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最早应当是在日本。据许寿裳的回忆，许鲁 1902年先后抵达日本，这一对朋友“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经常涉及到的是这样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 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讨论往还中，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 （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 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1]那么，如何解决“国民性”问题呢？鲁迅第一次形成自己的想法似乎是在仙台学医时看了那场 幻灯片之后。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一个充当俄国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后行刑，而围观者同样也是中国人，脸上并显出麻木的神 情。这一幕对鲁迅刺激很大，自此“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
这是鲁迅杂文中的“国民性批判”：“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 而又巧滑。”[3]对于懒惰，鲁迅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不满足于对方把它的表现视为“听天认命”和“中庸”，而是倒过来深挖：“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 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4]而“卑怯”，鲁迅又显得更加痛恨：“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 ’……”。[5]“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6]无论“瞒和骗”、也无论“卑怯”， 可以看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如他所说，大体是“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7]
一个世纪以来，“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鲁迅神话之一，或者说它是鲁迅神话中最精彩的部分。对它，我们给予了过多的认同和称赞，而称赞又无不集中到鲁 迅的“深刻”上。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然而，他解决国民性问题了吗？尔后，我们蹈袭鲁迅的思路，也言必称国民性批判，可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丝毫没有。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发露”的国民性症状样样存在，病势无改。以一种经验主义的眼光，鲁迅的批判既然那样无与伦 比，而他的努力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又居然这样劳而无功；那么，是不是批判本身就有问题？奇怪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过这样的质疑，反而把劳而无功当成了鲁迅“ 深刻”的证据：瞧，鲁迅所揭露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鲁迅。
寻医问诊，因病发药。然而“国民性批判”本是一贴无效的药。首先就在于对其病根的判断上，鲁迅有误，而且一误再误。早在日本鲁迅就关注民族性“病根 何在”，“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可是，探究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和许寿裳多次讨论，其结果，“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把病根推到“异 族”上，鲁迅走错了房间。如果说鲁迅那时年轻，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病根的看法又有一变：“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 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8]这时，病根又游走到“遗传”上，鲁迅再一次进错了房间，这次错得更远。出于这一认知，鲁迅悲情难抑：“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9]悲观中的希望：“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籍 罢。”（同上）让鲁迅产生慰籍的是什么呢，原来是《新青年》大张的两面旗子之一“科学”。“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即使 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10]以“发露”来批，以“科学”来治，这样就能解决国民性的问题？问题是，国民性与科学何干？鲁迅这一味“七百零七”的药非但不科学，反而是科学的 迷信。
不仅病未“根”到点子上，就是病的称名也不无问题。什么叫做“国民性”？这原本是一个殖民性的话语，它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比如鲁迅多次提及的美国 传教士史密斯）对汉族人群体性格的描述与归纳。在洋教士眼里，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大致爱面子、守静、重群体而轻个体等。本来这种描述具有一定的人类学或 比较人类学的意义，可是经日本人的翻译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引进，“国民性”话语成了一种问题话语，国民性也成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好像此症不解，中国的振拔 改进则无以为之；所以，梁启超要“新民”，鲁迅要“立人”。到了鲁迅这里，由于“国民性”已经径直偏至到“劣根性”，这“劣根”种种，如“卑怯”“瞒骗 ”“诈伪”等又无不范属负面性的道德指认，道德用以规范人性，当然是指人性的幽暗方面；因此，这些病象就不能以“国民性”冠之，它实在是“人类性”的通 病，有谁能说汉民族以外的族群就没有“卑怯”“瞒骗”和“诈伪”呢？即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论，不是说外国人读了后，也声称自己是阿Q吗。这固然显示 了鲁迅人物形象的概括性；但，这概括既然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畛域，我们又为什么要把人类的和人性的弱点专利为自己的“国民性”呢？
病名不确，病根未寻，这病想治也难。更难的是，鲁迅治病只用单一的方子，而况这又是一个偏方。说偏，盖因为鲁迅所揭示的毛病，是一种道德症候和精神 痼疾，他要改变这样的道德精神状况，却又是从精神自身入手，比如以“科学”来治，又以“文艺”来引。问题是，精神能治精神的病吗？就像今天，面对诸多道德 败落，一味呼喊什么以德而治是无济于事的，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在精神道德之外。过分相信思想文化的力量，相信精神的内在超越，应该说，是中国传 统文人惯有的毛病（比如汉宋而下的“正意诚心”），鲁迅作为现代文人，尽管十分讨厌传统，但在这一点上，却和传统如出一辙。然而，精神是救治不了精神的， 启蒙教育也好，思想革命也罢，“卑怯”“瞒骗”“诈伪”，哪怕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也不会有多大改观。因为它们虽不是不可以批判——就此而言，批判是必 要的；但，批判却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批判者必要明白的。鲁迅明白吗？看他的主张：“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 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 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11]
鲁迅的问题在哪里？从留学日本到五四启蒙，鲁迅一直是伸出他的两只手，一只手“掊物质”（所谓“物质”即黄金黑铁，亦即富国强兵，这是指“洋务派” 几十年来在物质层面上所做的现代化努力）；另一只手“排众数”（“众数”即“众治”即“民主”，它针对的是戊戌维新以来立宪派在政治制度上所做的努力）。 在鲁迅眼中，这两种努力尤其后者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偏至”（见鲁迅《文化偏至论》）。由“偏至”而“偏废”，鲁迅不仅在他自己的思想上放弃了这两个层面上 的努力，而且对别人比如胡适在政治制度上的努力也加以否定。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 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2]鲁迅 如此推重思想文化，为这改变国民精神的“第一要著”，黄金黑铁也不要，立宪国会也反对，唯精神而精神，以至对胡适等人的政治努力全然排斥（“专制”与“共 和”俱属政治范畴），这种“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一元论”的态度，难道不也是一种“偏至”吗？
可见，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的神话，也是他的盲区。在政治制度和国民性的互动关系中，是制度决定国民性，而非相反，“制度”也者，不过是人进入公共领 域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只要大家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习惯，就会产生行为上的惯性。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庶几也就是国民性了。而鲁迅言中的国民性，实 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而且是人性中的幽暗一面，比如鲁迅一再批评国人“卑劣”。卑劣并非不可以批判，但鲁迅的药方是一种道德救治，它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却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问题并无须根本解决，如果有制度的堤防，卑劣你自卑劣，制度的作用，则不让其四处泛滥。在人性层面上，西人之卑劣实不下于国 人，而国人的恶性发作，是因为一个卑劣的制度在助纣。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 ”。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政治体制，却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 的国家之一；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劣”之类的人性批判再尖锐再深 刻也没用，有用的则是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因此，今天的批判所指，就其根本，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遗憾的是，就后者言，鲁迅无能给我们留下切中要害的批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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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鲁迅年谱》（一），第93-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增订版。
[2]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一，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卷一，第240页。
[4]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6页。
[5] 《鲁迅景宋通信集·十》第30页。
[6]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九》，《鲁迅全集》卷三，第61页。
[7]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6页。
[8]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9] 《华盖集·忽然想到（一-四）》，《鲁迅全集》卷三，第17页。
[10]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11] 《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一，第313页。
[12] 《鲁迅景宋通信集·八》第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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