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漸 大講堂 現行售賣樓花手法之謎

2011年11月16日

二十年前，我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發表Greater Vision Needed to Curb Speculation（《打擊炒樓活動，要有更大的視野》刊於1991年8月12日）一文，試圖說明政府干預新盤預售（俗稱「樓花」）並非上策。

當時炒風雖盛，但市場並未失靈，政府沒有必要出手；二十年後的今天，情況並無不同。

從經濟學角度看來，炒賣可提高市場效率。我當時以為，公眾明白發展商賣樓花的機制後，會明智地看待市場管制的問題。但我顯然過分樂觀。

拙作見報後，後來升任政府經濟顧問的鄧廣堯認為我講清楚了問題。得知朝中仍不乏明智之士，令我深感欣慰；但二十年來，每當樓價攀升，輿論嘩然，政府仍一再干預市場，遏制投機。

政府干預 作用短暫

我們往往錯誤地以為炒賣會推高樓價，政府出手打擊更是加深這種誤解。實際上，公眾相信樓價會上升，對樓宇形成需求，才會引發投機，投機是市場預期樓價上升的後果。公眾之所以相信樓價會上升，原因是供應緊張，令用家爭購，炒家因而活躍起來。把炒賣當作樓價上升的原因而非後果，是最常見的誤解，由來已久。

從政府試圖遏制炒賣的歷史，可以看到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炒賣活動，因為每次推出壓抑措施只起到短暫的作用，樓價修正後很快又再攀升。

二十年前，由於樓價急升，政府出招打擊新盤炒風：第一，內部認購不得超過開售單位的半數；第二，認購單位後再轉手，即所謂「摸貨」交易（confirmor transaction，亦稱forward delivery）須繳付樓價2.75%的印花稅。但措施公布後，樓價只略微下調，接着又再攀升【圖】。政府繼於翌年推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但同樣只有短暫的壓抑作用，樓價很快又再攀升。

銷售手法 親身體驗

兩年後的1994年，政府再出兩招。一是新盤要在九個月內落成才准開賣；二是訂金由5%增至10％，落訂後若取消交易（俗稱「撻定」），收取5％的手續費。但一如前兩次出招，樓價微調後照升不誤。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和樓市受到重創，上述管制部分撤銷。但樓市在2003年後連升幾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襲，樓價一度受壓，但迅即掉頭，升勢凌厲，炒賣活動更由新盤蔓延到二手市場。

金融海嘯翌年的2009，政府再次出手，將二千萬元以上豪宅的按揭降低到六成，同時收緊對新盤預售的限制。緊接着於2010年，將買賣二千萬元以上豪宅的印花稅增至4.25%；當局並承諾增加土地供應，同年稍後更禁止買賣未落成的摸貨樓盤，撻定費由5％提高到10％。到了今年，兩年內轉手的單位須繳付額外的印花稅；政府同時宣布復建新型改良版的居屋計劃（HOS）。

但一如以往，政府每次出手，都只有短暫的作用，樓價微調後就故態復萌，甚至變本加厲。

二十年前的拙作，試圖探索樓市投機活動，是否反映市場失靈。這裏容我交代一下在《南早》為文背後的故事。見報前大約一年，我初次在港買樓，光顧的正是樓花，這才親歷市場的運作。發展商售樓的手法深奧，我當時不明所以。其後那一年特別留意有關的新聞，為求明白箇中的奧妙。

一年後，我終於可以用經濟學建構出新盤開售的經營手法。發展商為何在公開發售前，先讓炒家內部認購？為何要買家排隊輪購？又或者不公開拍賣新盤，透過價格歧視賺取最大的收益？

市場炒賣 有利經濟

當時樓價急升，輿論歸咎於炒賣。我為《南早》撰文，認為政府毋須插手。但不出幾個月，政府徇眾要求出手，是為上文所述，過去這二十年來多次打擊炒風之始。

發展商預售樓花的手法引起公眾關注，往往被視為刺激炒風的根源，其中一些問題今天依然存在。

這裏大致涉及三種指摘，一則公眾輪候新盤時，有「社團」人士「打尖」，令用家未能以發展商的賣價購入，被迫多付一重轉手費；第二，發展商所提供的新盤資料被指誤導；第三，真正用家苦苦輪候，好不容易得以認購，才發現樓層、景觀較好的單位多已透過內部認購，落入地產經紀或炒家之手，以致不得不向內部認購者轉購，多付一筆溢價。炒賣被視為罪魁禍首。

這類指摘由來已久。每逢樓價飆升，輿論照例高呼規管新盤開售，以打擊炒風、確保公平。前兩種留待他人探討，本文專注於最富爭議性、難度也較大的第三個問題：是否有必要打擊炒風？

從經濟學觀點看來，實在看不出有需要壓抑炒風。由於買家承受風險的程度有別、對市場前景看法不同，炒賣有助於分散市場風險，對經濟有利。炒賣和接貨純屬自願的風險交易，只要銀行審批按揭時保持謹慎，沒有理由非管制不可。只要銀行業沒有系統性風險，資產市場不可能因為炒賣而導致市場失靈。

誠然，物業由於地段獨一無二，可以存在某種因地段產生的壟斷性，大型樓盤預售的新盤，因為具有相當的市場佔有率，所以有一定的市場力量。你可以說，大型樓盤的發展商享有地段壟斷性，而且各單位的樓層、方向等有別，不同的單位可以賣不同的價錢，更加強了發展商的地段壟斷性。

我們在原則上無法否定地段獨一的壟斷性，但在現實中，這種「壟斷性」到底是確鑿的事實還是說只是一種可能？利用地段壟斷性牟利，發展商先要設計一種機制，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出售單位。換言之，必須擁有價格歧視的識別能力。但發展商除非逐個單位公開拍賣，否則無法行使這種能力，因為事前並不知道哪個買家出價最高。

地段壟斷 未必成立

發展商不用拍賣的方式開售新盤，正說明其無意利用價格歧視來牟取最大的利潤。此外，根據經濟學理論，價格歧視無疑讓發展商奪取買家所有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但就全局來說，並不會造成經濟效率上的損失，後者才會導致市場失靈。

有人認為，發展商不拍賣新盤，是因為行政成本太高。但此說缺乏實證的支持。退一步說，即便如此，地段壟斷性的指摘也難以成立，因為發展商若想利用價格歧視，從買家身上擠出最大的利潤，須付的代價太高。這種壟斷性既然難以行使，實施管制也就變得無此必要。

有趣的是，發展商若拍賣新盤，由出價最高者直接買入單位，的確可以減少短線炒賣。由於競投理應大大減少經紀或炒家買入後轉手牟利的可能，出價最高者可信都是用家。換言之，價格歧視如果可以落實，反而會大大減少炒賣的誘因。倒過來說，地段的壟斷性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不起作用時，才會出現炒賣。

不過，地段的壟斷性不等於整個市場的壟斷性。後者指有辦法減少總供應量，從而抬高價格的能力。香港的物業發展市場雖然集中在幾個大財團手上，但還看不出他們有能力串謀控制總供應量。認為壟斷造成價格上升，是經濟學上常見的謬誤。的確，市場被壟斷的話，價格會上升，但只是一次過的加價。換言之，壟斷只能說明價格比沒有壟斷時要高，但不足以說明價格為何不斷上升。

若要歸咎於壟斷，則像香港樓價這樣持續上升，發展商彼此間不但要串謀壟斷，而且壟斷的能力要與時俱增，了無止境。這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上都說不通，單憑壟斷不能解釋過去這二十年樓價為何升勢凌厲。

這裏有待解開的謎團是，發展商為何要使用現時的方法來售賣樓花？

其中一個可能性是，發展商對平均的市場價格無疑心裏有數，但卻未能預知每個單位競投的成交價。如果發展商不善於為每個單位尋求最高價，說不定由炒家和經紀代行會較為有效。

但這仍然無法解釋為何發展商在公開發售前，讓炒家和經紀大量認購單位。有人說，發展商既然難以為每個單位物色出價最高的用家，透過這種「配對」是不會賺取更大的利潤，也就不會在乎是炒家、經紀還是用家買入。

不過，這個解釋缺乏說服力，除非拍賣的成本太高，否則發展商完全有誘因以此來逼使買家為每個單位亮出最高價，從而袋袋平安，何須讓炒家和經紀去賺。

下周本欄將會就此作進一步的解釋，同時探討政府一再出手打擊炒風的後果。

二之一

2011年11月23日

王于漸 大講堂
售賣樓花的運作和價值

發展商開售新盤為何總是用內部認購，令好單位落入炒家和地產經紀之手，而不用較為公開的辦法，例如競投？

預售尚未落成的新樓（俗稱「樓花」）相當於出售期貨合約。商品利用期貨市場來分散風險和提供周轉資金（學術上稱為「流動性」）。在期貨市場上，很難區分炒家和真正用家。但預售樓花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同的單位無論地段、樓層、方位、景觀都有差別；二是真正的用家通常用作自住或出租，不同買賣大豆、原油期貨，純粹為了投機或對沖。

由於這兩個因素，炒賣樓花除了分散風險和提供周轉資金，還有就是把樓花賣給用家。炒家和經紀都能做到這兩種作用，故而發展商樂於把部分樓花賣給他們。

編按：王于漸教授上周提出「發展商為何樂於使用現行售賣樓花手法」的疑問，今期將為此作出分析，並探討政府一再出手打擊炒風的後果。

樓花由於具有這種獨特的雙重作用，市場上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做法。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要弄清楚，是什麼誘因令發展商把部分單位賣給炒家和經紀而不直接賣給用家？

發展商通常分批發售新盤的單位，而不是一次賣完。買家的出價顯然很視乎對後市的預期。而隨着有關新盤的資訊陸續浮現，買家對後市的看法也必然有起有落，反映在出價上。發展商當然想在價位最高時開售，但不可能確定何謂最好的時機。故相對來說，最好是分批、分期出售以平衡回報與風險。

借炒家經紀 微調成交過程

與發展商不同，炒家和經紀可微調手中單位的賣價和成交日期，較容易物色用家，這個利益令他們願意承擔較高的風險，是以經他們轉售的單位價格自然較高昂。

炒家和經紀當然想在發展商公開發售前取得新盤最好的單位，再加價出售；由於目的是以高於公開發售價轉售給用家，若承接較次的單位，再加上溢價放售，叫價會很接近發展商開賣的好單位，難以競爭。

因此，發展商售樓期過後，各單位的售價加幅有高有低。同一樓盤層數、座向、景觀較好的單位，加幅通常較大。這反過來又說明，發展商就不同單位售價的預測，並非如表面所見般慣常地失準。

新盤一旦開賣，真正的用家有三種選擇：一、立即向炒家或經紀買入好單位；二、向發展商買入相對較次的單位；三、押後入市，靜待時機。由於用家深知，好單位大都在炒家和經紀手裏，要買家付溢價才會放手，發展商手裏的單位縱使較次，對用家來說相對的價值仍然有所增加，變得較容易推銷。

因此，發展商將好單位賣給炒家和經紀，間接增加了在短時間內賣完所有單位的可能。具體來說，發展商把一些單位賣給炒家和經紀，實際上是暫時扣住這些單位不放給用家，讓炒家和經紀代為錯開不同單位賣給用家的時間。發展商最忌逆市開售，因此將這項風險部分轉移給炒家和經紀。後者較容易根據市況，就單位脫手的時機進行微調。

以此方法賣樓，奧妙之處是借助他人來錯開售樓的時間，令整個過程更符合效益，增加回報。如上所述，這令發展商得以盡快將所有單位脫手，降低風險的同時，換取較多的收益。說到底，若不能提升賣樓的機會率，發展商又何來誘因將單位透過炒家和經紀轉售？

發展商有時候會將大批單位以折讓價賣給一個大投資者，講明在指定的期間內，不得分批轉售。折讓價是為投資者承擔較高的風險作出補償；而不得分批轉售，則是確保投資者承擔這項較高的風險，否則發展商又何須提供折讓？明顯地折讓價是為了確保這批單位不會太早流入用家之手。

讓我們試分別從發展商和用家角度，談談公開拍賣與借助炒家和經紀的分別。對發展商來說，就開拍時各方所掌握的資訊看，拍賣可以帶來最大的收益；不過與現時的安排比較，拍賣有一個很大的不利之處——每次推出大量單位，很可能悉數由用家買入，無法分批分期放售。選擇何時開賣，單位的數目、層數和座向是重大的決定，發展商面對一定的風險。

單位各不同 分售減風險

有人以紅酒期貨為例，問樓花為何不能拍賣？但兩者大不相同：同一批紅酒裏，每瓶都是一樣的；但住宅單位可以說沒有是完全相同的，為不同單位物色可付合適價錢的用家比賣酒複雜得多，確是一大挑戰。

因此，新盤若強制公開拍賣，發展商會因為風險較高，要求在賣樓的總收入上獲得補償。他們決定用現行的辦法，因為比拍賣好。收益雖然較少，但最能平衡回報與風險。

現行的方式對用家也沒有損失，倘若物色買家的效率夠高，買家付給發展商的拍賣價，與目前向炒家和經紀買入可能相差不大。後者除了發展商的開售價，還有炒家或經紀的溢價。發展商若逆市開拍，對自己不利而對用家有利；反之若順市開拍，對自己有利卻不利用家。換言之，公開拍賣新盤，用家和發展商的風險都有所增加。何況經炒家和經紀放售的單位會大減，用家難以靜待時機，等到市況較有利時才入市。

遏炒賣樓花 弄巧反拙

新盤除了拍賣，另一個可能性是抽籤，按抽出的先後次序選擇單位。好處是，好單位不會整批落入炒家或經紀之手（假設在抽籤中沒有人獲得特殊的安排）。一般來說，抽籤可以將較多的單位直接賣給用戶，令炒風收斂。但純為遏制炒風，拍賣更有效。除非禁止發展商在抽籤前，優先將單位賣給炒家和經紀，否則抽籤與現行的辦法基本上並無不同──除非同時限制中籤者隨即轉手。

樓花之所以形成市場，因為發展商和用家都想分散風險。這一方面降低了發展商逆市賣出大多數單位的風險，反過來也保障用戶，以免其在市況有利發展商時，以高價買下大多數單位。但要起到這種作用，首先要將相當數量的單位交託給炒家和經紀，讓他們去分擔風險和物色買家，發揮雙重的功能。

樓花作為一種期貨，一個重要的功能是穩定現貨也就是二手樓的價格。打擊樓花炒賣只會弄巧反拙。如果所有單位都直接賣給用家，又何須有期貨市場？樓市興旺時，新盤搶手，用戶很難直接向發展商購得單位，必怨言四起。反過來若樓市慘淡，用戶卻又沒有義務向發展商購買。

減少內部認購的話，其中一個後果是炒家和經紀持有樓花的比重下降，但並不一定對用家有利。有幸買到單位的用家，可能覺得自己省了錢，因為直接向發展商購入，毋須靠炒家和經紀轉讓，多付一筆溢價。但這些「幸運兒」沒有想到，沒有炒家和經紀分擔風險，發展商會將這筆賬加在售價上，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而且，少了炒家和經紀的中介，發展商較難為單位找到買家。與此同時，那些未能直接向發展商購入單位的買家發現，炒家和經紀放售的單位少，最終還是要付高價。

香港打擊炒風的其他措施包括：限制預售期的長度，禁止「摸貨」（confirmor sale）或加徵印花稅，「撻訂」（取消交易）者罰款。這些措施都會降低樓花分散風險、為單位物色買家的作用，而正如上文所述，對發展商和用家都不利。

公眾不滿新盤供應集中在少數發展商手裏。但限制炒賣樓花的話，小型發展商更難分散發展風險，更不可能與大發展商競爭，市場集中度只會與時俱增，結果成為增加管制、立法促進公平競爭的藉口。最終變成管制生管制，愈管愈煩。

限制炒賣的措施若充斥市場，期貨價格訊號的「含金量」會下降，削弱樓花為現貨交易提供走勢指標的作用，淡化期貨穩定現貨市場的功效。

助減樓價波動 有研究支持

我在香港大學的四位同事黃兆基、姚松炎、謝國生與鄒廣榮探討過1991年8月到2001年3月本港反投機措施對現樓市價波動的影響。

按照當局出招打擊炒賣的時間，這項研究將上述大約10年的時間分為三段：初段由1991年8月到94年5月，中段由1994年6月到98年5月，末段是1998年6月到2001年3月。初段對樓花買賣不設限，中段積極限制炒賣，但末段撤回大部分1994年起實施的限制，只保留印花稅。這四位學者假設，中段現樓市場的起落比初段更大，但末段介乎前兩段之間 ，並對現樓市價的起落產生中度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1994年開始管制後，樓花買賣嚴重萎縮，現樓市價的波幅顯著擴大。但1998年部分放寬管制後，波幅有所縮減。這個結果與樓花炒賣有助於減少現樓價格波動的假設相符，從而說明，打擊炒賣抬高了市場資訊的成本，令更多成交在「錯誤」的價位上達成，從而擴大了現樓市價的波幅。

這對用家和發展商都有所影響。限制期貨炒賣的話，對真正的用家不論是買入樓花（期貨）還是二手樓（現貨）都不利。這就是好心設限意想不到的後果。

香港之所以用這種獨特的方法賣樓，可能是因為在單一城市的經濟裏發展物業，不得不承受較高的風險。香港作為單一的地方經濟，發展物業時無法借助鄰近各地的市場來分散風險。發展商可能因而發奇想，分期預售尚未落成的新盤，藉此分散風險。

霍老創見面臨挑戰

我在《南華早報》撰文論述樓花問題（見上周本欄）多年後，方知這個想法來自已故發展商霍英東先生，難怪他成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創始會長，後來尊崇為永遠名譽會長，實至名歸。

我曾有幸應霍先生之邀與他同行，乘船往南沙港參觀他的發展計劃。途中曾就賣樓花一事請教於他。霍先生十分謙虛，說當初只是想試一試，看是否有助市民置業，也方便賣家銷售單位。他告訴我想法源於對分期付款計劃的觀察。賣樓花的構想本身並不複雜。市場人士後來在霍先生的原意上發揮，逐漸完善這種辦法，現在可說已經十分細緻，但很少人明白背後的意義。

目前看不出樓花市場有失靈的迹象。炒賣可促進經濟效益。用劍橋大學經濟學家Nicholas Kaldor男爵（1939）的話說：

「任何的預見既然不可能完美，則讓投機者存在世上，只會有助於提升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何樂不為？」

二十年前我以為，公眾只要明白樓花的經濟學，看待炒賣時會較為明智，避免想當然。現實原來沒有那麽簡單。政府自今年起杜絕摸貨，樓花市場自此告終。發展商雖然可繼續預售單位，但已經沒有轉手市場來替他們分散風險。在歷史上，投機行為一直被指責是市場失衡的罪魁禍首。王子自古以來一向樂於遏制投機和犧牲投機者以安民；這會否成為香港最有創意發明之一的最終命運？我希望此文不會變成它的悼辭。

新樓預售為何會有炒賣．二之二

參考文獻

S. K. Wong, C. Y. Yiu, M. K. S. Tse and K. W. Chau, Do the Forward Sales of Real Estate Stabilize Spot Price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32, 289-304.

2011年11月16日

王于漸 大講堂
現行售賣樓花手法之謎

二十年前，我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發表Greater Vision Needed to Curb Speculation（《打擊炒樓活動，要有更大的視野》刊於1991年8月12日）一文，試圖說明政府干預新盤預售（俗稱「樓花」）並非上策。

當時炒風雖盛，但市場並未失靈，政府沒有必要出手；二十年後的今天，情況並無不同。

從經濟學角度看來，炒賣可提高市場效率。我當時以為，公眾明白發展商賣樓花的機制後，會明智地看待市場管制的問題。但我顯然過分樂觀。

拙作見報後，後來升任政府經濟顧問的鄧廣堯認為我講清楚了問題。得知朝中仍不乏明智之士，令我深感欣慰；但二十年來，每當樓價攀升，輿論嘩然，政府仍一再干預市場，遏制投機。

政府干預 作用短暫

我們往往錯誤地以為炒賣會推高樓價，政府出手打擊更是加深這種誤解。實際上，公眾相信樓價會上升，對樓宇形成需求，才會引發投機，投機是市場預期樓價上升的後果。公眾之所以相信樓價會上升，原因是供應緊張，令用家爭購，炒家因而活躍起來。把炒賣當作樓價上升的原因而非後果，是最常見的誤解，由來已久。

從政府試圖遏制炒賣的歷史，可以看到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炒賣活動，因為每次推出壓抑措施只起到短暫的作用，樓價修正後很快又再攀升。

二十年前，由於樓價急升，政府出招打擊新盤炒風：第一，內部認購不得超過開售單位的半數；第二，認購單位後再轉手，即所謂「摸貨」交易（confirmor transaction，亦稱forward delivery）須繳付樓價2.75%的印花稅。但措施公布後，樓價只略微下調，接着又再攀升【圖】。政府繼於翌年推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但同樣只有短暫的壓抑作用，樓價很快又再攀升。

銷售手法 親身體驗

兩年後的1994年，政府再出兩招。一是新盤要在九個月內落成才准開賣；二是訂金由5%增至10％，落訂後若取消交易（俗稱「撻定」），收取5％的手續費。但一如前兩次出招，樓價微調後照升不誤。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和樓市受到重創，上述管制部分撤銷。但樓市在2003年後連升幾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襲，樓價一度受壓，但迅即掉頭，升勢凌厲，炒賣活動更由新盤蔓延到二手市場。

金融海嘯翌年的2009，政府再次出手，將二千萬元以上豪宅的按揭降低到六成，同時收緊對新盤預售的限制。緊接着於2010年，將買賣二千萬元以上豪宅的印花稅增至4.25%；當局並承諾增加土地供應，同年稍後更禁止買賣未落成的摸貨樓盤，撻定費由5％提高到10％。到了今年，兩年內轉手的單位須繳付額外的印花稅；政府同時宣布復建新型改良版的居屋計劃（HOS）。

但一如以往，政府每次出手，都只有短暫的作用，樓價微調後就故態復萌，甚至變本加厲。

二十年前的拙作，試圖探索樓市投機活動，是否反映市場失靈。這裏容我交代一下在《南早》為文背後的故事。見報前大約一年，我初次在港買樓，光顧的正是樓花，這才親歷市場的運作。發展商售樓的手法深奧，我當時不明所以。其後那一年特別留意有關的新聞，為求明白箇中的奧妙。

一年後，我終於可以用經濟學建構出新盤開售的經營手法。發展商為何在公開發售前，先讓炒家內部認購？為何要買家排隊輪購？又或者不公開拍賣新盤，透過價格歧視賺取最大的收益？

市場炒賣 有利經濟

當時樓價急升，輿論歸咎於炒賣。我為《南早》撰文，認為政府毋須插手。但不出幾個月，政府徇眾要求出手，是為上文所述，過去這二十年來多次打擊炒風之始。

發展商預售樓花的手法引起公眾關注，往往被視為刺激炒風的根源，其中一些問題今天依然存在。

這裏大致涉及三種指摘，一則公眾輪候新盤時，有「社團」人士「打尖」，令用家未能以發展商的賣價購入，被迫多付一重轉手費；第二，發展商所提供的新盤資料被指誤導；第三，真正用家苦苦輪候，好不容易得以認購，才發現樓層、景觀較好的單位多已透過內部認購，落入地產經紀或炒家之手，以致不得不向內部認購者轉購，多付一筆溢價。炒賣被視為罪魁禍首。

這類指摘由來已久。每逢樓價飆升，輿論照例高呼規管新盤開售，以打擊炒風、確保公平。前兩種留待他人探討，本文專注於最富爭議性、難度也較大的第三個問題：是否有必要打擊炒風？

從經濟學觀點看來，實在看不出有需要壓抑炒風。由於買家承受風險的程度有別、對市場前景看法不同，炒賣有助於分散市場風險，對經濟有利。炒賣和接貨純屬自願的風險交易，只要銀行審批按揭時保持謹慎，沒有理由非管制不可。只要銀行業沒有系統性風險，資產市場不可能因為炒賣而導致市場失靈。

誠然，物業由於地段獨一無二，可以存在某種因地段產生的壟斷性，大型樓盤預售的新盤，因為具有相當的市場佔有率，所以有一定的市場力量。你可以說，大型樓盤的發展商享有地段壟斷性，而且各單位的樓層、方向等有別，不同的單位可以賣不同的價錢，更加強了發展商的地段壟斷性。

我們在原則上無法否定地段獨一的壟斷性，但在現實中，這種「壟斷性」到底是確鑿的事實還是說只是一種可能？利用地段壟斷性牟利，發展商先要設計一種機制，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出售單位。換言之，必須擁有價格歧視的識別能力。但發展商除非逐個單位公開拍賣，否則無法行使這種能力，因為事前並不知道哪個買家出價最高。

地段壟斷 未必成立

發展商不用拍賣的方式開售新盤，正說明其無意利用價格歧視來牟取最大的利潤。此外，根據經濟學理論，價格歧視無疑讓發展商奪取買家所有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但就全局來說，並不會造成經濟效率上的損失，後者才會導致市場失靈。

有人認為，發展商不拍賣新盤，是因為行政成本太高。但此說缺乏實證的支持。退一步說，即便如此，地段壟斷性的指摘也難以成立，因為發展商若想利用價格歧視，從買家身上擠出最大的利潤，須付的代價太高。這種壟斷性既然難以行使，實施管制也就變得無此必要。

有趣的是，發展商若拍賣新盤，由出價最高者直接買入單位，的確可以減少短線炒賣。由於競投理應大大減少經紀或炒家買入後轉手牟利的可能，出價最高者可信都是用家。換言之，價格歧視如果可以落實，反而會大大減少炒賣的誘因。倒過來說，地段的壟斷性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不起作用時，才會出現炒賣。

不過，地段的壟斷性不等於整個市場的壟斷性。後者指有辦法減少總供應量，從而抬高價格的能力。香港的物業發展市場雖然集中在幾個大財團手上，但還看不出他們有能力串謀控制總供應量。認為壟斷造成價格上升，是經濟學上常見的謬誤。的確，市場被壟斷的話，價格會上升，但只是一次過的加價。換言之，壟斷只能說明價格比沒有壟斷時要高，但不足以說明價格為何不斷上升。

若要歸咎於壟斷，則像香港樓價這樣持續上升，發展商彼此間不但要串謀壟斷，而且壟斷的能力要與時俱增，了無止境。這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上都說不通，單憑壟斷不能解釋過去這二十年樓價為何升勢凌厲。

這裏有待解開的謎團是，發展商為何要使用現時的方法來售賣樓花？

其中一個可能性是，發展商對平均的市場價格無疑心裏有數，但卻未能預知每個單位競投的成交價。如果發展商不善於為每個單位尋求最高價，說不定由炒家和經紀代行會較為有效。

但這仍然無法解釋為何發展商在公開發售前，讓炒家和經紀大量認購單位。有人說，發展商既然難以為每個單位物色出價最高的用家，透過這種「配對」是不會賺取更大的利潤，也就不會在乎是炒家、經紀還是用家買入。

不過，這個解釋缺乏說服力，除非拍賣的成本太高，否則發展商完全有誘因以此來逼使買家為每個單位亮出最高價，從而袋袋平安，何須讓炒家和經紀去賺。

下周本欄將會就此作進一步的解釋，同時探討政府一再出手打擊炒風的後果。

二之一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

濫用「左」「右」絕非好事

星期日, 四月 17, 2011

讀過馬嶽一篇《周日話題﹕香港轉左，難道不是好事？》，不吐不快。

馬嶽說：『【明報專訊】最近幾星期，可說是右翼意識形態大反撲的日子。在政治層面，政府高官不斷批評反擊以「暴力」手段抗爭和衝擊政府官員的人士，說的全是和諧社會式保守右派的law and order至上的論調。在社會政策層面，隨著預算案廣受批評，民主派和民間團體接著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和其他長遠民生訴求，最近突然多了報章評論和社論，差不多一面倒質疑全民退休保障。這個星期，更出現一些沒有具名、不知何人付鈔的報章廣告，要警惕「香港變左」，說得像是洪水猛獸，像是福島輻射快要傳到香港，會將香港導向末日一般。我暗忖﹕香港轉左，難道不是好事？』

林忌曰：那些社論、傳媒代表的，是背後的大地產商，他們當然非常恐懼民意的憤怒，但和諧社會式親建制，絕不代表這個人是經濟右派；政府高官一直在香港追求的是甚麼？是強勢政府的大政府，是對某些事項選擇性事事規管，這些都支持極權的行為，甚至偏好左派「中央規劃」的傾向，怎可以說是經濟右派了？

社運界常對有些人抹黑全體新移民為蝗蟲不以為然，我們這些支持自由經濟的人也對左派不斷無理抹黑右派為親建制為親政府極不以為然；我最不明白的，為何左派知識份子可以容許他們自己不斷抹黑右派，卻容不下街邊市民「以偏蓋全」鬧新移民為蝗蟲呢？這種雙重標準合理嗎？

質疑全民退休保障的，難道只因商家反對嗎？正如強積金至今有幾多批評呢？究竟支持強積金的是政府，還是市民？反對強積金的又是政府，還是市民？事實上泛民主派做了甚麼呢？就是他們往往提出一個施政的理想，然後以外國的成功例子為由，要求引入香港，但實際上執行起來呢？就變成好似王安石「新政」一樣，反成為了害民的苛政，於是連最底層的人民都反對新政了，難道人民反對是因為他們「太右」？政治識見愚蠢嗎？

左派的哲學背後的道理是甚麼？就是透過政府去公平分配社會資源；左、右派之爭，就是究竟政府能夠調節，還是市場能夠調節，答案當然是在兩者之間；可是當政府本身其身不正，政府本身己經是一個腐爛的制度的時候，問題就變成了，究竟腐爛的市場較爛，還是腐爛的政府較爛了；香港泛民主派以至左派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們以為「左」是一種靈丹妙藥，可以起死回生，可以令一個腐爛無能的特區政府，透過董建華式的「強勢政府」，去解決自己本身的腐爛。答案當然是絕不可能。

沒有民主改革，政府只會繼續無限地腐爛落去；靠一個腐爛的政府去推行「左派哲學」，結果必定係好心做壞事，把泛民、左派的良好願望，全部變為害人的苛政；這是任何讀過中國歷史者，都必然不會忘記的事實－－宋朝政府腐爛，王安石因此要變法，可是變法透過甚麼人去做？就是透過王安石不稱職的新政機會主義者去做，結果德政變苛政，新法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憤。

當年泛民主派一片讚好的「強積金」護航的時候，可有想過強積金竟會成為市民人人喊打的苛政？今日泛民主派通過最低工資果刻時，有冇諗過今日會變成政府推卸責任，變相轉做時薪制，取消有薪假，終結飯鐘錢的結果？政府腐敗無能無良，大家都是明知，可是左派一面說市場腐爛，卻好似盲了一樣，看不見特區政府更腐爛的事實；更甚者是明知這個事實，卻不負責任地把更大權力交予這個更腐爛無能的政府，結果帶來的是甚麼？就是更不負責任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馬嶽說：「轉少少左，還是很右－－彭定康當港督時說過，香港民主派的民生政策立場，放到英國只是保守黨右翼的立場（他自己是保守黨的左翼）。香港民主派提出的，很多都是在肯定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大前提下，一些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協助低下階層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香港的民主派和民生團體，包括工商界視為洪水猛獸福島輻射的工會人士，在國際的政治光譜上，其實很右。」

林忌曰：彭定康說的香港民主派是甚麼？是九十年代的香港民主派，而不是 2011 年的香港民主派；當年的民主派是甚麼？就是民主黨，當年更是定位為中產政黨的民主黨。

九十年代的香港民主派，可以當是 2011 年的特區民主派來比較嗎？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用八十年代的戴卓爾時代的英國保守黨，來等同 90 年代的英國保守黨呢？難道香港民主派支持戴卓爾的人頭稅？難道香港民主派支持戴卓爾的大量裁走國有企業員工嗎？濫用比喻，把左翼的泛民說是右翼，這實在是不合理之至。

馬嶽說：『我們看看這次民主派針對預算案的三大訴求，其實有多「左」？供款式全民退休保障，並沒有要求政府負擔很大的安老責任，實行後甚至可能可節省一些現時從稅款中支付的安老開支。』

林忌曰：又是供款，供款最大損失是誰？就是已經供強積金供到一肚氣的中產；市民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不是因為「左」或「右」，而是為何民生已經百上加斤，仲要加稅？點解供完強迫金 10%，仲要額外供款？供款的合理性何在？政府冇錢嗎？政府不是大把錢，點解要把供款的責任由政府推向中產市民？這不是幫助政府把供款的責任，由賣地的地產霸權受益，改為由市民自己負擔嗎？

馬嶽說：「問題來自人民無得選－－自個多月前財政預算案公布，引起軒然大波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預算案的「原罪」是什麼。今年預算案的措施很多以前都推出過，部分還加了碼。有些新措施當然引起部分團體憤慨，例如增加煙稅和首次登記稅，但對預算案的不滿是泛性（diffuse）的，很多不滿者不是針對個別措施，而是一種整體的不滿。我甚至懷疑不少反對者沒有認真看過預算案每一個建議和措施。為什麼會有一種總的爆發？」

林忌曰：為甚麼會有一種總的爆發呢？當然就是因為市民冇 say 了；現有的制度腐爛卻無法修正，新政卻只會製造更多的麻煩與阻礙，為甚麼？原因就是制度本身腐爛，無能政府怎樣做，都只會得出一個腐爛的結果；於是一群迷信右派的人出來狂批左轉，另一批迷信左派的人出來狂鬧右派，於是自行分裂成為兩個陣營，而政府就繼續腐爛落去直至永遠－－和王安石的時代，中國人永遠都只是這個水平，香港今日的左右派之爭，就正如北宋的新舊黨之爭一樣，對付自己應該合作的同路人，仲兇狠過要剷除的苛政。

馬嶽說：『特區政府非由民選產生，卻以右翼論述治港，當這套管治哲學和資源分配模式愈來愈少人信服時，卻沒有完整的新分配模式，也沒有足夠的民意系統去探知市民的選擇。結果是每年因循去年的模式，以及「斷估」。當發覺「斷估」的結果和市民期望有極大落差時，卻為了通過預算案而推出更沒有政策理性基礎、更缺乏分配原則、更民粹的派錢方案。這引導了下一輪的期望，但政府仍然沒有人民認可的資源分配方案。立法會議員、政黨和民間團體，在政府坐擁議會大多數下，只能不斷的以建制內外的方法，爭取政府走「左」點，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誠是香港的悲劇。

極右的香港，其實左邊有很多空間。有空多到左邊走走，你可能會發覺海闊天空。』

林忌曰：特區政府非由民選產生，其「右翼論述治港」卻只是騙人的玩意，就正如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一樣，只是一種騙人的招牌，實際上運行的方式都是一樣－－就是官商勾結，就是腐爛到底的制度。

把香港的問題簡化成為「極右」，然後就把凡是向左走說為有空間和海闊天空，就是漠視了腐爛政府根本不會陪你向走左，更不會真心把你的左派論述做好，反而就好似王安石新政般把德政變成苛政，最終結果就是把香港更往右推；而泛民集體左轉，更是把市民往建制推，往親共推過去。

咫尺地球：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咫尺地球：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by 沈旭暉 on Friday, 04 November 2011 at 21:30

假如閣下欠朋友巨額金錢，目的是要買豪宅，而且還要借更多的錢來避免破產，結果朋友願意再借，只要求豪宅的花園少種一些名貴蘭花，你卻發脾氣，認為條件嚴苛，說要召集全體孩子和傭人投票決定是否接受，債主會有甚麼反應？以上的比喻其實並不貼切，但這是不少人眼中的希臘債務危機的全部，特別是對德、法人民而言，希臘這欠債人如此厚顏無恥，對他們這些財神而言，實在是天方夜譚。

但在希臘人的角度，事情的來龍去脈卻完全不同。

在近代歷史，希臘對大國一直有一種被出賣情結，雖然這情結存在於眾多小國，但以西方文明搖籃自居的希臘無疑最難接受。現代希臘是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的，獨立由英、法、俄三大國背書，此後三大國共同控制了希臘，甚至負責挑選國王。但在希臘人眼中，這些大國卻沒有盡義務保護好希臘，希臘反而因為它們而捲入兩次大戰，特別是在二戰，希臘原來保持中立，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為了不讓希特拉的戰績專美，才要拿希臘這個英國盟友開刀，雖然希軍一度擊退意軍，卻惹來德軍佔領全境，承諾保護的盟軍則不堪一擊，希臘至今還在追還當年德國「舊欠」。後來德國戰敗，希臘立刻爆發數年內戰，雙方分別由美蘇支持，其破壞性比二戰更嚴重，這場戰爭是冷戰最早的代理人戰爭，不少希臘人感覺自己成了大國的實驗品，繼而相信今天的高福利政策，只是對昔日戰爭的補償，而這是美、俄、英、德等大國共同欠他們的。

這種「債」， 也因為地緣政治被激化。希臘人一直視源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塞浦路斯為自己的後院，甚至一度有意合併塞浦路斯，但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裔人，卻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在希臘民族主義者眼中，這是百份百的分裂國土。但歐美列強為了拉攏土耳其抗衡前蘇聯，接受既成事實，這被希臘視為出賣。後來南斯拉夫解體，其中一個獲得獨立的是馬其頓共和國，由於希臘也有一個馬其頓省，擔心這個新馬其頓會來搶奪領土，堅持要對方改名為彆扭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所有歐盟國家都當希臘的憂慮為笑話，這也加強了希臘人的逆反心理。

這樣的情緒，在這次債務危機中同樣得到體現。不少希臘人並不認為自己的過度消費、政府的過度福利是危機成因，他們相信危機其實是歐盟的責任，德、法借款是應有之義，它們作為歐盟龍頭，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上述思維在雅典大學教授Yanis Varoufakis一篇廣泛流傳的訪問最能體現。邏輯是這樣的：歐元的強勢政策是德國主導的，這只對德國的高端出口導向經濟有利，令德國成了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的希臘、意大利等國卻要變相支持德國發展。

加上希臘使用歐元後，熱錢不斷流入，加劇了國內通脹，進一步降低希臘產品競爭力，增加了政府的福利負擔，催生了本國房地產泡沫，又鼓勵了希臘大規模舉債。而希臘喪失貨幣主權後，又不能通過調節貨幣政策（例如貶值）解決問題，唯有借款，所以希臘人以為自己是在為大國的繁榮而犧牲。事實上，不少希臘學者並不主張借款，認為歐盟應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例如發行統一的歐元區共同債券，像美國照顧不發達州份那樣，把希臘照顧起來，而不應「無理」讓希臘人獨自還債。
另一方面，不少希臘人認為美國同樣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或起碼是「次作用者」。雖然希臘被美國視為看守俄羅斯西擴的橋頭堡，但反美卻是希臘人民、特別是希臘青年的傳統。現在這個希臘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源自1974年推翻軍政府的革命，美國被視為支持那個殘暴政權的元兇，而軍政府當年11月17日鎮壓國立雅典理工大學的示威，令這天成了希臘公眾假期，以及反獨裁、反美的象徵，自此希臘每年出現的大小遊行，美國大使館都成為必到示威點。

雖然克林頓當美國總統時，曾就美國昔日的角色道歉，但在左翼學者眼中，自然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為歐元是美國的眼中釘，希臘不過是被拿來開刀的對象。這個陰謀論，一方面基於希臘的預算赤字和債務，原來根本不符合加入歐元區的資格，一切都是投資銀行高盛獲當時的希臘政府聘請來做假賬，才令希臘可以使用歐元；另一方面，美國財經界在自己的債務危機最嚴峻之時，卻集體唱衰希臘來向歐元施壓，令資金離開歐洲回到美國，恰似圍魏救趙；兩者加在一起，甚至有希臘人相信整個危機都是美國炮製的。這樣的陰謀論自然難以盡信，但希臘民意對歐盟拯救方案反彈，部分原因確是不願接受被他們視為「美國走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救援，擔心日後陰謀層出不窮。

希臘人相信自己不過是全球化時代的犧牲品，因為國家早已失去了獨自面對危機的能力，國際社會救援是天經地義的。要自己不斷緊縮開支不但不爽，而且根本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

何況這些問題只是政客的責任（例如上屆負責造假賬來加入歐元區的政府），不是人民的責任，他們走上街示威，也是要犬儒地劃清界線，不少人以為政府倒台了，政府製造的問題，就可以像1974年軍政府倒台那樣解決了。至於為甚麼希臘公務員可以四十歲退休、為甚麼懂得使用電腦和準時上班會有「獎金」、為甚麼死去的公務員也可以由家人代領退休金，這些謎團，自然更統統不是他們的責任。

在比較政治角度，這立論自然大有問題，例如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不少亞洲國家都大舉借貸，像南韓就一早還清債務。但希臘學界舉的例子往往是從另一角度來反問的，例如他們會問美國欠債多很多，為甚麼美國人可以繼續揮霍而我們不行？又會問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的潛在危機和我們一樣，要是歐盟不救我們，敢承擔連鎖效應嗎？

國際輿論越是批評希臘人懶散、不勞而獲，希臘人就越是覺得冤屈，相信那些不過是危機成因的旁支末節，不過是霸權不負責任的轉移視線。無論最後希臘公投是否搞得成，有沒有人搞「票債票償」，希臘人的這些情緒確是需要讓世界瞭解的，因為這並非個別例子，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這就足以成為全球化的新教材了。

沈旭暉 明報 2011年11月5/6日

文 曾澍基 佔領華爾街﹕歷史在震動

【明報專訊】「佔領華爾街」代表什麼？

「佔領華爾街」運動今年9月中從美國紐約開始，迴響散播至很多國家和地區。

它最具歷史意義的，是就2008年第三季爆發的金融海嘯與接續的、

1930年代以來最大全球經濟危機，鼓動了意識醒悟。衝擊百年一遇，

驗證以華爾街為龍頭的金融資本主義對世界經濟體系的長期扭曲，

以及美歐政府為挽救「過大而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機構的「有毒資產」（toxic assets）而造成的群眾傷害。納稅者付錢，

窮富懸殊加劇，不少大亨及隨從者享受依然。

除所謂「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限制銀行從事自營交易等活動外；

真正的改革卻迷失於權力走廊之中。

若無怒吼，公義何在？

如同1% 對99% ，「佔領」口號極富挑戰，也許「過分」；但大多數反建制行動，若不越位就無法在權力籠罩之下出頭。哪些遵守傳統規則的抗爭，產生過改變頑固現狀的持續效果呢？

運動不外一個月左右。「佔領」暫屬象徵，而非訴諸實際的、物質的霸據。民間力量還需凝聚。

運動的可塑

祈連（Naomi Klein）10月7日刊於英國《衛報》的文章說得好﹕「佔領華爾街」跟1999年在西雅圖開展的反全球化抗議活動，最大分別乃前者聚焦的並非世貿組織、G20或國基組織的峰會，而是金融海嘯昭示的制度及政策的不公平。目標鎖定，但沒有像反首腦聚會的結束日期。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亦屬運動能否持續的關鍵矛盾。它的涵蓋面很大，甚至極大，需要的是重新反省世界經濟秩序與社會各階層的複雜關係；意味深入理解、廣泛宣傳、以至政社經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

「佔領華爾街」口號，在媒體化世界裏有激動人心的作用。不過，邏輯上它應該代表金融資本主義的龍頭——華爾街受到群眾控制，甚至停止運作，除非具意義的改革真正推行。

現時，抗議雖已廣泛散播，核心行動仍限於華爾街附近公園集會，其他「佔領XY」、「佔領全球」的抗議或在周末舉行，或於中心商業區遊行、教堂暫駐，或通過紮營等形式，未對金融運作機制產生實質影響。當權者與大亨也許像克魯明（Paul Krugman）所說，有點「恐慌」，但私底下可能覺得是種反諷。

我無意批評初生運動。反華爾街抗議值得支持，亦早該出現。我只想指出﹕言行、策略及目標的一致，對運動的延續和成功非常重要。當年反越戰需否「佔領」五角大樓？環保、反污染又「佔領」什麼？若想革命，就不單佔領，而須進及推翻與「改朝換代」。若是改革，具體建議遲早要提出。

同情卻有保留的論者之中，Sidney Tarrow的文章用了Charles Tilly的社會運動分類標準﹕（1）清楚的代表界別；（2）政策建議；（3）支持者的組合、型格。他認為「佔領」抗議屬「新東西」，對前景和可能產生的結果似乎不太樂觀。

此種分析頗為學究。對剛開展的運動要判斷言之尚早。「新」就是新，想像力在關鍵時刻很重要。誰在1850年預料到21世紀的情？改變世界怎會容易？

資本主義長波與金融海嘯

資本主義的長波危機（註），我寫過各種分析。2001年的〈德、日、美資本主義先後滑落長波？〉一文，從金融資本的氾濫現象去解釋長波下浪的「非同步化」；主因乃資金到處流竄，跟紅頂白。

諷刺的是，之後金融資本更迅速淹沒世界。結果2008的海嘯之下，無一經濟體系倖免。3種決定因素可以確認﹕（1）以美歐為首的先進資本主義，「先使未來錢」，債台高築；（2）1990年代後期開始，克林頓、小布殊推行金融業自由化；聯儲局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又配合貨幣政策，增加供給、降低利率；（3）科技通訊革命使金融業在低息環境下各出其謀，衍生工具氾濫。我編繪的圖表（圖）是個證據。短短10年，衍生工具的場外交易量由全球GDP的約3倍暴漲至11倍！

制度矛盾與政策偏頗反應

簡言之，金融海嘯乃宏觀鬆懈加微觀追利形成惡性循環的後果。

長波下浪屬深層病症，就像癌患者，應把毒瘤割掉（債務清毀／削減），另需電療／化療（經濟、政治及社會改革），重新調養身體，糾正自己的壞習慣（再平衡消費、投資跟儲蓄三方面的關係）。

但是，以歐美為首的「先進」經濟體系，反其道而行，推出史無前例的貨幣量化寬鬆、財政介入和各種補貼措施，不肯切除華爾街、倫敦與法蘭克福的債務腫瘤，以免損害金融大亨的利益。私營部門的壞帳被社會化了，變成公共負擔，再轉為私人財富、收入。難怪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文章，雖寫於運動之前，其題目「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卻成了抗議人士攻擊當權者的口號。

更甚的是，右派政黨乘時興起，拒絕對財富階層加稅，卻鼓吹減少影響中下層生活的公共開支。那些所謂評級機構，根本就屬問題根源之一，近來竟然義正詞嚴，把注意力轉移向主權債務，並專注總數，沒理會收支的階層結構細節以至對未來復蘇的含義。

長痛不如短痛，但短痛須痛得有意義。經歷2008至2011年衝擊的「先進」經濟，被撕裂為「有錢者」、「無錢者」與「赤貧」。我並不盡信凱恩斯主義，但它現代的防衛者，起碼了解「流動陷阱」（liquidity trap）意味以財政為先的挽救短痛方法，可提高有效需求，防止後兩者（無錢者跟赤貧）沉淪，最終成為「不能僱用者」（the unemployable）。取向比較人性化和負責任。

反而，那些在紐約、倫敦及中美天堂島嶼坐擁超級豪宅，投資流向新加坡、聖保羅、孟買、北京或上海的美歐受寵者，國內消費的邊際傾向高極有限。他們對誰效忠？

貧富差距引致世界資本主義利潤實現危機，有什麼難以理解？1%的美夢竟可延續，未被驚醒。人間何世？

「佔領華爾街」的前景

「佔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出現，足證有良心、視野者，都覺得應該重新反省世界經濟秩序與社會各階層的複雜關係，以至金融制度的管治及監管問題。

華爾街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頂峰。諷刺的是，由於互聯網革命，大部分掌權者並不住在那裏，雖然操作系統的硬件和軟件都設於確實的地點。那麼，須真正地佔領的「對象」是什麼？我們如何對抗一個已經滲透世界的制度？

除群眾動力之外，這方面需要深入的分析理解、廣泛的宣揚、新意識形態的冒起及凝聚。

至於其後的實質結果，會不會變成權力走廊的另類交易、群眾運動的擴散和組織化、或某類突破？要求會否如「特許金融分析員協會」（CFA Institute）的會長John Rogers所言，包括開徵金融交易稅，沒收不合理利潤及收入，金融社會化等措施呢？

甚或更革命的變遷？則難逆料，特別是長波下浪繼續惡化的話。說到底，運動只開展了5個星期。群眾熱情、想像力和洞悉將起最大影響。

歷史充滿各類抗爭，某些雷聲大、雨點小，跟覑銷聲匿舻，另些達至中短期狀的轉折，更有像五四運動、綠色主義一樣，其意義遠超越即時可觀察的現實。「佔領華爾街」將屬何種？

註﹕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於1920年代提出，資本主義經濟50多年盛衰周期的長波論說，自70年代起，研究界對於長波的下浪會否像1930年代大衰退般再度重臨爭論不休，美國「新經濟」泡沫爆破讓長波理論重新受到注視

參考資料

Naomi Klein （2011）,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s down to us—the 99%〉, The Guardian, October 7

Paul Krugman （2011）, 〈Panic of the Plutocrats〉, New York Times, Op-ed, October 9

Barry Ritholtz （2011） 〈Financial Crisis: Final Essay Exam〉, The Big Picture, July 20

Rupert Walker （2011）, 〈Financial industry needs to repair its image, says CFA Institute〉, Finance Asia, October 17

Joseph Stiglitz （2011）,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Vanity Fair, May

Sidney Tarrow （2011）,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10

Tsang Shu-ki（2011）,〈Global Financial Challenge: Post-Tsunami Era〉（Tsang-GFC-2011-0920.pdf）

曾澍基 （2011）〈百年一遇的世界經濟危機〉（www.sktsang.com/ArchiveIII/Tsang-crisis-20110722.pdf）

曾澍基 （2011）〈德、日、美資本主義先後滑落長波？〉（www.sktsang.com/ArchiveIII/LWSAL_C_.PDF )

文 曾澍基（前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2010年退休）

毅行出哲學：攞苦嚟辛

蔡東豪
2011年10月21日

日常生活中，我們避開不舒服的感覺，尋求享樂，追求快感，例如做事取易不取難，行路揀一條較短的，盡量遠離辛苦。運動則相反，我們取難不取易，行路揀一條較長的，視辛苦為享受的一部份。這行為是反智，可是我們樂此不疲，我們一定是在追求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令我們忘卻辛苦，是甚麼？
我認為答案是「活」的感覺，「活」包括活着、活躍、活力。我們大部份時間認為自己渾渾噩噩，跟着他人帶領的大隊，跟着他人定下的規律，帶着彷彿沒生命的軀殼在走動。運動是我們衝出這死板狀態的途徑，我們透過運動去追尋「活」的感覺，即使追求過程中會遇到辛苦。
運動中，辛苦的時間比享受的時間長得多，享受之前要辛苦一段長時間，而且享受時光轉眼即逝，很快又變回辛苦。這種辛苦不是說笑，先是捱後是痛，感覺可以是痛至骨骱脫落，肌肉撕裂……有冇咁誇張？這感覺我寫不出十分之一。平日我貪生怕死，打針抽血都閉上眼睛，竟然願意接受運動的辛苦，事有蹺蹊。

懂辛苦之人最了解自己

以我喜愛的跑步為例，這運動其實違背身體，跑步其實是一項跟身體的角力，身體要享樂，跑步者憑意志戰勝享樂的誘惑，以辛苦代之。跑步者解釋他們為何在跑，所用的文字比我用的更玄。經過多年訓練，他們認為自己成為不是常人的超人，他們的身體有上刀山落油鑊的能力，其實他們是指累積了幾千公里的跑齡之後，他們對自己身體敏感至極，每一塊骨，每一條肌肉絲毫變化，都瞭如指掌。由辛苦到享樂到辛苦，他們不斷測試自己的底線，不斷把自己的底線推向以為不可能的極限。懂得辛苦之人最了解自己。
辛苦特別之處是因人而異，無得分享，很難解釋，盡在自己心中。跑步者之辛苦分開幾多種？我不懂得分辨，也不懂得形容，我辛苦的時候不期望他人明白，這是我自己的事，我知道就可以，說出來沒意思。跑步者的辛苦沒有傷口，埋藏在皮膚之下、腦海之中，只有自己最清楚。
跑步者知道自己屬於被旁觀者視為「攞嚟賤」的怪人，但跑步者樂於活在這種矛盾的世界，因為他們清楚這個「攞嚟賤」的關係沒法妥協：沒有辛苦就沒可能有活的感覺，追求活的感覺就是要挺起胸膛去面對辛苦。我每次遇上一些因太辛苦而慢下來或停下來的跑步者，望着他們臉上流露着我熟悉的辛苦表情，我說不出「加油」這廢話，只會以眼神向他們致敬。在這無聲的辛苦表情下面，是一段段只有嘗過的人才了解的感受，用一個英文字形容，是 Epic。

中產加入佔領華爾街 勢成美大選第三力量

【明報專訊】當香港的貧富懸殊已然成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部分時，美國的深層次矛盾則在最近連串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突顯出來，這股以行動表達對美國當前社會及經濟形勢不滿的社會躁動，逐漸跳出當初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或「無業遊民」的先入為主框架，成為極可能影響美國未來走向的一股力量；明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一同舉行的國會和地方選舉，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理念必然會扮演一個角色。

聲勢浩大媲美反戰

美國大變觸動社會

愈來愈多城巿舉行佔領華爾街運動，大城巿紐約芝加哥不在話下，中型城巿波士頓和三藩巿都見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蹤影。美國近代的同類運動，唯一可比擬的是1960年代末以迄70年代初的反越戰運動。儘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聲勢目前遠不及反戰運動，卻比反戰運動具有更大的觸發群眾加入誘因﹕無力復蘇的經濟、高踞不下的失業率、金融資本主義引帶出的金融行業無視監管，這比起60年代中南半島叢林的血戰，觸動美國社會更深。

經濟肯定是明年美國大選的唯一主題，奧巴馬面對的困局是經濟未見好轉，踏進今年，一、二季的經濟增長僅分別是1.9%及1.3%，8月份失業率是9.1%，這都是他的政治負資產。這所以，毫無聯邦政府管治經驗的得州州長佩里甫表示參選總統，人氣馬上升，直逼奧巴馬。這反映了美國今天全國期待一個能解救經濟的行政首長，而不是一個能言善辯的總統，哪怕這個「經濟專才」沒有明顯功績，人們也要把希望押在他身上。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人群成分眾多，有學生，有失業者，有因為金融海嘯房子收回四處流浪的無家可歸者，也有把自己列入窮人之列的中產階級，總的來說，是在美國經濟低迷下的失意一群。他們的宗旨，起初是反對華爾街金融機構貪婪無道，漸次演變成不滿美國貧富懸殊，運動打出的訴求99%便由此而來——99%窮人對抗1%富人。毋庸諱言，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極大的貧窮對富裕的階級之戰味，這次運動針對的1%富人，依據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計算，他們年收入是美國每年全國總收入的20%，他們的財富佔總財富40%，這兩個數字在25年前分別是12%及33%。民主黨的數據則指出，以今天和1980年相比，如今大企業的主管年薪是當年的5倍，但工人的工資卻30年沒大變。

一方面是荷包腫脹的大變，一方面是並無寸進的無變，這一巨大落差，令致這場貧富之戰迅速來到一個關口﹕變還是不變，將主宰明年的大選。

也許是歷史對現實的諷刺，變化（change）正是奧巴馬3年前上台時的口號，於是3年前人們以超過56%的高投票率把沒有聯邦政府行政經驗的奧巴馬推進白宮。如今，「變化」這一字眼再度出現，而且勢必成為明年大選的主調。共和民主兩黨都朝「變化」這方向進發，共和黨的變化是把奧巴馬逐下台，民主黨的變化則是乞求選民給它一個自我改正的機會。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否在這當中起到槓桿作用，是未來的焦點。

求變呼聲再度嘹亮

抵消茶黨保守力量

佔領華爾街運動若能持續並以當前的反貧窮反飢餓的訴求延續下去，儘管沒有其總統大選參選人，然而其政治力學效應足以影響深遠。人們也許還記得去年中期選舉，右翼的茶黨人數不多，卻在共和民主兩黨相爭中舉足輕重，最明顯的是，債務上限法案一再延宕，其中有要尋求茶黨共識的影子。佔領華爾街運動若能摒除一盤散沙的形象，以較具組織力的政治力量形象出現，極可能成為美國左派裏的茶黨，平衡極右翼茶黨的影響，甚至可能因為經濟凋敝的普遍性而壓倒對手。

然而，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否在明年大選成為氣候，關鍵在於投票。美國少數族裔、尤其黑人投票率一向不高，青年的投票率又往往因為候選人老氣橫秋而低迷，但現實是少數族裔和青年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主力，若他們走的是議會外的抗爭路線，而投票行為與過往無大分別，明年大選，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

不過，佔領華爾街運動帶出另一個變數﹕白人中產階級出現在運動之中。中產向是選舉政治票倉，奧巴馬早前迅速表示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既有收編這群潛在支持者（或反對者）之意，也有藉此向一貫與資本家關係良好、處處支持小政府的共和黨及茶黨顯示實力；發展下去，佔領華爾街運動極可能是足以左右大選的第三力量。

美國社會是一個相對成熟社會，社會保障普及，雖然說不上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獄，可是仍然出現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反對聲音，而這股力量不只是為了吃飽而上街的一群，更多的是爭取改善社會不公，推倒貧富懸殊。

今天看來，資本主義頭號大國有社會主義式的街頭抗爭，長遠下去，也許會令篤信資本主義或巿場運作便是一切的政客幡然大悟。更深層的是，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貪婪真相破露，人們從大夢覺醒，朝追求公平公義的社會大步邁去，對天天高唱大巿場小政府寬鬆監管的一些國家及地區來說，這無疑是意味深長的警號。

林行止專欄 為民行事施小惠 事主無過好下場

2011年10月13日

林行止
一、明年年中退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亦是最後一份題為《繼往開來》的施政報告，地點在「門常開」的新立會大樓，這座矗立在中區海旁的政府總部能在短短數年間從規劃至落成，速度之快，且期間並無傳出任何糾紛醜聞，反映了曾氏領導下的政府高效和廉能的一面。

曾蔭權七年任期內，曾出現過數度「政治危機」，每當施政不如民意時，便有「受害群眾」上街示威甚至高舉「曾蔭權落台」的橫額，曾氏卻處變不驚且得授權來源不斷支持，終於沒有像他的前任董建華般中途下馬、借故離任，這固然使曾氏留下善終始的任事紀錄，亦打破了「北京之下當官難」的宿命，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致進一步下滑。曾蔭權背負港英遺臣的歷史包袱而能貫徹始終，二任到底，亦可看出北京對香港的態度是，只要政治受制，餘事不妨「高度自治」。

曾蔭權從公四十餘年，從二級政務官逐級上升至香港之首，其奮進向上過程，也許可作為範本教導年青一輩；事實上，曾氏從小康出身而能一門數傑（俱為獨當一面的高官和行政人員），家庭、學校教育及矢忠矢勤的工作態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環是社會階級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的絕對暢通無阻，它保證了公平競爭，「能者居之」於是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十四年，香港社會的外殼變化不大，內核變化卻不小，以至階級流動管道淤塞，是為不少「八十後」成為憤青的底因之一。

「打好這份工」是曾蔭權上任時的「宏願」，雖然備受冷嘲熱諷，筆者卻相信那是他的由衷心聲，他臨「危」（董氏突然稱病去職）受命，難免誠惶誠恐，以此向權力來源示忠，甚合他做了一世公僕的身份。不過，「做工」亦有階級之分。若為管工，最佳表現不外是對授權者言聽計從，對下屬便盡敦促責任，要他們守份盡忠；若是行政總裁（ＣＥＯ）甚至公司主席的話，除要對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命負責之外，還要有與持份者分享所得的理念。從這一角度看，曾蔭權顯然只是停留在管工層次。他對京官恭順得近乎諂媚，對港人則親疏有別，那不是當北京的香港管工是什麼？這份心態，令曾蔭權失盡民心（還有四十分，比許多民主國家的領袖的得分高，曾氏為此而自我感覺尚好；事實上，管工充「大班」，這樣的分數真的不錯了），尚幸北京在公開場合不發一言而他的高升是北京御准與港人無關，不然「反曾」街頭活動勢必更烈。

在強勢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官確不易為，若曾氏不是以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行事，也許早已心力交瘁，熬不下去。香港人那份與普世價值比較接近的公民意識，在在與北京那種唯黨國馬首是瞻的維穩理念大有分歧。曾蔭權若以港人為本（以民為本雖是他的口頭禪），便很難見容於中央；只有認真地以北京為老闆（所謂「認真地」即當奴才亦要當徹底的奴才），來自北京的明示及暗示，不管是否切合港情，均得照單全收、唯命是從，進而督促港人繼續為經濟盡力，以保持香港對中國有利用價值的「傳統地位」；而為了確保港京的和諧關係，港人不能在公民權利上對北京作「逾份」（？）的需索。事實上亦的確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權位以至終任（進而有望北京續予閒職讓其繼續發光發熱「為港人服務」）。曾蔭權在上任之初曾有「玩鋪勁」之說，現在看來，和當初不經意地邊走路邊吹口哨般，俱為一時得意心跳加速的「口輕輕」意外。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周書二十一．列傳第十》的〈王峻（傳）〉，指這位太祖近臣「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以之形容曾氏，似乎並無不合。曾氏在京官面前的態度，港人看在眼裏是恭順過甚，且為避天威而漠視了爭取港人應有的權益，矮化了香港和香港人；在內部管治上，曾氏少有計及久遠的方略，而每每於形勢壓力下向市民施以斬件式的小恩小惠，像社會反應極差（捐款數額遠遠在預期之下）仍然強行成立的關愛基金，大慷納稅人之慨，為繼任者樹立極壞先例；至於不得當的派券送錢，難言章法，絕非思慮周詳的政策，在在只求短期「和諧」和他誓言不想聽的「掌聲」。凡此種種，令特區瀰漫着虛與委蛇、不盡不實的虛浮作風。非常明顯，曾氏治下七年，在管治手法以至用人原則上，並無「繼往開來」的格局，任命民望長期低迷的林瑞麟出掌「一人之下」的政務司司長，便是近例。這些有乖民情常理的不當措施，其引起的深層矛盾，已不是貧富懸殊或房屋政策失當所能概括。

二、曾蔭權是典型的香港土生土長精英，這種人的其中一項特質是精乖伶俐、眉精目企，因而有隨機應變看風駛(巾里)的本能；筆者這種觀感，在拜讀《繼往開來》中有關房屋政策一節特別強烈。對於住屋此一香港市民最為關心的課題，為官數十載的曾蔭權沒理由不一早瞭然於胸，他甚至說「安居樂業是市民的期望，也是政府的願景」，可是，在他七年任內，政府做過什麼足以回應市民「期望」的實事？即使有亦少得不足掛齒吧。這些年來，政府坐看地價樓價飛升至世界最高（撇除「發水」成分香港樓價肯定世界最高）而不為所動，作為無時不在為「福為民開」籌謀的行政長官，在高樓價早已超逾市民所能負擔的超高水平多年後，現在才說「買樓難問題源於過去一、二年，住宅物業供應量相對較少……，顯示市民置業的壓力和風險都在增加」。那不是風涼話便是廢話；而他所以遲至現在才說，目的是在拋出連串其繼任者也許因為主客觀環境有變異而無法承受不易付諸實行的「願景」，換句話說，曾氏在任時不敢挑戰既得利益者利益，力求做「安樂公」，卻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沉重的包袱！筆者常說經濟政策沒所謂正確或錯誤，貴在適時而已，曾氏這方面以至在施政報告中所許下的有待繼任者完成的「政策」，顯然是便宜自己，委責於來者的一種「機數」！

在〈信任自己〉一節，雖然曾氏提及的政績不少可非議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大體而言，筆者相信這是曾氏的真心話，是肺腑之言；和公司主席及政治領袖一樣，曾氏亦把那些「實實切切的香港成就」，歸功於為「每一位香港人努力奮鬥的成果」；而他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也確是香港長期來固守的核心思想。可是，曾氏有否反思，何以其任內的反政府活動無周無之？曾氏指出多個世界大都會反政府示威亦甚活躍，希圖藉此沖淡本地反政府的特殊性，然而，曾氏應深入思考的是，香港的經濟成就這樣高（稅率這麼低），「政治更開放且會有更高的民主成分，加上法治……深受各國讚賞」，有這種種比她國更佳、較昔日更優良的環境，何以反政府活動愈來愈多？在未來的歲月—八個月—也許曾蔭權能為港人說出其中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