病根的看法又有一变：“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 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8]这时，病根又游走到“遗传”上，鲁迅再一次进错了房间，这次错得更远。出于这一认知，鲁迅悲情难抑：“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9]悲观中的希望：“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籍 罢。”（同上）让鲁迅产生慰籍的是什么呢，原来是《新青年》大张的两面旗子之一“科学”。“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即使 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10]以“发露”来批，以“科学”来治，这样就能解决国民性的问题？问题是，国民性与科学何干？鲁迅这一味“七百零七”的药非但不科学，反而是科学的 迷信。

不仅病未“根”到点子上，就是病的称名也不无问题。什么叫做“国民性”？这原本是一个殖民性的话语，它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比如鲁迅多次提及的美国 传教士史密斯）对汉族人群体性格的描述与归纳。在洋教士眼里，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大致爱面子、守静、重群体而轻个体等。本来这种描述具有一定的人类学或 比较人类学的意义，可是经日本人的翻译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引进，“国民性”话语成了一种问题话语，国民性也成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好像此症不解，中国的振拔 改进则无以为之；所以，梁启超要“新民”，鲁迅要“立人”。到了鲁迅这里，由于“国民性”已经径直偏至到“劣根性”，这“劣根”种种，如“卑怯”“瞒骗 ”“诈伪”等又无不范属负面性的道德指认，道德用以规范人性，当然是指人性的幽暗方面；因此，这些病象就不能以“国民性”冠之，它实在是“人类性”的通 病，有谁能说汉民族以外的族群就没有“卑怯”“瞒骗”和“诈伪”呢？即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论，不是说外国人读了后，也声称自己是阿Q吗。这固然显示 了鲁迅人物形象的概括性；但，这概括既然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畛域，我们又为什么要把人类的和人性的弱点专利为自己的“国民性”呢？

病名不确，病根未寻，这病想治也难。更难的是，鲁迅治病只用单一的方子，而况这又是一个偏方。说偏，盖因为鲁迅所揭示的毛病，是一种道德症候和精神 痼疾，他要改变这样的道德精神状况，却又是从精神自身入手，比如以“科学”来治，又以“文艺”来引。问题是，精神能治精神的病吗？就像今天，面对诸多道德 败落，一味呼喊什么以德而治是无济于事的，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在精神道德之外。过分相信思想文化的力量，相信精神的内在超越，应该说，是中国传 统文人惯有的毛病（比如汉宋而下的“正意诚心”），鲁迅作为现代文人，尽管十分讨厌传统，但在这一点上，却和传统如出一辙。然而，精神是救治不了精神的， 启蒙教育也好，思想革命也罢，“卑怯”“瞒骗”“诈伪”，哪怕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也不会有多大改观。因为它们虽不是不可以批判——就此而言，批判是必 要的；但，批判却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批判者必要明白的。鲁迅明白吗？看他的主张：“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 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 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11]

鲁迅的问题在哪里？从留学日本到五四启蒙，鲁迅一直是伸出他的两只手，一只手“掊物质”（所谓“物质”即黄金黑铁，亦即富国强兵，这是指“洋务派” 几十年来在物质层面上所做的现代化努力）；另一只手“排众数”（“众数”即“众治”即“民主”，它针对的是戊戌维新以来立宪派在政治制度上所做的努力）。 在鲁迅眼中，这两种努力尤其后者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偏至”（见鲁迅《文化偏至论》）。由“偏至”而“偏废”，鲁迅不仅在他自己的思想上放弃了这两个层面上 的努力，而且对别人比如胡适在政治制度上的努力也加以否定。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 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2]鲁迅 如此推重思想文化，为这改变国民精神的“第一要著”，黄金黑铁也不要，立宪国会也反对，唯精神而精神，以至对胡适等人的政治努力全然排斥（“专制”与“共 和”俱属政治范畴），这种“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一元论”的态度，难道不也是一种“偏至”吗？

可见，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的神话，也是他的盲区。在政治制度和国民性的互动关系中，是制度决定国民性，而非相反，“制度”也者，不过是人进入公共领 域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只要大家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习惯，就会产生行为上的惯性。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庶几也就是国民性了。而鲁迅言中的国民性，实 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而且是人性中的幽暗一面，比如鲁迅一再批评国人“卑劣”。卑劣并非不可以批判，但鲁迅的药方是一种道德救治，它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却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问题并无须根本解决，如果有制度的堤防，卑劣你自卑劣，制度的作用，则不让其四处泛滥。在人性层面上，西人之卑劣实不下于国 人，而国人的恶性发作，是因为一个卑劣的制度在助纣。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 ”。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政治体制，却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 的国家之一；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劣”之类的人性批判再尖锐再深 刻也没用，有用的则是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因此，今天的批判所指，就其根本，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遗憾的是，就后者言，鲁迅无能给我们留下切中要害的批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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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鲁迅年谱》（一），第93-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增订版。

[2]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一，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卷一，第240页。

[4]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6页。

[5] 《鲁迅景宋通信集·十》第30页。

[6]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九》，《鲁迅全集》卷三，第61页。

[7]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6页。

[8]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9] 《华盖集·忽然想到（一-四）》，《鲁迅全集》卷三，第17页。

[10]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11]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12] 《鲁迅景宋通信集·八》第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改变台湾命运的“神秘人物”

(蒋介石与胡适）

60年来，很多人都在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台湾能在这个被教科书谩骂了几十载的国民党反动派治下，短期内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持续地繁荣和发展？带着这个疑问，逐步揭开历史的面纱：

人们常以国民党逃台时从大陆带走的一批财富，作为战后台湾“经济奇迹”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有限的黄金美钞和机器设备，只在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这一批“神秘人物”，才是对台湾经济数十年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功臣”。而这批“神秘人物”中有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等，还有一批经济、财政等领域的翘楚和管理人才，这些人主导了台湾的发展，扭转了台湾的困局，带动了台湾的腾飞。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也出于知遇与感恩，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也没有多少好感。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 之、江文锦等人。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身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甚至哀求陈寅恪离开大陆，并承诺如果陈 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并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但陈寅恪最终没走。

而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杭立武 一见面就先取出一大叠金圆券和一大摞银元，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说，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吴，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临走还让吴有训什么时 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

　　如此三番四次进行劝说的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等，可见蒋介石对这批人才的重视。最终，经过两党较量，一批人走一批人留，但60年回头看，这两批人的结局却令我们叹息不已。

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这批知识界人士肩负着在台湾这一隅弘扬中华文化、普及国学启蒙的重任，他们的爱国的赤字之心，即使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存在不满，也没有让他们改变兼济天下、保留文化的初衷。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精英们谨记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鞠躬尽瘁，为台湾做出巨大的贡献。精英们立足台湾安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个人所长得以发挥。

比如胡适晚年在台湾留下了约300万字、主要是研究佛教和禅宗史、《红楼梦》的文稿；钱穆完成了皇皇巨著《朱子新学案》；传承学术的代表，则非傅斯年莫 属。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在他的领导、管理下，从一所经费短缺、管理混乱、师资良莠不 齐、学潮不断的旧大学，革故鼎新，日新月异，成为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树立了自由的校风。他们不仅身先士卒，还孜孜不倦地培养了新一代的学子。如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享誉内外；杜维明，则是徐复观、牟宗三的高足，盛名于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三大美援机构任职的29名重要财经技术官僚，也是大陆籍精英居多。一脉相承和延伸发展的文化希望，一代接一代并且有所创新和突破。　　

反观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和摧残，许多原本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人的学术生命提前结束了，国学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传统文化一股脑儿视为封建糟粕而批得体无完肤，混乱的十年更是清洗传统文化的顶峰期。" 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当做"历史尾巴"予以割弃，孔孟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发掘出来"鞭尸"，以斩草除根 的方式对国学进行坚决的扬弃。“反右”、“镇反”、“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被残害的知识界分子、商界人才、政治精英数之不尽，如老舍、熊十力、邓子恢、 傅雷、赵树理、张闻天等，被毁坏的文物、珍典更是不胜枚举。建国初做出的几项错误路线，导致了中国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倒退，实在令人惋惜不已。

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今天也可以这样表 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文化断章取义、歪曲乱解，对精英暴力压制、视如蝼蚁，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将不会有崛起的希望。

中國茶缺乏競爭力

茶和茶文化均源自中國，中國亦擁有全球最大的茶葉種植面積，但在茶業出口貿易上卻一直舉步維艱，在國際上也沒有任何知名品牌，箇中原因值得深究。

中 國茶在世界上缺乏影響力和聲譽，導致價格低廉，產、收比例顛倒，每年出口二點八至三億公斤，佔年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但出口平均價只有每公斤1.9美元，比 印度茶價低40%，比斯里蘭卡價低60%，並以銷往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為主。中國茶葉扣除生產、包裝、運等多方面開支後，盈利能力極低。因此中國茶界有句說 法，就是「好茶留給自己喝」，因為國際上賣不到好價錢。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有多種。首先是客戶的消費習慣。在發達國家，消費者以喝紅茶為 主，而中國的紅茶品質低，競爭力較差。其次是宣傳不足。由於缺乏綠茶消費的文化背景，優質高價的中國綠茶在國外很難銷售。此外，印、斯、肯三大出口國都設 有茶葉理事會，以該類半官方機構到國外進行宣傳，中國卻缺少這種組織。其三是品牌缺失。中國茶市被形容為「有姓無名」，有姓指有品種，如龍井、烏龍等，而 無名則沒有品牌。中國現有近七萬家茶廠，但總經營額卻不如英國「立頓」一家。其四是中國出口茶葉品質不過關。發達國家在食品安全方面控制非常嚴格，但近年 中國茶葉卻出現一些農藥殘留問題，影響了其在國際上的聲譽。最後是政府重視不足。印度、越南等國家均設有茶葉局，負責研究、協調茶葉的生產過程和政策，但 在中國，茶葉產業歸農業部管，下設一個種植業司，底下還有種植業處，內裏只有一個幹部管茶葉，產業只能依靠產茶地方政府和一些民間組織推動研究和發展，以 這樣微薄的力量，當然無法與其他出口大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