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9日
所謂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依據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順差和由此帶來的巨額外滙儲備;順差是事實,但影響順差的因素卻不止滙率一個。
筆者認為,在進行人民幣滙率升值壓力測試前,如果不首先解決影響順差的其他因素,比如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價格中被低估的人力資源成本和環境污染成本。
2009年,《時代》把「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和格林斯平、周小川一起推上了年度人物榜。有媒體稱這為「帶淚的榮耀」,因為這群「中國工人」,「勤勞堅韌」地在沿海的血汗工廠和城市的建築工地創造了經濟奇迹,但是卻沒有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發布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指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下降了12%;全國總工會第六次職工調查顯示,2008年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只佔GDP的29%。郎咸平的測算更是令人目瞪口呆,2009年這一比例僅僅8%,全球倒數第一。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應隨經濟發展逐年升高,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目前多在50%以上,高的可接近70%;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國,即使這一極低的比例仍然不能反映工人、尤其是農民工付出的全部,「城市的邊緣」、「殘缺劣質的生活」、「寡婦村」、「留守兒童」、「開胸驗肺」及「跳樓討薪」,都是他們生活的寫照,也是本應計入產品價格的成本。
被嚴重低估的勞動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帶來的卻是人民幣價值被低估的國際指責和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如果人民幣就此升值,後果有二:一是為了加大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企業主進一步壓低工人的工資;二是千萬工人在血汗工廠勞動換來的外滙儲備縮水。
這並非危言聳聽。2009年就曾有分析建議,為應對金融危機取消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剝削已經赤貧的工人。據媒體報道,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曾怒言:企業的經營者不要總在職工的勞動報酬上打主意。
在勞資雙方的關係中,工人適度的工資和福利標準從來都不可能是資本家的恩賜,除了政府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保護外,很大程度上是勞資雙方力量博弈的結果。根據國外的經驗,強勢工會在與資本家議價和保護工人權益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也是政府無法替代的角色。因此,中國的工會是時候擺脫政府的影子,真正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承擔起制衡資本家的責任了!
可以肯定,如果七億七千五百萬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得到提高,他們不會去巴黎購買奢侈品,而是會給老人買好一點的衣服,讓孩子喝好一點的奶粉,從而拉動內需。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應有的成本被計入出口產品價格,國際貿易摩擦也會相應減少。
刘再复:直声满学院——怀念吴世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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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再复
《刘再复散文精编第1卷师友纪事》2011年,第7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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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学者,鲍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吴世昌先生又是鲍彤的舅父,所以,我怀念起吴世昌先生时总是想起鲍彤。而听到鲍彤的消息时,总是想起吴世昌先生。去年,我从《纽约时...
15 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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