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日
過 去的六十年，新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又一個的神話。在政治上，共產黨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建立並鞏固、發展了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既有制度的 政治體制；在經濟上，新中國在積貧國弱、百廢待興的爛攤子上白手起家，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創造了若干經濟奇蹟；在文化、民生上，新中國的人民 由基本的溫飽發展成愈來愈多的家庭實現小康。
當然，經濟快速騰飛的發展中國家必然因為走得過快而在體制、社會等層面出現各種問題。但是毫無疑問，“中國現象”值得世人，特別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關注和深思。
未來，昭示着“希望”，同時意味着“變數”。未來三十年，中國到底會向何處去？該向何處去？不能說我們邀請來的各地學者給出了明確答案，但至少他們描繪了心中的願景，指出了中國目前切實存在的問題，並激揚大家去思考、去探尋未來三十年的可能性道路。
處政治失語狀態
毋 庸置疑，中國現在揚眉吐氣了。用台灣政論家南方朔的話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已經發生明顯變化”。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給出了具體 的事例，“北京共識”和Ｇ２的出現都說明中國的份量已經不可能被任何一個西方大國所忽視，其重要性有直追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美國之勢。正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 亞研究所訪問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潘維更是直言不諱，建國六十年，中國在經濟騰飛上有着驕人的成績，不只解決了挨餓的問題，國家也不再被動挨打；人均幸福指 數飆升。
但是，經濟成就很難掩蓋其他問題。一談到政治問題，中國往往處於失語狀態。中國會否繼續堅持現有政治制度？在政治體制創新上，中國 會有何種突破？我們香港人所關心的“一國兩制”框架會在政體創新上有何種作為？憲政中國有無可能在近期實現？這一系列的問題無疑是未來三十年的焦點。
崔 之元認為中國有可能發展出不同於西方多數決定的民主制度。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多從“國家”與“社會”兩分的視角看問題。除了國家，就是社會。這實際上認為將 本來融合成一體的社會共同體在政治上作出劃分。這種劃分方式有把“國家”同“社會”對立起來的危險。崔之元主張回歸西方古典政治哲學。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中 的民主精神不是盧梭、孟德斯鳩的民主，而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意義上的民主。特別是亞里斯多德提出了混合型憲法，特別值得我們當代借鑒。無論是“被一人統 治”（Rule by One）、“被少數人統治”（Rule by Few），還是“被多數人統治”（Rule by Many），都有其各自的弊端。最好的政體應該將三個元素加以混合，在精英的知識、遠見和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意願之間，取得平衡。目前的西方民主過渡強調 “多數”的一面，而導致“小政府”、“弱政府”，國家能力衰弱。
「變」與「不變」
崔之元認為，“民主”的關鍵 因素是“競爭性選舉”，而不在乎是否是多黨制。現在的美國，兩黨差異愈趨模糊，選民逐漸改變了以往的政黨取向（Party-Orientated），而變 為“議題取向”（Issue-Orientated） 。中國雖然是共產黨一黨執政，但是同樣採用競爭性選舉，使爭論的焦點不再是哪個黨上台執政，而是哪位候選人的競選議題最深入民心。中國在政治體制上可以朝 着這個方向發展。
南方朔則看好“一國兩制”框架，認為香港、澳門、台灣可以在中國未來政制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歷史可以成 為將來台、港、澳與中國內地關係的範本。蘇格蘭在人口、地域上都是世界上的小國，其人口從來沒有超過二百萬。但是，蘇格蘭卻始終是世界上最文明、最有智慧 的地區之一。細數很多歷史名人，被廣泛採用的制度創舉，皆出自蘇格蘭。一○六七年，蘇格蘭與英格蘭議會合併後，憑藉蘇格蘭人的知識，英格蘭人的勇猛，大不 列顛王朝成了日不落帝國。
相比之下，台、港、澳在人口、地域上與蘇格蘭有相似之處。歷史原因使其與中國內地分隔或長或短的時間，在政治制 度、社會生活，以及文化上與內地有很多異質元素。如果台、港、澳能扮演類似蘇格蘭“小”而“精”的角色，與內地有機整合在同一政治框架下，大中華將因“強 強聯合”而釋放勢不可擋的能量。
“變”或“不變”，如何變？這始終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在政治體制“變”與“不變”的拐點上，潘維顯得十分堅 定。他認為，政治環境的穩定是中國保持高速發展的先決條件。中國未來三十年繁榮發展的三個必要條件為：經濟上不動搖，政治上不折騰，國際上不偏袒。這也是 中國官方一直以來的立場。經濟上堅持鄧小平提出的“以經濟工作為核心”一百年不動搖；政治上不折騰是指胡錦濤所說的“努力維持和諧社會”，保證政治環境的 穩定；國際上不偏袒指中國慣有的外交不結盟政策。在此基礎上，中國未來三十年的“變”就會以“不變”為大前提。
必須擺脫依賴
香 港大學教授戴耀庭則同意潘維的觀點。他希望未來三十年，中國能實現憲政。雖然中國不一定完全因循西方意義的憲政體制，但其政體必須具有憲政的基本精神，即 平等、民主、人權、法制。分權與制衡是明智而務實的做法。戴耀庭認為，不能過分相信政府在任何時候都能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也不用過分擔心民主選舉就一定 會出現寡頭操縱民意的亂局。
經濟強大、政制發展穩定之後，文化因素自然成為一個民族能否有原創力和獨立國格的關鍵。中國逐漸擁有國際話語 權，意味着其必須擺脫對任何國家、團體的依賴。中國的影響力與份量愈大，愈應該認真思考其究竟要在國際上扮演何種角色，起何種作用。南方朔認為，未來三十 年將是讀書人、政治家大有作為的時代。中國的國際地位將為這些人提供施展才華的巨大空間。中國應該在對自己文化持基本信心的基礎上，一步步逐漸提升民族涵 養和素質。唯有軟實力堅實，經濟和政治上的成果才堅不可摧。
中山大學教授甘陽則給予中華文化更深層次的憂思和關懷。他反對將文化的價值置於 經濟之後。他認為“軟實力”的提法本身十分功利。在軟實力的內涵中，文化如果不能為經濟服務，就沒有價值。實則不然，他認為文化應該成為高於經濟、高於政 治的首要價值。承襲胡適先生自一九一二年的觀點，甘陽尖銳地提出問題：中國何時能結束留學運動？胡適先生在近一個世紀以前就提出，“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 的”。今日之中國，只有當留學不再具有鍍金效應時，中國才真正建立了扎實的文化自信心。
未來縱然不可預測，但今日中國蓬勃的發展態勢令眾學者對未來充滿了期待。無論是肯定與展望，還是批評與建議，這其中皆飽含着學者們殷切的寄託。在新中國六十歲華誕之際，我們華夏兒女都希望祖國能在未來，走得更好。
恒隆地產主席、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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