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記得，當年李柱銘在海外發表言論，被董建華視為蓄意 抹黑，有一次更在立會答問大會上予以怒斥：「你已唱衰香港六年，謾罵特區政府六年，但時代已經改變，如不擁抱這個新時代，時代會拋棄你！」（○三年五月十 五日）李柱銘抹黑些什麼呢？翻查一下那幾年李在海內外發表的文章和演講內容，當可發覺他所作所為，無非是為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前途敲響警鐘，其他與「一國兩 制」命運無直接關係的東西，他絕少提及；他講民主和法治，是講危機，主要立論於未來：「如果現在政府…，香港必會…」。①當然，李柱銘當年筆下的「必 會」，不少已變作「已然」。回歸之後，法治受行政系統蓄意打擊，內外夾攻（「胡仙事件」、「三權合作」、「香港學澳門」）；民主政改寸步難行，連「普選」 是什麼意思，也須由中央釋法…。這些都是李柱銘不幸而言中，不是他當年的事實指控；故董建華那時說的「抹黑」，和梁振英今天文章裏對現實的負面描述，完全 是兩回事。換作董今天還當特首，聽了梁的現在式指控，情何以堪？
梁文揭了特區政府治下什麼瘡疤呢？筆者把這些瘡疤分為三大類，逐一引梁文說明②：
（一） 經濟增長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加劇，大量市民收入倒退。他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社會階層流動戛然而止（''came to a juddering halt''）。薪酬數據顯示，一百萬人○六年的收入比九六年還少，這些人幾乎佔了就業人口的三分一，期間ＧＤＰ卻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和十七年前比，酒樓 餐廳員工少賺百分之四，快餐店打工的少賺百分之十九，開貨櫃車的少賺三成。一半人月入少於一千三百美元，百分之五少於四百一十美元。只有一成半港人擁有小 汽車，一成僱得起家傭。」
（二）政策錯誤導致居住條件惡劣，市民因此欠缺歸屬感，對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不認同。他說：「九成家庭住房面積少 於七百呎，比深圳平均還低，五成居住單位更不足五百呎。要搬進不那麼狹小的單位，機會渺茫。長期存在的土地和房屋政策令市民失去歸屬感，對香港這個世界金 融中心的地位遭受上海嚴重挑戰，九成市民漠不關心，置身事外。」
（三）政治已出問題，十年內更會出亂子：「種種問題加在一起，不難明白為什 麼香港人現在那麼不滿，為什麼把大量選票投給激進政治人物和團體如『長毛』和社民連，為什麼都相信政府和超級富豪互相勾結。這些選民，對政府政策最強調的 什麼『四個經濟支柱』、『六大新興產業』不感興趣，認為與己無關。這些政治上離心的大多數，目前而言還不致擾亂（disrupt）經濟運作和政治決策，但 十年之內香港出現雙普選之後，情況不會一樣。」
如此圖像，比不少反對派眼中的香港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為負面，稱之為「新末日論」，已然不 足，因為所描述的，九成都是現實。且不論當權派大人物梁振英如此把「家醜外揚」的深層動機是什麼（事實上筆者也猜不透），有一點卻值得提出。梁指出的種種 問題，反對派老早提出過，都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舉例說，香港的貧富懸殊，七十年代已開始加速，基尼系數一九七一年超越0.4的警戒線，九十年代突破 0.5，回歸之後直線上升，○一年已逾0.525③，現時已達0.533。這個傾向，社福界十多年來一直在講，首兩屆特區政府沒有理會，梁當時是董班子首 席紅人，若現在回想，覺得此是大問題，則他理應深自反省，不能置身事外，更不應只伸出控訴的手指，把問題當成是現屆政府「管治宏圖付之闕如」引致的。這點 基本政治道德，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不能欠缺，梁振英卻好像少了一些。
此外，梁同情香港的「蝸居者」，若是出於慈悲之心，則完全值得稱 道。但特區政府在董建華治下，想解決樓價過高的問題，推出「八萬五」，結果令港人「橫屍遍野」。梁當年是董班子中分管房屋政策之人，對災難的發生和錯誤政 策的形成，還未見他有任何詳細論述和深刻總結，現在又侃侃而談高地價，認為「那些長期存在的土地政策，令港人居所出奇昂貴並小得可憐，必須嚴肅面對，而且 愈早愈好」。解決此問題，梁振英儼然胸有成竹，筆者倒希望他先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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