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9日
去年年底，香港發展論壇邀請幾位專家學者一同探討中國未來三十年發展願景，反響強烈，講者聽眾皆意猶未盡。半年之後，我們再度請來香港、北京兩地知名專家學者，繼續就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發展之路進行探討與展望。
建國一甲子，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就毋庸置疑。在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現象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從中國經濟騰飛伊始，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專家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何威權主義體制的中國能實現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迹？這個奇迹一直在繼續，直到今天，我們仍在疑問中國能在未來繼續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會向何處發展？
重慶經驗
這些問題都說明中國的發展之路十分獨特，有別於世界上任何一種發展模式，沒有現成的規律可循。這不僅給我們看清局勢、分析既有問題帶來一定困難，也為我們展望未來提出挑戰。
對於中國現象的獨特性，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王紹光教授一語中的地給出了答案：雖然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但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是哪個領導人拍腦袋想出來的，大部分是自下而上逐漸發展的。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很多制度都起源於地方，是地方根據實際需求發展出來的，之後發現卓有成效，中央便助力採納推廣，成為廣泛適用的模式。未來三十年，王紹光教授認為「重慶經驗」對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有借鑒意義。
王紹光教授把「重慶經驗」稱之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3.0」。何為3.0？回顧新中國走過的發展階段，王紹光教授把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稱之為社會主義1.0階段。這個階段物質匱乏，平均物質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存。社會主義1.0階段的基本體制是公有制，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基本生產單位是單位和公社。這一階段的基本成就是國家經濟實力提高，人民免於戰亂，有了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改革開放之後到中共十六大（胡、溫時期）是社會主義2.0階段。中國經濟在這個階段實現了騰飛，國民進入溫飽階段。在這階段人均收入超過基本生存水準。中國的基本體制為公有制加混合所有制，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單位和公社制逐漸解體。
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逐漸進入小康階段。此階段的基本體制是混合所有制，採取市場經濟並重視規劃。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政府已經不再使用「計劃」的字眼，而是用「規劃」代替「計劃」。這個時期，人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
「吃」的問題大致解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的是「住」、「行」品質的問題，人們更多關注生活、生產安全、生態、健康等問題。王紹光教授稱這個階段為社會主義 3.0階段。而現在的中國已經進入探索社會主義3.0經驗的階段。現階段，薄熙來治理下的重慶經驗值得國家其他省份借鑒。
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在重慶開展了一系列活動，提升重慶的經濟收益、人民的生活品質。這些活動包括：「三項制度與三項活動」、「五個重慶」、「兩翼農村萬元增收計劃」和「國進民進計劃」。「三項制度與三項活動」實際上就是一條群眾路線，提倡領導幹部進基層、進農戶。在領導幹部和群眾溝通的過程中，很多問題便隨之解決了。「五個重慶」是五項具體工程，旨在在公共空間、服務設施、衞生條件、體育運動、生產、食品、藥品、居住、交通、城市綠化等方面提升重慶的各方面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這並不是空喊的施政口號，而是具體的政策實施指標體系。「五個重慶」涉及一整套目標責任體系，把每個具體的目標量化成工作任務，並在有限的時間內予以實施。薄熙來希望通過「五個重慶」實現在以人為本的精神原則指導下，促進重慶的經濟發展、拉動內需、改善投資環境，吸引人才。
農民增收計劃
此外，重慶在地理位置上可分為兩翼一圈。以往的情況是「一圈」富，「兩翼」窮。「兩翼農民萬元增收計劃」就是幫助生活在兩翼的農民走向富裕的計劃。薄熙來在重慶的施政基本上是「民進國也進」的路線，即政府通過土地儲備提高了國有資產總額，同時人民也在上述政府宣導的增收計劃下走向小康。
重慶經驗特別提到農民增收計劃。這讓我們不禁想到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目前的十三億人口中，九億是農民。這一龐大數字說明中國要順利實現城市化，走向現代化，不可能繞過農民問題。未來三十年，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會有何種改善？
華東理工大學的曹錦清教授認為在目前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不變、計劃生育制度大體不變、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發展目標大體不變、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平穩的情況下，未來三十年中國農村可能出現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再度分離的情況。也就是說，如果允許承包土地的農民將手裏的土地再度租給其他農民耕種，土地將向經營者處集中。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有必要檢討現有法律制度，應更多保護土地經營者的權益。
中國未來三十年探索與展望二之一．
實現農民增收路漫長
曹錦清教授還提出了未來三十年中國三農問題需要面對的其他問題。在糧食供應問題上，曹錦清教授認為，未來中國應高度重視以糧食為主的各類農產品對城市的供應。
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標準，一個國家每年人均需要糧食為七百五十四斤，十五億人就需要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億斤。我國目前的糧食總產據此目標還缺一千億斤左右。因此要解決吃飯問題，未來中國還需要繼續不斷通過技術努力提高每畝單位產量。
農民增收困難多
「農民增收」是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對此，曹錦清教授直言不諱自己稍為悲觀。目前中國農民的收入結構由農業收入、非農業收入、財產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組成。其中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主體。農業收入主要來自土地，依照目前農村的土地經營模式，曹錦清教授認為，實現農民增收困難重重。
規模經營雖是提高經營農戶收入的好途徑，但會造成大量農民需要進入城市的新問題。非農業收入主要源於打工，農民的打工收入已佔農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以提高農民工的報酬來增加農民收入，雖有空間，但難以持續擴大。
農民幾乎沒有財產收入。來自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收入，也微乎其微。中國農民人數眾多，在目前及今後一段時間內，依靠財政轉移支付來提高農民收入是不現實的。
農民問題是中國經濟邁向現代化的肯綮，而在政治體制發展過程中，長年來我們一直在探討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公民社會問題。按照西方國家的經驗，公民社會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元素。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不斷發展壯大，其間也有不少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陳健民教授認為，中國大量提供社會服務的草根非政府組織仍然面臨註冊難的問題。因此，他認為中國目前非政府組織仍需要衝破以下幾方面的限制：法律限制、政治限制和資源限制。
衝破法律方面的限制指在非政府組織的登記、註冊上，仍需要衝破目前體制要求尋找掛靠單位等限制；突破政治限制指目前很多非政府組織仍需要和政府合作，需要在安全地帶工作，不能觸犯某些禁忌；打破資源限制指目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仍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需要爭取體制內或者外國資源。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陳健民教授認為，國家應確定公民社會對促進善治的作用。
現在國家已實行分類管理的政策，在嚴厲禁止對政府有顛覆性的非政府組織的情況下，開始大力度發展具有服務性質的非政府組織。但迫在眉睫的，是政府應加強同非政府組織的對話機制，令其更好發揮社會服務職能。
有論者認為，西方社會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但是若然不徹底了解中國社會的狀況，包括九億農民的歷史背景與現狀，而照搬西方模式，是非常危險，也是極其愚昧的。就如研究西方公民社會的同時，還應該考慮其適用性及對整體社會可能帶來的難處。
公民社會應該有其正面作用，不過我們也應該探索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同時並用，好達到同樣甚或更佳效果？ 前述的重慶經驗好像正提供了部分公民社會可能帶來的好處。
結束對美國長期畏懼
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在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也全面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重要外交思想。這一外交指導原則保障了中國以經濟發展為重，為經濟發展創造穩定外部環境的發展策略。嶺南大學張泊匯博士認為隨着中國實現經濟騰飛，「韜光養晦」戰略似乎在實際操作上的軌迹有所轉變。
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中國不再規避同西方國家的衝突，不惜通過抗爭來解決衝突；
第二，中國已經明確提出要求改變現在的國際體系的意願，並通過參與國際組織影響西方大國。
第三，中國已結束了對美國長期的畏懼。
以往，對美關係長期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近年來，這個框架基本結束，中國開始要求在雙邊關係中同美國有對等的議程設置權。張泊匯博士認為這說明中國已經在實際上放棄了鄧小平時期的大戰略路線。在這一點上，與會者是有不同意見的。
過去三十年，中國揚眉吐氣了。毫無疑問，現在的中國已經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並衝上在世界各國的首列。各位學者的分析、點評與建議，如同為我們潑灑了一幅生動的畫卷，加深了我們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認識。
各位學者均以肯定現有成績、正視現存問題的態度，總結經驗並展望未來中國的發展之路。未來縱不可預測，但只要務實地思考解決問題之道，並樂觀勇敢地面向未來，中國一定會迎來殷實美好的明天。
中國未來三十年探索與展望．二之二．完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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