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其繼承自港英殖民地傳統的管治體制。殖民地的不民主邏輯在97前尚可維持以一個19世紀的體制，透過種種體制邊際的行政改革與修補，去應付20世紀急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挑戰的格局，碰碰撞撞地勉強前行；但是，回歸後「港人治港」的新自主邏輯，及其衍生的由下而上要求當家作主的民主訴求，已令《基本法》嘗試延續的舊式行政主導體制舉步為艱。
其二，一個缺乏普選基礎的政制，不單在不斷動搖政府的管治威信，儼然成為政府的「政治原罪」似的，也在不斷腐蝕建制所不能欠缺的認受性。多年來社會 上對政府的累積不信任，驅使人們動輒懷疑「官商勾結」、及只在行使中央政府的政治旨意，令到須按憲制向中央與港人雙重負責的行政長官陷於兩面不是人的困 境。這已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缺陷的問題。
其三，踏入新世紀，一種立足本土身分意識、規劃與環保的新的「價值」與「生活方式」政治，正在迅速抬頭，主導公民社會議題，替代上世紀末的民生政 治。這既源自全球環境政治的冒起與擴散，也跟回歸後香港仍在尋找自我身分的迷惘與失落有關。不少港人既知融入中國主體之不可逆轉，但又怕香港被「大陸 化」、失去「兩制」特色和自由空間。如是，則本土行動便既有本土政治的內涵、也具大氣候政治的寓意。歸根究柢，此乃一個香港定位、何去何從的問題。
社會上確存在結構性深層矛盾
當上述3個主變數匯合時，便會產生政治內爆（implosion）的理想條件，在「反高鐵」事件中表現無遺，故對其解讀，應超越所謂「80後」的世代政治論述。
目前，社會上也的確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結構性深層矛盾——包括社會流動放緩（年輕中產出現「下流」）、貧富差距擴大、政制民主化不前、經濟結構轉型之痛等。但答案不是簡單一條，亦不能一蹴即及。若能分解處理，或可有較具反思與理性的討論空間。
香港有關大型基建項目的重大爭論，高鐵不是首宗。上世紀70年代興建地鐵， 已故的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德丞（前基本法諮委會副主任）曾力倡反對、認為多此一舉。90年代赤躹角機場計劃，無論是選址或成本造價，均備受爭議成為後過 渡期中英政治角力的焦點，更有不少人質疑機鐵的需要及成本效益。今天回望，相信主流意見會肯定地鐵及新機場對香港發展的關鍵戰略作用。
辯論的高溫度反映公民社會壯大
現實而言，香港不能在經濟增長與基建發展上停下來。經濟缺乏增長，就無法創造社會流動的新機會。不與內地經濟融合，我們的下一代就會錯過21世紀最 重要的新發展空間與機遇，落後於世界各地勇於開拓與利用中國發展勢頭的年輕人。當然，人們應關心高速增長帶來的代價——會否只強調物質主義而失去心靈滿 足？會否變成GDP主義的奴隸？會否破壞環境生態的可持續性？會否因分配不公而造成更尖銳的階級矛盾、貧富懸殊惡化？
經濟成果分配，既受市場支配，也受政治權力結構所左右。目前，由於政制認受性弱、政府決策權威性經常受到挑戰，於是造成人們動輒質疑基建利益傾斜， 令政府介入經濟的角色同樣兩不討好——一方面被人批評袖手旁觀，不肯干預，但介入時又易被套入種種陰謀理論當中。不少政策辯論往往陷入道德政治的正義與不 正義對立的桎梏裏，造成社會失去自我聆聽的能力，忘記香畢竟是一個利益多元與意見多多的社會。
如何詮釋近期的社會抗議及「80後」政治現象，正好反映香港的管治狀態。這邊廂，決策者感到煩惱及無所適從，而批評者和反對派則把一總問題簡約為 「無普選」及功能組別存廢之爭，如是，造成政策討論的日益貧乏化與空洞化，趨勢令人憂慮。可是，以另一角度看，辯論的高溫度也反映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壯大， 及其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追求。儘管民主化步伐緩慢，但是香港並非如悲情者所言正步入墮落。港人愈來愈強調參與、公民主體性強、堅持法治，而香港仍是國際上最 自由開放的城市與經濟體系。這些都是一個成熟社會的表現，有利民主發展。
香港應保留上述特色及其核心價值，不因一時的政治挫折或政策分歧而感到失望無助。對它來說，普選民主不是唯一或最大的挑戰。美國奧巴馬總 統及台灣馬英九總統的煩惱，才是香港今天和未來（及「後普選」）政府領袖面對的真正管治挑戰——即如何管理好一個多元複雜、利益錯綜、發展與保育爭持、分 配與再分配充滿張力、政府與專業權威「非絕對」化的現代化發達社會。曾特首於2007年競選連任時曾提出「十大關係」政綱，當中提出的各組矛盾與異化關係 的平衡問題，至今仍然適用，值得特區政府與社會共同反思探討。
中央應平常心面對港「動盪」之局
中國一些發達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將來面對的管治問題，也就是今天香港所急需處理好的。能管好香港，就能管好未來高速發展中的新「新中國」，因此，中央看香港之「動盪」之局，不用過分緊張，反應以平常心面對，多從正面考慮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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